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设计研究 百年回顾与前瞻

第一篇：教学设计研究 百年回顾与前瞻

教学设计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

张 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论著选摘

【摘 要】 20世纪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教学设计研究与不同区域的整体文化风格有着内在关联,北美与欧洲大陆的教学设计研究尽管有联系,但差异是主要的。教学设计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基础层面，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

【关键词】

教学设计

客观主义

建构主义

仪器中心

学习者中心

一、20世纪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线索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在科学的世纪里，世间的一切都深深打上科学的烙印。如果说17世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教学论确立的时期，那么20世纪则是科学化的教学论确立的时期。所谓“教学论的科学化”，是指用典型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对教学进行研究，把教学论置于科学（主要是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教学论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宏观的教学哲学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当教学论在20世纪进入科学化时期以后其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宏观的哲学层面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微观的“教学设计”问题。这是20世纪的教学论与以往时期教学论的重大区别。这里先分阶段对20世纪教学论研究的历程进行全景透视，以把握当代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状况。

（一）20世纪上半叶：科学教学论的早期发展。

在西方世界，教学设计研究存在两种典型风格：一种风格是信奉“经验主义”哲学观，主要流行于美、英等英语国家；另一种风格则信奉“理性主义”哲学观，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经验主义”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因而把“量的研究”作为学习和教学设计研究的主要方式。“理性主义”强调理智的适切性（这种理智或多或少是与生俱来的），强调与理智相关的人的心理的结构与认知过程，因而在对学习和教学设计研究方法上“量的研究”不占主流，“质的研究”则成为重要方式。

在北美，形形色色的教学设计研究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建立一座能够沟通学习理论（如行为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教学实践的知识的桥梁。教学设计因而发展为一种“规范科学”，旨在把关于人的学习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与具体的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解决连接起来。这样，20世纪的教学论也就逐渐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

20世纪上半叶，北美教学设计研究起源于几个心理学家试图把心理科学运用于教育情境的努力。杜威和桑代克为教学设计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杜威早在1910年出版的《我们怎样思维》中就设想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科学”，能够把心理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连接起来，这种“连接科学”当然是研究如何设计教学的。与杜威相比，桑代克的贡献更为突出，可以说他是美国科学教学论的奠基人、开创者。桑代克认为，通过动物实验所建立起来的“联结主义学习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教学过程之中，他根据其学习理论建立起一整套包括任务分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测量的教学设计体系。这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为教学设计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欧洲，德国教育学家拉伊同样在19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实验教学论》，另一位德国教育学家梅伊曼于1914年出版了三卷本介绍“实验教育学”及其心理学基础的讲演稿，他们两人倡导“实验教育学”、“实验教学论”，主张把教育教学研究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运用实验、观察和统计方法，从而使教育学成为“科学的教育学”――“实验教育学”。这开启了欧洲科学化教学设计研究的先河。

（二）进制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兴盛与“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学设计研究在西方世界兴盛有重要的社会背景。第一，“二战”以后人口出生率迅速啬。对当时的教育教学体制形成挑战；第二，“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防、科技领域的竞争，必然引起教育方法、教育技术和教学设计科学化水平的竞争；第三，50、60年代，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当时北美的科技文化领域有一种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向社会科学领域移植的风潮，而此时的心理学领域。行为主义心理学占主导地位，所以，当谋求教学设计科学化的时候自然会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运用于教学领域。

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试图把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教学技术整合起来，把教学设计建立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开发一种教学程序系统以准确分析学习者的行为表现、确定要达到的行为目标、设计教学以达到预先确定的具体学习结果。这种理论还吸收了自动控制理论和系统论的因素，把教学视为各构成因素、流程和信息控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这种教学设计理念早在“二战”期间就被一些心理学家用于开发军事训练材料。

1954年，美国杰出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斯金纳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科学与教学艺术》的论文，该论文迅速掀起了一个关于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开发的运动。斯金纳在文章中提出了“小步子、循序渐进、序列化、学习者参与、强化、自定步调”6个教学设计原则，从而确立了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基础。北美教学设计理论早期发展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加涅、格拉泽、帕期科无不受斯金纳的影响。程序教学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欧洲，在欧洲引起广泛讨论。但是，由于欧洲大陆的教育教学研究受“理性主义”哲学支配。其教育学更多表现为“人文科学取向”。因此，当北美的教育科学和程序教学传到欧洲以后，除一些热心的支持者从教学技术的角度对之赞同以外，许多教育学者则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对之批评。当程序教学运动衰微以后，更强化了许多欧洲教育学者和教师反对教学技术的偏见，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北美的教学设计研究依然建立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些研究试图确定在教学中实施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强化”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和程序，以保证达到规定的学习结果。这些研究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行为主义的任务分析和开发学习的行为目标。行为分析的目的是确认学习者成功地守成教学任务所需获得的一毓细小的、循序渐进的技能或称“亚技能”，设计指向于获得这些“亚技能”的具体的目标，使这些“亚技能”的获得序列化，以使学习者最有效地达到预先规定的学习结果。这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寻找关于学习者个性差异的变量。

在50、60年代，不仅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蓬勃发展，而且在西方世界还产生了一些对教学实践很有影响的教学理论流派，统称为“新教学论”。其中最有影响就是所谓“三大新教学论流派”――前苏联教育学家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教学论”、德国教学论专家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为代表的“范例教学论”。“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革课程结构与教学体制培养獐优异的智力，进而推动个性整体发展。

（三）20世纪70年代：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兴盛。

从60年代未期开始直到整个70年代，行为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渐被认知心理学所取代，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设计理论开始兴盛起来。到美国90年代，各种建构主义理论已经对美国的教学设计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欧洲，行为主义心理学从来就没有像在北美那样取得过主导地位。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发展起来的认知理论到70年代依然保持强劲影响，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欧洲的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所以，欧洲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建立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的。

但是，7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并非是对以往的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的超越。在北美，“任务分析”由分析人的行为表现以确定行为目标，转向于理解不同知识和技能领域中“能力表现”的发展阶段，研究者用“任务分析”去确定一个学科领域中能够把“新手”和“专家”区分开来的不同的学习水平。许多研究描述了像注意和记忆等认知过程的复杂的结构和序列，并且发现，在具体的领域中，知觉在那些高度熟练的人的能力表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任务分析”的方式，比如有人开发出了内容取向的“任务分析”法，并将这种方法与标准参照测验联系起来。

加涅和布里格斯是70年代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加涅早在60年代就是教学设计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人物，不过这个时期的加涅是倾向于行为主义的。自60年代未以来，加涅把认知理论整合于其教学设计理念中，成为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重要代表，加涅与布里格斯认为，教学设计应具备四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为个体而设计；第二，设计应当包括短期和长期的阶段；第三，设计应当实质性地影响个体发展；第四，设计必须建立在关于人们如何学习的知识的基础上。加涅认为人的学习是包括不同层级的。不同类型学习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是不同的。加涅的教学设计理论正是基于其“学习层级说”的，教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不同学习结果或能力的产生提供最佳学习条件。加涅和布时格斯的教学设计原理在70年代影响深远。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走向整合的教学设计理论。

进入80年代，北美的教学设计理论有一个基本趋势，那就是把不同教学设计理论的因素与认知科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发展综合起来。那种开发唯一的、对所有教学情境都最有效的教学方式的理念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这样的理念：根据知识和认知过程的我开发出适合于具体的、明确限定结果的最好方式。基于每一个学习者的进步和需要的教学变量和条件受到强调，教师的角色继续变化，以对学习情境作出更灵活的反映。当教学设计研究者与计算机程序专家合作设计互动教学系统的时候，教学技术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许多教学设计专家（如加涅）继续修改其理论以使其能够适合于所有学习情境，但许多专家在80年代改变了其努力方向。这些研究者致力于分析既存教学设计理论，以确定其对处理具体教学情境的优势与劣势。这些研究者不是把现存理论中的因素综合为一种新的“杂交理论”，而是试图把最强有力的理论组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包容许多可能策略的富有变化的系统。各种策略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以便于确定哪些组合和序列明确限定的教学情境是最有效的。教学设计者进而能够从这些大规模的、事例起来的教学理论中选择某些具体环节以直接运用于他们所需要的学习结果中，这就使教学设计具有了很大灵活性。

学习者与媒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成为80年代教学设计关注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80年代未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继续研究各具体知识和技能领域中的“能力表现”的过程和结构，并开发教学程序以培养这些能力。这类研究有两个根本前提：第一，学习应当是情境性的，并且是一个指向于特定问题解决目标的积极的知识应用过程；第二，将问题解决策略模式化的重要性，与为新的学习提供动力的过程中冲突或错误的作用具有总体的一致性。总之，与行为主义者把学习者视为被环境所创造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认知本位的研究者研究学习者积极改变环境并由此促进学习的方式。

二、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趋势

教学研究或教学设计研究的一般趋势可以从理念、技术、基础三个层面加以概括。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基础层机，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这上。

（一）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

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主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

传统教学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认识论观念，不论是行为主义还是认知主义，都属于客观主义的范畴。客观主义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实在”的性质来看，“实在”是客观的，是外在于人的心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心灵、意识、思维是主观的，是被“客观实在”所决定的；第二，从知识的性质来看，知识即是对“客观实在”的摹写或反映，知识的趔性是由其与“客观实在”符合的程度决定的，知识因而是客观的。由“客观主义”知识观必然派生出决定论的知识观和还原主义知识观；第三，从科学的性质来看，科学是知识的代表或典范，是“真知识”、有价值的知识。科学的使命是发现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第四，从人际互动的性质来看，真理是由少数科学家、专家学者经过严密的科学发现过程而获得的，“趔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芸芸众生只是接受和传播专家们所发现的“真理”，这必然导致权威与服从的人际关系。

在客观主义认识论看来，教学过程即是传递客观知识的过程。作为知识传递过程的教学也具有客观性，它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教学结果完全是可预期的、可重复的。因此，教学应遵循客观规律，遵循固定的程序和步骤。由于复杂知识可以还原、分解为简单知识，因此可以对知识教学进行细密的程序设计，这显然是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基本观点。受客观主义认识论所支配的教学必然具有控制性质。教学是传递固定的、程式化的“客观”知识的过程，学生的心灵是被教学过程塑造的对象，它需要忠实地接受以分辨别类的学科形式体现出的“客观真理”。这样，学生必然是被动的，教学即是对学生施加控制的过程。

建构主义认识论是对客观主义的根本超越。建构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就“实在”的性质而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第二，就知识的性质而言，知识是个体建构的，它内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而不是外在于世界之中；第三，就科学的性质而言，科学是一个创造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也是带有偏见并经过人的价值观念的过滤的。价值是中立的，与意义无关；第四，就人际互动的性质而言，我们依赖于共享的或协商的意义，这些意义在本质上是合作产生的，而不是依靠权威或经过操纵而产生的。

由此看来，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当今许多哲学思潮的共同主张。从英美哲学来看，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后分析哲学、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哲学思潮在认识论上都有建构主义的性质；从欧洲大陆哲学来看，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也都有建构主义的性质。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认识论体现时代精神。

在历史上对建构主义理念作出突出贡献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包括皮亚杰、布鲁纳、维果茨基等。当代西方的建构主义则是在充分吸收了这些学者的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像后结构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等哲学思潮以及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就。由此形成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如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控制论系统观等等。

为了进一步理解形形色色的建构议的性质，可以从知识形成的两个“连续体”进行区分。第一个连续体是“外部输入――内部生成”连续体。知识是从外部输入人的心灵的，还是人的心灵内部生成的？这是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水岭。客观主义认为，知识是从外部输入人的心灵的，人的心灵具有受纳的性质，学习过程就是要接受来自外部的刺激或信息，接受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是人的心灵在与外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从内部生成的，人的心灵具有自觉能动性，学习过程是主动建构过程，是对事物和现象不断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是对既有的知识体系不断进行再创造、再加工以获得新新的意义、新的理解的过程。尽管所有的建构议者都雍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主动建构和内部生成的，但不同建构主义者对主客体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如果认为人的心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外部世界则没有任何独立性，那么这种建构主义就是“激进建构主义”。

知识形成的第二个连续体是“个体――社会”连续体。建构主义都认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是知识形成的基本机制，但对这种交互作用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人区分了三种知识建构：个体的建构――个体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个体间的建构――儿童与儿童、儿童与成人间的交互作用；公共知识建构。持第一种建构的主张可统称为“个人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认识活动的个体性质，只有个体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持第二、三种建构的可统称为“社会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质，强调合作、交往和共享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

这样，从知识形成的两个连续体我们可得出四种基本的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温和建构主义、个人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这四类建构主义彼此之间是相互交叉的，如个人建构主义往往持激进建构主义的主张，社会建构主义则往往持温和建构主义主张。

如果说客观主义使教学成为人的控制过程的话，那么建构主义则使教学成为人的解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通过知识建构过程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21世纪人类将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以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深入运用为特征。在教学领域，尽管人们对计算机的不恰当运用不无担忧，但是，计算机在教学领域运用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引入了一种新的教学媒体，更根本的是引起了教学交往方式的深层变革、教学价值观的深层变革。

“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将引起教学领域的革命。信息社会是一种“网络化社会”，“网络化社会”的基本交往方式可以称为“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这种交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时代的人展开便捷的交往，使人们很容易与世界上著名的信息资料中心联系起来。地球变小了，人类彼此之间在心灵上靠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这种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义仅仅是初露端倪，还并未充分表现出来。“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运用于教学领域将会引起一系列深刻变革：第一，教学成为“网络化交往”。面对面的、发生在真实时间之中的交往仅仅是教学的一种形式、一个组成部分，把学校与社会隔离的藩篱已被“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彻底拆除，教学成为全球化、网络化的交往；第二，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及相应的讲授教学法已不适应网络化教学的需求，需要新的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第三，课程囊括了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当教学成为“网络化交往”之后，课程就不再只是局限在学校范围，更不会局限于书本知识。通过计算机网络，全球范围的课程资源尽收眼底，教育因而出现了新的面貌；第四，“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为远距离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它比传统的远距离教育方法更加互动，也更迅捷地提供教育信息。当然，“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对教学所带来的实证性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但仅根据上述影响就足可预知：“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将成为教育和培训的一种新的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过分运用“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也存在潜在的危险和不利因素。比如，这种交往排除了许多非语言交往的因素，而在面对面的讨论中，非语言交往是很重要的。再比如，过分运用“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可能会影响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某些方面，从而对人的性格和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造成损害。

“智能教学系统”或“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尽管在斯金纳程序教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渐趋式微，但随着计算机智能水平的提高和新的软件的不断开发，“智能教学系统”表现出新的微型机和省略。新时期的“智能教学系统”超越了斯金纳程序教学理论的限制，积极吸收了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如建构主义），并把“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整合于自身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未来教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浓度和广度向教学领域中渗透，但教学设计者将越来越指向于发展“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技术观，而不是“仪器中心的”教学技术观。“仪器中心的”教学技术观是极狭隘的，是早期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特征。当今的教学技术越来越强调学习者中心，通过不断开发与硬件相适应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软件，日益提高人机协作和互动的水平，日益提高计算机传递系统的效率。新教学技术的利用，比如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建构丰富的、反思性的学习情境，从而为学生的自由探索创造机会，可以说，计算机的最大教育价值在于使学生成为课程与教学的主体，让学生获得学习自由，为学生提供可以自由探索、尝试和创造的条件。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技术的发展趋势非但不会降低未来教学设计中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反而会为日益进步的教学技术找到意义之源。

（三）在基础层面，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上。

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教学和教学设计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教育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教学论因而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这种教学论是受“科技理性”所支配、受客观主义认识论所控制的，因而这种教学论是受效率驱动的，指向于对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有效控制。当教学论走出“科技理性”的狭隘视域的时候，它不再只是效率驱动和控制定向的，更主要的是指向于对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理解。这时，教学和教学设计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上。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系统动力学、传播学。等等，都成为理解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基础学科。

从研究方法看，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将不再支配教学领域，代之而起的是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各种形式的“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结合将是教学研究方法的主要趋势。

注：

① See Tennyson,R.D.,Schott,R.,Seel,N.M.,and Dijkstra,S.(eds.)(1997).Instructional Desig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Volumel: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6.② See Wilson,B.G.(1997).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vism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In Dills,C.R &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65.③参阅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See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p.xxviii-xxix.⑤ Ibid.,pp.xxxix-xxx.⑥ See Tennyson,R.,Schott,F., Seel,N.,Dijkstra,S.(1997)(eds.)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Volume 1: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12.⑦ Ibid.,p.12.文章选自《教育科学》2000年第4期

第二篇：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中国广告业发展回顾与前瞻

2012年是中国广告业发展的一个新拐点，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使广告业发展的“春天”并没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如期来临。持续三个季度的“寒冬”使广告经营单位面临巨大的压力，传统广告业务萎缩、行业并购加快、生存危机加剧，一度成为广告业发展的主色调;同时，寒流中的期待，期待中的坚守，坚守中的变革、创新也成为2012年广告业发展的另一道独特风景。《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并购”，新媒体广告业务攀升，广告经营单位战略转型等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顽强推动广告业在逆境中前行;十八大召开，第四季度经济缓慢复苏，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的完美收官，不经意间也为2012广告业发展的最后艰难时光抹上了一笔浓浓的暖色，使人们渐渐感受到2013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真实气息。

一、总体特征：“寒冬季”的坚守

2011年中国广告营业额达到3125亿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广告增长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CTR市场研究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广告同比增长达12.9%，2011年GDP增长则为9.2%，广告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广告市场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均衡发展，良性互动的态势。广告增长的良好表现使业界对2012年充满期待。然而，由于2012年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人们预期中的广告业第一季度开门红并没有出现;第二季度的广告复苏也十分缓慢;第三季度的广告增长不尽如人意，直到第四季度广告发展才开始有了起色，但已难以改变2012广告市场整体下滑的态势。考虑到电视广告政策的因素，CTR年初曾预测2012广告同比增长达到11%，GDP同比增长达到8%，但头三个季度，广告同比增长仅仅达到 6%。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广告同比增长总体下滑，广告刊例花费创近年新低。这是2012广告发展最突出的特点。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增速回落明显，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对广告市场造成的冲击十分巨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创了近3年来的新低。①同时，广告产业转型、广告并购对中小广告企业的冲击，传统媒体自身困境造成受众和广告的流失，新媒体平台快速开发和过度运用造成广告投放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加之政策层面的不利影响等，都使广告增长总体下滑的趋势难以遏制。

据CTR发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广告市场回顾》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仅为1%，第二季度为6%，第三季度为5%，前三季度广告增幅仅为4%，创近5年来新低。②仅从这些数字来看，人们将2012年广告发展的前三个季度称为“寒冬季”并非没有道理。

第二，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重叠发力，传统媒体广告增长乏力。2012年初，宏观经济指数的下滑已影响到广告主对传统媒体广告的投放信心和投放比重，而 “限娱令”和“限广令”实施，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电视媒体为投放主体的广告市场结构，打破了2011年底广告主和广告媒体共同谋划的广告投放模板，严重影响到广告媒体广告运营的市场节奏，进而搅乱了传统媒体广告稳步增长的既有步伐。尽管为应对政策层面的限制，传统媒体广告播出的时间和播出的方式做了及时调整，在提高单位时间广告价位的同时对广告的编排进行了科学组合，但传统媒体广告刊例花费前三季度增长仍然趋缓，仅为6%，略高于整体增幅。

央视广告时长大幅缩减对刊例花费影响较大，上半年降幅达8.3%。报纸广告刊例花费同样不尽如人意，2012年上半年同比降幅达8%。报纸广告刊例花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支撑报纸广告投入的商业及服务性行业、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同比缩减，而这三个行业广告投入往往占到报纸广告刊例花费的六成以上。

第三，市场竞争的不平衡性加剧，广告新增长点局部凸显。2012年，能够让广告经营者在寒冬中热切期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部分媒体广告逆势增长的良好表现，这种表现也为广告人的坚守提供了信心。

首先是部分传统媒体广告增幅较大，市场活力依旧。根据CTR提供的数据显示，省级卫视在年初纷纷被迫减少了广告时长，但省级卫视的地域优势、平台优势和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还是使其在总体广告市场份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虽然整体广告时长下降了7.6%，而广告刊例花费则上升了9.4%。同样，省级台在广告刊例花费增长的表现上也可圈可点，同比整个广告资源下降了9.8%，但花费却上升了6.3%。传统媒体中的杂志和广播广告刊例花费都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其中，杂志达10%，高于整体市场增幅。广播虽不及去年同期33.9%的迅猛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但仍以同比增幅11.5%的增长率在传统媒体中表现不凡。

传统户外广告的减少则促进了地铁等轨道交通媒体的快速发展，较去年同期增长15.8%，这又是2012年传统广告增长的一个亮点。

最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和商务楼宇视频广告持续增长。其中互联网广告第一季度小幅回落后，第二季度恢复性增长，同比增幅高达109%，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也达到43%，前三个季度广告刊例花费总体达到52%。

二、谁主沉浮：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

2012年，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解读中国广告市场广告的混合增长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广告的博弈、消长，反映了不同媒体对广告的控制力增强或减弱，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通过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变化，大致可以窥探到广告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向。

其一，广告主预算分流成为常态。CTR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传统媒体的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4.4%，低于2008~2011年的同期水平;2012年前三个季度互联网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达到52%，市场表现良好。抛开前文提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及年初“限娱令”、“限广令”的制约因素，这一数据也客观显示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与电视为主力的传统媒体的注意力重叠度越来越高，广告传播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2012年，广告传播从单屏单向走向智能化多屏。新媒体引发了广告主的预算分流也代表了未来广告投放和预算的基本方向。

其二，广告增长的区间不平衡性增强。2012年从各媒体的同比增长看，电视为6%，其中省级卫视以两倍的增幅领先电视整体的增长;广播为11%，依旧是增长最快的传统媒体;平面媒体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报纸和杂志同比增幅分别为-8%和9%;传统户外(含地铁)为3%。

从广告资源量方面看，电视媒体广告时长继续减少，报纸、广播资源量也均有大幅压缩。从各行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来看，酒精类饮品、饮料增长贡献最大，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拉低了整体增长水平。这些数据揭示：广告主投放理念的变化，媒体选择的细分化，媒体价值的重评估，广告资源的再分配，使广告增长的不平衡性在2012年被极度放大。

其三，广告平台打造成为市场竞争利器。2012年，传统媒体的创新和新媒体的创新表现抢眼。新媒体的广告平台建设值得关注，上半年，艾瑞咨询预计2012 中国移动应用广告平台总营收将达到10.6亿，相比2011年将增长135.6%。其中Google和AdMob从广告主数量和广告投放量上看，是同类平台中最大的广告平台。不同的移动广告应用平台，服务侧重点和服务方式存在差异，如以品牌服务为主要业务方式的“Vpon威朋”，搭建了LBS移动广告平台，精准化、人性化地提供基于地理位置定位的手机、公交车移动广告的现场定位服务，深受上班族和白领阶层的欢迎，而针对这些特定族群独家开发的3S数据分析系统也得到广告主的青睐。

2012年，户外数字媒体广告平台也值得关注。《中国LED户外电子屏广告市场研究报告2012》显示：LED户外媒体已经成为广告媒体与广告行业市场规模最大的领域之一，并代表着户外媒体与广告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如国内户外广告的行业领军者大贺集团2012年国庆节期间，在南京核心商圈最佳位置金鹰国际商城正面墙体设置了近4000平方米的LED屏，在金鹰天地国际购物中心楼面设置了近600平方米LED屏。这些LED全彩屏，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播放新闻、广告，也可以进行大型活动现场直播、有线电视和数字电影转播。新技术支撑下的大型户外广告，可以全天候高频次滚动播出，亮屏时间长达 15小时，每天可以向繁华商圈内大约六七十万流动人群传递广告信息。

其四，多元创新提升传统媒体广告价值。2012年优势节目的冠名和赞助成为传统电视广告突围的重要武器。浙江卫视上半年的《中国梦想秀》、7月上档的《中国好声音》对平台收视提升、广告增长拉动效应明显。如《中国好声音》在首期节目播出后的20天里，由于收视率与影响力急速攀升，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元，飙升到每15秒50万元。⑤在“好声音决赛夜钻石广告位拍卖”中，12条广告位以1090万元的总价拍出，其中最高广告价位是15秒116万元，创造中国年单条广告之最。2012年，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一年播两季，第二季11期节目的硬广+冠名+赞助，总收入达近2亿元，上半年新节目《梦立方》的冠名费也达到2500万。2012年多元创新提升媒体广告价值成为传统媒体广告运营的最大亮点。

三、国家战略布局：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

2012年初春的寒冷季节，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2011年底，国家工商总局与财政部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广告业试点园区建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常州、青岛、潍坊、西安、长沙共9个首批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批。2012年4月1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南京为首批9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授牌，获批园区得到中央财政共3亿元的资金支持。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由省级工商机关组织申报，工商总局认定和管理，园区入驻企业70%以上为广告产业及直接关联产业企业，并拥有一定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及广告专业人员，经工商总局认定后优先享受国家有关支持政策。

实际早在几年前，各地广告产业园区的建设，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组成部分已然存在。但像各地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一样，因选址、行政意志、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告

产业园区的建设规模不小，但人气不旺，广告企业的入住率不高，总体来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而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示范意义重大，国家意志的介入，中央财政的支持，使地方政府对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的热情陡然升温，各地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纷纷上马。2012年5月颁布的《广告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到2015年，要建成15个以上国家广告产业园区。⑥其实截至2012年8月底，全国已批准建立20家广告创意园区或试验区。

建设国家级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的目的，是以期形成广告产业集群，增加中国广告产业的世界市场竞争力。对于这样的举措，中国的广告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培养大型或超大型的广告企业集团，真正实现中国广告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正是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核心目标。”⑦厦门大学陈培爱教授则指出，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被认为是新中国广告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章，此后迎来了新中国广告业的第一个春天。而中国广告业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标志，就是2011年底批准9个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⑧

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中，广告发展的“产业”定位并不十分清晰。

早在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其颁布的《关于加快广告业发展的规划纲要》中认为：“广告业属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科技进步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质量的重要反映。”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信息需求剧增和IT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产业逐渐从旧有的三大产业划分中独立出来，由信息产业所主导的信息社会成为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后第三个社会形态也逐渐成为共识，信息产业一时成为社会的“沸点产业”。广告业为了寻求资本市场认可和提高社会声誉，积极向信息产业的定位转变，在一个时期内，广告业被定为广告信息产业。

2004年3月29日，国家统计局制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产业被分为9大类、24中类、80小类，广告产业被纳入其中。⑩2009年7月 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在这个规划里，广告成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发展项目之

一、标志着广告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产业定位基本明晰。

从实际效果看，2012中国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也确实给广告业发展带来新气象，如2012年5月开园的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集中了东方梅地亚中心、阳光100、建外SOHO等多个传媒专业楼宇。在园区及周边地区，汇集了1.3万家传媒企业，包括200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巨头和新闻传播机构、190家国际知名新闻机构，以及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上千家互联网新兴媒体企业。同时，这一区域内还汇聚了全市70%的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众多国际、国内品牌企业，支撑了北京最重要的广告市场。,2012年8月27日，成都市红星路35号广告创意产业园区，获得财政部3000万元广告园区现代服务业试点中央补助资金支持，成为西南首个获得该项资金支持的园区。该园区主要以广告创意设计为重点，涵盖广告制作等业态齐全的广告产业链。2012年，成功引进了广告类企业70多家。

中国广告业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渐现，高度分散、低层次竞争的业态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广告企业做大做强的理想。2012年，国家广告创意产业

园区的建设，既是对广告产业定位的强化，也是对广告产业内涵的深化，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决策部门对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思路、新举措。

四、广告业并购：广告增长方式的新探索

从2011年到2012年，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引发了人们对广告新增长方式的思考，中国企业的广告并购开始打破中国广告市场原有格局和中外广告企业利益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平衡，为中国广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广告企业开始用资本和技术撬动中国市场，对广告增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广告企业以合资、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渐成常态。跨国集团对中国广告企业的并购，使中国广告企业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广告集团化道路是中国广告企业的必然选择。2012年5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组织编制了《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我国大型广告集团。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大型媒体和广告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联盟等方式做强做大，构建股权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广告集团化运营机制，着力提高其为大企业、大品牌、大工程提供综合策划、推介服务和海外拓展等全方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规划的出台，对提高中国广告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国际化水平，推动广告业健康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国内广告企业进行国内并购和参与国际并购指明了方向。

2011年，中国着名广告企业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重庆与广州旗智、2012年又继续收购了青岛先锋和上海窗;中国另一着名广告企业蓝色光标也斥巨资将分时传媒收入囊中。多年来，“并购”一词，只是跨国集团的专利，拥有雄厚资金和庞大产业链的跨国集团把并购当做进入和占领中国广告市场的一种利器。而国内两大广告企业的并购在2012年开启了国内广告企业并购的新纪元，中国广告企业开始凭借其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对本土资源的有效整合，凭借新产业政策环境下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来撬动中国广告市场。

五、期待：2013广告业重写春天的故事

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是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的核心命题。行政意志层面媒介政策对广告市场化发展的制约，国家战略主导层面对广告产业园区的打造和产业聚集群的规划，国际广告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的中国式广告并购，传统媒体广告增长放缓，新媒体广告的快速增长，都为这个核心命题的呈现做了最好注解。产业发展方向的明晰，产业发展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国家战略层面的广告产业规划实施，基于全球竞争理念的产业实践等等，都成为2012年中国广告产业转型的亮点。2013年，推动广告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集约化经营。推动广告企业进行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广告资源的优化组合、高效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壮大广告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仍然是广告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2广告发展中广告客户广告投放的抉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告投放的消长，广告增长方式的变革，都无不昭示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中国广告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广告增长方式、发展路径和中国广告市场的多元性分布、广告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有因果关系，和中国广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广告客户特别的传统媒体依赖情结也直接相关。这种

状况增加了广告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增加了广告发展的风险性，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2012年中国广告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智慧博弈，艰难前行，和中国这种特殊市场结构所特有的潜在推动力、支撑力和创新力也不无关联。2013年，中国广告市场的特殊性仍然是我们解决中国广告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也是参与国际广告竞争中需要认真考量的特殊因素。

2012年广告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印证着中国广告市场阶段性调整的历史轨迹。反映着中国市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殊敏感性，同样也揭示出中国广告市场作为世界广告市场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波动的必然性。中国广告业虽然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框架中，其创意管理和整合营销的理念都得到提升，但其产业属性中最根本的服务性特征依然鲜明，市场弄潮中跟随者的角色地位同样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服务性产业到创意性产业虽然是中国广告人在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的理想，但服务的理念和服务的内涵仍需坚持和发掘。立足服务才能创新，做好服务才可坚守，这是2012中国广告业发展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2013年广告行业迎接广告春天到来依然需要保持这种良好心态。

坚持和守望是2012年中国广告回顾中的两个关键词，坚持和守望不仅可以让人们在寒冬中仍然保持对中国广告发展的信心，同样也可使人们保持着良好心态迎接中国广告业的春天真正到来。2012年11月，2013年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完美收官。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预售总额高达158.8134 亿元，比2012年增长16.2377亿元，增长率为11.39%。在招标会现场，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明说：“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预售收入稳中有升，增速略高于中国经济增速。‘春江水暖鸭先知’，十八大提出，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要实现翻番，本次招标预售既反映出广大居民对收入增长的良好预期，也体现了十八大之后，广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2013年即将来临之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已初显端倪，广告业的复苏也开始拉开帷幕，隆隆寒冬中，人们已捕捉到2013年广告春天提前来临的信息。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第三篇：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

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

袁曙宏

中国人大网 日期： 2008-12-10浏览字号：大中小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我国30年行政法治建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快速发展。通过30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起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正在努力完成西方国家用上百年乃至数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为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基本历程、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我国30年的行政法治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至1988年的恢复重建阶段。主要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以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和数百个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建立健全了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对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管理的行政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与保障行政机关运用法定职权依法治事和依法管理。

二是从1989年至1998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和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为标志，逐步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以及规范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保护、扩展、救济公民权。

三是从1999年至今的全面推进阶段。主要是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需要，以宪法1999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总纲为开端，以国务院1999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2008年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这3部纲领性文件，以及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监督法等重要法律颁布实施为标志，基本形成了我国行政法制度体系和法治政府框架，重点是把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把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工程，全面整体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我国行政法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泛，执法主体庞大，调整利益关系复杂。在我国现行约231件法律、685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和40000多件规章中，有80%以上重点调整或涉及调整行政关系，主要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

30年来，我国行政法在底子薄、起步晚、保护公民权任务繁重、制约公权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总体建立了以宪法为统帅，以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监督行政与行政救济法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法制度框架，并形成了行政组织与公务员、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应急、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行政与行政责任、纠纷解决与行政救济等十大行政法律制度板块。这些制度板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涵盖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主要职能，是我国行政法的主体制度。

伴随着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从行政执法体制基本空白向建立一套比较健全、规范、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的根本转变，从原来一支主要按政策、指示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的行政工作人员队伍向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公务员队伍的根本转变，从权力本位、重在管理、命令服从、比较封闭的管制政府向责任本位、注重服务、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法治政府的根本转变。

所有这些，对促进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和防止公权力的违法滥用，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3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行政法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行政法学由不受重视的“冷学”发展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立足中国国情，批判吸收与积极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有益内容，从无到有地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教学和教材体系。二是融入丰富多彩的行政法治建设实践，直面制度变革中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积极推动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与创新，努力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等部门培养一支清正廉洁、精通法律的行政法制人才队伍，同时造就了一支肯钻研、善思考、有创见的行政法学教学和研究队伍。

总结我国30年的行政法治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条宝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作为根本任务。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规范制约行政权和保护扩展公民权作为核心内容。三是始终坚持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结合，同步实施，相互推动。四是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五是始终坚持制度变革与理论创新互相促进，互动发展。六是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做到自上而下政府推进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紧密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治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有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一是应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把行政法治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地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现在时间已近过半，任务紧迫而又艰巨。行政法治建设是整个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行政法治建设，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精力来领导和推进行政法治建设。要把行政法治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二是应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依法行政中起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我们要坚决防止行政法治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系不紧、互动不力的“两张皮”现象，坚持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在推进行政法治建设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

三是应以制约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为核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度。现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最重要、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公民权的充分行使，制约公权力的违法滥用。行政法在这方面承担着比其他部门法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法治建设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要更加重视制约、规范和监督行政权，保护、扩展和救济公民权。当前应抓紧完善政府改进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方面的行政法制度，进一步健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积极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管理法和行政编制法等综合性的重要行政法律，抓紧修订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组织法。

四是应以强化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带动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提高为着眼点，不断促进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徒法不足以自行”。以公正并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来培育全体公民的法治观念，以全体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守来确保制度的严格实施，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走向良性发展的关键。当前，我们既要紧紧抓住提高广大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又要积极营造和推动

形成全体公民遵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环境，以坚决保证每一项制度和每一部法律都能得到严格执行和切实遵守。

五是应以推进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为先导，为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国外有学者称：“21世纪是行政法的世纪”。这既表明行政法的发展对这个快速变革、日趋复杂的世界越来越重要，也表明行政法面对的理论和实践挑战也越来越严峻。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中国行政法学界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为目标，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拓展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力戒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夸夸其谈、食洋不化，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体系、行政法学研究和法治政府理论不断走向成熟。

第四篇：回顾与反思 教学设计

第一章《回顾与反思 》 教学设计

河北远洋希望学校;张艳静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能说出本章所学主要内容，即所学各部分知识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认识几何体； 过程与方法：

经历自己梳理本章所学知识的过程，发展总结概括能力；

反思学习过程，对蕴涵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与抽象”、“借助平面图形来认识几何体”等思想、方法有所感悟；

情感态度价值观：

进一步丰富学习成功的体验，激发对空间与图形学习的好奇心，初步形成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主动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意识。

教学重点

本章知识网络结构及相互知识之间的关系。教学难点

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教学方法

启发引导交流式教学法。教学设计思路

本节课以小组活动为主，尽可能在回顾与思考的几个问题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引导、启发学生建立知识体系，归纳、总结本章学习中的收获、因难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或投影片2张

第一张：（记作§1.6 A）回顾与思考 第二张：（记作§1.6 B）知识框架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顾，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师］第一章“丰富的图形世界”我们已经学完，课本从生活中常见的立体图形入手，使我们在丰富的现实情境中，在展开与折叠等数学活动中，认识常见几何体及点、线、面的一些性质；再通过展开与折叠、切截、从不同的方向看等活动，在平面图形与几何体的转换中发展了同学们的空间观念；最后由立体图形转向平面图形，在丰富的活动中认识，一些平面图形的简单性质。下面我们根据这一章所学的知识来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二．小组合作

1、本单元都学习了哪些内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2、生活中有哪些你熟悉的图形？举例说明。

3、你喜欢哪些几何体？举出一些生活中的物体，使它尽可能多地包含不同的几何体。

4、找出两种几何体，使得分别用一个平面截它们，可以得到三角形形状的截面。

5、举出一种几何体，使得它的主视图、左视图和俯视图都一样。你能举出几种？与同伴进行交流。

三、小组汇报展示

1、学生汇报，教师课件出示 投影片（§1.6B）

2、学生回答2---3题

［师］从上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章我们从认识了几种最常见的几何体后，接下来就是通过展开与折叠、切截、从不同的方向看这三个途径将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转换过程中实现了空间与图形学习的核心目标——发展空间观念；最后我们又在丰富的活动中认识了平面图形的简单性质。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四、典型例题

［例1］右图中五角星状的图形沿虚线折叠，得到一个几何体，你在生活中见过和这个几何体类似的物体吗？

分析：先让学生想象，然后可以操作。

解：沿虚线折叠后的几何体是一个五棱锥，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物体，如某些房顶，某些日用品的外包装、金字塔等。

［想一想］你能设计一个三棱锥、四棱锥吗？

解：如下图所示，沿着虚线折叠便可得到三棱锥、四棱锥。

［例2］用平面截正方体，截面的形状可以是长方形吗？用平面截长方体，截面的形状可以是正方形吗？与同伴交流。分析：让同学之间充分交流、讨论，经过讨论后，得出结果。解：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例3］右图是由几个小立方块所搭几何体的俯视图，请画出这个几何体的主视图和左视图。

解：由右图可得这个几何体的主视图和左视图如下：

五、.课时小结

本节的重点归纳了本章内容的各知识点及其各知识点间的关系，培养了归纳、概括知识的能力。

六.课后作业

1．复习题：A组、B组

2．自己再独立完成一份小结，回顾自己在本章学习中的收获、困难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五篇：百年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百年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作者：严寿澂 来源：燕南网

来源日期：2004-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04-12-31 2:17:42 阅读量：279次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

此一革命狂澜，发轫则在义和拳之乱。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在清廷默许之下，横行京、津、豫、晋一带，「扶清灭洋」，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断电线。列强徵兵自卫，清廷遂向各国宣战。英。俄、德、日等八国组成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陷落，那拉後挟光绪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约签定。一齣闹剧，以巨额赔款与丧权辱国收场。清廷此役中的举措乖张与外强中乾，彻底暴露了传统政治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此丕变，排外之风顿息，崇洋之习则与日而俱增，革命形势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孙文即已谋革命，然而响应者多为会党及海外华侨。革命思想之深入国内读书人心中，则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乱，表面看来，是因民、教冲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国，挟著炮舰的武力与鸦片贸易的财力，自始即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初期入教华人，多为社会边缘成分，无赖、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顺，对於同胞则欺诈压迫，多行不义。而中国北方，向来有好勇斗狠、结社习武的风气。民、教冲突於是不可避免，终至酿成义和团灭洋教之举。）然而深入一层看，可说是中国社会对强加於自身的现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传统势力日益衰替，现代化趋向佔了绝对的上风。

庚子事变，肇端於戊戌维新中的政争；而戊戌维新，则导源於中日甲午之战。甲午惨败，创钜痛深，危机感弥漫於知识阶层，於是群趋改革之途，形成三股潮流：一是康有为倡率的变法维新，二是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孙文领导的革命排满。三者的主张虽大有不同，却都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趋势。所谓现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图适应世界情势，改革神州旧法，亦即仿效西方，步上工业化之路。现代化与西化或工业化，大体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異交错。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亦即君主立宪、国家集权。当时的孙文所祈嚮的，则是民主政体、地方分治的美国式现代化。康与孙，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义色彩，都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谓速变全变），至於社会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虑。袁氏则是现实主义型实干家，以增强实力为要务，不尚空谈（与后来的邓小平颇有几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为新政的领袖，在内政、军事、工业各方面成绩颇有可观。若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段历史实不可抹杀。

清廷虽迫於形势，推行改革措施（光绪三十一年的废科举，乃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诚意，不能得士心。宣统年间的亲贵揽权，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促使了清朝的灭亡。其时能为全国重心、且能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军革命，而后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政权归於袁世凯。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绝非如国民党宣传所谓孙文的大公无私，亦非如共产党宣传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欲明历史真相，必须破除神话宣传与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内政革新与工业化自有其成绩。然而因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如人口过多，资金缺乏，能源产地交通不便，海关为外人控制等），工业化的速度毕竟不快。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民生的恶化。鸦片战争以后，互市大开，财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的萧条，则日甚一日。中国人口早已过剩，社会上本多无业游民与江湖棍徒。太平军之乱，汪士铎滞留南京，身历目睹革命的惨酷，深感作乱的温床，正是大量的游民与光棍。（见其《乙丙日记》）尔后历次革命，其实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江湖棍徒结合所成之果。孙文结合会党，蒋中正利用青帮，毛泽东、彭湃在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以农村中各式光棍为主力。（孙、蒋、毛诸人，都是读过书的社会边缘人物。）乱源不塞，乱象不止。欲塞乱源，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改善内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与其后的南京政府，对此均未有足够的注意。现代化的失衡、游民与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趋激进，三者相荡相激而不止。中国历史上最大棍徒毛泽东，把握了这一社会的脈动，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最严密的组织形式（列宁式共产党），终於夺得了江山，成为中国过去百年中第一号呼风唤雨的人物。

中国社会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见其不是封建。所谓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层次分明、上下相维的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内，封君与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则限制於固定格局之内，不得自由。中国自秦、汉以来，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个经济上放任、各阶层之间可自由流动的士农工商社会。传统中国，並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会，相安於一个共同世界之内；此即中国人的「天下」。高踞於社会之上的是皇帝，尊严无比，然而与社会极为隔绝（俗语所谓「天高皇帝远」），实际影响力甚小（皇帝确是「专制」，但只能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之内专制，对於整个社会，则是欲专制而无由）。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数有限，与社会亦颇隔绝。国家的统治，实际上只能到县一级；秦、汉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传统的中国，乃是无数自治社会的集合体；国家的职责，则是保障这一集合体大致上的和平与安宁。此即所谓大一统。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统须「大」，亦即一统须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国家只求在极小范围内统一（最主要的一点，是「天无二日」，亦即不许公然称尊），其余则听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会与国家不相涉（〈击壤歌〉所谓「帝力於我何有哉」，郑板桥诗所谓「官租完了离城郭」，正是对此的写照）。在大体和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内，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历代政治家所以「纲维天下」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无为」，乃为治的极致。

十八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不干涉社会生活、让人民自谋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倡导放任主义，以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内（Francois Quesnay）的濬发。而魁内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者。（见英国学者J.J.Clarke近著《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50）中世欧洲，厉行封建制度，农工商各业，不得自由发展。工业革命既起，束缚之感愈甚。放任无为思想正适合当时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欧西的现代化。

反观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义的。国家只求苟安，不图进取。一切改良与进步，皆出於社会的自动自为。国家若是越俎代庖，必定偾事。西力东侵以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在周边地区之上，无须与他族争胜。近代与西方接触，纔觉我不如人。鸦片战争以后，接二连三对外失败。有识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图存，现代化刻不容缓。然而中国苟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广大内地，更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非现代化不可的压力。若仍採用传统的无为政策，让社会自谋进步，则功成无期，国亡有日。於是现代化不得不由国家主动。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工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国原有的国家体制，乃是为天下一统，而不是列国並争所设计，实在是不适宜於大有为（亦不适宜於专制压迫，所谓「封建专制」云云，都是受意识形态障蔽的无知妄说）。於是增强国家的功能与权力，便成为现代化的需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固然是出於个人野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建立现代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袁氏奉为楷模的现代国家，不是英、美，而是德、日。他要当的皇帝，不是汉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败，北洋系分崩离析，成一政客争权、军阀混战之局，国家权力更为削弱。

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图变法自强，建设现代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进展甚速。中国的现代化，虽不可说绝对不成功，但与东邻相较，显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势利眼者，便以为国民性有优劣（如被捧为近世圣人的绍兴周某即为一例）。但是这类自命先知先觉而其实茅塞其心的人物，忘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远较日本为大，无论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差何止十倍。变小较变大为易，应当是常识。就社会的複杂性而言，日本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虽处於分裂状态，但社会的凝聚力远过於中国。而且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乃抟合各藩的最佳机构，统一自较易。一旦统一，上下相维，成功自然较速。中国的社会，久已是一盘散沙，抟聚不易。湘、淮军平洪、杨之后，汉人地方势力兴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权，外重内轻局面逐渐形成。满洲统治者一方面对汉人新兴势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趋腐化（握晚清政柄五十年的那拉後即为腐化的典型），领导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虽有同、光时期的自强运动，终於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度长絜大。

袁氏殁后，北洋系段琪瑞、吴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统一之举。吴氏功败垂成，尤令当时不少人扼腕。（吴氏骨气之硬、操守之廉、爱国心之强，在民国以来政治人物中实罕见其匹。中、日战起，吴氏大义凛然，抗拒日寇诱降，卒以身殉。重庆、延安双方皆大加表彰。）统一固须武力，而徒恃武力不为功。北洋内部的纷争，因武力统一政策而更不易弥合，与南方的分歧亦更难消除。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受此时代潮流的鼓盪，新文化运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在此形势下，北洋人物愈显落伍与反动，不论吴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颇得舆论界的好评，又如何能集合全国英彦，形成为建设新国家的核心？

孙文领导的国民党於是奋起而代之。孙文先据广州，与南方的政客、军阀纵横离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专政。孙文恍然有悟，知俄国共党之所以成功，得力於

（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二）有严密的党组织，（三）党组织控制军队。於是依样做去，宣传所谓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究其实，不过是西方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的混合杂凑品），改组国民党，设立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军中则设置党代表以宣传主义，外结苏联，内合中共，准备所谓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遗憾。其后继者乘北洋派内讧，终於革命功成，统一南北，迁都金陵，国旗、国歌均行改易，党治行於全国。孙文以提倡「民国」始，以建立「党国」终，真是历史的吊诡。

不仅此时的中华民国实已改朝换代（故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号），改组后的国民党，亦已与前迥異。国民党本有二大系，一为以黄兴为代表的新军，一为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会党。辛亥革命，新军之力居多，孙文则倾向於会党。南京政府成立，陈其美系掌握了「党国」，新军系遂日遭排挤，革命功劳亦大半被抹杀（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陈敬第[叔通]对此深致愤慨［见其写印本《百梅书屋诗》自注］，黄兴女婿薛君度亦对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则弹冠相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俨然以要人之身活跃於政、商二界，更是「党国」的一大特色。

在党治体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词。在此名义下，何事不可为！（孙文在广州发行纸币，云可兑换银元，流通之后则不准兑换。百姓怨咨。文则曰：「革命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当时广东商会曾有揭帖，指责革命军政府的乖张暴戾行为。）而一为「反革命」，则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远较清末民初为少。革命愈进，专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这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铁律。

现代的革命政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民国既已化为党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功令。其时的国民党，已由「以俄为师」转而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师，武有蓝衣社的横行，文有新生活运动的鼓躁，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在党组织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共产党都占了上风。经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似，都是以列宁的俄国共产党为蓝本，但是一为旁支，一为嫡系。中国得俄共的真传，其组织的严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门外学艺的国民党所能及。现代中国二大革命政党的组织对决，国民党因先天不足，未战实已先败。

就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与控制力而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更是逖乎后矣。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人间世的种种，皆透过其意识形态来观照，而赋予政治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更是独出冠时，声称人类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有局限性，不能如实映照事物真相，惟独其自己是「科学」，代表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往古来今，宇宙界与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流弊，是科学拜物教，将科学作为膜拜的对象，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科学亦非例外。科学主义之弊，正在於越出科学的界限，侵入其他领域；而其所谓科学，亦只是一些教条，从未经过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既自命代表科学真理，又有独断的宗教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与西方的一神教极为相似）；既有道德诉求（所谓解放全人类），又绝不宽容（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论当初如何「进步」，在现今无产阶级当令的时代，说到底，都是革命的绊脚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世中国，这样一个既否定旧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来万世的革命意识形态，对於激进知识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国民党政府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颇有进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可说是一片繁荣（西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时间短促（日本大举入侵，东南财富之区悉入敌手），发展极不平衡，内地民生问题远未解决，加上当时山河破碎（东北陷於倭人之手，内蒙、华北亦岌岌可危），士气偾张，革命作乱，在文武两方面都不愁招募无人。共产党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屡败屡战，游刃有余，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国际与国内派之分，一以王明为首，一以毛泽东为首。国际派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对於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套，固然是得心应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国而言革命，非发动江湖棍徒不办。历来的革命造反，必得有所谓江湖豪傑参加，方能成气候（所谓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乃是惑於意识形态宣传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中国交通不便，农民分散各处，又无全国性的组织，试问如何能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毛泽东深解其中三昧，既能凭借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发动群众，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岂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若无外在机缘，共产革命还是不会成功。这机缘便是日本的全面侵华。1961年，毛氏接见日本人，公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是为明证。）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充满了吊诡。共产党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即是一大吊诡。中共的壮大，意识形态居功至伟，然而其终得天下，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共的骨干，一为激进知识分子，一为江湖棍徒（毛氏一身二任，自是当然领袖），与所谓无产阶级渺不相涉。工农群众，则是被动捲入。「无产阶级革命」云云，神话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实不待辨而明。凡意识形态，其信奉者必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犹如一神教，必以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锢思想，虐杀異教，即由之而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不得不受时、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若要成功，必作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证其決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性格，決定其必带宗教性，非坚持「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可。两难局面於是形成。中国党内所谓左与右、教条与修正、务虚与务实之争，都是此一两难局面的表现。

凡革命意识形态，必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基於两个概念，即前进与历史归宿：人类脱离草昧之后，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至此无可再进，是为人类的归宿。共产党则是此一「规律」的先知，其任务是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继续革命」，以国家权力摧毁原有社会有形无形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而后止。革命意识形态当道，此乃必至之数。

从破产边缘步入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唾弃了意识形态、以务实为归的结果。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鸿章开启的洋务或自强运动之旧（邓小平所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确为至理，不过这也正是当年自强运动的宗旨）。数十年的「折腾」，几千万的人命代价，究为何事？

自康有为的「速变全变」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其背后的理据，正是非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不足以言现代化。而今日改革开放之际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恰恰不在主导彻底改革社会的国家，而在屡被革命、历劫余生的民间社会。此乃百年中国的最大吊诡。其中机括，有待后来史家的辨析了。

后记：

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穷乏之困、兵燹之惨、焚坑之烈、束缚之苦，可以凄怆伤心者多矣。固天运之有数，抑人谋之不臧？然人定胜天，剥极终复，升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岁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识於星洲寓所

（作者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原载《百年》2000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