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首先需要明确：工作“关系”和“责任”

第一篇：企业管理首先需要明确：工作“关系”和“责任”

企业管理首先需要明确：工作“关系”和“责任”

近日，又发生诸多事件，是当前室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反应和延续。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源是由于内外诸多人员没有理清楚工作“关系”和由此导致的责任问题。问题看似错综复杂，实际十分简单，也就是六方面内容：组员的任务、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内容、技术主管的工作职责、项目的安排与协调、技术审核与审定、劳资待遇。

一、组员——签字确认各阶段工作时间和任务；

保质保量、完成项目负责人安排的工作任务；

存在技术问题，主动与“项目负责人”或“相关技术负责人”进行沟通；

存在项目进度与安排的矛盾，主动与“项目负责人”沟通；若协调不了，则主动向“项目安排者”沟通，最终确认项目的工作内容与时间进度。

二、项目负责人——同“甲方”沟通，负责完成项目建议书或技术合同部分，递交“所和院部”校对、审定。

同“项目安排者”沟通，确定项目各构成具体组员。

制定项目的工作框架、明确各构成组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签字确认并递交“所部和院部”校对、审定。

负责项目主要构思，按计划组织完成各阶段成果，按时向“所和院部”相关负责人汇报工作进度和内容。

主动、按时向相关“技术负责人”递交成果，进行校对、审核和审定。

与“组员”沟通，明确各阶段修改内容和时间，组织完成最终编制成果。

存在技术问题，负责向“相关技术负责人”和“项目组员”进行沟通。

存在项目进度与安排的矛盾，主动与“项目组员”沟通；若协调不了，则陪同“项目组员”向“项目安排者”沟通，最终确认项目的工作内容与时间进度。

三、技术主管——负责校对各项目的相关专项；

担任重要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四、项目安排者—— 同“甲方”沟通，策划项目内容、明确主要工作框架，校对项目建议书或技术合同部分。

同“项目负责人”沟通，确定项目各构成具体组员，校对项目的工作框架。

同“甲方”和“院部”沟通，明确各项目、各阶段的总体工作时间进度。

负责解决各项目间的“项目进度与人员安排”之间的矛盾。

定时召开项目安排例会，检查并协调各项目之间的工作进度；必要时，及时进行项目安排调整。

存在技术问题，负责向“相关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

五、技术负责—— 依据前后内容的一致性、连贯性、逻辑性，进行设计校对；

依据相应规范、技术标准的准确性，进行设计审核；

依据公司规定准则，进行设计审定。

在一个没有纲纪的单位也真是无奈！什么都有可能，什么又都没可能！一个全心全意为单位奉献几十年、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会因为一两句得罪领导的话而得不到提升，相反，一个几乎没有专业素养的人、只是应为某些裙带关系可以迅速成为整个单位的技术主管。黑白几乎完全颠倒了，长年累月的艰苦付出还抵不过同领导搓几轮麻将效果明显。

在由一群小股民组成的单位里，面对着逐渐下滑的整体趋势，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明天，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单位的一份子，包括股份最大占有者。正是如此情况下，导致领导者总体思路混乱、个人私欲膨胀、利益争抢频繁。感觉大家都在过一天算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是“能捞则捞、能推即推、能退则退”。一发现利益、立即就要捞;一发现问题，立即就要推;一遇见矛盾，立即就要推;一有人插手，立即就要推。唉！随波逐流....吧

这样无序、混乱的单位必须进行大量的“法制”建设，要不断编制、通过大量的“规章制度”和“奖惩规则”来约束企业的所有行为，要推行“能上能下”的晋升和辞退制度。这些制度要想得到很好的执行，必须部门领导都是选执行力很强的人，而不是那些手机里只存着大量“小姐”号码的家伙。

第二篇：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中国首先需要预算民主

“三公”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所属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最近社会上和网络媒体议论很多，对此您如何评价？

韦森：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所属的80多个部门已陆续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数字。这“三公经费”公开，才推行了一年多，在刚开始试行的时候，问题肯定有不少。中央政府所属的98个部门，肯定都有比较好的会计师，知道会怎么做账，知道公布哪些数据对本部门最有利，或者给本部门的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在现在这些数据还没有被审计之前，还不能完全信这些数据。

但必须要肯定的是，这至少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进步。近两年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多次敦促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数据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0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2011年1月18日，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公开的意见》，要求基层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的公开力度，特别是要重点公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以及“三农”等方面的财政专项支出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列出了45项财政专项支出的细目。2011年5月4日和7月6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要公开 “三公”消费和其它行政经费支出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要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来推动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记者：国外并没有哪个国家有“三公消费”的统计口径，而目前中国财政公开并没有很好的制度和法律基础，这样直指敏感的“三公”，是不是一种跃进式的措施？

韦森：实际上《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没有关于“三公经费”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来学者和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甚多，要求公开的呼声很高。社会舆论的很大部分，都直指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舆论都在讨论，大家都在“逼”，使得问题一下超前了。这是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推进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一个例证，这也颇具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

我曾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13年。记得在澳学习工作期间，一直是工党执政。澳洲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执政十几年，自由党后来经过四次选举失败后才上台。由于长期在野，自由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熟悉政府机构的具体行政运作程序。上台后他们遇到一个情况是，很多议员和部长住在悉尼，要到堪培拉上班，来回要报销飞机票和其它交通费。这些人在野了十几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报销往返交通费的时候，稀里糊涂地把儿子和太太的也报销了。在野党工党后来把这种事给逮住了，追问这个事情，结果几个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在野党就看着你做什么事情，处处找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要腐败，也比较难，且每一项大的预算花费支出通常都要经过议会争辩和投票通过，所以没必要像我们一样要专门公开“三公经费”。中国没有预算民主制度，无人、无法从财政体制上监督和制约政府的花费和支出，便出现了今天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

要认识到，“三公经费”，只是我们政府行政体制运作问题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是，巨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到底是如何花出去的。譬如，每年发改委的一个个项目的钱，是怎么决定的？是如何批下去的？我有个学生在一个地方发改委，一个科上头批下来的经费都花不掉,甚至不知道批给谁，如何花。种种明目的款项是怎么拨下去的？有没有腐败在里面？

这次公开的“三公经费”中，国家税务局的花费非常庞大，但国税局的人下去，又有几个自己掏腰包请别人吃饭？这样的部门还有这么大的“三公”消费，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比如汶川重建，为什么要拨一万亿？什么叫预算？真正的预算应该是汶川报给绵阳，绵阳报给四川，四川报给中央，然后中央根据地方报上来的重建经费需要来拨款。但是，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地方还没报呢，上面一拍脑袋，一万亿就批下去了，挺爽的。后来媒体也注意到了，汶川根本花不掉这些钱。怎么办？买豪华车，盖大楼。

要知道，这是从纳税人手里收上来的，发改委一拍脑袋就给拨下去了，这个连计划经济都不如，计划经济还有投入产出表。现在发改委拨款，好像很随意，人大又没有监督和审议制约，这样下去还了得？我们现在有10万多亿的预算盘子呀！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点点预算资金了！

两任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刘家义通过审计都承认，中央部门每年拨的款都花不掉，故有媒体所常说的北京中央各部委的“八月份之后现象”——要突击花钱，要把财政部和发改委拨的款突击花掉，不然下一年的拨款计划就减了。结果审计署每年审计出来的“问题资金”，光中央五十多个部委每年都400多亿。“三公经费”只是这个大的财政体制和政府运作体制问题的一个小问题而已，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概言之，我们的财政不是量需为出，整个逻辑链是颠倒着的。

记者：所以社会舆论热议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只是一个切入口，背后是民众对于财政税收浪费的不满。

韦森：这些年来税收高速增长，大量的税收被庞大的行政机构花掉了。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所透漏的信息，2005年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按他透漏的数字计算，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比26。这一比例的精确数字我们没有计算，但目前中国“吃皇粮”者占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应该没错。最近中央直属行政部门公布出来的“三公经费”数字，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前几年曾计算过，全国的公车消费是4000多亿，但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原来全国大致只有400万辆左右的公车。现在有人估计说，目前中国有1000多万辆公车。如果是大约是这个数字，那全国公车消费总量现在岂不要上万亿了？这是个什么数字？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给大量消耗掉了。

把政府机构“三公”消费支出与我们全国的医保支出相比，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多高了。在国外，医保是财政支出最大的一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是，在很多国家医保支出比例均达到GDP的17%左右。我们的呢？全国医保财政才拿出多少钱？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2%。另外，按照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透漏出来的数字，2009年中央财政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才1277亿元（尽管增长了49.5％！），而按照财政部《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中的精确数字，2009年全部财政支出中用在全国医保上的钱，才1892.21亿元，这在政府7.63万亿元财政支出里面又占多大比例？政府收的税是干嘛的？我们政府征到的税，有多少和多大比例真正用到纳税人身上了？

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记者：“三公”消费之所以如此惊人，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重启，1994年的分税制使中央财政强大起来，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财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韦森：对。正是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政府税收超高速增长，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一个如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那样一个庞大的行政“利维坦”。在这个巨大的利维坦中，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高官，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权力寻租。如果说目前有个中国模式，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中国模式，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性特征，或者说这个模式的实质。

当然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政府和国有部门在发展经济同时进行“权力寻租”，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效率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结束时，中国还比较穷，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很差，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上，确实要靠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尽管在这方面的项目投资中有些腐败，甚至有不小的浪费，但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发展阶段上，这种靠政府官员和国有部门高管的层层寻租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却是有效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其必然性和优势。可是，等到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地铁、广场、文化设施都建好了，等各级和各地政府行政大楼都一幢幢建成了，这一波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还能再建吗？即使在现阶段，又有多少基建设施方面的浪费？譬如，上海前几年建了一个南站，现在虹桥交通枢纽一建成，有着巨大圆顶的现代化南站就扔在那里了，这又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巨大项目浪费？这个模式就要终结了，不会超过十年，这个增长阶段就要过去了。我们未来还能靠这种体制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型，而与这个增长模式连在一起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也必须转型。不转型，中国就要出问题。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可持续的。

记者：但是任何体制本身都有着巨大的运行惯性。

韦森：是啊！这正是这些年我们所担心和困扰的问题之一。近些年来，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呼吁学术界和全社会各界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反思我们这个体制运行的基础和潜在问题，就是想使我们这个社会努力从这个有着巨大变迁张力的体制运行惯性中跳出来。这几年，我一直说，要警惕走向这个“中国模式”，避免形成这样一个“中国模式”，也正是从这个视角考虑所言的。

一个利用自己掌握的几乎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正在形成，而且不断在自我强化，而现在又看不出有根本办法来跳出这个体制的自我惯性运行，因为没有约束力量来制约和制衡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正是目前中国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我们要用多少年和多少代，才能使这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巨大行政“利维坦”变成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一个行政和资源配置权力受实质性制约和制衡的现代政体？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要最终回答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从中国政府财政税收政策上来说，现在整个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用财政学的专业术语来说，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应该说，财政部长和国税局局长都还只是从本部门每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问题，并没有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个背景来看中国的大势。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社会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格局和政治体制的整个背景中看。从财政体制的表层来看，政府征了这么高的税，真正用在民生上很少，而大量财政收入却被政府机构自身消耗掉了。即使从政府的项目投资来看，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财政和建设财政，还没有真正转向公共财政。从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深层结构来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层组织，财税部门征越来越多的税，实际上是在维持并强化这个巨大的行政“利维坦”，是在维系、固化和强化目前这个独特的体制模式。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中央直接控制的资源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被“请”了出来，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征税能力和手段越来越强，政府所掌控的财力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政府税收每年都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中国政府掌握的财力是计划经济时期没法比的。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现象是，近十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财政部为两会提交审议的当年预算报告中所定财政收入增加目标的 200％以上，有些年甚至更高。这样下去，还了得！都不知道温总理本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记者：这种体制下，国进民退是否是种必然？

韦森：这两年，总是不时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否认“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发生。要知道，真正的“国进民退”，不是指国企的个数在增加，而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

自1994年试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的税收更是超高速增长，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同时，企业利润（在统计口径上称作为企业“营业盈余”）也在高速增长，但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收入多年来都一直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企业的利润也开始下降，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门。现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三大部门中，就只剩下政府的税收还在高速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拿的越来越多，而其它两个部门尤其是居民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就必然越来越小，真正的国进民退，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记者：这种财税体制，是否也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韦森：肯定是。一边是政府的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而经济增长又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和从银行贷款来建设大项目所推动，一边又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怎么可能？我们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的财政体制连在一块的。这种政府体制下，就只能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这种体制下，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就相当于你对老虎说：“老虎，老虎，你别吃肉了，你吃草吧！”这可能么？

中国的贫穷落后、低收入、基础设施差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主要要靠民营经济和居民消费增加来推动，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现在，民营企业在萎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在减少，我们又怎么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在这种体制格局中，不可能会有其他增长方式，通过内需和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看来还都只是美好的愿望。

过去多年，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在地方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以前各地的经济增长，主要都靠地方政府从银行借款和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启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延伸，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这一推动力，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和障碍。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和负债来建设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多少收益，等到还款的时间到了，到“清算”的时候来了，地方政府靠卖地还负债的能力没有了，中国金融系统就可能发生危机，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着，但主要靠各级和各地政府的基建投资和国有部门的扩张来推动的。民营企业，在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纷纷呼叫比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前期还要日子难过。这又怎样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要往前看，早一点准备。早准备了，尽可能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损失就会小一点，我们的社会就会少“折腾”一些。但是，难啊！与这个体制“共生的”经济增长能否转变得了，现在看来仍是个大问号。所以，无论是地方债问题、“三公消费”问题，还是预算公开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中国的现行体制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潜在问题。记者：那么是否能够认为，目前政府财税部门的官员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

韦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且不仅是政府财税部门，许多部门不都是？现在的发改委，不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委员会？是由过去的经委和计委合起来的更大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目前的发改委，主要任务，是管增长和发展的，但是还管改革么？还求改革么？其资源配置权力，岂不比过去的计委还要大得多！这些年，我们的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甚至过度市场化了，包括不能或不宜市场化运作的一些社会活动和部门市场化了，但是我们整个财税部门乃至整个政府管理社会的思维，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整个财政体制运作的逻辑，还是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我上面已经说过，从形式看，政府目前的整个财政体制还是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还不是现代公共财政，多数政府官员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基本上不具备公共财政的思维。

但是问题是，政府财政收支的场景变了，即经济市场化了，且全球化了，财政收入的大盘子大大扩张了，但我们管理国民经济的思维却没变，种种问题于是就必然出现。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收入的盘子小，处处要算计着花，捉衿见肘，想多花也没地方弄钱去。现在政府把市场放了出来，GDP规模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政府的征收能力和手段大大加强了，从市场运行中抽取引入的税收和其它“红利”已经超过十万亿了，然后政府富得不得了，在某种程度上富到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怎么用了。请问，当今全世界哪个国家政府有像目前中国政府的日子这么好过的？那一个政府又能像中国政府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看看各级和各地的一幢幢漂亮的政府行政大楼，就知道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用钱和怎样花钱的了。“三公”消费，只不过是这其中的“小菜一碟”。

预算民主是政改的关键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的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不匹配，是落后的？

韦森：似乎不能用“落后”一词来简单概括我们目前财税部门的财税体制。问题在于你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的金税工程、现代化的发票技术、网络技术，还有庞大的有着高学历的征税队伍，从技术上和任何层面讲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的税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是这些年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单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税收和财政体制运行在世界上来说是很先进的。

唯一一点没实现的，我们还不像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每个人一个税号，走到哪里，在国内任何地方有收入，都进入同一个税号。我们的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财税部门不推广和试行一个成年人一个税号的制度。这其中或有其它隐情和行政考虑？尽管还没有做到每个成年人一个税号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征税技术和手段还是蛮先进的，其“先进”，主要在对偷税漏税“堵”和“罚”的手段不断加强和不断完善，结果是财税部门从市场中征取税收的能力和手段在不断加强。

这方面的“先进”，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也反过来支撑了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然还有政府科层自身消费（包括三公消费）总量和份额的快速扩张。但是，我们财税部门的领导人和专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才花得更有效率。从公共经济学和税收学基本原理上来说，政府从老百姓和企业那里征过来的税，再花出去，总是有损耗的，叫“跑冒滴漏效应”吧！政府官员的腐败，只是其中之一；资源浪费和低效率，更是其中一大块。

政府总是想着老百姓不花钱，我来替你花钱，这才有经济增长，这套推理逻辑完全错了。这不仅是个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整体失误，也是个基本国策问题。民富了，才能真正国强。而在当今中国，这却似乎反过来了：国富了，民却不富，至少从相对份额上说是如此。民不富，你经济增长能走多远？你经济增长，又是为了啥？民富，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政府所应确立的首要施政目标呀！连封建王朝的明君贤相，也会明白这个道理呀！再说，国富，必然结果是与权力有关的人富，而大多数人“穷”。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都快接近0.5了，恰恰是这种“国富”和这种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记者：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于根本的施政理念转变。实际上中央最近这几年频繁提阳光财政，但效果甚微。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级和各地政府手中掌管的资源和财力越来越大，花钱也越来越多，一些直接掌管这财政资源与配置权力的人，自然会从中收益。单凭思想教育，要求他们自觉地试行阳光财政，靠一些官员的道德觉醒和思想进步来试行预算公开透明，能解决多大问题？国务院要推行阳光财政，要预算公开透明，对于直接掌管这巨大政府财力和资源的官员，肯定不利，他们会本能地反对，或敷衍了事，或阳奉阴违，很难且很不愿意公开自己所管的预算收支状况，尤其不愿公开政府机构收支细目，更不愿公开自己所管的隐形收入和小金库。公开出来的数字，又有多少反映政府部门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一句话，一旦涉及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很难推行下去了。

记者：这是否又要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去？

韦森：可以这样认为。近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讲学、访谈和写专栏文章机会，反复讲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因而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正是讲的这个意思。

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是预算民主这一点。在2007年的“5•30事件”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其核心原来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或“‘民’选‘主’”的问题，而实质上上是个税收和政府财政收支权的制衡问题，是个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来说，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看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1689年在英国制定的《权利法案》，第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即为违法。”另外，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历史，就会知道，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也表明，“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宪政制度基本上就建成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才大约只有占人口比例2.5%的贵族有选举权。经过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1884年，在英国才有三分之二的男子有选举权。到1928年，21岁以上的妇女才和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到1966年，英国才有18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普选内阁首相的制度。法国妇女有选举权，也是1944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到1974年6月，法国才最终确立了18岁以上公民普选总统的制度。就连美国这个确立普选权较早的国家，原来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并没有选举权，直到1971年3月制定的《联邦选举法》，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较完备的普选制度。

所以，从欧美历史看，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简单是个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即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地认识。

如何实现预算民主

记者：预算民主的关键是什么？

韦森：从预算民主上限制政府的征税权，那么政府的预算就要有个机构来审议，来制衡。做这个事情的，在当今中国应该是且只能是人大。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先要“做实人大”，加强人大的功能。人大代表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会投赞成票，只会举手赞成政府的任何议案和提案。真正运作的预算民主，最后当然还离不开民主选举。没有纳税人真正选举出来的代表，他怎么会为纳税人真正谋利？又怎会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要加强人大在政府预算收支方面进行实质性审议、制约和批准的功能，必须渐进性地推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制度，比如试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及最近出现的独立候选人，都应该允许，并予以鼓励。没有民主选出来的代表，最终还是无法实现民主预算的。

记者：有些地方已经在财政公开方面有比较深入的尝试，比如四川的白庙，浙江的温岭，上海的闵行，但是似乎并不顺利，也没有能够很快推广开。从这点上看，虽然中央提的很多，但是对财政公开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韦森：好在全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民主问题不是个普选制的问题，而是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透明、公开且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审议、制约和批准问题了。预算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政府不能无限征税，征了税，钱要花到纳税人身上，这正在慢慢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温家宝总理、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似乎都明白这一点。目前国务院、财政部和社会各界，都在共同议论政府预算公开透明问题，并在行政措施实际推动预算公开，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率先试行“三公”消费公开，就是沿着这个改革方向上往前走，向前推进，所以说这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三公经费”公开，都是个重要的历史进步。近几年，深圳的吴君亮先生在推动的政府预算公开透明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和艰苦的工作，已经去世的蔡定剑教授生前在上海闵行推行预算公开的试验，广东省和其它一些省份这些年逐渐试行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均说明全社会各界慢慢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财政学界许多专家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问题，并做了许多思想普及工作，也功不可没。

但是，要实现和建设预算民主政制，一定要允许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目前最起码要鼓励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民主预算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只能一点点推进，不可能期望一下子就完成，搞“大爆炸式”的整体改革。这是多年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南巡后，如果不是允许深圳等地进行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会有今天吗？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进行广泛的理论讨论，不断地突破一些理论禁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实验，不断地推进，才能一步步渐进性地改。我们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这么一点点走过来的。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这样慢慢地和渐进性地推进。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三公”消费公开，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预算法》的修订也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韦森：据我所知，新的《预算法》修改草案，几经讨论修订，已历经数年，到目前为止，还未能“上会”审议，仅2010年，就曾三次被“拒绝”提交给人大讨论。这在目前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要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的条款，税收法定的宪政精神，或具体来说，征收新税要经人民代表审议批准、预算透明公开的精神都写到《预算法》里，再提交“上会”，也不晚。甚至可考虑在未来制定新《税法》时和修改《宪法》时，要把保护纳税人权利和税收法定的现代宪政精神写入其中。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全社会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由此看来，目前预算民主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普及和还未形成全社会基本共识的时候，《预算法》修订案被推迟“上会”，往后拖，是件好事。现在的“三公”消费公开，只是给出了初始信号，让人们看到些未来中国民主预算政制建设的曙光。真正的政府财政公开透明，还要等到预算民主政制建成之后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不管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还是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均要从预算民主这个核心和关键点入手。政府财政预算体制不转变，什么真正的改革和转型都谈不上。实现不了预算民主，讲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目前看来往往是空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相信，预算民主建设，乃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逻辑起点和突破口。现在国务院、财政部、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共同促动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以及促使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都在是为未来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做些前期准备。我们由衷的希望，这条改革之路是通的，在将来不会被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力量所堵死。

第三篇：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在组织管理和运营中，确定了目标，制订好计划之后，执行者就成了决定一切的要素。很多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执行者没有明了自己的角色导致的，因此，明确执行角色就成为执行中的关键一步。

作为员工，要想清楚自己在工作中应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工作责任，应该懂得准确定位自己在企业里的位置和角色。只有清楚自己在整个企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都应该做些什么，负什么样的责任，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才是为企业承担了责任，才是真正把承担责任作为一种职业习惯的好员工。

在不同的岗位，员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有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住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里面是应有尽有，珍贵的物品不计其数。仆人随时在听候他的差遣。对于奢侈豪华的生活，国王的朋友羡慕不已。

有一天，国王的一个朋友羡慕地对他说：“你看你多幸福呀，拥有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一切，你应该是这个世界最快乐的人了。”

国王却说：“你真以为我比其他人都快乐吗？”

“那当然啦！”朋友回答，“看看你拥有的珍宝和财富，你掌握的强大权势，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你更快乐呢？”

国王想了想，说：“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交换一天的位置来看看如何？”

国王的朋友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国王的朋友被带进王宫，国王命令所有的仆人要像对待他一样来对待他的朋友。于是，仆人们为国王的朋友穿上王袍，戴上王冠，让他坐在宴会厅的餐桌前。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还有珍贵的名酒、美妙的音乐、鲜艳夺目的女人??国王的朋友沉醉在其中，享受着这美好的一切。

忽然，正当国王的朋友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要喝时，他看到天花板上有个东西悬挂在他头顶上，那东西的尖端离他的头部仅仅只有几厘米远。他睁大眼睛，终于看清那东西，原来，那竟然是一把锋利的剑。

转眼之间，国王朋友脸上的笑容僵硬了，脸变得惨白，手也开始发抖。他已经不想再享受什么美味和音乐了，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因为那把剑只用一根细细的马毛吊在上面。锋利的剑刃闪闪发光，直指他的脑袋。

看着他的神色，国王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好像没有什么胃口？”

朋友小声地说：“那把剑，太可怕了。” 国王说：“那把剑我每天都看到它，我把它悬在我的头顶，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权力和风险是共存的，地位和责任是对等的。我坐上这个王位，我就必须承受王位带来的风险，必须承担我的子民赋予我的责任。我的风险是随时有人想推翻我，随时有邻国可能攻打我，我的责任是全国子民的安定、团结和富足，如果我的子民流离失所，我这个国王也就不可能再当下去了！”

国王的话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是对应的，每位员工都应准确定位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准确定位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边界和工作角色，让我们清楚自己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员工在明确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还要明确自己的执行角色。员工只有对执行角色有了强烈的认知，他才会产生强大的责任感，才会把自己的责任落实到位。否则，即使有再明确的目标，再完美的计划，如果执行者没有认知自己的角色也没有用。

比如说你是一家超市的销售人员，你就要清楚地知道与你直接打交道的首先是顾客，其次就是商品。所以，你的角色责任就是管理好商品，留住顾客，让他们成为你永久的“上帝”。如果你不清楚商品的种类，商品摆放的位置，商品还有多少库存，以及这种商品是否畅销，那么这就是你的失职。这种失职有两种原因，一是你没有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责任；二是你根本就是不负责任。

当然，让员工始终保持专注并富有效能，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工作责任并全力以赴地工作并非易事。就算是企业方向正确、策略得当，逐步复苏的人力资源市场也可能诱使某些员工“得陇望蜀”。如何让员工在公司里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呢？要做好这一点，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第一、组织领导者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组织中，领导者既是管理者，又是责任落实最重要的主体。领导者的角色不仅仅是制定策略和下达命令，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落实能力。在一些成功的企业里，最高层领导者都是一手抓策略，一手抓责任落实力。比如，戴尔公司的戴尔就扮演了强有力的落实角色。他极有远见，通常在认定一个大方向以后。亲自披挂上阵，带领全公司彻底落实。

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既重视策略又重视落实能力。与此同时，优秀的组织领导者还要能训练出一批一流的落实人才。

第二、中层管理者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组织中，中层管理者既是落实者，又是领导者。他们的作用发挥得好，是高层联系基层的一座桥梁；发挥得不好，是横在高层与基层之间的一堵墙。企业决策层对各种方案的认可，需要得到中层的严格落实和组织实施。如果一个企业中层队伍的落实力很弱，与决策方案无法相匹配，那么企业的各项方案是无法实施成功的。

一个中层管理者提高责任落实力去完成任务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提高自身对部门员工领导力篇二：任务再明确 责任再落实 措施再到位

任务再明确 责任再落实 措施再到位

市人口计生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出生

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月3日，市人口计生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开

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市委副书记赖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张丽冰、市老领导、市人口计生领导小

组副组长甘玉连等出席会议。

会上，各县区委（工委）汇报今年第一季度综合治理出

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进展情况，市人口计生委、市卫生

局、市公安局等领导汇报了2012年以来部门联动打击?两

非?工作情况。

赖军副书记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一、任务再明确。赖副书记指出，打击?两非?的根本

任务是?管住机器、管住药品、管住手术台?。一是对正规

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必须监管到位，对涉案的医务人员

严惩不怠；二是对地下黑b超，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对于

确凿的案源线索，公安部门务必要严查到具体的涉案人员，涉及刑事犯罪的，公安部门应责无旁贷一查到底。

二、责任再落实。打击?两非?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县

区分管领导，分管领导要协调本辖区方方面面工作，切实做

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要深入重点区域、场所等一线

去亲自督导。整治?两非?卫生行政部门要担当起第一主力

责任，管好管住全市公立、民营卫生医疗机构，从源头上堵

住漏洞。公安部门作为第二主力，各县区要指定专人负责严 厉打击社会上的?黑b超?窝点，只要一有案源就要一查到

底，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监察部门作为第三主力对涉案的公

职人员，发现一例，严肃查处一例。计生、药监、妇联等部

门也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认真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形成高压态势。

三、措施再到位。4月底，市人口计生领导小组将约谈

各县区（管委会）具体负责打击?两非? 工作的公安干警，汇报各地打击?两非?工作进展情况，并进行再部署。4－6 月份，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力量对全市开展相关业务的民营

医疗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整治，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和各

项规章制度，从源头上切断?两非?违法行为的利益链。各

县区（管委会）要加大打击?两非?的工作力度，在力量调

配、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保障，使打击?两非?各项工作措

施落实到位，完成上级下达的打击?两非?任务，确保?三

高?治理取得成效。(程玉树)我市三举措治理?三高?初见成效

为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尤权今年1月24日对治理?三高?（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生人

口缺陷发生率高）的重要批示精神，今年以来，我市采取三

项措施，治理?三高?初见成效。

一、强化责任，建好机制。全市实行分级挂钩帮扶计生

工作责任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破解?三高?问题的联动工作机制，解决基层人口计生工作实际问题，要求挂钩

县区（管委会）领导每月至少下基层调研、督导计生工作1 次，县区（管委会）领导每半月至少下基层调研、督导1次，乡镇（街道）领导每月至少下村2次，村居干部每周至少召

开1次计生工作反馈会。

二、着眼全年，狠抓当前。

（一）抓常规工作，控制政

策外生育，降低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全力抓好今年第一轮

计生宣传服务活动，据统计，第一轮，全市共落实?双查? 272929人次，占应查97.81%，长效节育措施16430例，占

应落实97.26%。

（二）?两非?治理，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充分发挥?打非??三大主力?作用（县区、管委会计生分

管领导为第一主力，公安、卫生为第二主力、纪检监察为第三主力），全力打好性别比综合治理的攻坚战，第一季度共

查结?两非?案件30件，处理非法行医7人及非法出售药

物6人，罚款15万多元。

（三）优质服务，降低出生人口缺

陷发生率。第一季度共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20556人，检查覆盖率44.53%。

三、督促检查，狠抓落实。市人口计生领导小组组织力

量深入7个县区（管委会）调研督查，肯定成效，查找问题，抓好整改，推进治理?三高?工作有序健康发展。(游文贤)网上祭英烈 扬我中华魂 不忘先烈抛忠骨，民族复兴中华魂。4月2日下午，城

厢区人口计生局为了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各项活动之中，在清明节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局党支部把?网上祭英烈?活动作为一次很好的思想政

治教育来抓，他们精心策划，专门利用一个下午的学习时间

开展这项活动。全局干部职工纷纷登陆中国文明网进行祭

拜，他们认真学习英烈的英勇事迹，并向革命先烈鞠躬、献

花，留下一条条发自肺腑的留言，深切表达对先烈们的敬仰

和感恩之情。

通过这次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在灵魂上又一次得到深刻

的洗礼，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享受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家纷纷表示，永远不能忘记他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一定要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创先争优，做好工作。（林云景）

荔城区对计生药械市场进行专项整治

4月11日，荔城区抽调了计生、卫生、公安、工商及市药监局等五个部门的骨干，组成专项督查组，对辖区内计生药械市场进行专项督查和整治。督查组根据线索，通过明察和暗访，对辖区内4家医疗机构、5家私人诊所和7家药店逐一进行检查。通过检查对一些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的单位限期进行整改，对1家药店非法出售终止妊娠药品和1家私营医院非法使用b超机，按有关法规进行审查处理，对?两非?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张国煌）篇三：明确职责 狠抓落实 全面提升

明确职责 狠抓落实 全面提升——章丘一中高二年级召开全体教师会学习贯彻李忠新局长讲话精神 按照学校的要求，9月15日下午，高二年级在2号教学楼会议室召开专题会。李延副校长主持会议，高二全体教师参加。

会上，李延副校长传达了李忠新局长提出的“六个提升”讲话的会议精神，并带领高二年级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了《章丘一中岗位职责汇编》相关材料，明确要求高二全体教师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针对现阶段的教育教学常规推进落实工作，李校长谈了几点具体要求，明确本周的教育教学目标，希望全体教师工作细致，狠抓落实。

年级领导赵小花副主任和焦裕广副主任分别对本周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齐心协力，戮力同心，高二年级一定会完成“巩固提升好习惯、保证高二不塌腰”的目标，实现教育教学的全面提升。

小高考”表彰大会、期中考试动员大会暨师生交流会

通讯稿

“小高考”表彰大会、期中考试动员大会暨师生交流会 4月21日下午，高二年级全体学生在尚雅楼参加了“小高考”表彰大会、期中考试动员大会暨师生交流会。会上张勇主任给大家观看了一段视频，引出了第一个关键词“责任感”，随后张勇主任又对同学们提了两点要求，并就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做了动员，他希望全体学生坚持“成功无捷径”的信念、坚定“把玩和理想相结合，理性

思考，理智判断，做一个有责任感又不失智慧的海中学子”的准则，做个光明磊落、正义正气的大写的人。本次会议还进行了对老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课后管理的民意投票调查，对老师的工作情况以及为高三老师的分配提供了依据。在本次大会上，同学们认真听会，频频点头。这样的会议，使得学生进一步明确奋斗的方向、激发前进的动力和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2009年高考，荔湾区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各普通高中都将此作为新的起点，确立了2010年的高考目标。本学年第一学期高中期末考试作为向新目标作出关键冲刺前的一次非常有代表意义的阶段性评估，其质量备受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1月28日下午，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高中期末质量分析会议在西关培英中学隆重召开，荔湾区教育局林少玲书记、江智涛局长、关治雄副局长、徐启贵副调研员等局领导、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何彪主任、宋要武副主任、各中学教研员及部分高中的校长、全区高中主管教学的学校领导、中层干部、部分高三教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会上，林少玲书记和关治雄副局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真光中学艾莲娣副校长作了综合科备考的经验介绍，何彪主任也再就综合科期末考的质量和下阶段的备考作了简要的分析和指导。

本次期末考试，高

一、高二以六区联考的形式进行，高三则是全市统一出题，由各区统改的调研测试，数据统计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会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的教研员均参照全市的有关数据，比对本区的具体数据，侧重本学科高三期末考试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质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备考指导意见，并透过数据指出了部分学校教学当中应当反思和改进的问题。同时，也对高

一、高二的情况作了简要的分析说明，并联系到高三的情况指明了高

一、高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各教研员的分析，宋要武副主任针对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高中期末考试，我区各学科平均分均居全市前列的大好形势，以及仍有待改善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考出了水平。在关局长的科学引领下和各教研员的有效指导下，通过全区各校的共同努力，本次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是，就很多

有待改善的问题来看，我们还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考出了信心。直面当前的大好形势，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尤其是下阶段的备考工作。三是考出了希望。根据当前情况，我们可以做出判断――2010年高考，我区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越2009年高考的状况。与此同时，他再次强调“成也综合、败也综合”!针对今年高考改革的现实情况以及前阶段到湖北黄冈地区考察的经验，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都是今年高考攻坚的主阵地，各校要高度关注和落实行动。随后，真光中学的艾莲娣副校长应会议邀请，介绍了真光中学在综合科备考上的经验和下阶段的部署，为各校提供了具体的借鉴。为了进一步引发各校对综合科现状和出路的积极思考，何彪主任也应局领导的要求，再次对综合科在本次考试中的情况作点评，回应宋主任的发言和艾校长的发言，何主任进一步强调了综合科是整个高三复习备考的重点。他指出，透过本次考试的数据，可以肯定，湖北黄冈之行，有启发、有行动、有效果，而且由于我们抓得早，所以效果也比较明显。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尽管从本次全市调研测试来看我区的优势明显，但本次市的命题偏易，从数据看，我区的优势集中体现在第一卷，如果试题难度加大，我们的优势未必能够突显，所以各校都要对此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行动准备。在会上，何主任还结合到综合科备考组题、训练方式、月考质量分析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要求。

作为主管中学的领导，关治雄副局长高度重视本次会议，会前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不仅收集了我区的很有代表性的数据，也收集了其他区的重要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对比。在会上，他首先肯定了本次会议的质量，肯定了各校校长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也对林书记和江局长亲临指导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其次，他结合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各学科能够在本次考试中做到主要成绩领先、客观题成绩也领先，证明了我们的数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所以宋主任所提到的“考出了水平、考出了信心、考出了希望”是中肯的，他也非常认同这三点意见。再次，关局长指出，对于高考质量，只看到平均分是很不足够的，我们更要看到上本科线的人数。关局长还呈现了我区不同生源组学校与其他区对应生源组学校期末考质量的对照表等一系列的统计数据和表格，进一步强调了“任何平均分的提高都必须结合目标生、临界生的提高来做工作”、“要认真抓好会议精神和指导意见的落实，脚踏实地地迈向2010年高考”这两点意见。最后，关局长以“‘人间正道是沧桑’、‘欲与天公试比高’、‘装点紫冠山，明朝更好看’”三句诗词与与会人员共勉，他要求，各校都要注意目标，尤其要做到有意注意市预测目标、区既定

目标和最新调整的目标。他明确了下学期初将组织第五轮高中教学调研的安排，提出调研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各校的目标生是否已经后移到新普本目标去重新设定，并成立个案;第二，综合科如何优化重组，如何具体体现在教和学的时间分配上;第三，查看学校召开四个会议的记录(分别是行政会议、教师会议、家长会议和学生会议)。他号召大家切实做到“目标不达、工作不止”，并预祝荔湾区2010年普通高考再创历史新高!最后，林少玲书记代表教育局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林书记指出，当前形势大好，与区对教育高度重视的大背景紧密相关;与我区大发展、大视野、大气魄的宏观背景密切相关;与在座各位对荔湾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密切相关。我们要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做到“知不足，然后超越”――成绩喜人，我们要乘势而上，一起努力，团结一心，上下一致，科学备考，争取今年高考再上新高峰!正所谓，乘风破浪追万里，发愤图强正当时!本次会议，是经验的分享、成绩的分享;是优势的反思、问题的反思;是目标的定向、备考的定向!相信，在更明晰的思路指引下，我们必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建立更强的信心，向希望的目标走得更近，甚至实现超越!林少玲书记代表教育局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林书记提出成绩喜人，我们要乘势而上，一起努力、团结一心、上下一致、科学备考，争取今年高考再上新高峰!宋要武副主任为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高中期末考试情况作

出了“考出了水平、考出了信心、考出了希望”的深远定义。

真光中学的艾莲娣副校长应会议邀请，介绍了真光中学在综合科备考上的经验和下阶段的部署，为各校提供了具体的借鉴。二十中学月考质量分析会通讯稿 10月19日，本学期第一次月考质量分析会在二十中学召开。质量分析会由教导处牵头，年级组长主持，分别于三个地点同一时间同时进行。

会上，鲁成务、王思祥、查正德三位年级组长就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的相关数据对月考情况做了细致的质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考试指导意见，并透过数据指出了部分学科、部分班级教学管理当中应当反思和改进的问题。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尤其是韩亮校长、王云副校长会前做了充分地准备，对初三年级的质量分析会做了重要讲话，他们搜集了大量外校和我校历年的重要数据，进行整理和比对。会上，领导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这届初三的目标，要求师生要考出水平、考出信心、考出希望。

正所谓，乘风破浪追万里，发愤图强正当时!本次会议，是经验的分享、成绩的分享；是优势的反思、问题的反思;是目标的定向、备考的定向!相信，在更明晰的思路指引下，我们必将努力前行，向希望的目标走得更近!2010年11月5日上午，自贡市高2011级学科基地语文教学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全市兄弟学校的一百多名高三语文教师参加了此次教学研讨会。会议由市教科所陈文邦老师主持。学校领导卓俊伟校长，分管教学的王锡平副校长亲临会场，王校长热情洋溢地致了欢迎辞。

大会进行了四项议程。首先确立了富顺一中成为自贡市高2011级语文学科基地学校的地位，宣布了本届高三语文教学指导小组名单，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我校黄其芬副书记获此殊荣。然后是旭川中学的曹泽均老师就“一模”考试的试卷讲评做了详尽的分析，对试卷考点的分布、命题的得失做了全面的总结，就“如何评卷”做了具体指导。接着富顺二中陈仲涵老师侧重于近几年四川高考试卷和“一模”考试的对应性考点做了指导性的解读；然后以“今天你‘读’了吗？”这样有趣的形式对高考诗歌鉴赏题型做了精彩的诠释。

第四篇：明确思路强化责任

明确思路强化责任

切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大冶市规划建设局

大冶市素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盘”之称。面临“十二五”发展新机遇，我市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以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社会协调进步，力争各项主要指标处于全省县市领先水平，率先在全省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一、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工作全局，以市域规划为引领，以中心城区建设为龙头，以加快中心镇、特色镇提质扩容为重点，精心打造大金线（陈贵—灵乡—金牛）铁贺线（金山店—保安、还地桥）两个城镇群，扎实推进全市城镇化工作全面快速健康发展。2011年全市城镇人口达到44.32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48%，比2010年增加2个百分点，城镇建成区面积达55平方公里，比2010年增加3.52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27平方公里。城区控规覆盖率达到100%，建制镇控规覆盖率达到80%，村庄规划覆盖率达到100%。城镇供水普及率市区达到100%，镇区达80%；燃气普及率达到7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2%，污水集中处理率达6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

二、基本思路

（一）坚持重点发展。目前，我市已形成以市区为中心、以陈贵、灵乡、还地桥为中心带动全市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其规划和布局是科学的、重点是突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应坚持

以“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选择、有重点地稳妥推进。根据外地经验，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财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建制镇，方能形成聚集效应和快速发展的能力。2010年统计，全市9个建制镇中有5个镇人口不过3万人，部分镇财政收入还不足2000万元。这一情况表明，我市小城镇建设主要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规模和水平问题。要摒弃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切实把注意力放到重点镇的发展上。

（二）坚持快速发展。我们紧密结合城镇化建设进行区划调整，撤销人口较少的一般城镇，集中发展实力强的中心城镇，将全市21个乡镇撤并为13个，每个镇的人口都超过8万人，将罗桥街办并入市区。撤销后乡镇的经济总量、镇区面积、人口聚集都构成大型中心城镇，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优美的镇区环境、推动农村人口向中心镇迁移，城镇化步子明显加快，把我市城镇化建设推上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三）坚持大手笔投入。今年，争取了省财政和计划部门安排1720万元用于小城镇规划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市级财政安排5500万元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各镇政府也加大了小城镇建设投入。今年仅3个示范镇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就有2.6亿元，比上年提高44％。其次，广泛动员民间资金建设小城镇。鼓励国内企业、个人和外商以多种形式，参与小城镇公用设施建设、经营和管理；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公益事业。对具备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到小城镇成片开发居民住宅的，参照执行国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优惠政策。

（四）坚持项目支撑。我们把项目支撑放在城镇发展的首要位置，坚持以项目聚集带动城镇发展。强调发挥各镇的独特优势，最大能力地配置优势项目。据统计，2010年，全市引进项目79个，引进资金126亿元，亿元以上项目26个，以项目的做大做强推动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三、主要措施

（一）加大规划编制力度，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通过规划引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与村镇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入1000余万元编制完成大冶市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城东北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三里七湖概念性总体规划；灵乡、还地桥、保安等镇区规划调整和50个行政村村庄规划，实现大冶市域城乡规划全覆盖。

（二）优化城乡功能布局，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陈贵—灵乡—金牛；还地桥—保安—金山店2个城镇群为纽带；以灵乡、陈贵、还地桥、保安、金牛、殷祖6个中心镇和灵乡镇坳头村60个中心村为支点，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城镇空间发展布局。一是以产业经济转型为契机，加快建设城西北工业园，完善城西北工业园基础设施功能。二是以城际铁路建设为机遇，加快主城区向北与黄石对接步伐，拉开城东北路网骨架，启动城东北新区建设，实现新增建成区4平方公里，把中心城区做强做大。三是陈贵—灵乡—金牛城镇群以黃咸高速和大金省道为发展轴，加快灵成工业园建设、打造以特钢延伸加工，模具制造和商贸为主，现代农业化和旅游等为主的产业集群，努力成为我市西部副中心。四是还地桥—保安—金山店城镇群以铁贺线、武汉至棋盘州、碧石至军垦三条公路为发展轴，依托环保安湖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发展矿产资源利用、建材业、水产养殖和家禽及加工业，打造区域竞争力的产业，壮大经济实力，带动区域城镇化发展。

（三）大力培育中心镇和特色镇。优先支持灵乡镇、陈贵镇还地桥镇、保安镇4个中心镇，使之成为接纳农村人口转移的平

台，实施扩权强镇，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按小城市规模和标准建设，大力发展金牛、殷祖2个地域特色镇。金牛镇在传统特色、食品制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毗邻武汉江夏区和咸宁的区位优势，积极打造商贸大镇。殷祖镇在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基础上，依托大广高速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传统古建施工技术，做大做强“中国古建之乡”的城镇品牌。到2015年建设成为镇区人口3～5万以上的经济强镇，其中灵乡镇、陈贵镇、还地桥镇争取作为镇级市建设试点，赋予县级管理权限，将其建设成为发展领先，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小城市。

（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一是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开发的方针，合理利用土地，科学有序地发展房地产业，按照“宜居城市”要求，以“住有所居”为目标，建立健全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满足新增城镇人口住房需求。二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建设力度，建立健全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全面完成棚户区120户1.1万平方米改造，新建廉租房150套、公共租赁房90套、经济适用房90套2.7万平方米任务。三是积极推进建制镇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和服务，引领住房的合理消费，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禁止沿街剥皮式开发和零星小块开发，鼓励成规模、大片区开发，完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机制、物业管理与服务机制、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四是对城镇周边的农村住宅、土地整治安置房建设、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严格控制城镇规划区范围内个人建房。积极推进住宅产业化，不断改进住宅的性能和质量，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建设。

（五）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和中心村建设。以我市列入全省城市一体化试点为契机，引导农房建设向中心村、农村新社区集中，充分利用土地整理，建材下乡、农村环境整治、农村危房改造等

政策，以中心村为重点，以新型农村社区为抓手，2011年努力建成10个“宜居村庄”。

（六）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大力发展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模和水平。严格实施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全面实施建筑节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新建建筑强制执行50%，节能标准达到95%以上。设立建筑节能专项资金，支持建筑节能科研、标准制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产业化发展、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七）大力开展减排治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大规划环评落实力度，从源头控制新污染源产生。加强“五湖”（大冶湖、尹家湖、三里七湖、保安湖、黄金湖）“两库”（杨桥水库、毛铺水库）等水域的水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污水处理工艺，加强运营监管，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益。2011年启动城西北工业园、还地桥镇、灵乡镇、保安镇污水处理厂，新建垃圾中转站15个，污水处理率达6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60%。

（八）创新城乡规划管理体制。一是恢复在各乡镇设立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的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主要内容的规划管理机制；三是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理、企业负责、群众监督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四是完善信息体系建设，促进城市管理人本化、科学化、数字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五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为切入点，转变职能，优化环境，积极推行项目审批全程代理制，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和网上办公。

第五篇：公务员时政热点：自媒体需要明确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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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时政热点：自媒体需要明确社会责任

知名公众号“二更食堂”近期发布关于“滴滴司机杀害空姐”一案推文，因为表现出不当的价值观，引起网友的一齐讨伐，迫于舆论的压力，“二更食堂”宣布永久停更。大量反思自媒体乱象的评论和调查也以此为机缘纷纷出现，一时间批评的声音十分热烈。然而，蹭热点的公众号大V岂止“二更食堂”一个，只是恰好这次它撞到了枪口。若不是这次事件关注度如此高，我想“二更”和许多公众号一样，还会继续这样在道德底线徘徊，继续打擦边球。

自媒体生态环境的混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技术和平台的支持，使得自媒体蓬勃生长。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必须得到读者的关注。于是两种价值观在此分野：一些自媒体像专业新闻工作者一样通过大量的工作，原创优质内容，获得读者的肯定;另一些没有能力生产优质内容的自媒体，为了迅速吸引眼球，乐于抄袭模仿，生产大量极具煽动性、低俗的、没有任何营养的内容。

不仅是野蛮生长的自媒体，一些传统媒体的公众号，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染了这些坏习惯。标题党、断章取义、为表达观点刻意不展示完整事实，不胜枚举。个别传统媒体，在这样的行为和价值选择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威信。

正如经济市场突然走向自由化时，突然而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并冲击着所有人，太多的人在这样的诱惑中迷失自我，走向一条不计后果的逐利之路，蝇营狗苟。内容生产行业同样没有逃过这场阴霾，道德底线和职业理想在与利益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大量以生产吞噬人血馒头为乐的公众号深陷其中，对个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风气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全社会的戾气在这些“意见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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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时期，报人为使自己的报纸销量更多，歪曲事实、耸人听闻、煽动情绪乃是常事。如今各自媒体使尽十八般武艺，已经顾不得吃相多么难看，只为拿到“10万+”，与“黄色新闻”时代竟如此相同。

然而新闻生产者并不是生意人，也不能把自己当做生意人，新闻生产者还背负着社会责任。而泛滥的自媒体作为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即便不生产新闻，只要他们的言论产生了影响获得了关注，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不能低估任何一句言论的传播效果和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这样的言论可能给某个弱势群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有必要呼唤道德、责任和理想。不可能所有的媒体都做到洁身自好，但我们需要有担当的中流砥柱，作为黑夜里航船的灯塔，作为未来的瞭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