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新闻史讲稿
日本新闻史讱稿
第一部分:古代报纸阶段。
1、瓦版:是指在黏土上刻出文字和图案再烧制成版的印刷出版物。现存最早的 “瓦版”是一份记载1516年的“大阪安部合战之图。它的特点:形式上:瓦版图文幵茂,以图片为主,略有文字; 性质上:不定期发行的单页印刷品;内容上:介绍社会上发生的各类事件:地震、火灾、情杀、怪胎、神童等等。
“瓦版”以街头叫卖的方式发行,又被称作“读卖瓦版”,现《读卖新闻》就起源于此。“瓦版”是出自民间的非法出版物,它的制作者和发行者都是隐姓埋名的,它的发行在日本流行300多年,到19实际末,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消失。
第二部分:官办新闻和早期的日报。
1、《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它是日本最早的官方译报,由“洋书调所”的工作人员竖川三之桥和万屋宾四郎印刷发行,1862年出版,共发行23卷。它采用书本形式装订,不定期编辑,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对时代闭塞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中外新闻》:创办于1968年,是日本最早的自主性报纸,在江户出版,由柳河春三主持,他是日本最早研究西洋的学者,是向日本国民介绍西洋文化的先驱之一。该报被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近代报业的开端。
3、《横滨每日新闻》:1870年创刊,是日本第一家日报,标志着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的诞生,定期出版,采用先迚的日文活铅字用“西洋纸”单张印刷,读者不再限于高级官员,开始扩张到普通民众,广告和新闻各占一半,有商业倾向。创办人子安峻,1870年创办第一个印刷所“日就社”。
第三部分:政论和政党报刊。
1、“政论报刊”时期(1875—1881)
19世纪70年代中期带80年代初,日本民间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反对派阵营中的开明人士组成各种社团,通过报纸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出现了“民权派”和“官权派”的斗争。
代表报纸:
民权派:《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东京署新闻》、《朝野新闻》等。官权派:《东京日日新闻》、《明治日报》、《东洋新报》等
2、“政党报刊”时期(1881—1883)
1881年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各种政治势力就很快结成各种政党,主要有自由党、改迚党和帝政党等,一些政论报刊转而成为政党的机关报。
代表报纸:自由党:《朝野新闻》《自由新闻》等; 改迚党:《邮报便知新闻》《大阪新闻》等;帝政党:《东京日日新闻》《明治日报》等;中立派:《时事新报》《朝日新闻》等。
第四部分:大众报刊阶段。
1、“小报”的兴盛。
19世纪后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工业革命开始,通俗小报,奉行“企业本位”的方针,开始兴盛。代表性的报纸有1872年创办的《每日新闻》和1879年创办的《朝日新闻》以及1874年创办的《读卖新闻》等。
它们均偏重一般新闻和经济新闻,和欧美的“廉价报刊”相似,面向社会,读者主要为社会中下层,价格低,发行量大。•
2、报纸商业化的迚程。
在经历了“政党报刊”和“小报”的产生,演变之后,1886年至1887年间,日本报纸开始走向了商业化经营之路。
首先是《邮报便知新闻》,1886年该报效仿欧美模式,对报纸的版面、内容、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迚行了全面的改革。具体措施如下:A、对新闻报道、评论写作加以监管和监督;B、变大型化版面为小型化版面;C、版面力求大众化,文章力求平易近人;D、改迚发行的方式。
其次是《朝日新闻》。1888年,该报开始打入东京市场,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和同行展开竞争,具体如下:A、采用先迚的印刷设备,提高印刷速度,降低印刷成本;B、使用电报传发新闻,提高发稿速度。它的改革,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抢占了市场,成为日本第一家跨城市经营的报业体系。
之后是《东京日日新闻》,此外这一时期实行商业化经营的报纸还有《大阪每日新闻》、《时事新报》、《万朝抱》、《二六新报》等,其中后两个以揭露社会丑闻的著名,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第五部分:一战后二战前的报业改革。
1、组织机构的变化:报社实行了股份制经营,内部分工更加细密,分为了编辑和经营两大部门,人员得到了扩充,职责范围更加明确。
2、经营方式的变化:报纸开始大量刊登广告,内容和范围明显扩大,表现的形式也多样化,报纸开设专门的销售店,售价降低。
3、编辑制度的变化: 报社设立专门的编辑部,实行综合编辑制度,对新闻报道迚行统一管理,社会版地位提高,地方版大量增加。
4、技术手段的变化:从外国购买先迚的印刷设备,更新照相版印刷技术,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断提高报纸的发行量。
第六部分:军国主义报刊改革。
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报业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逐步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二战时期,政府将报业纳入“战时体制”,使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同时对报业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主要的措施如下:
1、设立内阁情报局。
2、制定新闻法规。
3、实行“一县一报”的合幵措施。
第七部分:二战后的报业改革。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日本势力对日本新闻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日本新闻媒介迚行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改造。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迚了日在新闻事业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
具体措施如下:
1、解除报业的羁绊,使之自由发展。1945年9月,颁布《关于新闻及言论言论自由的追加措施的备忘录》。
2、对日本报纸迚行管理和审查。
3、对左派报刊采取清除政策。
第八部分:现代主要的新闻媒介。
第一方面:五大报纸:
1、《朝日新闻》1879年创刊于大阪,初为小报性质,立场中立,奉行“企业本位”和“报道第一主义”,努力采写独家新闻,是日本的代表性报纸,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影响较大。
2、《读卖新闻》1874年创办于东京,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以市民和中小企业主为主要对象,大量刊登文学作品,有“文学报”的性质,分早晚刊,在纽约发行卫星版。
3、《每日新闻》日本全国性大报之一,1911年由《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合幵而成,1943年改名《每日新闻》,重要的读者为农民。
4、《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1942年由关东地区的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幵而成,在东京和大阪有分社,纽约和伦敦有总局,数据库信息闻名于日本。
5、《产经经济新闻》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1942年由关西多家经济类报纸合幵而成,全国性大报,在东京和大阪有分社,有早晚刊。
第二方面:五大民营广播电视公司
1、东京广播公司(TBS),属于《每日新闻》的广播电视网,成立于1953年,有25个联播台,每天播放节目20小时。
2、日本电视广播网公司(NTV),是《读卖新闻》系统的商业电视台,成立于1953年,有25个联播台,每天播放节目18小时。
3、全国朝日广播公司(ANB),是《朝日新闻》的广播电视公司,成立于1959年,有18个联播台,总部在东京。
4、富士电视公司(FYV),是《产经新闻》系统的商业电视台,成立于1959年,有25个联播台,每天播放节目20小时以上。
5、东京十二台(IZ),是《经济新闻》系统的商业电视台,成立于1964年,在五大民营电视台中,实力最弱。
第三方面:通讯社
1、共同社:日本最大的通讯社,成立于1945年,报联社体制,现有加盟报社60家,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有广告合同,伴有英文国际传真业务,播发《共同传真快讯》,出版年鉴,有6个总部,国内为有分支机构。
2、时事社:日本第二大通讯社,陈经理与1945年,是以提供经济新闻为主的株式会社,还经常做市场调查、舆论调查,出版各类资料性书籍等。
第四方面:日本广播协会
日本广播协会(NHK):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成立于1926年,具有半官方的性质的公营机构,最高权利机构是经营委员会,经费来源于电视执照费,经济基本自立。先包括三套广播网,分别为新闻、文娱和教育,另设有国际广播台。NHK的节目比较正统,新闻报道及时公正,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二篇:日本新闻史.ppt.Convertor
发达国家报业的产生和发展 ——日本篇 赵玉桥
早期报业的发展 关于日本
翻译、翻刻的报纸
《荷兰传闻书》
《巴达维亚新闻》
官版系列的报纸
原样翻译(印),版式陈旧,印刷手段落后
外国人在日报纸
《长崎航运及广告报》(第一份外文报纸)
《海外新闻》等 日人自办报纸
《太政官日志》
《中外新闻》 明治维新至一战期间的报业 《报纸印行条例》(1868)
《横滨每日新闻》(1870)定期、活铅字、单张、平民
《东京日日新闻》 《日新真事志》 《邮便报纸新闻》 主要内容为:
1、每份报纸必须有各自的名称;
2、反观方批准出版的报纸,不必每期送检,只要将当日发
行的报纸向官厅呈送两份即可;
3、每份报纸必须标明出版地点、年月日、编辑人、出版者姓名及各期期数。
4、一切天变、地异、物价、商法、政治、火灾、军事、生
死、文学艺术、服装、饮食、各种官方公报、洋书译文、海外杂话以及与世无害的事项均可登载;
5、刊登赠答文书、个人著作、杂谈等,应加注姓名;
6、不许对宗教妄加评说。
《报纸印行条例》附录:
1、官方报纸的取缔权不属于开成学校;、各府、县出版的报纸,其检阅权归各府县裁判所;
3、外国人用日文出版的报纸,必须向当地 裁判所备案,当地裁判所必须加以监督;
4、开成学校只负责监督东京出版的报纸;
5、东京出版的各报如违反新闻条例,又开成学校向东京裁判所提出控告,再由东京裁判所进行审判定罪。
急进论与渐进论 民权派与官权派
政党报纸时期(1883年修改的“报纸条例”)
《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
《朝日新闻》的革新:
印刷技术、电传、促销
两次世界大战于报业 一战与报业
战前蜜糖期
战时分化
战后斗争(白虹贯日事件)
二战与报业
战前大变化:组织机构股份制、经营更加商业化、综合编辑制、改进技术
“美徒劳拖延谈判 无意与日本和解” “恶意中伤包围日本” “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 “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 战时管制:
内阁情报局的建立
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
新闻统制法规
报纸合并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日本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
1942年6月5日至7日的中途岛海战失利后,日本媒体开始发布虚假战报,战果平均夸大约6倍,损失缩小1/5,就商业性船只来说,则只是报道损失的1/16。并且,对东京所遭受的空袭,也只是反复强调损失轻微,尽管房屋已被烧毁,仅在广岛受到原子弹的攻击后,才初次报道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这是我皇军真正的写照;占领广东当日夜晚,由於敌军放火焚城後逃逸,因此全城许多地方都陷於火海之中。在大火及浓烟密布下,许多城里的居民都收拾细软衣物开始逃难。在此情况下我军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在尚未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之前,就立刻卷起衣袖於海珠公园建立避难所,协助收容难民。”
五月二十三日,北上大军大岛部队的勇士们,在祭里集附近的麦田中,忽然听见小孩的哭泣声;原来是位未满周岁的小孩被逃难的父母抛弃于麦田中。小孩看到两位军士后立刻露出纯真的笑容。铃木正雄队长与长岛德一上等兵两人,可怜小孩的遭遇,就将此小孩护送予支那人抚养。照片为皇军保护下露出纯真笑容的支那人弃婴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城,路旁中国人拍手欢迎
1937年12月15日,南京中山北路东侧安全区附近,营业的中国人露天饮食小摊,日本兵在吃水饺
1937年12月17日,从日军手中接受点心和香烟,高兴得喊叫“日本军万岁”的南京难民
1937年12月20日,南京日军野战医院,养伤的中国伤兵
1937年,南京中山路上给小孩玩具车
1941年初,日军占领广东期间,广州一家理发厅打出“皇军大欢迎”的字样
宣传单,告山西军将士
宣传画,满洲军民一致
1937年10月,日本士兵与中国儿童做游戏
1938年2月镇江,中国售货小女孩头戴日本军帽,与日本士兵嬉戏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发动了全面战争,并在当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井上千代子是大阪步兵第37连队所属的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作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被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
正在工厂做工的年轻女学生
《思想战—日本的帝国宣传》
帝国宣传
多元化的宣传活动(日本的战争宣传注重官民合作)旅游与宣传 特别高级警察 奢侈是敌
随军记者,随军作家(火野苇平—《麦子与士兵》《大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
“笔战排”:高薪)战争期间的喜剧
吉本兴业 :1932年2月回国后,组织演出,庆祝“满洲国”成立,不但赚了大钱,还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喜剧演员柳家金语楼:《夜谈满洲》、《满洲经历》、《一百万次欢呼献给海军》
女演员花园爱甲被中国游击队击毙,演出期间,她的尸体得到保存。演出团把尸体带回日本,受到民众欢迎。东条英机的老婆参加了花园爱甲的葬礼,她的灵位还进了靖国神社
日本妈妈和美国妈妈
打仗的目的不是叫你为你的国家去死,而是让那个杂种为他的国家去死。
勇敢战死值得骄傲,喊着天皇万岁死去吧,就像落下的樱花。顺利占领日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美军的聪明或仁慈,而是日本政府的宣传转向。
主观上,日本主流媒体强调在重大事件上同化外来观点,新闻报道态度趋同,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注重横向比较,舆论一律,近代,日本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的“霸权文明”与日本的“忠军孝国”价值观交织在一起。新闻媒体在政府的舆论调控下,将国家利益至上、军国主义至上的传播理念发挥得登峰造极。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1932年多达5000起,而平常这类事件每年一般为几十起。
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国内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电影中只有行走、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那些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不准发行,并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
东京玫瑰
1949年出庭受审 二战后的报业
美军占领时期的新闻改革
解除发展障碍
进行管理和审查
清除左派报纸
报业发展黄金期:量增、质提、技改 五大报
《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 《每日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 《产业经济新闻》
第三篇:日本锁国政策讲稿
日本锁国政策讲稿
古代时期的日本,与中国、朝鲜及东亚贸易频繁,在唐朝时,他们就曾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交流,所以总的来说,古代的日本曾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
一个原本相当开放的国家为什么会实行锁国政策呢? 清中也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是清初海禁政策的延续,当时清政府是为了禁止天主教和西方思想的传播,以稳定统治,同时也是对西方各国不愿进行“朝贡贸易”的报复和对西方殖民者的警觉,更夹杂着浓厚的大国心理、盲目的乐观心态以及厌烦涉外纠纷的诸多想法。而日本方面闭关锁国的原因则相对简单,分析几次“锁国令”的内容,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和由幕府统管对外贸易。
所以说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有三个原因,一是基于保护传统文化,二是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三是从国防安全出发。
从保护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来说,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到日本,进行商业贸易,之后两国的传教士也来到日本开始在日本传教。日本不少大名,普通民众都信奉天主教,这样就会威胁到幕府对民族的思想统治。
1)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要处以死刑; 2)取缔天主教的传教,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该予以告发和逮捕,以防止天主教在日本蔓延;
3)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
这里所谓的进行严格的管制主要是指通商的范围,他们并不是与任何国家都断绝来往,与荷兰,朝鲜,中国还是进行商业贸易的。但这种贸易只能在特定的地方进行易,在日本长崎一代进行。
统治者实行的政策对一个国家都会有两方面的影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巩固了幕府的统治,维护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维护日本国家独立。另一方面使日本在国际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几乎完全割断了日本经济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使本来已经落后了的日本,进一步被资本主义的西方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了200余年,19世纪中期,美国军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1854年2月,佩里率领九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第二次闯入日本神奈川海面。日本幕府当局被迫于3月31日同佩里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二港;对美国船员供给食物、煤炭,价格由日方规定;美国在日本派驻领事,获得最惠国待遇。自此,日本两百多年闭关自守的政策被放弃,向开国迈出了第一步。
第四篇:中国新闻史整理
1.《大公报》
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
1902年创办于天津,由英敛之主持。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英敛之主持,是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以敢言、严肃、非牟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
第二阶段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
第三阶段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创办,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
第四阶段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2.《时报》
康梁保皇会在戊戌政变后直接出资于国内创办的日报,成为其在国内的重要喉舌。
1904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参与筹办和撰稿,狄楚青主持。
该报主张君主立宪。为和《申报》竞争,该报在新闻业务上锐意革新,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成为当时上海著名报纸。3.《民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
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综合性月刊。孙中山指导了创办和前期编撰。
“三民主义”是该报主要的宣传内容,并对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了很多报道。
为了扫除革命发展的思想障碍,该报主动向《新民丛报》发起论战。
虽然该报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等缺点,但她总体把握了人民要求革命的时代脉搏,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4.《申报》:1912年史量才接办后,(1)大力开展广告业务,设广告推广科,使广告成为该报赢利首要来源;
(2)抓好发行环节,设立报纸推广科,并向外埠发展:
(3)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使其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
(4)为避免政争牵连,该报实行政治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聘请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任驻京特派记者,用大量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不足,同时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
5.郑贯公
我国近代著名报人。
早年赴日留学,受知于梁启超。曾任《清议报》助理编辑。
后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组织开智社,在日本创办《开智录》。因谈及革命,被《清议报》解职,后任《中国日报》记者。
在香港先后创办《广东日报》、《有所谓》等革命报刊,其中,《有所谓》是当时港粤报纸中读者最广泛,发行量最高报纸。
其文思想新颖,以报纸为“笔枪”,鞑伐列强和清廷,受到爱国人士的普遍尊敬。
6.章太炎
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家和报刊政论家。
戊戌变法时期,参加强学会,曾为《时务报》撰述。
1900年在《中国日报》等报纸发表文章排满,反对保皇立宪。
1902年后,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在《苏报》在案中被捕入狱,成为举国闻名的革命志士。
1906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宣传排满和保存国粹,成为《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和革命宣传家。他的政论逻辑严密,气势充足,陈古论今,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7.黄远生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盛名的记者。
先后编辑过《少年中国》、《庸言》等刊物,曾任《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并为《东方杂志》等刊撰稿。
他认为新闻记者应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他常能采写到重大新闻及内幕新闻,材料丰富可靠,文笔鞭辟入里,成为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擘。
他被革命党人误杀后,友人将他部分作品整理成《远生遗著》,是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文集。
8.邵漂萍
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
早在学生时代就被聘为《申报》通讯员;1911年协助创办《汉民日报》,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从此开始职业报人生涯。
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
1916年回国后,受聘于《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
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特派驻京记者,期间为之撰写的《北京特别报道》很受欢迎。
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以“铁肩棘手”为座右铭。
同时他还兼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
他最擅长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
9.申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由美查创办,创刊时聘请中国人主笔,标榜要为中国兴利除弊,对清末基层官吏有所揭露,政治上持亲英立场,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大的中文日报。
10.时务报--1896年创办人梁启超,以宣传维新思想的变法主张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其宗旨,是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刊。
11.循环日报--1874年1月5日创刊于香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创办人和第一主编是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
12.中国日报--1900年1月创刊于香港,是兴中会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报纸,也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主办人陈少白。13.民报--孙中山亲自主持创办的同盟会最重要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为大型政论型月刊,以“三民主义”为其宣传中心,前身是留日学生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主编胡汉民、章太炎。14.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1918年迁到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合办,1919年又随陈独秀迁到上海,1920年5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刊物,1922年休刊,1923年在广州复刊成为党中央理论机关报,后来又由瞿秋白主编。15.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刊,第25期前,由陈独秀和李大钊主编,第26期起由胡适主编,它与《新青年》相互补充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报刊之一。
16.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第一中央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终刊,主编先是蔡和森,后是瞿秋白,始终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放在首要地位,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报纸。
17.政治周刊--1925年12月5日创办于广州,先后由毛泽东和沈雁冰任主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机关报,是宣传反军阀和揭露国民党右派,团结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武器发挥了极大作用。18.《大清报律》(02论)1908年清廷为了限制报刊出版、发行,正式颁布《大清报律》。
其中规定:报纸在创刊前除了向警察机关注册外,还必须交纳保证金;每期报纸发行前必须将样品送行政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报刊刊登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言论,违者永远停刊;禁止发行未经官报、阁抄发布的谕旨和奏章;在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以上规定者,由海关没收销毁。
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
19.《民国暂行报律》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
具体内容有: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
但在当时民主、自由气氛空前高涨的报界,此报律受到了报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明令撤销。
20.《报纸条例》
为了使摧残舆论暴行合法化,袁世凯在执政期先后颁布多条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1914年4 月颁布《报纸条例》,共35条,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
21.《出版法》
为了使摧残舆论暴行合法化,袁世凯在执政期先后颁布多条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出版法》。
该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物都作了类似《报纸条例》中的规定。
尽管法律已十分苛刻,而各地官府在执行过程中又层层加码。
22.“时务文体”是一种新型的报章文体。维新运动前,报刊上流行的仍是一种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相结合的混合文体。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利用报刊极力倡导变法,议论时政,一种新文体应运而生。由于这类政论文章多以“时务”为内容,且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载文章为代表,故称“时务文体
第五篇:新闻史人物
从新闻史“职业认同”的角度研究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以往在各个时代对于邵飘萍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历史贡献的介绍都停留在概括与评价层面,缺乏对其职业心灵的研究,因而导致研究中没有“人”,也难以发现真正的“记者”。本文引入职业社会学中的“职业认同”概念,通过对邵飘萍从业缘起与动机、职业情感与忠诚态度、新闻或新闻职业认知、自我身份认同等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
【关键词】邵飘萍职业认同新闻实践
新闻史人物的局限与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前对于邵飘萍的研究相对冷清,又大多停留在他的新闻思想、新闻活动、办报特点、历史贡献等的探究与介绍层面。这种对新闻从业者思想、活动、贡献、特点等的研究,对后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从这些研究中感受不到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处的人生情景和社会情景相应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很可能存在着的价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与张力,因此也就看不到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群体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职业道路上草路蓝缕、一路走
①来的心路历程。
这种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触摸到真正的活的历史,无法与新闻史上的各个人物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对话。我们看似对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他们所说过的话、所创办的报刊了如指掌,实际上却并不了解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何以要说那样的话,何以要办那样的报刊,不知道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新闻职业到底如何认知,不知道他们选择新闻职业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说,我们无法从现有研究中看到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职业情感、职业认知等的发育、发展、演化之轨迹,无法把握其背后潜藏着的内在的规律性,因此也就无法由新闻史人物这一新闻活动主体来感受“历 史的丰富性”,来透视新闻与社会之间那种交互、交融的生动而复杂的景观。
职业认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既然职业的认同。具体地说,就是知道并认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功能、意义、价值,就是在从事该职业过程中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必须避免的,并从内心真正珍视这些价值,坚守这些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弄清楚自己是该职业的从业者的东西。“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它评定了个人自我认
②同中角色的重要性”。
一从业缘起与动机
从业缘起与动机和职业认同程度是审视认同状态与程度的最基本因素。从业者选择新闻职业,是发自内心的主动行为,还是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是基于“谋食”目的,还是基于对新闻职业的喜好或理想,抑或有超出新闻业之外的其他动机等,是透视新闻史人物职业心理状态和认同度的重要环节与层面。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县(今浙江金华市)。1906年,他考入浙江省高等学堂师范科。这段生活使他眼界大开,三年间,他涉猎了大量当时激荡人心的书籍、报纸。晚清 的腐败动荡局势,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都激扬起了他对时事、对报刊的兴趣,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汪洋恣肆而又条理清晰,语言丰富又平易畅达,且笔锋常带感情,让他十分 着迷并进而崇拜,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想依靠报纸的舆论力量干预政治,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曾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于是,①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2009年8月
②魏淑华、宋广文《国外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综述》,《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利用课余时间他开始向上海《申报》投稿,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反映民意,督促政府为民行政。然生逢乱世的邵飘萍,他的对手是那些喜怒无常的大军阀、大流氓,邵飘
萍作为文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单薄,好似螳臂当车,但邵飘萍却无所畏惧,他要做那振臂高呼者以唤醒民众。从此邵飘萍开始了他和新闻事业的关系,开始了他“新闻救国”的征程。1909 年毕业后,邵飘萍返回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继续投稿《申报》并被聘为地方通讯员,还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思想上从崇拜梁启超转为敬佩革命领袖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邵飘萍满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激情,来到杭州,结识了知名报人杭辛斋,并与之携手创办了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还兼任杭州《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和《申报》通讯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报人的生涯。
邵飘萍短暂的一生几乎是与新闻工作紧密相连的。1912 年杭州, 邵飘萍与杭辛斋携手创办了 《汉民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抨击封建军阀的暴力统治。1914 年,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等人共同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分别向京、沪、汉等地著名报纸发通讯稿,揭露罪恶的二十一条。1916 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主要为该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同年7月,因为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歪曲事实,他一怒之下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又独立创办了《京报》,并与此同时,联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邵飘萍曾经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二 职业情感与忠诚度
职业情感、忠诚度与职业认同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是判别认同与否及其程度的最直接和最显在因素,具体包括,对所从事职业是矢志不移、不弃不离,还是情非得已、三份热情、必欲离弃而后快;从业过程中是身心投入、尽职尽责,还是三心二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从这些方面考察新闻史人物,必能在很大程度上一窥其职业认同的真实状态。
高尚的职业道德观以及新闻职业“专业化”的努力便是邵飘萍的心路写照。新闻专业主③义的核心是形成一种正式的道德准则,以利用它来将新闻提升到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的层次,而职业道德也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邵飘萍最为重要的新闻道德思想是其很早就提出的“品性为第一要素”。邵飘萍说过,所谓品性,包含了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记者应遵守的道德。邵飘萍所说的“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他常以“铁肩辣手”自励,在他的办报生涯中,从未被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所左右。他说“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因为在邵飘萍看来,记者的责任心归根结底是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以此赢得社会的信赖。在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时,他又提出了“对于新闻之来源,宜始终绝对秘密”、“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做新闻材料”,对于“欲以新闻之面具而利用报纸为之宣传”的广告及“淫乱性与残忍性”类的新闻,记者都必须严加防范,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保密,要以对社会、国家、事业是否有益来衡量。邵飘萍将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在其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整理成章,为新闻工作者提供道德精神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工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新闻界鱼龙混杂,新闻工作者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业务和技巧训练,以及缺乏新闻理念的熏陶,邵飘萍著书立说对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为新闻职业的“专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1926 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邵飘萍到出事地点及相关医院实地进行调查采访,连夜赶写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等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邵飘萍认为,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③张焱,《新闻专业主义对我国舆论监督的影响》,《求实》,2004年5月
公器,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应为人民所用。而报业是独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负有教育民众、指导社会的责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邵飘萍确立了其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京报》 创刊时,邵飘萍提笔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挂于编辑室正面墙上,每日观其以自勉及激励同仁,这都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
直到 1926 年被害,邵飘萍一生都在为新闻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参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应该且必须对政府、政党、政客采取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邵飘萍在新闻实践中,一直以保守客观的态度、正确的立场判断是非。
三 新闻职业与自我身份认同
认同某一职业的基础是职业认知,它能强化认同,并赋予认同以较为明确的方向感。对新闻职业看似喜好和忠诚,但若对新闻或报刊的功能、价值,对新闻职业的社会意义等缺乏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认同即使具备,也是“盲目”的,或基础不十分稳固的,反乏,则其认同不仅可以说具备,且属于有明确认知作为基础的较高层次的认同。
1918 年 10 月,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新闻周刊》。揭开了我国新闻学 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学会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都曾是该会成员。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继北京大学之后,平民大学、国立法政大学都曾聘邵飘萍为教员。虽然很忙,但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邵飘萍曾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品性要完 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邵飘萍的讲课深入浅出,能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另外还十分注意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根据讲课内容再加上对国外新闻学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一起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是中国新闻学三本奠基之作。可以说,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中,邵飘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我国现代著名报人邵飘萍的政治身份,经过一些学者多方面的考证,己确认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例如1986年《新闻学论集》第9辑《邵飘萍是产党员》文)。
可见,邵飘萍不但自始至终接受马列主义观点,在其主办《京报》上大力宣扬,并非都是客观介绍,可以说相当部分都带有主观好恶的理性色彩,他不象“蛰伸”,仅仅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始终如一地进行宣传直到被杀害。所以把邵飘萍说成“中国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走上断头台的第一人”是合适的、恰当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新闻学教材里,仍然把邵飘萍 的死因归咎为“得罪了直奉军阀而被杀害”的原因。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邵飘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考证出邵飘萍是秘密共产党的政治身份,给邵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之处,也利于对其死因进一步探究。《关于邵飘萍之死》这篇文章最遗憾之处,就在于不明邵飘萍的政治身份进行考证,从而对邵在《京报》上的作为及在社会上的许多活动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今天,我们还一代著名报人邵飘萍遇害的本来面目,认识他在黑暗时代的办报艺术和他在新闻理论上卓越的贡献,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对中国第一个殉难的共产主义战士
邵飘萍坚持马列真理、不畏强暴、鼓动被压迫人民向黑暗势力抗争的至死不渝的精神,表示 深深的敬意。
由于职业认同既强调“认同”,又强调“职业”(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因此,引入“职业认同”对新闻史人物进行研究的目标就不仅仅要考察各个新闻史人物对其新闻或办报工作是否认同或认同度的高低,而且要追问这种认同是否建立在职业社会学意 义上的“职业”之层面上,是否真的是一种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要追问从业者的认同是否是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就必须以职业社会学中对成熟职业的内涵界定为考察视角。职业社会学认为,成熟职业至少应具备这样四个条件:具备该职业所独有的知识、技能和理念体系;不受外界干预,具备一定的职业独立性与自主性;具有超越个人谋生层面的利他主义动机;具有职业伦理意识及相应的伦理行为等。
基于此,在考察邵飘萍的职业认同层面时,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辨析和呈现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辨析不仅有助于判定各个新闻从业者的认同是否建立在真正的职业层面,而且有助于呈现各个新闻从业者职业发育与成长的程度与状态,进而勾连和描画出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因子逐渐育化的历史轨迹。这一点也是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所缺失的。
由于职业认同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因此,在引人“职业认同”对邵飘萍进行研究时,应注意用动态的、历史的目光观照每一个新闻史人物的职业认同状况和职业因子
④发育情况,以使研究能够呈现给读者一种“动起来”的“记者”或“报人”的诞生史
和成长史,也以此实现“职业认同”视角可能带给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意义。
将“职业认同”引入到新闻史人物研究中,无论其着力点在“认同”,还是在“职业”,其总体目标与核心宗旨都是,为了探寻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或“报人”的成长与发育的足迹,为了找到与历史上的“记者”或“报人”的对话通道,为了感知他们从事新闻 职业的理想与困惑,激情与无奈,呈现他们选择和从事新闻业的职业心史。
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目标与宗旨,必须依托与各个新闻史人物直接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其留下的自述性文字,同时,要努力运用新史学领域所崇尚的“还原历史情境”、“回归历史现场”等史学研究新方法与路子,在研究每个人物过程中,尽量将其从业动机与缘起、职业认知与追求、职业情感与忠诚、职业身份与角色等,置于其个人生活情景和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去呈现.另外,还必须对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去魅”。
【参考文献】白寿弃主编《中国通灼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商娜红《试析多重背景下媒介职业化规定性的建构》,《现代传播》2002年5期
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嫌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113页
方汉奇《近代中国名记者·序一》,工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方汉奇《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序言一》,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