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会议纪要

第一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会议纪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会议纪要

2008年8月2日至4日，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在安徽省黄山市隆重召开。论坛“围绕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主题，进行了“三十年实践理论盘点，三十年文化管理回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本次论坛发表了重要讲话。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黄山市副市长黄林沐到会致辞，皖北煤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葛家德致欢迎辞。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并作了大会总结。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黄新惠、韩旭等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宣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成果大典》优秀论文和实践经验的入选名单。皖北煤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党委宣传部长周伟和中航一集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河南神火集团、四川宏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石油管理局、鞍钢建设集团等单位有关领导作为论坛演讲嘉宾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大会还进行了分组交流发言，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春福、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立胜等专家、学者作了分组总结，并分别就“三十年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规律和方法”作了深入的论述及点评。本次论坛还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同志与部分企业文化师代表座谈，就企业文化师队伍的建设和工作特点作了充分的探讨。国内多家专业媒体的记者以及全国企业代表共22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带来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次论坛是对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理论实践的回顾，更是对今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指导与建议。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深刻变革，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企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王瑞祥同志指出，“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价值理念体系进一步完善，员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第二，强化责任意识，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第三，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载体，促进了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第四，企业文化建设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王瑞祥同志还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的建设水平。”因此，需要以下几个步骤落实：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二，要坚持以价值理念的培育与转化为重点，努力健全企业文化体系，发挥企业文化的整体功能；第三，要牢牢把握职工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第四，要健全体制机制，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二、企业文化工作中，应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讲话中提出，“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广大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其次，认识这些年来社会上，轻视和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象；第三，要充分看到当前在广大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王大明同志指出，现在企业文化建设面临如何贯彻落实，是新形势下给我们企业文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崛起，还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指导前进，凝聚人心，为多数群众所认同的一种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旋律。问题是怎么贯彻，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真正贯彻到企业职工中去，变成现实。他提出了几条建议：要密切结合本行业兴起的实际，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形成企业自己的观念、文化；要注意到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多元化、多样、多变的情况；要提倡生动活泼的个性；对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要求，并深化提高。

三、国有企业30年的改革历程，实质上也是企业文化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会议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企业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意义。从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努力推动和不断改善企业文化建设。

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企业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企业文化理论创新，还是企业文化建设实践创新，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发展。

（二）、建设企业和谐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中，有的企业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以“自强不息，慢进则退”作为自己的企业哲学，确立了“员工为本，用户至上”的价值观，明确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的诠释。一个企业要自强不息，才能发展，才能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使企业深深地感受到，只有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振兴。

（三）、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精细化管理已成为现今企业管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随着企业不断研究、探索，企业对精细化管理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带来了企业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在实践中，有的企业提出了“细节管理的战略是企业的文化属性，也是科学属性和艺术属性”的观点，“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研究证明，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成熟管理、内部效率和外界资源整合的能力，而流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本次论坛协办单位的皖北煤电集团在传播和实施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精细化管理的认识，总结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从而把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紧密联合，实现文化和管理的有机融合。

（四）、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建塑企业个性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要素，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事关企业改革发展，对企业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更好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大庆炼化的“三相”文化；大庆油田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神火集团“团结奋进，光大神火”、“四个延伸”的企业文化精神；鞍钢建设集团的“军企文化”；昌河汽车的“不断求索、追求卓越”；武钢人打造的“自主创新的武钢、质量卓越的武钢、和谐发展的武钢”等企业文化理念。

四、中国企业文化管理30年回顾与基本观点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作了本次论坛的总结性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文化的认识和实践的水平，现在处在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此，他根据二十多年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提出了“六种观点共识和九条实践规律”。

这六种观点共识是：

（一）、企业文化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诞生和应用，完全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任何专家学者的主观臆造产物。

（二）、对基本范畴的共识。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它是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文修养和自我管理素质提高为基本途径，以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式。

（三）、对企业文化本质特征的共识。企业文化具有五个本质特征，第一个是以人为本，人本管理是企业文化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以文化人，文化含义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企业文化的规律之一是以文化人，它重内在启发，不是外在的刚性约束。以文化人要重在文化环境的熏陶，重在文化氛围的感染。

（四）、对企业文化基本属性的共识。企业文化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亚文化属性；一个是管理属性。

（五）、对企业文化角色和地位的共识。企业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制度中，扮演了五个角色：第一、灵魂信仰角色；第二、战略旗帜角色；第三、价值评价准则角色；第四、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角色；第五、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角色。

（六）、“道、器”职能兼具的共识。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形而上、形而下兼而有之，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不要把企业文化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学说。

“九条基本规律”的含义：

（一）、企业文化的形成、存在，有自发、自觉两种形态。当企业文化以自发形式存在时，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自觉建设的文化可以使企业增强凝聚力、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家。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家文化。企业精英文化和职工文化的结合体，才可以称作组织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三）、共性、个性统分结合。共性显示文化的特征，个性说明事物的本质，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个性。根据这个观点，集团文化建设和分公司文化建设要各有侧重。集团文化建设的重点是集团文化建设的任务重点主要有五布：第一、布魂，确立核心；第二、布局，定规划；第三、布道，教知识；第四、布法，导入方法；第五、布点，典型引路。企业文化建设越往上，宜粗不宜细；越往下，宜细不宜粗。国家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实施重点在地市级企业，因为无论从地域、风俗、历史、传统都有共同特点。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一致性原则，与集团文化不相背；第二，避复原则；第三，补充性原则；第四，具体化原则。共性要体现，个性要突出；

（四）、双体相融，立体推进，指的是企业文化本质体系和载体体系融合并进，两个体系不能偏废；

（五）、接力传承，前后相续。文化核心理念形成后，不应该随便更改，领导者相互交替，企业文化也应薪火相传；

（六）、七项工程，周期演进；

（七）、文化冠名，画龙点睛；

（八）、方式角度灵活多样。文化有规律，无定势，在方法、方式上要灵活；

（九）、分区定位，分类评价，定性、定量相结合，建立评价体系。

第二篇：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www.xiexiebang.com／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www.xiexiebang.com/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8]参见郑杭生主编：《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第三篇：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新的壮丽诗史，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1.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2.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3.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量跃至世界前列。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中国居民人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医疗水平以及公共设施水平等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使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5.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

将近六十二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政治协商会上曾经预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受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日益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模式包括了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改革模式。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有的重点和难点、经验和特色，都来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要求：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既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特色、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其中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实现这一目标的有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道路，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采取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实行双轨制的过渡形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改革的方式内生于改革的目标，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基金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目标和性质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开放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地历史进程。总结中国30年来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四种模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建立经济特区为特征的实验探索模式；从1990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全面开放模式；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为的体制接轨模式；2007年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互利共赢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开放模式有这些特点：国家主导的的开放与市场调节的开放相结合；开放进程的渐进性；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开放与改革、发展的相互推动。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主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实现开放与改革和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参与国家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三）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很多方面的解释，包括：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高储蓄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技术的进步、二元结构的转换等等。概括地讲，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投入与资本积累均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不断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最终实现国家的重新崛起。

从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或经济发展模式，这条道路或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women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在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创造。这个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它主要包括了一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就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融入全球化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工业化对外开放和改革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特殊的国情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本质和精髓。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内容，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那么，中国的经济模式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验是特殊的呢还是普通的呢？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模式反映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

其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来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所谓的“普适价值”的胜利，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重要议题，如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是每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有效地解决，是有一定共同规律的，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起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国家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结合起来；好的有效的发展应当是科学的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结合起来，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要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推动改革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新体制与旧体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和融合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注重不同制度和发展因素的兼容和共性，等等。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从一定意义上看，近年来人们热议的所谓“北京共识”，虽然不能算作是一种严密完整的理论，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权威解释，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对探求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和日益强烈的关注的一种信号。

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它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也将是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坚持改革开放学习问答》 编写组编 新华出版社

《 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张宇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四篇：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体会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这三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经济而论无疑是大大发展大大进步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无疑得到了极大改善，也似乎更现代化了。但是，弊端渐渐显露，国富民穷保障缺失已成众矢之的。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改革相比，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就百姓的获益来说，俄罗斯民富国强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国富民穷的改革是失败的（见本博转载文章《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俄罗斯VS中国》）。由此，这种中国特色被戏为一条腿走路的瘸子式改革正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无论是“黑猫白猫论”、“实践检验真理论”、“摸石头过河论”、或者“阵痛论”等等都倍受非议。还记得1998年的仲秋时节，为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我被上级部门安排作电视台专题采访。虽说是专题采访，却又要是随机采访的形式，因此按照上级旨意事先作了排演：在我们那间宽敞的办公室，电视台的采播和拍摄人员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我的讲话稿也被相关部门严格审核后通过并充实了颂扬之词。时隔二天后的随机采访果然非常成功，尽管灯光照得我眼睛几乎睁不开，但还是洋洋晒晒神态自若有问必答地一口气讲了二十几分钟，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电视台播出，据说反映很好，真是皆大欢喜！

但不管怎么样，秉性正直憎恶虚假的我，讲话稿的内容却都是采用非常真实的实例和数据来说的，因此很有说服力认同感。其实，那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还都是原本被票证禁锢而一无所有的普通劳动者，因此绝大多数老百姓提到改革无不喜笑颜开一致拥护。那时警匪还没一家亲；城管还没有诞生；企业劳动承包合同制方兴未艾；下岗还很少听见；国企还没开始转制流失；央企也并不垄断行业；全民经商后的南方乡镇企业格外繁荣兴旺；腐败虽有温床，但二奶尚未流行；门面房的价格还很低很低，个体户都有钱可挣；小姐卖淫集中于南方，其它地方的暗娼绝不敢猖狂到明目张胆；纵然是夫妻，看黄碟仍然必须偷偷摸摸；苛捐杂税并不太多，住房还是靠单位分配；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好像还没听见，劳动人民、国有企业依然是响当当的称号；官员谨慎，不敢冒进，不得不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来激励他们；人民朴实，民风淳厚，假话假货以强凌弱还未入其道；老革命们在“不争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口号下早已闭上了嘴巴，而喜欢革命的五毛和左派们亦尚未现身，因为穷人知足无法煽动；在改革中受益了的穷人们正大声地赞美着改革和家里的彩电洗衣机，连“傻子”炒的瓜子也格外的红红火火，左派们实在太缺乏滋生成长的养分。恰如当今日薄西山的俄罗斯共产党，穷人生活好了谁又愿意跟你闹革命？

然而，情况总是在变化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被打上右派标签的精英集团终于浮出水面从幕后走到了幕前，他们大刀阔斧的窃取着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吸允并掠夺着建国几十年来“低工资、多就业、高积累”政策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成了腐败的开路先锋和代言人。新三座大山重新压在了金字塔底部最广大老百姓的身上。于是，在百姓的哀嚎和怒骂声中，五毛和左派们终于站立了起来，他们竖起了毛的旗帜，赞美着北朝鲜般的曾经的专制社会，呼喊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吃过苦头的年轻一代因此而被蛊惑、而跟随呐喊激动不已。他们不知道那种极端贫困的社会同样演绎着残酷的人吃着人甚至自相残杀的惨剧，同样演绎着令人恶心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行径！

我是不赞成社会退回到毛的时代去的，我们刚刚从那个封建愚昧的时代走出来，实在看不出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哪儿！看一看现在的北朝鲜，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赞美它？但也切齿痛恶这种腐败横行官官相护民无保障医老成忧的现状。改革确实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成败系于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勿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古训。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概况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概况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予人启迪。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析历史的演变，对任何的国家都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成为了历史。历史是不可改变的，改革开放的意义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各国都是不可磨灭的英明之举。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也让我们从中学习到一点什么„„

1978年，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79年，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被给予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4年，中国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是政府职能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已由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获得自主权。政府逐步从直接的大量的企业管理中退了出来，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1994年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后，中国已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其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1992年为53.57%，2001年增加到63.37%。另据世界银行所属国际金融公司估算，1998年中国GDP中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国有为37%，集体为12%，私营为24%，外资为6%，股份制为3%，农户为18%。也说是说，私营部门的比重已经达到51%。这个估算为国际上所接受。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则，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自主流动和工资率的自主形成。垄断行业改革与重组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企业已基本按照市场规则运行，转制成为市场主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进出口总额新增部分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达63%。欧美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西门子、阿尔卡特、诺基亚和飞利浦等，都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市场化改革为他们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见证人。

三是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展快速，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在不断改善与加强。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些年来，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短短14年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发展也走了不少弯路。就像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邓小平1

——多说：“改革开放就像摸着石头过河，难免有看不到的时候，那就难免会犯错„„”

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

2003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向世界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此后的五年时间里面，入世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发挥出惊人的速度。

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时候对这5年的历程进行盘点，最大的感觉首先是“出人意料”——当初被激辩双方频繁提到的“冲击”，实际上似乎从来也没有现过身，甚至连入世谈判时最担心的汽车、金融、农业等“弱势产业”或“幼稚产业”也都实现了平稳发展，甚或超出预期的增长。因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

入世5年来，一些行业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以汽车行业为例，入世协议中汽车业的保护期为三年，即三年内仍然实施进口汽车配额。但是由于中国的汽车产业确实发展得非常快，国内汽车价格和国外汽车价格接轨得非常快，入世的第二年就开始放开进口配额。到了第三年，汽车进口配额几乎失去效用。其结果就是汽车价格下降，销量大幅增长。2006的轿车销量预计将突破300万量，而2001年时的轿车销量还不足100万辆。而且中国的汽车进口量并未相应大幅增长，本国生产的汽车仍占据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大头。

入世之后突出的变化就是，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了，中国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点中国入世5年来的变化时写道：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近一倍，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以及第三大出口国。中国每年获得的外商投资额从2001年以前的约400亿美元一路增加到500亿、600亿乃至2005年的700多亿美元。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次高速增长的周期，前两次分别都是持续了三年。但第三次增长，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仍在持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出现这样的发展态势恐怕与入世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5年，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对部分经济结构和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中国颁布或修订了1000多部法律法规，以使其贸易体系符合WTO规则。中国还降低了对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平均25%降至今天的7%，农产品(行情 资讯)关税也有类似幅度的削减。此外，中国降低或消除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放宽了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了政府程序的透明度。过去五年中，这些措施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90%左右。今天，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10年前的排名为第15位。

2008年为中国迎来百年奥运，空前的盛事同样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资料显示，北京奥运会总投资达2800亿元，带动其他投资高达15000亿元，均创出历届奥运会投资之最。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对北京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直接推动力。而围绕奥运进行的投资必然带来北京市的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提高，进而从消费的角度拉动北京经济的增长。有预测认为，北京奥运会在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方面所形成的合力，在10年内至少每年能拉动北京ＧＤＰ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在举办奥运会的前后两年内可能还会更高。

从国际经验和北京具体情况来看，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建筑业将首先从奥运建设中获益。最明显的就是，北京2800亿元的奥运投资有64％就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奥运为旅游、广告、饭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型运动会都会带来如潮的观光者，奥运举办国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有估计认为，从2001年到2008年，北京将接待海外旅游者460万人次，国内游客9600万人次。仅奥运举办期间，预计到北京的国外旅游者就有可能达到60万人，国内旅游者也将达到110万人。这不仅给旅游业本身带来巨额收益，而且会极大地促进饭店餐饮业、广告业等的发展。

许多人都会担心，奥运后，中国会出现经济滑坡的现象。奥运会能给主办国带来巨大的商机，刺激经济出现繁荣，但历史上也确有一些主办国在奥运会结束后经济逐渐转入萧条，这种情况被称为“奥运后滑坡现象”，或者“奥运泡沫”。不过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在奥运会结束后应该不会没有新的投资热点。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一直保持8％－10％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既快速又比较稳定。其中，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连续巨额投资，在带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由于投资惯性的存在，政府一项大的工程并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项目一旦启动，就需要连续投资。其次，我国民营经济正在以更高的速度成长。再次，城乡居民的需求正在升级，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国内消费市场正在稳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内，住房、旅游、教育、医疗、保健和包括汽车在内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需求将继续上升。而且，因为国家对环保的要求更严了，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的标准更高了，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换代，如果不更新设备，企业的竞争力将下降，甚至会被淘汰也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是新兴投资热点。不论是新能源、生物科技和新型材料的开发，还是新一代电子产品的研发，都会吸引大规模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总之，中国不愁没有新的投资热点的。中国应该不会出现奥运后的经济“滑坡”现象。

改革开放30年的确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上跃升，是让世界甚感惊讶和嫉妒的。为继续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继续使中国站在世界全球经济巨头的位置上，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吗？我们清楚我们的目标吗？

前进的动力将会在此刻完全涌现在我们的澎湃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