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二

第一篇：关于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二

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

（二）2.3.3体育竞技伤害的刑事评价

我国刑法理论近年来对体育竞技的正当化这一法律现象有所研究，探讨了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成立条件等基本问题。

刑法理论关于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种观点：被害人承诺说、区别对待说、国家许可说、正当业务说、正当风险说、社会相当说、“一体两翼”说。

在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内的竞技伤害行为阻却其违法性，超过了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的竞技伤害行为就具有合法性，竞技体育正当化行为成立的要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违背了规则且造成了伤害的体育竞技行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正当行为?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黄京平指出，任何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都不属于体育竞技中的正当化行为。但这种看法过于绝对。我国有刑法学者在早期作品中指出持此观点。但其稍后的作品则认为，手段虽然不为规则所允许，但如果具有社会相当性，仍然可以成立正当行为。

比赛是否正当是判断体育竞技行为是否正当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什么是正当性的比赛，有学者认为，必须是经过国家或者有关体育组织确认的比赛项目，并且必须是有关体育机构或者有关机关正式组织的比赛，否则就不能认为其竞技行为是正当的，亦不排除行为的犯罪性。该观点没有考虑体育的特殊性，限制了正当比赛的范围，缩小了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范围，会挫伤草根体育的积极性，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发展。因此，只要比赛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不违背社会伦理和法律，就应当属于正当的比赛。

2.4体育与工作

2.4.1运动员人力资本归属

在我国，职业体育人力资本所有权研究属于“一边倒”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体育体制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归属长期未能明确的现状，纠正实践中将国家作为职业体育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看法，指出职业体育人力资本所有权属私人所有。并指出应明晰我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的产权，通过合同和契约等形式将投资主体的各方相互关系明确下来。

2.4.2职业体育劳资关系

对于职业运动员与俱乐部的法律性质，目前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中较为主流的是劳动合同关系说，也有雇佣关系说。王存忠、韩新君、马国华分别指出，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劳动法律关系来调整。也有学者认为运动员和俱乐部是雇佣合同关系。该观点强调体育雇佣关系能给合同双方更多的意志自由，从而能有效保护运动员的权益。雇佣合同更多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出现纠纷后只能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总则一些概括性的规定，而劳动合同在《劳动法》中已经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界定为劳动合同可以更好地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于运动员与俱乐部等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目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足球俱乐部作为企业法人，属《劳动法》所涵盖的用人单位，而运动员以足球运动为其职业，可以确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彼此因劳动报酬产生的争议，当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也有人认为，足球运动员聘任合同具有特殊性，根据《国际足球联合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应受理此类案件。

2.4.3职业运动员合同

从能够看到的我国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合同可以发现，现有合同条文简单粗陋，水平有待提高，但对运动员合同的研究寥寥。

在有限的研究中，黄世席参照《贝利法》，对巴西体育法中关于职业运动员劳动合同的内容、主体、期限、报酬、“已过盛年”制度与运动员转会进行了介绍。蔡晓卫，唐闻捷认为，运动员合同中必须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名称、期限、工作规范、安全条件、报酬、惩戒规定、合同终止条件及违反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等。韩新君指出，关于运动员的职责描述、表现评价和俱乐部的组织制度是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的主要内容。朱文英的研究指出，职业球员合同虽然和普通劳动合同存在许多不同，但仍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和保护，从探讨职业球员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出发，列举了职业球员工作合同解除的情形。

2.4.4转会与运动员流动

转会费曾经是国际足球领域长期约定俗成的问题。但转会费在法律上有无依据?关于转会费的性质，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1)“违约金说”认为，转会费从性质上应认定为违约金，如果合同届满，运动员应有权自主选择转会，而如果合同未届满，运动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运动员转会的标的是运动员的技能而不是运动员人身。(2)“训练培养费说”认为，转会费性质上是一种补偿金，以补偿原俱乐部花在球员身上的培养费。收取转会费的合理性在于，俱乐部对运动员进行培训，提高了其技术能力，因此可以收取转会费以保护原培养俱乐部不致因球员转会而受到损害。陈华荣认为，中国足协运动员转会费兼有训练培养费和优先权转让费的属性。持反对观点者则认为，把转会费界定为补偿金的观点太过保守，已不适应现代职业足球发展的需要。

为了维护运动员的利益，我国体育行业应建立实质意义上的运动员工会组织，行业工会的建立将有助于处理和调节各种体育劳资之间的纠纷。

2.5体育与不当行为

我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寻找竞技体育不当行为产生的原因，包括若干宏观和微观的具体因素，如社会、历史、制度的变迁，微观环境、制度、教育和社会心理的影响等。罗嘉司把一些竞技体育不当行为作为一

类罪纳入到犯罪学研究视野，通过对该类犯罪的经验素材和犯罪现象的归纳分析和科学抽象，寻找引起该类犯罪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提出治理竞技体育犯罪的对策。

有学者认为，我国体育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较低和道德失范是产生竞技体育中“黑色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司法介入困难的原因。体育腐败是利益多元化下的寻租行为、是社会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造成的。熊文、黄怀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一，不道德行为诱发机制的存在。(一)竞争激烈。(二)评价方式只重功利结果。(三)竞技运动伦理偏离。(四)不道德行为更易取胜。二，不道德行为机会结构的存在。(一)管理部门权力过分集中及职权行为不规范。(二)运动队一人负责制。(三)制度缺陷。(四)裁判执法权限过大。(五)现代科技、医学等介入。三，不道德行为约束机制(道德自律约束，内部管理和责任约束，制度约束，外界舆论约束机制)的缺失和道德行为报答机制的缺失。还有学者从利益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上来探讨黑哨的犯罪成因，从犯罪社会学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剖析黑哨的犯罪诱因机制。

2.5.1控制比赛

以对假球黑哨的分析为切入点，控制比赛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龚建平案发生后，很多刑法学家撰文对黑哨行为的定性与法律规制进行了分析。虽然此案已尘埃落定，但争议并无定论，裁判人员收取俱乐部财物应该按何种罪名定罪量刑有以下几种意见：无罪，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认定黑哨法律性质的关键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足协的性质属于人民团体还是社会团体?二，裁判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三，裁判场上执裁是不是从事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的定性直接导致黑哨的法律定性。关于黑哨行为应按照受贿罪还是商业贿赂罪定罪量刑，诸多刑法学大家众说纷纭、意见不能统一事出有因——主体身份不明确，法律规范本身有多种解释的可能。由于足协身份的官民二重性，按照商业受贿罪或贿赂罪定罪量刑都有其合理性。

也有学者认为，在NGO语境下，学者的主流学理解释也只为一种两难抉择。为彻底根治此类法律漏洞，应设立NGO工作人员受贿罪来加以规制。

2.5.2兴奋剂

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解释了兴奋剂使用的原因、危害、禁止使用兴奋剂的争论等问题。体育法学领域对兴奋剂的关注，主要表现在程序、立法方面，其中对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探讨是较为集中的论题。严格责任原则成为反兴奋剂处罚归责原则是一种必然要求与趋势，不仅能更好地维护体育竞技的公正性，同时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兴奋剂处罚中存在着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在利益的冲突中，体育的健康发展被认为是首要的，因此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但严格责任过于严厉，可以采取弱化的做法，如听证等程序保障和在处罚中考虑其是否有过错。

2.5.3暴力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解释了暴力产生的原因。体育法学则解决如何对其进行规制的问题。纵观学者的研究，体育暴力的预防与控制研究在三个层面展开：(1)立法规范。(2)赛场安全控制。学者从增加竞技体育犯罪难度和增加犯罪风险进行了论述。(3)日常管理与教育。

2.6体育纠纷解决

由于体育仲裁制度建立的需要，2006年分别于西安和武汉举办了体育仲裁研讨会，国内大部分体育法学者都曾撰文对此问题发表见解。此领域既有体育法研究领军人物以体育仲裁立法为目标展开的系列研究，又有青年学者以国际化视野撰写的较高水平的硕博士论文，可以说，体育纠纷解决，尤其是体育仲裁领域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数量之多，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中并无出其右者。

我国学者对体育仲裁问题的研究，为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除一般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外，学界已展开直接面对体育仲裁立法的研究，包括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目标模式选择、基本框架和架构、立法形式和立法技术，并且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草案或立法纲要。

关于我国体育仲裁的具体制度设计，热点问题和存在的争议如下：(一)由于现行仲裁法和体育法相关规定的缺失，体育仲裁的范围在理论上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活动中的纠纷因为体育职业性、技术性、专业性相对较低，采取一般的民商事仲裁或诉讼解决更为恰当。汤卫东则认为，中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只适用于竞技体育领域，但对竞技体育的解释应从宽理解。于善旭等认为，因体育组织管理行为出现的体育纠纷，体育专业技术特殊性明显，无疑要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运动主体选拔、参赛、流动或转会纠纷，难以简单判断其属性，或体育赞助等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一些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经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可以进入体育仲裁的范围。(二)在颇具影响的国际体育仲裁中，强制仲裁是其重要特点。一些学者对强制仲裁的合理性进行了诠释，并提出我国应实行强制性体育仲裁。但于善旭认为，以仲裁方式解决体育纠纷，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必然要实行或裁或审制度和一裁终局制度，将民间仲裁的制度原则贯彻到底。

3.对我国体育法研究的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领域迅速扩大，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前行的路途，任重道远。在此仅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我国体育法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1重视基础理论

虽然本文是对体育法学中具体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但作者还是要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体育法学虽是应用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助于人们在整体上认识、理解和把握体育法制这一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为研究和解决体育法制现实问题提

供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体育法学的薄弱环节，许多理论问题未得到深入探讨。代表社科最高研究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以来只有《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属于一般理论研究，其余8项都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应用特征明显。只有在研究中形成某一理论观点，并通过严格的实证过程，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才能形成理论突破。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才会逐步形成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

3.2借鉴其它学科最新成果

体育法学有必要、有理由借鉴和应用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育法学是一个交叉学科，体育法学应对法学母学科及相邻学科理论观点进行移植与利用，对社会学、体育学等多种观点进行融合和综合，体育法学科体系的完善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多种形式的研究基础之上。

此处不得不提及体育法学由谁来研究这一令人深思的问题。诚然，法律专业人员具有明显的法律基础理论优势，但是，由于很多人具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研究方向，注意力或精力不会完全放在体育法学处，体育法学的发展需要一大批以体育法为自己持久研究方向的学者，这些研究者不论来自体育界还是法律界，都需要关注相关的体育、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应根据对研究的问题的对象需要来丰富扩大自己的知识，以一个多面手或通才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体育法律问题。

3.3寻找中国体育法学的创新点

体育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只是法学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因为许多问题是体育中特有的，如竞技体育劳资关系、合同、转会问题，体育伤害侵权责任，兴奋剂，体育自治，体育纠纷解决等，都应加以研究，使学科不断成熟。在体育法学发展初期，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选题更多地受法学的影响。随着体育实践的需求，一些带有体育特色的法学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体育法学的前沿。

但是，体育学界的一些研究仍然在重复法学界已经作过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过的专题，发现他人已经发现的结论，把法学界的同一个观点在体育期刊上重复，最多加入“体育”作为限制词。虽然体育法学 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加，社会影响不断增大，但现有的学科理论较多是对法学的一般性移植和套用。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体育法研究一定要体现超越前人的、有全局意义的创新点，哪怕很小的一个创新点。创新点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方法上的。

如同朱苏力所言，我们还要关注学术本土化问题。有志向的中国学者应不满足于对西方体育法理论、思想和实践的一般和简单套用，我们要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产生自己的观点，为世界体育法学的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这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努力目标和理想。

3.4注重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在提高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水平方面体育法学仍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目前有大量的一般性描述文章发表于各类刊物，既非综述研究，也非思辨研究，文后只有3-5条参考文献，观点是对先前研究的归纳，几乎没有任何创新性观点。这种一般性描述文章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产生积极贡献。贾文彤指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微观上偏重于对现有体育法律法规的注释与解读，缺乏理论深度，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注释法学”的窠臼。

朱苏力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即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也在经历从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向社会法学的转型，故强调体育法学研究积极融入社会科学定性与定量研究环境，以场地笔记、访谈记录、对话、录音和备忘录等方法积累原始资料，由访问、观察、案例研究等多种内容组成，可能更能贴近体育实践。你好哦啊，

第二篇：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是中国广告业发展的一个新拐点，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使广告业发展的“春天”并没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如期来临。持续三个季度的“寒冬”使广告经营单位面临巨大的压力，传统广告业务萎缩、行业并购加快、生存危机加剧，一度成为广告业发展的主色调;同时，寒流中的期待，期待中的坚守，坚守中的变革、创新也成为2012年广告业发展的另一道独特风景。《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并购”，新媒体广告业务攀升，广告经营单位战略转型等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顽强推动广告业在逆境中前行;十八大召开，第四季度经济缓慢复苏，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的完美收官，不经意间也为2012广告业发展的最后艰难时光抹上了一笔浓浓的暖色，使人们渐渐感受到2013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真实气息。

一、总体特征：“寒冬季”的坚守

2011年中国广告营业额达到3125亿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广告增长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CTR市场研究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广告同比增长达12.9%，2011年GDP增长则为9.2%，广告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广告市场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均衡发展，良性互动的态势。广告增长的良好表现使业界对2012年充满期待。然而，由于2012年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人们预期中的广告业第一季度开门红并没有出现;第二季度的广告复苏也十分缓慢;第三季度的广告增长不尽如人意，直到第四季度广告发展才开始有了起色，但已难以改变2012广告市场整体下滑的态势。考虑到电视广告政策的因素，CTR年初曾预测2012广告同比增长达到11%，GDP同比增长达到8%，但头三个季度，广告同比增长仅仅达到 6%。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广告同比增长总体下滑，广告刊例花费创近年新低。这是2012广告发展最突出的特点。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增速回落明显，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对广告市场造成的冲击十分巨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创了近3年来的新低。①同时，广告产业转型、广告并购对中小广告企业的冲击，传统媒体自身困境造成受众和广告的流失，新媒体平台快速开发和过度运用造成广告投放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加之政策层面的不利影响等，都使广告增长总体下滑的趋势难以遏制。

据CTR发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广告市场回顾》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仅为1%，第二季度为6%，第三季度为5%，前三季度广告增幅仅为4%，创近5年来新低。②仅从这些数字来看，人们将2012年广告发展的前三个季度称为“寒冬季”并非没有道理。

第二，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重叠发力，传统媒体广告增长乏力。2012年初，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已影响到广告主对传统媒体广告的投放信心和投放比重，而 “限娱令”和“限广令”实施，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电视媒体为投放主体的广告市场结构，打破了2011年底广告主和广告媒体共同谋划的广告投放模板，严重影响到广告媒体广告运营的市场节奏，进而搅乱了传统媒体广告稳步增长的既有步伐。尽管为应对政策层面的限制，传统媒体广告播出的时间和播出的方式做了及时调整，在提高单位时间广告价位的同时对广告的编排进行了科学组合，但传统媒体广告刊例花费前三季度增长仍然趋缓，仅为6%，略高于整体增幅。

央视广告时长大幅缩减对刊例花费影响较大，上半年降幅达8.3%。报纸广告刊例花费同样不尽如人意，2012年上半年同比降幅达8%。报纸广告刊例花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支撑报纸广告投入的商业及服务性行业、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同比缩减，而这三个行业广告投入往往占到报纸广告刊例花费的六成以上。

第三，市场竞争的不平衡性加剧，广告新增长点局部凸显。2012年，能够让广告经营者在寒冬中热切期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部分媒体广告逆势增长的良好表现，这种表现也为广告人的坚守提供了信心。

首先是部分传统媒体广告增幅较大，市场活力依旧。根据CTR提供的数据显示，省级卫视在年初纷纷被迫减少了广告时长，但省级卫视的地域优势、平台优势和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还是使其在总体广告市场份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虽然整体广告时长下降了7.6%，而广告刊例花费则上升了9.4%。同样，省级台在广告刊例花费增长的表现上也可圈可点，同比整个广告资源下降了9.8%，但花费却上升了6.3%。传统媒体中的杂志和广播广告刊例花费都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其中，杂志达10%，高于整体市场增幅。广播虽不及去年同期33.9%的迅猛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但仍以同比增幅11.5%的增长率在传统媒体中表现不凡。

传统户外广告的减少则促进了地铁等轨道交通媒体的快速发展，较去年同期增长15.8%，这又是2012年传统广告增长的一个亮点。

最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和商务楼宇视频广告持续增长。其中互联网广告第一季度小幅回落后，第二季度恢复性增长，同比增幅高达109%，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也达到43%，前三个季度广告刊例花费总体达到52%。

二、谁主沉浮：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

2012年，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解读中国广告市场广告的混合增长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反映了不同媒体对广告的控制力增强或减弱，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通过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变化，大致可以窥探到广告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向。

其一，广告主预算分流成为常态。CTR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4.4%，低于2008~2011年的同期水平;2012年前三个季度互联网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达到52%，市场表现良好。抛开前文提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及年初“限娱令”、“限广令”的制约因素，这一数据也客观显示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与电视为主力的传统媒体的注意力重叠度越来越高，广告传播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2012年，广告传播从单屏单向走向智能化多屏。新媒体引发了广告主的预算分流也代表了未来广告投放和预算的基本方向。

其二，广告增长的区间不平衡性增强。2012年从各媒体的同比增长看，电视为6%，其中省级卫视以两倍的增幅领先电视整体的增长;广播为11%，依旧是增长最快的传统媒体;平面媒体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报纸和杂志同比增幅分别为-8%和9%;传统户外(含地铁)为3%。

从广告资源量方面看，电视媒体广告时长继续减少，报纸、广播资源量也均有大幅压缩。从各行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来看，酒精类饮品、饮料增长贡献最大，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拉低了整体增长水平。这些数据揭示：广告主投放理念的变化，媒体选择的细分化，媒体价值的重评估，广告资源的再分配，使广告增长的不平衡性在2012年被极度放大。

其三，广告平台打造成为市场竞争利器。2012年，传统媒体的创新和新媒体的创新表现抢眼。新媒体的广告平台建设值得关注，上半年，艾瑞咨询预计2012 中国移动应用广告平台总营收将达到10.6亿，相比2011年将增长135.6%。其中Google和AdMob从广告主数量和广告投放量上看，是同类平台中最大的广告平台。不同的移动广告应用平台，服务侧重点和服务方式存在差异，如以品牌服务为主要业务方式的“Vpon威朋”，搭建了LBS移动广告平台，精准化、人性化地提供基于地理位置定位的手机、公交车移动广告的现场定位服务，深受上班族和白领阶层的欢迎，而针对这些特定族群独家开发的3S数据分析系统也得到广告主的青睐。

2012年，户外数字媒体广告平台也值得关注。《中国LED户外电子屏广告市场研究报告2012》显示：LED户外媒体已经成为广告媒体与广告行业市场规模最大的领域之一，并代表着户外媒体与广告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如国内户外广告的行业领军者大贺集团2012年国庆节期间，在南京核心商圈最佳位置金鹰国际商城正面墙体设置了近4000平方米的LED屏，在金鹰天地国际购物中心楼面设置了近600平方米LED屏。这些LED全彩屏，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播放新闻、广告，也可以进行大型活动现场直播、有线电视和数字电影转播。新技术支撑下的大型户外广告，可以全天候高频次滚动播出，亮屏时间长达 15小时，每天可以向繁华商圈内大约六七十万流动人群传递广告信息。

其四，多元创新提升传统媒体广告价值。2012年优势节目的冠名和赞助成为传统电视广告突围的重要武器。浙江卫视上半年的《中国梦想秀》、7月上档的《中国好声音》对平台收视提升、广告增长拉动效应明显。如《中国好声音》在首期节目播出后的20天里，由于收视率与影响力急速攀升，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元，飙升到每15秒50万元。⑤在“好声音决赛夜钻石广告位拍卖”中，12条广告位以1090万元的总价拍出，其中最高广告价位是15秒116万元，创造中国年单条广告之最。2012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一年播两季，第二季11期节目的硬广+冠名+赞助，总收入达近2亿元，上半年新节目《梦立方》的冠名费也达到2500万。2012年多元创新提升媒体广告价值成为传统媒体广告运营的最大亮点。

三、国家战略布局：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

2012年初春的寒冷季节，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2011年底，国家工商总局与财政部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广告业试点园区建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常州、青岛、潍坊、西安、长沙共9个首批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批。2012年4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南京为首批9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授牌，获批园区得到中央财政共3亿元的资金支持。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由省级工商机关组织申报，工商总局认定和管理，园区入驻企业70%以上为广告产业及直接关联产业企业，并拥有一定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及广告专业人员，经工商总局认定后优先享受国家有关支持政策。

实际早在几年前，各地广告产业园区的建设，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组成部分已然存在。但像各地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一样，因选址、行政意志、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告

产业园区的建设规模不小，但人气不旺，广告企业的入住率不高，总体来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而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示范意义重大，国家意志的介入，中央财政的支持，使地方政府对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的热情陡然升温，各地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纷纷上马。2012年5月颁布的《广告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到2015年，要建成15个以上国家广告产业园区。⑥其实截至2012年8月底，全国已批准建立20家广告创意园区或试验区。

建设国家级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目的，是以期形成广告产业集群，增加中国广告产业的世界市场竞争力。对于这样的举措，中国的广告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培养大型或超大型的广告企业集团，真正实现中国广告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正是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核心目标。”⑦厦门大学陈培爱教授则指出，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被认为是新中国广告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章，此后迎来了新中国广告业的第一个春天。而中国广告业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标志，就是2011年底批准9个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⑧

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中，广告发展的“产业”定位并不十分清晰。

早在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其颁布的《关于加快广告业发展的规划纲要》中认为：“广告业属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科技进步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质量的重要反映。”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信息需求剧增和IT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产业逐渐从旧有的三大产业划分中独立出来，由信息产业所主导的信息社会成为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后第三个社会形态也逐渐成为共识，信息产业一时成为社会的“沸点产业”。广告业为了寻求资本市场认可和提高社会声誉，积极向信息产业的定位转变，在一个时期内，广告业被定为广告信息产业。

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制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产业被分为9大类、24中类、80小类，广告产业被纳入其中。⑩2009年7月 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在这个规划里，广告成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之

一、标志着广告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产业定位基本明晰。

从实际效果看，2012中国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也确实给广告业发展带来新气象，如2012年5月开园的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集中了东方梅地亚中心、阳光100、建外SOHO等多个传媒专业楼宇。在园区及周边地区，汇集了1.3万家传媒企业，包括200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巨头和新闻传播机构、190家国际知名新闻机构，以及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上千家互联网新兴媒体企业。同时，这一区域内还汇聚了全市70%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众多国际、国内品牌企业，支撑了北京最重要的广告市场。,2012年8月27日，成都市红星路35号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得财政部3000万元广告园区现代服务业试点中央补助资金支持，成为西南首个获得该项资金支持的园区。该园区主要以广告创意设计为重点，涵盖广告制作等业态齐全的广告产业链。2012年，成功引进了广告类企业70多家。

中国广告业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渐现，高度分散、低层次竞争的业态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广告企业做大做强的理想。2012年，国家广告创意产业

园区的建设，既是对广告产业定位的强化，也是对广告产业内涵的深化，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决策部门对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思路、新举措。

四、广告业并购：广告增长方式的新探索

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引发了人们对广告新增长方式的思考，中国企业的广告并购开始打破中国广告市场原有格局和中外广告企业利益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平衡，为中国广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广告企业开始用资本和技术撬动中国市场，对广告增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广告企业以合资、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渐成常态。跨国集团对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使中国广告企业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广告集团化道路是中国广告企业的必然选择。2012年5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组织编制了《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我国大型广告集团。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大型媒体和广告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联盟等方式做强做大，构建股权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广告集团化运营机制，着力提高其为大企业、大品牌、大工程提供综合策划、推介服务和海外拓展等全方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规划的出台，对提高中国广告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国际化水平，推动广告业健康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国内广告企业进行国内并购和参与国际并购指明了方向。

2011年，中国着名广告企业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重庆与广州旗智、2012年又继续收购了青岛先锋和上海窗;中国另一着名广告企业蓝色光标也斥巨资将分时传媒收入囊中。多年来，“并购”一词，只是跨国集团的专利，拥有雄厚资金和庞大产业链的跨国集团把并购当做进入和占领中国广告市场的一种利器。而国内两大广告企业的并购在2012年开启了国内广告企业并购的新纪元，中国广告企业开始凭借其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对本土资源的有效整合，凭借新产业政策环境下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来撬动中国广告市场。

五、期待：2013广告业重写春天的故事

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是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的核心命题。行政意志层面媒介政策对广告市场化发展的制约，国家战略主导层面对广告产业园区的打造和产业聚集群的规划，国际广告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的中国式广告并购，传统媒体广告增长放缓，新媒体广告的快速增长，都为这个核心命题的呈现做了最好注解。产业发展方向的明晰，产业发展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规划实施，基于全球竞争理念的产业实践等等，都成为2012年中国广告产业转型的亮点。2013年，推动广告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集约化经营。推动广告企业进行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广告资源的优化组合、高效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壮大广告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仍然是广告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2广告发展中广告客户广告投放的抉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告投放的消长，广告增长方式的变革，都无不昭示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中国广告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广告增长方式、发展路径和中国广告市场的多元性分布、广告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有因果关系，和中国广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广告客户特别的传统媒体依赖情结也直接相关。这种

状况增加了广告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增加了广告发展的风险性，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智慧博弈，艰难前行，和中国这种特殊市场结构所特有的潜在推动力、支撑力和创新力也不无关联。2013年，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仍然是我们解决中国广告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也是参与国际广告竞争中需要认真考量的特殊因素。

2012年广告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印证着中国广告市场阶段性调整的历史轨迹。反映着中国市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殊敏感性，同样也揭示出中国广告市场作为世界广告市场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波动的必然性。中国广告业虽然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框架中，其创意管理和整合营销的理念都得到提升，但其产业属性中最根本的服务性特征依然鲜明，市场弄潮中跟随者的角色地位同样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服务性产业到创意性产业虽然是中国广告人在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的理想，但服务的理念和服务的内涵仍需坚持和发掘。立足服务才能创新，做好服务才可坚守，这是2012中国广告业发展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2013年广告行业迎接广告春天到来依然需要保持这种良好心态。

坚持和守望是2012年中国广告回顾中的两个关键词，坚持和守望不仅可以让人们在寒冬中仍然保持对中国广告发展的信心，同样也可使人们保持着良好心态迎接中国广告业的春天真正到来。2012年11月，2013年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完美收官。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预售总额高达158.8134 亿元，比2012年增长16.2377亿元，增长率为11.39%。在招标会现场，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说：“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预售收入稳中有升，增速略高于中国经济增速。‘春江水暖鸭先知’，十八大提出，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要实现翻番，本次招标预售既反映出广大居民对收入增长的良好预期，也体现了十八大之后，广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2013年即将来临之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已初显端倪，广告业的复苏也开始拉开帷幕，隆隆寒冬中，人们已捕捉到2013年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信息。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第三篇：中国系统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系统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系统法学流派的兴起与现状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李克强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1、关于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设、法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学落后于现实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满足于线性的“分析-综合”式研究方法，忽视对法和法律现象作系统的、整体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必须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

2、关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进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领域的问题。代表们提出，为了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需要引进电子计算机等科技装备，建立法制信息库、资料检索中心等，需要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方法；

3、关于法制系统科学和法学流派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制系统科学作为法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已经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不能纳入传统法学的分类体系。有些代表明确指出，自1979年以来，法学界已经崛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即“系统法学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1985年是我国“系统法学”诞生之年，“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是系统法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学者中间，形成了一种“言必称系统，动辄谈信息”的热潮，讨论法学系统方法和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人们热切期望法学与系统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产生，从而给尚处于潜科学状态的研究方向分别命名为“法制系统科学”、“法治系统工程学”、“数量法学”等。曾经一度，系统法学的风行成了法学界瞩目的焦点。在技术层次上，从事系统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确曾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作过力所能及的努力。

应当说，这场主要由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系统法学运动，为传统法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传统法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方面独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自从系统科学引入法学后，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至少，法学界认为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特别它们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体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对法学研究来说，是有启发的，有助于法学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然而，“系统热”象其他法学热潮一样，在一段时间的“喧嚣”之后逐步趋向沉寂，并受到所谓的法学“假系统”、“伪系统”的指责。这就迫使我们反思：在法学研究中到底能不能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在何种层次和水平上使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怎样寻找两者合流的技术性关节点？

现在来看，当时的法学系统热或者系统法学热的兴起与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当时我国的法学理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学流派还没有更多地进入中国，中国法学界有所介绍的西方法学思想和理论也常常被视为“腐朽的”、“反动的”或“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与政治距离比较远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意义的系统法学观点自然会形成一种热点和焦点。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的核心任务是恢复法学学科建设和打破思维禁区，任何法学理论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应当说，系统法学的兴起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思想和对苏联法学传统进行批判，是对我国法学理论以及法学方法更新与创新的一种深沉的呼唤。那时的系统法学是一颗种子，还缺乏茁壮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

研究系统法学，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学者熊继宁是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在他的为纪念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谈论会召开15周年而写的XX年发表的《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1]他阐述了对系统法学的一些认识，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杂的系统法学理论框架。

熊继宁认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引进所形成的学术思潮，被誉为“系统法学派”。系统法学是一个方法学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将会出现以下特点：从单因素、单方向的思维过渡到系统、综合、整体的思维；从静态的分析过渡到动态研究；从单纯进行质的描述，过渡到辅之量的说明；从过去→现在，过渡到过去←→现在←→未来；从传统哲学结论的简单演绎，过渡到在系统哲学原理的指导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力求规范研究、行为研究和价值研究三者的统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决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照。在此，熊继宁肯定系统法学是可以进行价值研究的，这与下文将提到的有的学者对系统法学能否进行价值研究的怀疑有所不同。熊继宁认为：对系统法学的目标描述可从学科结构和实践效果两个层次进行。从学科结构目标来看，由于系统科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的引进有三个层次，即系统学、系统技术学和系统工程，相应地，系统法学内部结构也有三个层次，既法系统学、法系统技术学和法制/法治系统工程。从实践效果目标来看，系统工程运用于法制建设，可以实现六大目标：法制信息库、计算机法律咨询中心、法律专家系统、系统识别、立法系统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统的体系。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学（系统工程的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务：法学研究与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建立社会行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统工程的专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上述学科结构的三个层次和实践效果的六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了系统法学的目标系统。

总体而然，熊继宁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探讨，没有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不能成为一种严格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中充分体现了一个执著的学者对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热切期望。他说：

20年过去了。当一批“初生牛犊”，已历经风雨、饱尝艰辛，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系统法学是否还是那样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军也是我国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在其《系统法学大纲》中说道：我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

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XX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

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

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

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的观点相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导论》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现代法学方法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既有独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价值基础问题，法治与人性、法治与权利、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系统科学方法所无法说明的。[5]

在XX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田成有认为，目前西方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法学方法有功能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冲突论、进化论、行为主义。系统论作为一种法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内在结构、机制及其与外部系统（环境）的关系，对法律的社会效果进行宏观的、动态的观察和描述。由于系统论的方法借助于系统、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望排除法学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语言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使纷纭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得到清晰、全面、准确的概括和分析”。系统论方法在西方法学研究中虽然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但是主要限于实证操作方面，尚难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6]

比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和见解确是更为深刻的，更有学术价值的。对于现实的还没有确立和完善起来的系统法学而言，这本著作中的有关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的探讨和见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够适当地解决和回答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系统法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立和完善起来。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系统法学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那么，《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对系统法学的研究和探讨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认为：法学吸收新科技成果，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任何法学家主观好恶的表现，而是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的大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学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及现状，不能详尽地估计到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质，不能处理好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象，引进系统科学的努力将成为不能实现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统科学的整体特征一样，系统科学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讲也具有“横断联系”的特征。它在体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态，而是为各种科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似乎间接地表达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如果系统科学方法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鸿沟，并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就可能实现一种企图，就是说可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相当程度地取代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法学理论。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还认为，法学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主动改造。在法学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错用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就会降低了系统科学方法引进法学领域的水平和层次，就会不自觉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对系统科学引进的关注和支持，就会使系统法学走上“玄学”的道路。所以，要根据法学的特点对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找到切实可行的基点或接口。这种基点和接口有这样几个方向：在法哲学研究方向，系统科学的一般原则、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运用系统思想来探讨法的质的规定性问题，则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完善法哲学这种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在实证法学（法的专门理论）方向，运用系统科学及其它自然科学成果，以几个简单的概念、原则出发，推演出各个层次的法律概念、定义、原则，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就能够形成法学范畴、概念的逻辑体系。可以认为，具有这种逻辑体系的实证法学理论，在理论的清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为建立法学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铺平道路。在法社会学方向，法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进系统科学及其它有关的自然科学，建立相应的法律系统工程，如综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从而完成法社会学理论从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的转变。[8]

宁杰在其《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一文认为：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

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20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9]

可以看出，宁杰的上述观点，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的一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我国法学界新近对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季涛在分析了我国“文革”后的法学方法更新与法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法学方法和法学理论，“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疑将被锁进别人的路径，失去“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赶超机会。在现时代，无论谁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法学方法，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在哲学层次上还是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否涉及价值观念，它都能为人类所共享。当然，重视这个大趋势，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另一个小趋势，即在发挥我国民族性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强调法学法学方法论的创新。尤其在哲学层面上，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其中许多思想精华是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统论、混沌理论、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便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启发，这也说明中国的思维习惯也许存有一定特殊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生哲学中讲究的“圆通”，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理应正视自己民族思维的优势，在法学方法论上力求创新。可惜，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学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江山作了一点这样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导论》可以说对中西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要使中国法学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给整个世界法学带来启迪，就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与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从而使中国法学的传统、重构、解构、建构工作整合起来，最终完善中国的法学理论。[10]我不认为西方的“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与中国的古代哲学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没有事实证明前者受到过后者的启发。这些学科作为法学方法在我国法学中的运用，显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也不能视为对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虽然季涛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但是，季涛明确提出了可以考虑运用“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这些显然属于系统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法学方法创新，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在这里，季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间接地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这个角度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所说的可以运用系统科学进行法哲学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

三、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运用

1985年以来，虽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的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机制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该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这两个例证体现了一种比较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

我国法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法学思考和研究的情况有许许多多，以上仅是有限的几个例证。但是，直接宣称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是基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还是很少见的。以下是这方面的两个例证。

程竹汝从政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的结构，这个结构自然存在着自身内部的诸种关系，以及与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15] “本文在对所研究问题的宏观把握上，一是将政治发展看做是由各个履行着特定功能的变量（要素）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是将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与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完全处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之中；三是将司法定义为由价值、制度、机构、角色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本文中“司法结构”一词就是在上述系统论的意义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国刑法学学者何秉松为了克服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缺陷，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观来研究犯罪构成概念，我们可以推断这应当与那时的“系统热”和系统法学的兴起有关。1993年，何秉松将重新构筑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称为“犯罪构成系统论”。[17]他认为：“既然事物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犯罪构成这一事物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事实上，犯罪构成就是由主体-中介-个体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就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并且用系统的观点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犯罪构成系统论的全部理论观点，都是这种观察和研究的结果。犯罪构成系统论与我国传统的法罪构成理论以及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上的。”[18]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国际法。有志于开创这片新天地的是两位不算年轻但非常活跃的国际法学者——法国的基斯教授和美国的谢尔顿教授。这两位教授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7世纪的传统国际法理论已显得相当落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国际法理论界对这些挑战作出了一定反应，但这些反应只是零打碎敲，其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令人满意。为找寻解决诸多问题的办法，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国际现实的新的国际法理论框架；而将系统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国际法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个方法着眼于具有能动性的相互关系，而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则体现为相互依赖性，即所谓“全球化”。[19]

系统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同样受到我国的经济学的高度重视。将系统科学引入经济学研究，同样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种系统经济学理论或学说。我国有学者已经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国经济学学者刘永佶将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以及其后的发展称为“现代系统论”。刘永佶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我国法学界应当从中借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于现代系统论的性质，刘永佶认为：首先，现代系统论属于一般方法论范畴，它不具体研究任何专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而是以如何探讨现象间的一般关系为目的；第二，现代系统论具有横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统结构的规定性、类型、机理和运动规律贯穿在自然界和社会各领

域的系统之中，其概念、理论、方法，都是从各个领域和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出来的；第三，现代系统论具有综合性，它综合了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各门学科整合、融汇、沟通起来；第四，现代系统论具有功能行为性质，它不仅要研究“是什么”，还探讨“做什么”，而且以后者为主，探求在人的参与下如何变革对象系统的结构，形成有利于人发挥其系统功能的条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为科学”的性质。刘永佶认为，现代系统论表明：原来人们认为互不相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的，首先在于各自对象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统性上。虽然各种系统的结构有所差异，但都需要对之进行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刘永佶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的阐释启发我们，正是由于系统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特点，它对法学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虽然只有20多年的历史，而且至今对于很多法学研究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但它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思路，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作者email:lijingju@

参考文献

[1] 原文参见《政法论坛》，XX年第6 期第21-33页。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XX年第4 期第2-14页。

[2]（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

[3]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 309页。

[4]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页。

[5]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314页。

[6] 参见：《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XX年6 月第1版。第 23-24页。

[7]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页。

[8]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页。

[9] 参见：法律图书馆网，p>

第四篇：10、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提纲)

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提纲）

南岭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那时候，中国经济体制还是传统的计划体制，在传统体制下搞经济改革，必然是“洋跃进”。这个体制的特征，是指令性计划（国家或集体）——行政手段——执行者（企业或生产经营单位，在传统体制下，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

这一体制能够动员资源、集中资源实现重点目标。但其主要弊端是低效率。因为

1、在这个体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经济利益脱节，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

2、在这个体制下，经济之间的联系被行政手段分割，经济规律被指令性计划破坏，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

3、宏观指令者只关照到物资供求的平衡，无法关照价值的平衡、潜在供求的平衡、资源配臵的平衡。

4、这个体制是内循环的，与国际市场联系弱。这个体制的效率，可以通过197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反映出来。

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历史要求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逼出来的，试出来的，甚至有人说是“骗”

1出来的。纵观20多年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大的方面考察，主要脉络是：

×农村：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新组织因素 ×城市：国企扩大自主权——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因素不断增加

×价格：放开部分消费品价格——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消费品价格）——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及部分价格政府管制

×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

×机制：市场拾遗补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和市场并存——市场配臵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

×开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全方位开放——加入WTO

×理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600万，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2005年的经济指标可见一斑。更多的是体制机制。社会经济主体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进入

了转型期。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

（一）对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1、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市场经济、世界体系。

2、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是渐进的，新旧体制并存的和此长彼消的、胶着的。

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探索形成内在生长的效率机制，解决资源的配臵效率和竞争力问题。

4、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融入全球文明的过程。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高。

5、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认识和选择的过程。

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商品经济＋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压迫，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

（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2005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4％，消耗世界水泥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万元GDP总能耗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3倍。环境污染居高不下。增长的代价大。

2、收入分配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矛盾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3、公共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城乡之间反差大。老百姓反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就不了业。

4、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矛盾凸现期”。

（三）对改革开放的争论

纵观2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争论围绕着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到1992年，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第三次集中发生在2005年。这一年有人称为“改革反思年”。2004年8月，郎咸平发表文章，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少数人致富。2005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尔后出现了对教育产业化的质疑或者说对教育改革的质疑等等。这些汇合称反思改革的浪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反思（姓资还是姓社）

2、对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反思（是市场化多了还是改革不到位）

3、对中国改革开放策略的反思（是公众参与的还是精英决定或利益集团左右的）

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瞻

（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要历史性地理性思考。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搅动着追寻着中国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

（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化加深对一国体制机制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牵制力。

（三）实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不能走老路。唯一的选择是体制、机制、手段的创新。

（四）未来的体制机制创新，将由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公共产品管理体制改革；未来的体制改革取向，将更加注重改革利益协调性和公众享有，或者说更强调社会公正和公平；未来的体制改革将更加体现改革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

中国的现代化要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伟业有赖于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第五篇：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

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

袁曙宏

中国人大网 日期： 2008-12-10浏览字号：大中小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我国30年行政法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快速发展。通过30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起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正在努力完成西方国家用上百年乃至数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为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基本历程、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我国30年的行政法治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至1988年的恢复重建阶段。主要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以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和数百个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建立健全了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对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管理的行政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与保障行政机关运用法定职权依法治事和依法管理。

二是从1989年至1998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和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为标志，逐步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以及规范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保护、扩展、救济公民权。

三是从1999年至今的全面推进阶段。主要是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需要，以宪法1999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总纲为开端，以国务院1999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2008年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这3部纲领性文件，以及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监督法等重要法律颁布实施为标志，基本形成了我国行政法制度体系和法治政府框架，重点是把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把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工程，全面整体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我国行政法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泛，执法主体庞大，调整利益关系复杂。在我国现行约231件法律、685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和40000多件规章中，有80%以上重点调整或涉及调整行政关系，主要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

30年来，我国行政法在底子薄、起步晚、保护公民权任务繁重、制约公权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总体建立了以宪法为统帅，以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监督行政与行政救济法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法制度框架，并形成了行政组织与公务员、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应急、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行政与行政责任、纠纷解决与行政救济等十大行政法律制度板块。这些制度板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涵盖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主要职能，是我国行政法的主体制度。

伴随着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从行政执法体制基本空白向建立一套比较健全、规范、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的根本转变，从原来一支主要按政策、指示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的行政工作人员队伍向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公务员队伍的根本转变，从权力本位、重在管理、命令服从、比较封闭的管制政府向责任本位、注重服务、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法治政府的根本转变。

所有这些，对促进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和防止公权力的违法滥用，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3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行政法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行政法学由不受重视的“冷学”发展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立足中国国情，批判吸收与积极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有益内容，从无到有地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教学和教材体系。二是融入丰富多彩的行政法治建设实践，直面制度变革中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积极推动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与创新，努力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等部门培养一支清正廉洁、精通法律的行政法制人才队伍，同时造就了一支肯钻研、善思考、有创见的行政法学教学和研究队伍。

总结我国30年的行政法治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条宝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作为根本任务。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规范制约行政权和保护扩展公民权作为核心内容。三是始终坚持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结合，同步实施，相互推动。四是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五是始终坚持制度变革与理论创新互相促进，互动发展。六是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做到自上而下政府推进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紧密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治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有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一是应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把行政法治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地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现在时间已近过半，任务紧迫而又艰巨。行政法治建设是整个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行政法治建设，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精力来领导和推进行政法治建设。要把行政法治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二是应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依法行政中起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我们要坚决防止行政法治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系不紧、互动不力的“两张皮”现象，坚持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在推进行政法治建设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

三是应以制约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为核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度。现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最重要、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公民权的充分行使，制约公权力的违法滥用。行政法在这方面承担着比其他部门法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法治建设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要更加重视制约、规范和监督行政权，保护、扩展和救济公民权。当前应抓紧完善政府改进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方面的行政法制度，进一步健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积极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管理法和行政编制法等综合性的重要行政法律，抓紧修订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组织法。

四是应以强化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带动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提高为着眼点，不断促进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徒法不足以自行”。以公正并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来培育全体公民的法治观念，以全体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守来确保制度的严格实施，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走向良性发展的关键。当前，我们既要紧紧抓住提高广大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又要积极营造和推动

形成全体公民遵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环境，以坚决保证每一项制度和每一部法律都能得到严格执行和切实遵守。

五是应以推进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为先导，为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国外有学者称：“21世纪是行政法的世纪”。这既表明行政法的发展对这个快速变革、日趋复杂的世界越来越重要，也表明行政法面对的理论和实践挑战也越来越严峻。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中国行政法学界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为目标，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拓展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力戒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夸夸其谈、食洋不化，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体系、行政法学研究和法治政府理论不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