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与地位(精)

第一篇：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与地位(精)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

要了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认识家庭中 的女性都包括什么。它包括:祖母、外祖母、母亲、媳妇、女儿等。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她 在家庭中身兼母亲和妻子的 双重重要角色,对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很多人都 说,女人在家不就是做做家务、带带孩子么,很多女人也这 样认为,从思想上就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真的是这 样么?真的只是带带孩子做做家务这么简单么?其实不然, 我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女性在家庭中的作 用非常重要。

简单的概括就是 女性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力量

社会如大海,家庭像港湾,女性是港湾的守护者。老人 要在此安度晚年,孩子要在此培育成长,事业之舟要在此补 充给养、维护修整。女性作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在青少年教育中,家庭与学校的教育责任同样重要。家庭教 育是“人之初”的教育, 是生活化的教育, 母亲是孩子性格、习惯、品格的教导者和示范者。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女性作 为妻子、作为人母,以往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而新社会、新形势下的现代家庭,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女性 的家务必须从传统的“围绕灶台转”赋予新的内容,让有知 识、有道德、有修养的女性引导家庭成员自强自立、积极进 取,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构筑幸福美好的生活、精神充

实的具有较高生活层次的现代家庭,女性便成为构建和谐家 庭的基础力量。具体分析一下:

一、女性是家庭稳定的重要保障者。

家庭的主要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而女性在这 些关系中均占很大比例,所以一个家庭的稳定与否,某种意 义上取决于女性作用的发挥。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关系默契,必然会为子女心理,生理及智力发展营造融 洽的和谐家庭氛围。反之,子女的方方面面就会遭受不良影 响。

二、女性是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家庭事例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 人的成长、性格的养成、人生价值观的培养,跟母亲(包括 继母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也包括生活在一起的祖母 或外祖母的影响。但主要是来自母亲的影响。

可是如果继续深入追究下去,这个所谓的母亲,其实当 初也是一个女孩子而已,也是一个生活在母亲影响之下的女 儿、一个小女孩。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母亲,当她还是一 个女儿的时候,就已经在接受她的母亲的影响了。

不仅如此,一个还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女孩、女子, 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她就已经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或不合 格的母亲了。也就是说,一个女孩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并不

是从生孩子那一刻开始的,而是这个女子过去所有年月的人 生修养的总的结果,就是她今天的这个样子。而祖母或外祖 母,则是母亲这个角色的延续。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因为他有一个慈悲 助人的母亲。爱迪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发明家,因为他有一个自信自 强乐观的母亲。拿破仑希尔之所以成功学的鼻祖,因为他有一个民主平等爱心的继母。家庭是塑造人, 教育人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 育最早的地方。”而母亲由于其双重身份,其作用又是最重 要的。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中国有句俗话“看孩子,先 看娘”,可见母亲对孩子的有着其极其巨大,深刻、久远的 影响,而且对孩子的智力、意志、情感、品性等方面有着难 以估量的作用。可见,母亲的教育、教化直接影响下一代的 成材与否。

(三女性是家庭成员情感的呵护者和治疗者。

家庭永远是人情感的栖息地和避风港。家庭所提供的特 有的温馨和谐氛围是家庭成员身体、心理健康发展所必不可 少的环境。而女性天生所具有的似水柔情和亲合力使其成为

家庭成员在疲惫、失落、苦恼和难过的时候永远值得信赖的 安全港湾。(四 女性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

家庭自古以来就是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需求的重要场 所。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生产功能日趋虚弱,而 消费功能越来越突出。家庭的日常开销,父母对子女的抚养 教育及其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都是一项重要的开支。它 需要全体家庭成员为此努力。由于女性的解放,她们很多已 走出家庭,在社会的不同行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家庭 财富创造和积累作着贡献。随着女性素质的提高,加上其天 生具有的特质,女性能够对家庭的经济结构即家庭成员的收 入结构、家庭的消费结构和家庭经济的组合方式作出合理的 统筹安排。量入为出,实现收支平衡;根据生活需要安排消 费,争取最佳效益;以身作则,实现家庭经济的民主管理。从上述几方面,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 就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家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的女性们的地位的演变史。

自古以来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 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缠足现 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 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 和性奴。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

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和心理的劣势;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 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是 大众文化──它是 10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 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

“五四”运动以来, 缠足现象逐渐废止, “新文化运动” 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观念、女性的相夫教 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

占据主 流。在夫权主导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 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 被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 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妇熬成婆” 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 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 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 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 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济自主的权 利。

1949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 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未危及家庭中 男人的优越地位。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毛泽东时 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 位”。20世纪 90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

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 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全国妇联 2001年第二 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从 1990到 1999年,城市女性 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 77.5比 100下降到 70.1比 100,而在 农村则从 79比 100下降到 59.6比 100。女性社会地位的下 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来越 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 越来越多。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 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 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 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福利制 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 儿子,出嫁的女性、离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 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 显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随着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国社会迎来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社 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生活大改善的充满生机

和活力的黄 金时代。现代女性以家庭中男女平等为起点,积极参与经济 建设,接受现代信息,适应发展形势,重新认识自己在社会 和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进行

全新定位,既保持了旧女性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现代女性 的心智与才情。一是“女主内”的观念被重新定义。新中国成立前, “男 主外、女主内”、“男治国、女持家”的角色定位,沿袭数 千年不变,形成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束缚着一代又一代的 妇女。改革开放后,广大妇女大胆地冲出家门,步入社会, 走进新朝代,在妇联“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的大旗召 唤下,涌现了一大批奋发有为的“女能手”、“三八红旗 手”以及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女领导干部,她们的才干得到了 社会的肯定和男子的尊重。但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女 性作为妻子、母亲、媳妇,永远都是家庭的支柱。她们在事 业上拼搏得可歌可泣的时候,仍然怀着一颗充盈着母爱的 心。“相夫教子”不仅是几千年历史带给她们的情结,也是 现实社会对她们的殷切期望。在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不 可避免的时候,很多女性做出了大气度的选择:内外兼修。出则“巾帼不让须眉”;入则“贤妻良母孝媳”。

现在,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由原来的听令执行、具 体操办偏向于自主决策、承担责任。如参加社会劳动,成为 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与丈夫一起规划家庭发展远 景,决定消费支出。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应对各种家庭 变故等,使“女主内”的“主”字实实在在地显示出女性沉 着坚韧、细心周到的特质。已不局限于当好“大后方”,分

享“军功章”,“母凭子贵”、“妻以夫荣”。现代女性更 多的是重视自身的成长以及家庭成员的平等互助,那种“成 就你,牺牲我”的做法,不再是“贤妻良母”的必然选择。由传统的“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在默默 的支持着”,变成了更多的女性选择了与男性一起并肩作 战,共同打拼天下,成就事业,更多的成为了男性事业上的 左膀右臂,家庭中的知心爱人。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 内”,也被重新定义,更多的变为男人在外面联系业务,女 人在家中管理生产,女性真正实现了在家庭和事业中的“半 边天”。她们的家庭都幸福美满,女性在家中也得到男性的 尊重。

二是“多重角色”互动,巧奏家庭和谐曲。女性的感情 丰沛、温柔细腻, 更有利于她们在家庭中扮演“多重角色”, 为每个成员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 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日趋上 升,家庭成为人们休养生息、孕育与传递文化的摇篮。拿破 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地球的 手”。而轻轻推动这个摇篮的,非女性莫属。现代人在对名 利的追逐疲惫之时,转向对身体、心理健康的日益重视,这 时, 女性在家庭中适时扮演了“家庭护士”、“心理医生”、“营养师”等角色,更多的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外兼修, 注重学习。女性以真善美的心灵,美化着家居环境,提升着 家庭的文化品位,净化着家庭乃至社会的空气。在对家庭和

谐幸福的执著追求中,女性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 养,完成一次次凤凰涅磐。

我们常用“家庭主妇”来形容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和作用。“主妇”意味着女人已经翻身得解放,从“半边 天”的角色走向了主人的位置。所以,“主妇”二字,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女人在家庭中占有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 用。女人的独立与自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随着时代的 发展,由于人们婚姻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不同,男女所 构成的夫妻关系,尽管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是平等的,但由于 感情、经济、性格等因素的介入,一个女人在家庭中做“什 么样”的太太,细细推究,还是有类型可分的。下面我们就 来看一下女人在家庭中的十种地位 :

1、女皇型

小事情都由自己做主,男人在家中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甚 至没有自由,凡事都得经太太同意才能做。这是典型的“女 强男弱”型的家庭关系,一般是由于男人很窝囊,或者是男 人太爱自己的妻子,过分娇纵的缘故而形成的。

2、保姆型

女人由于经济地位的不独立,或者是男女双方的地位悬 殊太大,或者是女人在性格中的过分懦弱,在家中处于弱势 地位,长期形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而把自己变成了全家人 的保姆。这样的太太,对上要侍奉公婆,对下要抚育孩子, 对老公还要百依百顺。是纯粹的忘我型,没有自我的女人。这种类型的太太,其实也还包括那些“全职太太”。全职太 太看起来似乎是养尊处优,实际上,只不过是具有主人地位 的高级保姆。

3、管家型

太太是家里的财政部长,统筹安排全家的收支。象一个 单位的会计出纳人员,精打细算,但一般是真正过日子的好 手。因为是管家,所以还是把做主的权利让给老公,而把自 己的意见摆出来即可。这类太太大多办事果断干练,但因为

免老太婆式的唠叨

4、伙伴型

也可称为是合作型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如同合作伙伴, 经济各自对立,财产实行公证,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分的 清清楚楚。家庭支出实行 AA 制。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所需要 的经费,都实行各自承担的方式。这种类型的夫妻关系,多 出自于再婚家庭,但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5、情人型

多为两地生活的夫妻,当然也包括不受法律保护的事实 婚姻中的名副其实的“情人”。两地生活的夫妻, 由于工作、房子、再婚等客观因素,造成了两个人相聚的困难,因此这 种太太在法律保护的婚姻内,占据了主妇的地位,实质上和 老公的关系却如同情人, 聚少离多。而陈仓暗渡的“情人” 型的太太,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恐怕只 能被冠以“二奶”的称号。如果想要变成正宗的太太,还需 要继续努力。

6、留守型

这类太太,在家庭中依然是“主妇”的地位,但实质上 却如同是花瓶一样的摆设。因为老公要么是远渡重洋,要么 是在外面已经又筑新巢。由于财产、孩子、名誉等问题,不

实亡的家庭。

7、合同型

一纸婚书,不过是签订了永久或者是短期的合同。当初 结婚并不是出于两情相悦,而是由于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 的。这种婚姻带有很大的功利性,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只 是履行了一种法律上的义务。这种家庭极不稳定, 也不安宁, 日子要么过得如一滩死水, 要么是小吵天天有, 大吵三六九。一朝时机成熟,合同撕毁的非常容易。

8、依附型

这种太太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很强的 依赖性。把男人当作了自己一生的靠山,男人是真正的家庭 支柱。而一旦离开了男人的呵护,自己就无所适从。如果是 经济上的依赖, 表现为女人生存能力很差, 生活上很难自理;而如果是情感上的依赖,这样的女人多为娇生惯养,当然也 包括懒惰的女人。

9、知己型

这类太太和老公的关系很密切。夫妻之间心有灵犀,配 合默契。女人不仅能理解自己的老公,而且能适时地为老公 准备好一切,并且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都是老公的好 助手。与老公常常保持朋友间的真诚,亲人间的爱护,情人 般的激情。家庭生活既充实又浪漫。

10、亲人型

这类型的太太,与老公的关系,既有母子,又有兄妹, 甚至还有父女般多种成分混合在一起。是真正的血脉相连, 水乳 龘 交融。在这样的家庭中,女人大多很温柔,也善于思 考,能把家庭经营的和 龘 谐而稳定。让男人感觉到是一种真 正的幸福。

作为已婚女性,我们在家庭中应该成为哪种太太呢?而 我们又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太太呢? 实践证明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是“和谐家 庭”的核心,对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良好家风的形成以及 家庭成员素质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和无可取代的作用。女性 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归结到一点, 女性的文明进步带动家庭的和谐。一个家庭主妇的素质对她 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有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她 直接影响三代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家庭的和谐程度。所以, 提高女性综合素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那么女性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 用,促进家庭和谐呢?(一 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子女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程, 由于母亲这一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成为这项工程中最主要的 角色。母亲的素质决定子女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希望,女 性是产生希望的希望。女性素质越高,她就越明了家庭和社 会的关系,家庭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其协调家庭各种关系的 能力、管理家庭事物的能力、抚养子女的能力和其合理运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家庭的氛围就 越融洽、温馨、和谐。反之,则是家庭悲剧一幕幕的上演, 社会的不和谐之音越来越多。

(二思想道德素质。家庭伦理道德是维系家庭关系、保障家庭温馨幸福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社 会的急剧发展,在现代家庭中夫妻冲突愈演愈烈,各种夫妻 矛盾不断升级。加上中国已经进入 “未富先老” 的国家行列, 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面临着巨大挑 战。而具有高尚道德的妇女在家庭中能够尊老爱幼,相夫教 子、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等, 对整个家庭成员产生重大影响, 为构建和谐家庭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不断觉醒的主体意识。在新时期女性只有对自身 在社会中的角色做出合理定位,强化自身的社会意识和自我 权益受到侵犯时,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才会以积极 进取的姿态参与社会竞争, 发挥其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为此,女性要自觉摆脱各种封建残余思想,克服依附男性的 观念。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怎样才能让女性具备这样的素质呢?（一、必须打牢提高女性的理论根底

一个家庭主妇的文化素质对她们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 有巨大的影响,女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三代人的生活质 量,影响家庭的和谐程度。因此必须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广 大女性要通过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新时 期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 提高自身政治理论修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必须提高女性的思想道德素质

现代婚姻家庭是以情感和义务为基础,家庭中的爱心和 责任感是不可分割的。家庭伦理道德是维系家庭关系、保障 家庭温馨幸福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家庭是人们

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女性具有双重身份,其作用是最 重要的。乔治—赫伯特曾经说过,一个好的母亲抵得上学校 的 100个老师。德国教育家福禄培说

过:“国家的命运与其 说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女性 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于和谐家庭的创建有着难以估量的作 用。女性要从自己做起,不断加强品性修养,培养高尚的道 德情操,为在家庭中形成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良好家风做出自己的努力。家庭关系要以平等为 前提,优育与厚养相结合,科学和乐观相结合,实现家庭和 谐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3、必须提升女性业务技能

近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各个阶层多个层面的学习培 训活动,加强对女性的业务知识培训 , 为女性提高自身技能 搭建平台无疑,这是一个良策。女性自身应通过参加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女性群体的学习和培训活动,加强相互间交 流互动,强化社会实践,在三个文明建设的一线大显身手, 展示风采,多作贡献。提高自己适应外部变化、理智化解家 庭矛盾的能力,为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素质、适应社会奠定基 础。

4、要在现代女性中提出“在家庭中成长、提升家庭质 量”的新主张。目前,现代女性对事业促进自我进步已经形 成共识,却对家庭对自我成长的作用缺乏概念。事实上,我

们今天谈女性对家庭的作用与家庭对女性的作用是相互的，相辅相成的。明确这一点，将使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获得 才智与情感双重的发展与成熟。

6、要在现代女性中倡导“做知识主妇、情趣主妇、快乐 主妇”。在家庭中建立互动关系，重视沟通与分享，使家成 为所有人的快乐源泉和情感归属。广大妇女要树立现代家庭观念，学习科学教子的知识和 方法，崇尚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追求充实健康的 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女性在构建和谐家庭构建中的积极 作用，从而促进家庭和谐，乃至社会和谐，推进社会的文明 进步。16

第二篇：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

时间:2009-05-18 21:39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作者:孙伊 点击: 218次

女性的家庭权利是其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内的平等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利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

女性的家庭权利是其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内的平等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利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1].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至少就辛劳程度而言是如此），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本文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历史演变，具体考察她们的家庭权利的各主要方面，希望藉此能促进当代妇女学中家庭关系及女权问题的研究。

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缠足现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和心理的劣势；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是大众文化──它是10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3] “五四”运动以来，缠足现象逐渐废止，“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观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占据主流。在夫权主导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被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济自主的权利。

1949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优越地位。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毛泽东时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位 ”[4].1950年代，许多女性面临“组织上”的压力，在革命的名义和强制之下，被迫服从组织“分配”，与“首长”们结合。政府公然容许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厌旧，抛弃老家的“黄脸婆”妻子，与年轻漂亮的城市小知识女性结婚。“组织上”用这种方法对那些“革命英雄”实行了性补偿和性报答，但众多小知识女性却被“革命”当作“性礼物”和“性奴隶”无偿赠与，其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首长”们结发妻子的合法权益也被“组织上”彻底破坏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全国妇联2001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从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农村则从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儿子，出嫁的女性、离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6] 虽然时代变了，观念也有进步，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权利的约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人身安全权利状况的演变。

二、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

财产的拥有、支配和继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与权利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没有制度性权利去继承家庭财产，只有儿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财产和分配遗产的权利。未婚女子或许可能得到一份嫁妆，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养，但无论是出嫁的女儿还是寡妇，都无法分得家产。[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规定，倘若家无直系男性继承遗产，就必须在侄子中过继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者，即所谓的“强制侄子继嗣”，这种反映传统文化习俗的律令完全剥夺并杜绝了女性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显示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8] 进入民国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女性意识开始觉醒。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号召“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9]1930年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利作了新的规定，提出了继承家庭财产时的男女平权，如果家中没有子嗣，女儿可以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但现实中传统习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传统的分家制度继续存在，“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形同虚设。[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将财产过继给侄子的传统，所以许多人生前将财产过继给侄子，从而剥夺了家庭中女性继承财产的机会。再次，尽管《民法》中规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但《民法》却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妇监护其家庭财产的权力，如果她亡夫的财产已分给其他继承人，则寡妇就无法通过立继来确保她对财产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剥夺了寡媳（即与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财产权利（包括她们的监护权和财产继承权），这样寡媳在公公死时就不能得到任何财产。[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风仍然保留了许多歧视妇女的现象。30年代的民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没有财产继承权。[13]“满铁”的华北调查表明，“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虽然有极个别的女儿继承家产的案例，但这并非是普遍的习俗。[15]在黑龙江，虽然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儿继承财产的现象，但这种情形非常罕见。[16] 到了毛泽东时代，法律明确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但由于在公有制状态下私有财产基本上被剥夺了，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属于个人的财产和遗产微乎其微。这样，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往往只具有法律纸面上的意义。

邓小平时代通过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对妇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妇）的财产继承权有不少新的具体规定。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17]；《继承法》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同时还有如下具体规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时有权处分所继承的遗产 [18].《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第29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标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 ”（第30条）：“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条）：“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第32条）。[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无论已婚未婚，均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不因女儿出嫁便失去其财产继承权。

但是，现实中侵犯、剥夺妇女家庭财产权利的现象和事例仍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农村，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拥有、处理和继承土地承包的权利成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仍然经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已婚妇女的责任田、口粮田和家庭财产继承权实际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虽然政府宣布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但农户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则取决于婆家村里有无机动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调整土地。[20]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责任田、土地入股分红、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这四大权益是农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农村妇女这方面的权益却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适龄未嫁女、有女无儿户、外村娶来的媳妇和“农嫁非”的出嫁女等四类妇女，在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中她们的权益最可能被剥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课题组的问卷则显示，有7.2%的受访妇女目前没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出嫁后失地”（占45%），“国家征用后失地”（占 17%），从未分配土地（占31%）。进一步比较得出，出嫁女、离异妇女、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没有保障。[21] 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受损害，与民众的法律意识模糊、女性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有关。河南省濮阳市妇联“在五县一区选取了6个村，专门开展了一次农村妇女财产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调查。调查后发现，6个村中都存在农村妇女财产被侵害的情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产继承难和责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实问题。”许多农村妇女认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子出嫁后对父母遗产不应有继承权，结果许多出嫁女性在财产继承问题上选择了自动放弃。虽然仍有 8%的妇女要求依法继承，但她们难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对。[22] 2002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作了综合调查，当问到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的理解时，有 13.9%的受访者认为“女孩”、“妻子”不能继承土地使用权，而“男孩”和“丈夫”则可以继承。[23]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观念表明，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财产继承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歧视妇女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例如，鄂伦春族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仍属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实行大家庭制，分家产时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24] 显然，近百年来尽管中国的法律不断进步完善，但这并不等同于观念的进步，在东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环境中，潜规则与民俗习惯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时空的。从落实女性平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全社会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权利

百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权利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民国时期女性往往是毫无节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无节育手段和条件，也没有良好的接生设备和保育条件，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项对河南省鲁山县的老年妇女调查显示，36位60岁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许多女性因家境贫寒曾试图坠胎，但因缺医少药，只能将肚子挤在水缸沿上挤压，想把胎儿挤死，结果造成生孩子时大出血。[25]一项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显示，那些60岁左右的妇女往往都是从18岁开始生育，直到闭经为止，生育年限达30年以上，成年后几乎是在不间断的生育、养育中度过了大半生。[26]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许多女性争当“光荣妈妈”──生得越多越光荣。这种生育政策事实上演变成一种新的强制性多育方针，结果导致中国的人口总量迅速膨胀。

1979年，面对9亿人口的庞大压力，中国政府又转而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这是毛泽东时代鼓励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质雷同，其实质都是剥夺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权利。所不同的是，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各级政府动员了各种力量，骇人听闻地全方位剥夺与侵犯妇女的生育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世界各国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一般是100比104 至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04至107个男婴出生，而中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近年来越来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已达到 100比116.9，而在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骇人听闻的100比130以上。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由此必然引发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司法难题。[27] 大量遗弃女婴的社会现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祸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与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首先，传统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会随着“男女平等”口号的深入人心而自动消失。传统文化的一大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乃无后，无后即不孝。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不仅在农村，许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一些被遗弃的女婴被外国人领养，据统计，美国从海外领养的孩子中有25%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全是女婴。[28]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借重了毛泽东时期发展起来的专政机器和群众动员机制，其手段之残酷毒辣令人心寒。在农村，夜闯家门抓孕妇、拖拉机追击逃跑的孕妇、动员警察追捕孕妇等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对超生的夫妇实行各种无法可依的处罚，各种手段犹如“文革”再现，无所不用其极。[29]有些地方还出现政府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许多即将临产的妇女也被迫堕胎，一些引产方式竟然是将食盐水注射进孕妇的子宫。[30] 在美国，女性能否拥有人工流产的权利（坠胎权）是一种妇女权利的象征。[31]而在中国人工流产却成了强制性政策。据统计，1971年中国的人工流产为391万例，1981年为869万，1991年达到1，400万，20年内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的堕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堕胎与活产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欧，这一比率仅为1比100.[33]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率不断上升有许多原因。在农村，多数妇女都是被迫流产，并且是在极野蛮的情况下进行，既罔顾基本人权，更无视起码的女权。在城市，人工流产急剧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绝采用避孕措施，导致非意愿性怀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对实施人工流产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不但不能获得必要的休假，也不准报销医疗费。有调查显示，有90%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无法休假，导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极大损害。[34] 女性生育权利还包括生育保障，这主要是指国家负担女性怀孕和分娩的各类健保费用（如生育津贴、医疗护理、生育补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女性员工能获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妇女、城市下岗女工和农村妇女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资企业女工和私营企业女工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在生育保险目标上曾经承诺，“20世纪末在全国城市基本实现女职工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直到今天这些承诺仍未兑现。[35] 1995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就女工劳动保护问题对全国部分国有、集体、私营和外商企业的9，753名女职工作了调查，发现女职工怀孕后能定期作产前检查的仅占70％，产后检查费用能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65％。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2-2000）和《中国社会保障年鉴2000》的数据，自199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以来，到1999年中国的职工生育保险平均复盖率仅为 28％，至2001年年底复盖范围只有30%.[36] 相当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或者因怀孕而丢失了工作。[37]许多企业不关心员工福利，常常忽视女工的生育保险。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多项调查都表明，目前许多企事业机构都未给女性员工办理生育保险，有些企业还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职。[38]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权利普遍得不到保护，企业往往以怀孕生育为理由解雇她们，结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弃生育。她们既失去了在农村的家庭支撑，又未被社会保障复盖，境遇艰难。[39]农村女性则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和生育保障体系之外，但她们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险制度帮助的群体，因为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不得不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长期营养不良，还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压抑。[40]尤其是被称为“超生部队”的农村女性，为了躲避乡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制，她们只能东躲西藏，在生育期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身心遭受了极大摧残。

四、家庭暴力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

女性的家庭权利还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罪恶，也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许多种，本文只讨论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实行的暴力，并限于肉体和性虐待两大类，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为它们很难定量分析。

200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发生在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妇女；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家庭暴力而解体。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事实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项在中国11个省市所做的妇女地位调查也显示，29.2%的女性经常、有时或偶尔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妇女热线”在1995年对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发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发生与文化程度高低、职业类别、婚前婚后等无关，换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职业行业的普遍现象。例如，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 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0%和占33%，从事文化事业、技术工作、教师、干部等白领职业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为有次数日益频繁、程度逐渐严重的趋势。有的丈夫不仅到妻子的单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动手打妻子，最严重的甚至打断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伤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个月要被打2至3次。[43]为了摆脱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的女性有归国的博士、国家部委机关的司长、大学教授、人大代表、检察院的检察长等。[44]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1年至1992年间3，300件离婚案的调查，夫妻因打骂行为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45]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46].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与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纲”，其中之一即“夫为妻纲”，旨在将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为和惩罚被视为正常而又必要。同时传统文化还有旨在惩罚妇女的“七出”之说，一旦女性违反这些戒条，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则在家族和社会上终生受辱。传统文化还要求女性处处自责，若被丈夫殴打，需要责备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则被要求检讨自己是否尽到为妻之责。这实际上是要求女性对家庭内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容忍、纵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广州、西安和济南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若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观念与没有家庭冲突的女性观念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观念明显比后者传统，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里，丈夫说了算的状况明显偏高，与那些没有家庭冲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广州高14.55%，西安则高11.11%.[47]另外，一项对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调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权思想严重，离婚理由包括怀疑妻子有外遇、嫌弃妻子生女孩等；还有19.2%的丈夫是听从母亲的话而殴打妻子，有9.6%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对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妇联权益部在2004年组织了有关“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在被调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资收入，她们之所以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没有反抗，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觉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务事，说出去丢人，或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这次调查还发现，41% 受到伤害的被虐妇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与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结合的家庭里，较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因为这种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无法忍受与妻子不对等的知识和经济水平，这种心理成为家庭暴力的催化剂和导火线。[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 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 ”、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 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 “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上海市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但被求助者当中有 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劝其不要声张的态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离婚，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道义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 51元至100元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 ”，“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项有关“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在问卷中设了200多个问题，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000名调查对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这次调查发现，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地位。例如，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经被迫过性生活的单身女性达到25%之多；对80%以上的女性来说，过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义务”、“满足对方”、“维持关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国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歧视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严。尽管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变迁，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传统文化仍然嫁接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上，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与现代商业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基因结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行为不仅从王朝时代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社会，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男性往往还利用现代社会的隐私原则掩盖其行径。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家庭权利之贫困。尽管表面上中国女性百年来被剥夺、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权利，大都是以法律纠纷、经济冲突和家庭冲突等形态出现，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国女性要争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权利所应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设，还必须重视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会的心灵净化。

注释: [1]有关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妇女权利贫困的理论概念，参见孙伊的“妇女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见《民主中国》，2004年第7期（www.xiexiebang.com/weizhang/default.asp？id=13132），2003年10月15日。[23]出处同上。

[24]出处同注[22].[25]河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课题组，“鲁山县‘妇女生育与健康’初期调查和培训”，杜芳琴：前引书（见注[4]），页 264-265.[26]云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调查组，前引书，页274-275.[27]出处同注[6].[28]Lisa Ling，“China's LostGirls，”St.Louis Times，June 24，2004（www.xiexiebang.com/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38]刘祖云、邵华：前引文。[39]刘祖云、邵华：前引文。[40]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载高鸣亦、王行娟、丁宁的《“围城”内的暴力──殴妻》（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页5.[43]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45-50.[44]“去年263名中国妇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网站》（Aladding.com），2004年8月2日。[45]冬新，“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与分析”，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6.[46]黄先碧，“对家庭暴力的思考”，《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罗萍，“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法律措施浅议”，《社会学》（报刊复印资料），1998年第4期。

[47]出处同注[45]，页24.[48]冬新：前引文，页27.[49]胡曼筠，“天津妇女遭家暴调查，‘甲女丁男’成新导火索”，《新华网》（www.xiexiebang.com），2004年9月7日。[50]出处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54.[52]冬新，前引文，页25.[53]《北京晚报》，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2版。[55]出处同上。

[56]王行娟，“前言”，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7-11.[57]冬新，前引文，页22.[58]出处同注[49].[5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8.[60]张圣芬，“性的虐待”，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85-189.[61]“性屈从？──中国女性性现状调查”，《新闻周刊》，2004年9月19日。

第三篇：浅析民政部门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浅析民政部门

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谐家庭建设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建设进程中，民政部门扮演着不可或缺和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基础性的兜底式的作用。本文结合民政部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就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初探，以推进民政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民政部门和谐社会和谐家庭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系统工程。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称之为社会细胞、也称为驿站，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民政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体现“执政为民”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工程、社会稳定的“减震器”，改革发展的“助推器”，在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诸城中地位重要，职能明确，作用明显。本文就在构建和谐家庭建设进程中，民政部门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作了一些调研和思考，旨在为推进新时期民政工作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提高认识，准确定位，找准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着力点 朱德同志曾说，民政部门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民政工作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社区建设、救灾救济、城市低保、社会福利、优抚安置、老龄工作，还是婚姻登记、殡葬改革、儿童收养等，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其中不少工作还直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孤残儿童、下岗失业人员、灾民等困难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因此，从工作性质上讲，民政部门是困难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在思想上的知情人、感情上的贴心人、呼声上的代言人、权益上的维护人、排忧解难的办事人、党的温暖的传递人，是救助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保障。

和谐家庭是以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家庭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是新型文明家庭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浮出水面，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传统的道德逐渐弱化、新的道德规范迟迟不能成形，直接影响和谐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除了政策、法律要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外，民政部门要下大气力以保障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重点，不断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一）民政工作的对象决定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桥头堡”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基本职责是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直接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担负着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加型加剧、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家庭的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男女两性发展不平衡、单亲家庭生活、重症儿救助、困难家庭优扶等 1

等问题都需要民政部门维护和保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民间组织管理、婚姻登记等民政工作几乎覆盖了全体社会成员。因此，将“保障民生、维护民利、落实民权”的要求落到实处，对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民政工作的内容决定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润滑剂”作用

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管理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主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民间组织、优抚安置、区划地名、婚姻、殡葬等20多项工作，主要职责就是关注民生、发展民主和服务社会。可以说，民政工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点，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是和谐家庭建设的润滑剂。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维护了妇女的权益，保障了家庭的和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解决好城乡困难家庭、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为化解城乡社会各种矛盾，顺利推进和谐家庭建设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将维护好老年人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放在建设“和谐家庭”的重要位置、广泛开展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以保障老年人、儿童和广大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及时化解和排除各种矛盾，有利于家庭和谐，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好上述工作，能够让困难群众、困难家庭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有助于缓解干群关系。

（三）民政工作的地位决定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出现了多样化，家庭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性；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等给家庭领域带来了一些冲击和不和谐因素。民政部门作为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在新形势下，其自身的地位、职能、服务对象等明显发生变化。一是地位提升。民政工作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联系明显加强。城乡居民最低生产保障、民间组织管理、扶贫济困、拥军优抚、殡葬改革等工作，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形成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二是职能加强。民政工作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和谐社会、家庭建设的基础。民政部门通过便捷高效廉洁的社会管理和热情周到的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社会组织程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产业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进一步落实和维护老年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社会特殊群体基本生活权益，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三是任务加重。随着社会转型、城乡房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区建设，原来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工作转变为民政牵头、块块为主、社区承办，民政部门的工作领域进一步扩大，社会管理和服务任务加重。

二、改善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减震器”作用

民政工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点，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民政工作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社会管理、民主政治建设，是和谐家庭建设的题中之义。因此，民政工作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家庭建设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做好民政工作，对维护诸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解决民生，为和谐家庭建设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民政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必须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关注困难群众，关注弱势群众，实实在在为他们排忧解难。实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的、相互配套的社会救助是实现和谐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民政部门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在一定的差别，民政部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制度健全、相互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有效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在保障民生方面发挥“兜底”作用；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业，切实提高孤老残幼等特殊群体的保障水平；深化改革，完善优抚安置政策，逐步建立优抚安置的保障机制，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和谐家庭建设奠定基础。

（二）落实民权，为和谐家庭建设搭建综合平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十七届四中全会正致力探索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发展基层民主，落实好民主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和家庭建设的重要保证。男女平等、两性和谐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的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也必须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通过完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妇女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家庭矛盾调处机制和家庭文化建设机制，形成一种包容、豁达、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保证家庭的和谐稳定；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规范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形式、内容和程序，能够形成有效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机制，激发广大农村群众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农民以理性合法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规范有序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增强农村基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

（三）维护民利，为和谐家庭建设消除矛盾隐患。民政部门在体现社会成员公平正义、协调理顺分配关系、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上，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政工作许多事务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对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工作人员需要确实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畅通政府调解和司法救济途径，把畅通信访渠道作为保障群众民主权利，落实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高度重视民政来信来访，实行信访责任制，对群众反映的现象和事实，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给予答复，有明确法律依据的，依据法规条文办事，没有政策法规要求的，应参照有关要求予以特殊处理，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下，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平常事按时办，切实当好在民事纠纷、政事纷争上的裁决员。变“上访”为“下访”，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切实维护民利。

三、强化队伍、依法行政、廉洁从政，为发挥民政部门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组织保证

当前急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也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经济的多元化带来了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待婚姻家庭有了新的追求，但同时面临的新问题，如家庭中婚姻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多，导致稳定性下降；家庭教育失当，子女教育出现重智育轻德育、重个性轻社会的不良现象；家庭暴力，侵害儿童、妇女和老人合法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拜金主义和理想信念动摇等等，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谐。民政部门作为人民群众的组织部门，在新的形势下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建设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的民政干部队伍是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民政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要切实树好形象。民政部门、民政工作者要在为民求和谐中树立起推动工作的形象，对人民负责的形象和公正廉洁的形象。做到“以人为本、为民解困”。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单亲家庭、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反映诉求和维护自身权利比较弱，需要党和政府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需要民政部门作为代言人。民政工作者就要把关注弱势群体作为本职责任，并做必须从思想上真正明确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载舟之水；必须把对人民群众充满深厚感情作为一种责任；必须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作第一信号；必须提高与人民群众互相沟通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切实端正作风。民政部门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为群众排忧解难作为第一要务，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端正领导作风，民政工作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积极干事创业的精神，在工作中自觉形成竭诚为民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作风、科学严谨的作风、依靠群众的作风、民主平等的作风、廉洁自律的作风。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勤政廉洁、开拓创新的要求，不断开创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三）要切实发挥作用。各级民政部门在和谐社会、家庭建设中应突出职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做好城乡困难家庭的救助工作；要将维护好老年人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放在和谐家庭建设的重要位置；要将婚姻登记、殡仪服务列入和谐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落实、保障好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快推进军休工作融入社区的改革步伐，研究探索军休干部分散安置管理的新路子，使民政部门真正成为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器”。

第四篇：浅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写写帮推荐）

文章标题：浅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

女性的家庭权利是其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内的平等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利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1].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

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至少就辛劳程度而言是如此），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本文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历史演变，具体考察她们的家庭权利的各主要方面，希望藉此能促进当代妇女学中家庭关系及女权问题的研究。

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缠足现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和心理的劣势；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是大众文化──它是10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3]

“五四”运动以来，缠足现象逐渐废止，“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观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占据主流。在夫权主导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被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济自主的权利。

1949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优越地位。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毛泽东时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位”[4].1950年代，许多女性面临“组织上”的压力，在革命的名义和强制之下，被迫服从组织“分配”，与“首长”们结合。政府公然容许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厌旧，抛弃老家的“黄脸婆”妻子，与年轻漂亮的城市小知识女性结婚。“组织上”用这种方法对那些“革命英雄”实行了性补偿和性报答，但众多小知识女性却被“革命”当作“性礼物”和“性奴隶”无偿赠与，其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首长”们结发妻子的合法权益也被“组织上”彻底破坏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全国妇联2001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从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农村则从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儿子，出嫁的女性、离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6]

虽然时代变了，观念也有进步，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权利的约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人身安全权利状况的演变。

二、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

财产的拥有、支配和继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与权利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没有制度性权利去继承家庭财产，只有儿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财产和分配遗产的权利。未婚女子或许可能得到一份嫁妆，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养，但无论是出嫁的女儿还是寡妇，都无法分得家产。[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规定，倘若家无直系男性继承遗产，就必须在侄子中过继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者，即所谓的“强制侄子继嗣”，这种反映传统文化习俗的律令完全剥夺并杜绝了女性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显示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8]

进入民国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女性意识开始觉醒。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号召“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9]1930年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利作了新的规定，提出了继承家庭财产时的男女平权，如果家中没有子嗣，女儿可以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但现实中传统习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传统的分家制度继续存在，“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形同虚设。[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将财产过继给侄子的传统，所以许多人生前将财产过继给侄子，从而剥夺了家庭中女性继承财产的机会。再次，尽管《民法》中规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但《民法》却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妇监护其家庭财产的权力，如果她亡夫的财产已分给其他继承人，则寡妇就无法通过立继来确保她对财产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剥夺了寡媳（即与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财产权利（包括她们的监护权和财产继承权），这样寡媳在公公死时就不能得到任何财产。[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风仍然保留了许多歧视妇女的现象。30年代的民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没有财产继承权。[13]“满铁”的华北调查表明，“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虽然有极个别的女儿继承家产的案例，但这并非是普遍的习俗。[15]在黑龙江，虽然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儿继承财产的现象，但这种情形非常罕见。[16]

到了毛泽东时代，法律明确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但由于在公有制状态下私有财产基本上被剥夺了，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属于个人的财产和遗产微乎其微。这样，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往往只具有法律纸面上的意义。

邓小平时代通过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对妇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妇）的财产继承权有不少新的具体规定。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17]；《继承法》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同时还有如下具体规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时有权处分所继承的遗产[18].《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第29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标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第30条）：“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条）：“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第32条）。[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无论已婚未婚，均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不因女儿出嫁便失去其财产继承权。

但是，现实中侵犯、剥夺妇女家庭财产权利的现象和事例仍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农村，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拥有、处理和继承土地承包的权利成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仍然经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已婚妇女的责任田、口粮田和家庭财产继承权实际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虽然政府宣布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但农户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则取决于婆家村里有无机动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调整土地。[20]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责任田、土地入股分红、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这四大权益是农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农村妇女这方面的权益却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适龄未嫁女、有女无儿户、外村娶来的媳妇和“农嫁非”的出嫁女等四类妇女，在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中她们的权益最可能被剥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课题组的问卷则显示，有7.2的受访妇女目前没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出嫁后失地”（占45），“国家征用后失地”（占17），从未分配土地（占31）。进一步比较得出，出嫁女、离异妇女、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没有保障。[21]

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受损害，与民众的法律意识模糊、女性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有关。河南省濮阳市妇联“在五县一区选取了6个村，专门开展了一次农村妇女财产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调查。调查后发现，6个村中都存在农村妇女财产被侵害的情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产继承难和责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实问题。”许多农村妇女认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子出嫁后对父母遗产不应有继承权，结果许多出嫁女性在财产继承问题上选择了自动放弃。虽然仍有8的妇女要求依法继承，但她们难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对。[22]

2002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作了综合调查，当问到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的理解时，有13.9的受访者认为“女孩”、“妻子”不能继承土地使用权，而“男孩”和“丈夫”则可以继承。[23]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观念表明，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财产继承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歧视妇女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例如，鄂伦春族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仍属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实行大家庭制，分家产时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24]

显然，近百年来尽管中国的法律不断进步完善，但这并不等同于观念的进步，在东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环境中，潜规则与民俗习惯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时空的。从落实女性平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全社会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权利

百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权利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民国时期女性往往是毫无节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无节育手段和条件，也没有良好的接生设备和保育条件，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项对河南省鲁山县的老年妇女调查显示，36位60岁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许多女性因家境贫寒曾试图坠胎，但因缺医少药，只能将肚子挤在水缸沿上挤压，想把胎儿挤死，结果造成生孩子时大出血。[25]一项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显示，那些60岁左右的妇女往往都是从18岁开始生育，直到闭经为止，生育年限达30年以上，成年后几乎是在不间断的生育、养育中度过了大半生。[26]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许多女性争当“光荣妈妈”──生得越多越光荣。这种生育政策事实上演变成一种新的强制性多育方针，结果导致中国的人口总量迅速膨胀。

1979年，面对9亿人口的庞大压力，中国政府又转而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这是毛泽东时代鼓励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质雷同，其实质都是剥夺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权利。所不同的是，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各级政府动员了各种力量，骇人听闻地全方位剥夺与侵犯妇女的生育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世界各国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一般是100比104至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04至107个男婴出生，而中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近年来越来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已达到100比116.9，而在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骇人听闻的100比130以上。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由此必然引发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司法难题。[27]

大量遗弃女婴的社会现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祸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与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首先，传统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会随着“男女平等”口号的深入人心而自动消失。传统文化的一大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乃无后，无后即不孝。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不仅在农村，许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一些被遗弃的女婴被外国人领养，据统计，美国从海外领养的孩子中有25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全是女婴。[28]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借重了毛泽东时期发展起来的专政机器和群众动员机制，其手段之残酷毒辣令人心寒。在农村，夜闯家门抓孕妇、拖拉机追击逃跑的孕妇、动员警察追捕孕妇等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对超生的夫妇实行各种无法可依的处罚，各种手段犹如“文革”再现，无所不用其极。[29]有些地方还出现政府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许多即将临产的妇女也被迫堕胎，一些引产方式竟然是将食盐水注射进孕妇的子宫。[30]

在美国，女性能否拥有人工流产的权利（坠胎权）是一种妇女权利的象征。[31]而在中国人工流产却成了强制性政策。据统计，1971年中国的人工流产为391万例，1981年为869万，1991年达到1，400万，20年内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的堕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堕胎与活产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欧，这一比率仅为1比100.[33]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率不断上升有许多原因。在农村，多数妇女都是被迫流产，并且是在极野蛮的情况下进行，既罔顾基本人权，更无视起码的女权。在城市，人工流产急剧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绝采用避孕措施，导致非意愿性怀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对实施人工流产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不但不能获得必要的休假，也不准报销医疗费。有调查显示，有90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无法休假，导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极大损害。[34]

女性生育权利还包括生育保障，这主要是指国家负担女性怀孕和分娩的各类健保费用（如生育津贴、医疗护理、生育补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女性员工能获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妇女、城市下岗女工和农村妇女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资企业女工和私营企业女工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在生育保险目标上曾经承诺，“20世纪末在全国城市基本实现女职工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直到今天这些承诺仍未兑现。[35]

1995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就女工劳动保护问题对全国部分国有、集体、私营和外商企业的9，753名女职工作了调查，发现女职工怀孕后能定期作产前检查的仅占70％，产后检查费用能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65％。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2-2000）和《中国社会保障年鉴2000》的数据，自199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以来，到1999年中国的职工生育保险平均复盖率仅为28％，至2001年年底复盖范围只有30.[36]

相当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或者因怀孕而丢失了工作。[37]许多企业不关心员工福利，常常忽视女工的生育保险。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多项调查都表明，目前许多企事业机构都未给女性员工办理生育保险，有些企业还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职。[38]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权利普遍得不到保护，企业往往以怀孕生育为理由解雇她们，结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弃生育。她们既失去了在农村的家庭支撑，又未被社会保障复盖，境遇艰难。[39]农村女性则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和生育保障体系之外，但她们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险制度帮助的群体，因为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不得不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长期营养不良，还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压抑。[40]尤其是被称为“超生部队”的农村女性，为了躲避乡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制，她们只能东躲西藏，在生育期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身心遭受了极大摧残。

四、家庭暴力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

女性的家庭权利还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罪恶，也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许多种，本文只讨论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实行的暴力，并限于肉体和性虐待两大类，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为它们很难定量分析。

200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发生在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妇女；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家庭暴力而解体。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事实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项在中国11个省市所做的妇女地位调查也显示，29.2的女性经常、有时或偶尔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妇女热线”在1995年对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发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发生与文化程度高低、职业类别、婚前婚后等无关，换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职业行业的普遍现象。例如，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0和占33，从事文化事业、技术工作、教师、干部等白领职业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为有次数日益频繁、程度逐渐严重的趋势。有的丈夫不仅到妻子的单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动手打妻子，最严重的甚至打断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伤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个月要被打2至3次。[43]为了摆脱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的女性有归国的博士、国家部委机关的司长、大学教授、人大代表、检察院的检察长等。[44]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1年至1992年间3，300件离婚案的调查，夫妻因打骂行为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45]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46].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与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纲”，其中之一即“夫为妻纲”，旨在将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为和惩罚被视为正常而又必要。同时传统文化还有旨在惩罚妇女的“七出”之说，一旦女性违反这些戒条，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则在家族和社会上终生受辱。传统文化还要求女性处处自责，若被丈夫殴打，需要责备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则被要求检讨自己是否尽到为妻之责。这实际上是要求女性对家庭内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容忍、纵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广州、西安和济南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若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观念与没有家庭冲突的女性观念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观念明显比后者传统，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里，丈夫说了算的状况明显偏高，与那些没有家庭冲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广州高14.55，西安则高11.11.[47]另外，一项对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调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权思想严重，离婚理由包括怀疑妻子有外遇、嫌弃妻子生女孩等；还有19.2的丈夫是听从母亲的话而殴打妻子，有9.6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对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妇联权益部在2004年组织了有关“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在被调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资收入，她们之所以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没有反抗，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觉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务事，说出去丢人，或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这次调查还发现，41受到伤害的被虐妇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与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结合的家庭里，较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因为这种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无法忍受与妻子不对等的知识和经济水平，这种心理成为家庭暴力的催化剂和导火线。[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上海市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但被求助者当中有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劝其不要声张的态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离婚，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道义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51元至100元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项有关“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在问卷中设了200多个问题，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000名调查对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这次调查发现，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地位。例如，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经被迫过性生活的单身女性达到25之多；对80以上的女性来说，过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义务”、“满足对方”、“维持关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国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歧视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严。尽管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变迁，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传统文化仍然嫁接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上，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与现代商业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基因结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行为不仅从王朝时代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社会，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男性往往还利用现代社会的隐私原则掩盖其行径。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家庭权利之贫困。尽管表面上中国女性百年来被剥夺、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权利，大都是以法律纠纷、经济冲突和家庭冲突等形态出现，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国女性要争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权利所应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设，还必须重视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会的心灵净化。

注释:

[1]有关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妇女权利贫困的理论概念，参见孙伊的“妇女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见《民主中国》，2004年第7期（），2001年8月7日。

[31]LucinaCisler，“UnfinishedBusiness：BirthControlandWomen'sLiberations，”inSisterhoodisPowerful：AnAnthologyofWritingsfromtheWomen'sLiberationMovement.ed.RobinMorgan.（NewYork：RandomHouse，1970），p.309.[32]全国妇联“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组，“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简介”，杜芳琴：前引书，页284-285.[33]出处同注[30].[34]出处同注[32]，页286.[35]刘祖云、邵华，“让生育保障制度走近农村妇女”，见《中华女性网》（www.xiexiebang.com/gb/2003/12/25/zgfnb/fnqy/），2003年12月25日。

[36]出处同上。

[37]山水云间，“中国妇女究竟撑起多大的天？”，下载自《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bbs.people.com.com/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

[38]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39]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0]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载高鸣亦、王行娟、丁宁的《“围城”内的暴力──殴妻》（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页5.[43]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45-50.[44]“去年263名中国妇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网站》（Aladding.com），2004年8月2日。

[45]冬新，“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与分析”，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6.[46]黄先碧，“对家庭暴力的思考”，《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罗萍，“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法律措施浅议”，《社会学》（报刊复印资料），1998年第4期。

[47]出处同注[45]，页24.[48]冬新：前引文，页27.[49]胡曼筠，“天津妇女遭家暴调查，‘甲女丁男’成新导火索”，《新华网》,2004年9月7日。

[50]出处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54.[52]冬新，前引文，页25.[53]《北京晚报》，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2版。

[55]出处同上。

[56]王行娟，“前言”，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7-11.[57]冬新，前引文，页22.[58]出处同注[49].[5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8.[60]张圣芬，“性的虐待”，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85-189.[61]“性屈从？──中国女性性现状调查”，《新闻周刊》，200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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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妇联组织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作用与地位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领域，是平安社会的坚固防线，也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成员的素质修养、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因素控制和主导着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情感和行为，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往往会影响到社会。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给社会传递了健康的情绪，就有助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则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家庭问题联结着个人和社会，创建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覆盖社会的各个层面，联系着广大家庭。以家庭为主要阵地，努力建设和谐家庭，促进社会和谐是妇联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家庭一直是妇联组织传统的工作领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妇联的三大主体活动之一，在提高广大家庭成员素质、弘扬家庭美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怎样发挥妇联在家庭领域的传统优势，推动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和家庭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这是新时期建设和谐家庭的新课题。

一、妇联组织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优势

妇联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和谐家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能为和谐家庭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妇联组织从建立之初就与广大妇女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更易于广泛团结妇女群众，凝聚妇女群众，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能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三是通过发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职责，通过上传下达，使党和政府的社情民意反馈渠道更加畅通；四是通过健全组织网络，参与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提供社区服务，形成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关系。

二、妇联组织在构建和谐家庭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发展等工作中，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群众性、深刻的社会性，拥有健全的组织体系、组织模式和良好的组织荣誉。在构建和谐家庭建设中，妇联组织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位置，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

一是推动作用。就是协调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和谐家庭的建设。妇联组织要争取多方支持，争取党政的重视，更好地推进和谐家庭的建设。

二是桥梁作用。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是妇联组织的最大优势，当好党和政府与妇女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合理、合法、民主的形式与渠道，充分反映妇女意愿、切实表达妇女利益，是妇联组织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在和谐家庭建设中，妇联组织要发挥在家庭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特有的政治、组织和群众优势，一方面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化解矛盾；另一方面向党和政府反映妇女群众的需要和呼声，推动和谐家庭创建的进程。

三是促进作用。要创新各种载体，利用妇联的阵地，提高妇女素质，宣传、教育、引导妇女，丰富妇女的精神生活，促进妇女与男子同步发展，与社会同步发展。

四是主导作用。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有着必然的联系。妇联在家庭领域有广阔的空间，妇联要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的主导作用，通过“五好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的建设，做好家庭文明、和谐的文章。

五是引领作用。各级妇联可以把构建和谐家庭与创建“五好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家庭美德建设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结合起来，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帮困助学等项目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现代家庭的学习功能、沟通功能、互动功能和发展功能，引领家庭成员走出家门，以和谐家庭的建设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妇联组织在构建和谐家庭中应做的工作

在构建和谐家庭的过程中，妇联组织要按照党委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从妇联独特的社会定位出发，从妇女的实际需求出发，按照“凝聚妇女、带动家庭、联动社会”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切实履行自身职能，团结带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和谐家庭建设。

1、努力提高女性素质，以女性的文明进步带动家庭的和谐。女性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一个家庭主妇的素质对她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有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直接影响三代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家庭的和谐程度。所以，提高女性素质是妇联组织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妇联组织应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女性群体开展多层面的教育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使女性的综合素质逐步提高，从而以女性的文明进步来带动家庭的和谐稳定。

2、积极开展家庭文明建设，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促进家庭成员的和谐。围绕党的中心开展群众性活动是妇联长期的工作方式。长期以来，妇联一直把先进文化的理念贯穿在具体的

工作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美德教育人、以亲情感化人，通过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等评比表彰活动以及举办家庭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引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家庭文明的创建活动，努力营造诚信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

3、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以科学的家教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亲子关系的和谐是家庭和谐的支点，而传统的家长制的教育方式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亲子之间和谐共进的因素。各级妇联组织应着力于把科学健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传递给千家万户，在家庭成员中营造“平等尊重、共同成长”的民主氛围。应依托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站，在全社会构建起家庭教育工作组织网络，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从而在广大家庭中形成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的新型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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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法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以有效化解家庭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各级妇联组织在加强正面教育引导，倡导主流思想的同时，对造成家庭不和谐的种种因素同样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要对来信来访和群众反映的侵犯妇女权益的现象依法进行处理或调解，把矛盾消除于萌芽、化解在基层。

5、实施关爱行动，以救助弱势群体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各级妇联组织应从妇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抓起，以关爱行动作为服务妇女的载体，积极开展“爱心扶春苗”、“农村女劳力转移就业培训”等关爱行动，为政府分忧，为群众服务，为特殊家庭解难，从而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安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