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提纲)

第一篇：10、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提纲)

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反思与前瞻（提纲）

南岭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回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那时候，中国经济体制还是传统的计划体制，在传统体制下搞经济改革，必然是“洋跃进”。这个体制的特征，是指令性计划（国家或集体）——行政手段——执行者（企业或生产经营单位，在传统体制下，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

这一体制能够动员资源、集中资源实现重点目标。但其主要弊端是低效率。因为

1、在这个体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经济利益脱节，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

2、在这个体制下，经济之间的联系被行政手段分割，经济规律被指令性计划破坏，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

3、宏观指令者只关照到物资供求的平衡，无法关照价值的平衡、潜在供求的平衡、资源配臵的平衡。

4、这个体制是内循环的，与国际市场联系弱。这个体制的效率，可以通过197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反映出来。

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历史要求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逼出来的，试出来的，甚至有人说是“骗”

1出来的。纵观20多年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大的方面考察，主要脉络是：

×农村：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新组织因素 ×城市：国企扩大自主权——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因素不断增加

×价格：放开部分消费品价格——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消费品价格）——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及部分价格政府管制

×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

×机制：市场拾遗补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和市场并存——市场配臵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

×开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全方位开放——加入WTO

×理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600万，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2005年的经济指标可见一斑。更多的是体制机制。社会经济主体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进入

了转型期。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

（一）对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1、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市场经济、世界体系。

2、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是渐进的，新旧体制并存的和此长彼消的、胶着的。

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探索形成内在生长的效率机制，解决资源的配臵效率和竞争力问题。

4、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融入全球文明的过程。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高。

5、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认识和选择的过程。

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商品经济＋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压迫，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

（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2005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4％，消耗世界水泥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万元GDP总能耗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3倍。环境污染居高不下。增长的代价大。

2、收入分配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矛盾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3、公共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城乡之间反差大。老百姓反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就不了业。

4、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矛盾凸现期”。

（三）对改革开放的争论

纵观2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争论围绕着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到1992年，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第三次集中发生在2005年。这一年有人称为“改革反思年”。2004年8月，郎咸平发表文章，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少数人致富。2005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尔后出现了对教育产业化的质疑或者说对教育改革的质疑等等。这些汇合称反思改革的浪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反思（姓资还是姓社）

2、对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反思（是市场化多了还是改革不到位）

3、对中国改革开放策略的反思（是公众参与的还是精英决定或利益集团左右的）

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瞻

（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要历史性地理性思考。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搅动着追寻着中国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改革开放

（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化加深对一国体制机制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牵制力。

（三）实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不能走老路。唯一的选择是体制、机制、手段的创新。

（四）未来的体制机制创新，将由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公共产品管理体制改革；未来的体制改革取向，将更加注重改革利益协调性和公众享有，或者说更强调社会公正和公平；未来的体制改革将更加体现改革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

中国的现代化要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伟业有赖于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第二篇：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是中国广告业发展的一个新拐点，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使广告业发展的“春天”并没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如期来临。持续三个季度的“寒冬”使广告经营单位面临巨大的压力，传统广告业务萎缩、行业并购加快、生存危机加剧，一度成为广告业发展的主色调;同时，寒流中的期待，期待中的坚守，坚守中的变革、创新也成为2012年广告业发展的另一道独特风景。《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并购”，新媒体广告业务攀升，广告经营单位战略转型等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顽强推动广告业在逆境中前行;十八大召开，第四季度经济缓慢复苏，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的完美收官，不经意间也为2012广告业发展的最后艰难时光抹上了一笔浓浓的暖色，使人们渐渐感受到2013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真实气息。

一、总体特征：“寒冬季”的坚守

2011年中国广告营业额达到3125亿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广告增长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CTR市场研究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广告同比增长达12.9%，2011年GDP增长则为9.2%，广告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广告市场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均衡发展，良性互动的态势。广告增长的良好表现使业界对2012年充满期待。然而，由于2012年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人们预期中的广告业第一季度开门红并没有出现;第二季度的广告复苏也十分缓慢;第三季度的广告增长不尽如人意，直到第四季度广告发展才开始有了起色，但已难以改变2012广告市场整体下滑的态势。考虑到电视广告政策的因素，CTR年初曾预测2012广告同比增长达到11%，GDP同比增长达到8%，但头三个季度，广告同比增长仅仅达到 6%。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广告同比增长总体下滑，广告刊例花费创近年新低。这是2012广告发展最突出的特点。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增速回落明显，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对广告市场造成的冲击十分巨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创了近3年来的新低。①同时，广告产业转型、广告并购对中小广告企业的冲击，传统媒体自身困境造成受众和广告的流失，新媒体平台快速开发和过度运用造成广告投放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加之政策层面的不利影响等，都使广告增长总体下滑的趋势难以遏制。

据CTR发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广告市场回顾》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仅为1%，第二季度为6%，第三季度为5%，前三季度广告增幅仅为4%，创近5年来新低。②仅从这些数字来看，人们将2012年广告发展的前三个季度称为“寒冬季”并非没有道理。

第二，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重叠发力，传统媒体广告增长乏力。2012年初，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已影响到广告主对传统媒体广告的投放信心和投放比重，而 “限娱令”和“限广令”实施，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电视媒体为投放主体的广告市场结构，打破了2011年底广告主和广告媒体共同谋划的广告投放模板，严重影响到广告媒体广告运营的市场节奏，进而搅乱了传统媒体广告稳步增长的既有步伐。尽管为应对政策层面的限制，传统媒体广告播出的时间和播出的方式做了及时调整，在提高单位时间广告价位的同时对广告的编排进行了科学组合，但传统媒体广告刊例花费前三季度增长仍然趋缓，仅为6%，略高于整体增幅。

央视广告时长大幅缩减对刊例花费影响较大，上半年降幅达8.3%。报纸广告刊例花费同样不尽如人意，2012年上半年同比降幅达8%。报纸广告刊例花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支撑报纸广告投入的商业及服务性行业、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同比缩减，而这三个行业广告投入往往占到报纸广告刊例花费的六成以上。

第三，市场竞争的不平衡性加剧，广告新增长点局部凸显。2012年，能够让广告经营者在寒冬中热切期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部分媒体广告逆势增长的良好表现，这种表现也为广告人的坚守提供了信心。

首先是部分传统媒体广告增幅较大，市场活力依旧。根据CTR提供的数据显示，省级卫视在年初纷纷被迫减少了广告时长，但省级卫视的地域优势、平台优势和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还是使其在总体广告市场份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虽然整体广告时长下降了7.6%，而广告刊例花费则上升了9.4%。同样，省级台在广告刊例花费增长的表现上也可圈可点，同比整个广告资源下降了9.8%，但花费却上升了6.3%。传统媒体中的杂志和广播广告刊例花费都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其中，杂志达10%，高于整体市场增幅。广播虽不及去年同期33.9%的迅猛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但仍以同比增幅11.5%的增长率在传统媒体中表现不凡。

传统户外广告的减少则促进了地铁等轨道交通媒体的快速发展，较去年同期增长15.8%，这又是2012年传统广告增长的一个亮点。

最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和商务楼宇视频广告持续增长。其中互联网广告第一季度小幅回落后，第二季度恢复性增长，同比增幅高达109%，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也达到43%，前三个季度广告刊例花费总体达到52%。

二、谁主沉浮：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

2012年，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解读中国广告市场广告的混合增长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反映了不同媒体对广告的控制力增强或减弱，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通过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变化，大致可以窥探到广告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向。

其一，广告主预算分流成为常态。CTR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4.4%，低于2008~2011年的同期水平;2012年前三个季度互联网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达到52%，市场表现良好。抛开前文提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及年初“限娱令”、“限广令”的制约因素，这一数据也客观显示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与电视为主力的传统媒体的注意力重叠度越来越高，广告传播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2012年，广告传播从单屏单向走向智能化多屏。新媒体引发了广告主的预算分流也代表了未来广告投放和预算的基本方向。

其二，广告增长的区间不平衡性增强。2012年从各媒体的同比增长看，电视为6%，其中省级卫视以两倍的增幅领先电视整体的增长;广播为11%，依旧是增长最快的传统媒体;平面媒体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报纸和杂志同比增幅分别为-8%和9%;传统户外(含地铁)为3%。

从广告资源量方面看，电视媒体广告时长继续减少，报纸、广播资源量也均有大幅压缩。从各行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来看，酒精类饮品、饮料增长贡献最大，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拉低了整体增长水平。这些数据揭示：广告主投放理念的变化，媒体选择的细分化，媒体价值的重评估，广告资源的再分配，使广告增长的不平衡性在2012年被极度放大。

其三，广告平台打造成为市场竞争利器。2012年，传统媒体的创新和新媒体的创新表现抢眼。新媒体的广告平台建设值得关注，上半年，艾瑞咨询预计2012 中国移动应用广告平台总营收将达到10.6亿，相比2011年将增长135.6%。其中Google和AdMob从广告主数量和广告投放量上看，是同类平台中最大的广告平台。不同的移动广告应用平台，服务侧重点和服务方式存在差异，如以品牌服务为主要业务方式的“Vpon威朋”，搭建了LBS移动广告平台，精准化、人性化地提供基于地理位置定位的手机、公交车移动广告的现场定位服务，深受上班族和白领阶层的欢迎，而针对这些特定族群独家开发的3S数据分析系统也得到广告主的青睐。

2012年，户外数字媒体广告平台也值得关注。《中国LED户外电子屏广告市场研究报告2012》显示：LED户外媒体已经成为广告媒体与广告行业市场规模最大的领域之一，并代表着户外媒体与广告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如国内户外广告的行业领军者大贺集团2012年国庆节期间，在南京核心商圈最佳位置金鹰国际商城正面墙体设置了近4000平方米的LED屏，在金鹰天地国际购物中心楼面设置了近600平方米LED屏。这些LED全彩屏，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播放新闻、广告，也可以进行大型活动现场直播、有线电视和数字电影转播。新技术支撑下的大型户外广告，可以全天候高频次滚动播出，亮屏时间长达 15小时，每天可以向繁华商圈内大约六七十万流动人群传递广告信息。

其四，多元创新提升传统媒体广告价值。2012年优势节目的冠名和赞助成为传统电视广告突围的重要武器。浙江卫视上半年的《中国梦想秀》、7月上档的《中国好声音》对平台收视提升、广告增长拉动效应明显。如《中国好声音》在首期节目播出后的20天里，由于收视率与影响力急速攀升，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元，飙升到每15秒50万元。⑤在“好声音决赛夜钻石广告位拍卖”中，12条广告位以1090万元的总价拍出，其中最高广告价位是15秒116万元，创造中国年单条广告之最。2012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一年播两季，第二季11期节目的硬广+冠名+赞助，总收入达近2亿元，上半年新节目《梦立方》的冠名费也达到2500万。2012年多元创新提升媒体广告价值成为传统媒体广告运营的最大亮点。

三、国家战略布局：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

2012年初春的寒冷季节，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2011年底，国家工商总局与财政部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广告业试点园区建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常州、青岛、潍坊、西安、长沙共9个首批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批。2012年4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南京为首批9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授牌，获批园区得到中央财政共3亿元的资金支持。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由省级工商机关组织申报，工商总局认定和管理，园区入驻企业70%以上为广告产业及直接关联产业企业，并拥有一定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及广告专业人员，经工商总局认定后优先享受国家有关支持政策。

实际早在几年前，各地广告产业园区的建设，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组成部分已然存在。但像各地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一样，因选址、行政意志、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告

产业园区的建设规模不小，但人气不旺，广告企业的入住率不高，总体来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而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示范意义重大，国家意志的介入，中央财政的支持，使地方政府对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的热情陡然升温，各地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纷纷上马。2012年5月颁布的《广告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到2015年，要建成15个以上国家广告产业园区。⑥其实截至2012年8月底，全国已批准建立20家广告创意园区或试验区。

建设国家级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目的，是以期形成广告产业集群，增加中国广告产业的世界市场竞争力。对于这样的举措，中国的广告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培养大型或超大型的广告企业集团，真正实现中国广告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正是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核心目标。”⑦厦门大学陈培爱教授则指出，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被认为是新中国广告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章，此后迎来了新中国广告业的第一个春天。而中国广告业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标志，就是2011年底批准9个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⑧

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中，广告发展的“产业”定位并不十分清晰。

早在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其颁布的《关于加快广告业发展的规划纲要》中认为：“广告业属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科技进步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质量的重要反映。”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信息需求剧增和IT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产业逐渐从旧有的三大产业划分中独立出来，由信息产业所主导的信息社会成为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后第三个社会形态也逐渐成为共识，信息产业一时成为社会的“沸点产业”。广告业为了寻求资本市场认可和提高社会声誉，积极向信息产业的定位转变，在一个时期内，广告业被定为广告信息产业。

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制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产业被分为9大类、24中类、80小类，广告产业被纳入其中。⑩2009年7月 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在这个规划里，广告成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之

一、标志着广告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产业定位基本明晰。

从实际效果看，2012中国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也确实给广告业发展带来新气象，如2012年5月开园的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集中了东方梅地亚中心、阳光100、建外SOHO等多个传媒专业楼宇。在园区及周边地区，汇集了1.3万家传媒企业，包括200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巨头和新闻传播机构、190家国际知名新闻机构，以及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上千家互联网新兴媒体企业。同时，这一区域内还汇聚了全市70%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众多国际、国内品牌企业，支撑了北京最重要的广告市场。,2012年8月27日，成都市红星路35号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得财政部3000万元广告园区现代服务业试点中央补助资金支持，成为西南首个获得该项资金支持的园区。该园区主要以广告创意设计为重点，涵盖广告制作等业态齐全的广告产业链。2012年，成功引进了广告类企业70多家。

中国广告业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渐现，高度分散、低层次竞争的业态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广告企业做大做强的理想。2012年，国家广告创意产业

园区的建设，既是对广告产业定位的强化，也是对广告产业内涵的深化，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决策部门对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思路、新举措。

四、广告业并购：广告增长方式的新探索

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引发了人们对广告新增长方式的思考，中国企业的广告并购开始打破中国广告市场原有格局和中外广告企业利益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平衡，为中国广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广告企业开始用资本和技术撬动中国市场，对广告增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广告企业以合资、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渐成常态。跨国集团对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使中国广告企业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广告集团化道路是中国广告企业的必然选择。2012年5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组织编制了《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我国大型广告集团。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大型媒体和广告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联盟等方式做强做大，构建股权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广告集团化运营机制，着力提高其为大企业、大品牌、大工程提供综合策划、推介服务和海外拓展等全方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规划的出台，对提高中国广告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国际化水平，推动广告业健康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国内广告企业进行国内并购和参与国际并购指明了方向。

2011年，中国着名广告企业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重庆与广州旗智、2012年又继续收购了青岛先锋和上海窗;中国另一着名广告企业蓝色光标也斥巨资将分时传媒收入囊中。多年来，“并购”一词，只是跨国集团的专利，拥有雄厚资金和庞大产业链的跨国集团把并购当做进入和占领中国广告市场的一种利器。而国内两大广告企业的并购在2012年开启了国内广告企业并购的新纪元，中国广告企业开始凭借其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对本土资源的有效整合，凭借新产业政策环境下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来撬动中国广告市场。

五、期待：2013广告业重写春天的故事

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是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的核心命题。行政意志层面媒介政策对广告市场化发展的制约，国家战略主导层面对广告产业园区的打造和产业聚集群的规划，国际广告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的中国式广告并购，传统媒体广告增长放缓，新媒体广告的快速增长，都为这个核心命题的呈现做了最好注解。产业发展方向的明晰，产业发展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规划实施，基于全球竞争理念的产业实践等等，都成为2012年中国广告产业转型的亮点。2013年，推动广告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集约化经营。推动广告企业进行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广告资源的优化组合、高效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壮大广告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仍然是广告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2广告发展中广告客户广告投放的抉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告投放的消长，广告增长方式的变革，都无不昭示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中国广告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广告增长方式、发展路径和中国广告市场的多元性分布、广告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有因果关系，和中国广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广告客户特别的传统媒体依赖情结也直接相关。这种

状况增加了广告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增加了广告发展的风险性，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智慧博弈，艰难前行，和中国这种特殊市场结构所特有的潜在推动力、支撑力和创新力也不无关联。2013年，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仍然是我们解决中国广告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也是参与国际广告竞争中需要认真考量的特殊因素。

2012年广告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印证着中国广告市场阶段性调整的历史轨迹。反映着中国市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殊敏感性，同样也揭示出中国广告市场作为世界广告市场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波动的必然性。中国广告业虽然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框架中，其创意管理和整合营销的理念都得到提升，但其产业属性中最根本的服务性特征依然鲜明，市场弄潮中跟随者的角色地位同样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服务性产业到创意性产业虽然是中国广告人在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的理想，但服务的理念和服务的内涵仍需坚持和发掘。立足服务才能创新，做好服务才可坚守，这是2012中国广告业发展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2013年广告行业迎接广告春天到来依然需要保持这种良好心态。

坚持和守望是2012年中国广告回顾中的两个关键词，坚持和守望不仅可以让人们在寒冬中仍然保持对中国广告发展的信心，同样也可使人们保持着良好心态迎接中国广告业的春天真正到来。2012年11月，2013年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完美收官。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预售总额高达158.8134 亿元，比2012年增长16.2377亿元，增长率为11.39%。在招标会现场，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说：“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预售收入稳中有升，增速略高于中国经济增速。‘春江水暖鸭先知’，十八大提出，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要实现翻番，本次招标预售既反映出广大居民对收入增长的良好预期，也体现了十八大之后，广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2013年即将来临之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已初显端倪，广告业的复苏也开始拉开帷幕，隆隆寒冬中，人们已捕捉到2013年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信息。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第三篇：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题的反思及前瞻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题的反思及前瞻

金忠明 李福春[①]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经历了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改革阶段及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凸显出历史问题的集聚与现实问题的碰撞。主要表现为数量与质量冲突的目标问题、草根与精英分岔的动力问题、传承与创新对峙的功能问题、渐进与突变博弈的路径问题以及事功与立人抵牾的性质问题。应从六方面加深对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问题的认识：一是变革方略的整体性，二是变革价值的基础性，三是变革深度的转型性，四是变革评估的针对性，五是变革问题的复杂性，六是变革过程的持续性。[关键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反思；前瞻

The Reflection and Foresight on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Jin Zhongming

Li Fuchu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30 year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starting-up phase: characterized by resuming regular teaching and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their teaching;macroscopically changing phase: centered the reform the education system;microcosmic reform phase: centered the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deepen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phase: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 system.Chinese basic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the collis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Five main problems appeared: the goal problem of the conflic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the power problem of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elites;the function problem of the confrontation of heritage and innovation;the path problem of choosing to be gradually or suddenly;the nature problem of the incompatibility with utility and quality.We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problem from six aspects: the integrity of strategy reform;the base of value reform;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pth reform;the pertinence of evaluating evolution;the complexity of reform;the continuity of the reform process.Key words: Chinese basic education;problem;reflection;foresight

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演变，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又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发生着巨大变化，“发展主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中国基础教育也面临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殊生境。有必要反思中国过去三十年基础教育发展历程，进而透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将要面临的新问题。

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特征

1.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1977—1984）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得以启动，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历史的深刻反思有密切关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乎中国历史转型性发展的抉择，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得以初步落实。1981年，中国共产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对知识分子及科学、文化政策方面问题的阐发深刻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一阶段，在基础教育领域，选拔制度、培养机构和师资等问题均受到重视。特别是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重视人才呼声的日益高涨，基础教育领域在这一阶段逐步恢复重点小学、中学，加强了对人才培养的力度。中国基础教育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并恢复正常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成才的迫切愿望和追求，渐渐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倾向的加剧。1983年12月31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指出：“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只抓高中，忽视初中。”[1]93以此澄清人才培养中的认知误区。

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阶段，在恢复教育常态重建高考制度的同时，出于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考量，强化了重点学校并不断凸显其价值，使学校和教师把目光过分投在升学率上，从而导致把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优劣的唯一标准的极端状态。由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有限，使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决策层逐步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力图通过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放的战略性任务。”[2]37至此，教育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2.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1985—1992）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教育进入了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3]2286，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价值定位。《决定》指出，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更为突出，主要有教育事业管理权限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及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问题。要破解上述难题，以实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3]2288的教育改革目的，就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对教育进行系统改革，使教育事业权限，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向现代化转变。《决定》中对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有：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加强立法，并鼓励多种形式办学；权力下放，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要求一套更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决定》明确了中国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战略，使基础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并通过体制抓手，对基础教育进行全面整体改革。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有关教育的法律，使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是对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地位的充分肯定，拉开了中国教育法制化的序幕，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新时期。为了新时期建设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社会的整体改革发展。

3.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变革阶段（1993—2000）

这一阶段“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政府主导的基础教育改革取向。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7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是素质教育概念在政府文件中的经典表述。1993年3月24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克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全面认识人才观、质量观，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更为明确具体地指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1998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落实中共中央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性地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4.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2001至今）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确立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并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4]455该文件对基础教育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存在问题的应对之策，对素质教育、教师教育体系、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学制及办学体制等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在此背景下，2004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订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是高水平、高质量，其中首先是义务教育的质量。为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该计划对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和管理队伍、民办教育等薄弱环节作了强调。该计划的制度创新涵盖面广泛，又提出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并对由制定计划起到202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性质和任务作了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有机组成的整体。到2020年，要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各类高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形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5]33可见，把控教育领域发展的平衡并明确教育发展的阶段目标，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化解各种矛盾，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是这一阶段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素质教育是决策层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进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倡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6]617

我国基础教育的本质特点可以概括为基础性、普及性和人本性。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强调其内容是人一生发展中最起码、最必须的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其他层次和种类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系统地建立的。基础教育的普及性决定其面向每一个适龄儿童，在当今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基础教育唯有达到普及性和高质量，才能体现它的重要价值。基础教育的人本性强调并关注以学生为主体，确保所有受教育者都得到发展，使其成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人。上述三个本质属性规定和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三十年来基础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它从本质上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上努力。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脉络，是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政策调整为先导的，它对基础教育事业产生着重大和直接的影响，也使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阶段呈现鲜明的政策导向特征，而教育实践领域的呼应则有一定的时间差。

二、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的积淀

与集聚

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既有历史上尚未解决问题的积淀，又有现实中新出现问题的集聚。反思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改革和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大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1.目标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冲突

党和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教育视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事业，更把基础教育放在全部教育更为优先发展的地位，但现状与要求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如对基础教育事业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其社会公共利益的未来性理解尚待深入。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数量发展是基础教育变革的重头戏，其中一大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及义务教育在不同地区达标率的制定上。但仅有数量的发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它更需要有质量方面的追求。“素质教育”的提出与深化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质量。而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往往顾此失彼。要协调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就要对基础教育的价值重新加以审视。其性质决定了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奠基性教育。对于哪些是中小学生的基础素质及其确定的依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与论证。

2.动力问题：草根与精英的分岔

在基础教育领域，改革常常是由社会外部力量的推动，更多是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所规划和发动，教育内部动力缺乏甚至缺失，导致基础教育改革缺乏内生性、系统性、全局观和协调性。在此状态下，基础教育的改革难以到位，其变革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教育决策和立法如果不与民主和科学的程序紧密结合，就会严重影响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只是按自上而下的变革路径强力推行，很可能会让一部分师生游离于变革的主体力量。由于基础教育变革的目标有短、长之别，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个体与社会、学校与家庭、局部与整体、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等）试图通过教育改革达到的目标也有区分，因此，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化改革阻力为改革动力，特别是畅通民间的改革话语，更成为当务之急。要特别关注变革系统中每一种正在逸出主体力量的因素，真正有成效的教育变革，必须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在预期的或非预期的千变万化中，拥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应对策略和统合智慧。

3.功能问题：传承与创新的对峙

马克思认为，对于处于人类发展链条的某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代人来说，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7]58

5。应当深入研究并把握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必须明确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一样，都包含精华和糟粕，涉及基础教育的创新，还应结合传统教育加以审视。目前基础教育的创新，不免名称上的标新立异或形式主义，时有浮躁、浮夸现象发生。在实用价值观的制约下，不辨问题之根由，不明目标之取向，偏重于操作技术的花样翻新，甚而导致南辕北辙，难怪有学者疾呼教育革新者亟需补上教育史课程[8]5。中国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以及在学生终身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其对该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力求使改革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

4.路径问题：渐进与突变的博弈

按系统论的视角，中国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的复杂系统，维系这一系统并使之获得发展要靠有效的变革系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也表明，从整体而言，中国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走稳步渐进之路。其中，要解决好渐进和突变的关系，既不稿“一刀切”，也不搞“大跃进”。同样，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基础教育，也要解决好其发展的渐进和突变的关系。在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只有切实创造条件，掌握渐进和突变的节奏，才能使教育事业持续向均衡、优质方向发展。要注重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抓住发展中的重点问题，通过政策的不断调整，综合平衡改革的速度、广度与深度，使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始终处于最佳的状态，使改革的各种博弈力量形成合适的张力。

5.性质问题：事功与立人的抵牾 教育要回归社会、回归生活，这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基础教育更应如此。但在实际中有些做法不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时矫枉过正则易引发事功与立人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基础教育变革中尤其要注意把握两者的互动和平衡。每个人所应走的道路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它或许需要人为之奋斗终生。学生首先应该做的，是去尝试和体验自己要学的东西和要干的事。基础教育具有特殊性，一切都要与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结合，以避免因教育远离生活而导致的空洞化、抽象化和苍白化。师生应在立足工具价值基础上凸显生命价值，理解生命的尊严和丰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生命唤醒、激发、促进另一个生命成长、完善、提升的过程。既然生命是人类发展的基础，那么对生命而言教育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立足于人性，引领学生成为能拥有真正的、丰富的生活方式的人。教师的终极指导是让学生成为自己人生的指导者，从而发挥基础教育的长远辐射效应。

三、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问题性质的再认识 1.变革方略的整体性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9]这是执政党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作出的时代判断。中国社会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下加速发展，已从相对缓慢、稳步发展时期转向速度加快、幅度加大和取向多变的发展时期。社会发展整体性变革的时期，也要求基础教育界“广泛而深刻”地整体性变革，从而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和社会的需要。变革方略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应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思考中国基础教育，从而全面、综合、系统地发展中国基础教育。世界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应与世界基础教育发展变革趋势相呼应；社会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应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自然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使当代青少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观念；人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应以人为本，视人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基础教育变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等各方面的问题。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各国通过立法来推动教育变革，一方面彰显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并非单纯的教育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合力推动。同时，基础教育的变革除了自身各要素的协调外，还要与其他教育系统通力协作。要强化教育系统的自觉和自为意识，确立世界、社会、自然、个人及教育自身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观，统合各类发展资源和变革力量。

2.变革价值的基础性

中国基础教育变革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指出：“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1]16《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10]4国家法律文本确立了基础教育的根本价值，这无疑奠定了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基础。对于基础教育的目标和价值定位，有学者强调：它是为培养合格公民打基础的教肓，不是直接培养政治上、管理上接班人的教育；它是为培养合格劳动者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直接培养消费者、享受者的教育；它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直接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帮助学生认识世界的教育，不是要求学生直接去改造世界韵教育；它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限制学生的片面发展的教育；它是公平的普及性的教育，不是选择性的等级性的教育；它是强迫性、义务性、公益性的教育，不是产业性的收费性的教育；它是关注生命价值与意义提升的教育，不是漠视生命的工具性的教育。但基础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背基础教育根本规定性的现象，已对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11]1

2可见，基础教育是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素养的基础性、服务性事业，是为生命个体奠定文化知识基础、提高能力、发展智慧和濡养精神的教育，是为学生的一生成长和终身幸福奠基的教育。

3.变革深度的转型性

变革的转型性表现为由过去主要是计划经济、行政力量的机制转向当今的灵活开放、多元协调和全面系统的发展机制。具体到教育领域，这种转型性变革有诸多表现：从领导决策机制方面来说，由行政权力机构的决策机制转向决策咨询机构与行政权力机构联合的决策机制；从教育经费来源方面来说，由政府统拨、统配转向来源渠道多样化和经费配置的多极化；从办学机制方面来说，由政府统管转向由市场调节的灵活的市场化办学机制并建立国内外教育市场规范运行机制。有学者分析了当前关涉教育变革的六大类相关产业：第一大类是投资办学类；第二大类是与中国学生出国相关的系列市场；第三大类是收取高额会务费、买卖入场券的论坛和中小学的“教学大奖赛”；第四大类是以教育科研联合开展课题研究为名所进行的名利交易；第五大类是以宣传媒体和出版行业为主的营利行为；第六大类是久禁难止的正规学校的乱收费。[12]135-136在实施基础教育深度变革之际，应通过立法等手段建立规范的、符合基础教育特性的机制。

4.变革评估的针对性

对基础教育变革评价的一大误区是重物质、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使教育日渐远离其培养人的精神为核心的旨趣，造成评估的针对性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中，效率至上成了一种普遍的追求，受此影响，在基础教育变革评估方面表现为重效率轻公平，导致评估缺乏合理的弹性。变革评估的效果要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进行检验，对基础教育变革评估也应有标准意识，并予以落实，发挥出变革评估的应有作用。相应的变革评估与之不相配套，导致变革的评估标准比较粗糙，只有细化标准，才能促进变革目标的实现。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往往重视人而忽视对事的把握，致使变革评估标准难以真正落实。这些都是变革评估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诸如重组学校结构、重新编制课程以及修改教科书等实质性的工作亦需同步跟进。同时还应有相应的变革评估标准对学校结构、课程编制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评估。这些都可以有外显的标准进行衡量，当然，仅有外显标准的基础教育变革还不够，应使外显标准内化为变革主体的自觉准则。

5.变革问题的复杂性

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具有复杂性，因为基础教育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系统本身等方方面面，基础教育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问题。教育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全力的推动。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朋友（问题不可避免要出现，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学不到东西）”。[13]26应对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乃至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进行全面审视与科学把握，只有认清基础教育变革问题的复杂性，才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避免机械化、简单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才能真正实现基础教育变革的目标。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压力社会和消费社会，这使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呈现复杂化的态势，也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消极的副作用，表现在：过度强调“为财富而生存”，人的精神陷于缺失；过分强调自我，人的利他性微弱；过度学习、盲从西方，自身认同感丧失；片面理解现代化，无视传统等等。同时，变革目标、变革过程和变革主体利益等多重矛盾的纠集，更加深了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

6.变革过程的持续性

变革是学习和改变自身的过程，从而使人们转换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取得变革之前所不能取得的成果。视变革为“事件”，是对变革认识的一种简单化，缺少对变革形态丰富性、复杂性、发展性的理解。变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离开当前状态不断向新的状态转换进发的过程。当前状态，即现状，既孕育着变革的动因，同时也包含着阻碍变革的可能。而在现状中遇到的机遇或问题是诱发变革的因素。反之，现状中给人们以实惠、安逸、熟悉和稳定感的东西往往成为变革的阻碍因素。变革通常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变革过程中，变革主体身处旧的系统、流程、组织构架、处事态度和方式与新的系统、流程、组织构架、处事态度和方式之间展开博弈之际，感受的常常是变革的阵痛，因为变革不仅意味着得到一些东西，也意味着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变革主体的创造性也会被激发起来。

在深度的变革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显性的物质技术层面，尤其要关注隐性的精神文化层面，否则变革将是表面的，不可能持久。视变革是一个新文化不断生成的过程，意义就在于此，这样，基础教育变革才是一个有“根”的不断生长的过程，才能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相契合。

（本文承叶澜教授关心帮助，并得到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编：《基础教育法规文件选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State Commission for Education（Ed.）, Selected Documents of Basic Educational Regulations，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本书编辑部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Editorial（Ed.）,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Important [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He Dongchang, Educa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1949—1997)，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4]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汇编：2001年1月—12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State Council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Ed.），Compi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01，Beijing: China's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 2002.]

[5] 教育部：《2003年—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4年第14期。[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2007 Action Pla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 ”

CommuniquÉ of the

第四篇：关于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二

中国体育法学的回顾与前瞻

（二）2.3.3体育竞技伤害的刑事评价

我国刑法理论近年来对体育竞技的正当化这一法律现象有所研究，探讨了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成立条件等基本问题。

刑法理论关于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种观点：被害人承诺说、区别对待说、国家许可说、正当业务说、正当风险说、社会相当说、“一体两翼”说。

在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内的竞技伤害行为阻却其违法性，超过了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的竞技伤害行为就具有合法性，竞技体育正当化行为成立的要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违背了规则且造成了伤害的体育竞技行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正当行为?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黄京平指出，任何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都不属于体育竞技中的正当化行为。但这种看法过于绝对。我国有刑法学者在早期作品中指出持此观点。但其稍后的作品则认为，手段虽然不为规则所允许，但如果具有社会相当性，仍然可以成立正当行为。

比赛是否正当是判断体育竞技行为是否正当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什么是正当性的比赛，有学者认为，必须是经过国家或者有关体育组织确认的比赛项目，并且必须是有关体育机构或者有关机关正式组织的比赛，否则就不能认为其竞技行为是正当的，亦不排除行为的犯罪性。该观点没有考虑体育的特殊性，限制了正当比赛的范围，缩小了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范围，会挫伤草根体育的积极性，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发展。因此，只要比赛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不违背社会伦理和法律，就应当属于正当的比赛。

2.4体育与工作

2.4.1运动员人力资本归属

在我国，职业体育人力资本所有权研究属于“一边倒”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体育体制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归属长期未能明确的现状，纠正实践中将国家作为职业体育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看法，指出职业体育人力资本所有权属私人所有。并指出应明晰我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本的产权，通过合同和契约等形式将投资主体的各方相互关系明确下来。

2.4.2职业体育劳资关系

对于职业运动员与俱乐部的法律性质，目前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中较为主流的是劳动合同关系说，也有雇佣关系说。王存忠、韩新君、马国华分别指出，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劳动法律关系来调整。也有学者认为运动员和俱乐部是雇佣合同关系。该观点强调体育雇佣关系能给合同双方更多的意志自由，从而能有效保护运动员的权益。雇佣合同更多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出现纠纷后只能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总则一些概括性的规定，而劳动合同在《劳动法》中已经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界定为劳动合同可以更好地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于运动员与俱乐部等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目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足球俱乐部作为企业法人，属《劳动法》所涵盖的用人单位，而运动员以足球运动为其职业，可以确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彼此因劳动报酬产生的争议，当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也有人认为，足球运动员聘任合同具有特殊性，根据《国际足球联合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应受理此类案件。

2.4.3职业运动员合同

从能够看到的我国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合同可以发现，现有合同条文简单粗陋，水平有待提高，但对运动员合同的研究寥寥。

在有限的研究中，黄世席参照《贝利法》，对巴西体育法中关于职业运动员劳动合同的内容、主体、期限、报酬、“已过盛年”制度与运动员转会进行了介绍。蔡晓卫，唐闻捷认为，运动员合同中必须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名称、期限、工作规范、安全条件、报酬、惩戒规定、合同终止条件及违反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等。韩新君指出，关于运动员的职责描述、表现评价和俱乐部的组织制度是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的主要内容。朱文英的研究指出，职业球员合同虽然和普通劳动合同存在许多不同，但仍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和保护，从探讨职业球员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出发，列举了职业球员工作合同解除的情形。

2.4.4转会与运动员流动

转会费曾经是国际足球领域长期约定俗成的问题。但转会费在法律上有无依据?关于转会费的性质，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1)“违约金说”认为，转会费从性质上应认定为违约金，如果合同届满，运动员应有权自主选择转会，而如果合同未届满，运动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运动员转会的标的是运动员的技能而不是运动员人身。(2)“训练培养费说”认为，转会费性质上是一种补偿金，以补偿原俱乐部花在球员身上的培养费。收取转会费的合理性在于，俱乐部对运动员进行培训，提高了其技术能力，因此可以收取转会费以保护原培养俱乐部不致因球员转会而受到损害。陈华荣认为，中国足协运动员转会费兼有训练培养费和优先权转让费的属性。持反对观点者则认为，把转会费界定为补偿金的观点太过保守，已不适应现代职业足球发展的需要。

为了维护运动员的利益，我国体育行业应建立实质意义上的运动员工会组织，行业工会的建立将有助于处理和调节各种体育劳资之间的纠纷。

2.5体育与不当行为

我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寻找竞技体育不当行为产生的原因，包括若干宏观和微观的具体因素，如社会、历史、制度的变迁，微观环境、制度、教育和社会心理的影响等。罗嘉司把一些竞技体育不当行为作为一

类罪纳入到犯罪学研究视野，通过对该类犯罪的经验素材和犯罪现象的归纳分析和科学抽象，寻找引起该类犯罪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提出治理竞技体育犯罪的对策。

有学者认为，我国体育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较低和道德失范是产生竞技体育中“黑色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司法介入困难的原因。体育腐败是利益多元化下的寻租行为、是社会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造成的。熊文、黄怀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一，不道德行为诱发机制的存在。(一)竞争激烈。(二)评价方式只重功利结果。(三)竞技运动伦理偏离。(四)不道德行为更易取胜。二，不道德行为机会结构的存在。(一)管理部门权力过分集中及职权行为不规范。(二)运动队一人负责制。(三)制度缺陷。(四)裁判执法权限过大。(五)现代科技、医学等介入。三，不道德行为约束机制(道德自律约束，内部管理和责任约束，制度约束，外界舆论约束机制)的缺失和道德行为报答机制的缺失。还有学者从利益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上来探讨黑哨的犯罪成因，从犯罪社会学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剖析黑哨的犯罪诱因机制。

2.5.1控制比赛

以对假球黑哨的分析为切入点，控制比赛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龚建平案发生后，很多刑法学家撰文对黑哨行为的定性与法律规制进行了分析。虽然此案已尘埃落定，但争议并无定论，裁判人员收取俱乐部财物应该按何种罪名定罪量刑有以下几种意见：无罪，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认定黑哨法律性质的关键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足协的性质属于人民团体还是社会团体?二，裁判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三，裁判场上执裁是不是从事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的定性直接导致黑哨的法律定性。关于黑哨行为应按照受贿罪还是商业贿赂罪定罪量刑，诸多刑法学大家众说纷纭、意见不能统一事出有因——主体身份不明确，法律规范本身有多种解释的可能。由于足协身份的官民二重性，按照商业受贿罪或贿赂罪定罪量刑都有其合理性。

也有学者认为，在NGO语境下，学者的主流学理解释也只为一种两难抉择。为彻底根治此类法律漏洞，应设立NGO工作人员受贿罪来加以规制。

2.5.2兴奋剂

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解释了兴奋剂使用的原因、危害、禁止使用兴奋剂的争论等问题。体育法学领域对兴奋剂的关注，主要表现在程序、立法方面，其中对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探讨是较为集中的论题。严格责任原则成为反兴奋剂处罚归责原则是一种必然要求与趋势，不仅能更好地维护体育竞技的公正性，同时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兴奋剂处罚中存在着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在利益的冲突中，体育的健康发展被认为是首要的，因此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但严格责任过于严厉，可以采取弱化的做法，如听证等程序保障和在处罚中考虑其是否有过错。

2.5.3暴力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解释了暴力产生的原因。体育法学则解决如何对其进行规制的问题。纵观学者的研究，体育暴力的预防与控制研究在三个层面展开：(1)立法规范。(2)赛场安全控制。学者从增加竞技体育犯罪难度和增加犯罪风险进行了论述。(3)日常管理与教育。

2.6体育纠纷解决

由于体育仲裁制度建立的需要，2006年分别于西安和武汉举办了体育仲裁研讨会，国内大部分体育法学者都曾撰文对此问题发表见解。此领域既有体育法研究领军人物以体育仲裁立法为目标展开的系列研究，又有青年学者以国际化视野撰写的较高水平的硕博士论文，可以说，体育纠纷解决，尤其是体育仲裁领域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数量之多，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中并无出其右者。

我国学者对体育仲裁问题的研究，为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除一般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外，学界已展开直接面对体育仲裁立法的研究，包括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目标模式选择、基本框架和架构、立法形式和立法技术，并且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草案或立法纲要。

关于我国体育仲裁的具体制度设计，热点问题和存在的争议如下：(一)由于现行仲裁法和体育法相关规定的缺失，体育仲裁的范围在理论上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活动中的纠纷因为体育职业性、技术性、专业性相对较低，采取一般的民商事仲裁或诉讼解决更为恰当。汤卫东则认为，中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只适用于竞技体育领域，但对竞技体育的解释应从宽理解。于善旭等认为，因体育组织管理行为出现的体育纠纷，体育专业技术特殊性明显，无疑要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运动主体选拔、参赛、流动或转会纠纷，难以简单判断其属性，或体育赞助等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一些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经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可以进入体育仲裁的范围。(二)在颇具影响的国际体育仲裁中，强制仲裁是其重要特点。一些学者对强制仲裁的合理性进行了诠释，并提出我国应实行强制性体育仲裁。但于善旭认为，以仲裁方式解决体育纠纷，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必然要实行或裁或审制度和一裁终局制度，将民间仲裁的制度原则贯彻到底。

3.对我国体育法研究的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领域迅速扩大，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前行的路途，任重道远。在此仅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我国体育法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1重视基础理论

虽然本文是对体育法学中具体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但作者还是要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体育法学虽是应用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助于人们在整体上认识、理解和把握体育法制这一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为研究和解决体育法制现实问题提

供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体育法学的薄弱环节，许多理论问题未得到深入探讨。代表社科最高研究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以来只有《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属于一般理论研究，其余8项都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应用特征明显。只有在研究中形成某一理论观点，并通过严格的实证过程，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才能形成理论突破。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才会逐步形成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

3.2借鉴其它学科最新成果

体育法学有必要、有理由借鉴和应用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育法学是一个交叉学科，体育法学应对法学母学科及相邻学科理论观点进行移植与利用，对社会学、体育学等多种观点进行融合和综合，体育法学科体系的完善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多种形式的研究基础之上。

此处不得不提及体育法学由谁来研究这一令人深思的问题。诚然，法律专业人员具有明显的法律基础理论优势，但是，由于很多人具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研究方向，注意力或精力不会完全放在体育法学处，体育法学的发展需要一大批以体育法为自己持久研究方向的学者，这些研究者不论来自体育界还是法律界，都需要关注相关的体育、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应根据对研究的问题的对象需要来丰富扩大自己的知识，以一个多面手或通才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体育法律问题。

3.3寻找中国体育法学的创新点

体育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只是法学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因为许多问题是体育中特有的，如竞技体育劳资关系、合同、转会问题，体育伤害侵权责任，兴奋剂，体育自治，体育纠纷解决等，都应加以研究，使学科不断成熟。在体育法学发展初期，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选题更多地受法学的影响。随着体育实践的需求，一些带有体育特色的法学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体育法学的前沿。

但是，体育学界的一些研究仍然在重复法学界已经作过的事，研究他人已研究过的专题，发现他人已经发现的结论，把法学界的同一个观点在体育期刊上重复，最多加入“体育”作为限制词。虽然体育法学 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加，社会影响不断增大，但现有的学科理论较多是对法学的一般性移植和套用。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体育法研究一定要体现超越前人的、有全局意义的创新点，哪怕很小的一个创新点。创新点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方法上的。

如同朱苏力所言，我们还要关注学术本土化问题。有志向的中国学者应不满足于对西方体育法理论、思想和实践的一般和简单套用，我们要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产生自己的观点，为世界体育法学的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这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努力目标和理想。

3.4注重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在提高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水平方面体育法学仍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目前有大量的一般性描述文章发表于各类刊物，既非综述研究，也非思辨研究，文后只有3-5条参考文献，观点是对先前研究的归纳，几乎没有任何创新性观点。这种一般性描述文章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产生积极贡献。贾文彤指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微观上偏重于对现有体育法律法规的注释与解读，缺乏理论深度，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注释法学”的窠臼。

朱苏力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即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也在经历从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向社会法学的转型，故强调体育法学研究积极融入社会科学定性与定量研究环境，以场地笔记、访谈记录、对话、录音和备忘录等方法积累原始资料，由访问、观察、案例研究等多种内容组成，可能更能贴近体育实践。你好哦啊，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问题与前瞻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问题与前瞻

上一讲《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帮助大家回顾了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无容质疑的是，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是相随相伴的，回顾成就固然可喜，直面问题则更为可贵，因为揭示问题可以使我们对工作做出科学的前瞻，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向未来，把改革开放推向更高层次。那么，三十年改革开放还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将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不例外，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建设四个方面。

(一)政治建设的问题

尽管过去三十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仍存在着以下方面的问题：如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等等问题。

1.公民民主政治权利问题

●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不健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上。一是人民代表的产生问题。县以下人大代表选举中，由于选民的民主意识不强和组织不力等原因，往往流于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有价值和作用造成了直接冲击。二是选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较弱。三是人大代表构成不合理，领导干部太多，农民代表数额偏低，人大代表作用发挥较差。四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不能通过选举来维护自己在务工城市的利益问题等。

●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渠道不畅通。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能真正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信访制度不健全；社团组织存在结构性障碍等等。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不足。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 ；政治参与深度不够。

2.基层民主建设问题

●农村村民自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农村一些地方“两委”关系紧张，村书记、村主任各执一词，争高低，比大小，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二是一些地方重选举轻管理，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一选了之，选完之后的决策、管理、监督无人过问，出现了“民选的干部不民主”、“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被群众称之为“半拉子”民主。三是受到传统旧意识的影响，农民非常缺乏民主经验和民主习惯，不善于行使自治的民主权利。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两个主要问题：“条块分割”街道社区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新的社区发展；新的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法律和法规还不完善。

3.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政府对一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上学难、就业难、就医难问题。

●政府行政效能不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受到质疑。

●政府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这导致的是决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4.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

●司法体制机制不健全。司法权的地方化、功利化、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外部干预司法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不公，司法领域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打官司难、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问题仍然存在。

●部分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的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对于一些显失公正的案件，对于一些身陷腐败的司法人员，公众及舆论的不满日渐强烈。

●在行政执法方面，执法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执法不文明、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仍然出现；滥用司法权、以权谋私的问题仍有发生。

5.权力制约和监督问题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的方向单一，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则对薄弱。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的法制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二是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难以操作。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存在着机制上的障碍。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主要有三种:

（二）经济建设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但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农村经济发展遇到结构性障碍，“三农”问题突出；现代市场体系还不健全；经济发展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为代价，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发展。

1.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其具体表现是：

重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使农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而且还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问题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待创新。在“中改院农村土地制度问卷调查”中，64.6%的专家认为产权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63.7%的专家认为土地征用制度不规范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有近50%的专家认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是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4.现代市场的建设问题

●现代商品市场建设不健全。表现为：全国统一市场仍未真正形成；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市场组织化程度偏低；法律法规体系有待改善等。

●现代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待加强。表现为：区域、部门市场分割限制了我国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较典型的是户籍制度严重地影响了人口跨地区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立法滞后；现代市场的支持体系建设滞后。如：没有建立涵盖城乡的全国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没有实现各地区各层次以至于全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调控网络等机制。

●现代金融市场有待进一步改革。目前，中国金融业已步入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攻坚阶段，突出的问题有监管体系的转型、金融风险的防范、多元化金融工具的完善、上市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的完善、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

5.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资源浪费严重。据统计，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我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

●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十五”期间，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全国水力侵蚀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

（三）文化建设问题

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健全；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障碍等问题。

1.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困难

●“多时态共存”困境。各种思潮共同存在，相互激荡，共识难以形成。●旧的意识形态的习惯难以改变。旧的意识形态中多简单的指向应然的道德层面，其思维方式往往难以适应今天国人变化了的心理与思维。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图像符号逐渐占据文化的支配地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增加了新的难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创新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把理想主义、真善美的价值目标和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有机结合。

2.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滞后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不健全。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不够丰富。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质量不高。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文化系统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村演出数量最多的是1964年，达82万场，而到2006年，却只有28.7万场，仅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的1/3。200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38册，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1.5—2册的标准。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县级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4%。

●公共文化投入不仅相对较少，而且有限的资金不能发挥最大效益。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只占整个财政支出的0.39%，而1985年是0.52%，1995年是0.49%。“九五”以后，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超过0.2%。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例，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3.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障碍

●体制障碍。主要是大文化领域部门分割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统一的文化市场被行政性地分割，导致政出多门，市场管理混乱，这不利于面向全社会统一协调文化产业的发展

●观念性问题。在不少人看来，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削弱甚至放弃社会效益.●垄断性问题。.行政化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不仅垄断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而且限制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如民间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兴办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审批。

（四）社会建设问题

近3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在这期间，我们在经历了社会经济高积累、低消费；社会资源高消耗、低转化；社会财富高集中、低平均的历程后，社会问题也急剧积累。

1、社会结构的调整滞后

●就业结构不合理。２００１年，国内生产总值９５９３３亿元，其中

分别为4582亿元、67088亿元和60601亿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46.5%、1.1倍和1.1倍。2006年

5.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严重

●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 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2004年达到0.47。

●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主要方面，包括城乡差别，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和企业差距。

●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

6.就业难问题突出

●“摩擦性失业”问题严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我国某些地区却面临着严重的“技工荒”。

●女生求职仍旧“挤门缝”。女生处于劣势地位已成为招聘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不少用人单位即使不打出只考虑男生的要求，也会在具体操作中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不平等处理。

●新增劳动力就业与我国产业结构形成尖锐矛盾，就业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对于过去三十年的成就，一言以蔽之，成就很大，问题不少。

二、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站位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经济社会发展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面对此况，迫切要求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在发展中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战略举措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及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解决现实存在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中的张略举措。

1.进一步解放思想

●新的历史条件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

首先，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背后都有一定的思想和利益的驱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是与转变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当前国务院机构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将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里讲的“建设”，实际上是“政府的转型”，是非常深刻的改革。许多国家改革的历史表明，实行大部门制度是一场很不容易的攻坚战。因此，我们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全能政府等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树立政府治理新理念，扎扎实实地推进这场深刻的改革。

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的问题上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把我们的工作思路从单纯抓经济转变为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上来。

●进一步解放思想要以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出发点。

对于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这样两点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是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的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都是我国基本国情在今天的具体表现。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在现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根据、实践基础和科学内涵，特别是其

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向注重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舒适感安全感转变，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向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建共享转变。

2.进一步改革开放

●新的历史条件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然要求进行改革开放：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不断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打开国门，学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支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满足上述要求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首先，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要注重：资源环境约束的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并重的改革。

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进入新阶段，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未来要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程度以及实现制度安排的公平、统一等等。

最后，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进政治文明。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应当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未来要注重：行政体制的合理安排；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政府转型的进程等。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着力点

首先，加强改革的整体性，整体推进改革开放，这就是要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文化改革等有机地统一起来。早在80年代，小平同志就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性问题，他明确指出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最终很难成功，这个话是很有份量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使改革开放有一个新的突破，就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实现新的突破。事实上，中央已经在强调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有很强的份量，比如十七大报告把人民政治参与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要求相一致，这样一个论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的认同和赞誉，反应了我们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进步。解决民生问题离不开民主问题，民生和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其次，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形成新的突破，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仍然是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种种弊端在经济发展当中仍然有种种表现，这就是结构不够合理，包括当前大家关心的国家问题、金融问题，甚至股市问题，应该说都与我们经济结构当中的某些弊端有所联系，所以当前进一步深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还是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真正按照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构建能够引导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科学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也能够应对各种风险的挑战，应该说这方面的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

再次，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新的举措、新的突破，这可能是人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关键是把握两条，一是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比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要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有利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体制和制度，比如发展继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社区自治，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充分关注的。再就是发展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在执政党领导方面有新的突破，关键在于发展党内民主，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可见，执政党党内民主问题是何等重要。当年苏联东欧剧变，共产党下台甚至解散固然有种种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共产党自身，这就是党内不民主，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严重，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党应该经常敲响的警钟，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

最后，改革开放要有新的突破，要有新的成效，归根到底还是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改起，当年小平同志反复告诉我们，衡量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不对，改革开放的效果好不好，关键是要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放心不放心，这个论断高瞻远瞩，意味深长，我们党是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己任的政府，只有真正从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做起，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各项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标准，这样的改革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才能够取得实际的效益，这一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坚持和体现，比如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特大的灾难，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总结，值得深思的东西。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抗震救灾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的支持，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了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特别是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从抗震救灾斗争实践当中，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我们这个党还是值得信任的，我们这个政府还是有公信力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3.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新的历史条件具备促进社会和谐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其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

再次，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

●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纲领中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促进社会和谐，后者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促进科学发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未来要在促进社会和谐建设中，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在推进科学发展中，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科学发展观的

最后，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方法。因为统筹必须兼顾，兼顾才能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做到的“五个统筹”，既包括了全面发展的内容，也包括了协调发展的内容，还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从社会和谐的视角看，就是要做到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它们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展望

党的十七大为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以这些目标为导向，对未来的各项建设做出展望。

1政治建设的展望

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十七大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未来的政治建设将会紧紧围绕这“一个统一”，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具体做好如下重大工作：

●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将二者看作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的步伐。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程度，几乎也就是民主的实现程度。中国民主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离不开法治的建设。我们党的理想目标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民主与建设法治，将是未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

●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现行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区治理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通过三条途径，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一是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二是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中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三是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因此，积极鼓励公民合法的、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政治参与，将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但是，间接民主政治中要处理的一个基本关系是“精英”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经验不对称以及利益局限性，客观上限制了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参与的范围和能力，这是我们在谈论民主问题以及政治参与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如何在“精英”与“群众”参政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们未来政治建设的一个课题。

●坚持“以人民为本”的政治取向，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探索“大部制”改革的有效形式；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完善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推进公共治理的进程；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切实提高政府公共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应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问责制。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一句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

一方面全面规划并抓紧建设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另一方面，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的布局，使其与公共文化需求相吻合。三是提高面向基层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四是为社会力量进入文化建设领域营造宽松环境。

●深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立公共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转变政府有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消除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由管理“小文化”向管理社会“大文化”的转变；调整公共财政政策，拓展公共文化建设的投资渠道；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保障机制，确保公共文化单位正常运转。

4社会建设的展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提出了社会建设六大方面，它是我们未来社会建设的指向。

●要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政策，加快城镇化步伐，调整社会结构、城乡关系。未来一段时间，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建设将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但是要注意：户籍改革的关键是户改以后二元结构要改变，因此，户籍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对我国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新形势下，教育体制改革将迎来一个新的活跃期或者攻坚期。首先，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在实行政事分开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协调功能，构建现代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其次，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社会的关系，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最后，要进一步深化办学和投入体制改革，促进学校和社会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依法发展民办教育，形成多样化办学格局，营造有利于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教育的制度环境。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个突出的民生问题，从此处入手，未来要坚持公平效率的统一原则，实行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同时，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促进有序竞争机制的形成，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要建立覆盖农村的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注意统账结合与部分积累制的关系，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保改革。当前要优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确立城乡衔接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模式，管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和保命钱。

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与前瞻

●在分配领域，要把着力点放到调整分配政策上。政府的分配政策要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重要内容；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重中之重，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提高农民能够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把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纳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近期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做好两个工作：一是“保低”优先；二是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实现经济发展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努力把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就业的有机结合；是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创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培训是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改善劳动力结构的根本出路。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面对成就，许多人欣喜自豪，面对问题，不少人悲观失望。对于前段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关于改革开放的两大争论：即前进，还是倒退：渐进，还是激进等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此，十七大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展望未来，改革道路上的问题只能用改革来解决，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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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目标讲明。本专题（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本专题（下）的重点在第二部分——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本讲稿仅供讲课参考。

撰稿人：林伯海、马黎、李宝国

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