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到观念 从观念到境界(胡永良)

第一篇：从知识到观念 从观念到境界(胡永良)

从知识到观念 从观念到境界

——参加清华大学领导力与执行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学习体会

胡永良（2012年4月）

今年3月3—30日，受市委委派，我非常有幸参加了新余市清华大学领导力与执行力提升高级研修班的学习。这次学习，是我职业生涯以来受到的内容最丰富、受益最大的一次培训。这次学习，正值我刚刚走上副县级领导岗位不久、在工作面临不少困惑，对我的帮助作用之大，是所未有的。在近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做到主动学习思考，最大限度地吸收各个主题课程的知识，积极与老师、同学交流，充分感受清华大学的文化气息，实现了从知识的学习到观念的转变，再到思想境界的提升。现将本人的学习收获与体会报告如下：

一、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整个学习共开课25个课题160个学时。我把这些内容归纳为三类内容：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课程；二是关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课程；三是关于领导干部或公民个人自身修养的课程。通过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一是打开了对政治经济形势认识的眼界。如叶卫平教授的《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城市战略发展》、孙学峰教授的《国际安全形势与台海关系》、张世贤教授的《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李强 教授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刘玲玲教授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调控政策》、马骏教授的《国际时政热点》等，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工具，比较全方位地勾勒了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动态、走向、特征，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基本的判断，提高了我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更全面、更深刻、更前沿的认识。

二是打开了我的文化眼界。如张国刚教授的《传统文化与人生智慧》、董权教授的《领导干部综合素质修炼》、崔国文教授的《易经和领导修为》、刘田教授的《组织行为与文化建设》、周海宏教授的《走进音乐的世界》、蓝天的《政务礼仪与交往艺术》、吴维库教授的《阳光心态》等课程，使我了解了当前我国文化前沿一些领域的基本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礼仪、艺术等方面的文化知识得到了拓展。而各位教授在授课过程中体现的高素质的文化修养、人格魅力，又给了我持久的熏陶。在学习期间，我还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园，感受了高等学校浓厚的文化气息，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了798艺术创意园、宋庄艺术创作区等，接触了文化生产、传播、扩展的新形式、新前沿，得到了文化的陶冶。

三是打开我对领导科学的眼界。由于我刚走上副县级领导干部岗位，对领导科学还处于启蒙阶段，学习期间所开设的领导科学的相关课程，对我的触动尤大。如董权教授的《领导干部综合素质修炼》、刘旭涛教授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绩效管理》、丁兆林教授的《公共危机管理与案例分析》、韩菁的《情商与影响力》、王健教授的《创新思维与管理创新》、程文浩教授的《公共部门 战略管理》、翟新兵讲师的《目标管理与执行力打造》、贺林教授的《管理沟通》、张延教授的《博弈思维与科学决策》、彭向刚教授的《领导艺术与领导力提升》、张国庆同志的《公共政策与分析》等，较系统地勾勒了领导科学的主要领域，有深度、有广度，有启发、有思考。

二、极大地改变了观念，解放了思想

知识可以获得，观念却需要思考才能形成。在学习期间，我将思考贯穿始终，力求以知识改变观念，促进思想解放。回顾近一个月的学习，我主要在以下方面的观念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增强了领导干部担当发展重任的责任意识。通过学习，我接触到了全国一些地方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成功做法，接触到了一些领导干部带领一方发展的成功案例，接触到领导干部带好团队、学科决策繁荣一方的事例，这些，内化为理念，使我增强了在工作中服务发展的责任意识，使我感觉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肩负新余发展使命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

二是增强了放眼全国、立足本职工作的观念。通过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把握、对全国各地你争我赶的区域竞争态势的了解，我觉得自己一定要从本职工作做起，服务新余发展，在建设和谐富裕文明新余中把握自己的角色，以创造性的工作促进和谐发展稳定。

三是增强了对新余发展路径、发展方向的信念。通过对经济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决策、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发展战略选择等内容的学习，对照我市走“工业立市、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战略，以及新型工业化、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我感觉到我 市的这些发展战略，特别是紧紧抓住钢铁、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建设国家新能源科技城、实现人均期望寿命80岁的战略，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战略决策。对这些战略实施的未来，我更加充满了信心。

四是增强了领导科学也是生产力的理念。通过学习领导科学，进一步懂得了领导决策、领导执行、带好团队对于事业兴旺的重大意义。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领导力即是生产力，执行力也会形成生产力。

三、极大地提升了境界，深悟了人世

如果说观念更新需要靠思考获得，那么境界的提升，则需要靠熏陶实现。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无论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还是课余在校园内参观、在图书馆自习、与同学老师交流，以及利用周末休息时间造访知名教授，都使我得到了熏陶引导我悟人生，悟世事，提升了境界。

一是提升了我事业的境界。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追求，深深地感染了我。见到一些大学教授每天工作时间很长，甚至个别教授常常一天上课达9小时之久，我更加感觉到事业是人生自我的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生活中的负荷。领导干部就应该要有这种干事创业的精神境界。

二是提升了我学习的境界。学习期间，看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天行色匆匆的老师与学生，看到上课的教授们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广博深厚的学术功底，使我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它告诉我做人做事即应该如此。特别是课余时间，我拜访了我钦慕已久的 两位鲁迅研究专家——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原副会长陈漱渝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结识了著名的文学理论专家——北大教授李杨、清华教授旷新年，耳提面命，深受熏陶，更加强化了我对学习的自我追求。

三是提升了我人生的境界。知识的拓展，观念的更新，使我感觉到世界之大，人生之深邃，奋斗之无止境，生命之大境界。一些教授的深刻丰富、诙谐幽默，或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些教授的思维敏捷、精彩演讲，或博闻强识、广征博引，深深地感染了我。还有个别教授，其自身的传奇般经历就是一本感染人、启迪人的教科书。如河南农村出身的董晓宇教授对中国农村的深厚感情和怜悯情怀，如高考状元出身、留任清华的贺林教授在热能专业博士毕业之后华丽转身至管理科学的艰难而又完美的历程，如一边做产业经营一边做管理学讲师的实力派管理专家翟新兵对人生、对事业锲而不舍的感人精神，都堪称人生的“心灵鸡汤”，无不提升了我对人生的理解。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作者：赖大仁 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7期

摘要：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各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关于究竟怎样理解这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哪些理论形态，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观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虽早已普遍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外国的理论学说，怎么能做到完全“中国化”呢？既然做不到，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毛泽东的说法偷换了命题。查阅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他的确说过上面这样的话，但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而是另有其意。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现象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1]可见这里是针对一些人言不由衷提倡“大众化”等空头口号而言，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中所讲的这段话移用过来，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推断这个命题如何不能成立，这种偷换命题移花接木式的“归谬法”推断显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第二，某些论者的这种借题发挥，与其说是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论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么就必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来：如果全盘“化”过来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这种推论方式的简单武断，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与理念，实际上与“全盘西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再回到毛泽东本身的立场上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看法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看，他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他一再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些阐述，是偏重从实践论的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从实践过程来看，还应落到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成果，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

程。这个“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像盐和糖溶进水里那样无形地被“化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就像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把太阳巨大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现实资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现实发展要求一样。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20世纪初以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许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都曾致力于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种译介传播更是不断得到普及。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即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过程。三是在上述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显然还远没有结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5]，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来看，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阐释，使其转化成为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归入其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又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种全民普遍性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追求，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应当说，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就是多样性的，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话语)形态及其意义也是多样性的，值得进一步区分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形态

按笔者的粗浅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全面的、开放性的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

第一种理论(话语)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译介阐释，也许可简称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是一种西方话语形态。作为对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作为一种西方话语，又显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译介阐释即话语转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所容易理解接受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译介阐释，将其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使其逐渐得到传播推广。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译介阐释性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比较零散到比较系统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同鲁迅所形容的“盗天火”那样，从各种途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将其翻译介绍进来。当时的《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杂志报刊，成为最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当然，这种译介传播在当时还是比较零散的，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国理论界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且处于乱世也还不具备系统译介的时代条件；二是当时人们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带着一定的实用目的性，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加以译介阐释以解决现实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后来有更多的理论家以更大热情和自觉性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瞿秋白曾把1929年称之为“社会科学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都有了中文全译本[6]；与此同时，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辑也不断编译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到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译整理更得到重视，无疑也更为系统，因而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普及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进入全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和选集相继编译出版，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论著也不断整理出版。特别是随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律、新闻、文艺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选讲之类教材层出不穷，影响更加广泛。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译介性的理论形态还是比较零散和功利化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那么如今显然更为全

面系统准确，围绕原典所进行的研究阐释也更切合其基本精神，因而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这种原典性“译介话语”，在早期阶段无疑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如今则为人们更好地学习接受和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学说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种理论(话语)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所创建的思想理论，我们姑且称之为“领袖话语”。这种理论形态，从根本上说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简单转述，而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理论形态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指导思想，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去。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从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和城市工人斗争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人民革命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具体分析，阐明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农民阶级和其他进步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至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大量著作，都是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指导社会实践，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文献。同样，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秉承毛泽东所开创的思想理论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于研究和解决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二是这种理论形态虽往往以某个领袖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它并不仅仅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的“集体智慧”，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探索，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包括共产党人整个领袖群体的共同创造，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体系性。这无论是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可作如是观。三是这种理论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领袖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理论观念，必然要把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系统中，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变革进步的现实立场来加以论述阐释，因此就成为政治色彩很浓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所致力于研究和回答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解决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保障国家民族的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的有机统一。

第三种理论(话语)形态，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哲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我们姑且称之为“学术话语”。其中又大致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入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落到某种学科原理的层面来进行学术化的研究阐释；另一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学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各门学科富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例如，我国理论界一直致力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哲学观，并将其作为哲学基本原理贯穿在各门学科中，以此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虽然从理论形态来说，哲学基本原理及各门学科的理论建构应属于学术话语，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因而其学理性研究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等种种偏向。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逐渐得到克服和纠正，一方面，对于唯物反映论哲学原理本身，更为注重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所具有的辩证思想，也更有利于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各门学科运用唯物反映论基本原理研究事物的基本规律，更为注重从事物本身的特性出发，致力于揭示和阐明这种反映与认

识活动的特殊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广泛探讨。在哲学观念上，人们已不限于用唯物反映论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而是进一步寻求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点来研究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合规律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合目的性”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反映活动，而是主体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如果说人们的反映与认识活动，只有放到实践活动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说明，那么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只有进一步放到人学的整体系统中，把人们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及其生存意义价值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才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阐释。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探讨大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关于主体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对对象、现实应当从实践去理解，特别是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7]，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主体论思想。随着实践论哲学讨论的深化，主体性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新时期以来各学科领域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学术成果。二是关于人学价值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看，一切所谓反映、认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实现方式，归根到底都可以落到人学价值论基础上来理解，都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为价值尺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阐发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国理论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探索，包括近期围绕“以人为本”命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也无不显示了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如果说“领袖话语”是更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那么“学术话语”则更多寻求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落实在各门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探讨事物的基本规律和阐明学科的基本原理，形成贯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的富有学理性的学科理论，为人们进行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应当说不同的理论形态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探索，而并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内。然而实际上，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实际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都必然关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同样值得加以探讨。

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应如何认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加以研究探讨，以及从什么样意义和层面上将其纳入进来加以研究探讨，而这两者又是彼此相关的。

首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认识，理论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西马”非马，它实质上属于西方现代派理论学说的范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现代发展，应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依笔者浅见，也许不能简单作非此即彼的判断，就是说既不能简单地断言“西马”非马，同样也不能笼统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的理论学说，的确是努力寻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开掘，并将其引入自身的理论研究，从而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观照批判；也有的力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对当下现实关系中的种种社会生活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加以审视批判，对现实条件下人类社会与人的健全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新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质上未必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实际上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来推销自己的理论而已，这显然又当别论，不在本命题讨论范围之内。

其次，按笔者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自有其特定的理论命题、观点方法和思想内涵，已成为一种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开放性，既向历史开放，更向现实和未来开放。如果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其它国家的探索与发展)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横向移植和拓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植拓展，应当说都缘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与开掘，并且运用于对各自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借鉴：一是在如何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阐释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研究思路与阐释方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值得研究借鉴；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不同社会形态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还有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性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东、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现代发展，都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借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的发展，那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我们的观照视野，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提供某种理论参照，从而对我们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795、796页。[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6]参见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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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执行力到执行率使执行从概念到动作

怎样使执行力落地实处---企业稽核体系的打造

刘应民 教授

一、什么是稽核：

主要指成立专门的稽核部门，以稽核部门为龙头，形成完整的稽核体系。有部门与部门的相互稽核，流程上、下工序的相互稽核，稽核专员针对专项工作的稽核等。稽核的目的是督促任务的落实和各项制度、规定的被执行，检查进度，发现错误。通过开处奖罚单和稽核通报的方式，让犯错的人和没有严格执行规定、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有强烈的压力感，有被约束、被监督感，做得好的人有被承认感和荣誉感，从而在外力的影响下促成事情朝着对企业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稽核的目的

 通过稽核让制度与流程落地，真正得到实施与执行；

 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心，规范管理，使多项工作有序地展开，更好的激发公司全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通过事情的过程管控来改变人的习性。

 责任：应定的义务和分内应做的事。其二，应承担的过失  责任心：做好分内事情的自觉性。

 主观能动性：人自觉努力，积极活动的特性

三、稽核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个作用：稽核最直观、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帮助企业人员改善问题。第二个作用：稽核最大的作用，也是最核心的作用是改变企业人员的工作习惯。第三个作用：领导管人、流程管事的管理思想中，稽核是领导管人和流程管事两个方面的结合点和转化点。

四、全景案例分析课程大纲

怎样使执行力落到实处------企业稽核体系的打造

（一）、稽核任务书

• 稽核任务是通过每周稽核任务书进行明确的下达；稽核任务的来源：

1、项目任务书；

2、周工作总结与计划；

3、会议决议；

4、流程制度的稽核点；

5、重点攻关问题点；

• 稽核任务完成情况的分类：

1、确定完成；

2、效果确认；

3、持续追踪；

（二）、稽核控制卡与稽核点

• 稽核任务书明确了每周甚至每天的稽核任务，而稽核任务如何进行的标准就是稽核控制卡或者稽核问题点；

1、稽核控制卡

稽核控制卡是将流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点抽出来，进行明确的稽核控制的工具；

2、稽核点的制定

制定稽核点的意义：

（1）有针对性的重点稽核急需改善的问题；

（2）通过与被稽核部门之间充分研讨确定的失

控点，使被稽核部门更容易接受；

（3）在稽核点的制定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培训的

过程；

3.稽核检查的执行

A.检查前的准备（1）明确稽核内容（2）明确稽核方法（3）预估稽核阻力

B.执行检查

（1）现场查看（2)查看相关记录报表

(3)询问责任人

(4)询问相关人员(5)记录

C.稽核结果的反馈

(1)稽核结果的张贴公布

(2)稽核结果向高层汇报

4.实施奖罚

（三）、稽核战报

• 稽核战报的意义

1、让各部门人员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全公司的人员 都在关注；

2、在各部门之间形成竞争的氛围，激励和调动各部 门人员的积极性；

3、将部门的注意力转到自己部门任务达成情况上，改变企业人员喜欢关注其他部门问题的习惯；

• 稽核战报需注意的问题

1、排名规则的公正、公平；

2、奖惩和考核的实施；

（四）、稽核专题会议

稽核专题会议的目的：

1、保持与总经理或者老板的频繁沟通，让总经理或者老板参与稽核； 2.通过汇报与总结的方式，监督稽核小组的工作； 稽核专题会议的内容：

1、稽核小组汇报本周的工作内容；

2、本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3、申诉的处理；

4、下周稽核工作计划的制定（包括稽核任务书，案例分析会的主题）

（五）、案例分析会 前期的会议准备：

1、案例的编制（针对性与准确性）；

2、可能出现问题的提前准备

案例分析会的召开：

1、会议的控制；

2、由责任人自己进行分析；

3、明确的较真态度（老板和老师）

（六）、稽核技巧：1、2、3、4、5、6、按照《稽核时间安排表》严格执行稽核； 稽核前要熟悉稽核的依据； 凡事必记录并经责任人签字确认；

所有相关责任人员参与案例分析，划分责任； 始终抱着帮助人的心态做稽核；

稽核必须公正、客观，如有不能确定则开具《整改通知书》。

（七）、稽核工作的关键点

稽核切入点的特点：

1、简单明确；

2、可高频率、耗时短的反复稽核；

3、范围集中；

.稽核切入点：

1、会议决议；

2、表单的填写；

3、5S的检查

4、异常

(八)、如何执行稽核？

1、稽核前的准备工作；

2、会议集中稽核；

3、稽核小组全体人员集体稽核；

4、按照部门依据规定逐一稽核；

5、各级领导审核程序的稽核；

6、各类表单流动的稽核；

7、时间规定的稽核；

8、进度执行的稽核；

9、目标结果的稽核；

（九）、如何树立稽核权威

1、优秀的稽核员必须具备的素质；

2、通过案例分析客观、公正划分责任；

3、通过集体稽核给被稽核者造成压力；

4、将老板纳入稽核对象，从老板开始稽核；

5、通过稽核帮助员工少犯错误；

6、违规罚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7、从小事开始稽核、从动作入手稽核；

8、将各奖罚部门排比、公布、曝光

第四篇：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应用物理学（2）班 2012326690041 舒炳锋

摘要：本文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这三个方面述评了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笔者认为这是一部熔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可供各种文化层次和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的大众史学读物。

引言：读史明智,以故为鉴能使我们少犯错误,读历史,品读风云人物。关键词：爱国 救国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五四运动 正文：

这几天我读了一篇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章，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近代史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更是一段抗争的历史。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由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虽然中国的命运仍没有改变，但不管是落后的农民阶级腐朽的统治阶级、先进的资产阶级还是更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都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不朽的痕迹。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而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思想文化的沉闷，各级政府的腐败，为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以及租界的出现。到了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等人利用被“修饰”过的上帝和人民的迷信号召农民起义，拜上帝会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洪秀全等人上台后，官民制度两种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灭亡是势在必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仅靠农民起义的弊端，因为虽然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权变和机灵，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阻碍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再后来，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但以本人的浅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得大。当时社会和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推行资本主义，这其中需要一个类似君主立宪的过渡阶段，而那时的中国不得不处在了一个不土不洋的尴尬阶段，而且当时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倘若一直走下去必定会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不幸的是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走，他更是将中国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正如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民主革命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这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生了在本质上有别于过去八十余年的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运动因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作者着墨不多，用事实再现了那段悲痛耻辱的历史，着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对民族英雄的钦佩敬慕之情和对卖国贼的愤怒不满。

这么多次的革命最终都悲壮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苦苦地挣扎，救国之路该怎么走？强国之路又该如何？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深思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是祖国的希望，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面对这一切，我们只有不忘国耻，时刻记住中国遭受痛苦和磨难的历史；面对这一切，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钻研科学，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参考文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第五篇：从听课评课到观课议课

从听课评课到观课议课

听了陈大伟教授的《有效观课议课》系列视频讲座，自觉获益匪浅，领悟到很多非常新颖的符合新教育理念的实用的东西。特别是陈教授对听课、评课和观课、议课的解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平常都说听课，现在想来好像不太准确。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听课除了需要听，主要还是要观察、要思考。要读懂课堂，需要用观的方式，因此，观课提法更为妥切。再者，观课提法让人觉得更舒服、更平等、更亲切，因为听课好像就是你听他讲，好像是你去监督他；而观课更像是互动，是你去他的课堂上听、看、想、学，是交流。“观课不是千方百计地发现和批评别人的优点和问题，而是把自己投放进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对自己有价值有帮助的思路和做法”。无论自助还是帮助，它都需要改变平常听课只填写《听课记录本》相关栏目以备检查的无所事事，而是在观课议课过程中积极而有效地思考。观课的“观”不仅要用耳朵，强调用多种感官收集课堂信息，在多种感官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眼睛的观察，观课追求的是用心灵感受课堂，体悟课堂。

再说评课和议课。我们平常说的评课，就是要给一节课作一个总体上的评价，指出它的优缺点，也就是要给这节课下一个结论（好还是差）。有时候，我们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努力去找出他人的优点和不足，以示我们会听课和负责任，并按部就班地从该节课的教学目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情感教育、教学基本功、教学效果、个性特点等诸多方面去一一考察。而议课是平等的交流，是讨论，是探究，是在平等的对话中理解感悟教学，是共同改进和提高。评常用句号，而议常用问号。句号的作用在于结束，评课中的句号是对课做出判断，下一个评语和结论，而议课中的问号致力促进对话和思想，它追求参与者在相互尊重中了解和感悟，在共同的商议中探寻和创造共同的未来。议课是充分听取上课教师的意见，不把授课教师置于被评价的定位，不让授课教师在议课中“失语”。议课是分享，不仅分享行为，而且分享彼此的思想、分享议课中所产生的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