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裁决权分割的司法探讨

第一篇：执行裁决权分割的司法探讨

执行裁决权分割的司法探讨

执行裁决权是人民法院依法对执行程序中遇到的多种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裁判结果的权力，包括以实现债权人债权为目的的各种强制执行措施裁决权，以保障执行活动顺利进行为目的的适用各种排除妨害执行行为强制措施的裁决权，以适应案情需要决定执行工作状态为目的的执行活动进程裁决权，以维护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执行异议裁决权和以实现司法权对非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监督职能为目的的是否准予执行裁决权。执行裁决权既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人民法院依法顺利开展执行活动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关于执行程序的立法不断完善，执行裁决权所涉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依法正确行使执行裁决权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这一权利的科学运行模式，不仅是促进司法公正、充分维护当事人乃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提高执行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客观需要，意义重大。

执行裁决权分割问题之所以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与人民法院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这一工作指导思想的全面形成和深入贯彻落实密不可分，也是人民法院从长期执行实践工作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之一。虽然执行裁决权分 割问题在近年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已有一些探索，但对执行裁决权分割问题全面进行探讨并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仍然属于一个较新的课题。

执行裁决权是相对于执行实施权而言的，是从理论上对执行权的概括分类，二者共同构成执行权力的总和。在长期执行工作实践中，人民法院没有对执行权进行划分，采用的是一元化执行权行使模式，即执行案件各种程序性问题的裁决权和实施权由同一内设机构或同一执行法官行使，随着人民法院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司法理念的不断更新，如何强化执行监督，进一步从制度上、工作机制上对执行权的运用进行有效制约，达到规范执行行为、促进执行公正、防止执行权力被滥用乱用的目的，逐渐成为业内人士和涉执案件当事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不少法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着眼于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在执行局内部分设了执行裁决机构和执行实施机构，通过明确各自职责、建立科学的工作运行机制，实现了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的分立和制约，形成了二元化执行权行使模式。具体工作机制为：执行实施机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将需要裁决的事项报送执行裁决机构，并附相关证据材料，执行裁决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决定是否调阅整个卷宗材料，经执行裁决机构依法审查合议后作出相应裁决，然后交由执行实施机构予以落实；在执行裁决机构认为依法不应作出相关裁决 时，将有关材料退回执行实施机构并说明理由。

从理论上讲，有效的权力制约制度是权力得以正确行使的重要保障，而在权力相对分立基础上的外部监督是实现权力制约的必要前提，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权利被滥用事件充分证明了权力失去制约的危害性。在二元化执行权运作模式下，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相互分离，一改过去执行权全部集中于同一内部机构和同一执行法官的状况，能够较好地实现内部分工和相互制约，避免执行权力被乱用滥用现象的发生，对于保障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廉洁性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执行案件质量，相比而言，执行实施工作对于执行法官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要求相对较高，而执行裁决权主要体现了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的综合运用，对行使执行裁决权的法官业务素质要求相对较高，二者相互分立，有利于执行法官各自工作特长的发挥，实现各尽所能、人尽其才，保证执行实施工作和执行裁决工作在质量上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相分离，在不同内设机构的互相监督下，能够更好地防止执行人员因存在人情等因素而故意不当甚至违法作出执行裁决，或不依法对有关程序问题进行裁决而随意实施执行活动，有利于促进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廉洁性。

当然，权力分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权力运行程序的复 杂性，对执行效率的提高会有一些影响。但从两种模式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上考虑，二元化模式下的执行权行使方式显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其优点要远远大于一元化模式，即使其在效率方面会有一些不足，仍然可以通过加强内部机构之间的协调和管理，把这一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法治的精神在于追求公平与正义，而司法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公正与效率而言，公正是最根本的，只有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才可以考虑效率的最大化实现。因此，执行裁决权分割的趋势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在关于执行裁决权分立的探索中，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有的执行法官认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的分立不应从执行机构内部的分工上实现，而应将执行裁决权彻底从执行机构中分割出来，改由本院另外的业务庭行使该项权力，比如由立案庭行使或由审判监督庭行使，各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只享有执行实施权力，其理论出发点也在于实现对执行权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所描述的将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绝对分割的模式并不足取。原因在于：一是将执行裁决权交由其他业务庭行使没有法律依据，缺少合法性；二是将执行裁决权分割到职能完全不同的业务部门行使，不便于快速传递有关材料和文书，也不利于及时沟通相关案件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行工作效率的提高；三是不同业务部门的工作侧重点 不同，对法官的业务素质要求和专业特长要求也不相同，如果将执行裁决权交由执行机构以外的业务单位行使，不利于提高执行裁决案件的质量，缺少合理性；再者，执行裁决事项针对的是程序性问题，如果将执行裁决权分割到审判业务部门行使，是对审执分立制度的损害，即使一部分执行裁决事项涉及案外人实体权益，此种人为改变执行裁决权力行使部门的作法，由于没有导致裁决方式所依程序的实质性改变，并无多大积极意义。因此，从各种执行裁决权运行模式的利弊上考量，无论是传统的裁执合一的一元化模式还是上述将执行裁决权完全独立于执行机构之外的绝对分割模式，相对于在执行机构内部分工制约基础上形成的执行裁决权相对分立模式而言，其弊端均较大，宜采用的模式应为执行机构内部分工制约前提下的二元化模式。

其实，有关执行裁决权分割的立法例早已存在，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如在委托执行案件中对执行中止、执行终结、针对法律文书指定交付标的物提出异议等重要问题的审查处理，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由委托法院依法处理，受托法院无权对此作出执行裁决。

然而，此种执行裁决权的分割与本文探讨的执行裁决权分割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前者考虑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实现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的互相监督和制约，而在于促使受托法 院公正、高效地开展执行工作或保证审判权的依法行使。如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审查处理的权利，虽然发生于执行程序中，但在本质上属于审判权，将这种权力保留在委托法院行使，根本原因在于维护管辖制度的严肃性和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因此，此种执行裁决权的分割属于委托执行制度下的特别规定，而且从执行实践情况看，存在很大缺陷，亟需改进。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由委托法院进行审查处理的事项过多，特别是将涉及执行工作进程状态的中止、终结事项交由委托法院进行裁决既无必要性，也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往往会因为委托法院不及时进行裁决而影响受托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的委托法院甚至对受托法院的函复不予处理和回复，致使受托法院陷于两难境地，既无权自行处理又无法将案件退回委托法院。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执行裁决权的规定看，仍有不少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修正后的民诉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异议之诉制度，改变了以前以非诉方式对案外人实体民事权利进行处理的规定，但仍然保留了执行法院对此类异议的诉前审查程序，这一审查活动不仅因其不具有最终确权效力而缺乏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可能导致裁决结果与异议之诉的裁判结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影响司法活动的协调性、严肃性； 二是修正后的民诉法赋予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对程序性执行异议请求复议的权利，并规定了执行法院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程序性异议的事先审查程序，使我国执行救济制度更趋完善和合理，人民法院在今后的执行实践中有可能面临较大数量的复议裁决事项，然而，修正后的民诉法对复议程序的审查期限、复议期间执行案件进程状态等事项未作明确规定，有待从立法层面进行完善，进一步规范执行裁决活动，提高执行裁决质量。

第二篇：耕地分割执行要点

修正「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內政部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台（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九六八四號函訂頒

內政部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台（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二三八六號函修正第五點

內政部民國九十年二月九日台（九十）內地字第八九一八五九五號函刪除第六點

內政部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台內地字第○九三○○六九三一八號令修正

一、為基層地政機關執行耕地分割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耕地分割，除依本條例、本條例

施行細則、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規定之耕地。

四、耕地之分割，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如其未涉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之限制。

五、耕地之分割，除有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外，其分割後每人所有每宗耕地面積

應在○．二五公頃以上。

六、共有耕地如依共有人應有部分之比例，辦理共有物分割，其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

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減少者，其減少部分，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六十五 條規定辦理。

七、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

合併，係指因買賣、贈與、交換及共有物分割之原因，必須分割毗鄰耕地與其耕地合併 者。

八、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規定，同一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均相同之二宗以上毗

鄰耕地，申請分割合併，得申請先分割後合併或先合併後分割，並均應併案辦理，土地 宗數不得增加；其分割合併後耕地位次變更者，亦同。

九、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申請分割、移轉、合併者，其毗鄰之二耕地，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要件，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分割複丈時，應由擬取得之毗鄰耕地所有權人承諾取得分

割後之土地，並與其原有土地合併。

（二）地政事務所於核發土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時，應於備註欄註明本案土地之分割，係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之規定辦理，並應與承受人之土地合併，始得辦理登記。

（三）申請人得依土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所列地號面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現值

或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申請人應就土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 及土地合併標示變更登記，併案向地政事務所申辦。

十、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變更部分及共

有分管之未變更部分，得為分割者，係指共有耕地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其依法變更 部分，得為分割；其餘未變更為非耕地部分，如為共有分管者，得依共有人之分管協議 書，分割為單獨所有或維持共有；如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其分割後土地宗數不得超過共 有人人數，並應併案辦理。

十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申請分割之耕地，應分割為單獨所有。

但耕地之部分共有人協議就其應有部分，仍維持共有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辦理分割者，其分割後之耕地不得有全體繼承人或全體共有人維持共有之 情形。

十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辦分割之共有耕地，部分共有人於本條例修正

後，移轉持分土地，其分割後，土地宗數未超過修正前共有人數者，得申請分割。

十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耕地方式終止耕地三七五

租約時，其分割後之土地宗數不得超過租佃雙方之人數。

十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非農地重劃地區，變更為農水路使用者，應先變

更為道路用地或水利用地後，始得辦理分割。

十五、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耕地，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分割時，不受農地重劃條例施行

細則第三十四條有關最小坵塊土地短邊十公尺之限制。但耕地合併分割不得破壞已完 成規劃之農水路系統。

第三篇：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与机构设置模式之探讨研究与分析

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与机构设置模式之探讨

杨晶

“执行难”问题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法院而言，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方面主要是受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以及社会各种矛盾的限制和制约;内因方面主要是法院的执行运行机制不合理，执行缺乏有效监督，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不高、消极执行、违法执行造成执行难。为了有效地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外部因素非法院自身能够独立解决，但内部因素法院完全可以通过执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等途径，以实现解决执行难之目的。我市两级人民法院在借鉴全国各地法院执行机构实行执行权分权运行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根据我市执行工作的实际，于2002年底制定并实行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两权分离的执行工作分权制衡的模式，已经运行了5年有余，回味起来喜忧参半利弊并存。然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法。下面就今后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与机构设置模式谈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的必要性

执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对执行权的细化和分解，即将民事执行权分解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并使之分离。何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呢?执行实施权是指执行实施部门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与义务而采取的具体的具有实际操作内容的执行手段和措施的权力。通常理解为对执行的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的权力。执行实施部门依据执行命令或有关执行裁定，具体组织实施强制措施、制裁措施和执行措施的权能。实施的内容包括执行通知、查询、查封、扣押、冻结、扣划、强制交付、强制搬迁、强制转移、拘留、罚款等等。执行裁决权是指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与义务而采取的具体的具有实际操作内容的执行手段和措施是否合法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和审查并加以确认;对已实施的控制性财产进行处分并加以确认的权力。通常理解为对执行行为是否正确的审查和对财产采取处分性措施作出裁判的权力。执行的裁判机构，根据有关执行当事人的申请或执行实施部门的建议，组成合议庭或由执行法官单独对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所作出的审查或裁判的权利。其裁定的内容主要有：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中止、终结或不予执行、以物抵债、执行回转以及对有关的执行强制措施、制裁措施和实施措施的执行行为异议、复议审查等。

以上二种权力，是执行权的下位权力，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权。如果不能真正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解、分离，执行权力单一，过于集中，执行人员对执行案件的随意性过大，办案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执行措施不当，久拖不执，执行不公的现象必然产生。因此，改革陈旧落后的执行运行机制十分必要。首先，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保障了“两权”的监督、制约，体现程序正义原则。在传统的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为执行工作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执行法官加班加点、夜与继日、甚至不惜流汗流血为债权人讨回了债权,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执行难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相反，由于债权未得到实现，债权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院的批评、责难声却不绝于耳，在不断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实务界认识到执行理念存在偏差，法院无法担当起债权人自身应当担负的风险这一沉重包袱。因此，将民事执行权细化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树立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即使有些案件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无法实际执结，但由于执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体现出程序正义，必然能够取得当事人和全社会的理解、信任和尊重，从而使司法权威和人民法院公信力得到提升。

其次，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体现了司法公正。现在执行机构人员配置中，由于诸多原因，执行机构中有些不具备审判职称的人员(包括书记员和司法警察)亦从事具体执行工作，而执行中的裁决程序的众多事项系当事人及案外人执行权利救济之保障。因此，执行裁决权的行使应当参照审判模式，由具有审判职称的法官行使裁决权，实行独立裁决。而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

相分离，能有效保证执行裁决权由具有审判职称的法官行使，从而确保当事人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得到实体权利的保护。执行实施权的行使，在当今由于我国现行人事体制人民法院“进出口”不畅的情况下，由不具备审判职称的人员或司法警察行使，起到了最佳的优化组合，达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效果。同时，既节省法官资源，又体现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再次，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丰富了民事执行运行机制改革的内容。民事执行工作统一管理体制改革，执行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用上下联动的合力对付顽固、狡猾的抗拒执行行为，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执行管理办法。但在采取这种方法时，决不能忽视执行过程中裁决事项的存在，因为裁决事项事关当事人、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是一种司法裁判权，根据我国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上下级法院审判监督关系，此项权利只能独立行使，而不能由上级法院包办，不能事前介入，只能事后监督。这就是说，统一管理针对的只能是执行实施权，对于执行裁判权因其具有裁判司法性而不能实施“统一管理”。因此，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可以防止执行裁决权被“统一管理”异化，有利于执行统一管理体制的正确实行。

二、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的模式。

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以及涉及执行程序的诉讼，可采取二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机构相分离，即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的民事执行机构即执行局和专门的民事执行审判机构即民事(执行)审判庭;执行局内部设执行实施和执行裁决庭以及综合处，或者就是执行实施庭和综合裁决庭，执行机构的内部设置要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而定。执行局负责执行实施和执行裁决。中级以上法院的执行裁决既包含本院内部所负执行案件的裁决又肩负下级法院不服执行行为裁定的复议。民事(执行)审判庭负责对涉及执行案件而引起的案外人异议、许可执行以及参与分配之诉等。

第二种模式是人员相分离，即在现有的执行局内(因现在全国各级法院的执行局基本上全部高配)设置内设机构，分别行使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和涉及执行案件的审判权，对行使执行裁决权的内设机构可

称为综合裁决庭，行使执行实施权的内设机构可称为执行一处、执行二处，对审理涉及执行案件的审判权的可称为民事(执行)审判庭。采用何种分离模式，应根据各级各地法院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自身特点的分离模式，而不能搞一刀切。

我们认为，第一种模式更为科学合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原因有三：

(一)新《民事诉讼法》重新设定了案外人异议、申请执行人许可执行以及参与分配之诉等，明确了这是审判的权能，必须由民事审判庭来行使，而且必须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确认。而将诉讼权能划归为执行机构内部管理，既不伦不类，又容易使当事人产生误解，更使得公众在人民法院程序公正方面产生质疑而影响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更有利于执行权利的监督与制约。新《民事诉讼法》重新设定的涉及执行程序的诉讼，是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在原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救济和保护。将这一部分职能从执行机构划分出来，彻底摆脱了原有模式的羁绊，将使执行程序更加公平、公正。

(三)审执分开是最高人民法院多年来的倡导和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树立科学严谨的司法理念，坚持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是将来乃至永远的法制社会的追求。因此，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必须细化、分解、分离执行工作的权能，真正实现执行权的监督和制约。

三、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的优越性。

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分离后。一方面，行使执行实施权的执行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办理执行案件的组织机构，更能适应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需要，是新型执行管理体制下执行机构的最佳组织形式。执行局按照行政模式设立，实行执行局长负责制，明确权利与义务关系，可有效提高执行效率。而且在人员构成上，因执行局所司职能与执行当事人实体权利分配无关，故在人员构成上既可由有法官职称的审判人员组成，亦可由没有审判职称的人员组成。这样，不但节约了法官资源，而且在当前法官资源缺乏的状

况下，为各级法院合理安排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全国司法警察参与执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两权分离后，相对应的应设立执行裁判庭，行使执行裁判权。执行裁判权作为纯司法权，上下级法院应各自独立行使，不存在上令下从的行政隶属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裁决，只能是事后监督，决不能事前干预，属于执行监督关系。这样，就可有效避免司法权被行政统一管理了，即行政化。另外，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上看，设立独立的民事执行裁判机构，不仅行使民事执行裁判权，而且对民事执行程序中出现的实体纠纷，因其熟悉案情，专业水平高，可迅速作出判断或裁决，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实行执行资源和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综上所述，民事执行权细化，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打破原有的集权式的封闭执行运行机制，使民事执行权更具有程序性、公开性、高效性。

不仅符合现代执行工作价值理念，而且符合民事执行权司法权性质和结构理论，有利于提高执行的工作效率，增强执行的程序正义，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

第四篇：河北司法警官学院刑事执行专业

刑事执行专业（监所管理方向）介绍

专业介绍：刑事执行专业是学院的传统专业，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建立了学历层次高、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较高的政治素质，系统掌握刑事法律理论和监狱管理理论，具有刑罚执行、狱政管理、矫正教育技能，从事监狱、劳教等司法行政机关罪犯管理教育的实战应用型专门人才。

就业面向：司法系统（包括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和公安系统（看守所、拘留所、拘役所等）的罪犯管理岗位。该专业已与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和各省四级联考实现对接，可报考省内外公安系统、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岗位。

目前，我院监所管理专业的学生生主要在全省各政法系统就业，很多毕业生已经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

特别提示：

从2013年起，为方便考生报考我院，刑事侦查技术、刑事执行、司法警务等提前批录取专业取消提前进行面试和体能测试环节，可直接报考。

温馨提示：

在2013年河北省公务员考试四级联考中，刑事执行专业可 1

报考的职位达1400个（其中司法系统78个），司法系统的录取比例高达2：1至10：1。

普通专业报考公务员有的职位可是百里挑一哦！2012年河北省司法系统公务员考试录用情况

在2013年河北省四级联考中，我院刑事执行专业应往届毕业生考入监狱机关达35人。历年考入省外监狱的也有很多。

此外，提前批各专业每年还可报考基层政法干警。2012年我院提前批各专业毕业生报考基层政法干警被录取20名，占当年招录总数的2.5%，在高职院校中录取比例是最高的。

第五篇：房地产成司法执行腐败最大诱因

司法执行腐败最大诱因：房地产

司法腐败被称为腐败中的腐败，司法腐败中的执行腐败，成为司法腐败中的重灾区。有统计显示，执行领域的腐败问题在法院系统的腐败案例中，占比最大。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等人的落马，核心犯罪事实部分均涉及执行腐败。上述执行腐败中最大的诱因便是房地产业。

日前，最高法院在全国掀起了针对执行领域的整顿行动，为期一年。这项行动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同时要求加强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程序救济权利的保障，以及严厉打击被执行人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

7月9日，最高法院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年)》，并介绍了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推进情况。其中，有关执行领域的改革，将加大执行信息公开化，同时将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此举将进一步遏制执行领域的腐败现象。相比于一般的腐败，执行腐败往往存在错判、误判的情形。从腐败到当事人违纪被查，又是数年过去，往往事态会变得更为复杂。

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试点启动，在中国反腐如风暴般进行的当口，遏制和进一步打击执行领域的司法腐败，抑或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难结：执行腐败案

以欧绍轩案为例，其当年错判的土地，如今已建成商品楼房，可以预见的是，相关资产的回转难免会遇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未来。

欧绍轩案判决书显示，1999年～2009年间，欧绍轩担任钦州市中院院长、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期间，利用主持法院工作或分管案件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广西通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通源公司”)等单位共计889万元，以及港币15万元的财物。而他所有错误的根源均来自对南宁荷花味精有限公司的一起“以物抵债”的执行案。

2000年前后，国有南宁荷花味精厂被改制为民营南宁荷花味精有限公司。

改制前后，该公司因背负银行债务，几乎到了破产边缘。它剩余的财产最值钱的也就是8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当时均为划拨用地，为尽快改制，南宁市政府将上述土地核价4700余万元，全部划归荷花味精所有，并且办理了13宗《国有土地使用证》。

根据南宁市2002年土地基准价格，仅荷花味精位于北湖北路上的总部34.5亩商业地块的估值已达1.06亿元。照此计算，荷花味精完全有能力通过房地产开发及化整为零分别拍卖土地等方式抵偿银行贷款等债务。

但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及其资产管理公司似乎并不热衷于这些土地，他们只想转让债权。在经过三次匪夷所思的拍卖程序并最终流拍后，经过数度债权转让之后的债权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2005年6月召开会议，批准以协议转让方式，作价8550万元，将荷花味精债权转予深圳国粮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国粮”)。

深圳国粮又是何许人？在取得上述荷花味精债权之前，它是荷花味精的股东。而2008年前后，在取得了荷花味精债权后，深圳国粮与荷花味精“翻脸”，不再做“股东”，只做“债权人”。而此时，荷花味精的总资产包价值已经高达25亿元以上。

深圳国粮做债权人的目的，是通过法院实现以荷花味精的商标权、资产尤其土地抵偿其债权，即“以物抵债”。为实现这一目的，欧绍轩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

判决书显示，自2005年起，欧绍轩主管广西高院的执行工作。2006年上半年，欧绍轩与通源公司执行董事董平结识。通源公司和董平正是深圳国粮运作荷花味精财产执行案的代理人。

司法材料显示，2008年2月，在欧绍轩全力运作下，南宁中院做出了裁定，裁定荷花味精的土地、商标、设备、厂房，全部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折抵了荷花味精2.3亿元的债务等费用。

反差：2.3亿元的裁定价与25亿元的市场价

2.3亿实际上是4年前，东方资产公司的评估价。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欧绍轩表示，其本人明知这一评估已经失效，但信口自己充当了评估方。而荷花味精位于南宁市中心北湖北路最有价值的土地，则裁定给了一家与深圳国粮有着权益

关系的案外公司。

知情人士介绍说，实际上，在东方公司放弃以物抵债程序并经过四年的房地产价格飞涨之后，法院应当重新进行评估、拍卖、变卖的程序，但这些均被欧绍轩略去，他以一纸高院督办函的形式命令南宁市中院审委会通过以物抵债的裁定。通过欧绍轩的安排，本来的拍卖条件中，投资人负责投资数亿元建厂的条款也被忽略。

上述欧绍轩主导的裁定，也直接导致荷花公司实质性破产，使国家可以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能优先得到的3000万元税款流失。同时该裁定将以物抵债的土地直接抵给案外人南宁国粮味精公司，直接导致土地流转税近7000余万元流失。

对应的则是欧绍轩得到了他职务之外的回报。在裁定下达之前，2007年6月、7月、10月，欧绍轩收受了通源公司18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103.836万元的奥迪Q7越野汽车一辆。裁定下达后，欧绍轩继续收受贿赂320余万元，总计受贿620余万元。

最终，欧绍轩因受贿罪，于2011年年底被广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据《财经》杂志报道，深圳国粮除投资外的费用主要用于“运作”上述目的，数额高达一个多亿。

欧绍轩虽然已经认罪，但其受贿错判如何通过回转等方式回到正常路径上解决至今仍是一个谜。

居首：房地产执行涉及率

江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郭兵曾在其文章中统计，执行机构人员占法院编制的十分之一，违法违纪人数却长期保持法院系统的五分之一的比例。对于执行腐败的具体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2012年透露，有落马的执行法官交代，这一领域的腐败方式竟有11种以上。

辽宁沈阳中院原院长贾永祥在获罪后的悔过书中说：“我没有经其他领导同意，就把本来应该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截留下来借给了他(当地一私营企业主)。”正是这一执行领域的腐败原因，导致贾永祥疯狂敛财，不计后果，最终在2001年前后被判刑。

在贾永祥被处罚之后的第二年，2002年，湖北武汉中院爆发的腐败窝案震

惊全国，涉案人员有10余名法官和40余名律师，其中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执行问题。随后，武汉中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未过数年，2009年，该法院再次爆发腐败窝案，包括院长周文轩在内，又有6名法官被“拿下”。而案发原因依旧是执行过程中的腐败。

就在武汉中院窝案爆发期间，2003年12月，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被北京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麦崇楷受贿，很大原因亦与执行腐败相关。

随后，2004年4月，海南高院执行局原局长马升，因受贿罪等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最大罪状便是滥用执行权导致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实际上，本报记者曾独家获知的司法材料显示，马升亦是引爆著名的广州中诚广场案的导火索。正是因为他对中诚广场的非法查封，最终导致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和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的落马。

而黄松有当时主管执行工作，与杨贤才和数名律师，以及神秘商人李薇，共同设计了中诚广场查封拍卖的巨大陷阱，并与中石化[微博]原董事长陈同海密切相关。其腐败黑洞深不可测。

2010年，黄松有因受贿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期，杨贤才亦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马升到黄松有落马期间，2005年，安徽阜阳中院爆发腐败窝案。包括该院执行庭庭长王春友在内的10余名法官均因涉及执行腐败被查处。

此后的2007年，四川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采取指定异地法院执行、中止执行、接受律师请托在案件执行中给予帮助等手段进行腐败活动，之后被判刑。

2008年，深圳中院也爆发腐败窝案，多名法官牵涉其中，该院原副院长裴洪泉被判处无期徒刑，主要涉及拍卖等环节的执行腐败。

重庆市高院原副院长张弢及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随后亦因执行领域腐败案发。乌小青于2009年11月自杀；2011年，张弢被判死缓。

距离目前最近的高级司法人员因执行腐败被判刑的是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2011年11月，主管执行的欧绍轩因受贿罪被广东省高院判处死缓。

2009年，在黄松有被查后，最高法院因此出台规定，试图遏制执行领域一

些环节的失控，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因为各地法院在此领域缺乏有效监督，而仍有空隙可钻。

2014年“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表示，2013年，各级法院共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81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01人。在2013年“两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的工作报告中，前一个数字是1548人。2012年，这一数字是519人。

王胜俊曾指出，执行腐败的易发领域是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违法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违法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等。

在房地产价格疯涨的年代，上述环节中的腐败问题大多涉及房地产。本报记者对上述典型案例的统计显示，涉及率高达90%。

武汉窝案中，6名法官先后落马，均与该市黄陂区盘龙城这块闲置用地有着直接关联。张弢、乌小青被调查，也是与原重庆奥妮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的“三工场”65亩地块的司法拍卖有关。罗书平等人的“落马”，同样与烂尾楼拍卖有关。

黄松有、杨贤才和欧绍轩的腐败案件，则集中体现了上述环节的严重失控。因为他们的腐败行为，目前涉案的广州中诚广场房产和南宁荷花味精土地案，至今未能了结。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