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发展历史研究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数学发展历史研究论文

数学发展历史

【摘要】数学发展史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数学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历程，数学中的很多思想也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本文就围绕数学的发展历程和思想进行了论述。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学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数学思想的特点及数学对世界的影响，总结了从数学发展史中得到的启示。【关键词】数学发展史；数学思想 【前言】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形式的学问，简单的说就是研究数和形的科学。众所周知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数学也在不停地前进；而数学的发展又离不开数学家们的探索和研究，数学家在数学发展史中占据这不可磨灭的作用。

【正文】人类是动物进化的产物，最初也完全没有数量的概念。但人类发达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更加理性和抽象的地步。这样，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记事和分配生活用品等方面的需要，才逐渐产生了数的概念。比如捕获了一头野兽，就用1块石子代表。捕获了3头，就放3块石子。“结绳记事”也是地球上许多相隔很近的古代人类共同做过的事。我国古书《易经》中有“结绳而治”的记载。传说古代波斯王打仗时也常用绳子打结来计算天数。用利器在树皮上或兽皮上刻痕，或用小棍摆在地上计数也都是古人常用的办法。这些办法用得多了，就逐渐形成数的概念和记数的符号。由于生产和劳动上的需求，在古代便产生了以简单的为基础的古代数学，他们用手指或实物计数，由于生产力的需求和发展，他们逐渐过度到用数字计数。

恩格斯很早时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这里的生产是指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数学作为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生产决定的。

尽管数与形的最初观念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低下，虽然经历了上万年的漫长时间，也只积累了一些零碎的、萌芽的数学知识。到了古希腊奴隶社会最发达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几何学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

文艺复兴时期，机械的广泛使用，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四大发明的传播，促成了西欧生产的巨大变化，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在这时期，在意大利的封建社会中，代数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7世纪欧洲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力学和技术的发展，从而向数学提出了从一般的形态上研究运动的问题。出于研究运动，变量的观念产生了，并且成了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产生了函数的概念。数学向着研究变量和函数方面发展，随后就产生了解析几何、微积分等数学分支。

微积分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证明它反映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某些客观规律，数学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古代虽然已有了朴素的极限思想，但是那时候的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研究都停留在静力学和固定不动的范围内，不可能产生微积分。

1705年，英国物理学家纽可门制成了第一个能供实用的蒸汽机；1768年，瓦特制成了近代蒸汽机。由此引起的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了十八、十九世纪数学的大繁荣。

20世纪40年代，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超高温、超高压、微观、宏观及大科学出现，于是现代数学发展神速、硕果累累。

综上所述，数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依赖于后者，因而两者的发展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但是数学的发展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时则超越社会生产的发展。

从17世纪产生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以后，学科分化的趋势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单一的未经分化的学科向许多专门分支学科发展，每一门学科所研究的又都是具体完整的数学中数与形的某一个方面。这种不断分化，到19世纪下半叶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代数、几何、分析等学科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分析领域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每个学科都可以互不联系地单独向前发展，各学科在理论、语言、方法等方面可以互不相通，根本谈不上统一的数学的图景。

到20世纪初，数学学科的分化和综合都明显加快了。从2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的趋势已占主导地位。学科的继续分化实际上已经是综合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新学科的不断出现正在越来越消除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对于数和形的深入认识，更多地采用多学科的方法的综合认识形式。因此，各门学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也许将来会出现一种公认的新观点，把目前的数学统一起来。但是，这种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形成新的分支，促进新的分化。数学将在这种不断的分化和综合中不断前进。

推动数学前进的力量，无论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数学内部的矛盾，说到底都离不开数学家的推动，更离不开人民，特别是离不开作为他们之中优秀代表人物的古今中外数学家们的努力奋斗。

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单独的产物，而是若干个时代，许多民族的共同产物。经过4000多年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数学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在数学史中，几千位著名的数学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几十万名数学研究人员做出了必要的探索；数千万数学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应用者为数学的传播和应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中国数学史上，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 但是没有实行古希腊统治者之间的民主政治,而是实行君王统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见解的黄金年代。当时的思想家和数学家,主要目标是帮助君王统治臣民、管理国家。因此,中国的古代数学,多半以“管理数学”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为了丈量田亩、兴修水利、分配劳力、计算税收、运输粮食等国家管理的实用目标。理性探讨在这里退居其次。因此,从文化意义上看, 中国数学可以说是“管理数学”和“木匠数学”,存在的形式则是官方的文书。而著述最多的数学家是梅文鼎。他自动喜爱天文学、数学。自29岁起，数十年学问与年俱进，是十七八世纪之交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

在世界数学史上，希腊哲学家不仅都重视对实质的探讨,而且从毕达哥拉斯开始,所有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依照数学设计的。在这个经典时期末期，上述观点已经确立,并且开始了对数学规律的探求。虽然这个观点并未影响后世所有的数学家,但一旦为人接受,它就作用于大多数伟大数学家的思维,甚至影响了那些尚未接触过它的人.希腊人这一重要思想的最大胜利是他们认为宇宙是按可为人类思维所能发掘的数学规律运行的。

希腊人欲得到宇宙的数学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成就如何呢？由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阿基米得和托勒密所创立的数学的精华有幸传给了我们。

牛顿的光辉业绩呈现给人类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和一个用一套普遍的,仅用数学表述的物理原理控制的宇宙。这是一个包括了石头下落、海洋潮汐、行星及其卫星运动、彗星挑战性的大尾巴以及恒星辉煌庄严的运动的宏大的规划。

借助于数学描述进行研究,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量化了的世界。他们将物理世界的具体事物转换成数学公式,从而留给后人一个数学的、定量的世界,这就是繁荣至今的自然的数学化的开始。

最著名的数学家是瑞士的欧拉。他一生中，共发表530本书，死后47年中，又陆续出版了他留下的许多书稿，从而发表他的著作达到886本之多。欧拉的一生几乎全部从事数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1735年，他不幸瞎了一只眼睛；1766年，另一只眼睛也瞎了，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的钻研和创作。双目失明的欧拉，让别人笔录下他的研究成果，借这一种稀有的记忆力，顽强而艰苦地奋斗着。他能在最嘈杂的扰乱中，精力高度集中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结论】正是这些数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和呕心沥血的探索才使得数学犹如九天战神一般不断前行，直至今天仍然屹立不倒，仍然是自然科学的中流砥柱。数学家的作用犹如锦上添花，他们为我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沿着他们的脚印平稳前进，最终到达数学的神圣殿堂。我相信未来的社会将会更加发达，人类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数学家，科学会更加先进，而数学依旧会是自然科学殿堂里的神圣女皇。

第二篇：满语语法发展历史研究

满语语法发展历史研究

研究背景：

满文是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下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17世纪皇太极下令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造，称“新满文”。满文通行约三百年。在清代满语被定为国语，清光绪九年(1884)新疆建省後，使用满语的人数达4万余人，其中除满族外，还包括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也使用满语。

研究满语对于研究清朝的历史文物了解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及衰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综述：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等编著的《满语语法》一书中，在对满族及其语言文字的历史，满语的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均进行研究。它是在满语教学、史料编译、语言文字研究的实践中所积累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清代的满文文书档案、图书资料为主要依据,汲取了前人研究满文的经验，并阅读国外满文研究的一些成果，从而对清代满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

为此，可借助其对于满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借鉴其对“老满文”和“新满文”语法的比较的方式，进一步研究满语语法的发展历史。

研究方法：

满族辛亥革命以後逐渐改用汉语，目前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不过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可以被视为稍加改动的满语，他们一直使用这种语言至20世纪中叶。目前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仍旧在进行锡伯文的教育，并出版有锡伯文的报刊。

因此，可以分小组查阅女真族、清朝及其之后有关的历史文献，从中比较、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再进行汇总、讨论，记录与调研有关信息。

再通过查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满语不同时期的语法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出满语发展历史的大致框架。

对于无法查阅的空缺信息，可通过在满语当前使用地区及历史发源地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记录下当地居民对满语的形成与发展的讲诉情况。各小组再进行汇总、比较，对有效信息再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核实。

最后将调查结果汇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满语语法的发展情况，并对不同时期的满语语法进行比较。

研究的价值：

历史上，满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长达三百年，满文作为当时的国语，在中外民族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通过对满文语法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有助于研究清朝的发展历史以及通过满译的古籍研究了解中国更长远的历史文化。对与外国学者来说，通过研究满语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历史上清朝与外国交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外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交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满族辛亥革命以後逐渐改用汉语，目前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因此可走访调查的群体数量较小。而且由于满语的历史文化久远，能够传承下来的口头或文字资料均有限。

第三篇：《历史研究》论文注释格式

《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

一 普通图书

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册；(4)出版地点（城市）；(5)出版者；(6)出版时间；(7)页码。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07页。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二 析出文献

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析出文献名；(3)文集编者；(4)文集题名；(5)卷册；(6)出版地点（城市）；(7)出版者；(8)出版时间；(9)页码。

（一）文集

黄宗羲：《汪魏美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二）书信集、档案文献汇编

《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三）序跋、后记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三 古籍

一般情况下，引证古籍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次；(4)部类名及篇名；(5)版本；(6)页码。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部备要本，卷14,第5页。

何璘：《澧州志林》卷23《书李自成传后》，乾隆十五年刻本，第31－34页。

万历《广东通志》卷24《郡县志十一·广州府·人物二》，第2页。

袁大化修，王树楠等撰：《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43页

《明史》卷282《儒林一·罗钦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37页。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3页。

《通典》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08页。

四 期刊、报纸

（一）期刊

引证期刊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期刊名称；(4)卷册号及出版日期；(5)页码。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4页。

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5－82页。

（二）报纸

引证报纸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报纸名称；(4)出版日期；(5)版次。

《同行业规问题》，《申报》1930年10月31日，第9版。

《论东亚事宜》，《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总第89 页。

五 外文文献

（一）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应使用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二）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方式：

1.引用专著（编著、译著），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书名（斜体）；(3)出版地点：(4)出版者；(5)出版时间；(6)页码。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28.M.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by William Marsden , Hertfordshire : Cumberland House, 1997, pp.55, 88.T.H.Aston and C.H.E.Phlipin(eds.), 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5.2.引用期刊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期刊名称（斜体）；(4)卷期号；(5)出版时间；(6)页码。

Heath B.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9, no.2(April 1993), pp.199-215.3.引用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3)编者；(4)文集名（斜体）；(5)出版地点；(6)出版者；(7)出版时间；(8)页码

R.S.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I.Rotberg and T.K.Rabb(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9.六 未刊文献

（一）学位论文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二）会议论文

中岛乐章：《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安徽绩溪，1998年，第9页。

（三）未刊手稿、函电等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6日，缩微胶卷，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档案1011—5961。

七 其他

（一）同一文献再次引证时可以将出版信息（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省略。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第8页。

（二）再次引证同一文献时，第二责任者（译者、点校者）可以省略。

孔飞力：《叫魂》，第210页。

（三）析出文献再次引证时，可以根据情况将论文集、资料集、档案集的编者省略。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第280—283页。

（四）转引文献，须注明原文献出版信息。

《宁波罢市风潮》，《新闻报》1919年6月9日，第2张，第2版，转引自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4页。

第四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源于老师的推荐。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当然，仅仅凭借对一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指正。

1、《历史研究》内容摘要及分析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 1

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2、《历史研究》对我的“历史观”的影响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21年，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

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3、《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的“中国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第一页中写到：“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其余尚存的十个文明乃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还有三个停止了发展的玻利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玻利尼亚文明和游牧文明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它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汤因比的话得出这样两种结论：第一，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七个文明不是衰落了就是面临死亡。第二，即使还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的结局。但是晚年的汤因比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4、结语

随着科技的异化和信仰的泛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化与文明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汤因比的理论也被人们重新认识，他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最后用著作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被滞留在发展门槛之外或者注定要过早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一个内部缺乏发明与创新能力的社会。

第五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