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同诈骗七种手法的认定

第一篇：对合同诈骗七种手法的认定

当前，合同诈骗在经济交往领域呈上升趋势，其手法多种多样，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亦分歧颇多。为了对该罪在认识上尽可能一致，有必要就合同诈骗罪中的有关分歧问题进行一些研讨。■隐瞒履约能力的诈骗认定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多数行为人都以作为方式实施犯罪，但少数案件也有不作为的情况。刑法理论上认定该罪的特征主要是：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就隐瞒真相而言，是指行为人故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意隐瞒另一方应该知悉的内容，其采取的方式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不作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不履行合同告知义务，隐瞒合同的履行能力。如甲个人租用了一处楼盘，为开设商场以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装修合同，乙根据合同规定为甲进行了数十万元的装修，工程如期完成，但乙却无法取得报酬，原因是甲原本就没有资金。本案中甲并未履行告知义务，隐瞒了履行不能的现状，致使乙蒙受欺诈。笔者以为甲的故意隐瞒行为应该定罪，理由是：甲通过隐瞒事实真相已达到了其预期目的，即不花钱享有装修成果，并得到了使用和收益，造成乙的财产失控。为此，甲的行为理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法律责任。■具有因果关系的诈骗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因果关系常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骗手段——错误认识——财物控制转移。其中，错误认识处于双重的因果关系中，既是一种结果事实，又是一种原因事实，成为一个因果关系的中介。一般而言，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因欺骗手段导致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导致财产的“自愿”交付。在一些因果关系中，如果被害人错误在先，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通过隐瞒真相的方法取得被害人的财物，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如：甲为达到承揽某一工程项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资质，不惜支付数万元预付款或保证金与行为人签订合同。然而，合同初步履行过程中，甲出现了事实不能。这一不能，是甲本身过错所造成，应自己予以承担。如果甲在合同履行中已经发现错误，需要纠正，而行为人知道对方错误，不但不给予协助纠正，相反，通过自己的行为导致错误方错误认识延续和程度加深。这种情况的产生，应视为是行为人积极作为方式所至，应认定其涉嫌合同诈骗。■部分履约的诈骗认定一般而言，行为人为了骗取更大数额的财物，以先履行部分义务作为诱饵或代价，在取得对方充分信任后最终骗取他人财物。当然，对这一事实及性质的最终判定，还是要看行为人的行为趋向。如果行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控制了他人的财物，由于主观上突然产生变化，不继续履行合同，欲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并部分实施了规避法律的行为。后因迫于对方的追讨或警告，又继续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这就不能简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应视行为终结后再作出判定。因为，行为人的财物取得，正处在合同合法履行的过程中，其主观犯意的变化，从刑法理论上而言，是一种事中故意。这种故意只有在合同履行、行为终结后才能作出判定。如果行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事中对后面应该履行的部分，采取无视追讨，携款逃逸、躲避隐匿等行为，这时就可根据行为终结的事实来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因为行为人先行履行部分，虽说合法，但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已产生了犯意，并实施了相关行为，应该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迫于对方的追讨，其主观意志又产生了变化，继续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内容，就不能定罪。■“拆东墙补西墙”的诈骗认定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进行诈骗（下称“拆骗”）是合同诈骗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表现为行为人在一定的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采用拆骗的方式，边骗边还。我以为，以合同形式拆骗认定合同诈骗，应注意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行为人是通过多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归自己使用。即：骗——还——骗。如：甲以他人歇业的公司名义与乙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乙根据合同规定如数发运煤炭。甲获取煤炭后即低价出售，所得钱款用于个人挥霍。数月后，甲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与丙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从丙处所骗货款部分归还给乙，继续满足个人的挥霍。此后又拆骗多次。这种拆骗行为，笔者以为，应对甲合同诈骗行为的次数、金额全部予以认定，归还的部分只能作量刑情节考虑。因为，甲每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已经全部完成，每次诈骗的事实与内容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如果对甲诈骗归还的部分不作犯罪事实认定，那么甲实施诈骗后归还给乙的部分就被视作合法化。■“借鸡生蛋”的诈骗认定在实践中通常所言的“借鸡生蛋”式的合同诈骗，主要是指单位或个人采用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与自己签订合同，并在取得对方给付的货款、预付款后挪作他用，长期占用后方予归还。如：甲乙两个国企公司互相签订了一份食品购销合同，甲公司根据合同规定，将数百万的食品发送给乙公司。乙公司即将上述食品出售，资金回笼后便长期占用，致使甲公司步入困境。这类国企之间的“借鸡生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不作犯罪处罚。其理由是：不存在非法占有。同样的案例，如无资产的个人公司与国企或外企之间所发生的“借鸡生蛋”，有时却作为合同诈骗犯罪处罚。处罚的依据，主要是从主体上、资金上、履行合同的能力上和回笼资金的走向等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判断。对同样性质的问题作出不同处罚的本身，并不是执法者故意舞弊，而是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笔者以为，其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的本意上。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如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予定罪。这不予定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助长了行为人在事中通过非法手段占用他人财产，这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为，合同中的条款约定，是双方诚信履行合同的基础，都应忠实履行。如一方违背了合同中的主要款项，故意拒绝、拖延应支付的钱款，必然会造成另一方的财产受损和失控。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立法的本意上给予明确，即将“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改为“非法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这样就可减少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一女多嫁”的诈骗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一女多嫁”形式，大多数表现为行为人利用某一合法或虚假的工程项目或加工订单，与多个当事人签订合同，以获取数额较大定金和预付款的行为。对采取“一女多嫁”的手段进行合同诈骗，一般从事实与证据着手，司法部门基本能查明其犯罪目的。但是，在个别案件中也难免会出现行为人所持有合法的工程项目和加工订单，与多个无资质、无能力的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受托人的过错问题；二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的问题。从第一个问题看，如当事人遇到能产生较大利益的工程项目和加工订单，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支付预付款和保证金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合同在初步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事实不能，当事人要纠正自己的过错，是否可以？笔者以为，只要行为人诚实守法完全可以。从第二个问题看，行为人在短期内与多个当事人签订合同，收取大量预付款和保证金，除了正常的经营、交往、经验不足之外，应着重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利用合同占有他人钱款的故意。因为，从行为人的角度分析，其持有的工程项目、加工订单如真实可信，其应对另一方的承接、加工的基本条件、资质等要素都进行必要的考查。如果行为人不对上述承接、加工的一方的资质、条件和能力进行评审，一味反复地与他人签订合同，从中收取预付款和保证金，又以对方违约为借口拒绝返还预付款和保证金，对于这种情形，就应考虑行为人是在隐瞒真相，利用他人的无知和过错，蓄意骗取及占有他人的钱款，可视为合同诈骗。■责任转移的诈骗认定合同诈骗中的责任转移，是行为人在合同诈骗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转移原非法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试图将非法的合同行为，通过转换形式让其合法化。如：甲冒用他人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了供销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乙发送数千吨钢材给了甲，甲收取钢材后即对外销售并收回资金，但却支付少部分资金给乙。事后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继而用自己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写明甲的原公司债权债务全部由新成立的公司承担。这样，甲冒用他人公司之名与乙签订合同骗取钱款的行为，通过补充协议使之合法化，由此达到占有他人财物不被刑事追究的目的。对这种合同诈骗中的责任转移行为，笔者以为，应明确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其行为已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至于行为人实施诈骗后，为逃避法律追究，采用责任转移的方法，其转移行为的本身也具有欺诈性，应确定为无效。不能因非法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改变对其的刑事追究。因为甲对乙的先行行为已实施完毕，已完成了合同诈骗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其转换形式的合法化，只是一种设计的退赃形式，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合同诈骗性质。叶和忠

第二篇：合同诈骗的认定[推荐]

简述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鉴定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 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 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第三篇：宣传的七种手法范文

拉斯韦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他24岁便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或的宣传技巧》成为研究宣传的经典。10年后，他在美国分析研究所的《宣传的艺术》，则为人们提供了7条常用的宣传手法，它成为后来“劝服——态度改变”研究的一个基础。这7种手法是：

「美國宣傳分析機構」（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成立於1937年，首任主席暨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堪垂爾(H.Cantril)曾說明其成立的原因，便在於研究宣傳、瞭解宣傳。該機構所出版的《宣傳的藝術》一書，曾提及七種常用的宣傳手法

（A.M.Lee & E.B.Lee, 1939）：

（一）咒罵法（Name Calling）

透過給人或觀念冠上惡名，或負面的印象，讓人在不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相信他是不好的、不當的。政治選舉時，候選人便常用這種方法給對手打擊。

（二）粉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y）

將某事物與美善的字詞聯結，使得一般人在未經驗證之下就輕易接受或認同它。比方政策宣導或舉辦推廣活動時，總是有動人的標語及口號。

（三）轉移法（Transfer）

用一般人普遍認可的人、事、物來說明或代言欲宣傳的東西，讓人能將兩者聯想在一起，進而贊同它。化妝品廣告多半請美女來代言，讓人覺得只要使用這種化妝品，就可以跟明星一樣漂亮。

（四）證言法（Testimonial）

要一個值得尊敬或厭惡的人，來證明一項事物的好或壞。例如公益廣告通常請形象良好的人物來代言。

（五）平民法（Plain Folks）

為了取信民眾，傳播者表現親民的一面，讓人覺得他是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政治人物下鄉巡視就是「平民法」的表現。

（六）堆牌法（Card Stacking）

依照傳播者的目的，只呈現單面或片面的訊息及證據來顯示這項事物。其證據可能是好的、有利的，也可能是壞的、不利的。戰爭時，往往播出敵方慘忍的新聞，以激起同胞的士氣。

（七）樂隊花車法（Band Wagon）

運用「從眾」的心理，讓人覺得大家都已接受這項事物或主張，自己也應該跟進。許多欲造成流行性的商品，多呈現出大家都愛用的形象，以造成風潮。

現在的宣傳手法推陳新，不只是在創意、內容，或是呈現方式，都比以往來得新奇有趣。以上所提及的七種宣傳技術，或許只是現代媒體所用的行銷招數之一，不過在眾多的廣告之中，還是可以看到這其中的妙計何在。

第四篇：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的数额

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的数额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 1

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没有为合同的进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三是内容完全虚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准备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明显，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行为人主观上无长期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对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量刑处罚。但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仅仅规定了追罪的标准，没有规定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及何种行为可以或者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致使基层司法部门对此类犯罪无法处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与被害人的保护工作不力。为此，两高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便于基层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此类犯罪。

从国外到国内的立法精神来看，公私财物权是独立的，是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不容许侵犯。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合同的签定将随着公民之间，单位与公民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贸易的往来而逐步加大，合同诈骗犯罪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但是现在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不能够统一，应当按照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分不同情况由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各自联合制定。且合同诈骗的涉案金额一般都大，为了切实体现轻缓政策的执行，为此，对于合同诈骗的处罚数额的规定只能偏高，不能够过低。对于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标准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在一年内合同诈骗多数，造成的危害程度及危害后果而定情节严重、特别严重的标准。同时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诈骗的动机和手段恶劣、特别恶劣的情形问题，要通过多次调研及判例来归总。

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 5 千元至 2 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注：以下简称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

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l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第二条“根据（刑法 》 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在新刑法修订前，合同诈骗罪按照诈骗罪进行判处，其犯罪的数额亦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进行判处，即，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2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3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按照新刑法修订后的 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的规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为 5 千元，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所提高，而关于合同诈骗“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新刑法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则无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合同诈骗罪的起点数额为何有所提高？从立法原则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

起点提高是必然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对金融诈骗犯罪数额的规定没有变化，而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中规定的金融诈骗犯罪，新刑法在修订时进行了吸收。审判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仍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的规定判处，因此，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也可以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第五篇：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合同诈骗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认为目前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存在下面几点疑难点：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

由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会影响到某些诈骗罪的定性，故对“合同”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办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仅用了“合同”一词，是否有意扩大其范围，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应是肯定的。理论上一般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

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

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该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3．从合同的形式方面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把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界定为书面合同，不包括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看，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2）避免出现法条竞合，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现象。《合同法》的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包括口头的）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诈骗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大量存在这种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并且多以口头形式出现，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则这些协议都属于口头形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口头合同也视为合同诈骗之合同的一种形式，则会导致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相互冲突，导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而这显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应把口头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将口头合同诈骗排除出合同诈骗之外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如将口头合同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作为经济诈骗对待，而经济诈骗数额的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来说应对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以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一系列情况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考察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欺骗手段。犯罪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统一的，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又依赖于手段，行为人通过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为人目的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本罪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在该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支票、汇票等凭证，或者虚构事实上不存在的标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由于这些货单、支票、标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虚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及其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为履行合同积极创造条件，货物或钱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挥霍或抵偿个人债务或携款物潜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4、考察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违约后，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善意原则减少相对人的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到之合同无法履行，采取潜逃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当事人无法找到自己，则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因客观方面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对义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可以反证推翻对其“非法占有”之推定，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现实中用以诈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故刑法第224条在第（1）至第(4)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5）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做出了弹性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许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保持法律的稳定，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也给该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便。对这些方法该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足以扰乱市场秩序，骗取公私财物”这一客观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

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

3．骗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图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 4．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违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一点，即这些诈骗方法、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在这之前或这之后则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诈骗罪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按合同纠纷处理。本罪如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法条竞合，则按金融诈骗的有关犯罪论处。

四．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相近行为的界限

（一）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认定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间接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

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

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认定

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

无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目的的认定则可以参照上述二的内容进行判断。

作者单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