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的女儿——女共产党员陈琏之死真相5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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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陈布雷的女儿——女共产党员陈琏之死真相

陈布雷的女儿——女共产党员陈琏之死真相

陈布雷的女儿——女共产党员陈琏之死真相

民国春秋2013-03-26 09:51:10作者:戴煌文章来源:炎黄世界发布者:民国人物阅读次数:21繁體中文

陈琏——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1939年,她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东局宣传部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她从11楼跳下自杀。1979年,陈琏被平反,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举家西迁。到重庆后,为防日寇空袭,他把自己的家与不少官员的家都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把陈琏安排在北碚国立二中女生部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琏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她就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地区的一大新闻,气得继母王允默不断地向陈布雷告状。

那时众所周知,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在1939年暑期陈琏考取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之后,陈布雷鼓励她专攻技术,不要参加政治活动,说“政治太肮脏了”。陈琏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说:“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口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吗?你也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的至亲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但也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地为我这个做父亲的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政府的旗帜,别人会怎么说?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他说着说着连连咳嗽,陈琏忙上前扶着父亲的肩头,轻轻地为他捶着,又端来一杯茶水,请父亲饮茶止咳。

有一天,陈琏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在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了那本书交给陈琏并叹了口气说:“琏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俗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正要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不谈政治。”

1948年11月13日凌晨,极度抑郁的陈布雷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服了大量巴比妥自尽。

陈琏,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在西南联大从事进步民主活动。在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1941年初,因受到反动势力威胁离开学校到云南边远地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经南方局安排,从云南转至重庆,进入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她和她的恋人袁永熙(原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后来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来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并在北平结婚。1947年9月,因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们俩双双被捕,后经保释出狱。党组织决定把陈琏和袁永熙送到解放区。1949年2月初,他们被送到石家庄与中央青委汇合,十几天后再次进入北平。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袁永熙和陈琏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先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先在少年儿童部当秘书主任,后被提升为副部长、部长,并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中央委员和常委。

万万没有想到风和日丽一朝变为狂风暴雨。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与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她深知袁永熙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袁永熙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去呢?

1958年初,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陈琏的时候,她才明白袁永熙竟然真的被确定为“右派分子”。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得懵懵的:“‘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就被打成敌人!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我以后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做少先队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琏也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陈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痛苦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神州大地。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几年中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为“右派”。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一位陈琏本来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

一、现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说:“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现在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还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及此,这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眼睛潸然而出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动,知道妈妈在伤心流泪……

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在又一次彻夜深谈中,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在一次会议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她要求调到上海去,便劝她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这在重庆红岩就很熟悉的南方局的老领导对她的关爱使她很感动,但她不肯改变决心离京的初衷。临行前,她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比陈琏只小8岁的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临行前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牛喂猪,成了“摘帽右派”,并已得到通知即将到河北省南宫县去继续“改造”,没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5年没见面的三个孩子。他不停地亲他们,并抱着他们去逛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孙士询带孩子们回到陈琏那里,和陈琏与小弟弟挤躺在一张床上,陈琏一夜流泪到天明。以后陈琏和袁永熙还通过几封信,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他俩的合影。等和孙士询分手时,陈琏对她说:“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你告诉他,叫他多保重……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说着说着,陈琏泪流满面,忽然一把抱住袁永熙的这位外甥女,伏在她的肩头痛哭起来,宣泄了被久久硬抑着的情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总是作沉思状,躲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了出来,强按着头示众。她闭着双眼,不愿多看,并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惑和忧虑,扭头匆匆离开,也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67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一切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

“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

陈琏紧闭着嘴,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

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两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面上。

“浩劫”终于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为纪念陈琏写了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豪杰”。这“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原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那样的家庭。原载出自: 炎黄世界

2010年02期

第二篇:副校长陈时伟之死

副校长陈时伟之死

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家陈时伟教授的死,竟是一个謎团和传说。这照张片来自兰大文库网站学人风采栏目,是迄今网上能查到陈时伟先生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之一。

我第一次知道陈时伟这个名字,是读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在书中曾写道:“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同一小队两个右派的妻子,《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鸣;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杞(兰大化学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夹边沟农场。和凤鸣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高尔泰与陈时伟同为夹边沟受难人,加之高尔泰平反后又到兰州大学哲学系工作,对兰大的事情或许熟悉。因此,我一直以为高尔泰书中所言不虚。我后来写《万古长夜闪星火》一文时,在文前按语中还说“我在兰大工作10年,但长期不知道有位叫陈时伟的副校长死在夹边沟。”但今年读了一些史料,发现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有些事实方面的差错,左宗杞女士的确被打成右派,但当时留在兰州大学“监督使用”,侥幸未遭流放;而且现在看到的材料,陈时伟被打成右派,流放夹边沟,这是确切的,但后来的命运,尤其有关陈时伟先生去逝的时间、地点,乃至原因,竟然有多种说法,高尔泰先生文中所写,应该不确。高尔泰先生在兰大哲学系前后6年时间,但中间有三年多被中国社科院借调,客居京华,兰大的前尘往事,他可能所知不详,更何况高尔泰先生写作《寻找家园》时,已经人在美国,查询资料殊为不易,因此,书中出现一些事实性差错,想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关于陈时伟之死,我看到的另一外说法,来自向承鉴先生的回忆录《炼狱归魂》,向承鉴先生是兰州大学化学系56级的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改造,正是劳改期间,他和其他几位一起被下放的同学目睹了大饥荒中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义无反顾创办《星火》杂志,代民立言,控诉暴政,最后酿成著名的“兰大反革命集团案”,被判重刑,获释平反后,写成回忆录《炼狱归魂》,这是一部未刊书稿,熊景明老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时,收藏了这部书稿,并放在该中心的网站上,一些研究者得以看到这部心血之作。因为向承鉴是化学系学生,与陈时伟夫妇有直接师生关系,因此,书中对陈时伟夫妇的遭遇多有记述:

五八年我离校不久,江隆基从北大调任兰大校长。这位资历深厚、党内难得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廉洁俭朴,克己奉公。……据说,陈时伟先生就是他三番五次向省委打报告,从夹边沟拉回学校的。……

陈时伟副校长五八年受‘双开’处分后遣送夹边沟改造。夹边沟是‘有去无回’的鬼地。由于得到其妻左先生的全力救济,才逃过饿死的厄运。陈先生虽暂时躲过饿死的厄运,终究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浩劫。他的女儿五八年高考甘肃理科状元,没有大学接收她,一直漂泊好多年,‘文革’中了无声息地被‘滚滚革命洪流’吞噬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如花似玉、天资聪慧的姑娘,生命的奇葩没有绽放便凋谢了。一九七八年根据(55#)文件,兰大开始为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一些以‘革命派’自居的人,设置种种障碍,就是不给陈先生改正。陈先生不只是兰大也是全省最大的‘右派’,给他纠正了,无异于给兰大、全省的‘反右’运动全盘否定、一锅端了。这是当时某些省上和兰大要员不能‘容忍’的。最后,官司打到中共中央,打到中共组织部长、主持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胡耀邦那儿。据说上报陈先生的材料上列举许多‘罪状’,以证不能改正理由。胡耀邦大笔一挥,批道:“中央认为,凡是解放初期回国的专家、学者,起码都是爱国的。”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以高屋建瓴之势、无可争辩之理,把小人设计的‘小鞋’全击碎了。(胡耀邦不愧真伟人,功垂史册!)喜刚到,悲就至。陈先生此时已是六十有几的老人,承受不了‘改正’的强刺激,他期盼得太久了,‘喜’来得太突然,由于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溘然逝世。向承鉴先生未能出版的书稿 前辈向承鉴书稿中这几段,信息量蛮大:

1、因江隆基校长挺身相救,陈时伟在流放夹边沟后重新回到兰大;

2、陈时伟先生去逝,是在获得平反之后;

3、陈时伟获得平反的道路也不平坦,甘肃省和兰州大学都有人试图从中作梗。向承鉴先生是在1979年底,赶回兰大“落实政策”,为自己寻求平反的,在此期间,他见到不少同学故旧,但是“落实政策”之路颇为坎坷,他书中写了许多与化学系及学校当时负责落实政策一些人的交锋争博弈过程,右派问题解决后,他又奔赴几百里之外的天水,申诉要求平反让他入狱18年的“兰大反革命集团案”。在这种情境下,他自顾不暇,虽耳闻许多陈时伟夫妇的事情,但未必有时间仔细求证,他书中的确也没有写到他有面见陈时伟或陈夫人左宗杞的事情。所以,他书中所讲是否准确,也待考证。2015年6月,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王戈、王作人的著作《江隆基的最后14年》,书中一些章节,可与向承鉴先生提到的一些事情相互印证,证明陈时伟的确是在命悬一线时,经江隆基全力争取,侥幸逃离地狱般的夹边沟。根据这本书所写,江隆基是在历史学家、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女儿登山中不幸遇难后,江隆基四处斡旋,最后找到甘肃省政法委负责人,据理力争,要求从劳改农场释放赵俪生和陈时伟。书中说:江隆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破嘴皮子说了半天,总算说服了政法委书记,从死亡的边缘上一举解救了两个教授:陈时伟和赵俪生。这本书中没有交待江找省政法委书记理论的时间,但根据赵俪生教授女儿赵絪《在苦难中磨砺——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一文中回忆,这是1961年2月的事情。当然,赵俪生教授劳改地点,并不在夹边沟,而是在河西走廊上的另一个劳改农场——山丹劳改劳场。在写作《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时,两位作者还采访了80年代曾任兰州大学校的化学家胡之德先生,胡之德是兰大化学系52级学生,56年毕业时留校并做了陈时伟夫人左宗杞教授的研究生,他向两位作者介绍了陈时伟从夹边沟回来时的情况,书中写道:陈时伟教授是他从火车站接回来的,左宗杞找他商量怎么接,估计身体很差,他借了一辆架子车,铺上棉被,准备拉。果然,陈时伟骨瘦如柴,面色如土,虚弱得下不了火车,是他背下来的。他拉车,左宗杞远远跟着,怕人看见。到了家属院门口,他叫左先生先回去开门,随后拉被子将陈盖严,自己也拉帽子遮住脸面,低头穿楼而行。如果按书中所说,陈时伟是与赵俪生同时返回兰大,那这也应该是1961年的事情。但是,我注意到,《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中又说1959年8月12日,兰大召开为前校长林迪生为首的所谓“林任康反党集团”平反和为“白旗”“白专”摘帽平反的大会,“陈时伟、左宗杞、朱子清、赵俪生、郑国锠这几位老教授是专门派车去接的”,如果这一天陈时伟和赵俪生真的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就1959年时,陈时伟和赵俪生已经从流放地回到兰大,但这显然和赵俪生女儿的回忆有矛盾之处。《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两位作者王戈和王作人都是作家,写作似乎不太重视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与交待,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瑕疵。《江隆基的最后14年》有一段还提到陈时伟先生从夹边沟回后来的情况:像陈时伟、赵俪生、这样的“极右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摘帽的条件,不摘帽按规定是不能登讲台的,但江隆基为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陈时伟身体太差,就安排他在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兼给学生上点实验课。此后,本书中没有再出现陈时伟先生的名字,他是不是真像向承鉴先生听到的那样,熬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但在平反昭雪后,“由于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溘然逝世。”我们仍没有找到答案。夹边沟农场旧址,至今尸骨遍野。

此外,除了以上记述,关于陈时伟先生的死亡,有一本叫《夹边沟诗祭》的书,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麦收以后不久,陈时伟校长便被保护性地从夹边沟调到酒泉农机厂继续劳动。到了秋天,农场的西瓜下来拉到酒泉上市,关武强还顺便到农机场给陈校长送过西瓜。1960年底,夹右幸存者在明水滩被解救时,陈时伟也从农机厂回到兰大。据说后来官复原职。关武强还想让陈校长兑现题诗、译诗的诺言,出差到兰州时去过兰州大学多次,但均未到得见陈校长。《夹边沟诗祭》是甘肃两位作者谭增任、张中式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发表在网络论坛上,据作者谭增任先生说,之所以叫“历史小说”,是因为“是因为受访者在一些时间上的记忆不是很准确,或者也对某些事件所涉及到的具体夹右名字较模糊,故称为小说。”,书中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关武强(化名,13岁跟随革命,16岁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在甘肃省张掖专署水利局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2月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是送到夹边沟的第一批48名右派之一。)是夹边沟幸存者,在农场后期,饿殍横陈,死亡相继,他带着若干人负责埋葬死者,掩埋前他往往在死者被褥下、衣襟里发现遗留诗作,他就一一收起,直到近年方向作者出示。这些遗诗成为本作的一条主线,情节随之展开,并集成《夹右诗抄》收录于正文之后。”《夹边沟诗祭》专门有一章,写陈时伟先生在夹边沟参加劳动的情景,甚至写提到陈时伟写的一道打油诗。总之,这位“关武强”先生的回忆里的陈时伟先生是一位体态微胖,风趣幽默的中年人,平时在劳动中,还受到很多照顾。这段近4000字,是现在能看到的唯一一篇描写陈时伟在夹边沟流放生活的文字。当然,这位“关武器”先生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史实,多大程度上想象,就很难考证了。比如这本书中说:关武强在场里认识人是很多的,当然也认得陈校长,而在一次陈校长搭乘他的皮车到酒泉寄一份挂号邮件的路上,两个人更加稔熟起来。那一次陈校长是邮一份材料给他的密歇根母校,大信封上中英文对照写着地址和收件人。关武强对这邮件上的中文和英文发出感慨:“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语言和文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像心电图似的英文和方块块似的中文又怎么能互相翻译呢?”陈校长大概认为他的问题不值得回答,就打哈哈说:“英文也是孔夫子发明的,所以英文和中文并没有天壤之别。”这一段写得生动有趣,但是,我蛮怀疑其可靠性,第一,夹边沟农场是不叫监狱的监狱,被劳改的右派,属没有刑期的囚犯,没有行动自由,俩人能自由自地驾着“皮车”跑到酒泉去寄邮件吗?至少这和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所写大相径庭,更何况已经沦为政治贱民的陈时伟校长,这个时候,还会很张扬地与美国的母校写英文信件联系,这有点像天方夜谭,而且据现在的资料,陈时伟夫妇在美国,是在伊利诺依访学,所以,他的母校也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上文所引,说在1958年“麦收后,陈时伟便被保护性地从夹边沟调到酒泉农机厂继续劳动。1960年底,夹右幸存者在明水滩被解救时,陈时伟也从农机厂回到兰大。据说后来官复原职。”说陈时伟回兰大后官复原职,当然是误传,但这里他说陈时伟回兰大的时间是1960年底,这我们从《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中推算出来“1961年2月”,相去不远。另外,网络上还有一位网名叫“负能量之王”的网友,根据网上的资料,整理了一篇题为《追寻陈时伟先生》的文章,认为《夹边沟诗祭》的说法不准确,他提供的一个说法:“比较可信的事实是,陈时伟先生离开夹边沟后,最终饿死在甘肃武威黄羊河农场。在1960年底前,甘肃省委政府开始解救夹边沟右派分子。比较可能的是后来陈先生离开就全农机厂到了武威羊河农场,最终在这场饥荒中饿死。”这位“负能量之王”,没有交待他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的说法,也只能聊备一说。这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就在快要收尾时,我无意中打开兰州大学的网页,发现兰大图书馆开通的兰大文库网站,在学人风采中,有一个陈时伟先生的简介:陈时伟(1907——1973),湖北省英山人。1931年毕业于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专长理论化学。1947年任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兼理学院院长,1951年4月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简介旁,还配发了一张陈时伟先生的头像,照片上的陈时伟着西装,面容儒雅。这段简短的文字,迄今为止,是我看到兰州大学校对陈时伟唯一正式的介绍,虽寥寥数语,而且对陈先生反右中的遭遇不着一字,但提供了陈时伟先生的生卒年代,按这个简介,陈时伟先生殁于1973,所以,可以判断他侥幸没有罹难夹边沟。但看来,他也没有熬过文革,没有如向承鉴先生书稿中所说那样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文革的疯狂岁月里,在江隆基校长惨死之后,九死一生的陈时伟先生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到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多详细的史料。只知道他的女儿陈绪明,在文革开始后,被几次揪斗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不过甘肃作家赵旭所著《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一书中,一位叫刘而森的幸存者讲了这么一段话: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在夹边沟农场场部专门制造细菌肥料,我认识他。他从夹边沟回来后,我们单位去了夹边沟农场周怀义的儿子在兰州大学念书,陈时伟将自己的一间房子空出让这个学生住,据周怀义的儿子说,因1973年文革时,陈时伟美国的同学要来兰州大学看他,兰州大学就给陈时伟安排了一间阔气的房子,陈时伟因同学要来一时高兴得了心肌梗塞去逝了。这段材料中提到陈时伟先生去逝时间与兰大官方文库网站提供的恰好吻合,文中说到陈先生死亡原因,与向承鉴所说又略为相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松动,有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媒体有公开报道,陈时伟先生在美国的故旧这时向官方打听陈时伟下落,或提出见面,也不无可能。高尔泰先生回忆常书鸿先生文革中境遇改善,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所以,刘而森先生所言,应该也有依据吧。对历经苦难的陈时伟先生来说,在那个非人的岁月里,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刻,如果真遇到一件让他欣喜激动的事情,想来也算是一件安慰。

这张照片,来自兰州大学档案馆网站,图片说明是“1956年,陈时伟副校长正在进行科学研究”,照片模糊,应该是从报刊中翻拍的。一年之后,陈时伟出现在报纸上,就是兰大的第一号大右派了。其实,我相信,对于兰州大学校方来说,陈时伟先生去逝的时间、地点、原因,并不是一个难解的迷团,档案中应该有清楚完整的记载,但面对民间长期以来版本众多的传说,也不见有人出面做一澄清。想起陈时伟,心中难免有很多感慨,他们夫妇40年代末,放弃在美国安静的书斋与实验室,回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在荒凉的西北兰州白手创业,一腔抱国之志,却在学术生命的盛年与政治洪流迎面相遇,落入万丈深渊,陈时伟赍志以殁,花季的女儿下落不明,陈夫人左宗杞在文革后远走美国,终老他乡……他们夫妇创立的兰大化学系享誉全国,至今仍是兰州大学的名片,但在兰州大学,知道陈时伟夫妇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天涯犹在,谁诉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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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党的女儿》观后感(陈武林)

《党的女儿》观后感

伟大的中华大地,养育了亿万儿女,圆明园的火光,列强的入侵,唤起一代青年致力共和。芦沟桥的枪声,日本浪人的狂笑,激发又一代青年拍案而起,舍生忘死,挽救民族危难。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册,每一页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的灿烂光辉。

观看影片《党的女儿》后,我的感触很深。影片讲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影片中的中华儿女,不畏强权压迫,不畏虎豹豺狼,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昌盛,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壮歌。

影片中的一个镜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三名共产党员有重要情报汇报给游击队,在半途中,一名共产党员走失了,她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逼她说出另外两名共产党员的下落,但她死活不肯说,因为在她的心中,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她周身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精神。

她知道,只有不让敌人得逞,我们才能赢。敌人发怒了,残忍地用火将她活活烧死。在火海中,她巍然屹立,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她的身影一下子变得那么高大。

此时的我已是热泪盈眶,这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是啊,爱国主义的力量不可战胜,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真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的祖国开始了新的历程。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当年赶走侵略者、消灭反动派的血火战斗,我们应用我们青春的热血、青春的信念、青春的力量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祖国。

没有烈士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的壮举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发奋学习。我们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涤荡自身,战胜艰难险阻,积累着日月精华,奔向那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这正是我们每个今天的中国人所骄傲的。当然,作为炎黄了孙,我们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时候,要大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断熔铸和培植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新世纪的少年应如何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呢?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需要成千上万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报效祖国。因此,我必须先立足当前,展望未来,把强烈的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上好每一堂课,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报效祖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崇高的爱国主义传统吧!用我们的双肩担当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吧!

第四篇: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材料——陈生云

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材料

----沙珠玉乡耐海塔村党员陈生云 陈生云,1991年入党,1987年曾担任过耐海塔村村委会副主任,1997任村支部书记,2001年至2011年任村会计,现在是一名无职党员。在担任村干部期间,他勤奋敬业,从不服输,卸职后,他继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感与责任感,解百姓之忧,排群众之难。他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学习、联系群众和遵纪守法等各方面都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自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

一、当好班长,带好班子

实践证明,党支部班子强不强,关键看支书,队伍硬不硬,关键看班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祁生银的带领下,做到了有钱办事,有处议事,有人管事,有章理事。使班子成员人人都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带头人,成为全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榜样。

二、当好班长,带好队伍

在带好班子的同时,陈生云同志还认真抓党员队伍建设,首先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了党员的教育管理,使党支部工作走向正常轨道,使党员素质不断提高。认真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壮大党的队伍。

三、当好班长,选准路子

陈生云同志组织一班人根据实际,因地制宜,确定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使群众致富奔小康有了目标。一是抓好服务,促进开发。促进了耐海塔村经济的发展。

四、卸任搞创收,为发而干

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解农民之所难是陈生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几年,陈生云同志卸任后带领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搞创收,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不等不靠,结合本村实际,发动义务工150余人次,积极走自主创建之路,在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中收到较好效果。

一路走来,陈生云党龄有20多年,担任村干部也有25个年头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27岁起,应了一辈子事,从不吃群众的,不喝群众的,公公道道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说:“咱们的党是好党,党要想把事情做好,必须要充分发挥党员、党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把农村无职党员的原动力充分激发出来,党组织的凝聚力才能大大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才能快速扩张、党组织的战斗力才能大幅提高。

他的事迹也得到了村名们的肯定,2009年被乡党委评为先进个人;2011年被乡党委政府评为先进个人。作为一个农村党员,陈生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誓言,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理想。

第五篇: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材料(陈安全)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材料

——高梁镇大碑村党支部书记 陈安全

陈安全同志出生于1963年10月,1998年12月入党,2001年起担任村三职干部,2010年11月由村主任当选为大碑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大碑村的父母官,陈安全同志始终把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在工作岗位上表里如 一,严谨求实,兢兢业业,出色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时时刻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学习,联系群众和遵纪守法等各方面较好的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自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广大的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

一、认真履职,增强班子凝聚力

一是抓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素质。陈安全同志自担任大碑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十分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更新,及时组织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党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等法律法规。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增强了党支部班子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为搞好党务、村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业务及政治理论基础。二是抓阵地,提升基层组织服务能力。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不久,陈安全同志就着手修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他四处奔走,协调争取资金,得到了区、镇两级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11年4月,村公共服务中心顺利建成,功能齐全的党员活动室展现在山区党员干部面前,很多老党员感慨万千:我们终于有家了!三是抓活动,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党员活动室建成后,村支书陈安全及时深入每一户党员家中,了解党员思想动态,听取对村党支部工作的意见建议,先后制定完善了党员学习制度、党员活动制度、党员联系贫困户等一系列制度,他自己则利用广泛的个人关系、找到辖区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主赞助党员活动经费,为党组织活动提供资金保障。通过定期开展党员活动,党组织凝聚力得到明显增强。

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清楚的认识到党员队伍老龄化,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必需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知识,敢想,敢干,能带头和影响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优秀中青年入党。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多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几年来,培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入党积极分子11名,吸收入党4名,发展党员种养大户8户、党员运输大户3户,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起到了较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二、集思广益,铺就山区致富路

大碑村位于高海拔地区,离城区较远,为了提高村民收入,陈安全同志经过多方努力,使大碑村土地流转进2000 亩,其中药材基地300亩。发展了4家养殖大户,每户养殖山 羊400余头,极大的提高了村民收入。同时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在政府牵头下,下一步计划将大碑村打造为旅游景点。建成占地300余亩的风情小镇。

2011年,大碑村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由于村里没有自来水,大部分村民吃水困难。陈安全同志联系了重庆日报,报道后,通过多方努力,终于解决了吃水的问题,并且修建了蓄水池。为了避免出现大旱时缺水的问题,他积极联系各方领导和水利相关部门,终于使大碑村的村民能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三、牢记宗旨,甘于奉献保民生

在完善两委会制度和理顺关系的基础上,他通过为村民办实事,取信于民。创先争优活动中,认真落实“三项制度”,经常深入院落、农户走访群众,看望老党员,老干部,虚心请教,了解群众疾苦。应家奎是一名卧床多年老党员,家庭生活困难,陈安全同志总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一次,每次去都送上一些日用品和零花钱,陈安全同志虽然自己家庭并不富裕,但他总是尽力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大碑村全村森林覆盖面积达万亩,为了做好森林防火,陈安全同志组织村支两委干部和小组长,成立了森林巡逻队。而一到火灾多发季节,在火灾易发生的地方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夜晚,虽然家属责备,埋怨。但他无怨无悔。他总是对家人说,“森林防火是大事,我要 保护这片森林,保护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几年来,大碑村无一例火灾事故发生。

“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尽”。陈安全同志深知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所做的这些努力离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还远远不够。为此,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他将会更加努力学习,严于律己,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技能水平,为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优秀共产党员而不懈努力,为万州二大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党旗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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