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公共财政职能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第一篇：深化公共财政职能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摘 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各项制度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存在诸多弊端。社会保障制度也还不完善，许多问题都有待解决。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阶段，社会保障已越来越成为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本文从分析这两者之间关系入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财政对策：加大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强化社会保障资金监督管理等。社会保障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切实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要不断深化财政制度,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关键词]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财政对策；社会保障资金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社会保障体系作出如此系统、深刻的表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促进我国城乡社保体系建设，既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也是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与的含义

公共财政就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公共财政是政府依据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进行的以市场失灵为范围，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一种政府分配行为。公共财政分配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和非市场盈利性，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体现，而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保证公共支出、促进社会公平、调节宏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

社会保障的定义，在国际上一般是这样界定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社会为防止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带来的收入丧失或收入大幅度减少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贫困，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其成员提供的保护；提供医疗：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补贴”。在我国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制度、措施和事业的总称”。

二、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联系

(一).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共性

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

(二).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区别

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

(三).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1、公共财政是社会保障基金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由公共财政负担。据统计，目前欧盟国家社会保障资金支出一般都占公共财政支出的30%，占GDP的比重均已超过了10%。我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和投资收益等，其中财政预算拨款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从1998年到2006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年均增长28.3％，明显高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占财政支出比重从5.52％提高到11.05％。

2、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方面，早在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提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3、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直接影响公共财政的分配。两者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公共财政的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数量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状况。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三、促进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财政对策

(一).提高财政收入比重，从而提高政府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

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需要强大的国家公共财政支持，所以夯实社保资金的基础就要通过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加强中央财权等措施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两个比重”，一是要调整我国现行税制，适度扩大税基，提高财政收入；二是要用现代化手段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三是规范政府收费行为，进一步推行“费改税”；四是扩大国家预算范围，将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从根本上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由于部分省、自治区地方财力薄弱或者属于老工业基地，要完全承担起按照分税制划分责任的社会保障责任确实有困难，国家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机制，这种专项转移支付机制主要是贫困地区与老工业基地。地方政府也应充分考虑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建立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加大收入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增强公共财政对贫困地区的扶持，保证宏观层面的公平，使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

(三).地方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财政政策，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

1、地方政府应建立就业扶持资金，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安排。此项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就业服务机构提出项目和资金安排意见，由财政部门会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此项资金主要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费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服务费用、特困群体就业补助、职业介绍的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再就业人员的培训费用及促进就业的奖励。

2、用人单位招用就业特困群体人员，政府应该考虑可给予安置补偿。就业特困群体人员，是指经劳动保障和民政部门认定的下列人员：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夫妻双方下岗或就业转失业人员、丧偶及离异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老人的下岗或失业人员、下岗或失业的军人家属、下岗或失业的革命烈士家属、大龄下岗或就业转失业人员及其他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特困人员。每接收一人，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同时为所安置人员办理了社会保障手续，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从就业扶持资金中支付给用人单位一定的就业补贴，具体办法由各级政府制定。

3、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全民覆盖和动态调整。进一步推行“新农保”，建立了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此举打破了户籍界限，实现了缴费比例和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统一。使养老保障制度不但覆盖城镇在职职工外，还涵盖了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农民、城镇居民及无保障老年人等群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动态调整机制。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适时进行调整。

(四).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

规范社会保障费的征缴管理程序和方法，真正建立起“税务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审核，银行发放”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运行机制。认真解决缴费基数的核定问题，按列入成本、费用的全部工资核定企业缴费基数，并结合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额进行复核，取消地方自行制定的对某些高收入企业缴费基数确定上限的做法。结合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额核定个人缴费基数。全面实行全额征缴，杜绝协议缴费、随意减免等各类违规行为。同时，应继续清理欠费，重点解决欠费大户的负费问题，确保其不再发生新的欠费。

(五).强化财政监督管理职能，严格控制支出

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国家赋予财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健全财政职能，提高财政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地位的重大决策。通过把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建立健全各部门相互制约的机制，各级财政部门与监察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部门要定期联合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工作。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完整。纳入财政专户、实行两条线管理体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也可以实行有税务部门代征的办法，以保证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及时、足额征收。财政部门要根据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也可以试行有税务机构代征的办法，以保证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及时、足额征收。财政部门要根据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提出的用款计划，认真审核，及时、足额拨付，财政部门无权直接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基金。待条件成熟之时，应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以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状况，强化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机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客观要求。

各地应按国务院统一部署调整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不得自行调整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和支出项目，或采用一次性支付失业保险金等不规范做法，更不能从基金中提取管理费。同时，遏制提前退休行为，并选择适当时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避免对养老金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新京报，《社会保障当随财政收入水涨船高》.社评版，2007.9.24.[2]高陪勇，《公共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3]林治芬，《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管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9.[4]洪银兴,尚长风.《公共财政学》（第二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5]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5.[6]项怀诚，《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央财政大学学报》，2006.1.

第二篇：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民生之依

——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小康社会已初步建成，但是由于物价走高、收入分配失衡等原因，住房难、看病难、入学难、就业难、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艰”难题依然广泛存在，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感，成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全面小康建设中的不和谐之音。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解决诸多民生难题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根本大计，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加快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构建“民生之依”网络，有其必要性。

构建“民生之依”网络，符合国际趋势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前阶段我国人均收入迈过3000美元大关，这个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多发的敏感期。在这个阶段，诸多民生难题日益严重，澳大利亚、英国等一些国家建立了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缓和、解决了诸多民生问题，促进了经济文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一些国家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矛盾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国际经验凸显了我国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构建“民生之依”网络，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飞速发展，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然而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先富带动后富，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构建“民生之依”网络，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是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甚至激化阶层矛盾、造成社会对立与冲突动荡，社会不满情绪、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加快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构建“民生之依”网络，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日益明显，投资过热带来的隐患也逐渐暴露，经济发展势头已陷入疲软，根本应对之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目前我国“存钱防老”，“存钱防病”等现象非常普遍，人民有钱不敢花、不愿花，导致内需不足、消费增长停滞。只有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使人民“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才能激发人民的消费能力，让人民大胆花钱、放心花钱、花钱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全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吕祖善省长说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功在当代、恩泽子孙、惠及千秋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的主导下，全社会群策群力，“民生之依”网络能够逐步构建，“民生之艰”难题能够逐步解决。

第三篇：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文

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文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面向“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任务，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研究存在的问题，明确完善的思路，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提出了设立工厂保险、保护失业工人等改良工人待遇的主张。瑞金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设专章规定了社会保险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要求，于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改革开放后，我们把社会保障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民生工程，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会议多次研究审议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方案、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意见等，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我们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我们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我们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我们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主要是：制度整合没有完全到位，制度之间转移衔接不够通畅；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存在“漏保”、“脱保”、“断保”的情况；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的基本保障“一枝独大”，而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承担的补充保障发育不够；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有待提高，平衡地区收支矛盾压力较大；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待遇差异不尽合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地方社保基金存在“穿底”风险。对这些不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发展擘画了蓝图，要求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社会保障关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社会条件、文化特征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多种多样。我们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社会保障有益经验，但不是照抄照搬、简单复制，而是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成功建设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社会保障事业行稳致远；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同富裕，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制度引领，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等目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与时俱进，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前进；坚持实事求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我们要坚持和发展这些成功经验，不断总结，不断前进。

第二，科学谋划“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蓝图，要逐条逐项深入研究，纳入规划，抓好落实。要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思考和谋划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5年、15年乃至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势，分析社会保障可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未雨绸缪采取应对措施。要拓展国际视野，关注国外社会保障发展情况，汲取经验教训，既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

第三，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要准确把握社会保障各个方面之间、社会保障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改革的联系，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确保各项改革形成整体合力。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紧盯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硬骨头，不断推进改革。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要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要把农村社会救助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完善日常性帮扶措施。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

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健全退役军人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

2018年以来，我们实施了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仅去年一年，东部发达地区就拿出了1768亿元，拨付给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省份，有力缓解了社保基金收支的区域结构性矛盾，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要加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符合社会保险“大数法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特别是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加上医疗技术发展，更多疾病从“无药可医”变为“可医可控”，医保支出面临着更大压力。要坚持不懈、协同推进“三医联动”，健全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近年来，许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推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但实施起来并不太顺利。一些国家在这项改革上经历了波折。我们要合理把握改革方向、节奏、力度，加强舆论引导，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合力，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

第四，推进社会保障法治化。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加快制定或修订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相关法律，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个人、社会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责任。要依法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防范化解基金运行风险，维护基金安全。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

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第五，加强社会保障精细化管理。要完善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街道）的五级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上下更大功夫，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要适应人口大规模流动、就业快速变动的趋势，完善社会保险关系登记和转移接续的措施，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对象精准认定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要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深入推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同时，要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六，发挥好社会保障在应对疫情影响方面的积极作用。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会保障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和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了贡献。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仍然很重。要发挥好社会保障在助力疫情防控、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中的作用。要根据形势好转变化，稳妥退出减免社保缴费等阶段性纾困政策，并同其他政策退出平稳衔接。要总结这次疫情防控的成功做法，完善我国社会保障针对突发重大风险的应急响应机制，既能抵御可以预见的生老病死等各种常规风险，又能应对难以预料的非常规风险。

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初，我们鼓励各地大胆创新、不断探索。现在，随着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坚持国家顶层设计，做到全国一盘棋。要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加强对制度运行的管理监督。各地区务必树立大局意识，严肃落实制度改革要求，不得违规出台地方“小政策”。可以允许一定时期内存在区域间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差异，但不能动摇统一制度的目标，不能自行其是、搞变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对社会保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握规律，统筹协调，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第四篇：立足民政职能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立足民政职能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围绕落实 《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简称“两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基本生活权益。在城市，基本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妇女儿童纳入城市低保。实行分类施保，对重病、重残、孤老、双下岗等特殊困难家庭的妇女儿童，适当增加救助金额，提高救助标准，增强救助实效。在农村，不断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户救济、灾民救济卡、农村五保等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开展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较好地缓解了困难妇女儿童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省慈善总会自2004年以来连续三年开展了“慈心一日捐”活动，募集善款13亿多元，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了夕阳扶老、朝阳助学、情暖万家、爱心助残等十大慈善救助项目，受助困难群众达120余万人，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

二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高妇女儿童社会福利水平。以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为主线，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兴办各类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拓展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对象。实施了“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全省各级共投入资金18.5亿元，建成“星光老年之家”项目2066个；实施“双百工程”，建设改造100个高标准乡镇敬老院和100个县级综合性老年服务中心；启动了“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已为380名0-18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实施了手术矫治和康复。

三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妇女参与基层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在基层自治、民主选举的框架内，积极鼓励和引导妇女参加民主选举，努力提高妇女在村（居）民委员会中的比例，加大对村委会、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力度，及时研究解决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切实维护妇女的民主权益，确保了选举依法有序进行。

四是不断加强婚姻登记管理规范化，为儿童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认真贯彻新修订的《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在全开展了婚姻登记员业务培训、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活动，规范了登记程序，提高了服务水平。开展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宣传科普知识，引导新婚夫妇优生优育，提高生活质量，构建和谐家庭。

五是依法开展收养登记，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认真贯彻实施《收养法》，省民政厅协调公安、司法等五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格依法做好收养登记

和出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部门职责，建立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级民政部门设立了收养登记固定场所，配备了专职登记人员，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收养登记程序，提高收养登记质量，较好地维护了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篇：公共财政的职能

公共财政的职能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简述了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然后结合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分析了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相应的改革方向并提出了相关措施，希望对更好地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有所帮助。【关键词】

公共财政，职能

一、公共财政的职能

公共财政的职能，是指公共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它是公共财政这一经济范畴本质的反映，具有客观必然性，一般来讲，在任何情况下组织收入都是财政最基本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财政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可以把公共财政职能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配臵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1]P.15。

我们知道，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1]P.8，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支出内容的财政分配模式。其职能的发挥也是通过收（税收等）和支（购买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实现的。

二、我国公共财政的职能的演变

我国公共财政的职能是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到高度分权，再到中央集中与地方适度分权的演变过程。其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统收统支”阶段(1950～1979年)、“财政包干”阶段(1980～1993年)、“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

[2]P.17。

其中，改革开放前的“统收统支”阶段对应了我国当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其财政的职能也是包干一切，远远超过了现代公共财政的作用范围，不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是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直接参与了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过程。由于财政的公共职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财政的收入大多都投入了再生产，加上计划经济时代，财政体制在产权边界不清、激励与约束缺乏的统收统支的“大锅饭”形式下运作，财力的可能与需要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造成制度性普遍短缺、资源配臵低效率，形成长期的财政压力，导致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普遍欠缺。

改革开放后的行政性分权型“财政包干”体制阶段下，各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增强了微观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初期显示出较好的激励效果，但由于没有真正触及旧的体制框架和既得利益，其激励效应呈递减趋势，对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体制运行成本不断增加

[2]P.18

。这一时期的公共财政也没有发挥好配臵资源、稳定经济、保障民生的相 关职能，主要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条块分割，追求本地区GDP，重复建设导致了效率低下，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等。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体制和1998年的公共财政体制属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分权型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原有体制弊端得以克服，减弱了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动机，确保制度环境的稳定和经济行为长期化；通过税种划分，使得中央和地方有了各自独立的税收体制，从而精力被转移到各自的财源培育上，使经济效率大大提高；税务机构的分设，减少了中央对地方征收机构的依赖程度，降低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开支，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因制度寻租而产生的经济效率损失

[2]P.18，缓解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由此，公共财政也走入了新的时代，其职能的发挥也越来越符合现代公共财政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与国内深层次矛盾突显形成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宏观调控面临的困难增多。我国的经济运行不再是以前的高速增长模式，转为中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其中，2015年三季度的增长为6.9%。如何发挥好公共财政的职能，配合货币政策，稳定好经济，促进发展，是急需研究的课题。

三、我国公共财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十七大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体 系”，十八大提出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可见，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是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已具雏形，但还未完善。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影响了其职能的发挥。

1、各级政府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分税制只是确定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其他各级政府间的责任、权限难以明确细化，地方政府可配臵的主体税种缺乏，难以形成完整、稳定的地方税收体系，出现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越到基层财政运行越艰难的普遍现象，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足够的财力予以保障[3]P.28。分税制还导致了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地方政府为维持本地经济繁荣，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努力扩充自身控制的经济资源，热衷于上大项目，特别是高税产品和预期价高的产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并采取税收优惠、地方保护等手段，吸引税收资源流人和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甚至保护、纵容造假和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严重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进程[4]P.50。这些都导致了公共财政职能的难以有效发挥。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完全纳入政府预算体系进行管理，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府预算平台。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存在部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因此，无法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宏 观调控衍生手段的重要作用，不能支持并服务于公共财政的职能。

3、财政缺乏对初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人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用于民生的比例远远不够。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满足民生的需要是实现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4、政府预算软约束，透明度不高。增强财政透明度可以使经济中交易成本最小化，是预防腐败和增强公共责任的前提条件。对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进行有效监督，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使体现政府职能的所有收支在政府预算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是发挥公共财政职能的基本要求。当前政府的预算约束还是形式大于内容。

5、地方债务问题也是公共财政面临的困境，由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基础，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经济社会发展职能，这些职能是无法用预算内收入承担的，就产生了为地方财政行为融资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已涉及到中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各个层面。这种财政金融体制安排的紊乱和错位是理解地方债务问题的关键[5]P.19。目前地方债务规模偏大，风险偏高，影响了公共财政职能发挥的空间。

四、如何充分发挥好公共财政的职能 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党校就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工作做了报告。面对当前的困难，李克强总理提了八个方面的重点经济工作，其中涉及到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深化改革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增加公共服务、保住基本民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些都与我国公共财政的职能发挥有密切关系。

我们知道，公共财政主要有三大职能：资源配臵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下面，我就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充分发挥好公共财政的职能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1、优化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调节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臵。

高效地配臵资源，实质上是对社会劳动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臵起主导作用，但仅靠市场机制也有缺陷，许多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法通过市场配臵来有效提供，需要国家运用公共财政来配臵，从而达到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臵的目标。

政府债务也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是调节经济、配臵资源的手段之一，但是我国目前的债务结构不合理，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偏大。虽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承担了更繁重的公共支出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财权与事权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错配。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固然较多，但也同时支配了大量的财力。近年 来，全国财政支出的80％以上是由地方完成的。从这个角度说．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是匹配的[5]P.2

2。问题在于，地方政府除了承担公共支出责任，还特别对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本来不属于地方责任的事项感兴趣。正是承担了这些本不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而预算内的财政支出不可能覆盖这些项目，所以地方政府才会入不敷出，需要举债。

地方政府积极举债，实际上弱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效果，需要予以纠正，而目前分税制改革的呼声中，有一种要求是增加地方税种、甚至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对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有一定帮助，但是对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则是饮鸩止渴，甚至会加剧地方政府的举债搞建设的冲动。因此，深化税制改革应当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相协调，改变地方官员唯GDP的考核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真正发挥出财政的资源配臵功能。

2、发挥好公共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其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主要体现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调节财税；调节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地区之间的差距等方面。

公共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通过收支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这方面看，目前主要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这六大税种 [6]P.7

。其中，“营改增”、资源税等改革已经开始试点或实施，而民众普遍关注的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则还在研究中。这两个税种和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也是最能发挥收入调节职能的。因此建议政府加快其改革，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在支出方面，主要是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降低三公经费，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民生的需求。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预算法》及一系列相关配套文件标志着我国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加大预算统筹力度、保障民生支出有重大意义。

3、发挥好公共财政的经济稳定职能。

公共财政履行其经济稳定职能所要达到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是无法同时兼顾的。通常货币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目标，因此财政政策的目标就以促进经济增长为要务了。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关键是做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国家可以通过财政预算进行调节，交替使用赤字预算和结余预算，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平衡。这样通过制度性安排，发挥了财政“内在稳定器的作用”。

五、结语

公共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三方面：资源配臵，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其发挥依赖于整个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作为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职能的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甚至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公共财政建设要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服务于总体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完善分配格局，完善民生保障，提高国家发展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书目】

[1]梁朋，《公共财政学》第三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08 [2]吴胜泽，《我国财政体制的变迁及效率研究文献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70期

[3]吴晓玲，李灯强，《我国财政改革进程、现存问题及未来政策取向点》，地方财政研究，2008.12 [4]陈冬红，《国家治理体系下的财政分权治理结构》，南京社会科学，2015.01

[5]傅勇，《财政一金融关联与地方债务缩胀：基于金融调控的视角》，金融评论，2012.04 [6]编辑部，《财税改革正当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回顾》，财政监督，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