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2009-11-16
简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研究的时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中国”的雏形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二里头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许宏说:“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满天星斗:最早“中国”之前的状态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动工。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考古人振奋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对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发现为世界上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线索,而玉器的发现也拉近了该地区与文明的距离。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叫贾湖。载入史册的贾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员在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黄色,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还有2007年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认同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王巍说,就是考虑到那个时段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
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欢“汇聚”和“辐射”这两个动词。他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时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为主,从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影响。到了二里头文化,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周强烈辐射为主。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现这样的交汇通道,可见当时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介绍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先后存在过四种观点,从最初的“西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上世纪50年代“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黄河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但满天星斗的说法宣告了这一观念的终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东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遗存也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王巍说,文明探源不是为了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要发现细节,要关注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样辐射到其它区域,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仅靠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许可以搭起一个框架,但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却可以填充细节,让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
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释,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环境两个课题。研究发现,农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在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后,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包括猪、牛、羊等。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人类活动的区域集中在黄土台地,受洪水的影响不大。
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气候变冷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性的打击。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单纯的水稻为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在气候波动和水患频繁的双重冲击下,人类活动极易受到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盛转衰,位于黄河中游的文化强势崛起。
王巍说,一个区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中主因是什么?文明的衰落与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些研究对于当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动力
记者问王巍,在整个探源工程中,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贡献有多大?他认为,考古学家对于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像对陶寺、二里头、红山、良渚等重要遗址的再发现、再研究,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会有大的进展的。
在研究过程中,王巍发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经济技术的发展,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而成为专职管理人员的可能。那么,这个地区就肯定不
会出现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较早的区域,该地区的史前经济发展都是较快的。反之,史前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明化进程也较为迟缓。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也确认了小麦、绵羊、山羊等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中亚或东亚。王巍说,这说明中华文明虽然是独立起源的文明,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刚开始形成时就存在。各区域之间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动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进、学习、吸收、竞争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还有很多的断裂之处和未解之谜,今后的工作就是试图接上这些断了的链条。历史书上一行字的改写都需要科学家付出千倍的努力。
王巍最后强调,我们目前所套用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比如邦、城、国、氏、姓等等,在文明起源的讨论和表述上也许更有优势。文明探源工程也许会促使中国学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文明的话语表达体系,真能如此将是对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二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2010-02-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巍 赵辉 我有话说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
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其发展道路的特点、原因，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探源工程的概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开始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奠定了资料基础。在夏鼐、苏秉琦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探讨这个重大课题，并逐渐形成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鉴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
（一）”]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
（二）”]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二、探源工程各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
（一）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经验与前瞻
由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刻的过程，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我们在不断获得新收获、新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例如，既然中华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的，它们分别做出了哪些贡献？还要探索为什么是这样一些贡献被接受和继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学术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探源工程实施中，我们摸索出一套正确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通过必要的多学科合作机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以开放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性课题之中，等等。探源工程还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陆续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究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第三篇：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学术界对于商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更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遗址间相互的关系？它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距离殷墟的科学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距离郑州商城的发现也已有60年。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历史悠久，我国有很多考古学家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贡献？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
殷墟的发掘自1928年开始，在此之前，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马迁构建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样的古史观破坏了。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重建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只有走考古学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济发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组，开始了殷墟的发掘。经由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大家认识到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国都所在地。这样，就把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历史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195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发现郑州商城并进行了发掘。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郑州商城属于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邹衡先生认为它可能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发现了偃师商城，我们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比郑州商城稍晚一点。
这些遗址的发现，把商前期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的记载，在商之前还有夏，如果我们找到并确定了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定点，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遗迹是怎样的。
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顾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渺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都是传说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的发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但对殷墟的认识，我认为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个国都，有273年的历史，没有再迁徙。城里居民的构成如何？来源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区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铜器，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这些族人如何分布？为何来到国都？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另外，对整个殷墟布局的认识也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最近几年关于商代考古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有突破性的发现，商代考古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您怎么认识商代考古的现状呢？
李伯谦：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热点的问题都取决于两点。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提到的：一是有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二是有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关夏商考古的讨论很活跃呢？那是因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继被发现，两者谁早谁晚，究竟谁是最早的国都，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学术界一致的关注，讨论非常多。
目前，我觉得无论是对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都还有继续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进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这其实也是消化材料、思考问题的必经阶段，未来伴随新的考古发现，还会有新的热点问题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现，是不是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也有帮助？
李伯谦：当然有帮助，郑州商城宫城城墙的发现以及处于宫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很重要，它的年代应该是比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扫清夏的外围以后，才灭掉夏，然后又回到亳这个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这个过程，就可以进一步确立夏商分界的标准，这一点还需要细致的工作。现在关于夏商分界问题意见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之间，还是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是有争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也取决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在郑州周边有很多小的遗址被发现，比如东赵遗址、望京楼遗址等，其规模可能并没有殷墟那么大，但是这种小的发现对整个夏商研究的意义何在？
李伯谦：东赵遗址确实是很重要的发现。比如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城墙，这就是个问题。为什么在距离郑州商城有相当距离的东赵会出现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质是什么？这很值得思考，未来也会引起很多讨论。
此外，在东赵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时期的城，最近几年发现了好几处类似的遗址，比如大师姑遗址、望京楼遗址，为什么在二里头晚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这些城？它和郑州商城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和二里头遗址又是什么关系？这都值得思考。当然，早于二里头的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也非常值得关注。根据我们的研究，新砦期遗存是“夷羿代夏”时期的遗存，它在这里发现就与巩义的花地嘴遗址联系了起来，这正是来自东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头进军路线上留下的遗迹证据。还有，二里头一期遗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层关系的发现，这一发现，证明了新砦期确实早于二里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关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前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夏商分界问题，您如何看待其后续的研究？
李伯谦：夏商分界的问题，我想还是要继续讨论下去。最近，由于二里头遗址不断有新发现，特别是发现了一些二里头四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头四期没有衰落。如果是这样，就牵涉到二里头四期和郑州商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
另外，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关系问题也有争论。过去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隞都，现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旭提出，小双桥遗址才是隞都，郑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这就需要依靠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
由此引出另一问题，商朝建国之后到盘庚迁殷之间，经过了九世之乱，其间频繁迁都，包括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等。这些都城究竟在哪儿也需要继续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有找到。文献记载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没有发现和它相对应的同时期的遗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商朝几个都城的迁徙过程还需要继续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围不同的族群都发生过复杂的联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军对外征伐。这些材料既要取决于商系统的考古继续进行，也涉及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发现，以及山西、陕西的相关发现，都为研究商王朝和周边的关系，商人和商势力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发现能够不断补充这些材料，我们就能进一步弄清楚华夏文化是如何交汇、融合并发展壮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商代考古在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样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谦：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一直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它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这个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华文明是怎样的面貌，就必须拿出具体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当然最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对殷墟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中国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这个工作可能难以深入下去。
第四篇：中华文明演讲稿
中华文明演讲稿
中华文明演讲稿
（一）各位尊敬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本次我演讲的题目是《长城赞》。长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它涵盖的面非常广，把整个文化载体当中丰富的内涵，通过具体的活动都展现出来，这无疑对增进海峡两岸之间，对中华文化理解，特别是对台湾年轻人一代弘扬中华文化传统，都很有意义。
雄伟壮观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匍匐于崇山峻岭之中，横跨在辽阔的戈壁草原之上，好似一条巨龙，奔腾飞舞于广阔无疆的中华土地上，绵长万里。
啊！长城，你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啊！长城，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啊！长城，你是中华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没错，你坚强的臂膀抚慰着所有中华儿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是啊！“我们伟大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有很多诗句都说明了长城的历史悠久，和文化内涵：“起春秋、历秦汉、及辽金、迄元明，上下两千多年。有多少将帅元戎、戍卒吏丞、百工黔首，费尽移山心力，修筑此伟大工程。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为中华留下丰碑国宝。跨峻岭、穿草原、横翰海、经绝壁，纵横一万余里。望不断长龙雉堞、雄关隘口、亭障烽堠，有如玉带明珠，点缀成江山锦绣。起伏奔腾、飞舞盘旋、月宫遥见，给世界增添壮丽奇观。”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中华文明演讲稿
（二）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年二班的张秤铮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明礼仪》文明礼仪，简单地说就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中华民族素来是文明礼仪之邦，温文儒雅，谦恭礼让，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美德；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更加要讲文明懂礼貌。提高文明素养。
文明礼仪的内容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乘车让座是文明礼仪，遵守排队秩序是文明礼仪，爱护公共财产是文明礼仪。文明礼仪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所以我们更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让文明礼仪贯穿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
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你不学“礼”，就没法在社会中立身。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对外交流的广泛化，我们要想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提高我们民族的文明素养。记得有一次看报纸，我对有一篇报道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
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国家荣辱，匹夫有责”，做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我们有责任做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用“谦谦君子”、“大家闺秀”、“表里如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宏扬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用我们的真诚去打动他人的心。希望你们一路留下的不仅是欢声笑语，更有我们中华学子的文明素养和儒雅风度。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中华文明演讲稿
（三）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划破即将破晓的夜空，生命，一切即将复苏的东西都被照亮和点燃，我们睁开朦胧的双眼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快乐时光。家庭，幸福，欢乐——我们享受着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我们也像一个个小天使一样，被我们长辈、父母、亲人温馨的爱团团包围。命运，也给予了我们新社会中这代人的种种关爱与宠幸......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和美好。
是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相约幸福与快乐。可是，当我们放逐我们的目光，普天之下，又有多少在贫困生活压力中苦苦挣扎的孩子——他们，却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与勤奋耕耘，他们不是在享受身边来自父母长辈和亲人的关爱，而是在他们的双肩上，却背负着对他人的关爱。这种给予他人的爱，虽然来时太早；这种爱，虽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种爱，虽然也是多么的沉重；这种爱，虽然是用一个小女孩还不沉稳的足迹在诉说。但她的满腔热忱，却已打动了上苍，也打动了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她的执着、她的坚持和她的苦苦守候，仿佛所有一切静谧的生活和社会都为之喧嚣和动容。
小学的时候，我用我的一双小脚，丈量着家与学校的距离，因为我没有背负和肩扛任何包袱，所以，在这段人生起步的旅程中，我从未跌倒；在那个时候，我也用心灵丈量着人间的酸甜冷暖，但我从未体验到生活中的艰辛与甘苦；长大了，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仍然在用我的脚步和我的心灵，丈量着我生命中的又一个前进的旅程,可是，我依然没有任何的负担，仅仅只有学习上的压力，但我不感到步履蹒跚。然而，就在我们本县城的乡下，有一个小姑娘，她，却在用汗水丈量着学校与家的距离。因为在她幼小的生活中，不，应该是在她幼小而稚嫩的心灵中，有了两个人同时起程的轨迹。因为她的双腿，已经属于了两个人的躯体；也因为她的心胸不仅装着两个人的灵魂，还装有她的家人。她不太沉稳和她不太宽阔的肩膀，为她的姐姐撑起了一片永不受委屈的蓝天------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同龄人都仿佛同身感受到了，她背着她的姐姐，在学校与家的乡间山路上踯躅前行，而又跌倒的身影。她先天性双脚高位肢残的姐姐，照顾她，本不是她的使命；父母外出打工，照顾她父母丢下的这个家，也本不是她的责任。然而，她把这一切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有时想来，她是多么的不幸，她是一个多么值得同情与可怜的小女孩啊！然而，她的勤奋与质朴，她的乐观与开朗，她的追求与向上，她的勇敢与不屈，她的一切好的品质与秉性------都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在有些方面，有时候我们还要同情和可怜我们精神和毅力上虚无的自己。同龄人哦，学习吧，这就叫着坚强；成年人哦，学习吧，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无私。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和发展的今天——金钱社会，见利忘义，纸醉金迷，趋炎附势，损人利己------在这样的一个小姑娘面前，它们是多么的渺小和汗颜啊！但愿菩萨和上帝会保佑她的，那个可敬的小姑娘，也但愿她和她的家人，在社会的关注与关怀下，从今以后，也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的，我们共同祈祷并祝福她------一路走好。
历史在轮回，岁月在往复，时代在前进，潮流在更新，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不能去随波逐流地扭曲了我们原本善良的灵魂。社会的进步而人的思想不能止步不前，我们既要宽恕自己，从宿命的束缚中解脱自我，同时，我们应有一颗大爱的胸怀去帮助和善待我们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乃至整个社会。生命在我们不断向前跋涉的的足迹中延伸，我们也在这艰涩的人生历程中书写着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黑发和懵懂的时期，我们规划和展望前程；现实中，我们同享和平社会中的美好，我们也共同去面对和顶扛海啸、地震、洪水、暴风和黄沙等带给我们人类的不幸和灾难；等到白发时，回首往事，我们也不去愧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需要我们用我们的道德和道义去塑造我们的形象并贡献于我们这个社会。尊老爱幼，帮弱扶残，抛弃利己主义，这就是我们传承中华文明的美德。
第五篇：中华文明赞
中华文明赞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华文明赞》。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明，书写着永不停息、对美好幸福的追求，展示着永不磨灭、对民主富强的探寻。绵延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讴歌我们的历史，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迸发出生命的光线。讴歌我们的历史，有四大发明的荣耀，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讴歌我们的历史，有老子、孔子的圣明，几千年文明圣火照亮了我们。讴歌我们的历史，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田园。讴歌我们的历史。那狼烟了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声威。讴歌我们的历史，那宏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坚强。讴歌我们的历史，千万年古老的土地，曾留下若干可歌可泣的悲壮，那东亚病夫百年耻辱的帽子，终于被我们抛到宁靖洋上，我们实现了重整山河的理想。
看今朝，锦绣大地神采飞扬。看今朝，江山如花诗意酣畅。看今朝，轰隆的铁生梳理着野外的歌喉，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欢唱。看今朝，贫油的国土供起钢铁的脊梁，石油井架耸立在沙海大洋中。看今朝，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宏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莽。看今朝，“两弹”的红云刺破天穹，神州九号漫游太空。看今朝，人民军队的戎行威武雄壮，捍卫祖国的江山铜墙铁壁。看今朝，人民迎着改革的春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兴。
我们华夏的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飞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精神，正等我们新一代的发扬滋长。
“少年强则国强！”，如今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认真听老师为我们传道解惑，愉快地在宽大的操场上奔跑跳跃。我们如幼苗，似雏鹰，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努力汲取着知识的雨露，锻炼着稚嫩的翅膀。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祖国的明天！我们将用知识的琴键奏响新世纪的辉煌，用七彩的画笔描绘祖国的未来！
【评语】这篇歌颂祖国的演讲稿，短小精悍，语句铿锵有力，历数了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大量排比手法的成功运用，让其气势恢宏，读来琅琅上口。读了这篇演讲稿，相信每位读者都会在那一瞬间被融入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会产生对祖国、对人民无怨无悔的热爱。
中华文明赞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明,书写着永不停息、对美好幸福的追求,展示着永不磨灭、对民主富强的探寻.绵延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华民族本来就是礼仪之邦,温文尔雅,谦恭礼让,是华夏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更加要讲文明,懂礼貌,提高文明素养.文明礼仪的内容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乘车让座是文明,遵守排队秩序是文明,爱护公共财产是文明.文明礼仪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所以我们更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让文明礼仪贯穿于我们心中.站在时代的今天,让我们暮然回首：一个民族,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民族经济、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更需要一种博大深沉的民族精神.这是支撑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国家荣辱,匹夫有责”,做为二十一世纪的小学生,我们有责任做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用“谦谦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宏扬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用我们的真诚去打动他人的心.希望大家一路留下的不仅是欢声笑语,更有我们中华学子的文明素养和儒雅风度.未来属于我们,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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