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作业1

第一篇：犯罪学作业1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所谓“维稳”主要是指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一是打击和控制犯罪，二是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一、中国维稳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0 年中国的GDP 增长10.3%，年度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看，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

(一)寻求有效控制犯罪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先后在1983 年、1996年、2001 年、2004 年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针对刑事犯罪的“严打”活动，其效果表现为犯罪率经过1—2年的短暂下降后迅速反弹，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严打”具有震慑犯罪的功能，但不是抑制犯罪增长的治本之策，我们必须转变“严打”的治理模式，寻找控制犯罪增长的长效机制。

1． 流动人口及其犯罪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统计，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2.11 亿人，外出从业6 个月以上农民工1.45 亿人，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8.7%，若加上6 个月以下外出农民工，约占流动人口的90% 左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可谓“史无前例”。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就已经面对大规模流动人口所带来的两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1 一是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二是留守儿童问题。

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建设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同时，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日渐凸显。广州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 年外来人口犯罪仅占广州市犯罪总人口的3． 5%，2002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1990 年、1993 年、1996 年、1999 年、2002 年五个年度外来犯罪者的职业结构调查表明，农业户口占很大比例，均占到了84%左右。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凸显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并未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由于一直缺乏对流动人口有效管理和服务的有效对策，流动人口的犯罪数量持续上升，其与城市化加速、流动人口增加以及城市管理无良策等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关于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产物。因城市生活成本高，孩子就学难、就医难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农民工让孩子们留守农村，由老人和亲属抚养。从2009 年的统计看，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5800 万人，与留守儿童问题相伴随的还有流浪儿童的大量产生，民政部每年救济流浪儿童51 万人以上。留守儿童和流浪儿童生活在缺少父爱和母爱、缺少良好家庭教育的环境中，社会化过程严重受阻，其中一部分人将成为未来犯罪的后备军。

因此，解决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问题是控制流动人口犯罪，进而有效控制全国犯罪增长的治本之策。

2．“相对贫困”与财产犯罪

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社会富裕起来了，但是贫富差别迅速拉大，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的企业改制和承包，股票期货市场的建立与迅速膨胀，城镇住房体制和房地产业改革等，使贫富 2 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逾越。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城市“个体户”创造出了“万元户”，那么，企业改制和承包创造了“十万元户”和“百万元户”，房地产业的改革又创造了“百万元户”和“亿万富翁”。“一夜暴富”以及巨大财富的诱惑从两个方面刺激着中国犯罪的增长。一是经济领域的犯罪迅速增长，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人数不断刷新，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数额不断曝出新高。二是经济差别迅速拉大带来的超前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巨额资金和财物的流动，刺激着具有犯罪人格者的“攀比”和“暴富”心理，以巨额现金为目标的杀人、抢劫银行运钞车、绑架勒索等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因此，采取有效措施，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是有效控制犯罪特别是财产犯罪持续增长的治本之策。

3． 恶性暴力犯罪与社会冲突

2010 年初，在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的以小学、幼儿园为攻击对象的“屠童惨案”，由于媒体的报道而让社会震惊。如今，“屠童惨案”的犯罪者已伏法，小学、幼儿园已增设保安，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警察在放学时段在校门口巡逻防控。这类恶性事件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它留给社会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这些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精神病史等因素分析，至少留给我们三点思考:(1)这些人大多是社会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比较艰辛。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但是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给弱者 和失败者以生存机会，社会福祉惠及弱势群体，避免他们走上暴力犯罪的绝路，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2)从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看，他们都曾遇到过挫折，如失业、失恋、家庭纠 3 纷、拆迁补偿等。他们将愤怒、仇恨迁移至社会，并残忍地指向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以杀害最多的人、造成民间最大的痛苦和恐慌、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这类犯罪惨不忍睹，无法宽恕!但社会必须思考如何化解矛盾，积极开展心理咨询、司法援助，防止愤怒、仇恨转移，迁怒社会。另外，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适度减少仇恨教育，加强“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和“博爱”教育，弱化“挫折与复仇”的心理定势。(3)系列“屠童惨案”也使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管理问题凸显。竞争社会增大了人们的紧张感和挫折感，精神病的患病率增加，如何防止他们危害社会安全，政府的医疗投入及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尽快完善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体制，做到政府资金投入到位，治疗到位，生活保障到位，并将精神病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放臵于社区。

(二)化解基层矛盾与维稳机制建设

从2004 年起中国的信访总量持续下降，表明各省市对信访工作的重视，机关干部下基层化解社会矛盾已初见成效。但这并不等于大量的社会矛盾已经解决，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已经建立和完善。至少还有4 类社会矛盾在基层聚集，如不能从源头予以解决，“维稳”只能是治标之举。

1．“拆迁”中的干群冲突

面对“国际金融风暴”，2009 年，中央财政投入4 万亿元以缓解“金融风暴”对国内的影响，由此带动了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的加速，同时，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臵换”也形成热潮，全国有20 多个省市出台了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 4 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带来了2010年“征地补偿”、“暴力拆迁”，恶性案件、群体事件频发，干群冲突、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

从2009 年11 月13 日，成都市天回乡金华村妇女唐福珍因城管强拆，在楼顶天台自焚之后，2010年3 月25 日，河南睢县农民因非法征用、补偿3 年未兑现找乡长说理并发生肢体冲撞后被拘留;3 月31 日，新郑市一农村妇女因不满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被拘留;3 月27 日，江苏东海县陶惠西父子不服310 国道施工拆迁，点燃屋内汽油自焚;4 月13日辽宁庄河市千名村民因征地补偿和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到市政府门前下跪;4 月21 日，河北邢台村民孟建芬拆迁中被铲车碾压受伤死亡;10 月17 日，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委会主任带队集体抵抗政府低价强征土地;10 月9 日抚顺市大乡小瓦村16 岁少年抗拒征地上访，杀死截访者，900 名村民签名为“凶手”求情。

信访是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当一些民众试图通过信访中的“走访”方式解决矛盾时，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维稳是第一责任”，或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截访”、“堵访”，甚至违反《宪法》私设公堂，关押上访者，或轻率地将警力推到解决干群冲突的第一线，进一步激化了干群矛盾，造成警民对立。

2． 劳资冲突

从2010 年网络舆论调查显示，在各种社会冲突中，“劳资冲突”仅次于“官民冲突”，居舆论关注的第二位。2008 年中国进入《劳动合同法》实施元年，2009 年企业职工维权意识和加薪意识高涨，由政府介入的劳资纠纷达到60 余万起。2010 年 5 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罢工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传统产业的罢工，如平顶山集团的工人罢工;二是外资或合资企业的罢工，如广东佛山本田公司的罢工，罢工主要表现为薪酬、五险等利益博弈。劳资纠纷的主体是“农民工二代”，被称为“比他们父辈更具权利保护意识的新生代”。不过，笔者在对中小企业负责人访谈时了解到，2010 年一些中小企业继续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订单减少，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劳动合同法》执行使许多中小企业不堪重负。这些企业多以粗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靠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为职工上“五险”，使许多企业无利可图，甚至大幅亏损，一些老板丢下企业跑掉，工人失业、工资未发，他们反过来找政府，致使劳资矛盾、工人与政府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

3． 家庭伦理与家庭结构性冲突

中国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体，与传统的几世同堂的“扩大型家庭结构”相比，稳定性大大降低。近年来，家庭结构进一步小型化的趋势明显。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小型化加剧了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据民政部统计，2003 年－ 2009 年中国连续7 年离婚人数递增;2009 年，全国的离婚夫妇246.8 万对，比上一年增加了19.9 万对，达历史最高。离婚家庭的大量增加，致使孩子抚养与家庭教育问题突出，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世纪90 年代之前，房产为国家所有，家庭的财产分割问题并不突出，1991 年开始的住房改革，以及近年来房产价格飞速攀升，使家庭财产的分割矛盾日益突出，传统家庭伦理遭遇重创。因对房产分割不满，兄弟姊妹之间反目为仇，不履行对老人 6 “精神慰藉”的“家庭冷暴力”现象增加。2009 年以来全国发生的多起“杀亲灭门”案和“屠童案”，其犯罪者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多与家庭教育、婚姻家庭的不幸、家庭财产纠纷以及家庭伦理混乱相关联。这些案件和现象迫使我们去思考，“是不是我们社会的细胞—家庭出了问题?”家庭细胞的病变会带来整个社会机体的病变，家庭的不稳定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拆迁”中的干群冲突、《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劳资冲突、村民换届选举中的势力冲突、家庭伦理与家庭结构性冲突等在基层聚集，使近年来维稳问题变得愈加突出，认真研究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并采取措施逐一解决，才是保障社会长治久安之策。

二、中国维稳的对策建议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维稳”需要以推动社会建设为基础，需要社会管理创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治标之策，“维稳”必须考虑不稳定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并下力气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建立起可持续维稳的制度机制，才是“维稳”的治本之策。

(一)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

城市化也称为都市化，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科学地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会促进社会稳定，有效降低犯罪率。比如，“强拆”问题除了土地财政的诱惑、领导干部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外，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也是其重要原因。由于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政府与村民、企业与村民缺少协商博弈的时间，政府以行政命令压服，企业以非法手段治服，使得民怨四起。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香港市建局确定建设目标后大约用6 年至6 年半的时间完成一个项 7 目，其中规划、协商、收地、清场工作需要3 年半时间。充分协商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

(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发地调整和根本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政府痛下决心，调整和逐步理顺利益分配格局。贫富差距缩小会消减社会的“相对贫困感”，减少由此带来的仇富仇官心理，达到官民和谐、商民和谐、企业主与工人和谐、富有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和谐，减少阶层之间的冲突，降低社会的犯罪率。

(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

在户籍改革方面，应积极探索户籍管理与公安的治安防控相分离，而与政府服务于百姓的福利制度相结合，与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权益和福利保障相结合。使流动人口的户籍申报由现在的被迫转变为主动积极申报。因为申报的目的不是为了接受“管控”，而是让自己和家庭享受所在地区的更多社会服务。户籍管理应由公安机关管理过渡到由市区政府内设的户籍管理部门管理。这一管理机制的转变，一方面容易实现户籍与区域社会福利和社会教育的联动，有利于密切政府和民众的联系，也使户籍管理更加人性化;另一方面，户籍管理与警察治安管理分离，更有利于公安机关集中精力做好案件侦破与犯罪治理。

(四)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

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犯罪比例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城市和农村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板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不仅会遇到城市繁华的诱惑，而且城 8 市的匿名性、竞争性、非血缘的业缘文化的冲击，也会给其带来心理的不适应。为此，应当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组织帮助他们摆脱各种困境;二是城市的歧视性政策使农民工在收入分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低人一等，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以及“贫民窟”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容易导致其产生与城市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亚文化，加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滋生犯罪价值观，带来区域性犯罪的增加。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同城待遇”的改革步伐，通过政府和企业建设、发展廉租房等手段，帮助农民工改善居住条件，摆脱“贫民窟”式的生活环境。城市应当积极地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使其享受城市义务教育，让农民工能够安心地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城市，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既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也是抑制和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途径。

(五)扩大社会福利的辐射力度和范围

近来网上热议“2010 年国家公共安全财政支出达5140 亿元，接近国防开支”。一些专家和网友建议削减高额的公共安全支出，将其转移至社会福利方面。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有价值的。从国外的经验看，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既有扶助贫困、缩小经济差距的功能，也有控制由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而引发犯罪的功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增，适时适度地扩大社会福利的辐射力度和范围，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受益，会促进犯罪的预防工作，这比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进行“严打”或建造更多的监狱更具有稳定社会的长远功效。

(六)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

2004 年9 月公安部发出通知，拟用3 年时间取消实施了40 9 年的“治安联防”制度。传统的“治安联防”将逐渐被保安公司提供的专职治安保卫所替代。随着社会治安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群众“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群众与警察、群众与治安管理机构的关系在疏远，群众参与犯罪治理和预防的积极性在降低。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群众对犯罪的举报率降低，并由此带来破案率的下降。

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警察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是，为了警民和谐和化解社会冲突，我们应当规范警察的行为，在官民的利益博弈中，在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博弈中应建立起谈判协商机制，慎用警力。我们探索21 世纪中国新型的警民关系，首先必须让群众更多地了解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的工作性质、工作流程。如果治安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变成了神秘化，变成了普通百姓无法接近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脱离群众，检举率无法提高，犯罪率难以控制，警民之间隔阂加大，无法达到综合治理的最佳效果。

(七)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

社区是现代都市的重要载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家庭建设的基础平台。2010 年北京市大兴区、昌平区实施的“村庄全封闭管理”被誉为“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的积极探索和尝试”。但是从犯罪学的角度看，以围墙、街门、岗亭为主要特色的“村庄全封闭管理”，对预防入室盗窃、缓解人们对入室盗窃的恐惧等具有一定效果。但对类似于2009 年发生在大兴社区的“杀亲灭门”等突发性暴力犯罪的预防效果甚微，也很难带来总体犯罪率的下降。

在社区预防犯罪，建围墙等是“堵”的办法，至多只是治标 10 之策，我们必须从治本的角度加强新型社区建设，通过社区服务、社区咨询、社区讲座、社区培训、社区庆典等多种方式改善社区的人文环境，凝聚社区居民，提高居民素质，鼓励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参与邻里和家庭冲突的调解，参与青少年教育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环境的改善。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压力与犯罪、与社会冲突的关系紧密，需要建立社会“缓压阀”，以社区为中心建立起行为疏导、心理咨询系统，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有效管理。

我们的社会必须强化家庭建设，使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康起来，要倡导中国传统的家庭美德，强调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强调婚姻和家庭的社会责任，用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篇：犯罪学作业 2

犯罪学作业

一．请结合社会失范理论论述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及治理策略 答：社会失范字面意义为没有或失去社会规范。在社会学中，主要指人们对什么是适当的社会规范的理解存在的本质上的分歧。

迪尔克姆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失范是由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变尚未完成而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快于这种分工所要求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某些方面便受到不适当的控制，从而导致失范。迪尔克姆还把失范与现代社会的病态相联系。例如，他在《自杀论》一书特别研究了失范型的自杀。失范型自杀就是在社会规范对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人们陷入矛盾状态之中而容易引起的一种自杀。他认为社会越是失范，自杀率就越高。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萧条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事件都会有所增加，因为上述两个时期均置人们于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作用，生活变得漫无目的，自杀便容易发生。默顿修正了迪尔克姆的心理学假设，他将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更改为规范冲突。在他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分析中，他认为，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文化所规定的目标统一欲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之间的分离，是造成人类不幸的原因。当人们不能用合法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失范就产生了。但人们也可以通过遵从、革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造反等不同方式去适应这种失范，以这些方式去抵制社会规定的目标或手段，抑或同时抵制它们两者。

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社会变革, 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 普遍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失范现象。中国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 必然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它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剧烈振荡性的失范, 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失范。因此, 我们应当关注与重视现实生活中社会失范问题的研究, 探寻社会失范的原因, 分析失范的特征、危害,着力于矫治与控制, 重建适应生产力发展新的社会规范体系, 保证改革持续、深入、有序地进行下去。

社会失范的表现

1.社会失范的表现之一: 在经济生活领域里的欺诈、诋毁、贬低、引诱、胁迫、虚假广告、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2.社会失范的表现之二: 在政治生活领域里“权力的私有化”和“权力的资本化”

3.社会失范的表现之三: 思想、文化生活领域里的价值失范与道德失范

4.社会失范的表现之四: 在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政治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不同的价值观的冲撞,引起了社会主体的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

概言之, 以上不同领域出现的失范行为,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彼此影响, 构成了社会的局部失范状态, 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解决、纠正、控制这类失范行为是比较困难的, 这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反复证明了的一个事实, 对此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社会失范在流动人口犯罪中的作用

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道德伦理的失范

流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外地到本市迁徙的过程同时也是脱离旧的社会关系、伦理束缚，进而融入新群

体、接受新观念的过程。其间存在价值虚无化的风险。一是存在犯罪匿名效应。匿名效应即一个人进入陌生环境时，如果处于匿名状态，即无人知道其身份，那么他的内心约束力就会小得多，就更倾向于放纵自己的行为。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日益增强，但大量流动人口并没有成为城市的新市民，而是成为“隐形人”。一方面，城市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设置了较高的壁垒，只是给予他们带有歧视性和约束性的暂住人口的身份，而缺乏配套的社保福利待遇，这把流动人口边缘化的同时也打击了其主动公开身份、申报暂住登记办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很多流动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城市只是他们开拓眼界、见识世面、临时谋生的场所，他们更倾向于在各个城市之间频繁流动，无拘无束地生活，扮演着过客、打工者、寄居者、自由人的角色，而不急于让自己归属于特定城市，也就缺乏向城市表明自己身份和来历的意愿。这都增大了流动人口漏管失控的风险。二是存在价值观冲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要依托，由此衍生出勤劳、节俭、淳朴等美德，但在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化中，这些传统美德受到质疑。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人脉、智力等要素在经济链条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农民工仅有的劳动力要素处于相对过剩的弱势地位，农民工靠辛勤劳作很难出人头地，甚至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恶意欠薪、劳动保护落实难等原因，农民工微薄的血汗收入也经常得不到保障，勤劳致富似乎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金钱越来越成为主导各种社会关系、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力量，人们对金钱的膜拜和追求胜过一切。由此衍生出劳动无用、做工不如做“鸡”、笑贫不笑娼等消极观念和仇富、暴富心理。这为流动人口群体内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高危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柱。在匿名效应和价值观冲突的双重作用下，流动人口缺乏道德法制观念和亲属社会关系的约束，往往存在“破罐子破摔”的放纵心理、“干几票就溜”的流寇倾向、自以为人不知的侥幸心理等。一些农民工经受不住利欲诱惑而稀里糊涂误入歧途;一些侵财犯罪惯犯往往四处流窜作案，即便被抓也拒不悔罪招供;一些暴力犯罪嫌疑人在城市因无牵无挂而有恃无恐，一旦行凶即迅速千里逃亡，这些都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流动人口犯罪防治对策

（一)关注民生，推动城市发展共建共享

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不应成为城市的拖累。城市化必然伴随

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汇集。因此，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应把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纳入发展战略通盘考虑，积极吸纳、激励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建设。一是引导流动人口充分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无工可务、游手好闲，就容易聚集滋事、扰乱治安，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为其劳动就业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要在畅通就业渠道上下功夫。劳动部门和社区街道可在人才市场、流动人口聚居区实时发布招工信息，为流动人口应聘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引导其走进工厂、企业、建设工地;可针对厦门的用工需求，免费或依托用人单位开办各种技能培训班，把无业、失业人员打造成有用之才;可积极引导流动人口就业方向向餐饮、家政等服务性行业转移。另一方面，要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下功夫。流动人口在外出打工时遭受的待遇过低、克扣工资、人格侮辱、超时劳动挨打挨骂等种种不公正待遇不仅影响其就业务工的积极性，加剧了劳资对立，而且往往刺激务工者萌发报复心理，产生治安隐患。劳动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在全市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工资支付保障，主动介入调处因劳资、劳动合同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引发的纠纷，支持农民工合理合法维权，依法查处企业恶意欠薪案件。二是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城中村”居住条件、生活环境较差，治安秩序比较混乱，但因其房租低廉而聚居着大量暂住人口。对于“城中村”的改造，一方面，应加大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逐步推进片区旧村改造工作，以改造促整治，以建设促管理，使“城中村”的社区面貌得以根本改观，让“城中村”现象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渐消除。另一方面，应积极运用经济、政策杠杆解决旧村改造过程中数十万流动人口的分流安置问题。可引导传统制造业向岛外转移，带走一批务工人员;可根据城市发展整体需要，在岛外为流动人口建设一批外口公寓、廉租房、周转房，鼓励流动人口向岛外发展;对于岛内发展所需人才、工种，可由政府或企业为其提供保障性住房或一定的住房补贴等。三是为长住人员提供市民化待遇。实践证明，歧视性政策会人为造成社会隔离，对城市的长治久安无利有害。城市要实现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逐步破除二元户籍管理方式，给长住城市的流动人口以市民化待遇。应继续探索实行居住证制度，降低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门槛，推进其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同等待遇，使其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主人翁。(二)与时俱进，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方式

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管住了人就管住了社会、管住了治安。流动人口管理是一

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在社会开放度、人口流动性大为增强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向创新要效益。一是整合提升管理合力。党委政府要理顺工作机制，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部署、规划，构建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做实做强“一站式”服务管理。公安机关不可能也不必要包揽全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而应把管理工作落脚在治安防控上，把有限的警力投入到重点高危人员动态管控和打击违法犯罪上;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房管)、人口计生、税务、工商、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做好流动人口动态信息的采集和相应服务管理工作。可借鉴广东经验，实行流动人口“一证通”管理，即向流动人口发放居住证作为其身份凭证和在城市进行就业、租房、住宿、参保、纳税等活动的通行证，对居住证使用信息进行实时采集更新，引导鼓励流动人口登记办证。同时，用立法手段来规范居住证的使用，如禁止企业招收无证务工人员，禁止房东接纳无证租客等。通过“一证通”管理，实现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使相关管理部门对流动人口底数清、情况明，行知去向、动知踪迹，防止流动人口漏管失控现象的发生。二是推广信息化手段应用。传统的“户籍+ 单位”的管理模式如今已失去意义，必须积极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新机制。应由政府牵头，打破各职能部门人口管理信息网络之间相互割裂、互不兼容状态，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实有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对治安管理、劳动就业、选民登记、房产登记、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工商税务、金融消费等各种社会活动信息进行系统整合和信息关联，畅通信息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渠道，实现对流动人口动态活动轨迹的全程掌控。要明确各部门、单位、行业场所信息采集共享的责任义务，确保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录入，实现流动人口实名、实数、实情、实时登记。公安机关要把信息化应用作为深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引擎，大力开展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实战应用工作，运用“大情报”平台进行信息比对碰撞、研判预警、轨迹联控，侦控列管高危人员，抓捕负案在逃人员，通过抢占信息化这个战场制高点，赢得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主动权。三是引导流动人口和社会力量共管共治。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难以实现对动态社会的有效管控，政府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应由控制、防范型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应积极吸纳流动人口参加社区服务、文化共建、基层党建、民主选举、志愿者服务和各类文体活动，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工作，鼓励和

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家园。应主动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和引导同乡会等流动人口自治组织和行业协会、保安组织、业(出租房东)委会、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发挥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引导流动人口自管自治。

(三)立足实战，完善流动人口犯罪侦防机制

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公安机关应从流动人口犯罪的规律特点入手，建立完善符

合实战要求的侦防机制。一是紧抓关键环节，强化重点嫌疑人员轨迹联控。根据监所统计，在“住”这一环节，厦门作案流动人口73%租房，9%留宿在旅馆、桑拿足浴场所;在“玩”这一环节，网吧、KTV、台球室、游戏厅、溜冰场等都是其经常落脚点;在“销赃”环节，67% 在本市销赃，主要销赃渠道为废品收购店、二手电脑手机市场、金银首饰店等。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以上场所、行业的管理，尤其要落实住宿场所留宿人员信息登记录入制度，推行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在娱乐场所和可能销赃场所发展治安信息员，提高重点人员的发现率、在控率和处置率。二是准确研判警情动态，开展有针对性的巡逻查控。一定区域内时而发生的某种类型犯罪如果长期得不到关注和惩治，该类案件就会泛滥激增，成为该区域的多发性案件，其原因类似于“破窗效应”(即如果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块窗玻璃又没有得到及时修补，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根据监所统计，对于流动犯罪人员来说，增加警察、治保人员巡查密度和加大打击力度最有可能减少犯罪。从公安机关的工作实践看，通过巡逻盘查抓获犯罪嫌疑人一直是打击“两抢”、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的重要手段。公安机关应在准确及时的警情分析研判预警的基础

上，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巡逻查控力度，做到治安重点区域“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使犯罪分子不敢为所欲为。三是积极培养治安信息员，实现对违法犯罪精确打击。受限于交通条件和对周边治安环境、居民习惯特点的熟悉度，流动人口犯罪倾向于驾轻就熟、就近作案，表现出作案地点距离其落脚点先近后远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派出所可以在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出租房东、闲散人员、被抓获轻罪人员中以及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主要活动、销赃场所发展治安信息员，以掌握辖区内重点、高危人员的实时动态信息，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和作案嫌疑人。

二．请运用防卫空间等犯罪学理论论述我国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策略

答：城市犯罪空间理论

国外的城市犯罪空间理论是我国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研究最直接的理论来源。该类理论及相关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进程：1.起源——制图学派。其突出特点是使用地图描述犯罪的地域空间差异，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自然与社会原因。二战后，制图学派研究的空间尺度从一般地域转向了城市内部分区。

2.前进——芝加哥学派。1930 年代以后，美国芝加哥学派以芝加哥市为案例全面开创了犯罪的空间生态研究，形成了犯罪空间研究的生态传统。其创立的一套研究技术多次被应用到美国和世界其它城市中去，对探索城市犯罪的特点与形成过程发挥了一定作用。3.推动——犯罪地理学。美国第一本犯罪地理学教科书于1974 年出版。犯罪地理学着重研究犯罪的地域特征和形成机制，并运用多种新技术、新手段，从空间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对城市犯罪空间研究的特殊优势，推动着许多地理学家投身于分析功能更强的实证研究中去。4.跨越——环境犯罪学。1981 年，《环境犯罪学》一书出版。尽管其科学理念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从犯罪原因的挖掘到犯罪的空间特征分析，再到利用空间环境的设计来预防犯罪，环境犯罪学诸学说开启了一个学科的跨越，为犯罪诸学科实现实践价值作出了贡献。

国外城市犯罪的空间研究有3个标志性成果。1.可防范空间学说。1972 年，美国出版了有广泛影响的《可防范空间》一书。该学说认为，城市高层住宅社区是犯罪的温床，单纯依靠强化警力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防范犯罪的根本措施是通过环境设计手段创造出不利于犯罪的“可防范空间”。2.情境犯罪预防学说。最早源于英国，认为城市青少年是否有越规行为，主要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的当时“情境”有关，主张把“消除产生犯罪机会的情境”作为预防犯罪的重点。3.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学说。该学说继承“可防范空间”学说的主要观点并吸收“情境犯罪预防”学说的若干原则，主张通过设计和建设不利于犯罪活动的环境，做到罪前有效预防犯罪。1980 年代，日本一些城市在犯罪高发区段进行的“防范道路”的设计，取得了明显成效。1996 年,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一届CPTED 大会,并成立国际CPTED 协会，此后每年召开年会并延续至今。

城市犯罪的空间研究既获得很多认可也招至了一些批评。本文认为：1.此类研究是一种积极应对犯罪问题、试图在罪前压抑犯罪的学术思潮，打破了传统犯罪学纠缠犯罪原因的沉闷局面，是一片清新的、充满创意的学术领域。2.此类研究从“空间”着眼，从“空间环境设计”入手，弥补了传统犯罪学各领域忽视犯罪载体的缺陷，学理上站得住脚。3.此类研究对城市空间的理解有简单化之缺憾，除了建筑和其周围的空间外，普遍存在的边际空间、移动空间，以及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等，都没有进入研究视野。4.此类研究重视了罪前的“预防”，却忽视了罪前和罪中的“控制”。5.此类研究的科学理念和实践道路，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城市犯罪作为反人类、反社会的恶行，理所当然地会遭到社会各层面的反击．而反击的手段既有科学也有盲目，反击的力量既来自有组织也来自于自发，反击的效果既有事半功倍也有事倍功半．反击的成功与否，与有无正确的理论指导有很大关系．空间防控是科学的、有组织的、能起到事半功倍作用的犯罪防

控方式．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理论体系除了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外，更应回答“如何做”． 开拓空间防控的具体实施途径

第一，推进新型城镇化，为空间防控打下社会基础．新型城镇化是在总结传统城镇化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提出的一条崭新的、健康的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在发展背景、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主体、发展方式与发展动力等方面，与传统城镇化有根本的不同［２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坚持走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培育城镇化的强大动力机制，为城镇化搭建多层承载平台，实施集约经营，营造优良环境，追求功能优化，促进城乡统筹，构建社会和谐，适度控制城镇化率的提升，积极追求城镇化平的提高．在新型城镇化开启的城市社会变革中，城镇化的各种负面效应逐渐消弭，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对犯罪的影响逐渐淡化，城市犯罪空间的致盲因素逐渐消失，犯罪的空间防控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构建城市犯罪综合防控体系，为空间防控框定任务．城市犯罪问题是各种可能刺激犯罪的因素共同在城市空间环境中孳生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犯罪问题的根源和激发犯罪案件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解决犯罪问题和避免犯罪发生必须以综合的观念走综合的途径，采取综合的措施———构建城市犯罪综合防控体系是城市社会长治久安的有力保障．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犯罪综合防控体系直击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犯罪问题，而不主要是犯罪案件．因此，综合防控体系不仅针对罪前预防、罪中控制，还应关注综合防控的法制基础和罪后惩处．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各项任务在综合防控体系被明确框定，而且在法制基础、罪前预防、罪中控制与罪后惩处等亚系统中具有不可代替性．

第三，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提高犯罪空间的“可防控性”．如何塑造城市环境的空间形态，直接关系着城市犯罪空间防控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上施展威力，而且与提高犯罪空间的“可防控性”密切相关．城市规划与设计是人工塑造城市环境的空间形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不仅可以发挥原版规划与设计的“事前”框定作用，还可发挥一定时段后修编规划与设计的“事后”调整作用．城市规划与设计除完成人们一贯重视的功能性任务以外，还应该成为一项创造安全的可防控空间的综合性工程，运用技术手段，在功能分区规划、建筑单体设计、建筑组合设计和交通规划设计等关键环节上发挥空间防控效应．

第四，通过城市空间地域的防控管理，把空间防控落实到特定地域．以上三条途径给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打下了基础、框定了任务、提供了方法．但是，如果不注意建立城市空间环境存在、变化的科学机制，并使这种机制成为各处、每人都必须遵从的社会规范，如果不注意调动人与环境对立统一关系中主导一方——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不注意对“可防控空间”实施有效的管理，再好的空间环境也难以阻挡犯罪的侵害．因此，空间地域的科学管理是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其根本任务是：在对空间地域进行科学的功能组织的基础上，分片创建平安和谐地域，加强地域中人的教育和管理，把空间防控的任务落到实处，以确保城市各个地域的一方平安．

第五，通过城市警务配置的空间重构，提高专门力量的空间防控水平．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是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专门力量．其中，公安是犯罪防控的第一责任部门，除担负案件侦破、起诉预备、惩教犯罪人等硬性任务外，还担负维持社会治安、化解社会冲突等既软又硬的任务，是专门力量的中坚．在公安工作系统中，警务配置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和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安机构的警务配置已形成固定模式，也发挥了巨大的基础和保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社会变革的空前剧烈，警务配置中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各种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调整公安机构的空间布局，改革创新警务机制，对警务配置进.知识产权1001

王俊

第三篇：犯罪学论文

网络犯罪的概念，特征，发展趋势及控制

对策分析

学生姓名 代长江 学

号 6051213310 班

级

法学17-3 指导教师 赵山星

网络犯罪的概念，特征，发展趋势及控制

对策分析

【摘要】 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网络空间内,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网络犯罪作为与网络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更加严重,网络诈骗犯罪会愈演愈烈,网上贩毒将发展迅猛,针对网络银行的犯罪将不断增多。对此,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上,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控。

Snippet ：Cyber crime refers to the person in the network space, based on computer network crime tools or serious anti-social behaviour of a target.Network crime, as with the network suffers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kind of phenomenon, must be the new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e main performance i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 will be more serious, Internet fraud crime will be intensified, online drug will develop rapidly, the crime of the network bank will rise.To this, must stand o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and prevention.【关键词】 全球化网络犯罪特征态势对策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受各个领域重视的一种社会现象,并成为各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命题。可以预料,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全球化将以更为明显的态势,以其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多维表象而为世人所接受。网络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经济一体化的典型表现手段和形式,全球化的进程将深刻影响互联网业的发展。网络犯罪作为与网络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有新的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球网络安全问题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平均20秒钟就会发生一起黑客事件,目前全世界约有80%的网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安全隐患。在全球范围内,除原有的计算机犯罪频频发生外,其他新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赌博、网络诈骗也在蔓延。网络犯罪与其他犯罪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对网络犯罪及其控制对策予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网络犯罪的概念

网络犯罪(cybercrime)是随着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网络从狭窄的部门应用扩大到公众领域,成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网络的普及和发展还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上网、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虚拟社区这些新生事物不断发展,网络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然而,科技总是一个两面性的事物,网络在为人们提供便利、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控制网络犯罪的新问题。关于网络犯罪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是对计算机犯罪的另一种称谓。[1]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网络空间内,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2]笔者基本赞同后者的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网络犯罪不是刑法专业的一个具体罪名,而是一类罪名,属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类型。

络犯罪与计算机犯罪有相同之处,比如行为人都以计算机为工具。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首先,网络犯罪是一种犯罪的新形态。一般而言,新经济形态会带来新的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正是经济一体化、网络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在西方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等著作中,人类社会的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社会(或称前工业社会),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而现阶段则处于信息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托夫勒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农业社会是在地上挖、种植各种农产品;工业社会是往地下挖,挖出原料,生产出产品;而网络社会是在地表上,用有线或无线的通讯网络,以终端机连接起来,人类的疆界被打破,是“四海为家”。

农业社会展示了农业犯罪的一些特征,主要是以暴力犯罪和偷盗犯罪为主;工业社会犯罪,主要是以工业特征如组织化、集团化犯罪为主;而网络犯罪是由于新的经济成分诞生,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一种犯罪,是在传统犯罪的基础上“孵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犯罪类型。说它是一种“孵化”或者叫“衍生”,因为从历史上看,有些犯罪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会出现新的犯罪类型,如“盗窃”,在农业社会里有,工业社会里同样有,网络社会里也会有。但是,有些犯罪却是过去没有的,如证券犯罪在农业社会是没有的,是在证券市场建立之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还有,从研究犯罪历史思路上看,犯罪动力由体力逐步转化成智力,犯罪原因由单一逐步转化成综合,犯罪的类型由传统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逐步转向科技犯罪、“知识”型犯罪。

网络犯罪则是在计算机犯罪基础上“孵化”出来的,因为计算机发展迅猛,广泛为经济服务,而经济发展要求建立网络,网络正是由这种需求而构造起来的。它使经济得到更为迅速发展的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负面效应———网络犯罪。其次,网络犯罪必须在特定的空间内实施。网络犯罪常常发生在特定的场所———网络空间内,有人称之为“虚拟空间”、“赛博空间”或“第五空间”。行为人通过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和调制解调器进入网络空间,以特定的程序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或者对他人计算机中的数据进行篡改,或者侵犯他人隐私,或者进行电脑诈欺,或者制作、复制病毒妨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A•卡瓦佐和加斐诺•莫林的观点,网络空间,又称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指计算机网络化把全球的人、机器、信息源都连接起来,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交往空间,它区别于现实的生存生活空间,是一个没有客观实体的世界,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精神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赛博空间代表的是为数众多的可以被远程访问的计算机网络,而网络犯罪则必然发生在该空间内。

随着社会计算机化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正逐渐从低层次的计算机犯罪转向在网络空间内实施网络犯罪。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网络犯罪进行不同的划分。比如美国学者Thomas J•Smedinghoff将网络犯罪划分为:非法进入或使用电脑;篡改或毁损资料;窃取或滥用资讯服务;电脑诈欺;妨碍他人使用电脑和非法持有密码,等等。[3]根据美国学者劳拉•昆兰蒂罗的观点,赛博犯罪则可以分为四大类:未经许可使用与计算机相关的财产;在计算机系统中引入欺诈性的记录和数据;修改、毁坏信息或文件;使用电子手段或其他方式偷盗金钱、金融设备、财产、公共设施及数据等。[4]台湾学者则将计算机犯罪分为:资料之不当操作;资料之不当刺探、取得;非法使用电脑;电脑破坏等。[3]为研究的方便,笔者从犯罪学的角度对网络犯罪作了以下划分:一是以网络计算机系统为攻击对象的犯罪。这类行为主要包括以单纯获取信息、数据破坏、干扰或控制网络系统为目的,或者以攻击为手段实现其他犯罪目的等犯罪。二是以网络计算机系统为工具的犯罪。这类行为对网络本身并没有破坏效果,而是利用网络功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或物实施的犯罪行为。

二、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基本特征

从20世纪60、70年代始,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马克思说,随着生产日益社会化,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而把全社会、全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技术纽带,则是各种各样遍布全社会、遍布全球的各种物质的能量和信息的网络。特别是计算机网络已连接了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的系统。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犯罪的特征明显不同于其他犯罪,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犯罪现场和空间的虚拟性。计算机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空间的虚拟性,所有的交往和行为都是通过一种数字化的形式来完成的,即是通过一条电话线,通过光缆、有线电视网、卫星传送等方式将世界连成一片。

传统犯罪大多有犯罪现场和空间,犯罪现场是指犯罪行为实施的地点和遗留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的一切场所。犯罪现场是客观实在的,犯罪行为是在特定的空间内发生的,有时一个案件一个犯罪现场,或者几个案件几个犯罪现场。网络犯罪由于是发生在网络空间,是使用操作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用数字化的形式来完成的。所以网络犯罪并不像传统犯罪一样有一个实在的犯罪现场和空间,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的结果地也不像传统犯罪一样在一个现场里,处于“共生体状态”,而是通过虚拟空间,跨越国界、地域来实现其犯罪目的,它的行为地和结果地往往是分离的。一行为人在美国,但他侵入了中国信息系统,修改、破坏中国信息系统的数据,造成了网络犯罪,可以认为,其行为地在美国,但其犯罪结果地在中国。因此,如何确定网络犯罪的现场和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网络犯罪现场和空间的确定应基于网络的超时空和超地域特点,将其分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物理空间是指网络犯罪行为实施的场所,虚拟空间是指网络、服务器、信息系统等。

由于网络犯罪行为是通过虚拟空间来实施和完成的,虚拟空间就产生了犯罪行为带有虚拟的特征。犯罪行为虽带有形式上的虚拟,但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其犯罪后果是一种实体行为,因而只要是犯罪,就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是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网络犯罪人往往利用网络技术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有的删除、修改、增加、干扰、制造、传播各种信息数据,使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转,有的借助通讯工具对网络系统传输特殊的信息和指令,破坏信息系统,这些犯罪行为只要点一点鼠标或打几下键盘或借助于手机或电话等就能完成,十分隐蔽,不易被人察觉。从网络犯罪时间来看,它是用分、秒计算的,可在瞬间完成,其作案时间很难判定。此外,网络犯罪人往往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职业特点实施犯罪,有些还是高学历的“智人”。由于他们有体面的身份,较高的文化素质,还有各种掩护方法,所以,在公众眼里不像“犯罪人”,因而更具隐蔽性。现在网络犯罪很少被发现和查证,一方面是由于被害单位涉及名誉和秘密,不愿向司法部门报案;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犯罪的证据多存在于电磁介质如程序、数据等无形的信息中,很容易被更改和删除,有的甚至不留痕迹,侦查难度相当大。据国外的一项调查表明,传统犯罪方式每次作案平均渴望获得15000美元,而被抓获的危险是30%;对网络犯罪来说,每次作案被逮的概率仅有3%,而获利高达1500万美元,网络犯罪与抢劫银行一样可以获暴利,但比抢劫银行安全得多。[6]第三是犯罪手段的智能性。同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更多是依靠智力,而非体力去实施犯罪。网络犯罪有一种知识化的过程,掌握这种知识,才能实施犯罪,才能达到预期的犯罪目的。美国犯罪学家埃得温•H•萨瑟兰在分析计算机犯罪时提出,才智和现代技术工具的结合产生犯罪的可能性。网络犯罪就是由于掌握网络技术相关知识的才智和网络条件的形态而产生的一种新形态的犯罪。网络犯罪一般主体较年轻,他们知识化程度较高,信息灵通,头脑灵活,有网络技术和技能,犯罪手段往往带有专业性。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金融业39起网络犯罪案件中,计算机人员占70•5%;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厅报告统计,在网络犯罪中,计算机专业人员约占55•8%,这些实例和数据说明网络犯罪确实具有“智能性”。

网络犯罪,特别是侵入数据库的犯罪,要求网络、专业水准相当高,因为这些数据库有严密的防范屏障,有很难破解的密码,只有具备扎实的网络知识,精通网络技术的人才能侵入这些地方。第四是犯罪危害的扩散性。由于因特网正以极快的速度把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以及各国、各地区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地球村”或称“网络社会”,因此,网络犯罪的危害极为广泛。网络犯罪的危害领域既可以是政府机关、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科技行业,也可以是工厂、矿山、粮食、商业、供销、石油、煤炭、运输、银行、证券、外贸和房地产等领域。由于其犯罪动机不同或者其目的不同,产生的危害结果也不同,侵害一个犯罪对象,可能给众多的人带来危害。如黑客侵害一个网站,虽然他本身意图是破坏数据或者修改数据,但由于其侵入,对数据本身造成影响,可能给该网站带来极大的危害,网站被迫停运,从而给众多的人带来不便,使侵害带有一种扩散的意义。从网络上的病毒看,如银行网络染上病毒,所有储户的存款、取款记录将荡然无存,银行金融管理系统将会引起混乱,因为病毒具有“传染性”,这种“传染性”的病毒危害是巨大的,有时会使整个网络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其危害的“扩散性”。由于危害扩散,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

网络犯罪使世界众多国家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年损失额为几十亿美元。根据1997年美国计算机安全研究所(CSI)与FBI国际计算机犯罪中心旧金山分部合作对563家美国公司、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大学所做的“1997年计算机犯罪与安全调查”发现: 1996年计算机犯罪给其中的249个机构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超过1亿美元。在被调查单位中只有59%能够量化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有75%报告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侵袭。据估计网络犯罪造成损失已连续几年高达5亿美元以上,而实际数字远远高于这一估计数据。

三、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

作为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犯罪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犯罪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在网络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犯罪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完成,并且,网络技术的运用大大方便了这些犯罪的实施。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下几种犯罪将是今后发展较快且较为突出的:第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更加严重。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在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倍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其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版权及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经披露的信息等。近年来,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之市场失范和法律的不健全,网上假冒、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屡禁不止,十分猖獗,案件数量持续增长,重、特大案件增多,犯罪后果严重,损失巨大。在众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尤以侵犯著作权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最为严重。

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的数字化。信息的数字化为在瞬间内大量复制享有著作权及其他受保护的作品提供了条件,并使这些复制品有可能被同时发送给上百万人。在网络上,只需要在几分钟内将受保护的作品登录到公共网页,顷刻间便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将其下载。网络令即使最穷困的人有能力不经授权复制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并使其广泛扩散。据美国学者估测,在国际互联网上实施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每年可导致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与商业交往的机密性紧密相连的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商业秘密或专有技术在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网络上因信息交流和储藏易为人所知,使得商业秘密的所有人比在其他交易中更容易遭受损失;而其竞争者可能非法利用这些信息从事不正当竞争。

此外,在网上传输的商业秘密如专利申请材料有可能被黑客截获从而使尚未获得专利的技术秘密泄露,使研发者的成果被他人非法利用。与网络有关的知识产权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软件保护问题。软件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极易被复制;而网络的快速搜索功能使得软件盗版轻而易举。现在网上还出现了专门下载解密软件的网站,网上黑客免费为欲下载正版软件者提供相应的解密软件,号召信息共享。如美国联邦政府诉LaMacchia一案,被告人LaMacchia是马萨诸塞工学院的学生,他在互联网上就设立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公告牌,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登录到公告牌上,使其可以被人随意下载, LaMacchia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

第二,网络诈骗犯罪会愈演愈烈。不断走向全球化的电子商务为商界和消费者都提供了重要的商机,互联网的优势既吸引了众多商家守法经营,也为不法分子行骗提供了沃土。大量的网络诈骗对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很大的威胁。网络诈骗是指行为人利用网络技术及媒介实施诈骗、谋求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据美国一咨询机构的统计数字显示, 2000年全球范围内网上被骗金额达到16亿美元,该机构还预测,随着网上支付金额的增加,到2005年网上损失金额将达到57亿美元。美国著名电子商务网站“电子港湾”2001年首季发生诈骗案2000多起。2001年5月23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全国已破获数起网络诈骗案, 62名嫌疑犯被捕,涉案金额高达1•17亿美元,受害者多达57万人。2000年7月21日,中国晋江市刑警局摧毁了一个以安溪籍人员为主的网络诈骗团伙。该团伙从2000年3月份以来,利用国际互联网向全国各地的客户发送虚假的电子邮件,先后5次诈骗上海、吉林、山东等地客户,诈骗金额46万多元。据兰州市公安局计算机安全警察部门的同志介绍,兰州网警自成立以来,仅仅几年时间就破获网上违法案件6起,查处违法违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52家(其中无任何执照的19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汤普生警告说:“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增长最快、涉及面最广的一种白领犯罪行为。”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经说:“电子商务是现代知识经济的核心,但其安全问题常令人头痛万分。”一份研究发现,英国约有8%的商品在网上订购后始终没有送到消费者手中。骗子利用人们善良的天性,在电子交易活动中频繁诈骗用户,对此各国法律专家也很头痛。2001年4月1日美国Caylner研究公司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未来两年,在网上交易过程中被窃取大量金钱的互联网消费者人数将有增无减。

归纳起来,目前比较普遍的网上商务诈骗主要有以下几类:利用网上购物、网络拍卖、虚假的网络服务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和商家,采用信用卡、国际数据拨号等方式诈骗、窃取消费者巨额款项;谎称提供免费网页取得网友信用卡号,而后陆续索要钱财;抓住消费者和商家致富心切的心理,用诱人动听的说词,在网上刊登虚假广告或利用电子邮件搞非法多层次传销;推销所谓物美价廉的商品,提供虚假商机和搞诈骗性的投资活动。除此之外,他们还用金钱连销函式、高价回收骗局、非法出售电子邮件地址、保健医疗骗局和“折扣卷”支票等卑劣手段在网上行骗。高明的诈骗犯可在网上突然出现,对消费者迅速实行欺诈,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无法确认他的身份或地址。

要想制止这种诈骗,执法人员需行动迅猛,并需要前所未有的协同作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与其他国家同行协同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所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同世界各地执法人员合作了多项具体行动。联邦贸易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名为国际“浏览日”的活动,让执法人员和消费者团体在一个特定时间在网上搜寻某一特定种类的诈骗活动,瞄准目标,依法惩治。在搜寻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向那些违规者发出“警示性电子邮件”,警告他们可能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如不改正或停止,将会受到法律制裁。第三,网上贩毒将发展迅猛。全球化和网络通讯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给社会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条件。

然而,这些条件正在受到追求非法收入的个人和犯罪集团的利用。网络技术不仅给公众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同时也给毒品贩运及犯罪等反社会行为提供了很多机会。与合法的商业组织一样,麻醉品贩运组织也在进行重新调整、分散和全球化。比起以往,麻醉品贩运活动更为扩散,跨过了原来某些权限的管辖范围,因此用通常的执法技术手段很难发现这些犯罪活动。就目前来看,毒品犯罪利用新技术进行的活动主要有: 1•在线进行毒品交易;2•利用因特网聊天室相互联系,因受到网络防火墙的保护而无法对他们进行了解;3•通过使用可以匿名预先支付费用的电话卡,用移动电话进行联系。加密技术使得毒品走私者能够进行毒品交易而几年不被发现。

网络新技术使得犯罪活动容易进行,麻管局称有关毒品犯罪呈“业余化”的趋势:将来可能成为麻醉品药剂师的人和毒品贩运者不再需要有特殊的联系和资源,他们可以利用因特网功能检索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因特网也把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有类似意向或目的的人联系到一起,并且使他们能通过因特网确定供应来源。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利用等级结构图和清晰的地域边界的执法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网络毒品犯罪的发展。这些对国际麻醉品管制公约(1961年)的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作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公约的捍卫者,有责任提醒各国政府和公众警惕全球化和网络通讯技术所引发的对实施麻醉药品法的挑战。对各国政府而言,应当建立专门的机构和高科技麻醉药品管理组织,以专门对付网上毒品犯罪。对国际社会来说,应当尽可能地协调措施以确保对罪名、制裁及证据标准在世界各国大致相同,防止因网络的超地域性从而产生“避风港”问题。第四,针对网络银行的犯罪将不断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新技术的发展,全球首家以网络银行冠名的金融组织———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于1995年10月18日打开了它的“虚拟之门”,从此一种新的银行模式诞生,并对300年来的传统金融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银行又称在线银行,是指银行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账、行内转账、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券、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7]可以说,网上银行是在Internet上的虚拟银行柜台。银行业务与互联网的连接,使得网络银行容易成为非法入侵和恶意攻击的对象。如英国国家罪案署破获的英国首宗网上银行抢劫案,犯罪分子成功利用伪造的身份掳走了该国最大的网上银行———埃格(EGG)的1万英镑现金。多项调查表明,安全已成为网络银行的最大顾虑。从目前来看,对网络银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其一是电子扒手。一些被称为“电子扒手”的银行偷窃者专门窃取别人的网络地址、银行账号和密码,将资金据为己有,这类窃案近年来呈迅速上升趋势。因为Internet服务在给银行和用户提供共享资源的同时,也为窃取银行业、用户秘密数据的非法“侵入者”敞开了大门。据美国官方统计,银行每年在网络上被偷窃的资金达6000万美元,而每年在网络上企图电子盗窃作案的总数高达5—100亿美元之间,“电子扒手”平均作案值是25万美元,而持枪抢劫银行只有7500美元。“电子扒手”多数为解读密码的高手,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抓获,通常能够查获的约为1/6,而只有2%的网络窃贼被抓获。

其二是电脑黑客。对电脑超级“黑客”来说,破译各家银行的程序、密码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国外,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估计,全球企业界1995年损失在“黑客”手中的财富达8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损失4亿美元。“黑客”对网络银行安全的潜在风险是极大的。其三是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对银行电脑系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1996—1997年的18个月中,世界范围新发现的计算机病毒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平均每个月新发现的计算机病毒数从过去200种上升到500种左右。全世界已知的计算机病毒数已达18000种,尚有上百种待查明的计算机病毒在流传。此外,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普及,银行的电子函件也成为计算机病毒传播的主要渠道。面对这些威胁,网络银行的安全体系不能不令人担忧,而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是决定一切的前提。只有保证了安全,才谈得上盈利。资金安全对银行、顾客和商家永远是至关重要的,如何确保交易安全,就成为网络银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犯罪的控制对策

正如德国刑事社会学的创始人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8]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与人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因此,要有效防控与计算机网络同步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采取有力措施。具体来说,应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坚持网络犯罪的综合治理之路。对于网络犯罪也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总方略,把道德约束、技术防范和刑事惩治有效地结合起来。一是要注重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高科技的发展使传统伦理受到很大冲击,道德失范成为网络犯罪泛滥的重要动因。构建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型道德,充分发挥社会伦理的调节功能,是控制网络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二是加强网络犯罪司法人员的网络专业技术训练。如前所述,网络犯罪是一种智能化犯罪,科技含量高,所以要在司法领域实现对网络犯罪的“以技制技”的目的,就必须加强司法人员的网络技术培训。否则司法机关在对网络犯罪的刑事侦查、起诉、审理中就会十分被动。另外,针对网络犯罪技术性强这一特征,许多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网络犯罪的刑侦组织。例如,德国为打击Internet上的犯罪行为, 1995年特设了网络警察工作小组,其任务是在环球计算机网络中巡逻,搜索非法材料,追查互联网络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

三是要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密刑事法网。网络犯罪黑数高,侦查难,犯罪人侥幸心理强,因此,提高破案率,增大犯罪的风险成本,强化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是惩治犯罪的关键所在。

其次,加强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立法是运用刑法手段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前提,只有在刑法中对网络犯罪作出相应规定,才能从立法上表明国家对犯罪的严正姿态,也才能在刑事立法中做到有法可依,达到罪刑法定的要求。在对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已有了成功的立法例。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颁布了涉及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如1978年《佛罗里达州计算机犯罪法》,还有全美国适用的联邦法律,如1984年《伪造进入程序装置和滥用计算机欺诈法》, 1986年《美国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在英国有1984年《数据保护法》、1990年《计算机滥用法》。有的国家直接在刑法典中对计算机犯罪进行了规定,如瑞士、奥地利等。在这些计算机犯罪的立法中,部分网络犯罪已涵盖在其中。就我国有关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看,我国一系列的行政法,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涉及到了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但规定得极为笼统。我国有关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刑法典中作出规定。《刑法》第285、286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7条规定了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依照刑法典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应该说,我国刑法规定的计算机犯罪也涵盖了部分网络犯罪,但必须承认,在网络犯罪上,我国刑事立法还刚刚起步,还有部分网络犯罪没有被包括进来。例如:通过网络非法下载其他计算机用户储存的数据、应用程序等行为在刑法上就没有作出规定。另外,《刑法》第287条的规定也不科学,因为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以刑法中有关罪名定性,没有体现计算机犯罪或网络犯罪的特征。

再次,确立刑事一体化思路。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思路,这对于推动刑法研究的纵深化、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司法的高效化具有积极影响。在理论上,“刑事一体化”意味着应加强刑法学同其他刑事科学,尤其是犯罪学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把实证分析同规范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探讨网络犯罪的规律和对策。在立法上,“刑事一体化”要求加强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在立法过程中通盘考虑,尽力避免二者之间的脱节。在网络环境下,电子证据的地位、收集与提取的途径、审查判断的规则等,都亟待刑事诉讼法来规范,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直接制约着刑法作用的发挥。

同时,刑事诉讼法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正义同实体正义都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应有之意。在网络犯罪的追诉中,是否应赋予受害人举报义务,如何对司法机关的网络监控权合理定位,等等,都是刑事诉讼法面临的新课题。最后,强化国际间的司法合作,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无国界的空间,网络犯罪也同样不受物理国界的限制。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可迅即之间同时发生在多个国家甚至全球。因此有人认为网络犯罪是一种“无国界”的犯罪。由于国家的管辖权是有限的,各国在与网络犯罪这种非传统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规定管辖权以及协调管辖权冲突而引起的难题。单靠一国的努力,或各国各自为政,不可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如何协调各国的刑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在实时数据收集、通信数据的快速保存和披露、电子证据保全、相关信息的交流等具体侦查措施方面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合作机制,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各国应加强刑事司法合作,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取得共识,进而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应付挑战。2001年11月23日,欧洲理事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网络犯罪大会上举行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的开放签署仪式。这个公约是国际社会第一个控制网络犯罪以及其他形式的计算机滥用行为的国际刑法公约,其旨在通过敦促缔约国进行适当的立法和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以达成一种共同刑事政策来加强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公约创建了一个全天候的“协作网络”,可以在缔约国间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情报交流及相关协助。这对在网络全球化的环境下打击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守芬,孙晓芳•论网络犯罪[J]•北京大学学报,2001,(3): 115•

[2]冯卫国,张立宇•网络犯罪及其相关问题[J]•科技与法律季刊, 2001,(4): 28• [3] [美] Thomas J•Smedinghoff•网络法律相关论文[M]•[台]张台先,陈月菁译•台北:美商艾迪生维斯理和儒林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1999•24•

[4] [美]劳拉•昆兰蒂罗•赛博犯罪———如何防范计算机罪犯[M]•王勇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51•

[6]文军,艾湘涛•略论信息犯罪及其安全对策[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1998,(1): 35 [7]吕永朝•网络银行: e时代的恐龙或泡沫[J]•重庆商界, 2001,(8)• [8]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144•

第四篇：犯罪学参考书目

犯罪学参考书目

1、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2、严景耀著，《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

3、马克昌、莫洪宪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4、（意）恩里科.菲利著，《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5、（日）大谷实著，《刑事政策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6、张甘妹著，《犯罪学原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6年9月第4版。

7、（美）路易斯．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8、（美）乔治．Ｂ.沃尔德等著，《理论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9、（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国际范围里的被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10、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第五篇：犯罪学论文

女性犯罪浅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但充当着重要的家庭角色，也开始充当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女性犯罪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长期而巨大的。从近年来的女性犯罪的统计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比率不断上升，这种趋势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针对当前女性犯罪现状、犯罪的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预防女性犯罪的对策。

【关键词】女性犯罪；女性犯罪的现状；女性犯罪的原因；女性犯罪的特点；女性犯罪的对策

一、女性犯罪的现状

女性犯罪自古有之，从总体上看，与过去相比女性犯罪数量是逐年增加的。最近女性犯罪又有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低龄化发展。据最新统计，女性犯罪的年龄段逐渐向低龄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犯罪女性都是青年人。

其次是高知犯罪上升。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犯罪主体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具有较高知识的女性犯罪多是贪污受贿，诈骗等经济犯罪。高知女性在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用法律约束自己，才能远离犯罪。

二、女性犯罪的特点

1.隐蔽性、非暴力性。与女性内在情感体验较强，不轻易表露心声和行为较为谨慎的一般人格特点相适应，女性实施犯罪的手段较为隐蔽、间接。女性由于体力相对较差，往往不具有攻击性。从而很少利用暴力手段犯罪而常常利用自己女性的魅力和不易引起人警觉和怀疑的方式，去实施与此相适应的犯罪。

2.情感性、突发性。女性情感丰富、情绪稳定性差、情绪情感的起伏性大、多种性质的情绪体验交错刺激，陷入情绪之中，被情绪所左右容易引起内心的强烈冲突和矛盾。女性意志力薄弱且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当意志不了情绪的爆发而成为感情的俘虏时，容易在激情状态下实施伤害、杀人等突发性犯罪行为。

3．犯罪类型增多，但相对集中。男性犯罪所涉及的类型非常广泛，而女性犯罪的类型却相对集中。女性犯罪的种类主要集中于与其社会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财产型犯罪和家庭方面的犯罪如盗窃、诈骗、重婚、流氓、卖淫、杀人等

4．文化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差。教育程度低导致女性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逻辑性差，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和盲从。她们不善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看待问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逻辑和连贯，不能从多角度认识事物，认识问题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

三、女性犯罪的原因

1、社会原因。社会原因是以女性在家庭中传统的作用、社会地位、任务、行动范围的狭隘为背景的。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传统思想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女性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几乎不让女性上学接受教育。这导致女性文化水平都普遍较低。这进一步致使女性较无知愚昧，心理上长期受到压抑性格上得不到解放而容易扭曲，当女性因爱人或恋人的行为受到伤害致使一些性格偏激者会将爱化为愤怒和怨恨，从而产生复仇心理，孤注一掷地选择极端的方式。

2、家庭原因。致使女性犯罪的家庭方面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及婚姻和情感方面，以下是对家庭原因的细化：

首先是家庭暴力。我国自建国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虽得到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但是持续而严重的家庭暴力依然相对普遍。家庭暴力致使一些受虐妇女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往往为避免自己或家人免遭更为持久而惨烈的危害而选择了极端的“自救”方式走上犯罪道路。家庭暴力是当今女性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家庭暴力一旦发生总有女性无法继续忍受的时候。当受暴女性不再勉强维持婚姻、她们的恐惧、爱情梦幻、依赖感、负面的自我概念等不再存在；丈夫会改好离婚丢人，低自尊的想法不再强化；当激情冲动转为憎恨、仇视、毁灭时；家庭暴力下的女性采取的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犯罪。

其次是婚姻和情感。婚姻和情感因素也是导致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婚姻的危机很容易使女性产生消极思想，使其感情上受到伤害，进而为改变自身处境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此外，一些职业女性以贪污、挪用公款来满足家人、恋人甚至情人的物质需要，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或私人财物等。

3、自身原因。女性有两个特性生理期，一是青春期，一是更年期，在这两个时期的女性易烦躁、易忧郁、易产生攻击行为。有些女性心理存在障碍自私自利，认识狭隘报复心理极重，因而在遇到冲突时，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还有一些女性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为了获取财物，她们常常利用工作，职务之便进行贪污、受贿、走私等犯罪或直接进行诈骗、盗窃等犯罪。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文化层次低、愚昧、无知迷信，缺少法律知识，进而走向了犯罪的歧途。例如女性相信法轮功能治病解难。

四、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

1、要加强法制教育。通过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来强化女性的法律意识，增强女性自我约束、依法办事的能力，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要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社会各方面要认真全面履行。在针对家庭暴力方面我国到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来制止、规范家庭暴力，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方面的法律。加强法制教育，对于预防女性犯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法制教育，可以使她们分清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什么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逐步养成守法意识，并懂得依靠法律来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律己，不行违法之事。

2、相互配合综合治理。各部门要统筹安排，相互配合，建立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措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性，而犹以年轻女性为主。所涉及的相关部门很多，其中主要有公安、工商、税务、城建、计生、劳动、妇联、教育、社区、居委会等。政府应加大管理力度，协调好各部门的配合支持。对外来务工女性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区，社区居委会应同妇联、司法行政机关、派出所一同发挥职能作用，形成多种形势的宣传教育活动。工商、劳动、税务部门在保障她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的情况下提供帮助，使她们能尽早地解决就业、生活问题。农村乡镇、村委会、妇联也要及时掌握外出打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女性外出暂住人员的暂住地、务工情况、生活状况、经济收入、婚育状况等，加强城乡沟通。各级妇联要充分发挥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的独特作用，指导解决她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排解她们的心理压力，减轻她们的精神负担，真正成为她们的呵护神和贴心人。

3、加强管理，维护权益。公安机关是暂住人口的管理机关，既是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同时又担负着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功能。在预防女性犯罪中更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应当从源头上控制女性犯罪的增长，以及防止卖淫、吸毒和艾滋病等性病的传播和漫延。对涉嫌强迫、容留妇女卖淫的违法犯罪要坚决打击，决不姑息。从根本上铲除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环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在保护合法权益上多做工作，真正履行职责，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和司法协助解决矛盾，防止因矛盾的升级和激化而导致悲剧和犯罪活动的发生。

五、小结

总而言之，妇女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女性犯罪的上升趋势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犯罪在当今社会中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某中意义上讲，女性犯罪率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女性犯罪的原因、特点、以及防治对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形成有效的措施，以期望对抑制女性犯罪产生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 考 资 料】

1、谢岳、程竹汝著《法治与德治：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梅传强著《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中国检查出版社2004年

3、金鑫：《家庭暴力下的女性犯罪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六期。

4、高华：《浙江省女子监狱女犯调查报告》，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第五期。

5、李傲：《性别歧视的界定》，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一期

6、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今日说法》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