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作者：Dr.li 发布时间：09-12-03 阅读：295 所属分类：中国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完善了国际合作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内外统筹观和外交价值观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今后几十年的中国外交，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完整的理论体系，把握全局的总体外交，从而使内外战略共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

一、改革开放30年外交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正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发展的30年。中国外交根据国内外发展的需要及时转变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乘势而上，抓住了内外机遇，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服务改革开放大局。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因势利导，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治上，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了多极化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保证了改革开放不受外部干扰。经济上，中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全面发展经贸关系，引进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同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安全上，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台独”、“藏独”以及“疆独”等分裂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灵活运用多种平台，在发展与各有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营造了全球打击分离势力的态势，稳定了台海两岸形势，反击了“藏独”势力的进攻，阻遏了“疆独”的发展势头。

(二)完善外交的战略布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改变了先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价值传统国家的关系。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当时的120个上升到2008年的171个。中国不断提升对外交往，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中国还注重合理配置宝贵的外交资源，形成了层次分明、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布局。在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多边机制则将三者联系起来，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合为整体。30年来，在这一战略布局下，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关系，推动建立了一批多边对话机制，促进了次地区、地区和跨地区组织的发展，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

(三)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从被国际体系排斥到接纳、承认乃至尊重的历程，逐步转变了关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外交理念，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尤其是多边外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信守诺言，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获得世界的一致好评。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机制建设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10+3”和“10+1”的地区合作，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力求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而且，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模式。2005年，中国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实现外交现代化，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进行，中国外交在理念、机制和手段等诸方面也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朝着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首先，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将认识世界形势、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提上日程。其次，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交决策机制，特别是危机管理机制。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决策实现了从单一决策向多层次综合性决策的转变，部门间加强协调构成了中国在新阶段外交决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再次，总体外交的框架基本成形，一是外交领域扩大，包括政府、政党、议会、民间等各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领域；二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最后，中国外交正实现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过程。外交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增大，外交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智库、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增加。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公众外交、民间外交组成了中国的总体外交。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

(一)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合作也成了时代的重要主题。新形势要求中国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在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逐步把“斗争、战争和竞争”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和解、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合作观。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站在战略的高度对国际格局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中国共产党概括为“时代主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跨国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强调：“人类和平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只有携起手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走多边的道路，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妥善应对。”正是源于这一认识，中国外交将求和平、谋发展、讲合作作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应共同携手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议题。

(二)利义均衡的国家利益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朝着利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对待物质方面和精神价值方面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待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问题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发现是对以前极“左”思潮的一种纠偏。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全面和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当作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而且，中国努力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的共同价值观初见成效。“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发展”等理念正在平衡和纠正“利益至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等观念和做法。

(三)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中国的国际体系观总体上从相互对立趋向共同合作，从相互排斥向相互兼容发展，为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基本上是挑战当时的国际体系，此后进入了逐步参与和调整观念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了自觉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特别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旧的斗争。中国需要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体系，争取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协调、调节和制约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中国还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共同努力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体系观。中国主张“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印度“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新兴大国群体在战略思维上的磨合可以上升为前进方向的共识，成为国际思想公共产品，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发展方向方面的思想主导权。

(四)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这主要有两个发展阶段。在进入21世纪前，鉴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的重心在于国内小康社会的建设，外交任务主要是在外部环境的保障方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利益的扩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实践探索，中国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水平与质量均有明显提高，在世界经济中排序上升，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迅速增加，国内和国际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这样，强调内外互动势必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因素和国内发展密切互动，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或外交为内政服务”注入新内涵。在此背景下，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立内外统筹观标志着中国“世界观”质的转变，正在推动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全面和复合型方向发展。

(五)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大量走出国门，依法维护中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已经变得日益迫切。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外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外事工作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平等友好地对待各国人民。要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和关切，随着国家实力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国以人为本外交观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有效地以普世性语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价值观，务实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中国的以人为本和联合国及部分国家所主张的人类安全观基本相符。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

三、中国外交未来的基本矛盾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变化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有的国际体系架构已不足以容纳当前多极化发展的需要，除了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外，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而它是支撑传统权力结构的西方理念和规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不断深化，双向的影响日趋明显。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也更加深刻，世界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而这又反过来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外交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中国有形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利益边界扩大，与现存的外部结构——特别是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软”环境——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还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首先，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转化为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实现从亦步亦趋到创造、从模仿和追随到创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变观念，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但这种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更多是一种单向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是一种比较低层次和被动的行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和节奏尚不够统一和协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的速度存在差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传统的主权和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这样，需要与时俱进地从新的角度对传统理念加以认识和阐释，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边际效益呈下降趋势，约束和不利因素在上升。为了维护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外交理念必须实现向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机制转变的过程。

其次，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图景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明确自身身份和定位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和规划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大国对中国的借重和防范同时上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与双边相互交织的态势。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增强，协调在增多，但结构性矛盾也同时上升；在亚洲，中国正在成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需要深化与制度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面临加强群体性和机制性合作的历史机遇，也存在协调差异和整合关系的艰巨任务；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基础有所弱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

再次，中国在向全球性和成熟大国发展的历程中必须在外交上有效地确立和应对各种议题。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能否有效地应对重大议题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成败。其一，中国首先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关系，全力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核心利益，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和谐，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其二，中国还要处理好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时常发生政局动荡、乃至冲突和战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一些非邻近国家(地区)的冲突和战争也对中国的安全形成直接和间接威胁。其三，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外交议程中将会日益重要。中国不仅需要处理传统的国际安全和经济议题，而且还要应对诸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社会仍缺少与全球治理宏大目标相适应的机制，形势发展需要在国际体系的范围内完善包括全球性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机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第四，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的界线日趋重合，中国外交面临整合内外资源、理清和整合国内机制的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与中国日益开放，国际因素对国内问题的影响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外交的驱动力正从由内而外转向内外并举。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内问题将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斗争手段更为多样。与此同时，随着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内协调必要性进一步加强，但难度也同步加大。

第五，在全球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外交在行为主体、服务对象及突发议题等方面都面临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各国内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并且两者之间的联动态势日趋明显，对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外交越来越具有全球和民间色彩。尤其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国际多边场合面临国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环境、防疫、救灾等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外交挑战增加，这些问题原属国家主权内部问题，但现在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特别是受到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改革开放的瓶颈口。

最后，中国在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重塑过程中面临发扬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及占居道德高地的挑战。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虽然中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资源不够，软实力比较落后，在价值观的争夺和国际舆论环境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如何总结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赋予国际体系以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等，都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二篇：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杨洁篪

2013年08月16日08:17 来源：《求是》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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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原标题：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和今年“两会”结束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着眼长远和战略全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开拓进取，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良好开局，谋划全面布局，提出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开展一系列重大对外行动，不仅为党和国家工作全面推进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一、外交开局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

党的十八大后，针对国际社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政方针走向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同志的首次外事活动专门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围绕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集体学习。在这些内外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向外界发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多双边结合，我国领导人同一百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会见接触，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第一站，加强了中俄经贸、能源和战略安全合作，夯实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习近平同志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美还成功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多个欧洲国家，我们还接待了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不断开拓中欧互利务实合作的新领域。

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并举行系列国事活动，集中阐释我国内外政策新理念，增进与有关国家的战略互信，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我们接待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韩国总统朴槿惠、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等周边国家领导人来访，加强与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坚定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端。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做有关国家工作，推动半岛局势趋向缓和。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同志先后成功访问非洲和拉美，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同志访问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开创了我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就访非的先例。习近平同志还以早餐会形式同十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见面，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与加勒比地区8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提升了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国际组织领导人时强调，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高度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中国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我国与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重大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加强沟通协调，推进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会晤后发表《德班宣言》和行动计划，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等，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入强劲动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创新，外交开局气势恢宏，外交布局全面均衡，使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呈现出理念丰富、重点突出、立场坚定、策略灵活、风格鲜明等特点，不仅充分调动了各方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为下半年乃至今后5至10年对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有力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极大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的热情。

二、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勇于探索，坚持内政和外交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融为一体，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突破，体现了开拓创新的决心，展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前瞻的战略思维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保障。

（一）提出中国梦重要思想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出访和接待外国来宾的过程中，向各国领导人和公众深入介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阐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梦，也是每个中国百姓的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持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将与各国更多分享发展机遇，使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

习近平同志就中国梦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同，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赞赏与欢迎。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表示，中国梦与他们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梦想是一致的，愿意同中国一道努力实现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这一事实有力挫败了某些国际势力歪曲与诋毁中国梦的图谋。

中国梦重要思想不仅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有力提升了我国对外影响力和亲和力，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内政和外交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

（二）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这既是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将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紧密结合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和坚持和平发展这一总体对外战略的必然要求。

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在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同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致同意，中美将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同志用三句话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进行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为落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双方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采取新步骤，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看清形势、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推进，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同时，在我国积极运筹和推进下，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也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中俄战略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水平稳步提升，能源等重大合作项目取得新突破，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中欧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相互利益交融不断加深，战略合作关系水平持续提升。我们还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明显成效。

（三）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

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道德准则，不仅是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指导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习近平同志秉承中华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针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我们以正确义利观为引导，加强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习近平同志访非期间与非洲领导人坦诚交心，全面阐述中国对非政策，提出对非合作的真、实、亲、诚四字箴言，特别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引起非洲领导人和民众强烈共鸣，他们纷纷表示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诚的，目的是促进非洲发展，非洲国家完全信任中国。

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落实了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体现了我国帮助中美洲有关国家发展的诚意。习近平同志宣布，中国将面向加勒比友好国家设立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习近平同志访问墨西哥，在促进两国经贸领域合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宣布将中墨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四）提出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策略运筹和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观大势、谋大事，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等工作密切结合，综合施策，推动了与各方关系的全面发展，达到了外交工作开好头、起好步、布好局的预期目标，为运筹中长期外交整体布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强调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有底线思维，处理问题既要朝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外交实践中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五）提出加强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以确保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强调外事工作必须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做好集中调度，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置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半年来，中央加强了有关机制建设，逐步理顺体制机制，制定了明确规定，加强与规范外事和外事管理工作，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

三、深入学习贯彻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当前，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已经由实现良好开局、谋篇布局进入到全面展开、深入推进阶段。综观全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复杂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创新成果，不仅为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实质内涵，不断总结提炼有关经验启示，用于指导外交实践。在良好开局基础上，再接再厉，开拓进取，不断优化外交布局，更好发挥首脑外交引领作用，大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加大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利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深入宣传外交新思想新理念，贯彻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和外交为民思想，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国务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第三篇：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钱伯海

几种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是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物化。然而它从何而来，导源于何方？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立和争论，表述方法更不一致，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三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提出的，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三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决定的。并且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曾借用基督教义中同一个上帝区分为“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说法，来加以揭露和批评。并且指出：“这个公式（三要素理论）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认定剩余价值全部来自活劳动，并且把剩余价值率定为剥削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这十分关键，影响极大，列宁称它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则强烈反对，进行了多方面的诬蔑和攻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是认定人类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问题是如何理解人类劳动，指什么为人类劳动，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下面准备作进一步阐明。

（三）中国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四大已经提出，十五大又正式作出决议，允许和鼓励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进一步确定了按资分配在我国的合理合法地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而历史和现实又作了完全正确的证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必然有相应的理论创新。然而由于它为什么要按资分配或按资分配的理论依据，未加说明，以致引起前面提到的议论。从理论上归纳，它有三种可能性。

（1）是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视剩余价值率＝剥削率，认定按资分配就是剥削。只是因为我国目前经济落后，资本欠缺，只好对剥削作容忍和妥协，是权宜之计。容忍当然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时间肯定不会长。现在不同了，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几十代人，可能比从资本主义产生到现在的几百年还长。时间如此之长，就不能讲按资分配是对剥削的暂时容忍和妥协，是权宜之计了。再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模式，如果继续认定剩余价值率＝剥削率，各类市场就不会存在。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股息是剩余价值的直接表现，反剥削，以后要取消利息和股息，那还谈什么发展金融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总而言之，确认按资分配，决不是坚持原有理论，而是有它另外的理论依据。

（2）是不是情况变化了，接受资产阶级的生产三要素理论，至少也默认了三要素理论的正确性。根据笔者的体会，不是，绝对不是，后面我们将作专门的阐明。

（3）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或者是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创新很重要，知识经济以创新为主要特征，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创新，并反复强调创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主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的创新。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承认按资分配，并从制度上确立其合法的地位，它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因而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把社会总价值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必要产品价值，其二是剩余产品价值，即剩余价值。从价值构成（c+v+m）看，为其中的m部分。剩余价值m到底从何而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对此作了最具体明确的回答。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84页。）。从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一）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表示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并没有变化，但内容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假定过去生产率低下，只有必要产品，没有剩余产品，那现在比过去多生产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从长期看问题，就变成剩余产品了。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为剩余价值，说明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是依靠科学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马克思也正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7页。）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是创造剩余价值，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所指的“各种方法”，马克思指出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7页。）劳动的技术过程的革命指的是科学和技术，而社会组织的革命，则是指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也是指科学和技术。借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来。过去从价值总量看问题，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变化，现在从价值构成看问题，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特别指出“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的降低而降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一句话，人类依靠科学和技术，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可以不变，但价值构成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科学技术要落实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凝聚在生产力三要素上--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上，体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设备、材料和工艺统称物化劳动，说明物化劳动在剩余价值创造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虽是笔者的逻辑分析，但它是客观的必然结论。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精神形态，表现为知识和技艺，它揭明物质的内部结构和运动的机制机理。只有把它凝聚或物化，体现为先进的生产资料，先进的生产力，增加对天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扩大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即创造剩余价值。否则，即使把世界各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集中到中国来，他们代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艺水平，而且集世界各国的大成。但如不通过物化劳动，把科学技术凝聚、物化在生产资料上，体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那只是精神形态，就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分很多层次，有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但最终都离不开物化劳动，以物化劳动为凝介，否则那只是空想空论，纸上谈兵。无法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力量。可见，科技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但必须凝聚在物化劳动--生产资料上，从而使得物化劳动真正成为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力量。

必须指出，在过去由于长期的理论扭曲，常把物化劳动混同于资本，等同于资本，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讲资本创造价值，就被批评为三要素理论。对此，下面准备作两点说明：

其一，物化劳动不等于资本，但需要资本，或者说离不开资本。物化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劳动属性与物质属性。作为劳动属性，是社会劳动的成果，是各种劳动特别是科技劳动的凝结，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物质属性，必须有它的所有制归属，要有相应的货币和购买力。否则，物化劳动不论是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都只能闲置在生产企业的仓库里，久而久之，铁会生锈，木会腐烂，根本不能发挥其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作用。所以筹资和集资，使货币、购买力转化为资本，对于现代生产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

货币和购买力可以作多种使用，购买消费品、馈赠他人、捐作公益事业。也可以用来投资，形成资本（资金）。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给以相应的报酬，即按资分配，分取一部分由物化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是公有制，也不能无偿使用，也要按资分配，只是分配的利润归公所有，作公的安排和使用。资本是一个特定的范畴，是取得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改称为资金，现在中国又改称资本金。物化劳动需要资本金，或离不开资本金，但同样，物化劳动不等于资本金。

其二，按资分配是“分取”剩余价值，但必须有一定的数量界限。相对剩余价值来源于物化劳动--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而物化劳动又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归根结底是社会劳动，它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而分取必须有一个数量区间。社会生产总成果、总价值，在适当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劳动和按资本（包括土地）分配的数额。按资本分配的数量一多，按劳动分配的数量就少，如果超过数量界限，就变成剥削。劳动者受剥削、受压制，积极性就难以发挥，甚至起而反抗，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更不谈改进物化劳动--设备、材料和工艺了。因此按资分配，必须有一个“分取”的数量界限，它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目前，主要依靠国家制定的政策，包括劳动工资政策、奖励政策、利率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等，加以控制和调节。

剩余价值的丰富内涵

在产品价值（c+v+m）构成中，c代表物化劳动，一般讲它是中间消耗，即用以偿付其他生产单位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报酬。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折旧和各种劳务支出，如差旅费、医疗费、养路费、培训费、邮电费等等；v为必要劳动支出，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等等；m为剩余价值，在一般企业单位，对m有三个主要去向：

1.缴纳税收，包括产品税和所得税等。

2.按资分配，包括利息、股息和其他按资分配。

3.扩大再生产和福利支出。

其中第一项--税收支出，构成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国民核算制度的改变，生产范围扩大了，税收的性质及其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企业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除了由有关生产单位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各种劳务，作为中间消耗c支付外，还享用大量由政府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又称公共产品，如社会安全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科学研究服务、城市交通服务和国家管理服务，如果离开这些公共服务，企业生产就不能进行。企业享用这些服务，就应该给以报酬，作为物化劳动c，并计入生产成本（c+v）之中。可这些公共服务，由于其活动性质，无法一一支付报酬，作为c，只能采用间接统筹的方式--由企业缴纳税款，再由财政部门拨款给有关部门，作为其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但所支付的服务报酬，是企业生产费用的支出，应为c。对于这种形式上为剩余价值m，而实质上为费用支出c，我们称之为m[,c]。m[,c]不是剩余价值，而是生产的中间消耗。也就是说过去讲财政收入是国民收入、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还免强说得过去。现在不同了，相当部分属于生产费用c的转形支出，不属于剩余价值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的产生导致于我国改变核算制度，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计算产值，列入总产值。算了产值就要作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算中间消耗，作为c，用于人们生活和社会最终消费的就作为最终使用。总之，确认剩余价值的m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发展和贡献。（m[, c]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由于采用MPS核算制度，不承认其存在而已）。

在我国财政收入中，主要作三方面支出：（1）行政事业费支出；（2）扩大再生产支出；（3）社会保障福利。三者之中，第一项占有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上。也就是对财政收入绝大部分，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维持其再生产所耗支的费用。对于

（二）（三）两项，现在比例不大，但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高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了下来，其比重就很大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剩余劳动理论包括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两大部分。生产理论是指剩余价值的来源，从哪里来？马克思讲人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何理解其唯一来源，需要作一说明。分配理论是指剩余价值的归宿，归谁所有？全归劳动者，还是作多种分配，更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前已分析，剩余价值来源主要依靠科学和技术，并且通过物化劳动--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体现出来，也就是物化劳动能创造剩余价值。但这个观点受到理论界的误解，并且常被视为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在此，马克思作了非常明确而又正确的指明。

（一）严格区别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当做社会生产的一般，并且把收入与生产相混同，提出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三要素理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判，对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指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并且以奴隶来作比喻，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物化劳动是劳动生产要素，资本为经营要素，前者为制造产品，后者为谋取利益，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实生产力，并分别代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

（二）认定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上不存在任何根本性区别。过去一些同志之所以把资本与物化劳动相混同，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讲不变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便逻辑推理说，马克思讲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从而认为剩余价值的全部来自活劳动，并且对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提出了种种指责和批判，这是理论上的冤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扭曲和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一章中，曾明确指出：“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绽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绽生产棉纱的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并说：“至于生产棉纱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3页。）棉花和纱绽是物化劳动，进行纺纱的是活劳动，在考察棉纱价值即生产棉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仅仅是前后相继，先后次序上的不同，甚至认为是一种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并在同处作了这样的归结：“一切包含在棉纱中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也就是物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讲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一个转移、一个创造呢！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扭曲，出自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工作的疏漏。

由于物化劳动，不论是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除了天然资源以外，其他都是有关企业活劳动生产的，而且是本期活劳动生产的（这点，绝大多数学者都会发生怀疑，但完全正确），也就是从企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而从社会看则全部是活劳动创造的，而且是本期活劳动创造的，因而人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也充分说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全面理解，并坚持始终。

下面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分配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系，但不会相等同，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全归劳动者，或者要作多种分配，例如按资分配和按需分配等等。

在众多情况下，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对比，得到剩余价值率m'＝m/v，定为剥削率，指出它是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以后，在他较晚的时候，又对过去非劳动收入称为剥削的观点，作了不同的论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了拉萨尔不折不扣所得的观点。指出，如果把“劳动所得”首先理解为劳动产品，并且指“社会总产品”，那就要分两种类型，作３＋３＝６种扣除，以后才能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的分配。

３＋３＝６种扣除，虽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其中不论那一种扣除，不同社会形态具有其共性，没有那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称得上剥削。马克思在第６个扣除中，还特别加上了一句--“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可见，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都是作多种去路、多种分配、多种使用，也就是不能把剩余价值率等同于剥削率。六种扣除实际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自我发展。

六种扣除基本解决了前述剩余价值丰富内容的第一、第三两大项支出，并没有解决其中第二大项支出--按资分配。对于按资分配马克思始终认定按资分配就是剥削，并提出上面引用的“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然而就在这个既理论而影响面又极广的问题上，受到多方面的议论，并且引起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理论上。按资分配包括利息和股息，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股息更不必说，都是剥削，又不作量的区别。现代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一般都有存款储蓄，至少曾经有过储蓄，有的还购买股票。如果不作量的区别，那广大雇佣工人因为有利息股息收入而讲他剥削。雇佣工人也参加剥削，受剥削者又剥削别人，在理论上造成困难，并且会引起众多难以解释的理论是非。

2.实践上。把按资取得的收入统统归结为剥削，物化劳动又离不开资本，离开资本就不能形成现实购买力。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给以相应的报酬，实行按资分配，分取一部分社会劳动成果。否则，为了反对剥削，不实行按资分配，存款不计利息，投股不计股息，或者说利息股息虽给，只是暂时容忍，权宜之计，有朝一日会如何如何等等，那投资者、存款者会望之生畏，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了。货币购买力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全部花掉，以后乍办？设备、材料和工艺无法增加，更谈不上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技术。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那对劳动者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十分不利，实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十分不利。

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率传播极广，视为理论基石，绝对真理。但存在上述种种问题，需要作相应的发展。然而在历史条件下，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维护，并且是忠心的维护，但有谁能提出这个重大而又极其敏感的问题呢？正是下面所要作出的说明和回答。

解放思想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由于长期的理论禁锢，人们已习惯于“唯书”、“唯上”，谈不上求实创新。改革开放，真理标准大讨论广泛深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292 页。）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实际上也就是理论创新。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取得举世瞩目成绩伟大实践中，不能不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改革包括多个方面，而其中影响面最宽，震动也最大的，要算确认按资分配，允许和鼓励按资本技术要素分配的理论创新了。故称之为巨大创新。根据笔者学习十五大文件的体会，巨大创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一：在于承认按资分配，但不承认资本创造价值。道理十分明显，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三要素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接受或默认三要素的理论。而且据笔者理解，三要素理论本身也不能成立，也就更谈不上接受和默认这个理论了。改革开放，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并且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给以种种优惠。关键就在于允许和鼓励按资本要素分配，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过程中，也曾受到这样那样的批判和指责，甚至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一一给以顶住了。这是解放思想、难能可贵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对历史、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观点和倾向，进行极其深刻而又语重心长的剖析。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二：要确认按资分配收入的合理合法，不是剥削收入，也不是权宜之计。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允许和鼓励按资本要素参加收益分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十五大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集中力量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发展生产主要靠科学，靠技术，实行科教兴国，把整个生产技术推到现代化的基础上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开辟财源，重在集资，集资必须有回报，存款付息，按股分红，在整个为期很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坚持的，这就赋予按资分配对发展生产的促进功能和积极意义。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三：要确认按资分配有它的数量界限，按资分配是“分取”一部分社会劳动的生产成果，但“分取”必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数量界限。过了量就称为剥削，需要从数量上加以规定和控制。虽然十五大和其他文件没有提出“分取”这个名词，但针对经济实践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出了要努力完善分配结构与分配形式。其中就包括完善税率和征收制度，例如完成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进一步确定按资分配的数量界限，并加以控制和限制。取缔非法收入，防止两极分化，走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另外，前已提出，剩余价值的具有其丰富内容，改革开放，扩大生产范围，剩余价值m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9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由原来只核算物质生产的MPS，改变为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SNA，这也引起种种理论的非议。生产范围扩大了，使得剩余价值m中，包括大量的非剩余价值m[,c]，这实际也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全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实行大分工大协作，相互提供中间产品和劳务，制造社会最终产品，作消费积累最终使用。从实物构成看，包括（1）全部消费资料；（2）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从价值构成看为∑（v＋m）。但由于各单位条件不同，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从剩余价值转化利润，有的企业高，有的企业低，因而从不同企业考察剩余价值，就有其局限性，应该从整个社会来计算。也就是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包括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者，共同创造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m'＝∑m/∑v，这样就进一步说明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人类经济的发展的历史，实际就是剩余价值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千方百计通过物化劳动--改进设计、材料和工艺，提高生产劳动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并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即必要产品）的标准，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差别--先进和落后，也就是集中体现在剩余价值的数量和比例上。由此可见，剩余价值m 包括了整个再生产--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社会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处理。这对于搞好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有着极其深刻、深远的意义。

《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2000.1

第四篇：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扩大开放要坚持互利共赢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学习本章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提高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认识。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这是我们党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进行深刻反思、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关键抉择，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从国内情况看，“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灾难。乱久思治，穷则思变。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当时的严重局势，成为人心所向。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发达国家40年左右。经济发展水平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的差距。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使党和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要赶上时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末以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和平、求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争取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环境是可能的，这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不足3%；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7%提高到12.9%，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1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0美元上升至7500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向全面小康迈进，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不足35%和37%；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各项事业都在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项政治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严峻形势，确立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和基本国策，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在不同社会，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不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他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基本矛盾，并阐明它们不是对抗性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的要求，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统一的，它们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3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锐意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抓住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务。为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这种改革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碎片修补，而是各领域联动和集成的全面系统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发展。

适应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问题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0多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只有通过统筹推进、协同配合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抓住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变革，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和兴起。抓住和用好机遇，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国际环境总体稳定，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能力大幅提高；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精气神高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激发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才能赢得战略主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实现路径，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紧依靠人民。改革是亿万人民的事业，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深化改革，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二、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中国30多年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立场，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所谓的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改革沿着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越发重要。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是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涉及许多重大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不断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不断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提供制度保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改革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进度有所不同，不能因此说中国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涉及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无论多长时间也不能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能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是一个涉及改革性质的原则问题，偏离坚持和改善党的，偏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南辕北辙。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能够发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多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又一个重大创新，有利于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三、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要攻坚涉险，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这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断探索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要把握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系，包括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是总结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处理好这些重要关系，有利于把握推进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积极稳妥、所实有效地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因此，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但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以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坚持边实践边总结，从实践获得真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仅仅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能完成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反复强调必须通过改革促进发展，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江泽民则把三者比喻为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者紧密联系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者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目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态势列加明显，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前所未有，同时又保持了安定团结。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三节

扩大对外开放

一、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

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相辅相成。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改革的同时开始实行为外开放，并逐步把它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对外开放和改革一起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纵观世界历史，每个强国盛世都是开放的。从我国经验看，也是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形成了开放型经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吸引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均位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为推动发展持续不断的动力。

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和科技发展机遇的客观要求。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趋势，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推进，世界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各国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程度进一步加深，为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获取最大利益，各国纷纷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当前，我们正面对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三是为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各种文明“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推动了人类的共同进步。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根据国情，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这样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四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但同时又需要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坚持互利共赢。独立自主发展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对外开放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手段。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我国优势相结合，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大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结束相结合，促进内外资源合理配置、内外市场互为补充，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

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在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当今时代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全球化的加速使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百岁香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度增加，这更要求实行开放式发展战略，共同应对挑战，在合作共赢中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就不会关上，不但不会关上，而且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放。中国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且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3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国内发展如何推进，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战略。

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是在通过对外开放更好地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切实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综合考虑维护中国发展利益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要求，完善有关方针政策和体制机制，使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全球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福利，与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展。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符合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同担责任、共享权利，建立起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因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互利共赢倡导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总体上有利于维护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由于自然资源、科技水平、人才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供求关系重组加速，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快了世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满足各国发展的要求，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已成必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重在推进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继续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建设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发展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战略。目前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程度继续加大，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全球治理难度加大。为此，必须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深化投资、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以开发促发展。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明显增强，更加具备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但同时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结构的任务艰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合理利用外资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先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既要借鉴其他文明，也要推动中国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包容精神，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中共同进步，既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促进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文明的制度化体现，只有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制定的规则才会更公正、合理。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国主持制定的，客观上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但这些规则主要体现了西方价值，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变化、国际经济规则面临重构的条件下，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大“发展成分”和“非西方因素”，促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树立开放条件下的安全观，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对外开放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风险和利益同在。扩大对外开放肯定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增大风险。但总的来看，开放经封闭更安全，有实力才会更安全，因为对外开放增强了实力从而变得更加安全。但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必须树立开放的安全观，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有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树立开放的安全观，切实提高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要坚持底线思维，守住核心利益；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开放中壮大软硬实力，夯实经济安全的根基；做到预防为主、应急为辅，把安全工作前置；采取综合对策，既要注重传统安全，又要注重非传统安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五篇：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题集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1．对外开放是（）

A.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

B.赶超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C.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D.加快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2.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其性质是（）

A.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

B.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C.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D.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3．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

A.长期的基本国策

B.一项特殊政策

C.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政策

D.一项权宜之计 4．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是（）

A.公平合理、互惠互利

B.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C.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

D.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5．“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最根本的是（）

A．人民生活标准

B．综合国力标准 C．生产力标准

D．实践标准

6.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主要结合点是（）A．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B．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物质基础

C．不断增强发展协调性，使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又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D．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权益以及公平正义的实现

7．党的（）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梯子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A．十八届三中全会

B．十一届三中全会

C．十四届五中全会

D．十七届六中全会 8．对外开放的开端是（）

A．设立经济特区

B．建设上海宝钢

C．吸收外资

D．设立深圳特区

9.进入新世纪，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

A．加入八国集团对话

B．加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C．加入金砖四国

D．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0．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A．是姓“资”还是姓“社”

B．是独立自主还是自力更生

C．是友好往来还是闭关自守

D．是“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11．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是()

A.请进来

B．走出去

C．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D．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12.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

A．技术安全

B．贸易安全

C．金融安全

D．投资安全

13．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是（）

A．对外贸易

B．对外技术交流

C．对外资金交流

D．国际旅游业

1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直接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A．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

B．社会主义本质论

C．发展是硬道理

D．“三个有利于”的判断论

15.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

A．技术引进从注重硬件发展到注重软件

B．从兴办经济特区发展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C．从吸收利用外资发展到扩大国际劳务合作和跨国经营

D．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多选题：

1．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改革的目的是（）

A．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人民富裕、民族振兴

B．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C．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D．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中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2．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指改革（）A．与第一次革命不同，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B．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性变革

C．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必然涉及和引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将引起相应的思想观念变革

D．改革与过去革命的目标一样，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我们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必须做到（）

A．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B．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

C．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D．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4.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和基本形式有（）

A．扩大对外贸易

B．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

C．加强国际资金往来，积极利用外资

D．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

5．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

A．外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B．外国政府和银行的贷款

C．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D．在国外发行债券

6．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形势，我国必须正确定位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政府应进一步放权，增强服务功能，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B.政府制定政策既要符合WTO规则，又要适合国情，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培育

C.建立起反贸易壁垒的政府反应机制

D.政府干预的范围应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

7.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好处有()

A.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

B.有利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C.有利于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D.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E．有利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8.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A.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

B.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C.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

D.是因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E.是因为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9．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是（）

A．多合作

B．全方位

C．多层次

D．宽领域

E．双赢

10.实行改革开放是（）

A．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

B．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C．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D．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

E．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11.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是（）

A．社会主义制度的变更和发展

B．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C．是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来改革的 D．是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而形成的12.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两次革命的条件不同

B．两次革命的内容不同

C．两次革命的对象不同

D．两次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不同

E．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13．新时期改革开放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主要有（）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

C．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D．从僵化教条到解放思想

14.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如何评价判断改革的成败与是非得失一再成为各种争论的焦点。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内容有（）A．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B．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C．是否有利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D．是否有利于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5．“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A．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B．是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C．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D．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6.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都具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其中()

A．改革是革命

B．改革是动力

C．发展是目的D．稳定是前提

17.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原则是()

A．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协调、相互促进

B．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C．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D．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稳定

18.之所以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是因为（）A．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动力的主体

B．人民群众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基础

C．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共同目的 D．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稳定的关键

19.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他指出（）

A．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出发点和立足点

B．对外开放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条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C．对外开放要为增强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服务

D．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强了，就可以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

20.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样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A．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又不能盲目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

B．既抓开放搞活,又抓廉政建设,打击经济犯罪

C．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引进资金, 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警惕与防止和平演变

D．既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又要注意肃清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影响 第三题：判断题

1.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2.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3．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

4．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是动力，发展是前提，稳定是目的。（）

5．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是对立的。（）

参考答案：

一、单选：1-5 CBABC

6-10 AAADD

11-15 CCABD

二、多选： 1.ABC

2.ABCD

3.ABCD

4.ABCD

5.ABCD

6.ABCD

7.ABCDE

8.ABCDE

9.BCD

10.ABDE

11.BCD 12.ABCDE

13.ABC

14.ABD 15.ABCD

16.BCD 17.ABC

18.ABC

19.ABCD

20.ABCD

三、判断：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