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秦晓

第一篇：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秦晓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秦晓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 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 “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 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原载：优米新视野 2010-08-17）

链接一：

秦晓简历

秦晓，1947年4月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8月已退休离职）；还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多家国内外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任职于招商局集团之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秦晓博士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2001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经济学、经济管理和社会转型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专着。

链接二：

“公共知识分子”秦晓：重新启航

今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聆听了一次关于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问题的“思想启蒙”。讲稿后来广为流传，在社会价值生态变幻的当下搅动人心。

充当讲者的，是63岁的秦晓。8月23日，他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一家重要央企的执掌者，其职位与任期固然由组织部门来确认；而秦晓对于国有体制一直有自己的理解，拒绝“官商”标签，并在同类人中以善思辨著称。也有人觉得他角色错位，即使在一些朋友和老部下中，对他的学术偏好和思辨精神也有不以为意者。

招商局由清朝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史上几经沉浮。1999年由交通部直属企业，改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39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2001年，秦晓转任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

当他提出的招商局“新的再造工程”目标接近达致之际，以年龄原因退休。膝下一女与夫人长居澳洲，他不愿与外人多谈家事，亦不见卸任后颐养天年的念头。事实上，近年来秦晓治学劲头十足，频有文章引起关注。

秦晓出身于干部家庭，经历了新中国国运数十年的起伏跌宕，不可能对时代大势无动于衷；作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西方社会精英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抑或更推动了他内心的自觉：“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40多年前的秦晓，并不会意识到日后会成为一名活跃的现代思想启蒙积极分子。那代人接受的是另外一套思想和职业教育，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逻辑，“接班人”的思想觉悟，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秦晓就读于北京四中，一所干部子弟汇集的学校。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来袭，正在读高中的秦晓也成为一名“红卫兵”。但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并不赞同过于激进的阶级斗争方式。他和同学孔丹(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等人组织几十所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出面保护老干部，试图制止批斗、抄家等过激行为。他和一些同学对暴力革命逐渐产生反感，并最终走到了对立面。

高中毕业后不久，秦晓便被“上山下乡”的潮流裹挟着，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一个牧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身为“老三届”中一员，对于那段岁月，秦晓后来若有所悟：“很长时间我没有觉醒，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数年知青生涯，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影响尤深，促使他走上反思的道路。

1976年秋天，“文革”因毛泽东的逝世而告终结，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上下的共识。此时的秦晓，在历经一系列求学和职业选择后，于1983年步入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1986年，他来到中信集团，而后逐步拾级而上，位至总经理。

凡见过秦晓的人，公开或私下，皆感慨“此公敢言”。在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台上发言嘉宾是国资委一位官员。现场曾就一话题展开争辩，台下秦晓直言“你们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闻者肃然。

秦晓身形瘦削，面容严厉。不过，与针锋相对的言辞相反，招商局同事对其工作风格的评价，多是“潇洒，进退自如，也不会逼死人，尺度拿捏得当”。

他痴迷围棋，平日常与孔丹等友人对弈。一人待在办公室时，也会独自打谱，或者读书。而最为外界称道的，是秦晓50岁那年，任职中信公司总经理期间，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数年后以《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论文拿下学位。他曾自嘲读博士的经历致其“永久性脑损伤”。

不难理解，这样的国企领导人，空降到具有130年历史的招商局时，会产生何等撞击力量。（原载《新世纪》2010年09月08日）

评论一（正方）：

从秦晓看被压抑的改革民意

鱼刺

最近，有幸读了即将卸任的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全文，说实话，这是迄今我看到的国企较高级领导最精彩的一个发言，其对于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解读恰当而充分，对于中国问题和道路的见解深刻而明确。赞叹之余，我忽然有个疑问：作为招商局董事长的秦晓，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也一直如此坦白自己的观点？

我们有个说法叫“两头真”，是说我们的领导，直到在退休后才可以说一点儿真话。那么，这个说法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在其掌握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期间，他们一直说着官话、套话、假话和空话。这对于实际工作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肯定是虚假和浮华的，难以符合真实的民生和民意。更大的问题是，社会管理者在普遍的官话中自我循环，也让我们对整个社会形势、改革进程、民声、民意的判断都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习惯于套话和官话，肯定就会忽视民生与民意；习惯于颂扬和赞歌，肯定就会躲避问题与矛盾；习惯于迎合和稳定，肯定就会压制异议与呼声；习惯于顺从和服从，肯定就会漠视改革与进步„„。

我们都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说着言不由衷的官话，形成了一种语言和反馈的定式，违背这个规则的就不合时宜或者政治不正确，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也造成我们自满于现状，实际上却背离了社会现实，失去了民心民意，终究要受到社会规律的惩罚。另一方面，民主一直也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至今总认为民众的文化素质还不适合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众的文化素质有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表达和管理机制有问题。

我们对于“不当言论”的控制，对于反对和异议的排斥，对于公共舆论的选择和压制，恰恰抑制和歪曲了正常、真实的民意表达。可见，自由的公共舆论、畅通的沟通渠道、以及保证舆论畅通、自由的法律和制度，是社会管理得以符合真实社会、真实民生、真实民意的首要前提；也是我们判断社会现状、维护稳定、推进改革、良性发展的首要前提。缺少了这些，就难免越来越脱离现实和民意，造成社会管理的懒惰、浮华、虚假、腐败和落后。

确实是这样，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文化启蒙，中国社会已经有足够的社会管理和知识阶层，接受和深刻的认识普世价值观。而我们的社会也恰恰因为缺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使社会和普通民众，对于现状也有比较强烈的不满和改革要求。我们试想：还有多少象秦晓这样，身居高位，头脑里有着清醒的认识却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不能够正常的表达出来？造成我们实际上对社会形势和民心民意的误判，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限滞后，造成社会裂痕和矛盾的不断扩大和积聚„„。

近年，我对于思想文化启蒙一直有几个判断：一是、启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管理者的自我启蒙；二是、启蒙要致力于催促、推动政府觉醒和主动进行改革；三是、思想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完成，已经有足够的社会阶层接受和具备了足够的现代文明观念；四是、对于社会和民众的启蒙和改变，一定要依靠制度的力量才可能普及，才可能真正的改变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以往对于国民性和社会无序的批评，实际上恰恰是倒果为因，只有良性的法治和制度才可能塑造良好的国民性和社会秩序。当然，我不否认一个良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付出长期、艰难和曲折的道路。

所以，我略改一下秦晓发言中的几句话作为结语：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还有公共知识分子，要抵制权力和世俗的诱惑，独立、真实的表达自己，秉承普世价值，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政府和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原载凯迪社区

2010-9-7）

评论二（反方）：

对秦晓先生演讲的几点质疑

mengbingnan

在网上拜读了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先生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中”的演讲，有几点质疑，写在这里，仅供有兴趣者一笑了之。

我的感觉，整个演讲充满了盲目迷信西方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否定的思想。

秦先生说中国没有通识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在废除科举制度后一味地跟西方的屁股跑，搞什么学科分工，越分越细，丢掉了自己特色。忘记了“歧路亡羊”的古训。中国传统教育先育人，从培养健全人格入手，在学习识字过程中打好人格的健全的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道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虽说儒释道三者并存，但主流意识是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育人。西方是靠宗教育人，学校不抓道德教育。“因材施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为精彩的灵魂，可是我们丢弃了，大搞应试教育。当然，秦先生在这里讲所谓的大学通识教育是为了宣传“普世价值” 做铺垫。

秦先生接着开始了他的“普世价值”的宣传。他所讲的所谓“普世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核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从演讲中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偏爱。为什么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如上所述，中国没有宗教产生，更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残酷的宗教压迫与思想的束缚，对伽利略的宗教审判就是佐证。中国儒家主张以“仁”治理天下，提倡人本思想。这是东西方在古代文化的差别。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的法国的专制主义有所不同。启蒙运动领导者不就是吸收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而提出来的“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思想的吗？“个人价值”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有其弊端，凡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吗？克雷洛夫寓言“天鹅、龙虾和梭鱼”就是对“个人权利”弊端的最好的注脚。个人自由与集体的关系处理不好，非但是个人问题，还会影响家庭和社会。中国的先哲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社会的伦理关系依赖于家庭关系，而个人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至上势必破坏家庭关系以致社会伦理关系。美国的单亲家庭之多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至上的恶果。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常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社会人。一个人行为不单关系到行为者本人而且还关系到与其相关的人。正如孩子的健康关系到父母，同样父母的健康关系到孩子。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行为。一个男人只管自己的喜恶，抛弃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就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一个对自己的亲人、家庭都不负责的人他会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负责吗？秦晓1975年毕业于矿业学院机械专业，虽说后来读了哈佛的经济管理的博士学位。但是缺少人文科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缺少。从他的讲话中就反映出来。也是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人。

中国传统价值里面到底没有“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在秦先生看来是没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分析了有关的争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概念的差异和理解不同引起的。仅以“自由”说明之。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绝对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是指不对他人的自由不构成危的自由，这与我国儒家的“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同工异曲。

秦先生主张服务型政府，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赞同者，而且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秦先生难道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尼克松的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的恶果么？最近，在奥巴马签字，颁布了对金融业最强有力的监督法案吗？通过唐骏造假事件我才知道，美国是全世界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度，这恐怕是政府不干涉的结果吧？美国政府倒是保护了本国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每年5亿美元的收入，既解决了就业又有GDP，何乐而不为？却贻害全球。美国从来是不考虑别国的利益的。中国为何改革30年经济发展如此快，完全得利于政府干预。现在的台湾倒是实现了秦先生所主张的民主政治，政府是服务性，经济不但不发展反而倒退。请问秦先生对此作何解释。（关于“民主”我写了一篇博文“民主没有是非”，是对民主的弊端做了初步的剖析。欢迎批评指正。）执政党通过一个决议何其难也。台湾创造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恰恰不是现在的民主政治时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至今都搞不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不愧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只懂经济。我看秦晓先生也是如此，只懂经济。秦先生非常崇拜《国富论》。其实《国富论》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理论总结，其理论基础的前提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公平的。可事实完全相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多是盲目的、投机的和贪婪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别说亚当·斯密，就是耶稣也改变不了，不然他创立基督教作甚？

秦先生拾人牙慧，大谈城乡差别的消灭。我从小就无数次听过消灭城乡差别这种说法。50多年前读小学时，每到放假我就带上假期作业到农村去过。虽说乡村在许多方面不如农村，但是有其特殊的魅力是城市所没有的，至今也是如此。这不，城市周边的有条件的农村办起了农村旅游，就是证明。我这时才思考关于消灭城乡差别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发现这是一些所谓的极端人士提出的动人口号，根本做不到。一言以蔽之，只要农业生产存在，只要城市存在，乡村就存在，城乡本质差别就存在。物种的多样性和事物的多样性造就了这个纷飞多彩的世界。有人却要消灭城乡差别，这不是反自然的事情吗？当然可以减少两者的差别。但是，农村田园般的生活是城市的生活永远所代替不了的。

总而言之，秦先生的演讲毫无新意，只是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而已。秦晓先生人文科学知识的如此匮乏，却去高校演讲，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岂不误人子弟？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第二篇：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应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2010年07月27日 08:48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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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资料图)

凤凰网财经讯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秦晓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秦晓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大型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管理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论，提出了政府职能、国有资产和城镇化等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问题。以下为演讲全文：

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秦 晓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第三篇：秦晓——清华大学演讲稿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主）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

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 The Wealth of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第四篇：盖茨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盖茨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年04月19日 12:58 新浪科技

4月19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开始第二天的访华行程。盖茨当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发表主题为《未来之路：在中国共同创新》的演讲，并接受清华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顾校长，清华大学的老师、同学们：

获得清华大学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清华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这里诞生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商业和政治领袖。

我上一次访问清华是在1997年。当时，中国学生的才华、热情和创造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我决定在中国设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沈向洋博士的领导下，在清华等大学优秀毕业生的协助下，微软亚洲研究院取得了成功，为微软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种国际会议上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为微软的新产品如Windows Vista的诞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计算机科学迅速发展的今

天，身为清华的学生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到软件魔法带来的奇妙体验。全世界有十亿计算机用户，他们才刚刚开始分享信息。随着

半导体、光纤技术的发展，软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今天的电视还是被动的，在未来，你可以从因特网下载节目，电视将能和人交

流、互动；

昨天我参观了中国农科院稻米研究所，看到那里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软件来区分不同的稻米，为其排序，以后还可以通过软件的分析计算，用较少的农药培育出高

产量的优良品种；

医学界已经开始用软件来管理数据库；

今天的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数字钱包”，可以显示地图，上网查找信息，未

来它还将可以和人交流；

平板电脑的出现，使得在教室可以无线上网，用电脑录音、识别手写的文字。这样，学生无需课本就能实现更有效的学习，老师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优秀教案。

当然，软件的未来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如何使得用户更容易掌握？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但不管怎样，就计算机科学而言，我们所处的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

代。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科技创新正在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微软公司愿意帮助中国公司的成长，帮助所有的中国公民享受到计算机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微软已经开展项目，帮助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尤其是盲人享受科技成果；

微软已经捐资设立了五所希望小学和五所网上希望小学；

微软也同中国政府及大学合作，设立了很多学术交流项目，鼓励优秀外国专家

来华讲学；

有来自39所亚太地区大学的超过2000名学生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并有120人获得了研究资助，其中清华所占学生人数最多；

本学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将在清华开设一门课程：“计算机研究的热门领域”。

我还想借此机会宣布，微软公司将在清华设立“杰出访问学者”项目。在该项目下，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年将邀请一位世界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到姚期智教授领导的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讲学。第一位获邀来访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弗朗斯·凯

斯霍德教授。

总之，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贵校，并在接受我的母校

哈佛大学颁给我名誉博士学位之前就成为清华的名誉博士。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了软件领域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突破，以及它们会给企业带来的机会、为残疾人和学生提供的帮助。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乐观：只要

可以上网，就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微软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专注是长期的。我们对于以学术严谨闻名的

清华大学有着很高的期望。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创信息技术未来的辉煌！

谢谢大家。

第五篇：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尊敬的顾校长，清华大学的老师、同学们：

获得清华大学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清华是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这里诞生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商业和政治领袖。

我上一次造访贵校是在1997年。当时，贵校学生的才华、热情和创造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我决定在中国设立微软研究院。在沈向洋博士的领导下，清华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帮助微软研究院取得了成功，为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种国际会议上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为微软的新产品如Vista的诞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计算机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身为贵校的学生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到软件可以做的神奇事情。全世界有十亿的计算机用户，他们才刚刚开始分享信息。随着半导体、光纤技术的发展，软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今天的电视还是被动的，在未来，你可以从因特网下载节目，电视将能和人交流、互动;

昨天我参观了中国农科院稻米研究所，看到那里的技术人员开始用软件来区分不同的稻米，为其排序，以后还可以用较少的农药就培育出高产量的优良品种;

医学界已经开始用软件来管理数据库;

今天的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数字钱包”，可以显示地图，上网查找信息，未来还可以和人交流;

平板电脑的出现，使得在教室可以无线上网，用电脑录音、识别手写的文字。这样，学生无需课本就能实现更有效的学习，老师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优秀教案。

当然，软件的未来还面临很多挑战：如何使得用户更容易掌握?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但不管怎样，就计算机科学而言，我们所处的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科技创新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微软公司愿意帮助中国的新兴公司成长，帮助所有的中国公民享受到计算机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微软已经开展项目，帮助中国的移民、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尤其是盲人享受科技成果;

微软已经捐资设立了五所希望小学和五所网上希望小学;

微软也和中国政府和大学合作，设立了很多学术交流项目，鼓励优秀外国专家来华讲学;

有来自39所亚太地区大学的超过2000名学生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并有120人获得研究资助，其中最多的来自于贵校;

本学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将在清华开设一门课程：“计算机研究的热门领域”。

我还想借此机会宣布，微软公司将在贵校设立“杰出访问学者”项目。在该项目下，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年将邀请一位世界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到贵校姚期智教授领导的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讲学。第一位获邀来访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弗朗斯·凯斯霍德教授。

总之，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贵校，并在接受我的母校哈佛大学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之前就成为清华的荣誉博士。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了软件领域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突破，以及它们会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残疾人和学生提供的帮助。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乐观：只要可以上网，就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微软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专注是长期的。我们对于以学术严谨闻名的贵校有着很高的期望。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创信息技术未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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