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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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地简介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地简介

井岗星火,燎原苏区,红色圣地,钟毓人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了、肖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创建了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新苏区。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共湘鄂西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次年十月二十四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长征先遣部队——第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红三军即时恢复红二军团番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红二军团统一指挥两军团。红二、六军团随即挥戈东进,展开湘西攻势。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六军团诱敌深入,出奇制胜,取得了著名的十万坪大捷。通过大小十余次战斗,我军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红色区域逐步扩大,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六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成立,省府先设在大庸永定镇,后于同年十二月十日迁至塔卧,建立了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辖永顺、大庸、龙山、桑植、慈利、宣恩、咸丰等九县,同时还包括沅水流域和鄂、川边境的大块游击区。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省、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根据地人口达一百多万,红军壮大到二万一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八十多个团的“围剿”,冲破了敌军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封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北上长征。

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数千英雄儿女血染沃土,长眠苏区。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力的牵制和打击了敌人,密切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先烈,名垂千古,丰功伟绩,炳彪史册。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一九八一年,苏区人民在塔卧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一九八三年十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省委旧址、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省军区旧址、党校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旧址、兵工厂旧址等旧址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00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二00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篇: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18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肖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肖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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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第五部分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第六部分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捍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 图片)。

第七部分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第三篇: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18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肖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肖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

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第五部分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第六部分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捍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 图片)。

第七部分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第四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贺龙元帅事迹的调查报告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贺龙元帅事迹的调查报告

革命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刘维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10信管20104201024

一、实践时间

2012年5月12日,第十二周星期六

二、实践地点

张家界桑植县洪家关、吉首永顺县塔卧

三、实践目的了解贺龙元帅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

四、实践过程

本学期第十二周星期六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带领我们30个同学,在塔卧和洪家关进行了湘鄂川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和地位以及贺龙元帅的事迹和革命事迹的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塔卧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调查的好去处。而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贺龙故居和纪念馆是我们了解贺龙元帅必须要去的地方。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从一九三三底到一九三六年春它经历了形成与发展几个阶段。

塔卧,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为缅怀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一九八一年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一九八五年由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计量。我们一定要永远学习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儿奋斗。

感谢这片红色的土地,为今天我们这些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它叩响了我的心灵之窗,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把苏区的精神和传统永远的传承下去,为更好的在将来为人民服务,振兴中华,不断奋斗。

通过参观塔卧红色老区旧址,寻找共和国之根,重走当年贺龙打土豪的小道,向血洒战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默哀吊唁,参观“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旧址等一系列活动,我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找到了与革命先烈精神上的切入点。

贺龙故居坐落在洪家关贺龙故居的马颈塔,与贺龙故居、贺龙桥成倚角状,是由天龙溪、玉泉河、鱼鳞溪三水环绕酷似葫芦形的半岛,四周有陈家山、韦家山、王家山、泉峪山和枫香山5条葱茏山峦,宛如5条蟠龙聚首拱卫该地,俗称“金线吊葫芦”、“五龙捧圣”的风水宝地。

贺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

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功勋卓越的北伐将领;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对中国的国防工业的国民经济建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贺龙同志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贺龙同志的辉煌业绩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我们缅怀贺龙同志的丰功伟绩,就是在当前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五、实践结论

当今社会各种奢靡腐化之风盛行,我们90后更是受人质疑的一代,说我们没责任感,不敢担当,爱攀比,爱虚荣,没爱心,甚至说我们挑不起历史的重担,可经历这一次社会实践让我认清,我们90后并不像人们所说的不堪,我们也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也有理想,有信仰,我们也知道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知道实现人生价值,所以说此次社会实践大有醍醐灌顶的作用,让我们受益匪浅。

第五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摘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3-0019-05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2月我党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并开始着手创建,到1934年11月成立,再到1936年春红军完全退出,前后共经历了两年多的艰难发展历程。面对当时当地的特殊环境,扩红运动是必须执行的重要任务。学术界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的研究已有涉入,但主要集中在此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民族工作、印刷传播活动、党的执政经验、任弼时与根据地党的思想、扩红运动的阶段划分和时代背景等方面。本文将以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为主题进行研究,从扩红运动组织发动的必要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适时开展“扩红运动”的必要性

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对于扩红运动的开展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这不仅是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达到扩红数目,更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此,扩大红军队伍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抗国民党“围剿”的需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国民党就积极策划对此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进行镇压。在此期间,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大的“围剿”,因此,扩大红军是做好反“围剿”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1935年初,湘鄂两省敌军达成协同作战的协议,决定分六路纵队“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资料中记载,“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1]。在红二、六军团的坚决反击下,打破了这一次“围剿”的企图。1935年7月,蒋介石为了加强湖北方面军队对我军的“围剿”,把江西的八十五师调了过来,归徐源泉指挥,集中80个团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红二、六军团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这给了蒋介石重重的一击,让他暴跳如雷,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1935年9月29日,蒋介石一面堵截红一、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一面又调集130多个团围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是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面对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根据地有生力量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扩大红军队伍的需要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打击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需要

湘鄂川黔边区地处武陵山区,封建势力顽固,统治极为残酷。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同官僚军阀相勾结,对农民群众大肆搜刮,设立许多莫名其妙的捐税名目,如苞谷税、被子款、寒衣款等,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据资料不完全记载,“大军阀(如陈渠珍)霸占一方,小军阀(如周矮子、朱华生)割据一县数县,俨如土皇帝。奸淫掳掠,拉夫派饷,残害民众之暴行应有尽有。巧立名目搜刮民众,苛捐杂税之繁重甲于全国”[2]195。面对这些反动势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省委告诉当地群众,这次工农红军与军阀的战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是一个阶级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农民与地主的战争,是保卫农民土地粮食的战争[3]84-85。还有许多的豪绅、地主等混入红军组织,破坏纪律,挑拨离间。要把人民群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战斗,这就需要有军队做后盾,推翻封建反动势力。

(三)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的需要

面对军阀、豪绅、地主、官僚的压迫,当地的百姓只是组织了战斗力较弱的独立团、神兵组织、土著武装等。这些组织总的来说缺乏内部教育,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建立统一的战略上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其根据地内部政治工作极端薄弱,党的组织发展迟缓,不能吸收新的群众参加红军,战士的数量较少[3]99-100。面对力量强大的敌人,必须要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为反对他们的压迫增强战斗实力,我们组织了一万人的游击队,来扩大游击战争。同时,从游击队发展中,培植出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以增强地方武装的力量。为了动员一万人,每乡要组织30至50人以上参加游击队[3]76。如此,在增强地方武装力量后,在面对各种反对势力的入侵时,才能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的历史意义

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系列现实情况,扩红运动的发动是必然的,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打击封建反动势力,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当地反动势力的各种破坏行为,红二、六军团并没有畏惧,而是积极反“围剿”和打击反动势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短短的两个月当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和刚由江西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2]215。对于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客观环境,苏维埃政权制定了“打土豪,分田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方针。扩大的红军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各类封建反动势力,并且为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地建立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巩固这一政权也是必要的。红军作为保卫根据地安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坚实保障,其队伍的强大是发挥其坚实保障作用的重要前提。此时,必须将发展对象面对当地的百姓,开展起扩大红军运动。扩红运动的开展需要湘鄂川黔省委与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相互交流,只有从行动上感动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扩红运动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同反革命作斗争,是为了保护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保护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必须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参与和保护[3]82。老百姓只有从心里认同共产党,才会主动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扩红运动”使党在同当地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同时,也为扩大红军队伍、保护工农切身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支撑。

(二)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

我党通过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装,满足农民切身利益,争取农民志愿加入红军,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等一系列做法,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这也使得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通过一次又一次招募,红军数目明显增加。据资料记载,“1935年1月到10月,各地扩红数目是:郭亮县四千余人,永保县六千余人……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一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九千二百多人……部队人数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原来会师时的七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主力军”[4]。不仅是正规军数量有了增加,在将地方武装收编为正式红军的过程中,还适当地发展当地的游击队、赤卫队、独立营和独立团,以配合红军的行动。据永保、郭亮等地的不完全统计,有游击大队(支队)三十六支,游击分队、中队两百多支,共计一万多人。至于赤卫队的人数,永保县约六万五千人,郭亮县约一万五千人,都起了重大的作用[5]。因此,不仅有正规红军数量的增加,还有地方武装力量的壮大,它们都为红二、六军团转入伟大的长征起到了积极的武装保障作用。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遭受挫折,中央和湘赣等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于1934年10月进行了战略转移――长征。红军主力进行转移的时候需要其他军队的策应,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进行“周旋”,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5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川西,并与从川陕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二、六军团策应突围的任务告一段落[6]。为了掩护红军顺利长征,我党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要随时准备着与国民党血战,需要有广大的兵源参加,因此,扩红的重要性又标记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栏中。

(三)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农民有了土地才有做其他事情的积极性。只有加倍地扩大红军,动员一切力量准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永远不纳苛捐杂税[3]42。土地革命已经广泛开展,农民分到了土地,但是周边的封建反动势力仍然对根据地蠢蠢欲动,此时需要有充足的红军力量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只有让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完全握在雇农、贫农、中农的手中,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并投身于神圣的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3]268。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感受到共产党对他们的关心,才会由衷地参加到红军队伍中,为革命斗争奋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在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的交界地建立起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其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由于当地老百姓长期深受各类反动势力的压迫,对于其他外部力量的排斥是强烈的。但是,他们又有着极强的革命性,因此,在双重可能性面前,红二、六军团选择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解救群众。在扩红工作中,我党首先解决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用少数民族语言张贴标语、文告,并且优待红军及其家属,这些都为革命战争时期扩充战斗队伍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扩大红军队伍的一系列与群众紧密相关的宣传和行动,都很好地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淳朴的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并表现出积极拥护的态度,可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得以胜利的关键。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的现实意义

扩红运动不仅对湘鄂川黔地区的革命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它的历史功绩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被铭记,而且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虽然目的是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但是在扩大红军的过程中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最终获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这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获得了群众的信服[7]。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8]。历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有着难以想象的魅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虽然开展的是扩红运动,但是它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也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治国之道积淀了正确的理念。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呼吸、同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9]。当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群众作为党群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民群众的存在,并为群众的利益而付出不懈努力,正是这样才会获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积极拥护,广泛参与到红军队伍中,使红军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也让红军家属在革命后方积极支持前线作战,为革命做出无私的奉献。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红军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和信心。当今,广大人民群众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和希望,但是部分党员干部没有把党的根本宗旨牢记于心,而是脱离群众、为己谋利。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这一鲜活的例子作为正面教材和一面镜子,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中党史部分的内容进行学习,对增强全国干部的爱民情怀具有现实意义。

(二)对当今处理民族关系的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涉及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为了扩大红军队伍,我党在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中遇到了很多障碍,但是革命根据地党组织以正确的方式顺利解决了这些障碍,获得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积极拥护,这对我们处理好民族关系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中,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我党在宣传政策时,尽量使用他们能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文字,并且在宣传内容中将他们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湘西地区,有许多群众抽食鸦片,这对兵源有很大影响。据资料记载:“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充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融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2]417这一情况说明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结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有效地解决、处理了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既能取得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又能更好地实现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大团结。民族的团结关系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习近平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0]。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中,党组织结合实际,用正确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处理了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为革命增加了充足的后备力量。这对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搞好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现实意义。

(三)对当今加强军队建设的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扩红运动中,随着部队规模的不断壮大,根据地把提高红军的军事和思想政治素质确立为一项重要工作,增强了红军的思想政治和军事素质,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这对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加强军队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中,为做好作战准备,我党对部队进行了统一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据资料记载,当时部队一个月至少应操练两次,并由区委或支部派人去上政治课[3]234。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加强红军、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党最主要的工作之一[3]104。只有做好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教育红军,并正确引导红军的革命态度,使他们保持积极的政治情结,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一致,才能提高部队的抗战能力。在军事训练方面,根据地把改编地方武装力量作为扩大红军队伍的一项任务,为此采取多种方式,最终把赤少队、游击队、神兵、土著武装等收编入伍,并对他们进行统一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提高了部队的军事作战能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扩红运动中的这一作法,无论对今天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还是军事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军队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高低决定其战斗力的强弱,而对于军事现代化的今天,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更为重要,正如习近平在考察广州战区时强调,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始终保持部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11]。总书记的讲话,说明今天我国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为新形势下搞好军队、国防建设指明了方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开展扩红运动中重视对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的做法,对今天如何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好总书记加强军队建设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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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YI Jun,LIN Tingfang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ern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Hunan,Hubei,Sichuan and Guizhou revolutionary base was the last piece of red base on the south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which was the brightest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Red Army left the original base.I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Red,six Army joined forces for the victory of our revolution war,and the role it played cannot be ignored.The paper starts with “expanding red movement” as the research dimension,and makes profound analysis on three aspects.Faced with KMT’s “encirclement”,reactionary forces within the base and weak local armed forces,it was urgent to have the “expanding the Red Movement” organization.“Expanding the Red Movement” not only launched the fight against the feudal reactionary forces to safeguard the Soviet regime,but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revolutionary ranks,and coordinated the Red Army to defend the result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s well.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expand its influence.It has also its influence on today’s close tie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deal with minority relations,and strengthen army building,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Hunan,Hubei,Sichuan and Guizhou;revolutionary base;expanding red movement

(编辑:蔡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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