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战略回顾与反思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战略回顾与反思

一、我们迄今对城市文明的认识仍不充分

城市化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空间交点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在过去两年里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枝独秀”。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2003~2005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建设部曾提出一个加强城市规划的文件，强调城市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中低收入者建住房。这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城市化拉回到建“工人新村”的水平。显而易见，这种认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各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留下很多著名城市。中东地区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耶路撒冷是两大宗教文明的起源地。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它为圣地。这至少可以说，人类的宗教、哲学等文明进步是和城市的出现与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一句西方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欧洲的著名城市，例如罗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设施，在地下的暗沟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了。这些暗沟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这些城市的警匪片时仍可时常见到歹徒或者与黑势力作斗争的“孤胆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沟里活动的镜头。我们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则没有一个有这种科学的基础设施。人们看到一些清宫戏中，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是靠人力畜力来收集、运送粪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时，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墙上开有专门为垃圾车进出的门。

二、城市化政策摇摆不定是我国此前战略的重大缺陷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为什么建“简易楼”呢？因为那时认为，不知哪一天炸弹就会落下来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更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场大倒退。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作为中国工业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遗忘”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人们在不停地争论，上海究竟该扩张还是不该扩张，究竟该发展什么产业。一会儿说，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扩张这种特大型城市了。一会儿又说，上海不该再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了，重工业应当转移到中西部去，上海应该发展点高科技或信贷服务业。10年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等待过去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很漂亮、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上海，这是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才有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大城市发展上的战略思路摇摆不定。

再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三分之一。就是人们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当时盛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给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当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并非全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区在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贫攻坚战”中不得不把可动用的资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贫中去。地方财力、区域内的资源很难向城市集中。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华南以致全国的经济发展。上海的浦东开发也是一例。浦东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致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

重滞后于工业化。人们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在“十五”计划酝酿过程中，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战略共识度都比较高。比如说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矛盾。尽管也有一部分人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但在总体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并没有多大争论。再比如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等，这些都没有多大争论。争论最大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部分人认为，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扩张。但另一种意见坚决反对“城市化”的提法。他们认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会走到“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这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造成城乡对立。而且提城市化战略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农民过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环境污染等难题。这种意见认为，我们还是提“城镇化”比较稳妥。他们的想法是，农民要进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当先让他们从村里搬到镇里，从镇里搬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往中等城市搬。农民进城的过程应当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几次的过程。

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计划所采纳。“十五”计划在“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一节中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但最值得说的是，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计划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我们前面说过，制造业的发展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其实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

三、城市面貌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城市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一方面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仍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原来的经验、认识可能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最近媒体讨论北京、上海怎样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看，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北京在2008年就要举办奥运会了，还不应当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吗？北京、上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新台阶上，我们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应该。但“十五”计划制定时，我们还不敢贸然提出这个目标。这个例子说明，形势发展带来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见。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应不应当大力发展和扩张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例如，在城市发展中大搞城市绿化、大兴土木扩建新城区究竟对不对？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腐败工程，有人说这是形象工程，各种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就有个例子。在过去两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树。为什么要砍呢？因为这些树成了城市改造的一个障碍。由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引述多种理由激烈反对砍树。最后闹到中央派人来调查。一调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树尽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规划中，新种的树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对“树”的认识分歧，而是对城市化的认识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声音之所以那么强烈，根本原因其实是反对大城市扩张。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省会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区随处可见的以小摊贩为主的“占道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城市广场、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立交枢纽、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成为了新的城市景观。

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最近两年到很多城市出差，各地出租车司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我们城市的变化大不大。我亲自在一个城市广场听到普通老百姓对我说，我过去两年工资没涨，住房面积没增加，但我们家所在社区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广场，晚上和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散步，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上了一个台阶。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这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我走遍这么多城市的感觉，改造城市面貌是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拥护的。

很多人以为城市绿地、城市广场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是不充分的。这些城市公共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减灾防灾设施。1908年时，美国的旧金山因为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大火。因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房屋坍塌，救火人员无法扑救。而且水源也没有。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眼看就要火烧连城。最后是怎么救灭的呢？是市长下令把城市中一条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条隔火道。由此救了旧金山的半个城。从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就长了一个见识，城市应当有能够起到隔火作用、避难等作用的开阔街道和广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不充分，包括对城市灾难的认识还不充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地载明，在城市面积中必须有多大的公共绿地、广场。在历史上，毁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城市实在不胜枚举。往近处说，过去30年中就有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户大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训证明，如果城市中没有足够的避难空间，那次生灾害导致的伤亡可能比地震等灾害直接导致的还要大得多。这是关系公共安全的必要设施。

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远不充分。毕竟我们刚刚起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市这门学问我们还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在自己的旅游宣传材料上说，我们北京有160多座立交桥，而且每座

桥和每座桥不一样。有的从空中鸟瞰看像个蝴蝶，有的从侧面看像展翅的雄鹰。这些设计思想都够美妙的。但设计者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立交桥是干什么的？立交桥是一个交通设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标应当是提高通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通行效率呢？立交桥的设计越简单、重复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为越简单、重复率越高，司机的学习过程就越短。过了第1座桥就知道后面的99座桥怎么通过。如果一座桥和一座桥不一样，那么司机就得每过一个桥学习一次。过完第100座桥，第1座桥怎么过已经忘了。如果你到北京出差乘坐出租车，你随便问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不知道北京每个立交桥都怎么走。可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法记住。司机到了桥上经常是左旋右转找不到出口。这样通行效率怎么会高呢？这是一个像修摩天大楼没建厕所一样的原始错误、低级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桥梁专家太笨，而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实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过去两三年的城市绿化、靓化工程。

还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档升级”。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让更多资源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去，要使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国民福利，我们已经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奥”时，国外反对声音的最主要理由就两条。其中之一就是环境污染。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有媒体曾经用“要就业还是要市容”的话题质问城市面貌改造的动作。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城市资源优化利用、提升城市资源的市场价值是一定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事。以牺牲公共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代价换取少量低档次的小商品经济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浅见和得不偿失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环境，我们就有不了现代化的产业，有不了现代化的就业岗位。这个道理需要大讲特讲。

（作者单位：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

第二篇：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协调。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发达地区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也在40%。4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实践证明，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推动，而不在于政府的行政推动。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然而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变“政府推动”为“市场推动”，要打开城门，让市场去调节，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国际经验也说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

2.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在城市化发展上亦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目看，东部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快。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3.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究其原因，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4.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过剩，就业不足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仍将困扰着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吸纳数量呈减少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企业中富裕职工显性化，城镇内部失业人口与待业人员日益增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峻。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相对减缓，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具体而深刻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应局限于“大城市战略、中等城市战略和小城市战略”的争论，而应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提高和完善大城市

提高、完善大城市，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重要内容。我国虽然疆土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发展大城市意义重大。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中，应适当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中外城市发展史证明，大城市有着难以替代的规模效

益、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除了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外，大城市的高度发展，即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将大城市，特别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带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通过这种高效率的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布局模式，在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活动。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就业潜力巨大、对城市人口增长贡献率大、容纳农民的成本相对较低、比小城镇节约土地，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超前增长的主要原因。

2.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在我国的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起到了联系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中小城市点多面广，承上启下，联系广泛，规模适中，具有大城市的优点，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紧张，生产力水平及文化科技基础又比小城镇优越。因此，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中小城市处于城市规模结构金字塔的中部，上联大城市，下联小城镇，人口、经济、空间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少，是县域及县域以上的区域中心，具有大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小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城市90%以上，而且也成为了吸纳城镇人口的主体；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备，能够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已形成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中心；中小城市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中小城市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24但是由于中小城市存在要素集聚能力较弱、建设资金相对短缺、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监管不力等特点，在现阶段需要加强监控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使中小城市，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3.促进区域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与其腹地以及其它相关的城市、乡村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城市化的研究不能仅及于大城市本身，而必须十分地关注大城市所在的区域的社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研究城市化只以大城市和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从而使城市化发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区域社会发展的高度。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在于城市的规模，更重要的在于城市的区域联系。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

注释：赵淑玲等：论城市化的基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姚士谋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5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5 钱再见：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01.11 6 转引自张二勋：试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1参见陆大道等：《1999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13页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9 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0 转引自姚文强：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南方经济，2001.811 钱再见：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01.11 12 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合肥：安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3 13 李润田：现代人文地理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及其结构预测，经济地理，1990 15 许学强、朱剑如：现代城市地理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6 刘平量：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杨建云：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刘平量：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姚士谋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5王 骏：关于中国城市化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冷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参见王旭：《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载《美国研究》，1998.4姚文强：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南方经济，2001.8

第三篇：我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2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2

（一）选题的背景.........................................................2

（二）选题的意义.........................................................2

二、城市化进程理论基础.......................................................3

（一）城市化基本规律.....................................................3

（二）城市化的驱动机制...................................................3

三、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4

（一）我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4

（二）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4

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5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5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5

五、世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经验启示...........................................6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6

（二）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7

六、我国城市化发展方向展望...................................................8 致谢........................................................................9 参考文献....................................................................9

我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经济学专业学生 韩婷婷

指导老师 李传健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在世界各国普遍展开，我国也逐步走上了城市化道路。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基础薄弱，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我国未来50年近5亿乡村人口的“进城”问题的有益途径。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城市化发展又加速的背景下，研究世界城市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特色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ent majoring in Economics

Han Tingting

Tutor

Li Chuanji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urbanization generally begins in every country of the world，and our country has also gradually stepped onto the urbanized path.But our country is the developing nation, starting late, and has weak foundation.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country will be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rbanized path.Our country is in a period of accelerating urban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being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it is also a usefu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ity” nearly 500 million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next 50 years Therefore, in our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country, on the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world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 Urban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the Developing Country；Characteristics

引言：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为主的人类聚居地，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变革。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伴随物，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地域条件演绎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标志。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初期阶段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相适应，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以后，城市化建设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化的内涵已不再单纯是人口的转移，而是强化和突出城市的功能。虽然城市化水平一般主要用城镇人口比率来反映，但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问题，更多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因此，城市化发展直接表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城市化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城市化通过直接间接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等。正如美国《世界城市》中写道：“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我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的城市化问题及其意义也早己超出了国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如城市化率提高10%，就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提高20%，则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迁徙和大变革。

（二）选题的意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众多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也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本文以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展望。才能建立真正长久的和谐社会。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1)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化道路理论。本文回顾了建国60年来城市发展的进程，为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在“十一五”期间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本论文对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深化对城市化规律的认识。就整体而言，世界城市化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有的城市繁荣了，有的城市衰落了；有的国家城市化进程较快，有的则较慢。但是，城市化作为作为世界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3)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历程的简要回顾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城市化及城市化道路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既不同于别国模式又有别于中国以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即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上，应该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之路。

二、城市化进程理论基础

（一）城市化基本规律

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呈现出两个基本规律：

1、城市化率沿着S型曲线变动：城市人口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直到城市人口超过70%；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呈一条S型曲线，具有阶段性规律（图1）。

图1 城市化率S型曲线

资料来源：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6-79.2、城市化进程按人口流动主导方向分为四个阶段：

（1）从农村进入城市；一般情况下，在城市人口低于50%的时候，人口迁移以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为主。

（2）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当城市人口超过50%之后，人口迁移以城市之间的相互移动为主，城市进入规模结构优化时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小城市是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小城市人口迁入大城市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辅。农村人口一方面填补小城市人口迁出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直接迁入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3）大城市郊区化；当城市人口超过70%之后，大城市成为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大城市城区人口迁入大城市郊区为主，大城市郊区人口逐渐超过城区人口。

（4）郊区城市化，形成大都市圈阶段。：人口继续向郊区迁移，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郊区功能由居住扩展至工商业，郊区演变为中小型城市。这些中小型城市与原来的城市城区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圈，随着通勤成本进一步下降，城市与农村相互融合，进而形成所谓的“大都市圈”。

最终，人口迁移在农村、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迁移趋于稳定，城市和农村相互融合。

（二）城市化的驱动机制

所谓城市化是指由工业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分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长期驱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聚集效应共同决定了城市化的规模结构[6]。

1、城市化进程的长期驱动机制。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一方面分工进一步细化导致产业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新的产业不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

构由低向高演进。由于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迎合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新的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导致经济结构的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城市化相伴随的是，新增就业主要在城市中产生，城市就业人口占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进而形成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必然引起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导致人口结构的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含条件：即劳动力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城市规模结构演变进程的驱动机制。正是因为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应迎合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导致新的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导致城市化。而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城市的聚集效应存在一个与城市最优规模相对应的临界点。在达到这一临界点之前，城市的聚集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加速上升。超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城市的聚集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城市规模也逐步发展到极限，大城市走向郊区化；若城市的扩散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就会进一步形成都市圈。正是因为城市聚集效应的这一特点，导致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进而在整体上表现为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变。

三、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尽管中国人修城筑市的历史己有4000多年，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有86个城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4%，而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超过60%。显然，新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的。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文献如汗牛充栋，综合有关研究成果，可将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历程分为两个时期：1949一1978年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和1978年以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一）我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57年城市化正常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新城镇，城市化呈稳步上升趋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1957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15.4%，比1949增加近5个百分点。2、1958-1963年城市化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为了城市社会稳定和适应当时供给不足的社会经济状态，国务院在1958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3、1964-1978年城市化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虽然增加4295万人(由1964年的12950万人增加到1978的17245万人)，但城市化率不升反降(1978年为17.92%，比1963年高1.5个百分点，比1964年低0.5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以下特征：

1、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的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

2、城市发展主要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级别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越大。相反，中小企业与小城镇得到的投资较少，计划体制又束缚了它们自身发展的活力。

3、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甚至衰退。1949-1979年，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重为62.6%。

4、在城市发展观念上，由于担心城市人口与福利对财政的巨大压力，把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建设视为“非生产性”的，是“吃闲饭”的社会负担，从整体上限制城

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的，受到严格的计划管制而不能正常发展。

（二）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l)城市数量迅速增加。1978年全国城市为193个，1990年增加到464个，2003年达到660个，25年增加城市467个，平均每年增加18.7个。这些新增城市主要是大规模“地改市”、“县改市”的结果。(2)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改革以来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1983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1988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11481个，是1983年(2968个)的3.9倍。到1999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19216个，还有近3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也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现。(3)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我国市镇总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03年的5.2亿人，25年增加3.5亿人，年均增加1400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40.5%，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

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1.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 以城市化水平计算，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7.3%。1978年，我国全国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为17.9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发展迅猛，2004年升至41.3%，2007为44.9%，2008年为45.68。其结果是，城市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城市经济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

建国初期，大城市寥寥几无，1949年132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0个。197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192个，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3个。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663个，城市数量22年增加了471个，平均每年增加大小城市20个以上，其中1990至1995年，五年增加了173个，平均每年增加约35个，最多的1992年和1993年一年分别增加53个和52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相应增加到40个，增长3倍多。2008年，全国建筑镇19234个，比1978年多17061个。655个城市中，市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122个，占18.6%，50-100万人口城市的有118个，占18%，50万以下的有415个，占63.4%。相对合理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

3.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布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涌现了一大批城市群、城市带，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武汉、中原、福厦、成渝、辽中南、山东半岛、关中、长株潭等诸多城市群（圈）。其结果是，“区域经济”替代“城市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单元。更重要的是，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2008年数据显示，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产值高达106 242亿元，占全国GDP的33%，成为全国经

济发展的龙头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主要从表象上来讲是五个问题：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质量不高，内容不完整。第二，从全球对比来看，我们国家的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城镇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大中型城市集中的人口规模、人口比例在全部城市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和国际比较起来是明显偏低的。第三个问题，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人口集中程度不够。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在国家大的空间上分布的问题，东部的地区条件是比较好的，城市化进程也比较快，但是相比人口的需要来讲，集中程度还不够。第四个问题，城市本身发展比较粗放，可持续性差。包括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包括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不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情况非常多。第五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城镇化成果惠及面不够，各方面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对城镇化的本质和一些重要关系认识不到位。比如说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不单是城镇数量、面积的扩大，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进城，而是一个数量到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过程。再比如，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几年我们也认识得不是很清楚。第二，规划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城镇规划与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不衔接的问题，规划本身科学性的问题，规划执行过程中的严肃性、权威性都存在问题。第三，与人口迁移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存在一些大的障碍，阻碍了人口的流动。第四，土地制度不完善。包括跨区的土地置换问题，包括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问题，土地的流转问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五，城市税收结构不合理。我们的税收结构主要来自于增值税、营业税和土地出让收入等等，鼓励一个城市政府吸引企业、吸引投资，而不欢迎人口。第六，干部考核政策不完善。在我们国家特殊国情情况下，也是造成我们城市化存在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五、世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我国未来50年近5亿乡村人口的“进城”问题的有益途径。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城市化发展又加速的背景下，研究世界城市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规模看，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初期规模小、数量少；中期阶段城市规模大、数量多；后期阶段城市规模又逐渐向小型化、多数量发展的过程，即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呈现出小、少－大、多－小、多的运动规律。对城市化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规模和数量的发展所呈现出的这种小、少－大、多－小、多的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城市规模小，数量少。这是工业化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雄厚的表现。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在客观上要求不断集中，以获取聚集效益，这必然带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发展的这种现象概括就是“大、多”。城市规模由大向小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造成了大城市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如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公共设施不足、治安状况不佳等。另一方面，随着经

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普及，城乡的生活方式差距越来越小，市民们对田园风光和对别墅式住宅的追求，致使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出现了由大城市，特别是由特大城市迁向郊区的趋向。这就造成了大城市中心人口减少，小城市群大量增加的新趋势；还有，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生产费用越来越高，也促使厂商向地价、生产费用低的中小城市迁移。

这种规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尤为显著，在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也可以得到印证。而没有呈现此规律的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则被普遍认为是畸形的。

2.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分布的变化来看，先集中后分散是普遍的规律。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同样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为显著。发达的城市化进程大体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到本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exurbanization)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于是，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3.城市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

英国之所以以其领先的速度率先迈开城市化的步伐，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整个西欧以至美国才受惠于技术革新的冲击因而有了开展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推动力。所以，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的革新、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的改善是城市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的改善更是不断推进商业、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

4.“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城市病”几乎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阶段性现象。英国和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一度感染了“城市病”。而印度由于其畸形的发展模式，也感染了“城市病”，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贫民窟成了无法回避的景象，相比之下富人区里则高档轿车随处可见,私人保安、佣人、司机、花匠、杂工、厨师一应俱全，豪华别墅备有一切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同时带来的环境恶化、宗教冲突等问题势必会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和无法逾越的障碍。“城市病”对一个城市乃至一国经济的发展均存在致命的危害。例如日本80年代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和其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地价飙升有密切的关系。

5.政府的推动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政策对推动城市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英国、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均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英国政府迫于社会各方压力,也开始对城市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从1835年,议会通过了《市政机关法》，同时设置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机构到1880年颁布《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英国通过这些法令的出台唤醒了整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基本上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日本政府也通过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城市病”的法规，成功治理了“城市病”。而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两大

政策——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和住房贷款政策有力的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经过了政府很好的规划和组织。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以工业化的发展和企业的聚集为支撑

世界城市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水平。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很低，一般不超过10%。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生产和人口的空间聚集，城市迅速成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达到50%左右。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人口比例超过70%。城市化也开始进入后期的终极阶段。而产业与企业的聚集则能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这也是许多中小城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

2.市场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前提

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的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城市；没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关联，城乡之间的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要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城乡的融合，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

3.大城市的超先发展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依托

从空间形态来看，这些城镇带绵延数百公里，城市与边缘、城市与郊区甚至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已不明显，似乎处于完全开放的松散状态，人口的密度因分布在若干小城市和小城镇而相对分散。特别是其区域性城镇体系布局合理，逐级辐射，带动能力强，同级城镇的个性特色较为鲜明。这就要求我国城镇化不能单轮驱动，要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小城镇协调发展。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把城镇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扩大大城市上，这是片面的。针对我国国内二元结构的现实，单靠大中城市是不够的，而应当将扩大、提高大中城市与农村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一盘棋来考虑，建立起太阳系式的中心城市－－卫星城－－小城镇网络体系，一些卫星城很快就可能变成市区一部分。从长远看，吸引农村人口更多的是星罗棋布的中心城镇，而且中心城镇农民容易迁入，容易把工业、流通同现代农业挂起钩来。

4.政府的有效调控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调控对城市化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保障作用。尤其是日本和英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它不仅仅是经济变革、也不单纯是人口转移的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在城市化发展中，政府疏于治理很可能会感染“城市病”。虽然可以通过后期的治理缓解“城市病”的危害，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看到，这种事后治理的成本是巨大的。印度城市发展的畸形模式很大部分也可归责于政府调控的缺失。当前我国面临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宏观环境，放眼国际市场，我国应从战略政策层面上，真正做到技术携手、资源共有、信息共享，使城镇和乡村产业实现跨区域的横向联合，走向全球化市场。因此，这就客观要求我国在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建立不同层次的协调机构。

六、我国城市化发展方向展望

依照世界城市化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导阶段即将结束，未来将依次进入：以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导阶段；以大城市郊区化为主导阶段和以都市圈为主导阶段。按照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经验，城市化率突破50%之后，进入大城市化阶段。人口将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当然包括中小城市由于人口聚集而升格为大城市的部分。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规模结构。超大城市成长空间仍然很大，但

是郊区化进程将加速。美国的人口密度仅32人/平方公里，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4%，仅为中国的23.5%（如果按可居住面积计算，美国的人口密度更加远低于中国的水平）。在美国这样一个低人口密度的国家，其人口都能如此的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为什么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就不能再增长了呢？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超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其它城市（尤其是处于城市聚集效应递增过程中的大城市）将获得更快的发展。另外，在中国部分超大城市在继续成长的同时，人口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将加速。

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环境的污染，道路交通的拥堵，居住环境差等，因此，要建立现代化合理化信息化宜居型城市就得，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分担大城市的功能。其次，应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不合理等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进程，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交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盲目的照搬照套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和策略，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致谢

在论文选题、构思、调查研究和定稿阶段，得到了李传健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支持，四年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从那里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为人处事的道理。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恩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关爱。在我读本科期间，他们虽然经济困难、生活艰辛，但在物质和精神上仍给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才能顺利读完本科。最后，要非常感谢我在本科期间的各位同学，在共同学习中我们互进共勉，亲同家人。

参考文献：

[1]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42.[2]蔡昉,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J].经济研究,2003,(6):56-64.[3]李京文,吉昱华.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J].城市发展研究,2004.3.[4]仇保兴.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J].城市规划,2004.4 [5]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6-79.[6]万广华,朱翠萍.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10,(6):106-116.[7]王芳.国际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中国城市化进程[J].求索,2010(4):55-57.[8]涂岩.论发达国家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启示[J].理论界,2011(2):82-84.[9]夏栩.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12-28.[10]曾宪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D].武汉大学,2005:2-55.[11]张洁聚.焦经济问题与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J].商业研究,2005,(2):38-43 [12]赵翊.世界城市化进程带给我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7，（28）：89-106

第四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是国内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毕竟，光靠外资的注入还是不行的，外资的注入也是为了发展本国国有企业而创造的良好条件。

回顾新中国成立的这些年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让人不禁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之路之快一惊。反思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阅读书籍，我了解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9年到83年。第二阶段是83年到87年。第三阶段是87年到92年阶段。第四阶段是92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措施是简政放权，放权让利，而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第二阶段的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权，责，利关系，重点实行“利改税”和“拨改贷”。放权让利以中央政府利益让渡作为切入点，受益者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可获得收益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而且还会对社会各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不改变远所有权框架。但是由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在增加，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这阶段进行的国有企业经营权方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

可见第一二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但十分需要努力的。

第三阶段是国有企业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度。核心内容是实行国有企业承包制，承包制的宗旨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承包的对象是企业上缴的利税，承包制度的性质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围绕上缴利税这一核心目标形成的的一种行政契约关系。在承包制中，国家和企业处于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对于承包合同的内容也很难以加以面面俱到的细节性规定。所以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对剩余的充分控制权进行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而出现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阶段以十四大召开作为标志，整个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基本目标。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以往主要在分配关系上，特别是在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上进行调整，转向从产权制度上进行改革。然而，出现了一股独大的情况。一股独大是指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形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的机构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

中国国有企业建国之后的管理只有短短几十年，出现的问题与中国行政管理模式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行政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改革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的问题特点是，管理粗放，甚至放而不管，缺乏系统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效率都不高。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消除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为此，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进一步推行政企分开，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政府公共权力运行中“越位”、“缺位”现象。

行政体制改革还要理顺和创新政府行政体制。要根据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要求，明确政府权责。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公平高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

要健全和完善政府行政机制。建立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对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审慎、科学的规划；对技术性和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评估与社会公

示、群众听证等；对由市场和社会主导的决策，要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政府行政监督机制。

中国正在向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应该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上向世界一流看齐，那种仅仅停留在执政口号更新的执政意识在复杂的社会事物管理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应该刻不容缓地引入民众对地方长官以至中央领导任免的监督和决定权！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张晓理

摘要：中国城市化同时肩负着辅助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构筑以城市为依托的先进生产力双重任务。由于城市化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强化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又是城市化的前提。因此，中国城市化应从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构筑大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应注重大城市群的龙头作用，以便较快地形成先进生产力，通过多功能辐射增进中小城镇活力。

中国城市化应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与大城市的发展是在互动中推进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科学的比例关系。是否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力提高。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及能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进行。鉴于我国大量农业剩余人口亟待转移的需要，以制造业吸纳农业剩余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在有条件的地区形成城市群体，并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发展中小城市的主要目标。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城市吸纳劳动力有其特有的优势：1.有利于农民就近转入城市。2.小城市的制造业一般集中于某一产品的生产领域。这种对象专业化形式有利于专项技术提高和特种工艺传播，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使就业扩大。3.小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单一，社会投入相应较少，因此土地价格能维持较低的水平，减小了农民进城的门槛。4.农民进入附近的中小城市，往往还能维系原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联系有助于他们相互扶持，传授经验，保持信誉。

中小城市的发展还为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小城市单一的专业化形式，薄弱的基础设施，欠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客观上要求专业多样化配套和工业体系协调，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多种功能的影响，也离不开金融、保险、信息、高等教育体系和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等特殊功能领域的支持。这种客观上的需要是大城市产生的重要条件。中小城市不仅为大城市的产生准备了经济上的需要，同时也为大城市的发展输送拥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口，因为中小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教育能力。

但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合理的布局和过度发展也会扰乱科学的城市体系，并带来一系列问题。我国农村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口高压下造成的盲目性很容易排斥经济规律。由于工业化是转移农村人口的快捷途径，相应的城市往往会受农村人口布局的影响而分散兴起。过度分散建城破坏资源、环境，过小的规模和孤立运作又为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城镇肩负着大量农业剩余人口非农化就业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任务。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任务是极为艰巨的，并且需要持续相当的时间。完成这一重任取决于城市的活力和吸纳人口的能力以及城市科学的布局和结构。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城市，才能使每一个城市拥有自己的特长，并在相互补偿中使这种特长成为城市群体综合能力的组成部分。中心城市把这种能力集聚起来，又把它辐射给每一个中小城市，进而传递给小城镇。大城市群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大城市群的强大影响力能激活更偏远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群的集聚方式和发展潜能

大城市的规模能容纳多种专业化组合，专业化形式多样化又与信息业、商业、金融业、信托业、保险业以及提供各种劳务的服务性行业相互促进，并奠定城市辐射力的基础。人口及各种要素进一步集聚，提高了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使之得以完善。但是，大城市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建设和相关的社会问题就会累积成难以治愈的大城市病，影响科技力量集聚和城市发展。如果大城市孤立发展，它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对区域经济的带动能力将非常有限。

大城市持续发展亟待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形成高新技术和特殊服务业的核心引导力，二是解决城市过大带来的大城市病，这两个问题又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但解决的思路不能局限于大城市内部，只有用开放的方法，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结合成综合的城市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进行功能配置，才能突出大城市的核心引导力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专业特长，也才能通过大范围的生态建设和生态农业使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

1.大城市集群拥有很强的生态效应。恢复城市生态系统是解决大城市病的基础工作。城市生态系统必须拥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在解决城市诸多环境问题中发挥效能；生态系统的规模又是物种多样性的条件，只有物种的多样性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城市集群通过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的功能划分，城市农业和生态隔离带以补偿的形式强化城市生态系统。组建成的大城市群保留和发扬了大城市的优点，开拓了回归自然的建城方式，为解决大城市病，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一流的环境还是提高人口承载力，吸引人才的前提。有了各种人才，才能构筑起高新技术产业，激活城市经济。以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集聚的模式组合成的城市集群，正是按照这一规律继续拓展城市化发展的新途径。

2.大城市集群强化了创新能力。在新经济条件下，维持很强的创新能力是大城市走出困境的关键。这种创新能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然后是科技运用而派生出的生产方法和产品更新。由于创新具体包括基础、应用、开发研究三个过程，而这三个环节又日趋紧密，因此，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应该确立科学的地理空间关系，以实现上述三个过程的相对独立和有机联系。中心城市应该在整个创新链中强化基础和应用研究。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表现为学科细化的同时又相互融合，要求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多样化，需要这些研究在开放的环境中相互渗透，这对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创新园区的规模和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较大的规模和多样化的研究才能通过交叉、边沿、综合学科的发展涌流出开发研究的科技源泉，并成为中心城市辐射力的一个重要内涵。产品的具体开发过程相对集中于卫星城市进行，一方面使中心城市减少制造业而理顺功能，另一方面，卫星城市的专业化配套和工艺性补偿能加快开发研究的产业化进程。由于大城市圈包容了多样化的市场，市场需求又激励开发研究，从而促进整个科技创新链的发展。

3.大城市集群为专业化多元组合开辟了道路。分散、孤立的中小城市必须采用对象专业化形式以稳定自身能力，与此相反，城市集群是通过工艺专业化形式强化整体的生产能力。由于现代化的快速交通系统把中心城市和各个卫星城市联系成一个整体，因此，对于城市集群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不断变更的市场需求与多样化的产品供给，使得生产能力首先体现于开发、研究，进而体现其产品更新和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必须依赖工艺专业化的分工原则。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科技创新也不断诞生多样化的成果。这些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往往是许多学科的结晶，支撑其产业化过程也需要多

样化的工艺专业化组合。在工艺专业化分工中，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能力专业于某一加工领域，产品生产日益成为分工协作不断扩大的社会共同成果。社会分工协作把各种专业化能力衔接起来，形成不断强化的综合能力，大城市集群的潜能就是在这种“综合能力”中提升出来的。

4.大城市集群的功能互补。由于中心城市拥有研究和创新能力，加上各个卫星城市的各种专业化互补，使得大城市群具有很强的工业化配套功能，这是吸引制造业集中的重要原因。城市农业与卫星城市和城区相互交织还创新出特殊的功能：生态农业的生态功能；高效农业与高新技术结合的研究功能；观光农业带动旅游、拓展就业的功能。大城市群还拥有文化集聚功能，并由此形成对相关产业的带动能力，包括文化自身的产业，以及文化对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大城市集群还具备完善的服务功能，这些功能也通过分工协作得到强化。中心城市集中了信息、金融、保险、贸易、咨询、信托、技术等重要服务，这些服务的影响能力覆盖所有的卫星城市，并波及更远的区域。而一些一般性的服务，特别是一般生活服务，在城市规模较小的卫星城市反而更能提高效率。例如，新鲜食品供给、垃圾资源化利用等。由高效快捷的现代化交通衔接起来的大城市群体，一方面继续弘扬特大城市的优点，又回避了大城市带来的各种问题。

5.大城市集群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大城市群本身的范围是可以不断向外拓展的，拓展的能力取决于如何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完善快速交通系统，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跨越自身的范围，对周边的地区形成强大的辐射力，这种辐射能力源于特殊的服务体系、创新能力、专业化配套和各种人才培养能力。随着这种能力的增强，早先孤立单一的中小城市也会因周边大城市群崛起而被激活。城市化的龙头是大城市集群。大城市群在整个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的集聚、辐射、影响和带动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工业化后发国家不能走分散建城的老路，应该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以大城市群带动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以中小城市的发展促成大城市群的诞生，又以大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这种模式不仅能保证城市化道路的持续发展，而且能集合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城市化的障碍及源头治理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障碍主要源于城市化主体自身的素质。我国亟待城市化的主体是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相关的农村人口，其素质远不能适应城市化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农村人口实际文化程度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准，农村50%以上的青少年得不到高中教育，难以进入大城市群就业。

1.强化城镇规划和教育功能是城市化的重要开端。由于农民平均文化素质太低，很难在大中城市中寻求稳定的就业岗位，一般只能以兼业农业的形式进入小城镇，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因此，按照人口素质和现行的依赖土地的农民保障体制，我国城市化道路势必从小城镇和小城市起步。但是，必须牢牢把握住城镇的科学规划，化大力气强化城镇的教育体系。城镇上规模，就能增强城镇的功能和集聚能力，加大辐射影响力，强化城镇之间的联系，为城市群的构架打下基础；同时也为大中城市输送有文化的人口。相反，如果以分散的形式展开，就会打乱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基本关系，破坏大中小城市的比例和结构，那么，人口素质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等都将遇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影响到城市化进程。

2.建立遏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升人口素质的生育导向政策，从人口再生产的源头加大控导力度。应探索与城市化挂钩的调控方法，提高妇女地位，建立向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女孩家庭倾斜的政策，在教育、就业、进城、养老等方面，只要社会拥有能力，就要倾全力一项一项具体实施，要探索社会保障的新路子，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

3.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人口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焦点，也是推进城市化的具体措施。要制定和尽早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为大中小城市的综合发展奠定基础。大城市群集聚了各种特殊的服务业，制造业也以工艺专业化深化发展的形式相互配套，对就业人口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文化水平必须达到高中毕业及以上程度，由此决定农村青年的最低教育年限应该提高至12年。此外，提高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还是农业实现科技化、现代化的需要，并直接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品位关联。为此，必须探讨进一步强化义务教育的力度，延长教育年限，探讨多元化教育体系补偿的方法，确立新的战略目标，分阶段尽快进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离4%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教育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4.探索把生态建设和其他公益事业与教育衔接进行的方式，强化财政支出的教育功能。例如，可以在我国生态建设规划地组建教学与生态建设联合基地。学生以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方式进行生态建设和基础知识学习（通过远程教育等形式）。这样，国家和社会就可以通过生态建设投入同时启动农村青年的继续教育，为他们进入大城市群就业进行知识铺垫。

5.建立特殊的教育保障，确保进城青年文化素质的提高。城市的文化氛围和教育条件远优越于农村，农村青年进城后，可以利用城市的教育环境，进一步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起点和发展后劲，也关系到能否通过城市化推进人口素质提高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应该把进城青年的继续教育纳入社会保障范畴，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强化进行。政府参与引导、调控，以文化素质提高增进就业能力，以就业能力提高来减轻社会保障压力。此外，人力资本投入能有力地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还能促进城市群体内部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才交流。为了建立这种继续教育体系，应挖掘城市各种人才的潜力，可动员退休的老年知识分子参与。要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把土地保障转变为城市就业和教育保障的经济补充，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科技化和现代化发展。贫困地区知识青年进城，能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从而减轻生态压力，因此，贫困地区的教育也应纳入社会扶贫和生态建设的重要规划。

城市化是中国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契机，城市化又把高素质的人才聚合在一块，形成特殊的创新能力。人口素质提高和城市化的相互促进，能够尽快地摆脱落后生产方式的束缚，实现以科技创新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结语

中国城市化同时肩负着双重任务：辅助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构筑以城市为依托的先进生产力。由于城市化严重滞后，大量农民滞留农村，阻碍了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目前，人口扩张的驱动力依旧很强，生态环境不堪负重，人口素质难以提高，这又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城市化滞后还拖延了工业化进程，压抑了第三产业发展，约束了就业能

力的扩大；大量分散的、畸形发展的乡镇工业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又限制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势在必行。我国城市化应从两个方面同时推进，构筑城市化的两大功能体系和两种发展能力，激活中小城市的活力和扩大大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有机结合是它们各自实现的前提。

在这两者的结合关系中，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大城市群崛起的前提，因此，必须注重搞好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加强小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之成为人才交流和人口转移的中介。大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龙头，有多功能的辐射、影响和带动能力，并可以通过中型城市，延续和传递这种“能力”，从而确保小城市的活力。

只有从提高人口素质这个源头入手，按照客观规律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村人口素质提高应走创新的道路，并与城市化相互衔接。国家应千方百计提高农村青年受教育年限，或以生态建设的方式勤工俭学，使他们拥有进入大城市群就业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加强城市各种继续教育的保障制度，确保人口素质在城市化的全过程中得到不断提高。这样，大城市群的产业才能向高端发展，才能形成更强大的辐射影响力，进而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并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城市化只有按照提高生产力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才能真正加快农民的非农化进程，减轻生态压力，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作者：张晓理，杭州行政学院

文章 来源：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