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一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变迁的加速，当代中国原有的单一化的社会结构正在迅速解体，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新阶层的出现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研究分析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带来的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阶层结构；阶层分化

关于社会阶层问题，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两大理论渊源，从而形成了两个理论传统：一是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另一个是以马克思·韦伯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学术界主要坚持的是以马克思阶级理论来对我国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而且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划分阶层的标准主要是政治身份和行政权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在当代的社会学理论中，学者们更倾向于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社会分层有了一套新的标准，即政治身份与行政权力，围绕这一标准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政治分层，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四个阶层：①干部阶层，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地制定者和实施者位居社会的权力中心，因此他们构成了社会的核心阶层。②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随着经济建设时期的开始，他们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虽然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但是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特别是在下层老百姓眼中）通常高于其他社会成员。③工人阶层，工人被视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是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但由于工人阶层文化程度较低，所以从事的工作基本上属于体力劳动。④农民阶层，他们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最边远地带，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及国家当时的“重工轻农”政策将他们排斥在中心社会之外，他们在各种资源（权力、社会声望、生存机会等）的分配上处于全面的弱势地位。

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如所有制结构变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分配方式多元化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等。这些重大的变化都使得我们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许多新的阶层出现

如前文所述，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有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四种阶层。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原有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阶层结构成分趋于复杂化、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研究小组对此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1]。

2、中间阶层的出现，但是比重过小

所谓的中间阶层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凸起的部分，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在我国则是指那些人们所说的社会、企业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社会阶层。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而且是整个社会中扩张最快的结构部分

[2]。中间阶层的出现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新时期的市场取向和政策导向的作用。社会中间阶层并不是某一个特定阶层的代称，而是一些具有相似特征（如收入水平、职业声望等）的若干各阶层的合称。它是在社会各阶层相互交叉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其原有的阶层界限，社会属性相同且相对泛化，包含多个阶级成员的“特殊阶层”。

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杠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中产阶级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其比重仍然较小。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的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比重已经达到35%，原联邦德国中产阶级的比重为22%，日本也已达到28.9%，而我国的中产阶级现在的比重仅有12%。现在被视为是“中产阶级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孵化的瓶颈，在高校的生源中，农村的生源比重不断下降[3]。中国下层通过中层再向社会变迁的通道已经收窄甚至堵塞，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成本加大，上层对下层的排斥已趋刚性化。

3、社会阶层分层标准的多元化

因为想要全面把握一个社会分层的状况，就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职业等。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设计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不过在当前的学术界，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纬度，并辅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对于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待。

1、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和积极影响

我国社会结构出现显著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层面的客观反映。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推动了我国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化[4]，这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流动；新的中间阶层的出现，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另外还促进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2、社会阶层分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利益冲突、摩擦、矛盾日益明显与频繁。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的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原因，因此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大。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不平等逐渐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各阶层之间经济上的差距不断拉大。近代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达到相当地步，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到0.49，实际上已超过0.50，大大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平民阶层对上层的精英阶层是一种羡恨交织的复杂心态，而上层的精英阶层对下层的平民集团则是一种强排斥与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4]。这些都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②社会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社会秩序遭受严峻的挑战和破坏。

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由于阶层分化的起点、规则、分配结果上的不平等，导致大量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使社会公正秩序遭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深度的侵蚀，阶层分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公正的制度规范的制约[5]。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以及官场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使得一些人以权谋私，侵蚀社会的公正。另外，一些企业家并非是靠自己的能力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而是靠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发财，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③社会公众不安全感增强，认同感偏离。

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变革，使得社会公众普遍感觉到不安全，且导致认同感的偏离。不仅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等，就连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不安全感；只有处于社会中坚的中间阶层的安全感指数相对高一些。而近两年来仇富心理的盛行，每倒下一个富豪，国人都拍手称快，反映出公众对富人的财富认同感的偏离。另外，现在“民工”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被视为是“潜在的小偷”，成为困扰城市生活不稳定因素，这是人们对“民工”这个社会阶层认同感的偏离而造成的。总之，在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公众普遍感到失衡，不安全感增强，对社会阶层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

三、在阶层分化终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和谐社会的建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发展，面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的消极效应，我们应该从社会结构形成的内在逻辑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出发来寻求对策。

1、采取政策引导方式，采用社会政策和制度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节，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间阶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不仅反映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其将成为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支持力量，同时还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因为它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享受着安定的生活和占有较理想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

2、建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缓解由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和谐社会应该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社会流动机制能够缓和由社会位差造成的各阶层之间的冲突，释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在比较利益面前所积累的不满，有利于化解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

3、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各种手段，在合理的限度内逐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建立社会阶层利益协调机制还包括健全利益诉求机制。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各阶层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逐步增强。但我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同政府之间缺乏对话协商，存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的问题。因此,必须健全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机制，使社会各阶层的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反映，使发生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隐患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和消除。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4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6-57

[3] 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3，155

[4]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87

[5]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10

第二篇：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课程作业

第一题：名词解释（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1、社会不平等

就是社会差别，指个人或群体间的任何差异。

2.阶级

是指依据社会资源的不同占有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群体。

2、多元分层（韦伯）

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

3、剥削

原指搜刮侵夺，现只是用{一个人的}劳动力而不给予公平的或相当的报酬。

第二题：简答（共2小题，每小题7分，共14分）

1、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2）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原因包括：

①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使他们有了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机会；

②经济体制的变化，使他们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

③产业结构的变化，使他们被分流出来纷纷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

④分配制度的变化，使他们率先进入“先富者”的行列。

2、简述社会分层中“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概念的含义

“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对主体差异活动与差异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社会角色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否基于角色扮演者的努力，人们将角色划分为先赋性角色和自致性角色。所谓先赋性角色，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或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角色。一般来讲，先赋性角色包括三种情况：一种是由遗传、血缘功能因素决定的角色，如性别角色；一种是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必经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角色，如儿童、少年角色；一种是个人出生时由社会预先规定好了的角色，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先赋性角色，主要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由社会制度因素所决定的社会角色，如阶级角色。自致角色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中的学校角色和职业角色，绝大多数是自致角色。个体自致角色的获得离不开必要的主客观条件：一是个人的主观努力，二是社会的需要，三是需要单位对个人努力给予承认，确认这一个体具有担当这一角色的能力。

第三篇：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学术报告

——谈中国当代社会阶层

入学一年来，我先后听了二十余次的学术讲座。所聆听的讲座包括：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前沿讲座，如刘老师的《国际石油合作标准合同及财务制度》等，有关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和素质培养的讲座，如李老师的《沟通理论与技巧》，王修智老师的《齐鲁文化与山东人》，王通讯研究员的的《人本时代与人才管理现代化》，陈占安老师的《关于经典著作选读的思考》等，还有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讲座，如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等。这些讲座的知识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人文素养，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众多讲座之中，自己最为感兴趣当属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一方面是自己对政治及历史学感兴趣，另一方面该讲座以独特方式将政治学跟历史相交汇，给人以新颖的感觉。所以吾想从这个话题出发，顺着政治和经济的路线，谈谈对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一）阶层划分

目前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大的框架来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还是用两个阶级分析，认为分为两个阶级，若干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第二种是进行阶级分析，把现在中国分成七个阶级，分六个阶级的也有，这一观点多限于内部学术范围里。第三种主张搞阶层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比较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

前两年，中科院进行了一个全国性调查，抽样调查了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县市六千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加权，然后在大量社会研究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划分成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其划分的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分别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

（二）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基本制度设置（如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塑下，中国社会结构以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为其显著特征。仔细考察那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人们的命运，基本上就由这些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体系所决定。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或干部阶层）的说法，实际上是对这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的一种过于简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是放弃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演化而言，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传统的多维二元身份化等级体系逐步崩溃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体系被迅速放弃，单位二元化身份等级差别逐渐丧失其社会意义，城乡二元化身份虽然继续存在，但其间的阻隔正在不断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为文化精英（包括学界名流、影视明星等）和经济精英（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国社会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团，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中国人作为个人的命运，则因为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而被重新结构化：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 将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为基础，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职业为基本坐标，并结合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识别出10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2001年，这十大社会阶层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该课题组将前者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之所以说还是一种雏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各阶层的社会位序也基本确定；但是其次，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基层社会的各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依然过大，属于社会中间层的各阶层所占比例过小（估计2001年中国社会中间层仅占全社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15%左右），从形态上看，这还是底层较大、中间阶层和上层都较小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中间层较大而底层和上层较小的橄榄型结构。

（三）阶层分化现象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一些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 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二、警惕阶层固化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国家总体上安定统一，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温饱，寿命和健康指标都有较大增长。但是社会改革领域的停滞甚至退步，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扭曲并处于一种失衡的衍化状态中。

通常意义下，竞争和分层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因为这部分人凭借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只有竞争和创造得到了鼓励，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出现过“脑体倒挂”，但总体上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门子弟是可以通过追求文凭和知识来改变命运的。

改革注重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为主，较少关注社会领域改革。随着帕累托改进模式的结束，权力的垄断和市场经济结合后的产物之一，就是一个阶层两极剧烈分化的，阶层之间缺乏公平流动机制的社会结构；一边是社会强势集团，另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情绪。

目前很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竞争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某些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凸显了这种现象。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 子弟。

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游戏”、“官二代”、“贫二代”和“蚁族”都是这个身份化了的社会的产物。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需要精英来担当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大任，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里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这样势必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温总理在一次关于“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的对话中这样表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看来，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性，以及建立一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创造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才能发展。

第四篇：xx：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第6页）为了取悦于或者说糊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书便舍“阶级”而用“阶层”。那么此书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拥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还是想糊弄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呢？这只有细读此书才能够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阶级、阶层划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此书说“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页）。因此，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第8页）。这样，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标准，但是通过把这一标准从中心位置上拿下来并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已经在体系上改弦易辙。它在反对“简单地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第4页）的同时，基本上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这样的阶层论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阶层论。当前，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并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以外，还有雇工和不雇工的两种私有制。在雇工的私营企业中，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占有雇员的剩余劳动，通过商品交换变成剩余价值。在市场中，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中，大大小小雇工和不雇工的私有者[1]再运用智慧把已经存在于社会上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捞到自己的钱袋中来（他们的代言人把这说成“创造”财富。其实这不过是对已被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在当代社会，合法的剥削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化公为私，可以看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态）[2]。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不考察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划不清阶级，就弄不清楚谁拥有剩余劳动吸吮器，谁创造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吸走，就不知道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此书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剥削，掩盖了剥削。不提阶级，掩盖剥削，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我们可以从此书的以下观点做出判断。一，它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有高低差别，社会分层现象是合理的。它说，人们应该“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第64页）“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34页）因此，“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应该“合法化和稳定化”（第34页）。不但如此，“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第65页），自然应该永世长存。二，它认为产业工人处在十个社会阶层中的第8层，处在五个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第4等即中下层（上有“中中层”，下有“底层”，见第9页）是合理的。产业工人个体应该脱离这个位置向上爬，而产业工人整体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稳定化”（第34页）。三，要求“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第119页），认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第86页），是“主导阶层之一”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第86页）。这个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主导性”社会地位应当得到“明确”和“社会认同”（第86、87页）。执政党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基础向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即把这三个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实行这种“倾斜”，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到2000年底，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者已达三千多万户；私营企业已达一百七十多万户；直接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已达三百多万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构成民族资产阶级主干的资本家16万人的24倍多。这个事实表明，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已经形成。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由于消灭了私有经济成分，因而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实体，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现实功效一度不够明显的话，那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再生就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功效重新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如果否认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梦幻，不能够凭咒语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现或消失。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只要还有私有经济成分，只要还有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社会成分即阶级，那么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随之产生的阶级斗争就不请自到，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挥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能够在事实上取消得了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也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善、雇员待遇的提高，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二百年来进行长期

不懈的斗争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时不应当用“双赢”的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要启发无产阶级自己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对于此书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问题的分析，就到这里。下面说一说此书的一些硬伤。一，第97页说，“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约有2·64亿农业人口没有进行土地改革[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约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暂不实施）。在此之前，地主阶级作为实体并未消灭。而资产阶级直到全面公私合营后，即1956年以后才不再作为实体存在。一个以研究阶级阶层状况为题的专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让人没有想到的。至于“主要只”这种语法错误就不值一提了。二，第61页说“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按照此书别处对“主导”一词的用法，以及人们的历史常识，农业社会的主导“阶层”[6]并不是农民，在农业社会的前半段是奴隶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也心里不踏实，所以在紧接着说工业社会时就不提谁是主导阶层了。三，第16页说，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第86页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者”（第119页、120页也有市场经济“组织者”的提法）。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内部才实行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直接分配，即计划调节，才有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只能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亦即通过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并不存在统一的组织者。固然一些实力雄厚的经济主体（如大垄断财团、跨国公司、政府等）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是这同充当整个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不同的两码事。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经济主体才有组织者，而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有组织者。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点又可能是此书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着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所谓“组织者”的话，那么有资格充当这个“组织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只能充当归其私有的本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不能充当任何种类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四，第15页出现了“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的提法，把“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并用。“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表示清楚。我们知道，“私营”是针对“公营”（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说的，“民营”是针对“官营”（政府经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不少这种企业）说的。不仅私营企业是“民营”的，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资料联合占有状态中集体经营的企业也是“民营”的，不能说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是“民”，全体公民不是“民”。虽然私人老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都是“民”，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却是“公”的。因此，“私营”同“民营”属于相容概念，“民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是真包含关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认私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是全同关系，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没有弄懂，另一方面则表明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不过是偷运“私营企业”的一种手法。五，第57页说；“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虽然它借助于“凡”“一般”这种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语言来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为一谈的错误还是很明显的。六，在第50页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中间层，而到了第51页又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上层，自相矛盾。等等。像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琐碎，就不说了。虽然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为一个课题组的集体成果，存在这样的疏漏，毕竟是不应该的。

第五篇：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最终版）

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

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第6页）为了取悦于或者说糊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书便舍“阶级”而用“阶层”。

那么此书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拥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还是想糊弄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呢？

这只有细读此书才能够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阶级、阶层划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此书说“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页）。因此，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第8页）。这样，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标准，但是通过把这一标准从中心位置上拿下来并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已经在体系上改弦易辙。它在反对“简单地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第4页）的同时，基本上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这样的阶层论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阶层论。

他们的代言人把这说成“创造”财富。其实这不过是对已被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在当代社会，合法的剥削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化公为私，可以看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态）[2]。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不考察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划不清阶级，就弄不清楚谁拥有剩余劳动吸吮器，谁创造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吸走，就不知道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此书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剥削，掩盖了剥削。

不提阶级，掩盖剥削，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我们可以从此书的以下观点做出判断。

一，它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有高低差别，社会分层现象是合理的。它说，人们应该“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第64页）“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34页）因此，“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应该“合法化和稳定化”（第34页）。不但如此，“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第65页），自然应该永世长存。

二，它认为产业工人处在十个社会阶层中的第8层，处在五个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第4等即中下层（上有“中中层”，下有“底层”，见第9页）是合理的。产业工人个体应该脱离这个位置向上爬，而产业工人整体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稳定化”（第34页）。

三，要求“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第119页），认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第86页），是“主导阶层之一”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第86页）。这个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主导性”社会地位应当得到“明确”和“社会认同”（第86、87页）。执政党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基础向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即把这三个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实行这种“倾斜”，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

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

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

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

如果否认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梦幻，不能够凭咒语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现或消失。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只要还有私有经济成分，只要还有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社会成分即阶级，那么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随之产生的阶级斗争就不请自到，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挥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能够在事实上取消得了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也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的改善、雇员待遇的提高，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二百年来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的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时不应当用“双赢”的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要启发无产阶级自己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对于此书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问题的分析，就到这里。

下面说一说此书的一些硬伤。

二，第61页说“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按照此书别处对“主导”一词的用法，以及人们的历史常识，农业社会的主导“阶层”[6]并不是农民，在农业社会的前半段是奴隶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也心里不踏实，所以在紧接着说工业社会时就不提谁是主导阶层了。

四，第15页出现了“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的提法，把“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并用。“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表示清楚。我们知道，“私营”是针对“公营”（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说的，“民营”是针对“官营”（政府经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不少这种企业）说的。不仅私营企业是“民营”的，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资料联合占有状态中集体经营的企业也是“民营”的，不能说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是“民”，全体公民不是“民”。虽然私人老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都是“民”，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却是“公”的。因此，“私营”同“民营”属于相容概念，“民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是真包含关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认私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是全同关系，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没有弄懂，另一方面则表明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不过是偷运“私营企业”的一种手法。文秘114版权所有

五，第57页说；“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虽然它借助于“凡”“一般”这种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语言来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为一谈的错误还是很明显的。

六，在第50页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中间层，而到了第51页又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上层，自相矛盾。

等等。

像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琐碎，就不说了。虽然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为一个课题组的集体成果，存在这样的疏漏，毕竟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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