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
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
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在社会史的在《治史三书》中也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
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
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
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对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学志愿的书。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二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关于钱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杜维运《史学方法论》读书报告
(文章结构采取先分别论述各自文章的内容，然后再进行一一比较分析)
梁启超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一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1月
ISBN 7-5060-2192-7
二 全书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先生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发布到1921年著述此书。梁启超主张变化的历史，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且持续性。他认为在时间上“含偶合性断灭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这是他的历史观与旧史学家的不同也是更加高明之处。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内容则更加系统的展现了其对于研究辨认历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独到认识。正如其所说：“史料之为史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一）写作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先生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作品。而他本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的史学理论著作。他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开始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随即在1926到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这一点，从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出来，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理论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先生在知识和学术上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所做的积极努力探索。这部著作对于后代治学治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文章内容
本文共六章，分别论述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然每一章具体论述则有不同。
梁启超先生在其自序里提出，中国史学材料之多，不可胜数，须则善读的人从中进行挑选，以供人制读，认为其是当今史学界最迫切的要求。自序中还提出，当今史学界有2大进步特征；第一是客观的资料整理，然则须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第二是为主观的观念革新，并提出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批判古代历史特别是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与传统史学家的不同，他提倡写民史，也就是普通大众的历史，批评历代史学家研究历代历史，不过是为帝王修家谱。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在其文章第一章，如何去定义历史呢？他认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活动之体相；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指能够被改造的事物），以所活动者为相（指的是改造的主体）。自然界现象，非史范围。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活动之相又可以细分为活动之产品（指的是结果），活动之情态。
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根据结果推断它的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重现于今天。
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以整个社会作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事件，一代人或者数代人“赓续”活动的总成绩。）
对于中国史的定义呢？他认为，专述中国的先民活动，以供现代中国国民借鉴，是为中国史。那如何去阐释中国史的主要内容呢，梁启超先生把他规划在四方面；
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探查其所以能保存盛大的原因，侦察有无衰败的征兆。
第二，阐述历史上曾活动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并且去探讨我族和他们之间的发展关系，以及 所产生的结果。
第三，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什么作为其基本，它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又是怎样。
第四，阐发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的位置及其特性，和将来要在全人类所要承担的责任。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文章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详细的叙述了过去的中国的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先生在这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第二章资料丰富，向人们展示了他深喉的国学功底，证据充分，能够说服人。他认为不成文之史，十口相传为古也，而成文之史：自史诗始。梁启超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只有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人类本有恋旧的通性，然而中国人尤其如此，因此，设有专职官吏，用以对于旧闻的记录，并且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务之一。他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并通过《汉书.艺文志》（在迁以前者，仅仅只有百九十篇），以及《隋书.籍志》中史部著录，突然增加到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几百年间，增加量四十余倍，加以证明。
他将古代史书概括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其文句简短，达到了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
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不是村店所使用的那种流水账薄。
第三，所记皆是各国宫廷之事，或者宫廷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于社会情形则没有涉及。
第四，天灾地变等自然现象，不是历史事项者，反而则一一进行详细记录。
随着史书材料的增多，注释考证，就自然接踵而起。第一注训诂，如徐野民等的《史记》，应邵如淳等之于《汉书》。第二是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与史迹关系不大，后者则于本书相辅相成。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对于史评则有2方面；第一，批评史迹者，是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加以评论。第二，批评史书者，而对于史书的批评，则所评即是历史研究法的一部分。
第三章 史之改造
在第三章史之改造中，从旧史学思考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里，从旧史学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中转向近代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去寻求因果规律，在民族历史中去演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梁启超讲到，古代的史书，是否可以供人阅读，这还是一个疑问。在旧史中，无论哪种体裁，无论哪种门派，总离不开贵族这一属性，其读客也仅仅局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管阀阶级，或者智识阶级。而他所产生的效果，正如所期盼的那样，助力国民之畸形发展，从而达到他愚民的结果。然而对于这种需要，在今日早已成为过去，而如果把它保留，只是增加了他的危害性。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并对其做出贡献。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正如其所言：“史学范围应当重新确定，以收缩为扩充也”。一正如其所讲那样，“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划归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从而实现历史研究这一变迁，而这也正是因为古代史料纷乱庞杂所导致的，从而应该进行系统的归类。从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再到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从古代历史书的教育意义大于研究意义，所有史书主观因素比较明显，不能客观了解史实，突出强调在治史的过程中，保持客观的重要性。随后，梁启超又讲到；史迹不能不从旧史中获取资料，才能一直记载下去，然而旧史往往在编撰过程中不精，有缺失，而且旧史著作与当下人们对于历史或者实际的需求有多有不符合，所以，对史迹需要重新搜集编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去考察辨别它的真伪性。古代写书，绝大不分是短句单辞，不相联属，人类的活动，其性质为整个，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唯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所以，今日的历史也应该是整体的，有生命的。在本章节最后他讲到，今日所需之史，应该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两种。专门史如法制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治专门史者，不需要有过多的史学素养，更需要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不要指望史学家，而应该指望各该专门学者；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作普遍史者，需要具备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史事项之外，而通晓其各个方面。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文化才能够有所意会。在第三章中，梁启超先生详细的论述了旧史学的现状，以及中国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向我们勾画了新史学的蓝图。展示其对新史学的希望。
第四章 说史料
在第四章说史料中，梁启超先生在一开头就讲述了不同学科对于史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研究目标属性越固定，资料也比较容易。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也就越多，而可征信者也就越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认为得到史料有2种途径：其一为，在文字记录意外者，（例如，现存之遗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其二为文字记录者（例如，旧史，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的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在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在这章中，梁启超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去搜集史料和鉴别史料。
第一，如何去进行史料搜集:
其一为，普通史料见于旧史，无需搜集；
其二为，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怎样去区分消极或者积极呢（某时代有某种现象，称为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称为消极的史料）
但是这些皆为抽象的史料，具体的史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求得。有的在旧史中全然失去记载，或者有些事实有所缺漏，广泛的搜集旁证，可以得到意外发现。有的史料为旧史学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我们都应该搜索其他证据以补之或正之。
梁启超将其归纳为如下，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是误，二是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只需要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果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在对其进行审定同一史迹，史料出现矛盾，应当如何去进行选择呢？论原则，自当选择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正所谓距史迹发生时越近，其所制成的留传于世的史料也就越可信。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而言，距史地发生地越近，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的史料，他则认为可以称为第一等史料。而对于史料又可以直接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史料；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经成立。那又该如何去鉴别间接史料呢，则第一步应当以年代作为他的参考标准。书越是古老，伪品也就越多。
梁启超先生对如何鉴别伪书，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参照标准。
第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第二，其书前代虽有著录，然久经散失，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和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
第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也不可轻信。
第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第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义者，则今本必伪。
第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史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
第七，其书虽真，然而有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第八，书中所言确实与事实相反，则其书必伪。
第九，两书记录同一件事而相矛盾，则必定有一个是伪或全部是伪的。
则是根据具体的反证去进行鉴别，还可以根据抽象的反证去进行鉴别。
第一，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看见文体就能判断他是伪书。
第二，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察据各方面资料，总可以进行推见。
第三，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之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判断他是伪书。
同样的又可以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必定是真的。例如，书有从一方面是伪的，其他方面可认为是真的、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只能暂时认定他是真的，以待后来新的证据。
这是判定伪书的方法，那对于如何去鉴别伪事呢
第一，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仍旧进行书写者。
第二，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
第三，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乎令后人无从证者。
第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
第五，史文十九皆经后代编史者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
第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不是历史上任务之言论行事。
第七，有纯属文学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史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
那应该采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辩证伪事呢，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如下要求；
第一，在我们进行辩证的时候，不要支离于问题之外。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够得到直接史料为最好。
第四，能得到此种强有力的反证，则真伪就可以一言而决。
第五，时代错逆则事情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
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到直接之反证者，只能从旁边间接进行推断，取其名为比事推论法。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为推论法。
他认为正误辨伪两义，皆不能脱离“求真”二字，应该提倡实事求是。指出，我国在治史上的缺陷
“我国治史者，不能够以科学的方法驾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
在书中的第四和第五章梁启超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其对于史料的态度。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在书中第四第五章，其对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这也体现了梁启超先生的史料观，为当今治史者的研究提供了极高的借鉴价值，也对当今史学者治史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在书中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梁启超先生认为史迹有以数千年数百年为起讫者，首先，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可能以整个时间作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历史研究可以分段分时的去进行研究；再则，研究历史不把精力放在致力于各个具体的事实之上，其非常强调因果关系，应该学会去把握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在史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对于史学家或者治史者而言，要想辨析其中的因果关系，首先一步必须要去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律与自然关系律的不同。
在开篇中其就强调到，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从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其非常强调和重视因果，并且在下一句话中；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可以看出，在梁先生眼中，因果关系是何等的重要。作史如作画，必先构设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意背景，这是其对于史学的架构设置。然而，史迹太过于复杂，如果不将其顺序思路理清，叙述越是详尽，而读史者越是不能够找到其关键所在。在对于研究因果关系上，梁先生又做了如下阐述。
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集团如何区化，治史者可以自由发挥，但他提出需要注意2点（其一为，每个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开观察，最少可以看出一段时间的社会及其一部分之动相；其二为，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相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则是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此话亦可作这样理解，即在一个集体中，某一人或者数人，对整个集体或者与这个集体之外的人和事起到助力作用。
第五，“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可以称他们为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或党派人格。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正如其前面所说：“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
在梁启超先生这本书中，涉及到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如何对于史的定义、史的范围及其意义、对旧史学改造所提出的意见和观点、如何去进行史料的整理与搜集，同时，怎样去辨别史料的真实性和虚伪性，书中所展现，向我们揭示了先生的博闻强识，并对先生渊博的史学知识所折服，更加感叹，先生不愧为是一名史学大家。梁启超先生身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此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在思想文化方面，百家争鸣，东西方思想产生激烈的碰撞。西方讲科学、实践、求真、务实等，西方先进的治史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国内史学家。同样，也包括先生在内。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乃至现在，对于史学研究者治史仍有重要的启迪。在这本书中，先生多次讲到“因果关系”，讲到“求真”，特别是“求真”2字，对于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我来说，尤为重要，我将时刻谨记这2字，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在史料的整理与搜集的过程中，在史学文章的写作和创作过程中，必须更加耐心，更加敏锐，更加讲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胡编乱造，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这门学科。先生注重怀疑，研究从怀疑开始，特别是对于史料这块尤其如此，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考证史料，同时，也告诫后人治史者，要敢于质疑，大胆质疑。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不断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其在文中强调因果关系，恰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最好运用，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用此作为历史研究，不得不说大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先生对于史学研究的前瞻性，同时，也告诉后人治史者，要学会用辩证的眼光去对待史学研究。
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研读一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钱穆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年6月北京第13次印刷
ISBN 978-7-108-04069-5
二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讲述他使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从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钱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还能看到钱穆先生深深地爱国之情，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何去何从的担忧和思考。在文中一开头，钱穆先生就讲到近人治学，都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应当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之方法，也会随之不同。此书汇集八次演讲而成，在此讲题之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再从这意义来将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应该要注意的是，历史背后所蕴含而未完成的历史文化。历史是外表，文化是内容。从八个方面分别描述了对于中国史应当如何去进行研究。每一方面，都有其主要内容，文化为其共同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方面，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分量不同，其所注重的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也随之不同。
本书由钱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板块言简意赅的叙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大意。这是作者30余年史学见解的本源所在。同时，也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中国历史研究法》此书共分八讲，从如何研究中国通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每一章所描述的则有不同
第一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在第一讲中，钱穆先生讲到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型。如何去理解他们呢，钱穆先生认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历史；历史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能成为历史；把历史的特殊性和变异性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历史的传统性。而后，在叙述
中西方的历史区别时，又将其概括于，西方的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而东方的历史的变动，却是隐而在内，不易被人察觉。以示来区分东西方历史的异同。同时，又将中国史定义为，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而西洋史，则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并指出，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在向团结融合方向上走，虽有分裂，但统一、团结、融合，却是大趋势。而对于此后如何研究历史，钱穆先生提供了3条途径（其一，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年，循着时代先后来做通体的研究；其二，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追溯到古代；其三，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的便利，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但这一种不是最为理想的。）治史者要学会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治史应该具备史才、史识与史德，如能具备这三种条件，才能在史学领域有更深的造诣。但与此同时，研究历史，也绝非一成不变，历史既可以一往不返，也可以随时翻新。
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
如何来定义制度，先生写到；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自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拼凑而成。而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又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秦以前的封建政治，第二部分则是秦以后的郡县政治。自秦以下，根据法制而言，是王权、相权并立。王位世袭，表示国运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而与此则可以得出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只有职位之争，而无权力之争。对于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而言，除了宰相制度以外，还应该被提及的则是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而这也构成了“士人政府”、“贤人政府”的主体。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要注意2个方面（其一为，研究制度，不应该从制度本身看，而要学会通晓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史实来进行研究；其二为，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值存在。）因此，国家只存在，民族之延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绝不可以推翻一切原来的旧历史、旧文化，盲目学习他人，中国自有自己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属性。
开篇就讲到，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能够延续四千年，而且开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就从目前世界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是近代以来新观点。马克思把社会形态来划分为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形态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自秦以后，中国古代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逐渐形成。而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而中国关于士这一方面的变动情况，可以细分为；其一，为游士时期，即春秋末期，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成为社会新兴的主体：其二为，郎吏时期，特指两汉，有成郎吏社会：其三为，九品中正时期，此在魏晋南北朝，又称“门第社会”：其四为，科举时期，又称“白衣举子”之社会：其五为，进士时期，又称“进士社会”。有人认为，中国史籍只偏重于上层社会，而对于下层社会则史料匮乏。在中国，“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重要的核心。在唐朝以前，族的重要性胜过于家，而到了宋代，家的重要性则要胜过于族。方志与家谱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社会现实着手。
在文中先生提到，照传统观点：照人生理想而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使人生无限向上；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是别有所在。正是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的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道路，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主义为立场，或者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仪主义为立场。而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碍了社会，却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碍了商人。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是放纵在牟利上。经济只是辅助人生，而不能宰制人生，因此经济的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因此，中国经济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哪一种自创辟的精神。
钱穆先生认为，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排斥之谓，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尽行吸收，融汇为一。此因中国学术之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这也是中国学术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也在于此。中国学术实际精义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因此，在中国学术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者所不可不知。然则中国学术精神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由此，再推申，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因此，研究中国学术史，首先需要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而中国的学术传统主要在汝河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想要明白儒家学术，则此二者必须兼备。
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或持续历史者，则只有少数。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的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先生将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第三类，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衰乱之世多过治盛之世。人生在衰乱世，更难有事业表现，乃能超越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又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必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等人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特别突出。许多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卓然有一“人”而存在。
在中国古代，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懂的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历史的单纯性的表现的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所以，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很难明白各时代的历史事实。《禹贡》《汉书 地理志》，是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2本读物，但是，这两本书各自的倾向性则有不同，前者只注意政治和经济方面，而后者，则开始推论当时各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然儿，中国之地理之地理扩展，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则与西方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看似单纯，其实很复杂，其单纯只在外面的形式，二其内在的精神是很复杂的。先生讲到，将来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向其可能的。恰如先生断言，如今的中国，早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正在实现复兴，正在追求统一。中国都市由四周农村“向心凝结”
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合为一。中国历史在地理上的推广，同样，也只是一种向心凝结。而中国文化之地理推广，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种向心凝结的潜力存在。地理与文化有关，中国地理的复杂性，却并不妨碍其内部，都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是全部历史的整体，我们必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历史之整全体，指的是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而这种所谓人生，不是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是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及有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几项注意事项，除了首要的第一点，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还有如下几项需要注意：
第一，讨论文化史需要注意辨异同。
第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处。
第三，讨论文化要自其会通出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
第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
第五，讨论文化应该从优点与长处来看，不应当只看劣点和短处。
这是研究文化问题应该保持的态度，那文化的其他方面呢？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而文化精神，则指的是特殊长处。以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革新。因此，文化有共态和个性，共同处是其共态，相异处是其个性。在谈到中国文化是否有出路时，先生讲到，文化本是有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永远的创造，我们需要先将自信心树立起来，便无可悲观处。
钱穆先生著作此书结构清晰，脉络分明，以中国历史文化之意义贯穿全书，就文化的各个方面分别用专题的形式来阐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用一个个简单生动的例子去进行阐述，深入浅出，把抽象的思想具体化，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学习历史的人去理解，将已经学习过历史的人引入更深的思考。文中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贯通中西，评估论今，使读者在领略其渊博学问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会本书的意旨。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强烈关注，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都在本书中得到展现。以历史为依据来弘扬中国文化，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精神。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评价钱穆时说道：“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中史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
先生分章论述，用具体的方式方法引导后人具体如何研究历史。在先生写这部著作的同时，看到了先生对于他所处时代历史研究的一种焦虑，写下此书，更是为了引导当时的学者和以后的学者，去研究历史。在书中，还有许多有待完成的命题，期盼着后起之秀，能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字里行间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深地责任感，总感觉要为历史学研究，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生，我能感受到先生的一种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端正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认真从事史学研究，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在一些问题上不要妄自菲薄，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
对杜维运之《史学方法论》研读一 版权信息
书名：《史学方法论》
作者：杜维运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1-10662-4
二 内容提要
在《史学方法论》中，杜维运先生提出了比较史学的定义，并强调对史学思想的比较，把比较史学严格的放在对史学自身的比较上，在比较方法上，他以详实的例子为依托，在辩驳中进行比较，并把微观和宏观的比较方法融为一体，从而彰显中国史学地位，展现中西史学的相通相融。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为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杜维运，山东嘉祥人，1928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不仅对我国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史学思想方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促使国内史学界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进入19世纪后，西方史学完全摆脱了宗教史学思想的束缚，而且推进了新一阶段的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史学运动，从语言文字方面着手，追溯史料形成的来源，批判史料可信程度，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内部大致平静，使得史学家的态度及其乐观，他们醉心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他们认为在科学的方法运用下，能够得出肯定的结论，能写出尽善尽美的历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幻想，出现了反科学历史的趋势和历史相对论的盛行，也是史学家丧失了信心，时时透露出悲观的态度，认为历史变幻莫测，史学家无法得知全部的历史真相，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理与绝对的历史定律并不存在，出现了新旧史学之争，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历史是推论，只是文字游戏。在这些观点下，史学家担心后现代主义会摧毁历史，于是出现了众多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史学方法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修订的。
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表明了史学家是训练出来的，史学方法很重要，没有史学方法的指导，无法成就史学家。本书通过研究古今中外史学家的方法与及见解总结出了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如怎样搜集史料、考证史料和运用史料的方式方法，最后提出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和修养。本书共27章，介绍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要训练成史学家需要方法。其次，还对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史学理论应用到研究里就变成了史学方法，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只有应用到研究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杜维运先生在这一章节中强调了史学方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理论、整体性等
第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接触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历史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者杰出的的史学家。
第二，史学方法与思想；史学方法的源泉是思想，思想是否为历史发展的本源，难以断言，思想导致历史研究是可以断言的。没有一种史学方法，追溯源头，不是出于思想。
第三，史学方法与理论；史学方法起源于思想，也与理论相通。思想接近理论，理论接近实际。史学上的理论。与史学方法，有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第四，冶中西史学方法于一炉；中西史学方法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兼容并蓄，综合两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五，史学方法的整体性；西方史学家认为，搜集资料考证资料的时候，要用冷静客观的科学方法，进入撰写阶段的时候，则要用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方法。科学和艺术的两种方法，二者不能进行清楚划分，在编撰历史的过程中，都在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史学家不能采用任何一种外来方法，去摒弃其他方法，应该采取一整套史学方法，不能从中零星摘取。
第六，史学方法与史学家的谦虚；强调史学家的谦虚美德，是史学方法的良剂。
第七，史学方法与中庸之道；史学家不能走极端，而采取中庸之道，是最重要的史学态度，史学方法的两个极端，可以借此而得以消除。
第八，史学方法的大敌；杜维运先生认为，史学方法的大敌是武断、附会与诈伪。此涉及史学家的基本品德问题。史学家需要勤奋、精确、爱真理、公平无私。“学养”、“理解”、“文学技巧”，为史学家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九，史学家的将来；大体而言，人类历史是在进步的，因此史学家怀着乐观，寄希望于一个好的将来，不是徒作虚无缥缈的幻梦。
第十，史学家神圣而艰巨的工作；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神圣的、艰巨的，不断的搜集资料，不断地考证资料，完成属于历史学家自己的研究，并从中找到那份最原始的快乐。
什么是历史？先生认为，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记录（往事的记录）。那什么叫史学家呢，将一般性的事实变为历史事实，完全系于历史学家。数学家在瀚海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有意义的事实，使其变为历史事实。历史是在史学家与事实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二者有相依为命的关系。史学家无事实根据，无法垂信历史；事实失去史学家，将如死灰沉寂。而史实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那选择事实的标准有哪些呢
第一，完善的标准；选择美的事实，以变成美丽的故事。历史的富有诗情画意，而引人入胜。
第二，鉴戒的标准；要选择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实以历史。
第三，文化价值的标准。
第四，新颍的标准；所谓新颖，不是指奇闻怪事，而是指事实的特殊性与新颖性。
第五，现状渊源的标准；过去的事实，为史学家所注意，与史学家的现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管史学家如何企图超越其现在，为过去而研究过去，其所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历史有待不断重写。然而，历史是活的生命，而没有死去，在于史学家为了解现状，而去追溯现状的由来。
同样的，史学家也是非常的重要，历史的形成，不能缺少最基本的的事实与史学家这两个基本条件，而这也说明了在事实与史学家之间，史学家居于主动地位。超凡的史学家，除了自先的天才以外，还需要后天的不断学习。
第三章，历史科学与艺术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争论很大，中西方史学家各有见解。有的赞成历史是科学，有的则提出了反对先生认为，说历史科学的，在于搜集与审定证据时，史学家应该就有科学的精神。发现历史事实，方法须科学，将历史事实展现给读者，就有其艺术性。但历史与科学、艺术又有不同，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学与科学有明显的分野：
第一，历史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科学研究自然，而历史则研究人事，人事与
自然绝相殊异，历史与科学很难同科。
第二，科学研究自然，是为了寻求其中的定律与真理。历史所研究的人事则是变幻不定的，不可猜测的，人事上的真理，以时间不同，以空间相隔，也往往失去其绝对性。
第三，历史是研究变的艺术，科学则是研究不变的艺术。
第四，科学是能够预测的，科学上的定律，能从已知推测到未知。历史则不能预测，史学家以研究已经发生者为任务，不研究可能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者。
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其他，这是首先应该辨明的问题。
第四章，史学方法、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
先生在这章开头就讲，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就历史独特的本质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想寻求其意义，应在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能否应用在历史研究方面。方法是通科际的，不同的学科，方法可以适度的相通。研究不是科学与艺术的历史，可以采用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是不应嘎争辩的。所谓科学方法是就其一般性而言，像观察方法、试验方法等，都可以适度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科学方法对史学研究有重要的贡献。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被称为史学方法，英国史学家斯科特曾经为史学方法作了一番解析。但是，科学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上，仍然要受到限制。不是所有的科学方法都能用到历史研究上，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任何人用同样的证据，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历史知识则难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能够得到不同的结果，他们的思想不同，情绪不同，见解也就不一样。
艺术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史学研究上，在描述一场大的历史事件上，艺术家的想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学的技巧，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将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用艺术的方式去进行表达，才是史学上的盛事。而史学方法本身就具有科学性。历史的不可捉摸，是历史的本质，但是在变换中有其大脉大络，史学家博采科学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史学方法具有广大用途，先生认为，科学方法是人人可得而取用的方法，史学方法更是天下所有学者的利器，而不是为史学家所私有。
第五章，归纳方法
在一开始先生就讲到，史学家治史，第一种必须使用的方法，就应该是归纳方法。最开始，从观察个别事实，从而得到一致的理论，史学家将其运用过来，史学家尽量收集可能搜集的到的史料，史料搜集全了，在得到结论。与归纳方法相对的则是演绎法，演绎法从理论到事实，应用到历史研究上，最开始先建立一种史观或者假说，由此史观，由此假说，以寻求符合其说的历史。然而，归纳方法也有不客观的地方，它无法不接受理论的指导，它也无法归纳到所有的特殊材料及求出客观的历史真理。史学家需要明白其中的限制或者缺陷。首先，它与被认为不科学不客观的演绎方法，没有清楚的分野。实际上，归纳方法无法完全从实施到理论。而应用归纳方法，不能不先有假设，假设则是既有的观念，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三者形成。那么所谓归纳方法，不是纯客观的科学方法，而与不科学的演绎方法息息相通。史学家费尽周折，由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没有绝对的肯定性，那么史学家在的结论的时候，最好尽量避免使用所有、必然等词语，多用或许、似乎、几乎等具有融通性的词语。归纳方法在应用的过程中，有其曲折性，史学家的思想、想象，时时发挥决定性的力量，适当的配合运用演绎方法，将显现其创获的特性。善用演绎方法者，也必须知用归纳方法。
第六章，比较方法
庞杂的史料，归纳在一起，不经过细细分析和比较，很难得出结论。所以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
对史料比较与考证：
第一，同源史料的比较；一种史料，其作者同为一人，是同出一源的史料；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或者不同，而处处相同，也是同源史料。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史料，其足作者同为一人，其所涉及之处，经过比较以后，或许往往能有新发现。
第二，异源史料的比较；史料不同出一源，而内容相互涉及，其中的异同，极富启发性，而事实的真相，往往自其异同间流露出来。
第三，转手记载与原书的比较，也就是第二手材料与第一手材料的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相比较，是史学家应该知道的第一种方法，相信第一手原书，而不相信转手记载，是史学家必须可售的大原则。
将史料的比较，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而进一步富有积极性与活泼性的比较，是将历史上所发生种种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历史现象往往单看是没有意义的，或者给人以很模糊的感觉，比较起来，意义才能更加凸显。通过比较现象所得出的结论，能避免进一部分道德判断，因为历史事实是无法脱离历史解释而独立的，而历史解释却永远有道德判断存在。
第七章，综合方法
史学家在应用归纳方法和比较方法以后，必需则继之以综合方法，综合系集大成。综合方法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作新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从而达到学术上的创造境界，然后在继已博览浩瀚的原始资料。通观以博览作为其基础，以此，可以将综合方法发挥到极致，因此，由博览到通观，是高度的综合。一部伟大的“体大思精”的历史性著作，绝大不分都是以综合方法作为其基础。综合方法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第八章，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是科学方法中最富关键性的一种方法。科学家在进行观察、比较、综合等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进行分析，真理定律的得出，往往是精密分析的结果。在历史的研究领域中，分析方法所发挥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将分散各处的史料归纳在一起，而赋予其历史意义，是要经过一番分析的，将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史料，归纳在一起，并指出其中的关系，需要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分析史料的和谐程度、宾主地位、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等。史学家在对史料真伪及可信程度进行考证的时候，必须进行静谧的分析，当史学家在进行历史解释的时候，也要进行分析，史学家的分析精密了，其解释自然就更加显得真切。叙事的清晰合乎逻辑，也需要加以仔细分析。当研究个别人物以外，进一步搜集某时代某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加以内容分析，或有可能窥见某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思潮。但是，这是一种新出的方法，资料的残缺不全，模式的难以周延，都是这种方法的致命创伤。史学家不能作分析方法的奴隶，历史有其神秘性，有时无法进行分析，同时对整个历史的了解，往往不能仅凭机械的分析。
第九章，史料析论
第三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第四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依据梁启超于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以及中国的旧史学及其改造和新史学的创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学史的一本入门书。
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第五篇：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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