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什么是基督教
走近基督教
从小我就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因为我的奶奶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她告诉我说耶稣是世人的救世主,是耶稣牺牲了自己替人类承受了苦难,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救世主和这个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督教是从国外流传到中国的,现在中国的基督教堂和教徒的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基督教是教人行善积德的,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主要原因教徒之间也非常的友好。我认为基督教的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生活的人们的心灵也是那般纯洁和美好。我查阅了一些基督教的资料并总结了一些知识点,希望大家能对基督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什么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之一,其创始人为耶稣基督。广义的基督教是指凡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即包括了罗马公教、正教、新教三大派及其他一些小教派;狭义的基督教是指其中的新教,我国把基督教的新教称为基督教,其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基督教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经典,信奉的教义有上帝论、三一论、基督论、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等等。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它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中保),圣父的主要工作是对人类创造;圣子的主要工作是道成肉身救赎人类;圣灵的主要工作是在人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使人为自己的罪而自责,达到成圣的地步。它虽有三个位格,却是一位上帝,故而被称为“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也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中国基督教有两个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是中国基督教的办教方针和途径,是爱国主义在基督教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和基础。
二、基督教的主要活动:
基督教有两大主要圣礼,即洗礼和圣餐。洗礼是入教者必须领受的第一件圣事。初入教的信徒不能称为基督徒,而是称为慕道友,他们要成为正式基督教徒,首先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必须经历一年以上的慕道,经过信德考核,被认为合格的人才能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圣餐是信徒须经常领受的重要圣事。此礼表示纪念耶稣为罪人受死,并用“宝血”为人洗罪。
基督教的节日很多,诸如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等等,由于各地、各国的习惯不同,过的节日也不同,但最重大、最隆重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是相同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日期是每年的12月25日;复活节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日期在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星期日,在公历中没有固定日期,一般都在3、4月间。基督教的宗教活动是以聚会为主,其中有唱诗、祷告、讲道。唱诗以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赞美诗为歌本;讲道以《圣经》为主,以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其它书刊为辅。聚会的时间为每个礼拜天,因为耶稣是在礼拜天的早晨复活的,所以基督徒以每个礼拜天为固定的聚会敬拜时间。另外,有的地方还举行其它聚会,如祷告聚会,查经聚会等,丰富信徒的宗教生活。
三、关于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问题:
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是指未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自发形成并有一定数量的信教群众参加,有宗教活动主持人,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基督教非法活动场所。对私设的基督教聚会点,各地必须依照有关法规进行教育,予以劝散,经教育仍不肯解散的,依法予以取缔。对极少数经教育拒不解散的私设聚会点的负责人、自封传道人和提供聚会场所的人,特别是对搞教派分裂的私设聚会点的负责人,要依据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信徒聚会应在国家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这里有专门经过培训的宗教教职人员进行传道活动。这些教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牧养信徒,教导信徒在社会上做好信徒、好公民,教导信徒在国家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聚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引导信徒走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四、关于殉道
耶稣生前常斥责犹太上层社会的伪善贪婪,由此招来了犹太祭司的疑忌。耶稣32岁那年开始在各地传道、行医。主要内容是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人死后还有一个生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人只要博爱、谦卑、信者就可以获救赎而得精神永生;但是,在犹太祭司的怂恿下,当地的罗马总督比拉多担心犹太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也疑惧大众讨论新的王国和宗教,难以控制思想,于是宣称耶稣的宗教是异端邪说,并捏造事实说耶稣叛国,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当年33岁,也就是说,耶稣传道只有一年多时间;耶稣死的三天后,盛传他复活,并在其后不久升天堂,坐在天父上帝右边,信者只要信他,都将分享他的胜利而非死亡。
五、关于基督教的名称和经典。
犹太人在苦难中,相信救世主基督(弥赛亚,希伯来文)的降临,故耶稣被称为基督,他所创立的宗教,称为基督教。她的经典就是《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即原有的犹太经典,和《新约全书》,即耶稣死后,其门徒对其生前言行的纪录。
六、从遭受迫害到尊奉成为国教。
第一、关于早期的传教。耶稣生前只在犹太人之间传教,受难后,其十二门徒开始向犹太人以外的地方传教。其中,保罗是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对基督教神学影响持久而深远,遍及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影响到了包括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著名宗教领袖的思想,他的传教使得基督教从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转变成世界性的宗教。第二、关于教难时期。基督教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和政治权威的冲突。本来罗马帝国对宗教采取不干涉的政策,皇帝自称是神,但是基督教不承认罗马皇帝是神,拒绝向罗马皇帝的神像膜拜,藐视国家专制的政令,导致被迫害,但是基督徒主张的“博爱互助”及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精神,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而且,信徒由下层社会的百姓扩及上层有权势者。这个变化的时间是从尼罗皇帝至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是合法宗教为止。四世纪末,狄奥多西皇帝定为国教。
七、关于基督教会的贡献。
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看:一是社会进步方面,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负起维持西方世界社会秩序的任务,成为战乱中唯一安定的力量。在基督教会的努力下,日耳曼人改信基督教,奠定了基督教在欧洲社会中无可动摇之地位。基督教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主要的道德与伦理规范的依据。在中古的欧洲,任何人,一出生即自然地成为基督徒。西方人的一生和基督教会发生密切的关系,比如受洗礼、婚礼和丧礼的礼节,均由教会主持。教会的资产主要来自捐助,这是基督教主要经济基础。随着教会资产的累积,教会也常从事社会救济的活动,形成西方社会伦理道德的坚实基础。二是在教育文化方面,教会和教士是中古时代文化的保存者和发扬者,日耳曼人入侵后,罗马文化受到摧残,教会成为唯一的藏书之所,教士也成为社会上有学识的人。教会又负担起教育的工作,在大教堂和修道院附设学校,教授拉丁文和基本知识,保存和抄写古代文献。教会所保存的文化,虽然着重在发扬基督教的精神,然而也使欧洲文化以特殊的方式躲避战争危害,得以绵延不断。三是建筑文化方面,基督徒的朝圣目的地是各地方著名的大教堂(尤其是号称收藏圣徒遗物的大教堂)。这些大教堂具备以下特色:建筑构造呈现了基督教教义,如中廊和翼廊成交叉的十字形,就是基督教教会的象征。教堂内外布满表现《圣经》故事的壁画和雕刻、雕塑。整个建筑呈现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强调垂直上升的发展趋势。
八、耶稣基督的教导
最大的诫命:爱上帝,爱邻人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爱人如己
我赐给你们一条心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人,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人,要为他祷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是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还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看完这些教导我的感触很深,这里的教导要求教徒们爱他们的仇敌,对于那些诅咒他们的人也要给予祝福,对于那些凌辱他们的人也要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高深的境界,可以这样对待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其实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对于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更应该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教会了我们成长,教会了我们坚强。从基督教里我们更能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对人生的思考,其实用一颗宽容热情的心去对待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所给与你的不一样的精彩。
2012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吴小凤01214084
第二篇:基督教是世界上信徒最多
基督教是世界上信徒最多、分布最广的宗教,遍布世界242个国家。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目前,世界人口60亿,其中有基督徒20亿,占世界人口的33%。其中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居民(信徒人数占居民人数的50%以上)信奉基督教的某一派别,而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有70多个,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有30个,以东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有12个。
其中天主教徒10亿多,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4%,主要分布在欧洲中南部、北美、拉美和亚非一些地区。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马耳他,安道尔。其中,捷克和匈牙利两国国内的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捷克的基督教徒人口比例为30%,匈牙利为25%左右。
基督新教徒4.2亿多,其中北美洲1亿左右,占当地人口总数的34.4%。东正教徒2亿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和南欧的希腊,超过1/3的信徒在俄罗斯。基督教(新教)占主导的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国内的天主教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的天主教徒人口比例为35%,澳大利亚为28%左右。新西兰(18%)和英国(10%)的比例也较高。
天主教和基督教势力相当的国家:德国,荷兰,瑞士,加拿大。
目前世界上有l 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还有一些不归属于这三大教派的3.9亿独立教信徒。东正教占主导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其中,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以东以天主教(其基本教义、仪式、体制都是东正教特征的,但承认天主教的教宗为其在世的教会元首)人口居多。而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也不少,分别占到30%和10%。这主要是当年奥斯曼土耳 其500年统治的结果所致。
基督教三大教派中,拉丁美洲信徒数量最多,4.8亿,占拉美人口总数的93.5%;非洲3.4亿;欧洲5.3亿,占欧洲人口的83%;北美洲2.4亿,占北美人口的85%;亚洲3.1亿,占地区人口比例最低,为8.8%;大洋洲2000万信徒。
第三篇:浅谈基督教
浅谈基督教对雨果作品的影响——以《悲惨世界》为例
姓名:朱璟玥学号:01414085 班级:汉语言文学2班
摘要:西方社会中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着基督教对其影响。基督教提倡的是上帝的爱,并且通过信仰来得到上帝的原谅,从而救赎自己的罪恶与灵魂。雨果作为人道主义的代表作家,他通过作品将自己的宗教观与人道主义相联系,体现了社会生活中人性的扭曲与黑暗。本文通过对基督教中“博爱”与“超血亲伦理”的理念来说明雨果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结合对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西方文学
一、“博爱”的宗教观对小说形象的影响
基督教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些箴言和训诫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爱是把一切真,善美和谐地联系一起的纽带。也正是这种“以爱为主”的宗教观影响着雨果小说人物的形象。(一)人道主义情怀与“仁慈博爱”的宗教观
所谓“人道主义”大体上是指把人当人看,所有人都有权过和谐平等的生活,这种思想与基督教提倡的“仁慈博爱”相契合,也因此,影响着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形象:主教卞福汝先生和主人公冉阿让的形象塑造。1.主教卞福汝先生
在《悲惨世界》中,主教卞福汝的形象只在前面两章对他的背景以及为何做主教做了一个描述,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然而,就是这样的简单描述,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完全符合仁慈与博爱的主教。传说他出身贵族,但因革命沦落,妻子去世,家庭破亡,最后返回意大利成为主教。在小说中对卞福汝主教的描写无不体现着人道主义情怀下的博爱与仁慈。这也是雨果将自己的宗教观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体现。比如,卞福汝就任三天之后就去医院视察,当知道医院床位不够的时候,第二天便将主教堂腾出来,自己则搬到了医院原来的住处;他还将自己的大部分钱分发给需要的人们;当冉阿让出狱后,没有地方居住,所有的人包括女仆都用异样的眼神来对待他,卞福汝主教却收留了他,并不因他是一个偷面包的“小偷”而担心。然而冉阿让却偷了主教的银烛台,当警察问主教的时候,卞福汝说是他自己送给冉阿让的,同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去责备他,而是用一种宽厚仁慈的爱来感染冉阿让。
这些细节都可以体现出基督教所倡导的“仁慈与博爱”,并且将爱洒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们感受到上帝是关心他们的,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使他们得到救赎。同时,通过小说可以看出,人道主义情怀与基督教的教义是相契合的。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享受爱与关怀,并且得到原谅。在基督教中,可以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洗礼,得到救赎,让上帝的子民在爱与关怀下生活。冉阿让接济穷苦人,将爱与平等还给所有人,他的所做作为可以说接近于上帝。2.冉阿让的形象
冉阿让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爱与宽容的延续,是雨果心中所描述的一个理想式人物。
小说中的冉阿让为了救孩子们无奈偷了一小块面包,而被判处19年的监禁。出狱后的他沦落街头,他的所有好心都被他人看作是犯罪的开端。当被好心的主教卞福汝收留后因偷了一对银烛台,被警察逮捕,主教却用爱与宽容原谅了他。也正是因为这种原谅使冉阿让在以后的人生中也用着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帮助被生活“逼良为娼”的姑娘芳汀,但是她却终因疾病与穷困而死;他又收留了她的孩子珂赛特,当珂赛特有了好的人生归处后,他便独自离开了人世;他用爱和宽容对恶势力的代表沙威进行救赎,终于沙威醒悟,精神崩溃而投河自尽。
这些情节可以看出雨果对冉阿让形象的塑造其实是对卞福汝主教的一个延续与发展。卞福汝主教将爱与宽容传给了他,他便用这种精神感染其他人,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爱,得到心灵上的洗涤与灵魂上的救赎。在小说中,雨果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了冉阿让身上,是对主教的发展。尽管他化名为马德兰市长,但是他依旧用主教的基督教的精神保护着市民,冒着泄露身份的危险救被压在车下的老人。雨果将冉阿让的心灵受到了上帝的洗涤,从而用朴素与善良对待他人,可以看出雨果在这里真切的体现出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思想的力量。
二、“超血亲伦理”的宗教观对小说情节的影响
所谓“超血亲伦理”是一种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在早期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可以看作是一家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想要成为一个整体,仅仅依靠血缘关系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不够的,因此便需要将所有人不分差别的同等对待,这便需要超血亲伦理。
超血亲伦理作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它的起源是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变化。在《旧约》中,家族的家庭成员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通与普遍的家庭观。
在《新约》中,对于这种传统的血缘关系又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成为一家人,所有人都可以是耶和华的兄弟姐妹,扩大了人类社会的范围,也就是要用一种“博爱”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上帝面前都是上帝的儿女,便成为了一家人。这便是“超血亲伦理”。(一)收养情节与“超血亲伦理”的宗教观
在雨果的作品中总会有多多少少的收养情节。例如,在《巴黎圣母院》中神父克洛德收养了聋人卡西莫多;《悲惨世界》中冉阿让收养了妓女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等多部作品中都体现了收养情节。下面以《悲惨世界》为例,说明收养情节与基督教“超血亲伦理”的关系。
在《悲惨世界》中,珂赛特是被母亲芳汀放在德纳第夫妇家收养。然而,却被德纳第夫妇所虐待。芳汀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女儿珂赛特托付给冉阿让领养,冉阿让自然地就收留了珂赛特。当冉阿让的身份暴露时,他带着珂赛特躲了起来。多年后,珂赛特长大成人,与青年马吕思相爱,直到两人相爱结婚,冉阿让一个人孤独离世。
冉阿让收养珂赛特就是基督教中的“超血亲”伦理的体现。对于冉阿让来说,珂赛特毫无血缘关系,仅仅是一个他救助的对象(芳汀)的孩子。然而,冉阿让正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博爱的影响,从而认为,珂赛特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关怀与呵护的,她的命运不应该向她的母亲那样悲惨。整个社会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在上帝的保护下生活与成长。因此,他对珂赛特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生活,也将卞福汝主教的爱与宽容延续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种“超血亲伦理”在当时的黑暗吃人的社会中有着一定清新心境的作用,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应该用爱来保护每一个人,并且可以看出雨果在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整个社会不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与不公平待遇。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有权受到相同的待遇与生活,不应该在等级统治下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与不安中。也正是因为这种“超血亲伦理”理念的影响,才使整个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单单的只和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用爱去包容,将所有人都组成一个大家庭,生活在爱与和谐之中。
三、总结
雨果作为法国人道主义代表作家,作品中无不体现着社会对人性的残害。并且,在作品中可以看出雨果始终怀有善终将会战胜邪恶的想法。再加上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用爱与仁慈对待每一位上帝的子民,这与雨果的人道主义有一定的交集,可以说,为雨果的作品思想与内涵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精神依据。使人们开始对弱势群体的生活有所反思,相信人性善的力量。
雨果的基督教信仰是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在体恤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同时要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平等宽容的相处在一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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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洪川,《论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N],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03期
第四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吗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吗?
戴维
从我们小时候起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几十年来,这一灌输和宣传掩盖了真相,加上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对基督教产生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当我们对政治宣传有了深刻认识後,便会竭力寻求历史的真相,解开心理上的束缚,挣脱心灵上的枷锁,勇於追求真理。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早在唐朝贞观九 年(公元 635年)就有大秦景教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首次进入中国。十三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也尝试将基督教传入,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四百年後,耶稣会的神父们曾小有建树,却在 1722年被逐出。明末清初,利马窦和汤若望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同时传扬福音,建立了教会的雏形。
从利马窦和徐光启共同合作将西方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起,到今天历经三百多年。历史让中国人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却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们的潜意识中。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是同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向中国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建起了尖顶的钟楼,庄严的教堂。但中国人更热衷的是长筒望远镜和音乐自鸣钟。皇宫里还收藏了郎世宁的绘画,清史中记载了康熙曾要汤若望祈福,皇贵妃及皇子因病向传教士求医治的史实。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於 1692年准许自由传教,但於 1707年又下令部分禁止。雍正则禁令传教,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被迫中断长达百年之久。而中国真正建立教会是在十九 世纪中叶。传教士的心愿近代中国教会的确从一开始就蒙上了帝国主义的阴影。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一系列不平等、耻辱条约的开端。除割地赔款外,陆续开放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是最早的五个城市。与官员和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传教士,因为在不平等条约中还有解除教禁,准许购地建堂的条款。这样,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就与基督教传教士产生了关联。他们被视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先锋,无可逃遁地背上了“帝国主义工具”的罪名,时至今日仍无法洗脱这一恶名。
事实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侵略者截然相反。许久以来他们就期待著向中国传扬福音,结果上帝为他们打开了中国之大门。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是靠了祷告祈求,决非枪炮征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教会。一些来自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为此奉献了终生。如戴德生一生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不是中国,乃是耶稣。”即使今天,许多传教士依然坚守这样的信念:“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忘记我右手的技巧;我若不记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於上膛。” 1951年被勒令离开中国後,他们始终心系中华,每在祷告中记念。大陆一开放,他们又继续传福音的工作,甚至到少数民族地区辛勤耕耘,使那里的福音种子生根成长。他们从没有侵略的念头,只是默默地为神的使命奉献。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开始仇视所有的外国人,原因是西方列强对於毫无还手之力的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日复一日的屈辱,使民族激愤达到高潮,不堪忍受的中国人开始反抗。
对洋枪洋炮的恐惧,使他们的矛头并没有指向真正的侵略者,而迁怒於平时与他们最为和平相处的洋教士。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得到过教会的接济,也知道教会经常把面粉奶粉赈济给穷人。但强烈的民族仇恨,加上复杂的封建传统意识,导致了盲目排外的情绪的出现。教会和传教士变成了直接的牺牲品。陆续发生了重庆教案、扬州教案、古田教案、天津教案和庚子教案。有上千名教士和中国教友殉难,基督徒的头颅被高挂在电线杆上。之後引发了更大的悲剧。劫难过去,许多内地会的教士没有要求赔偿,反而回 到当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不幸,要用爱和信任化解这种民族情结。
基督徒的贡献正是这种爱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廿世纪初叶的中华大地上有了第一次奋兴,一批中国基督徒成长起来,外国传教士的本土性加强了,两者的融合成为日後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支持下,中国许多城市建起了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并资助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其中,包括受教会学校培养留学美国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位学成回 国服务的女基督徒医生石美玉。
鲜为人知的是基督徒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们投身於革命洪流。广州起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就长眠著多位基督徒;早期民主革命的领袖之一陆皓东就是基督徒,他的革命理念也源於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从伦敦、檀香山到旧金山,得到许多基督徒的支持和拥护。他把华侨称为“中国革命之母”,一些基督徒华侨出钱出力,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功不可没。後来,孙中山先生也成为基督徒,他的“天下为公”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升华。这些都不是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的论调可以掩盖的。
协和医院今犹在提到“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就必然会联想到北京协和医院(Union Hospital)。因为根据这种论调,教会兴办的医院也成为罪证,协和医院则首当其冲。文革期间,医院一度被迫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下放,院内举办“控诉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展览会”。後来,医院还曾几易其名,但历史证明,那些政治名称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北京协和医院还是保持了它原有的名字。回 顾其早期成立历史,的确和教会的热心人士密不可分。除占地建筑外,海外的教会捐献了相当一部分款项,购置医疗设备。一些基督徒远渡重洋,到中国来行医布道,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协和医院很快就成为中国集教学、研究和医疗於一体的最好的医院。同海外的基督教医院一 样那里也有小教堂、牧师,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可以去祷告崇拜。了解了这些便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拿中国人做实验”、“强迫医护人员信教”等等,不过是欲加之罪的惯用伎俩。文革中医院里的基督徒医护人员和工友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但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仍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的後代中基督徒的人数更增加了。协和医院仍旧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人们会记住她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到北大1807年,最初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之一 马礼逊受英国教会差派来到中国。他创办了英华书院,成为西式教育的开端。以後,基督教会陆续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一 批批人才,为中国贡献良多。这恐怕不是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能抹杀的。清政府在戊戌变法後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一 直被当作北京大学的前身。但是,一 所封建王朝的学府是如何成为中国最具思想学术创造力的高等院校,其中也不乏宗教思想的影响。她之前的燕京大学就是由教会有关人士兴办的。当时的学校里有神学研究,在学校的红楼旧址,设有专门的祷告室,图书馆内也有祈祷的地方。司徒雷登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 〈别了司徒雷登〉而名噪中国,当然他由一 个传教士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又变作中共攻击的口实,但他对北大的贡献也不可磨灭。他五十年前兴建的两所体育馆至今仍在使用,而北大第二体育馆还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心,这一 史实,恐怕已少为人知了。人们只记得47、48年北大领导过风起云涌的**,而与此同时,北大的学人也发起了校园福音复兴的运动,组织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学生团契,成为传扬福音的中心。今天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依然保留了这一 传统,一 些基督徒的老师、学生仍在为神作工。谴责八国联军“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务”这一指责,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们听到过许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把牧师、神父当作反面人物来描写。而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类的诬蔑便不攻自破了。当时的传教士需要经常写信向差会报告所在地的情况,提出代祷事项,介绍教会的状况。作为历史资料,现在可以很详尽地查阅到他们书信往来的内容,从中不但难以发现名类不实的指责,相反我们会被他们强烈的爱心深深的打动。在八国联军蹂躏北京之後,内地会的宣教士首先发出谴责,在他们所写的信中大量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强烈表达了中国人的愤慨:“古都北京闯进了两个海盗,烧杀抢掠,他们一个叫英格兰,一个叫法兰西„„”。後来马克思在文章中同样引用这段话。
教会力求本土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教会在成长过程中为摆脱笼罩在头上阴影,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历史的误解和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创伤,给基督教教会的磨难,反而使真正的基督徒更加成熟。二十年代末三 十 年代初,中国的教会便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 自政策”。这对於当时的教会是艰难的抉择,靠著对神的坚定信仰和神的保守,他们把基督思想植根於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神使华夏大地上奇妙的出现了大复兴。他们的代表有王明道、杨绍唐、倪柝声和宋尚节等。到 1949年,中国的教会与西方差会之间已基本形成属灵的相互关心的关系。教会的本土化、中国化已得到肯定,这在许多海内外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这一重要的事实在後来却被别有用心的纂改和抹杀了。很多人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真理付上了生命,使我们更有必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基督教非但根本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与此相反,它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让更多的人有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真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圣经是神告诉我们的真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是帝国主义的。我们应当勇敢地相信,勇敢地追求,勇敢地传扬神的真理。
□作者来自北京,在国内曾任报社及电视台记者。来美後曾任记者和电视节 目主持人,现住俄亥俄州。
转自《海外校园》
第五篇:基督教音乐是欧美音乐发展的基础
基督教音乐是欧美音乐发展的基础 刘志强
最早的音乐是古罗马的宗教音乐,希腊神话认为音乐起源于神,并称波罗安菲翁和奥菲欧等神为音乐发明者和最早的音乐实践者。在蒙昧史前世界里,音乐代表着神的魔力,能为人治病,净化肉体和灵魂,能在自然界产生奇迹。我们从《圣经》的“旧约”中看到“扫罗召大卫鼓琴驱魔(撒上16:14-23)。吹羊角和大声呼喊使耶利哥的城墙塌陷(书:6:12-20)等等。音乐在从产生之日起就被应用在宗教仪式中。最早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乐器里拉琴专为崇拜阿波罗而使用。阿夫洛斯管则专为崇拜狄奥尼索斯而使用。它们用于独奏或为酒神赞歌伴奏。
希腊音乐基本上是教会音乐,它只有旋律,没有和声及对位,它总是与歌词或舞蹈结合在一起,作为宗教崇拜音乐,由教徒歌手表演。关于希腊音乐的美学意义,从毕达哥拉斯到阿里斯提斯.昆提利阿努斯都有精辟的论述。他们概括了希腊人对音乐的审美意义。认为凡与追求真和美有关的活动都伴有音乐或者说都少不了音乐。在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音乐和数学是不可分割的,数学被认为是打开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钥匙。音乐的数的观念必然体现天地之和谐及宇宙之相应。数学规律同样被看作是音乐的音程体系和天体基础。音乐的进行与宇宙行星运动相对应,音乐不仅是宇宙中有条不紊的体系的被动映像,也是影响宇宙的一股力量。柏拉图也再次提出“天体音乐”这一学说,使音乐的概念更加神秘化。柏拉图在他的诗歌中写到“天体音乐”是行星运转而产生的音乐,人类无法听到它。音乐的这种神秘性使它更加深人至惊教里面。
基础宗教音乐从最早教会诞生之日起,随着教会活动而流传,早期教会从耶路撒冷经过小亚细亚传至非洲和欧洲,教会音乐自然吸收了这些地区的素材。教会中的诗篇咏唱和赞美诗及教堂歌曲,起初都是从叙利亚经拜占廷传播到米兰和西方各个城市。唱赞美诗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基督教会的音乐活动(马太福音:14:26)。早期的赞美诗根据圣经内容进行待意发挥的分节式歌曲,这些歌曲基于叙利亚或巴勒斯坦的旋律。在5-8世纪产生了几种各有特征的教仪和圣咏曲目。大多数地方性的礼仪被罗马主教认可,圣咏曲被圣•安布罗斯主教引人教会音乐。圣•安布罗斯还主编了一套圣歌,被称为“安布罗斯”圣歌(Ambrosianochant),里面包括对唱圣歌和赞美歌,在罗马、法国、西班牙的宗教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布罗斯圣歌的歌词与圣经无关,但内容多为赞颂神,曲调来自于民间,易于传唱,深受教徒们的喜爱。7-8世纪,米兰仍盛行安布罗斯圣咏,在法国出现了高卢圣咏,意大利南部出现了贝内文托圣咏,罗马还有古罗马圣咏,西班牙还有莫扎拉布圣咏,这些圣咏大部分已失传,只有少量保留在传抄本中,大量抄本传下来的是法兰克王国内收集编订的圣咏曲目。这些圣咏是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和另一个重要的后继者、教皇维塔利安的领导下重新编订的,名为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共三册。第一册《对唱圣歌》(Antiphonale),第二册《弥撒圣歌》(Graduale),第三册《常用经书》(Itemissaest)0 800年查理曼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王后,他和他的继承人极力推行格里高利圣咏,压制安布罗斯、高卢、凯尔特等各种方言圣咏,但还是未能根绝这些方言圣咏在各地区的使用。这个时期罗马成立了世界第一所圣咏学校,专门训练和培养神职音乐家,对格里高利的成就评价很高,声称教会所用的全部圣咏都是他在圣灵感召下创作的。他为整个基督世界建立了统一的圣咏曲目。格里高利圣咏是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一大财富,它和其它所有的方言圣咏是中世纪人类宗教信仰的丰碑,是16世纪以前大部分西方音乐的源泉和灵感。
基督教神甫们认为,音乐是宗教的奴仆。它能开启心扉,使人接受基督教义,感受圣洁的基督思想。集古代教父哲学之大成的奥古斯丁从最终实在的上帝之神性出发撰写《论音乐》,阐述音乐与宗教的关系,引导全民族皈依基督教。中世纪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宗教音乐权威波伊提乌撰写《音乐体制》,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塞诺斯等人的思想,把音乐分三种类型:(1),“天乐”:在行星的活动、季节的变换,土、风、水、火有秩序的数字关系(宏观的和谐)。(2)、“人乐”:支配身体和灵魂及其各个部分的结合一一微观体。(3),“器乐”:包括人声在内的各种乐器所发出的人耳听得见的音乐,体现同样的秩序原则,特别是在音程的数比率方面。借用“天乐”和“人乐”描绘宇宙在不少古代作家的艺术作品中均有反映,如中世纪晚期的但丁在他的《神曲》最后一篇《天堂》中对“天乐”和“人乐”再次引述。“天乐”和“人乐”经过文艺复兴,至今仍出现在不少“占星学”的著作中。
圣咏与宗教礼仪不可分割,圣咏的保留曲目及其所从属的礼拜仪式均系经过许多世纪的发展而得,即使有些仪式已臻稳定,圣咏仍不断扩充和变化。大部分圣咏源自中世纪,自那以后不断咏唱,留存至今。素歌圣咏是一种历史制度,是早期音乐会上演唱的曲目,也是现在仍在圣咏的仪典音乐。在罗马宗教礼仪的“日课”(祈祷功课)里有着不同的圣咏,其特征为吟诵诗篇及其交替圣歌,咏唱赞美诗与短歌以及吟诵经文及其应答圣歌。从音乐的内容来看,最重要的日课是在黎明之前和日出时及日落时作礼仪的申正经、赞美经和晚课经。申正经中有古老的平素圣咏(格里高利圣咏),晚课经中有短歌((Magnificatanima mea Dominum))《我心尊主为大》路加福音1:46-55)。晚课是日课中唯一早已采用复调歌唱的,它对圣乐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紧跟在晚课经之后的夜经是咏唱玛利亚的四首交替圣歌,即《Alma Redemptoris Mater))(《救世之母》)(Ave Regina Caelorum))(《万福圣母》)《Regina Caeli Laeture》(《圣母系乐》)(Salve Regina)(《圣母慈悲之母》)。这四首交替圣歌分别用于教会周年的四大分期:(1)、基督降临节;(2)、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3),复活节到天主圣三节;(4)、从天主圣三节到基督降临节。
另一种重要的宗教礼仪—弥撒,亦称“感谢祭”(Eucharist),“礼仪”(Liturgy),“圣餐”(Holy communion或Lord's Supper)。完备的弥撒礼仪形式为“大弥撒”(Missa Solenuus),有一名主礼教士,一名助祭,一名副助祭进行大量吟诵,唱诗班和会众一起或分别进行吟诵或复调咏唱。“小弥撒”(Missa Privata)是一种简短的弥撒,只有一名神甫(主礼人)兼司原由助祭和副助祭担任的工作,而唱诗班和其它所有助理神甫的工作则由一名助祭担任。“歌唱的弥撒,"(missa Cantata)是近代大弥撒和小弥撒的折中形式,只有一名神甫主持,唱诗班和会众一起或分别加以配合,或唱素歌圣咏,或唱复调音乐。弥撒中的唱词有的固定不变,有的随着不同的节期有所变化。固定不变的部分称为“常规弥撒”,包括《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降福经》、《羔羊经》等。变化的部分称为“专用弥撒”,有《进台经》、《圣界经》、《哈利路亚》、《特拉克图斯》、《奉献经》、《领圣体经》等。自14世纪以来弥撒常配以复调音乐的唱词。因此,“弥撒曲”一语常被音乐家用以指这些部分。比如巴赫《b小调弥撒曲》、海顿的《bB大调弥撒曲》、莫扎特《加冕弥撒曲》、舒伯特的《bA大调弥撒曲》等都是用复调手法创作的弥撒。为死者而做的弥撒称为“安魂弥撒”,亦是复调音乐的形式。安魂弥撒有其专用弥撒,不随节期变化。后期作曲家创作的安魂弥撒曲,采用了专用弥撒的某些唱词,如亨德尔的《安魂曲》、莫扎特的《安魂曲》、斯特文斯基的《安魂曲》等。
中世纪圣咏可分为圣经唱词和非圣经唱词。而这两类又可分为散文唱词和韵文唱词,即圣经散文唱词、圣经韵文唱词、非圣经散文唱词和非圣经韵文唱词。圣经散文唱词有弥撒中的使徒书信与福音书;圣经韵文唱词有弥撒中的诗篇与短歌。非圣经散文唱词有弥撒中的《感恩赞》、交替圣歌和四首玛利亚交替圣歌中的三首。非圣经韵文唱词的圣咏有赞美诗和记叙诗。圣咏亦可按照其演唱方式而分为“交替式,’(两个唱诗班交替演唱)、“启发式,’(独唱与唱诗班交替)、“直接式,’(无交替)。圣咏还可以按照音符与歌词音节的关为依据分类。圣咏歌词中的大多数音节或所有音节都只配以一个音符的为“音节式圣咏”;一个音节配以长长一段旋律经过句的为“花唱式圣咏”。
以上这些圣咏是中世纪教会音乐的灵魂与核心。它开创了欧洲音乐记谱的历史,创立了许多音乐术语、方法和影响深远的音乐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圣咏记谱法的基础上,11世纪的达雷佐修士奠立了四线谱记谱法,构成13世纪五线谱的雏形,而其《圣施洗约翰颂》也为唱词音阶由do.re.mi.fa.sol.la.Si来发音之源。在复调音乐的形成及发展中,圣咏起着探路扶持的启迪作用,为9世纪复调音乐的形成和14世纪复调音乐的确立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在相当长的时代,圣咏歌调,特别是格里高利圣咏歌调是作曲家们创作的重要源泉,其曲调的动机和主题常给人们带来灵感和启发。如巴赫的弥撒曲用格里高利格调为主题。亨德尔的安魂曲其素材来自于圣咏歌调。莫扎特的著名交响曲《朱比特》结尾赋格曲主题亦来自于圣咏歌调。贝多芬的《弥撒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李斯特的《神曲》等不少作曲家的作品汲取了中f己的圣咏素材。中世纪“礼拜剧”直接来源于圣咏歌调,它将圣咏曲调歌曲化,以表现剧中人的情感与遭遇,礼拜剧的情节大都来源于圣经,但它的演出则不在宗教活动中,它同“西昆斯”(Sequence),“特罗普”(Trope)一样,是加洛林时代“反格里高利艺术”的一种新形式,所以常被教廷反对。有韵律的礼拜剧祷告同诗剧很近似;复述圣徒生平事迹的礼拜剧同史诗剧也很近似,它是清唱剧(oratorio)的前身。有些礼拜剧的场面,优美的歌曲抒发人物内心世界,已接近于歌剧的形式。9世纪在教会音乐中出现了“奥尔加农”、“对歌”等音乐名词,爱尔兰哲学家爱里乌根纳最早论及此词的意义。教会用“奥尔加农”作为代表重要节日所唱歌曲之名词,后来专指一种二声部最古老的复调声乐曲。基督宗教的复调音乐曾形成多种流派。如巴黎乐派、罗马乐派和尼德兰乐派等。巴黎乐派在12世纪以巴黎圣母院乐师雷翁南的《教仪音乐》被视为教堂音乐的典范。16世纪罗马乐派的代表帕勒斯特里那将中世纪宗教音乐发展到顶峰。16世纪尼德兰乐派大师拉索斯一生创作的50多部弥撒曲和1200多首经文歌、赞美诗等都极为闻名。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ner 1483-1546年)创立了新的教会音乐形式“众赞歌”,其代表作《上帝是我坚固的堡垒》,后被诗人海涅誉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新教歌曲《快乐,快乐,我们靠主应当快乐》曾广为流传。
中世纪流行的“礼拜剧”、“神秘剧”和“仪式剧”,逐渐演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圣剧”,第一部宗教歌剧是1600年卡瓦里埃里创作的《灵魂与躯体之表现》。17世纪的圣剧有两种,一种是用拉丁文作唱词称为“拉丁圣剧”,另一种是用意大利文作唱词的“通俗圣剧”,这种圣剧后来脱离了教堂音乐,自成一体。促成了欧洲世俗歌剧的诞生。圣剧集大成的亨德尔创作了大量的清唱剧,《扫罗王》、《以色列人在埃及》、《参孙》等很有影响。著名的《哈里路亚》大合唱气势磅礴,激荡人心,产生出巨大的宗教魅力和艺术感染力,迄今仍为世人所传唱。新教音乐家巴赫创立了欧洲音乐史上第一个全新时代,他的复调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受难曲将“巴洛克”风格推向了高峰。他的复调音乐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宇宙万物数和秩序的和谐,高度的有序性揭示了音符组合的各种可能性。巴赫的著名宗教作品有《圣母颂》,((b小调弥撒曲》、《圣诞清唱剧》、《耶稣躺在枯骨堆中》,《约翰受难曲》和《马太受难
曲》,198首康塔塔和6首经文歌等。尤其是为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而写的“受难曲”,以长大的篇幅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柏辽兹曾如此描述100年后在柏林上演时听众聚精会神,以敬畏和虔诚之心来聆听的情景:“每个人都在用眼睛跟踪歌本上的词句,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声音,既没有表示赞赏,又没有指责的声音,更没有鼓掌喝彩,人们仿佛是在教堂里倾听福音歌,不是在默默地听音乐,而是在参加一次礼拜仪式。”哲学家尼采在一周连听三遍此曲后也说:“每一次都有同样无法估量的惊叹之感。要是有人忘记了基督教义,那他在这里确实可以像听一部福音书一样听到它。”(古尔利特著《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6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巴赫之后,有无数音乐家接受基督音乐素材,创作基督宗教音乐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海顿清唱剧《创世纪》、《bB大调弥撒曲》和《哈里路亚交响曲》,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和《安魂曲》,贝多芬的《感恩圣歌》、《橄榄树上的基督》和《D大调庄严弥撒曲》,舒伯特的《bA大调弥撒曲》和《圣母颂》,舒曼的《c小调弥撒曲》,柏辽兹的《基督的童年》和《安魂曲》,圣桑的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威尔弟的《安魂弥撒》,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和《安魂曲》,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伯恩斯坦的《耶利米交响曲》等等。大量的基督宗教音乐作品称为经典,促进世俗音乐的创新与繁荣。
早期宗教音乐为西方音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教会对音乐的重视和提倡为音乐在群众中普及、在专家中提高及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量,宗教灵性活动对音乐的需求又孕育出许多优秀的音乐家。近现代欧美世俗音乐的发展都在传统上与基督宗教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源:《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