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思想的历史研究与借鉴

第一篇：防洪思想的历史研究与借鉴

防洪思想的历史研究与借鉴

周魁一谭徐明

摘 要 20世纪初叶以来，迅速发展的工程技术带来防洪的新形势和新观念。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进程中，尽管调控洪水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洪水灾害的损失仍不断增长。世界各国为此都在进行减灾战略的新探索。中国传统治水思想中蕴含的人类社会发展要适应洪水规律的认识，今天仍然散发着科学的光芒。水利史研究提出了灾害双重属性的科学概念，认为在进一步提高工程防洪能力的同时，人们应当积极寻求适应自然规律的发展模式，建立社会化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关键词 洪水灾害 双重属性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减灾策略

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洪水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大。但是，洪水灾害的危害却有增无减。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洪水国家在防洪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洪水预报以及对洪水调控的工程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是灾害损失非旦没有得到控制，却反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怎样认识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对洪水灾害的影响，有必要拓宽认识，转变观念，以改进我们的应对措施。

一、贾让治河三策及其卓越的自然观

西汉年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河接二连三地在下游泛滥横流，使西汉王朝一筹莫展。黄河安危成为朝野关心的国家大事，陆续提出过多种工程治黄方案。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治理黄河的规划方案，并以其适应洪水规律以减轻水灾损失的主张独树一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贾让在其治河对策中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他指出，古代的时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在两岸筑堤防洪，虽然这不是好的办法，但当时黄河两岸堤距达50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缚得过分严重。然而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老百姓贪图黄河肥美的滩地，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围垦一再深入河滩，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堤，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房屋田产被淹没，首先是人们盲目发展造成的。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摆脱目前黄河河道高耸狭窄的困难局面，另外开辟一处宽广的场所容纳黄河洪水。具体方案是将黄河改道西行，在当时的黄河和西面的太行山麓之间的宽敞地带北流入海。这一地区是冀州的辖区，为此，要把冀州的百姓迁移出来。搬迁费只相当几年的黄河岁修经费，不难解决。他认为这是根本消除黄河水患的办法。贾让的中策是上策的修正，照顾了防洪、灌溉和航运的需要。他认为中策虽然谈不上是圣人的做法，但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的治河良策。贾让认为的下策是坚守目前狭小和混乱的黄河堤防，朝廷每年为治河花费大量经费还难免决溢。

对于贾让治河三策，后代有不同评价，明清间争论尤多。邱浚(1420～1495年)认为：“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而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则认为贾让上策和

中策都不可行，邱浚的评价不足为据。清代夏骃称赞贾让治河有术，“虽使大禹复出于此时，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上策哉”。而河道总督靳辅则讥讽贾让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或予以肯定，或予以否定。而在批评贾让具体治黄措施之后，靳辅同时强调指出：“（贾让）所云、疆理土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数语，则善矣。”又从治河思想的角度肯定了贾让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发展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提出治水自然观理论的并非贾让一人。北宋时黄河堤防频繁决溢，治河思想非常活跃。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1032-1101)在一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虽然废弃堤防而任水所向的办法不可取，但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的话，却道出了洪水灾害的发生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同时他也注意到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河流和洪水的影响，这是极有见地的。

元代也有人坦言：“黄河涸露旧水泊”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也就是说，不是洪水危害居民，而是居民住到容蓄洪水的地方去自找灾祸，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这些认识和贾让如出一辙，都是在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发展要主动积极地适应洪水客观规律的合理内核。当然，随着人们调蓄洪水的工程能力的不断提高，适应洪水的规模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二、中美防洪背景的比较和工程防洪作用的评价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首先注意到，20年代以来大规模兴建防洪工程，但是高坝大库并没有遏制洪水灾害上升的趋势，由此而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策略以及洪水保险的社会保障措施。这些认识和举措此后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用以修正各自的防洪方针。

我国的防洪部署此前仍专注于主要依靠调控自然态洪水的工程技术措施建设。例如，1991年淮河和太湖大水损失400多亿元，这个损失是在没垮一座坝，骨干堤防没决一个口的情况下出现的。说明防洪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那么，事后所拟订的减灾对策如何呢？仍主要是建坝、修堤、疏浚河道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度等措施。这些防洪措施是必要的，但显然又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洪水规律的方面。

防洪社会化建设对我国尤其重要。试与美国比较来看，我国的地理环境对于防洪来说存在以下不利条件：①美国受洪水威胁的区域只占国土面积的7%，除萨斯奎亚纳河流域和环大西洋滨海地区外大多不和经济发达地区重叠。而我国有水灾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0%，且经济发达地区大多位于占国土面积8%和占工农业总产值60%的七大江河中下游平原。②美国人少地旷，可以保留较多的河流下游湿地，洪水回旋余地比我国充裕。我国由于人口压力对湖泊和河滩地的大规模垦殖，显著削弱了洪水的调蓄能力。③美国的河流年际和年内分配相对来说比我国均匀，而且水库蓄水能力也比我国大。其本土河流的年径流量约1.7万亿ｍ3，已建水库库容达1万亿ｍ3，可控制的年总径流量达60%。我国大陆流入太平洋水系各河年总径流量约2.0万亿ｍ3，已建水库总库容为0.45万ｍ3，可控制年总径流量的22%。④我国河流含沙量之大在世界名列前茅。据统计，每年进入河流的泥沙约35亿ｔ，其中40%淤积在河流、湖泊、水库和泛区中。泥沙淤积持续削弱已有的工程防洪能力，因此，即使维持一定的防洪标准。也需要不断提高和增修新的工程。

可见，与美国相比，我国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对防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程防洪任务更重，控制洪水的能力亟待提高。但是美国的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注重工程防洪能力的提高，即便达到了美国那样的标准，仍然不足以有效制止灾害增长。

1980年发表的《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指出，“美国在此前60年间用于救灾和防洪的投资达数百亿元，但洪水灾害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表明防洪工程和减灾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得出了实施减灾社会化建设的新策略。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大洪水，洪水之后联邦政府洪泛区考察委员会和陆军工程兵团进行了水灾调查和防洪规划评估，提出《分担挑战棗21世纪洪泛区管理》和《洪泛区管理评估》以及1999年发表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人类规划的灾害棗美国自然灾害评估》，都进一步强调了洪泛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要适应洪水规律，以及减灾应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以美国的工程防洪条件和经济实力尚且需要调整防洪方针，实施减灾社会化，何况我国。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美国，洪泛区又大多与经济发达区域相重叠，防洪减灾社会化体系建设将会比美国有更多困难，但也将有更为显著的效益。以往的防洪方针主要是针对自然态洪水，认为只要控制了洪水解决了灾害发生的条件，就可以控制灾害的发生。实际情况和后果都未能尽如人意，不仅如此，在近几十年中，我国主要江河防洪形势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例如，造成1998年长江中游防洪严峻形势的关键在于，1998年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大水，但中下游水位却普遍高于1954年，有360ｋｍ河段最高洪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换句话说，由于河情的改变，被视为中游防洪关键的三峡工程还未发挥作用，设计防洪标准已经降低。防洪形势的这种改变并非长江所独有。黄河1996年花园口站7800ｍ3/ｓ 流量相应的水位，比1958年22300ｍ3/ｓ 流量下的水位还要高0.9ｍ。淮河干流各站在相同流量下，1991年水位比1954年高0.2～1.2ｍ。1963年后根治海河新开挖的几条泄洪河道，输水流量如今已经分别减少40%～60%。主要江河的河道水文状况发生的显著变化并非由于水利工程不足所引起，反过来说，只注重建设防洪工程并不能阻止江河防洪形势的恶化和达到充分减灾的目的。

历史分析表明，既然近10年的洪水量级比起前几十年并没有特别异常，而水灾损失却急剧增加。可见水灾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降水异常，而是社会无序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后果。

三、灾害的双重属性和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

1．灾害双重属性的概念

直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如果由此认为，只要出现异常洪水就将发生灾害，那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大量降水，就会有洪水出现。至于洪水灾害则只在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才会发生。在无人的荒漠地带尽管洪水滔天，也无所谓灾害。可见洪水灾害概念应该包括这样的两层含义，一是致灾因子棗洪水，二是承灾体棗人类社会（通常只将人类社会视为承灾体，其实无视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也是另一种致灾因素）。两者缺一不成其为灾害。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所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

2．灾害的双重属性与工程和非工程相结合观念之同异

第一，双重属性的概念反映了灾害本质特征的两个方面。减灾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观念虽然突破了灾害只是自然变异的局限，但迄今未见到国外对灾害本质属性的全面表述。

第二，目前通常的工程与非工程的划分，是按照工程硬件与技术和管理软件人为划分的，没有实质意义。而基于灾害的双重属性将减灾的途径划分为针对自然态洪水和针对社会两部分：①通过兴建防洪工程、提高洪水监测和预报水平来提高制约洪水、防范灾害的能力；②通过加强国土规划和管理，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加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概念比较清晰。

第三，提出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对完善我国的防洪方针有实际意义。这是由于我国引进非工程防洪概念已有１０多年历史，并在若干方面取得成效。但我们所吸收和应用的大多限于针对洪水的技术性措施。对非工程防洪措施最本质的方面，即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却缺乏理解。因此可能导致一种误区，即一提非工程措施就只考虑到如洪水预报、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措施，其实社会分担风险并承担减灾责任更是非工程措施的重要方面。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继承了我国治水自然观，即以2000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有助于我们灾害观念和防洪观念的更新。

3．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

洪水灾害的社会属性启发我们考虑如何科学地安排国土开发，科学地调整经济布局以适应洪水规律和减轻洪水灾害损失。水环境状况是决定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自然条件之一，国土整治的总体规划应当将防洪规划纳入其中，相互协调，统筹安排。然而，《防洪法》第九条对这两个规划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服从综合规划的基本考虑可能是，综合规划提出发展目标，防洪规划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予以保证，反映出人们力图主宰洪水和单方面发展的欲望。这个欲望是否切合实际？由人编制的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是洪水是否也就跟着服从呢？无疑防洪工程建设可以提高综合发展规划的保障程度，然而水灾损失不仅决定于洪水的大小，而且往往由于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布局的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而大为增强。由此可见，要减轻洪水灾害也要适度节制和调整社会发展的需求。

世界主要水灾国家水灾统计数据表明，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形势下单纯依靠修建防洪工程提高防护标准已经十分困难和代价昂贵。经济有效的减灾途径有二：第一，要继续修建防洪工程以制约灾害的发生；第二，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减轻灾害发生时的损失。两者相辅相成。1998年长江和嫩江大水之后，上自国家首脑，下至社会各界无不举出诸如水土流失、围湖造田等等有碍防洪的种种失误。可见对水灾成因和对策的总结，人们已经从单纯着眼于对洪水和防洪工程的关注，将视野扩展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国土开发的影响上。应把防洪减灾作为国土规划的前提条件和组成部分，进一步制定长远的治水总体规划，建设社会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当然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但又是必须从现在就要开始部署的问题。事实证明20世纪只看重工程防洪的方针需要修正，应该借鉴历史经验，调整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21世纪防洪减灾方略。

在防洪减灾中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洪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往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看作人类活动的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稳定的场所，而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特别是现代，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已遍及全球，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前代。与此同时，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也显著增长。因而在防洪减灾中尤其要主动地研究随着人类社会强烈扰动和改变着的自然界自身的进化过程，自然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能等到自然界报复降临之时，再去寻求补救的办法。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进展表明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作者周魁一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为

第二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源于老师的推荐。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当然，仅仅凭借对一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指正。

1、《历史研究》内容摘要及分析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 1

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2、《历史研究》对我的“历史观”的影响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21年，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

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3、《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的“中国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第一页中写到：“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其余尚存的十个文明乃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还有三个停止了发展的玻利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玻利尼亚文明和游牧文明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它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汤因比的话得出这样两种结论：第一，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七个文明不是衰落了就是面临死亡。第二，即使还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的结局。但是晚年的汤因比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4、结语

随着科技的异化和信仰的泛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化与文明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汤因比的理论也被人们重新认识，他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最后用著作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被滞留在发展门槛之外或者注定要过早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一个内部缺乏发明与创新能力的社会。

第三篇：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与田野调查法

1.文本分析法的詳細定義到底為何?

「文本」指的是一段文章、一段話、一段可以分析的文字或符號作品，就「詮釋學」做為一個找出事物意義的方法學科來看，當然可以用「詮釋學」來進行文本解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405120318658

文本有可能是劇本 ,音樂 , 詩, 電影 , 文學作品等等

簡單舉例來說, 有一件事情,一個人用文章把它記錄下來,那篇文章就是“文本” 文本<===>相對應的事件(可能是真實的事件,或者虛構的故事,小說)其中一定會有寫作的人或閱讀的人的好惡在裡面 所以,大概可以拆成,“文章的根本” 單純文字所描述事件,不含有作者,讀者,的意識形態......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61901660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註1-1）而歷史資料的種類繁多，依項目的類型區分，一般可分為文件、數量記錄、口頭記錄和遺物等四種。

本研究欲歸納以往有關寒單爺民俗活動的研究文獻，並分析其研究的成果與不足之處，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因此除了有關寒單爺民俗活動的研究文獻之外，也蒐集了相關的報紙、雜誌、遊行路線圖、照片、錄影帶、宣傳海報、活動手冊、活動企畫書與實施計畫、廟神傳、問卷、專案報告等等，以資分析探究。

二、田野調查法

一般民俗學的田野調查，採用觀察和訪談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以下就本研究所採用的參與觀察與訪談分述如下：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特徵主要是研究者同時扮演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在此情形下，觀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因此得以維持觀察情境的自然，可減低觀察者在情境中的干擾，並可避免被觀察者不必要的防衛，以獲得比較真實的資料

（二）、訪談

Bernard，H.R.在《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一文中談到非結構性與半結構訪談時，認為根據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對於情境的控制程度，由低而高可將訪談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ing）；

二是非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 三是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四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ing）。（註1-3）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調查台東地區一般民眾、商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對於寒單爺民俗活動的認知程度，以及他們對此民俗活動所持的態度。

由於一次的半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訪談，並不一定能完整的蒐集資料，因此筆者視情形而定，對受訪者進行不定時間、不定次數的訪談，以期使資料完整無誤。

第四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第五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范文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