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第一篇：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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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近年来，音乐节目火热，发生的音乐作品侵权事件在不断的增多，而对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来讲，如何预防音乐作品侵权就成为一大难题。要想加强对音乐作品的保护，首先还是要知道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接下来由呱呱知道网小编为您详细介绍!

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有侵权行为，侵权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侵权主观方面具有过错等四个方面的构成关系。从侵权行为来看，对著作权的某项权利进行侵犯的具体行为有以下几种：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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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6)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规定支付报酬的。(7)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的。

(8)未经法人或委托人的同意，作者擅自将自己创作的职务作品与委托作品发表的。(9)未经其他合法继承人的同意，擅自处理共同继承的著作权的。(10)未经作者同意修改作品的。(11)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

(12)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13)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14)未经表演者许可，对其表演制作录音录像出版的。(15)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16)未经广播电台、电视台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的。(17)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18)进口或发行侵犯著作权作品的复制品及为侵犯著作权作品的复制提供条件的。

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机械表演权和机械复制权的侵权行为，则主要表现为未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或者放映其作品的行为。

关于河北侵犯音乐著作权的主要方式有哪些？这一问题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了，如果有更多关于版权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呱呱知道网，或电话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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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电影作品侵犯音乐著作权的认定与责任

电影作品侵犯音乐著作权的认定与责任

[摘要] 电影音乐属于电影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著作权人依法应对其创作或委托创作（编配）的电影音乐承担责任，即使制片人是从录音制品制作者手中取得音乐作品。音乐作品权利人有权主张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损失数额的确定应可以参照影片的商业利润。但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往往不如人意，审判实践与理论及立法的差异应该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建议可以授权各地法院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行使司法裁量权。本文即结合一典型案例就此类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电影音乐 侵犯著作权 认定 法律责任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本案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件1.原告宁勇是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丝路驼铃》阮曲音乐（以下简称“《丝》曲”）是其在 1982年在中国音乐学院毕业时创作的作品，是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出后广为传播。1985年陕西音乐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由宁勇演奏的《丝》曲音乐盒带，署名宁勇作曲；1996年该曲线谱在《西安音乐学报》第1期发表，署名宁勇作曲；1988年该曲简谱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仍为宁勇作曲。该曲在海内外被公认为阮演奏必弹曲目。该曲完整演奏时间为8分钟。被告则为2001年3月26日在美国获得奥斯卡原创音乐奖等多个奖项的《卧虎藏龙》电影制片人（依据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的国内发行批文电审故[2000]006号许可证记录著作权人为：中国电影总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和广东省电影公司。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影片《卧虎藏龙》中主人公玉蛟龙与罗小虎沙漠打斗追抢梳子一段使用了著作权人为原告的《丝》曲音乐，时长2分18秒。该片海外版片尾字幕为： “丝路驼铃，新疆民歌，编曲：宁勇，演奏：刘波。”国内版则无对《丝》曲著作权情况作任何说明。《卧》片在2000年5月19日在法国嘎纳电影节首次公映；2000年10月《卧》片发行公司与广东省电影公司签定授权放映和分成合同；2001年3月宁勇收到刘波寄来的一张早已过期（票面日期为2000年5月31日）的200美金支票，之后又收到一张来自香港恒生银行但无任何说明的200美金支票。宁勇认为： 影片公司未征得其同意使用《丝》曲构成侵权，而且海外版的片尾署名写成“宁勇编曲”，国内版完全无署名，侵犯了署名权，而且擅自删减作品还侵犯了其作品完整权，《丝》曲歌颂的是丝路驼队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影片将其用于打斗场面，是对作品精神的曲解；中唱上海公司未经其同意也没支付任何报酬出版并转让其作品，广东省电影公司放映传播，客观上扩大了侵权范围，亦构成侵权；制片公司寄送支票的方式以及在事件公开后利用媒体的炒作，进一步伤害了自己的人格。为此，宁勇要求法院判令各被告赔礼道歉，并在《广州日报》、《羊城晚报》、《音乐导报》等媒体刊载道歉内容，以消除影响； 判决被告停止进一步侵权，停止对《卧》片的发行放映；判决被告以连带责任方式向原告支付著作权使用和赔偿费共128万元。

被告制片公司的辩解为： 制片公司是直接从唱片公司购买的盒带，并通过上海唱片公司支付给刘波和宁勇各200美金的支票，宁勇没收到支票是因为受托人没有及时转交；国内版无署名是因为在国内发行时缩短了片长，作了整体删减；宁勇编曲、刘波演奏的说法来自于上海唱片公司； 至于使用乐曲的长度是剧情需要，剧组对《丝》曲的合理改动，没有侵犯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而且随着《卧》片的热播和媒体的炒作，还提高了原告作品的社会评价。因此其认为不构成侵权。被告中唱上海公司的辩解为：其依法享有涉案音乐录音制品的录音著作权人，即《丝》曲著作权的邻接权；1994年其依照法定许可录制《丝》曲的录音制品，不构成侵权；中唱上海公司已于1998年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向原告支付了著作权费，此外制片公司也支付了支票；把原告写成“编曲”不构成侵犯署名权，汉语中“宁勇编曲”和“宁勇曲”无大的实质区别。被告广东省电影公司称其播放《卧》片属合法行为，与著作权纠纷的权利义务无关。从本案看原告起诉广东省电影公司无非是为了找个管辖连接点，便于在本地起诉立案。故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涉案行为发生在2001年10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全案涉及问题均适用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故作出如下认定：（1）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卧》片的三著作权人（即影片上署名的联合制片人）对《丝》曲的使用不属于以“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而是使用录音制品，依1990年《著作权法》第37条和39条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被许可发行的录音制作者还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和表演者支付报酬。由于剧组确曾寄过200美金支票，故不存在侵犯宁勇获得报酬权的情形。对支票过期的问题，宁勇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不宜在本案中主张。《卧》片制片人并无歪曲使用作品，缩减使用时间也是按照电影的需要，故没有侵犯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卧》片海外版结尾“鸣谢”部分的署名方式贬低了原告的作者地位，国内版无署名，故，制品人均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2）中唱上海公司可以使用《丝》曲音乐制作录音制品，但须支付报酬，即使其在1998年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报酬，但是事后支付，且宁勇2002年才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故中唱上海公司侵犯了原告的获得报酬权；又由于中唱上海公司将《丝》曲写成“编曲：宁勇”，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其行为直接导致了制片公司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至于中唱上海公司许可他人使用《丝》曲，符合1990年《著作权法》37条和39条的规定，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3）广东省电影公司发行放映《卧》片的行为经合法授权且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侵权。（4）关于责任，由于本案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所受的损失及因诉讼支出的费用，法院综合全案情况考虑原告作品的合理许可费用、作品使用方式、使用时间、原告因诉讼的合理支出等确定中唱上海公司应赔付的数额；由于《卧》片制片人仅侵犯原告署名权，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不再判令其承担赔偿之民事责任，但应支付原告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据此，一审法院判决：

一、被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停止侵害原告《丝》曲署名权，对再版收录该曲的制品时将署名纠正为“宁勇作曲”；

二、中唱上海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1万元；

三、《卧》片三制片人停止侵害原告的《丝》曲署名权，在以任何形式发行的《卧虎藏龙》影片时应当署名“宁勇作曲”，纠正“宁勇编曲”为“宁勇作曲”；

四、中唱上海公司及三制片人在判决生效后起10日内在《广州日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

五、三制片人赔偿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2万元；

六、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此案一审用了4年多的时间，宁勇2001年起诉，法院2005年底判决。判后，宁勇提出了上诉，被告均无上诉。

二、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本案是一起电影作品中的音乐制作侵犯音乐著作权的纠纷，曾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由于《卧》片的风头火势，一度让人误解了宁勇诉讼的合理合法性，《卧》片音乐创作人谭盾在多种场合发表了批评宁勇的意见，认为他不懂《著作权法》1.撇开众说纷纭的媒体观点，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审查本案，宁勇提起诉讼的合法性是勿庸置疑的，在大力倡导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今天，一个知识分子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公众的理解和尊重。本案中各方对宁勇的著作权人身份和制片人未经作者同意用于电影音乐的事实并无异议争议，但著作权人对审判的结果却极不满意。众多关注此案的人们也颇多困惑。笔者认为，本案涉及的问题在电影音乐著作权纠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如：电影音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认定条件，即“拍摄电影”和“制作、复制、发行录音制品”如何区别；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否单方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付款就视为支付报酬；如何确定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判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能否判决暂停影片的发行；赔偿数额如何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如何确定（音乐作品在整部影片放映获利中的份额），权利人作品被用于影片拍摄的报酬标准，等等。本文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法学界同行。

（一）如何认定“以摄制电影的方式”使用音乐作品

音乐作品是指以乐谱形式或未以乐谱形式表现的能演唱或演奏的带词的或不带词的作品，如交响乐、歌曲、以简谱或五线谱谱写的乐曲等1.电影音乐也符合音乐作品的特征，但区别在于一部电影往往是由多个主题的音乐组合而成，正如有人评价《卧》片的音乐魅力离不开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和《丝路驼铃》一类的弹拨乐曲，这些乐曲有些来自于原创，有些来自于对他人乐曲的引用编配。谭盾的解释是电影音乐有两种，一是原创音乐，二是资料音乐，他认为国内的一般人混淆了原创音乐著作权（original soundtrack copyrights）和资料音乐的使用权（source music license）概念2.但谭盾的辩解怎么看也只是一个电影音乐技术上的分类方法，不具备法律上的说服力。有意思的是，在宁勇案的判决书中引用了国家电影管理局关于《卧》片作曲版权的答复：“我们认为，一部电影音乐的作曲者，应该是根据电影据作和导演的要求，通过整体音乐构思而创作，其作品应当是完整流畅的。如果在近两个小时长度的影片音乐中，仅仅只是选用了两三分钟已发表的音乐，应该说对全片音乐不构成影响，（乐曲著作权人）也不应享有整部电影作曲的著作权（含署名权）.但是这两三分钟的音乐作品在影片中的使用，应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并支付相应的报酬。”该答复系本案被告之一中国电影总公司将本案汇报给管理部门后得到的答复，是否可以视为主管机关的意见，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该答复明确表示： 电影乐曲引用他人音乐作品须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报酬。

本文分析的判例中，最受质疑的地方在于法院认为《卧》片使用《丝》曲不属于以“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因此依据1990年的《著作权法》，《卧》片制片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而只是侵犯了署名权。1990年《著作权法》第45条列举了多种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其中包括以拍摄电影的方式使用他人作品。一审认为制片公司只是复制、使用了《丝》曲的“录音制品”，因此审查的重点放在了其取得邻接权的合法性上。一审的这一认定，实际上把电影乐曲置于与录音盒带同样的地位。前一段时间很多唱片商状告卡拉OK厅播放唱片公司的MTV侵权时，也发生过争论： MTV到底是不是现行《著作权法》第3条第6款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如果不是，它是不是录音制品？ 2002年8月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1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11款规定：“录音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接受上海市娱乐业协会的委托，于2004年5月完成的《关于卡拉OK伴唱带制作者在中国著作权法中的地位的研究报告》，结论是：“类似电影作品和录音、录像制品区别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活动体现在制作的产品中，是否属于„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即包括摄影、表演、作曲、录音、布景、服装设计、剪辑等大量的创作性劳动。如果不是以类似拍摄电影的方法创作，只是直接机械的录像，没有创作成分的录像制品，不能被认定是类似电影作品，而是录音录像制品。”因此，依照现行《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单纯属于录音录像制品的音像制品是很少的。宁勇案的一审判决认为《卧》片对《丝》曲的使用没有超过“复制”、“发行”的范畴，是不当的。即使一审认为适用1990年的《著作权法》，但对于电影作品或摄制行为的认定还是应遵循一定的规范。对于挟奥斯卡原创音乐奖等多个奖项而火遍全球的《卧》片，把它对电影音乐的创作、编配界定为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恐怕连电影制片人也不会认同。一位台湾的文化学者称：《丝》“曲为《卧》片增色不少，而且在《卧》片的广告宣传片中也反复使用了《丝》曲，其地位并非可有可无。《丝》曲的曲式属于回旋曲，以多次重复一个乐句、当中稍做变化为乐曲主轴。类似表现手法在谭盾为《卧》片所作音乐中多处可见。《卧》片音乐证明了谭盾非常熟悉《丝》曲，将其中的乐思纳入了整体电影音乐创作的考量。”1显然影片对《丝》曲的使用是否属于以“拍摄电影的手段”以及该乐曲在影片音乐中的分量大小，不是我们这些懂法律而不懂音乐的人群可以妄加评价的。

既然电影作品可以享有音乐权，并可以在电影奖项中单独为电影音乐设奖，为什么音乐和画面的配合处理不属于摄制电影的活动？既然是“摄制电影”的使用，则不论中唱上海公司转让乐曲使用权是否合法，都应该征得著作权人宁勇同意，这是尊重著作权人人格权的要求，也是尊重作者创作意图的保证。宁勇在诉讼中坚持认为，使用前的同意才是关键，如征求他意见，他肯定不会同意用于打斗场面，这不是给不给或给多少报酬的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卧》片未经同意使用《丝》曲构成侵权。结合法院查明的事实，制片人也没有支付使用费：宁勇在2001年才收到支票，而《卧》片在2000年5月已经公映。支付义务应该是在使用他人作品之前或至少是同时履行的，而不能在使用之后用委托履行或借口查找不到权利人具体地址而怠于履行。制片公司的放任和过错可见一斑。

（二）录音制作者使用乐曲后向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支付报酬，是否可以认定为侵权

法院关于中唱上海公司的侵权认定是适当的。按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39条，使用作者的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的，要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报酬。但1990年著作权法规定应支付报酬，但可以不征得著作权人同意。这也是中唱上海公司主要的辩解依据。但本案中唱上海公司违法了有关规定，在使用他人作品时没有支付报酬给著作权人。中唱上海公司认为其在1998年以后分几次支付给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所以不存在侵犯作者的获得报酬权。显然中唱上海公司的辩解无理。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自愿的，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该案纠纷发生时，宁勇还不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因此中唱上海公司即使有事后支付使用费给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行为，也不能免除其侵权责任。何况法院查明的事实是音乐著作权协会实际上也没有转付过款项给宁勇。

（三）关于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及赔偿数额问题

由于《卧》片片尾署名“丝路驼铃，宁勇编曲，新疆民歌”和国内版完全无署名等问题，所以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宁勇关于署名权的主张，部分支持了关于获得报酬权的主张，并判令侵权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但关于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数额的判决却令关注此案的人们大失所望。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双重权能。积极权能是指权利人积极利用其知识财产实现知识产权的行为；消极权能是指权利人享有排斥或排除他人对其知识产权违背其意志的不当干涉的权利。知识产权消极权能的法律集中体现就是知识产权的请求权。在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中，除了侵权的民事赔偿成为权利保护机制的核心外，都将赔偿以外的法律救济措施如停止侵权等请求权作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停止侵权、排除妨害等既是知识产权请求权追求的目的和结果，同时也是行为人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1.我国知识产权请求权的侵权责任以损害赔偿为主，同时包括知识产权物上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所谓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指的是权利人有请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的权利，而设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目的在于剥夺受益人（侵权行为人）无法律上原因所获之利益，因此权利人可以依据不当得利请求侵害人返还利益。但结合本案，笔者认为在侵权责任的处理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1.关于停止侵权、消除影响的方式。宁勇的要求是要求停止发行对其音乐作品侵权的《卧》片或制作、发行VCD，在媒体登报道歉和消除影响。从判决可以看出，法院对停止侵权、消除影响的处理过分谨慎。其实，从法律上审查，宁勇的请求并无不当。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有依据，如《WTO知识产权协议》第46条：“为了对侵权活动造成有效威慑，司法当局应有权在不进行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已经发现的正处于侵权状态的商品排除出商业渠道，排除程度以避免对权利持有人造成任何损害为限”；2我国 1990年《著作权法》第五章也有类似的规定。依据这些规定和精神，即使为制片商的社会经济成本考虑可以不判令收回不当署名的作品，本案至少也可以判决《卧》片须暂停复制发行，待改正署名权错误后才能恢复发行。但法院却只是判决修正和弥补署名方式上的错误，修改和弥补的过程如何监控，该判项如何执行，十分模糊，现实中恐怕根本难以执行。在此问题上，审理法院是否暂时撇开了法律依据，而偏重考虑的是《丝》曲作品在整部影片音乐权中的“微小”份额，不愿因为一项“小”的权利而让一部大片蒙受停止发行的“污点”？法官也是充满温情的凡人，其顾惜中华文化大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多小的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按照该判决，保障权利人关于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请求的唯一依靠乃是一纸《广州日报》的道歉声明。这显然是不够的。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承担民事责任应具备四个要件，即行为的违法性、过错、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1；也有人认为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包含在过错之中，故应为三个要件2.但无论依据何种理论，承担民事责任中的停止侵权责任则只应要求有侵权行为的存在即可，不应再要求具备其他要件。在即发侵权的的情况下，甚至实际的侵权都不存在，而只是存在即将侵权的实在危险，即发侵权人就应承担停止即发侵权的责任3.因此，不论是否认定《卧》片制片人有侵权故意，宁勇要求停止或暂停（修改后再）发行《卧》片的主张都是于法有据的。

2.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既然认定中唱上海公司存在侵权，根据《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宁勇是有权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45条第1款的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4但依据判决，中唱上海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为本案的支出1万元，制片公司赔偿原告为本案的诉讼支出2万元。这不仅让原告宁勇不满，也让很多知情的局外人诧异。本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的现状（权利人普遍认为索赔得不到司法部门的重视和支持5）。记得几年前的一件类似案件，侵权人未经许可使用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用于有线电视台播放的饮料广告的背景音乐（只用了15秒），北京的两级法院判决各侵权人以连带责任形式赔偿著作权人10万元1.相形之下，制片商号称最保守有数亿美元票房收入的《卧》片，法院为什么判决了一个低得如此可笑的数额？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一般原则。在我国，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方法有：（1）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如合理的许可使用费，权利人为维护权利的合理开支（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用、交通差旅、文印等）；（2）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如销售所得、营业利润、净利润等。李焕之诉娃哈哈集团的判例就是依据侵权人使用乐曲所获利润予以确定的。将侵权人的获利推定为权利人的损失，是很多国家的做法，属于权利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我国的相关规定也有异曲同工之处2；（3）法定赔偿，即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确定赔偿数额，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丝》曲著作权纠纷无疑应适用1990年《著作权法》，该法把著作权损害赔偿额限制在50万以下。但决定或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新旧著作权法并无太大差异。据知识产权审判在国内居于领先和示范地位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底所作的《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调查报告》3，发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就是著作权人的诉讼请求数额与法院判决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法院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方法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和法定赔偿为主，较少考虑侵权人的营业利润。结合本文研究的案例，宁勇得到的极不满意的判决数额既与法官认为侵权恶性不大（或没有故意）有关，也可能与其不能举证损失有关。在著作权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如果遭遇法官机械适用法律，权利人的请求往往很难被支持。虽然已经有很多人主张，即使在侵权人无过错的请求下，侵权人所得利润作为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权利人。但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往往偏重于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规定：“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音像制品权利人权利的，按照原告合理的使用费或著作权集体许可费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商业用途的考虑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范围、获利等因素综合确定1，商业用途作品的赔偿额可以高于使用费2－5倍的标准。”如果依此意见，恐怕没有权利人会满意。据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调查2004年的162件一审案，法院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作为赔偿额的78件，占48％；以侵权人非法所得作为赔偿额的10件，占6％；适用法定赔偿德8件，占16％。为什么适用侵权人非法获利的方式少，主要原因在于被告拒不提交获利证据，法院无法查清获利额2.结合本文分析的判例，情况惊人地相似。我们无意责备法官，但作为判例，其宣传法制的作用甚至超过法律条文本身，一般人是从判例了解或感知法律的。法官如果一味地强调查明事实的难度或避难就易，就根本不能起到打击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的作用。宁勇案中并非完全不能查明《卧》片的获利，仅依据其与广东省电影公司的《分账协议》就可以确定一个省的获利，然后确定一个全国各地的平均获利，再利用法官酌定权利判断音乐在电影作品中的分量等，从而确定一个赔偿数额，这并不难做到。李焕之诉娃哈哈集团等音乐作品侵权案中，法院的处理就颇有理据：赔偿数额应根据娃哈哈集团、东方广告公司和电视台使用乐曲所获利润予以确定，对盈利情况被告负有举证责任，但虽经本院要求，被告未就广告播出情况进行陈述，应视为被告放弃了对李焕之提出的赔偿数额的抗辩权3.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案不可能不运用自由裁量权，对音乐作品在电影商业利益中的衡量就是一种裁量。《卧》片是一部以动作和音乐见长的影片，制片商放弃商业利润的陈述或举证后，法官就有了行使裁量权的合理基础。此案诉讼前媒体曾有报道说制片商打算以7位数的代价和解此案4.不论是否属实，毕竟代表了娱乐界对赔偿责任数额的一种意见或者猜测。本案审结后被告制片人一方表示“出乎意料的满意”，一是判决数额乃盈利的九牛一毛，二是完全不影响其继续发行牟利。

当然，把裁量的权利和风险一概交给法官，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排除法官不公正的因素，主要的问题就是同类案件赔偿数额失衡。建议各地法院加强对赔偿责任问题的研究，变法官个人裁量为集体裁量或依规则（如北京高院发布的指导意见）裁量。笔者认为，制定裁量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1）法律法规的原则规定；（2）著作权本身的特点，如权利状态和使用价值，通过被侵权使用后的权利贬损或增值；（3）专业或行业协会对著作权标的的价值评价，这就要求法院不能关门办案，应多与著作权业界沟通，了解信息；（4）各级各地法院的处理意见和在先判例，当然参考时要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5）权利人是否正确行使了权利，如是否漫天要价，或提出脱离事实依据的不合理诉求；（6）被告人的过错程度，是否在诉讼中故意逃避或拒绝举证或拒不如实陈述，有加重处理情节的，可以提高赔偿数额；（7）权利人的著作权在使用人商业盈利中的份额或比例，这一认定有相当难度，但也并非不可能，而且法院可以依职权要求被告举证（如李焕之案）；（8）当事人曾经的和解或诉前谈判意见，这些虽未达成一致，依《民事诉讼法》也不能视为诉讼意见，但毕竟曾经过当事人合意，作为参考是可行的；（9）审限的考虑，法谚有云：“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在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全科学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只能“酌定”。

著作权作为无形财产，其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完全有别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司法部门应及时吸收著作权法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研究著作权侵权赔偿案件中的新现象、新问题，通过有说服力的判例阐释和宣传著作权法律制度，共同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谭盾发表声明：我不容恶意中伤无辜》，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3日。

曲三强：《知识产权法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谭盾发表声明：我不容恶意中伤无辜》，《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3日。

孙玮芒：《细听<卧虎藏龙>》，台湾《联合报》2001年5月26日。蒋志培：《知识产权请求权及其相关内容》，《人民法院报》2000年7月13日。

郑成思： 《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54页。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页。

王利明：《民事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郑成思：《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中）》，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25日。

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153页。《北京知识产权审判年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785页。李焕之诉娃哈哈集团、东方广告公司和北京有线电视台音乐著作权纠纷（广告商用<春节序曲>作15秒的广告音乐在电视台播放）。参见《知识产权审判案例要览》，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277－281页。汤茂仁：《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几个问题的思考》，载于《知识产权法理论与适用》，万鄂湘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7页。《北京知识产权审判年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784－797页。

2005年1月11日，京高法发（2005）12号《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北京知识产权审判年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785页。

《知识产权审判案例要览》，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279页。

新浪网，娱乐新闻，2001年5月28日《卧虎藏龙音乐纠纷平息》。

第三篇：打击侵犯著作权专项行动汇报

宁县文化出版局关于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专项行动工作汇报

市文化出版局：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为确保“双打”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我局在市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谋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双打”专项行动，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文化市场检查职责，全力以赴打好这场关键战役。我们于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2月21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现将这次专项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保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局召开了全局干部职工会议，学习贯彻落实省政府、省局和市局关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立足实际，细化目标，制定了全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方案》。成立了一把手为组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双打”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将全县工作划分成监管区域，把监管责任分解到各负责人，层层落实，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并明确提出，在谁的监管区域内，谁的职权范围内

出了问题，实行问责制，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决不姑息。形成了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办公室组织协调，成员各司其职，全局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做到了组织领导到位，办事机构到位，责任分解到位。为“双打”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抓好舆论宣传，营造整治氛围

积极通过召开会议、组织宣传车、悬挂标语口号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多种层面的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宣传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活动的认识，努力营造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自觉抵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法治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12月4日法制宣传日，我们印刷了大量的宣传资料，在街道设立了法制宣传咨询服务点，散发如何鉴别盗版出版物、盗版音像制品等宣传资料3000余份；县电视台自2010年12月21日起全天分三个时段播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侵权》公益广告；利用县电视台、九龙周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专项行动的进展和成果，曝光典型案例，警示违法违规，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集中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以各责任部门为单位，开展了各责任部门分管领域的明访暗查和线索排查工作，排查出了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同时，强化市场监管，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扰乱生产经营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日常巡查，增加巡查频率，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共出动执法车辆32车（次），出动执法人员133人（次），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网吧263家（次）。对2家网吧处以停业整顿累计达30天的行政处罚，对2家违规经营情节一般的网吧进行了经济处罚。查处游商地摊5家，查缴盗版图书80册、淫秽书刊21本、中小学生盗版教辅读物35册,取缔无证经营音像制品地摊点2处，收缴违禁盗版光盘60多张,充分营造了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局还采取与各经营场所负责人进行座谈，召开专题会议，局分管领导在会上讲话，提出具体要求，各经营场所负责人纷纷表示，一定从源头上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决不制假售假，充分提高了对打击侵权和制假售假的认识程度。县新闻中心、电视台全程跟踪报道，营造了强大的舆论声势，给违法经营业主更大的威慑力，收到良好效果。

四、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进展情况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

版软件工作的通知》精神，县委、县政府将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作为保护知识产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塑造政府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列入议事议程，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清理盗版软件的整治工作，有效清除了一部分办公系统所使用的盗版软件，使各事业单位树立了正确使用正版软件的思想，切实维护了正版软件的市场秩序。

总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足，下一步我们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精神，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采取“整体联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继续扎实开展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高我县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水平。

第四篇：打击侵犯著作权专项行动汇报

宁县文化出版局关于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专项行动工作汇报

为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我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市、县安排，我们于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2月21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现将这次专项行动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保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局及时召开了专门会议，认真学习省、市、县关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认真谋划、周密部署、细化目标，研究制定了我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方案》。成立了一把手任组长、纪检组长任副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将工作任务划分成监管区域，把监管责任分解到各负责人，层层落实，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并明确提出，在谁的监管区域内、谁的职权范围内出了问题，实行问责制，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决不姑息。形成了县上统一领导，局长统一指挥，工作成员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做到了组织领导到位、办事机构到位、责任分解到位、工作落实到位，为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抓好舆论宣传，营造整治氛围

专项行动开展之初，我们充分利用宣传车、悬挂标语横幅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维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活动。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宣传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努力营造了“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的良好法治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我们印刷了大量的宣传资料，在街道设立了宣传咨询服务点，散发关于鉴别盗版出版物、盗版音像制品等宣传资料30000余份，县电视台也制作并较长时期播放了“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侵权”公益广告；另一方面，我们利用县电视台、九龙周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专项行动的进展和成果，曝光典型案例，警示违法违规，营造了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集中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利用各种有力措施，按照“天天查市场，日日有行动”的工作要求，采取联合执法、错时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全县出版物零售、电脑软件、音像制品场所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清查，排查出了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同时，强化市场监管，增加巡查频率，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扰乱生产经营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共出动执法车辆21车（次），出动执法人员89人（次），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307家（次）。其

中网吧102家（次），音像制品62家（次），书店28家（次），打字复印及印刷企业115家（次）。对2家网吧处以停业整顿累计达30天的行政处罚，对2家违规经营情节一般的网吧进行了经济处罚。立案查处侵权盗版案件5起，查缴盗版图书115册、违禁盗版光盘1300多张,充分营造了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清理盗版软件的整治工作，使各单位树立了正确使用正版软件的思想，切实维护了正版软件的市场秩序。

总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足，下一步我们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精神，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采取“整体联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继续扎实开展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高我县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水平。

二○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第五篇：中小学生作文抄袭是否侵犯著作权

中小学生作文抄袭是否侵犯著作权

新闻背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重庆高考考生的满分作文《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因“抄袭”之嫌进入公众视野。记者6月23日致电江西南昌《微型小说选刊》编辑部证实，《微型小说选刊》（半月刊）2004年第9期第41页曾刊发过题为《我是一只想死的鼠》的小说。该文原载《文艺生活》2004年第3期，作者为王纪金。

据发行部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介绍，《微型小说选刊》在全国发行30多万册，重庆市的发行量有好几千册。当地的许多中小学校都把它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记者比较了由《微型小说选刊》编辑部提供 的《我是一只想死的鼠》的复印件与《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作文后发现，后者与前者非常相近，相同部分达90％以上。前者有24个自然段，后者有19个自然段。两篇文章标题只一字之差。两者有近20处不同，但不同之处字数相差不到50字。

近年来，媒体刊登过多篇高考满分作文，但很快收到读者“抄袭”举报：2001年，四川一考生高考满分作文《患者吴诚信的就诊报告》，涉嫌抄袭当年第7期《杂文选刊》刊发的《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3年，海南一考生的高考满分作文《最美丽的鸟》，涉嫌抄袭《故事会》杂志刊发的《爱的误区》。

除了许多高考作文被举报为抄袭外，一些少年写作大赛的获奖作品被指称为抄袭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赛的主办者为了杜绝抄袭费尽心机，由《美文·少年版》主办的“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奖赛”已举办两届，正在进行第三届。主办方在每届大赛之初都明确规定：“如发现抄袭或默写发表过的文章者，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及所有奖项奖金。”但还是有人心存侥幸，拿抄袭作品冒险。近日，大赛组委会主任贾平凹告诉记者：“抄袭现象在中学生中常有发生。我们在大赛的开始和过程中一直强调抄袭的危害性。”

但是许多少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侵犯著作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说，现在面对许多中小学生抄袭的问题，应该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不要一棒子打死。这与现行教育体制有关。比如，现在学校强调应试教育，老师经常让学生背诵课文或课外读物，许多学生会把所背诵的文章平移到考试中去，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抄袭。这就需要强化青少年的知识产权意识，强调青少年的“创作的独立性”，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成果。散文家韩小蕙认为，老师应有责任跟学生讲清楚，什么是抄袭，什么是模仿，什么是创造。

对于中学生抄袭泛滥的现象，作家余秋雨认为：“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要让他们知道，精神劳动中的抄袭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在教学生写作技巧的同时，还要进行道德修养教育。”

本期主持

李小波北京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期嘉宾

李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

叶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王宗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孟宪友北京市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茜北京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相关链接

《著作权法》第二条：“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特别观点

高考成绩与考生是否被录取为大学生相互关联，语文成绩在整个高考成绩中占较高的比例，作文写得好，语文成绩通常也会比较高，如果其他成绩也很好，就非常有机会读上大学。如果录取的学校因为抄袭的作文成绩高而录取考生，就可以解释为抄袭者是骗取大学的录取决定。实际上，即使没有被大学录取，但这些满分作文公开出来，抄袭者的名字被当作原创作者而公开出来，他们就会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其社会信誉也会有所提升。所以，这种行为还损害了教育管理或考试秩序。

学生的抄袭之作，只是体现在试卷上，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和举动，此举意在获取高分，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影响公平竞争，但尚不产生侵犯原创作者著作财产权的后果。对这种行为，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制止，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但应试中的抄袭，与现实中将抄袭之作予以发表，获取名和利，还是应区别而论。

青少年正处于知识的学习、掌握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阶段，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要向学生灌输道德、法律知识，模仿、借鉴、合理引用、抄袭的界限何在，如何把握，作文与做人的关系，这些道理应渗透到文化课当中，使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识与品德兼备。

议题一：您认为满分作文的作者是否构成抄袭或者剽窃？是否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

主持人：近年来，经常有媒体披露，高考满分作文或一些青少年写作大赛的获奖作品系抄袭或剽窃之作。此类事件报道之后，对于抄袭或剽窃者，也许是群体特殊的缘故，往往是取消成绩，听几句谴责也就没人再追究了。今年的高考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请问各位专家：本案中满分作文的作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构成抄袭或剽窃？

王宗玉：作文是考察一个人的创作能力、写作能力，应该是写作人自己创造的，具有创造性的特点。但是从本期介绍的情况来看，满分作文的作者基本上是抄袭的，如《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与《微型小说选刊》的《我是一只想死的鼠》相同率达到90％，两篇文章标题只有一字之差。两者有近20处不同，但不同之处字数相差不到50字，反映不出作者的独创性或创造性，显然涉嫌抄袭或剽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作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作者对于作品享有署名权、发 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权利。我认为满分作文的作者最起码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即将不是自己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姓名，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

李虹：在今年刚刚结束的高考中，出现了满分作文与他人在先已发表的作品，在文字表达上有90％完全相同的现象，这已很难以“巧合”来解释。不可否认，这是学生在抄袭他人之成果，而不是独创。但是否构成侵权，还应具体分析。因为，学生的抄袭之作，只是体现在试卷上，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和举动，此举意在获取高分，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影响公平竞争，但尚不产生侵犯原创作者著作财产权的后果。对这种行为，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制止，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但应试中的抄袭，与现实中将抄袭之作予以发表，获取名和利，还是应区别而论。

叶林：从这次高考情况来看，部分满分学生的作文与他人已发表文章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出奇地相似，应认定为是对他人作品著作权的侵犯。

著作权是个含义很广的法律概念，包含许多可以相对分离的权利形态。高考考生抄袭他人作品而发生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主要是侵犯了著作权中的署名权。如果将这种侵权做更广泛的解释，它还具有骗取优秀考试成绩的后果。高考成绩与考生是否被录取为大学生相互关联，语文成绩在整个高考成绩中占较高的比例，作文写得好，语文成绩通常也会比较高，如果其他成绩也很好，就非常有机会读上大学。如果录取的学校因为抄袭的作文成绩高而录取考生，就可以解释为抄袭者是骗取大学的录取决定。实际上，即使没有被大学录取，但这些满分作文公开出来，抄袭者的名字被当作原创作者而公开出来，他们就会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其社会信誉也会有所提升。所以，这种行为还损害了教育管理或考试秩序。

议题二：著作权保护中是否有针对未成年人侵权部分的立法？

主持人：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关于侵犯《著作权法》的纠纷也特别的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被告是未成年人的案例，请问，我国的《著作权法》中，是否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侵权部分的规定？

王宗玉：著作权保护中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侵权部分的立法。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对未成年人的侵权问题是有规定的，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进行处理。

李顺德：著作权保护中没有针对未成年人侵权的规定，也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侵权作出特殊规定。

孟宪友：我国目前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中尚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侵犯著作权的立法。但是，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中国公民即使未成年也依法享有著作权，这是民法通则对公民民事权利的保护。《民法通则》第九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李虹：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作为公民，无论年龄大小，只要创作完成了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品，都依法享有版权。青少年的习作、摄影、绘画之作，同样受版权法保护，现实中无视、漠视青少年著作权的现象多有存在。但另一方面，如果青少年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比如，抄袭他人作品予以发表，参加作文大赛或结集出版，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民法中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来承担。所以，著作权法中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特别规定。但对于青少年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重在分析其原因，重在教师、家长的教育和引导，而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也应考虑行为的情节、后果，并从未成年学生和成年学生实际出发，酌情而定。

议题三：学生一旦侵犯著作权，该由谁来赔偿？是否要区分未成年学生与成年学生？

主持人：如果学生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未成年学生和成年学生承担的责任有区别吗？

王宗玉：在侵犯著作权中，应当区分成年和未成年。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承担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也不一样。我国《刑法》也有明确的规定。

李茜：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当学生侵犯著作权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1）当学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时，应由其监护人负责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责任。（2）当学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时，应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的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3）如果学生的侵权行为发生时不满18周岁，但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4）如果学生侵权时年满18 周岁，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抚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支付。

叶林：无论这些考生已成年或未成年，要求这些高考考生承担赔偿责任，都不很恰当。首先抄袭的作文仅是在极小范围内发生的，这与抄袭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有重大不同，不仅抄袭者没有获得金钱利益，被抄袭者也没有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失。

议题四：如何看待中小学生作文的抄袭行为？是否应该上升为法律禁止行为？

主持人：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今天的行为和对行为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小学生的抄袭行为，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专门的禁止？

李顺德：抄袭行为，无论行为主体是谁，都是属于法律禁止行为，法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谈不上什么“中小学生作文的抄袭行为是否应该上升为法律禁止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中小学生作文的抄袭行为制定法律规范。

王宗玉：中小学生的作文抄袭行为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它和其他的主体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侵权的主体是中小学生，人们对他们相对宽容而已。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确。对于中小学生作文的抄袭行为，法律当然要禁止。《著作权法》对此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对于侵权的规定是适用于所有侵权主体的，不管是谁，只要侵权，都要承担侵权责任。中小学生也不例外。

孟宪友：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的阶段，通过教育就很容易使其改正。现代社会立法趋向于人性化，法律亦应体现对中小学生的社会关爱，抄袭他人作品就是个学风问题，不宜让法律调整。

李茜：对于抄袭、剽窃行为，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将其作为一种法律禁止行为，我认为，学生在考试中抄袭他人作品，在主观上也是为了学习他人写作长处，从而提高写作水平。从使用目的来看，记忆、背诵范文确实能在短时间内对学生起到启迪的作用，所以对中小学生抄袭行为本身不可苛责，我认为此行为是善意的，不妨理解为借鉴。

由于目前教学环境的局限，应试教育还会在一定期间内存在，这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学习方法也存在合理性。但我们不提倡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学习，也不应该由教育工作者提倡使用这种方法提高成绩，因为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势必打击青少年创造新事物的积极性，禁锢他们的思维空间。因此对于中小学生，将这种行为上升为法律禁止的行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故而对此立法没有必要。

议题五：本案引发的社会思考？

主持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讨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优缺点，探讨教育的改革方向。本案是否引发了我们对教育体制改革更深一层的思考？

王宗玉：我们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做人、处世等基本素质，古人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有道理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是应该受到反对和谴责的行为。

作文本身应该是学生自己创造的结果，而不应是抄袭、剽窃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文不能引用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应适当并注明出处。当然，中小学生由于年龄、阅历的原因，再加上我们目前在考试之前，老师往往提供范文让大家背诵，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老师提供范文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抄袭的，作文不能成为默写。

中小学生应该意识到抄袭或剽窃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现在学校都开法律常识课，法律常识课应该对此专门给学生讲清楚。老师在提供范文时也应该给学生讲清楚。社会各界也应广泛宣传，不能抄袭或剽窃，使保护著作权、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的观念深入人心。

李顺德：道德品质问题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我认为，抄袭行为的主要成因不是法律意识不强，而是道德品质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我国没有著作权法以前的抄袭现象并不比现在严重的客观事实。

另一个相关的、更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就是学术上的抄袭行为，其危害性远远甚于中小学生作文的抄袭。学术上的抄袭行为是学术腐败的一种表现，其行为人不仅有大学生、研究生，还有研究员、教授等，难道这些人也不知道抄袭行为是违法的吗？显然不是。有些论文、著作的抄袭行为被揭露出来以后，抄袭者的单位不仅不认真批评、教育抄袭者，反而千方百计为其辩护、开脱，以为这是在维护单位的声誉，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这股腐败之风！

李虹：近年来，抄袭现象呈“低龄化”趋势，学生抄袭事件屡有发生，这不能不引起社会、教育界的警觉。青少年正处于知识的学习、掌握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阶段，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要向学生灌输道德、法律知识，模仿、借鉴、合理引用、抄袭的界限何在，如何把握，作文与做人的关系，这些道理应渗透到文化课当中，使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识与品德兼备。

孟宪友：本案虽属个案，但反映了普遍的问题；1.学校对中小学生的教学方法过于急功近利，缺少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引导；2.法制教育相对薄弱，特别是知识产

权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不知“窃书也是偷”；3.社会对知识产权和智力成果的尊重尚需提高。要克服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校的工作，还需社会整体意识的提高。

叶林：我们曾经奉行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并没有实际兑现，抄袭行为背离了我们奉行已久的教育方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者忽视了在校学生的德育教育，从而使学生没有意识到抄袭是违法的，也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如果我们指责抄袭别人文章的考生，倒不如反思教育体系和教育者本身存在的问题。正像散文家韩小蕙说的那样，老师应有责任跟学生讲清楚，什么是抄袭，什么是模仿，什么是创造。我们应该承认，未成年人的社会判断和识别能力是弱于成年人的，特别是弱于那些有生活经验、阅历的成年人的，无法指望这些学生能够自觉、自知地进行自我约束。当然，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老师讲清楚了抄袭、模仿和创作的界限，但考生没有清晰地把握，甚至可能存在侥幸心理，因为作文成绩满分确实是罕见的。如果是后种情况，就说明这些学生是在明知故犯，就更说明学生的德育教育存在更大问题。

李茜：第一，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需要改革。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学中，仍然是采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目前鼓励或倡导“拿来”主义，不但会使青少年产生依赖性，无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知识，相反会抑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开发与提高，所以教育工作者要从激发学生创造性的角度入手，才会扭转这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风气。

第二，应该将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列入中小学生的行为规章中，或者写入他们的教材中，使他们从小养成尊重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良好习惯。

第三，应在类似作文比赛的比赛规则中明确规定，凡抄袭或剽窃他人作品者，一律取消其参赛资格，并可予以相应处罚。作文比赛的目的在于选才，那些只知抄的人并不能通过比赛反映出实际写作水平，即使一时蒙混过关，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写作高手，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比赛规则，则办再多的比赛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王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