第一篇: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
061公共事业管理王亮
摘要: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按形式、规章办事,尽管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很多政府机构方面的规章制度,但在习惯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按这些规范办事。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 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获致合法性并转换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法制化与规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有完备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法规;其二是有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关键字:中国政府机构国家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特别 是国家体制仍然不到位,传统国家体制的无限性和人治性色彩难退,权力并没有从 资源配置中退出去。因此,在我国形成了所谓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即资源配 置中国家对市场的功能替代式的经济体制。整个经济的运行缺乏制度化机制的规范,同时还缺少自己的独立价值理性空间。监督和控制系统缺乏实质性的制约作用,中国政府的体制也存在着问题。
一、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所谓政府机构的规范化,即指韦伯所说“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它遵循“非个人的制度”,是“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它“不因人而异”。反之,就会导致官僚的“任性专断”[1]。
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按形式、规章办事,尽管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很多政府机构方面的规章制度,但在习惯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按这些规范办事。表面上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中的官场逻辑,人们遵从领导个人的权威,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领导者个人的言行、意志不受规章制度的限制。
法制化与规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有完备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法规;其二是有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从行政法规方面看,还不够完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这是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重要病根。具体地说,三个方面的行政法规有待完善:1行政机关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内容相当简约,前者仅11条,后者13条,如此简约的行政机关组织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2]。内容过于简略,增大了法规的灵活性,也相应增大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随意性,为机构膨胀准备了制度空间;2部门组织法。建国初期,我国政府比较重视部门组织立法,1949年和1950年各颁布一部,1955年至1956年先后制定了12部。但1957年以后就停顿下来,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再重视法律依据,或者简单地走一下形式,或者发个“文件”、“纪要”甚至个别领导一句话机构就设立了。这样的机构设置既无法律依据,又无明确的职责权限,严重违背了现代行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理性化的要求,是典型的人治行政;3行政程序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权力向各个领导的渗透,官僚机构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出现自我膨胀、自我扩张的趋势;二是官僚者个人的因素如对权力的欲望、裙带关系、官官相护等正在使公共权力发生异化[3]。这样,就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监督,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目的就在这里。行政法规可以理解为行政机构的自我约束,法治行政还要求有来自外部的制约。在中国,这种外部制约从理论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党,二是人大。但在现实当中,党政合一削弱了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而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宪法规定的对政府的诸多监督制约职能长期得不到落实。于是,对行政机构的外部监督和制约往往流于形式。
二、政府职能长期不明确
政府职能问题是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中国政府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机构改革而始终走不出循环怪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职能不明确。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总体规模的扩大、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等原因,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一)对外职能,即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主要通过军队执行;(二)对内职能:1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即政府的立法、执法职能,主要通过议会(人大)、两院及公安部门执行;2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机构执行。
一个国家不论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主要建立在能否有效地执行上述职能上。但我们长期以来对政府的职能及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基础的认识都是模糊的、有偏差的。在1957~1978年间,由于党的工作重心是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政府的职能也主要以阶级斗争为主。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的职能也随之转向经济方面。但人们在对政府职能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是全能政府的观念和做法。即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深入并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和各个层面,行政机构集中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职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县级政权以下则基本上实行地方精英自治,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无法深入社会基层。1949年以后,政府的行政组织随着各级党组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发展起来,民间自治组织被纳入国家制度的轨道。一方面,中国政府机构并没有继续完善和提高执行自身职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把其他领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职能集中到政府中来,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都成为准政府组织和政府衍生物。其结果造成三个方面的弊端:其一是政府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财政负担沉重。这是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二是降低了政府行政能力。由于政府承担了太多的本不属于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执行自身职能的能力——诸如宏观调控、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等——受到削弱;其三是全能政府使政府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都丧失了自主性、独立性和创新的动力,不得不依附于政府。
误区之二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复杂的经济管理职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调控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一切经济制度都是各种规则和条例的集合,根本不存在不受调控的经济。”[4]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它干预了经济,而在于它独特的干预方式:(1)政府包办企业。这种做法除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思想的片面理解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即政府的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在于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有人担心,如果国家不控制国有企业,国家就会失去权威。”[5]但苏联、东欧国家拥有的国有企业和企业的国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却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陈锦江教授在研究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那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私营企业之所以没有成长壮大起来,不在于国家的监督,而在于国家的监督逐渐演变为官僚对企业的控制,从而窒息了企业的活力
[6]。(2)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不受限制的干预。全能政府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官本位”,行政权力垄断一切资源的配置、交换、分配,权力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再分配中起决定作用。它使投资企业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和回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了私人发展经济的热情。这种体制鼓励人们投资于仕途而不是投资于企业,更愿意走向官场而不是走向市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官本位”依然严重存在,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依然在进行,加之法治行政体制尚未健全,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扭曲变形,阻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纠正上述偏误,就必须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简单地说,要明确四个原则:1政企必须分开,官商必须分离;2政府不能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3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应当由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转向经济手段的间接控制,应是确立规则和确保规则的执行;4行政权力应该是有限度的。
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则。从九届人大决定进行机构改革以来,政府加大了政企分开和退出市场的步伐。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机构改革,贯彻中央政府的上述精神。
三、党政关系长期不规范对政府机构的影响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事实上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政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关系[7]。这种关系必然极大地规定和影响着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
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从政府行政的角度看,体现为“二元行政”或“党政双轨行政”的独特结构,即党组织不仅具有与政府机构相对应的严密的科层体制,而且具有从决策到执行的系统功能。尽管从理论上讲,只有政府才有行政权力,但事实上,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系统的权力要大于政府的行政权力。所以,有学者甚至认为,政府机构不过是党的“辅政系统”[8]。
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从今天政治生活中人们惯用的一些语言如“党和政府”、“党政机关”等可以看出这种体制的深远影响,其不易变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体制是颇能适应中国现实的。
这种缺乏制度上、法律上严格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之下的“双轨行政”格局,对政府机构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第一,机构重叠,冗员太多。党的机构的设置是和政府机构相对应的,这种平行式的双轨结构,必然造成机构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简机构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简政府机构和职能,也应包括党的机构和职能的精简。第二,职能交叉,降低行政效率。机构的重复设置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重叠。党政都管同一件事,但又没有从制度上对各自的职责和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责权不清。同时,又存在党政责权分离的现象,即党的机构往往有权无责,而政府机构却有责无权。这样,责权不清与责权分离容易造成遇事或争权夺利,或相互推诿,形成行政的低效率和官僚主义现象[9]。此外,交叉重叠也造成行政权力的分散,增加了管理和处置的环节,无形中增加了寻租与设租的机会,助长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第三,降低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政府的威信,这是以党代政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点,邓小平在1941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有相当尖锐的批评:“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10]。另一方面,双轨行政的实行,政权又统一于党权,限制了政府机构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能,导致机构的理性化无法充分实现。这既表现在行政机构的分工不细,行政权力不足,能力不高,无法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司法机构方面,党权严重妨碍了司法机构充分地行使依法独立审判的权力,不利于司法
公正的实现。第四,对政府机构的法制化不利。政府机构法制化的实现应包括来自行政权力外部的对政府机构的职能、编制、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从理论上讲,这种制约应来自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但事实上,一方面,人大的权力和地位名不符实,低于政府;另一方面,人大的权力又控制在党的系统,形成了党→政府→人大的关系。如果是在党政分开的条件下,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分立及其制衡的张力,人大还可以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面对党政合一的坚强机构,人大便处于绝对的弱势,监督和制约必然流于形式。这样,失去了外部的制约,机构改革的成果便难以巩固,往往改革一过,便又死灰复燃。
应该说,对于党政关系不规范给政府机构带来的不利影响,领导层是有充分认识的。1986年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时,就主张要分三步走:即首先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实现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下放,最后才是机构改革。他明确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11]。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理顺党政关系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前提。但在实际运作当中,由于党政分开难以实现,双轨行政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只能就政府机构进行孤立的改革,从而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并不具备党政分开的制度基础。看不到这一点,只从行政意义上推进党政分开,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给行政权力和政府机构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12]。所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只能是逐步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规范党政关系。
四、政府机构的单位化
单位组织是极其复杂的,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府机构的各个方面。比如,中国政府机构目前有行政官员800万人,按人口比例推算官民之比为1000∶6,即每千人中有六名政府官员[13]。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不算高,如美国每千人中有政府官员12名[14]。即是说,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中,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中国的一倍,但美国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感到机构膨胀的巨大压力。只有从单位的角度才能对这一矛盾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决。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下,政府机构是相对独立于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它只承担政府机构本身应该承担的职能。但在中国的单位体制影响之下,政府机构的职能就表现得更加复杂,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政府机构,而且是结构庞大的“行政单位”,单位化给政府机构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后果之一是单位职能合一导致政府机构发育不良,行政能力不足。
后果之二是造成政府机构行使超行政权力,政府机构严重膨胀。在企业事业单位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的同时,政府又承担了本来是企业事业单位的一部分专业职能。这就是中国政府机构和美国相比,尽管官员队伍规模不大,但又显得相当臃肿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逐步改革传统的单位体制,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自身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机构改革就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转换问题,而是让政府及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职能各归其位的问题。基于现实国家体制已成为中国 现代化核心梗阻的情况下,就必然要求进行新的定位与导向,构建适应现代化需要 的现代国家体制,为中国现代化奠定良性的政治环境,就势在必行。
文献参考: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3~251页。
[2]顾家麒:《从机构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272页。
[3](美)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2页,第760页。
[4]肖耿:《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页。
[5](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258
页。
[6]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7]、[8]、[9]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92页,第100页,第29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1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一期。
[13]、[14]据此推算中国的官民之比应为1∶150。去年以来一些报刊杂志所说中国现在官民之比1∶33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数字的来源是3600万:12亿人口,但实际上3600万人是指“吃皇粮”的人数,这其中有2800万是事业单位人员,行政人员只有800万。
第二篇: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朝向成熟的方向迈进,但仍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形势不相适应。需要对地方政府机构进行优化。
一、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理论
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它既受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内发展规律的支配。总体而言,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相适应,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机构设置要具有系统性,并依法进行。
(一)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从根本上要适应职能的需要
中国各级地主政府发行具体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能,诸如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领导和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公安、监察、民族事务、国防建设等工作。要承担这些具体的工作,就必须合理地设置相应的行政机构。
(二)机构设置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地方政府机构变化的总趋势是职能不断扩展,机构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
(三)机构设置具有内的在系统性
地方政府机构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具有内在的结构和发展规律。地方政府要充分履行政府职能,必须构成一个功能齐全、机构协调、运转灵活、效率较高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作为有机整体,机构才能发挥整体效益。
(四)机构设置须依法进行
当代许多国家对设置地方政府机构的性质、地位、职权、编制、工作程序等,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使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走上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防止随意设置机构的现象。
二、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较多,其中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中国地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顶峰时期的机构设置:省政
府达80-90个;市政府机构达60-70个;县政府机构达50-60个;乡镇一级也达20个左右。虽然其后几经改革,但机构设置处于精简------膨胀的循环之中,至今各级政府的机构仍然偏多。按照有关编制的规定,省级政府机关为50个左右,地区一级为30个左右,地级市为40个左右,县为30个左右。而实际情况是:省级平均超出了15个左右,其他分别超出20个、15个、10个左右。如果依照市场经济体制精简的新要求,各级地方超编的机构更多。
(一)中国地方政府不仅行政机关机构多,而且还有其他众多的政治机构。比如每个地方都有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纪委、工会、妇联、共青团、武装部等多套班子和多套人马,政府组成人员相对较多。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城市只有市长一人,很少有副职,更不用说有七八个以上的副职,其所对应的办事机构和职能机构也精简得多。
(二)中国地方政府还存在着部门内设机构膨胀,内部层级过多,以及大量设置非常设机构等问题。在内设机构方面,省级以下政府一般设立两个层级,在省职能部门称为处,在地市级以下部门称为科。也有一些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内设三级,即在处之设立科。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变相设立高规格内设机构,如省厅之下设立副厅级机构,增加行政层级和机构编制。至于各种各样的临时机构,总是寻找理由和时机转为正式机构,成为机构设置一个灰色领域。
(三)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过高,也受社会舆论的质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支支持。对财力的巨大需求和这种财力的相对不足,是落后国家发展中突出的内在矛盾。对于中国那些相对贫穷的地方来说,这个矛盾更为尖锐。然而,困扰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行政经费过高,财政不堪重负。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3600万财政供养人员,绝大部分属于地方政府及其事业单位,约占到总数的70%。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1:28。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这个比例越高。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70%用于相关人员的工资费用,还有少数地方政府要靠借贷来发放公务人员的工资。一些地方政府财政被形容为“吃饭财政”,甚至是“要饭财政”。这就使它们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发展地方经济上,乃至无力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中国一些落后地方至今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教师工资不能正
常发放,就是地方财政状况恶化的突出表现。
(四)中国地方政府缺乏法制。现代政府管理是一种法制管理。依法行政指任何行政行为都不是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的随意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和规范行为。中国在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上,虽然各级先后出台了一些规定,乃至法律、法规,但是在实践之中,地方政府机构长时期处于精简与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新中国经历了次数众多的机构改革,但几乎每一次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反弹,一些机构改革所针对的弊端,都先后复发,就是缺乏完备而有效的行政组织法律规范。
注释:
①杨凤春.论常委会在我国地方人大制度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方向.理论学刊,1999(2).②吴佩霜.“北京现象”的另类解读——让人大代表成为政治家.中国新闻周刊,2003-12-29.③杨凤春.人大代表都应成为政治家.新京报,2004-03-15.④郭道晖.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法律科学,1999(1).⑤中国青年报,2004-05-13.参考文献目录:
《中国地方政府学》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
《现代法治政府论》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
第三篇:中国商品交易所存在问题
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
证券和期货交易更是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
建立由证监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
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清整联办〔2015〕7号)
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高法院、高检院、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法制办、银监会、保监会办公厅(办公室、秘书局、秘书行政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的规定,做好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整顿规范工作,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现将《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予以印发,请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代章)
2015年8月20日
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
按照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至9月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各类交易场所现场检查。检查发现,经过清理整顿,多数交易场所能够依法合规经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但一些商品类交易场所存在违规行为死灰复燃问题,其中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违规情形尤为严重。2015年以来,针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的信访投诉剧增,反映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的整改规范进展迟缓。为有效遏制贵金属类交易场所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的具体措施与职责分工如下:
一、指导和督促媒体加强自我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信力,不为违法违规交易行为提供任何信息服务。切实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环境。(中央宣传部)
二、协调从事广告联盟业务的互联网企业以及主要网站、论坛停止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 4
及其会员、代理商、居间商进行广告宣传、业务推广、行情发布、信息发布。督导各网络媒体加强审发环节管理,不与未取得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涉及证券期货活动的商业合作,不为其提供证券期货业务类广告宣传、信息发布等服务。协调提供搜索服务和即时通信、社交网络工具的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公众搜索、使用某些敏感词时,向其提示风险。(国家网信办)
三、叫停除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贵金属经营的实体店以外的各类交易平台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期刊等媒体进行的贵金属广告宣传、行情发布等推广活动,包括交易平台会员、代理商、居间商的贵金属宣传推广活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四、加强广告监管,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贵金属交易广告,加大违法广告曝光力度,净化广告市场。(工商总局)
五、督促郑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时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所在地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采取约谈等方式,要求上述公司认真清理自查已有交易软件产品,对不符合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规定的,坚决从快予以整改完善。要求交易软件提供商进一步加强自律,对违反规定的有关企业依法予以处理。(工业和信息化部)
六、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落实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要求,不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代理买卖、支付清算、投资咨询等服务。(人民银行、银监会)
七、部署查处一批贵金属类交易场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非法经营、诈骗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公安部)
八、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白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要求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回归现货市场。贯彻落实《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做好全国商品现货市场的规划、信息、统计等行业管理工作,引导商品现货市场规范发展。(商务部)
九、在牵头拟订或审查全国或区域性改革方案、发展规划时,充分关注清理整顿有关政策,有关表述要与国办发〔2012〕37号文件关于设立交易场所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审慎审批”的要求相一致,指导各地尽量依托现有交易平台开展相关业务。(发展改革委)
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推进证券期货交易场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监管立法工作,规范有关权益和商品交易活动,明确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事项,逐步健全交易场所监管法规体系。(法制办)
十一、做好联席会议办公室各项日常工作,与各单位积极沟通协调,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进行。同时,督促各地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证监会)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现货交易模式,与商品期货交易模式的高度同质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成为我国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屡犯政策禁忌,并至今仍在不断地被政策、法规“清理整顿”的主要诱因之一。
交易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国内各类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原本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时至今日,笔者为您总结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发展中所暴露的主/ 4
要问题。
1、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交易模式、风险控制、结算方式等方面,均效仿了期货的相关机制,但却缺乏类似《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具有法律效应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准入门槛甚至低于传统市场,风险承担与其经营规模明显不匹配。
此外,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政出多门。因此,多数情况下交易所本身具有较大的特权,随意性较大,没有能对市场行为实施有效监管的第三方。另外,还包括风险管理机制缺失。
2、对现货市场的认识存在误区
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应该以服务大宗商品现货生产及贸易流通为经营目的,然而,由于其采用的交易机制与期货交易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使得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被很多人称为“准期货”、“类期货”,再加之很多市场管理者、经营者,还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误导”。这些误区、误导,导致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市场的经营者,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均未重视电子交易市场联系现货、服务现货的特点,投资者甚至无法了解到期货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的区别,而市场经营者则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一误解以获取大量盈利。
3、部分伪“非营利”模式导致市场存在利益纠葛。
现货交易所虽然是非营利性机构,但还是有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为了追求赢利,放松了对市场会员的监督管理,降低了对交易者的硬性约束,鼓励投机,造成了市场高成交、低交割,以及欺诈行为等问题的层出不穷。
这7家交易所分别是: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
在此之前,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将现货白银等八个交易品种停开新仓,26日起现货电子交易业务停止交易商开户。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下称东交所)从26日起逐步提高贵金属品种保证金至100%,停止建立新仓,并于11月16日强制平仓和下线,停止开展贵金属交易业务,未来转型为金融资产交易所。
10月30日,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称深油所)发布公告表示,包括“前海油10”等交易品种将陆续提高保证金,并自11月19日起停止创建新订单,11月30日所有交易品种正式下线。
“保证金比例提高到100%,等于是没有了杠杆,停止开仓、开户也就等同于暂时关门了。”一位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资深市场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商务部尚未批准任何一家交易市场从事原油、成品油交易,而这些交易的实质是打着现货交易名义进行电子期货交易。
信访投诉对象主要有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等。
投资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交易场所及会员机构、代理商开展违规交易”、“欺骗误导消费者”、“操纵市场”、“部分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为”等。
在这位资深市场人士看来,“在下发38号文(《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之后,各地确实关停了一批交易所,不过在这之后又迅速反弹,数量较整顿之前增加了五六倍。”他说,38号文确定了属地管理的原则之后,/ 4
审批监管权力下放,这使得交易所的审批监管出现了各地为政的局面,权力下放后彻底失控,整顿进行了四年,现在严格按照“38号文”规定来检查的话,没有一家符合规定。/ 4
第四篇:政府机构汇总
政府机构英文单词汇总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海关总署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五篇:中国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体制问题
从体制上考察我国两万余家物业管理企业,80%以上的是国有体制;如果我们再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的来源来分析,全国有70%以上属于房地产开发商自办的企业,20%属于房管所或后勤单位改制,只有10%属于产权自主型的物业管理企业。
2.法律法规滞后,体系不完善。
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立法明显滞后:20年的时间,没有国家级行业法规可以遵循。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国内第一部地方性物业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时间是1994年,而深圳成立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时间是1981年,中间有13年是法规空白期。
3.政府职能的问题
(1).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无法独立运作。
(2).政府职能错位或越位,政府仍习惯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干预。
(3).管理层、管理部门过多,物业管理手续繁杂,往往一个小区的物业企业要应付20多个部门的检查管理。
4.市场化程度不高。
(1).物业管理项目的获取大多是暗箱操作,市场竞争机制还未真正形成。
(2).市场化程度不高还表现在物业管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上。
5、物管企业规模小,难以发挥综合优势。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小,难以发挥群体优势,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存在着经济效益差,亏损严重等问题。
6、物管企业经营的风险问题
7、物业管理从业者的素质问题。物业管理行业从业者素质偏低,管理服务不到位。
原因:
1.政府方面
(1)由于以前物业管理作为房地产业的一个售后服务部门,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及物业管理涉及部门过多,因而导致物业管理法规制定不及时不完善。
(2)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本部门自身利益考虑,政企没能真正分开,而且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缺少服务意识。
(3)对物业管理的宏观管理目标不明确,是进行分业经营还是分业与联合经营共存,是强(4)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导致物业管理过分依赖于开发商,难以真正独立出来。
2.企业方面
(1)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不明,权责不清,不能独立经营运作。
(2)发展方向不明确,限于现实情况,只能以副补主和靠开发商补贴,导致物业管理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形成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对整个行业造成伤害。
(3)由于法规不完善,经营风险意识不强,导致物业管理收益与风险极不对称,一件官司往往就会毁掉一个企业。
(4)由于物业管理在国内尚属新兴行业,缺少完善规范的教育培训体系,许多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导致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3.社会方面
(1)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刚从计划经济的福利中走出来,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消费意识,还在怀念过去的“免费午餐”。
(2)业主法制意识淡薄,加之法规不完善,业主只一味强调权利而忽视相应的义务。
(3)社会关注程度不够,许多媒体只是关注所谓的新闻卖点,一有纠纷就纷纷对物业公司(4)行业协会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策:
(一)政府方面
1、物业管理重在立法
(1)从物业管理业务来看:
一是建立房屋及维修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是建立设备设施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
三是建立环境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四是建立保安保卫、消防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2)从市场主体来看,还应建立物业管理行业管理办法、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办法、业主委员会管理办法等。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及办法的制定与施行,使物业管理的管理、服务、经营、收费等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依法管理和运作。
2、政府职能的转变
(1)政府和企业一定要彻底分开。政府要加强服务意识,为广大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2)减少管理部门和管理层次,加强物业管理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实施科学管理。
(3)要建立物业管理市场准入制度。
3、加强物业管理市场的培育,鼓励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管理分业经营。
(1)限制开发商盲目组建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
(2)鼓励开发商从社会上聘请那些经过实践被业主认可的物业管理公司来进行专业化的管理。
(3)鼓励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引进竞争机制,促使物业管理行业朝高度市场化方向发展。
(二)企业方面
物业管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入WTO后参与物业管理行业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物管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三)社会方面
1.物业管理协会应积极有效的发挥作用。
2.要逐步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培养人才,为物业管理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3.社会公众应客观公正的看待物业管理这一新兴行业,加深对这一行业的了解并对这一行业的作用充分重视。
4.新闻媒体应了解物业管理行业的政策法规和行业特点,深切体会物业管理行业的酸、甜、苦、辣,加深对物业管理行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从而进行正面的引导,使业主对物业管理有一个深入地认识,促使业主形成正确的物业管理消费观念。
5.广大业主应更新观念,顺应我国房地产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增强对物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和对物业管理消费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