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二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00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2012年GDP增长目标自2005年以来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定为7.5%。温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关注GDP增长目标下调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要全面做好2012年的工作，必须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段讲话关键词 “稳增长”备受关注。可以看出
回顾历史，自1978年至2011年的34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达到9.8%，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相关资料提供的信息，以往中国GDP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只重经济，忽视环境，过度追求产值，不仅使环境和资源承担过重负荷，同时也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在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从“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就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也暗示出中央决策层坚持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其象征意义更加值得关注。以往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可能将真正开始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保八”、“保九”这样的表述也将被“绿色GDP”、“科学GDP”所代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之后，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项。2012年GDP增长目标的向下微调正是反映了最高决策层的这种战略转变理念。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有可能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政策走向一直牵动着全球神经。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近3年来首度跌至8%以下区间，外媒普遍对中国今年下半年经济感到悲观。中国高层这次会议也特别提到，要增强忧患意识，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不少市民对中国经济状况与未来发展持担忧状态。
其实，对经济增速下滑无须过于恐慌，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由于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外界因此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抱有莫名恐慌情绪。其实，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较长期的低迷之中，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属不易。更何况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如同当年日、韩高速增长过后一样，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所言，“我们应该允许中国经济有一个软着陆”。其次，中国的调控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转换频率不能太快，力度不能过猛，防止通胀、通缩急转。
中国的作用更多是保持亚洲经济的稳定，这就需要用稳定的政策来实现“稳增长”。而对世界来说，也需要用稳定的心态看待中国，既不要因为亮丽的经济数据将其视作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也无须因为经济增速稍稍放缓，就大呼“衰退”，而应该关注蕴藏在数字背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深层次改革。
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提高人们福祉的目标，包括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环境等等。知道目前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与调控相关，经济增长可以因为调控而下行，必然也能因为调控而上行。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短期风险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比如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至少还可
以持续20年；比如在中国巨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及其背后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人口资源差异背后，产业梯度转移将持续产生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优化效应；比如随着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教育、科技资源和成果，为未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因此而释放的经济效率可以很高，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消费的进一步推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促进；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逐步实施既增加需求，又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水平；比如通过加大对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领域的投资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回暖等等。
在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确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地改善措施。我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缺乏投资需求导致的经济下滑，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因此，无须继续加大政策宽松度，重点应更多地还应放在改革方面。
生产过剩是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一方面生产能力大量积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二者相叠加导致了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即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而传统的投资和外贸出口形成的循环又被金融危机打断，这就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的每个循环都不畅通的局面。鉴于此，中国接下来要做的，并非通过降低利息或者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而应更多地通过改革的办法，包括减税、调整收入分配、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各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信心。只有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继续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使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严重。
总之，大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客观的看待中国经济现今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同时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有耐心的的。也应该明白在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经将经济工作重心从之前的“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上来，这种宏观战略转变对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四篇：市场体系与政治改革(转载)
从市场体系到政治变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经济学的内部体系划分中，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精确和数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这从来没有让经济学家畏难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学校长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个好例子。
塔贝里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但近年来学术旨趣不断向政治经济学转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11月开始任该校校长。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你认为制度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塔贝里尼：人们通常的共识，同时也是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迅速的发展，就应该拥有运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产权的各项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统，不滥用权力，侵夺私人的产权。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判断良好的制度和产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什么样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这方面的争论就比较多了。
大体而言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的关键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确保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另一派则认为，单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社会还必须经历一种文化革新，才能促进那些足以保障产权的权力机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更强调哪一方面？
塔贝里尼：我的观点是，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让制度发挥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现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等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才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体系更为高效。二者应该分开进行，而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只有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保护私人财产，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政治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也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体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观点是，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培育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言论自由和法治，以最终促使政治变革的实现。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仔细研究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欧洲其他较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结论。在你看来，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塔贝里尼：我认为最主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方面，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的繁荣旺盛，就应该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区文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政治和文化宽容，保障各项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良好的价值观，也需要由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促进。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着长期的独裁统治或外国占领，使当地的国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长时间里，当地都会存在一些文化问题，包括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以恶毒的态度对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就是如此，这种遗留症几百年都没有消退。
由此可见，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演化和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通过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如果一个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不仅损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时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有时则是源于各种复杂的、难以言明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这个过程的难度？
塔贝里尼：这的确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广泛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头脑。第二，要让人们畅所欲言，废除一切限制言论的措施。第三，要让民众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保持开放的思维。
我认为中国等国家现在拥有一个欧洲所没有的优势。现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自由社会，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辩论，而中国等国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开放，实现信息与观念的顺畅流通，就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各种思想与政治资源，为己所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主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吗？
塔贝里尼：一些证据表明，与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纯粹的专制国家的经济成绩要差得多。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个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并不一定就会让它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我还是持有刚才所说的观点：先建立完备的、可持续性的产权和市场机制，再推进政治体系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吗？
塔贝里尼：我所说的这两个进程之间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说在彻底完成一个进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从中国的现实来考察，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杰出的、惊人的。为了使经济在未来走上更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也许应该再接再厉，使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出口转变为国内需求和消费。而促进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给予民众更多权利，也许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自由化进程？
塔贝里尼：中国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为了配合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也许还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转变。因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之下，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国实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既保持固定汇率，又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中国能使汇率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另外，如果中国能将政治制度进一步自由化，那将推动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和福利国家制度，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五篇：《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巴里·诺顿）
读书报告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年级： 系别： 专业： 时间：
一、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持，全面描述和评价了中国经济，不但填补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空白。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中国自 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空白。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变迁，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是所谓的转型，后者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转型是为了改变不久前在中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增长是为了改变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经济。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对中国经济的资源约束、传统农业作了简单介绍，然后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作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
本书的副标题是转型和增长。而转型又是为了增长，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第一篇“历史遗产和资源禀赋”用两章专门讨论转型外，本书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写法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
全书七篇中，除了第一篇介绍背景和第七篇结论外，第二篇以人为关注的中心，说明中国的增长模式。作者从中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政策、劳动力状况和劳动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并对此做了肯定的评价。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作者分别阐述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对外经济和财政金融。在这四篇中，作者一方面分析了这些部门的转型过程、转型措施，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增长和发展过程与态势。
本书的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书对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阐述和系统介绍。这是国内读者非常需要、而国内学者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集体完成，质量又难以保证）。同时，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在许多问题上又能够给国内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作者简介
巴里·诺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经济学家。诺顿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多集中在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经济转型、工业和技术、外贸、中国政治经济。诺顿于198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生院任苏君乐讲座教授。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研究员。
三、读书心得——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探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形势与新的增长模式
“每一次，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总是超过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当你预计增长率是8%的时候，它会达到10%。”——巴里·诺顿
2003-2007年，中国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之后，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出色的经济表现令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获得成功，那一定做了对的事情。巴里·诺顿对中国的研究始终在回答这个问题。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 “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
1、中国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要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必须从繁荣的源头说起。
2004-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及分享者之一。“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诺顿教授分析说，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商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提供日渐增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硬币总有两面，好消息背后自然隐藏着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战。
然而，结束这轮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早在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即刻显现。终于在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2008年急剧恶化。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能避开美国危机后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通过及时部署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得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止住经济下滑趋势。“2008年年底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应对，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结合得非常好。”诺顿盛赞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他指出，此次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色决策，验证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暴露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银行系统、地方政府预算等。
“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最近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非常准确和成功，很好地适应了时局的变化。”诺顿对于以上两个时期的政策高度评价，但他也不忘提醒： “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在继续进行之中，问题和应对都尚未结束。中国需要紧跟形势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政策。”
2、少投资，多消费，更“均衡”
从诺顿的观点来看，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
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诺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内需，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创造出新的服务需求。作为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更为发达。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期望有一个更为 “均衡”的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但至少目前来看，进展还相当有限。
由于21世纪头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在下降。他解释说，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到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数据显示，2009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类似美国等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可以比较一下，21世纪头10年初期，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的极端水平，而在1945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在60%以上。
中国虽然不需要让消费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确实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最稳定的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理论上就可能下降至零。虽然中国在2009年很快提升了投资水平，但诺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大失衡指标就是21世纪头10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诺顿分析，事实上，2009年年中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已经减少。因此在2009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10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全面重新调整的结果。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 “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劳动力不再取之不竭
过去几年，中国在快速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积累着人力资本。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
这种变化与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走到尽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诺顿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发展的末期。”
的的确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工作。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继续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尽头。不少调查都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是这样。为了从更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城里的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我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工资已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提振。因此，珠三角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压力。
4、中国走到了 “转折点”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诺顿说，1954年，阿瑟·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概念，上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他们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 “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或将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 “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困难。在诺顿看来，如果要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他的理由是：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诺顿也提醒，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转型时期，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低成本消耗的路线了，诺顿说： “我相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升级。”
5、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潜力
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也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取代，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它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也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6、驾驭新增长模式
中国已经设计出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对静态 “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已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
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围绕 “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诺顿用两大主要政策概括这种努力：一是鼓励 “自主创新”，一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是受欢迎的政策，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2009年和2010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不断加强，比如，节能目标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不过，诺顿直言不讳，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他总体的判断是，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而民营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变得更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我想或许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指挥棒。”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