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就业平等权

第一篇：妇女就业平等权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女性就业范围越来越广，然而同时又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关键词：妇女就业 性别歧视 权益

妇女的就业平等权

达县檬双乡

冉琦祯

有句老话叫做妇女顶着半边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再只拘泥于家庭，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们对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却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男女就业权的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一、我国妇女劳动就业平等权实现的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体系。《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摘要：“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该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3条规定摘要：“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作，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中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范围，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禁忌从 事的劳动范围，除了国家规定的绝对禁止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位外，凡是适合妇女工作的，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拒绝录用女职工。《劳动法》第13条规定摘要：“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二、妇女就业平等权实目前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我国妇女就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探究、综合技术服务部门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男性。这说明我国妇女就业不但在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就业层次进一步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并不平等，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的现象较为普遍。浏览报纸、杂志、互联网、招聘会信息，“限男性”，“仅招男性”，“男性优先”，“女性招用后5年内不准怀孕”等字眼并不鲜见。部分用人单位拒绝招聘女性，或者暗中在录用名额中规定男性多于女性，这就在事实上侵害了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使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待遇。

三、妇女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一）女性劳动者的素质整体偏低

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据有关统计，在15—54岁的多层文化人口中，大学本科男性占72.3%，女性占27.2%，专科男性占58.8%，女性占41.2%，高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初中男性占30%，女性占70%。其次，由于长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得女性经常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长期将她们禁锢在家庭当中，限制其独立的发展，使她们的依靠性大大提升，这样就为她们走进社会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视远远高于对职业角色的重视，这种建立在传统性别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差异观念，是女性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三）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权的实现存在偏见

从生理角度来说，妇女参加工作后，都要面临着“四期”考验，即摘要：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有些用人单位不愿招收女工或者拒绝招用女性。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把妇女生理价值的社会意义和单位经济效益的局部利益相对立。

（四）法律法规不完善

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保障办法，没有设置有效的保障机构，立法仅停留在原则性内容上，无法切实保障女性的就业平等权。

四、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权的途径 妇女就业的比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是一项社会责任。

（一）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首先是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它不仅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能动的力量。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妇女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在18至64岁的女性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50.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5%；在农村，妇女文盲率为13.6%，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在高科技广泛运用的今天，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面临的是科技的挑战和竞争，文化素质不高，必然被社会所淘汰。社会应该为女性提供宽松的学习和就业环境，把妇女的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以及各种培训中。当前，在我国还有一些无力上学的女性，为了能拓展她们的文化教育，还可以为上不起学的女性提供援助，使更多的女性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次是克服妇女的心理障碍，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妇女随时都可以碰到各种困难的挑战，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心理耐挫力。女性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坚强勇敢的面对任何考验。只有坚强自信才能使女性 脱颖而出。这就要求女性要把自己的人生观放在时代的方向上，把关心家庭个人和关心社会结合起来，树立适应社会要求的就业观。

（二）转变传统思维观念

要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别，这是实现男女平等就业的根本。首先必须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人们应该熟悉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应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当然也享有平等参和社会事务平等就业的权利。其次，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实现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就必须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让男性适当的承担家务劳动或者夫妻双方轮流承担家务劳动。这样既可以使女性有大量的精力从事本职工作，又可以使广大的男性同胞理解女性劳动的辛劳，通过实践转变传统的观念。

（三）健全保障妇女就业的法律法规

这是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消除就业不平等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虽然制定了大量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规，但是却往往过于原则化，不轻易执行。所以我们就应该完善这些法律、法规。首先，应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各种歧视妇女的行为进行定性，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歧视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在这之前，还可以进行完善《劳动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专门的法律和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确保妇女的劳动权益得到尊重和实现。其次，修改相关的法律，在用人单位内部制定相关的制度，确立工会在反歧视中的责任，赋予工会对被歧视者进行法律援助，对用人单位一些歧视妇女的做法进行监督纠正。第三，赋予劳动者对歧视的诉权，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假如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受到歧视，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把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并无明确的规定，赋予劳动者诉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对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办法，除了经济赔偿外，还可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并给歧视者以行政处罚，对于后果严重、恶劣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

（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17个；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85个。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7.7%。实践表明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就越多，反之，就业岗位就少，就没有发达的经济。我国的第三产业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此增加就业岗位，使妇女就业权得以平等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

第二篇：论平等就业权

论平等 就 业 权

（本部）

序号152

姓名：何斌

学号：1017010318 【摘要】：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不歧视原则；平等就业权；农民工；保障机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是在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劳动者[1]。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劳动关系。目前，不平等就业问题日益严峻，而农民工的不平等就业问题成为所有就业问题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平等权利与不歧视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平等就业权是反就业歧视的权利支点和权利平台。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坚持不歧视原则不仅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一、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不歧视原则的涵义

不歧视原则是联合国人权条约的核心内容，国际劳工组织（ILO）八个基本公约中有两个涉及不歧视[2]。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对“歧视”概念进行解释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于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该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将“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3]国际人权法中的不歧视规定是基于个人受到歧视性待遇不符合平等这样一个理念产生的。歧视的本质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或者说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处理[4]。

【参考文献】

[1]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2.[2]ILO Convention No.111,Discriminatio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1958;and ILO Convention No.100,Equal Remu neration,1951：1.[3]M.Banton, Discrimination, Buckingham of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7.[4]周伟.论禁止歧视[J].现代法学，2006，（5）：69.（二）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方面，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这主要是因为：不歧视原则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尊严作为人的一种类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有权享有尊严”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冠以不同的含义[5]。

从法律上讲，人的尊严的概念源于现代人权思想和康德的哲学学说，与人本身固有价值相联系。人的尊严是每个人人之为人的固有属性，具有普遍意义[6]。因此，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从无差别的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理学底蕴，凸显农民工应有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不歧视原则还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从根本上讲，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不歧视原则，不仅反映了人权的普遍性，也是人权平等的内在要求。即是说，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的核心内容，不歧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一并成为人人享有人权的基础。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是“人权法的核心”[7]。就权利保障而言，不歧视原则所渗透的平等精神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困境

（一）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

考察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的双重拉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形成一个巨大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从根本上讲，“民工潮”是在我国以城乡或工农利益差别为基本内容的二元经济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由部门间比较收益势差而引导的、以致富为目的的一种地区间劳动力自愿流动；是一个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在城市公开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尤其是劳动体制改革促动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反映[8]。其为“民工”，有人称其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有人称其为“流动人口”，有人称其为“农村劳动力”，有人称其为“农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既有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还是针对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而设计的，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快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权利失衡的双重挤压，最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参考文献】

[5][美] 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权[M].伦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齐延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5.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的形式出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政策性”过强而“法制化”过弱，这是当前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集中写照。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身份不明确。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映射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认识或评价。从整体上讲，我国对农民工身份的认识和定位还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虽然农民工这一称谓沿用已久，甚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工就是其应有的身份。现实生活中与农民工有关的概念还不少，比如，有人称其为“盲流”，有人称

从上述对农民工各种不同的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工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社会对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认识和对待；甚至可以说，林林总总的农民工称谓，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对农民工的感知、认识或评价问题，更体现了社会对农民工身份——这个严肃问题所持的何种态度。身份即意味着利益，我们无法想象，当“主体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谐、公平正义普惠”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主体身份十分混乱的农民工是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同时，农民工这种称谓混乱的身份已经成为其享有正当权益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大障碍。

其次，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不健全。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应当说，《劳动法》并未把农民工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关键问题是，《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从表面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平等就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平等就业权的定义和权利内容为何？就业歧视的定义及其判断规则是什么？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劳动法》可谓语焉不详。另外，《劳动法》也未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视。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如果中国还存在就业“身份歧视”的话，这既是中国政府无法容忍的问题，也是世界无法容忍的问题。又比如，千呼万唤的《就业促进法》终于出台了，其中的平等就业制度是一大亮点，“公平就业”的专章规定是其集中体现。纵观《就业促进法》的平等就业规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等就业权规定依然宣示性过强，缺乏健全的实质内容。回溯平等就业权在我国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还只是一种对当前各种就业问题简单应对的策略，是一种存在“系统性”缺陷的平等就业权策略，是一种没有中国立场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而在各种不平等就业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实际沦落和用工自主权对平等就业权的肆意剥夺和侵害[9]。难怪许多国内学者和欧洲学者评价道，《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平等就业方面，仍然带有过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业权缺少健全的实质内容，这导致《就业促进法》的“软法”特征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9]李雄.论平等就业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区分制度对农民工的平等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就业区分制度，是指在就业制度中，国家将劳动者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就业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不足的情况下，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在用人单位日益膨胀的用工主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难理解了。群体，并针对区分结果对不同就业群体采取不同就业政策的现象[10]。农民工就业因为其固有的农民身份而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领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的内容规定不足，并缺乏就业歧视定义及其判断规则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业的权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的不足还为地方就业立法制造了不应有的机会。

当前，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尽管中央在逐步淡化农民工就业政策和法制的区别，但在GDP情节的影响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就业管理规定成为限制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最大障碍。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是作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而出现的，实际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职业保留法”[12]。可以说，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把农民工从整体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我们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统称为“集体排他”政策。“集体排他”政策由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Pakin）在社会分层问题上而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将某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一种体制之外，使他们丧失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对农民工的“集体排他”政策违背了不歧视的法律原则。

最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非常脆弱。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立法不足的基础上，这里所指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脆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脆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脆弱。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指标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把严格执行劳动法与招商引资和优化投资环境对立起来，对劳动监察重视不够[13]。

【参考文献】

[10]肖玉.我国制度性就业歧视的法理学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19.[11]刘传江,董延芳.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刘翠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5，（2）：111

[13]蒋月等.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担忧了。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唯一诉讼机制不仅使就业歧视等不平等就业争议解决的途径过于狭窄，而且没有在区分就业歧视类型（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招工就业歧视和国家对农民工的制度性就业歧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就业歧视诉讼与相关诉讼机制如何对接。从整体上看，在平等就业权司法保障的现行框架内，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依然面临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衔接、操作不方便等实际问题。

三、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其路径选择应当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

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沦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制度上还没有及时确认农民工应当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确认他们平等的主体资格。只有解决了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权利与义务的归属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目前身份混乱、主体地位不明确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所谓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愿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15]。虽然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和法制区分劳动者的当然理由。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政策，免于歧视的自由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原则[16]。同时，这些原则由于其人道性质或因涉及人类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强行法或“对所有人的普遍义务”的性质，任何国家，无论是否为有关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有遵守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国际义务[17]。【参考文献】.[ 4][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因此，我国政策与法制应当与时俱进，改变对农民工身份的传统偏见，依法确认农民工

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农民队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应该也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讨论农民问题，而应该采用自然的标准，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讨论农民问题[18]。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农民的身份是基于职业选择的自致身份，而我国的农民身份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先赋性质。同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作体制上的区分和处理，并不能说明任何社会关系，而能够表达社会关系的则主要是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既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是恢复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落后，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极大地解放人。改革和发展成果是全体劳动者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应当惠及全体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当然，实现农民工向平等劳动者身份的转化需要制度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们依然被政府（制度认可）和城市居民（社会认可）视为农民，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而月收入满意度则被纳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说，日益严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农民工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负面体验则易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可能回归农民工自身所归属的群体即强化对其固有身份的认同[19]。

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正式制度“扶正”了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身份真正回归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身份，除了政府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和行动外，还必须采取“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宽容的社会认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20]。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劳动问题，其实质即是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21]。因此，在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身份的基础上，还必须跟进农民工平等就业的各项权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宪法》中庄严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的自由流动提供《宪法》依据。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性质为人身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通行的看法。同时，通过司法审查推动农民工迁徙自由权的落实。【参考文献】

[18]刘洪礼,李学广.试论我国现阶段农民队伍的构成[J].学术月刊，1983，（6）：42.[19]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7，（2）：88.[20][美]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21]常凯.中国入世与劳权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6）：16.

第三篇：平等就业

就业现状

就业问题

平等就业的权利

平等就业的意义

如何实现平等就业

平等就业与就业歧视

2013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2013年是我们坚持勇敢生活后，平安度过2012年世界末日后的第一年，2013年是我们艰难奋斗备考后，成功开始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2013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执政，开始领导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第一年，2013年是我们美好的新生活，快乐的新学习阶段的起点，与此同时，2013年也是就业最难，就业形势更严峻的一年。

11月，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有近700万毕业生开始他们人生的新起航，可是面对他们的却是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699万人，比去年增加1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就业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这组数据仅仅反映了就业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就业人数多，用工单位少。可实际上，就业难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歧视，无法平等就业，那到底什么是平等就业，为什么要平等就业，又该如何实现平等就业呢？

所谓就业平等，就是在就业机会均等和录用标准相同的条件下，求职者以平等的身份相互竞争实现就业，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任何公民都平等的享有就业的权利和资格，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能力等而受到限制；在应聘某一职位时，任何公民都需平等的参与竞争，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得对任何人予以歧视；但平等不等于同等，平等是指对于符合要求、符合特殊职位条件的人，应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而不是不论条件如何都同等对待。

平等就业权究竟有什么意义？

第一，平等就业权使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具体化，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实现。想劳动要有劳动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就业。现行的宪法就劳动者的平等权利作了以下规定，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国整个社会的指向标，平等作为宪法原则之一，是比较抽象的，将平等权细化到平等就业权，并且出台《促进就业法》，有助于就业平等权的保障，也有助于劳动权利的实现。

第二，为每一个自然不平等的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充分调动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有助于我国社会矛盾的缓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社会矛盾，平等的就业权不是单纯的解决就业问题，更多的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就业后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解决温饱，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第三，平等就业，不仅能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还能激励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促进其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让满足人生存这一自然属性与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属性有机相结合合统一，形成良性竞争并良性循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效益，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也完成了国家的政治职能。

今年２月，《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随后，这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界群众共提出意见１１０２０件，禁止就业歧视成为最强烈的声音。学历歧视、户口歧视、性别歧视、外貌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许多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最高立法机关反映生活中

客观存在的种种就业歧视现象，并建议草案强化公平就业的原则，通过立法反对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比如有人提出，目前国企用工普遍分正式工和非正式工。“非正式工被视为二等公民，在待遇上受到歧视，同工不同酬。”还有人提出，目前很多政府机关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往往有户籍、年龄等要求，而这些要求与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就业歧视。”

在这些意见中，多是自然的不平等带来的。我也曾参加过很多招聘会，应聘过很多公司、企业，招聘条件都是大同小异，例如兴业银行，齐鲁证券，长江证券中国电信，还有很多外贸公司，我也都顺利通过并被告知录取，我也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和自豪中，可是夹杂在其中的还有失败的经历。其中一个是幼儿英语培训机构，要求面试时唱歌或跳舞，初面没有唱，算是勉强通过了，复试以失败告终，我自知能力有限，我是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唱歌更是五音不全，这是没有天赋的问题。另一个是三一重工，这是一个很知名的大企业，招聘多个岗位的员工，也吸引了很多来参加招聘会的人，包括我。我看中了其中一个岗位，可是这个岗位要求男性，面试官是个女性，看到这些，很多来参加招聘会的女生都直接放弃了，转向其他公司，在职场，同性之间的较量比异性之间的较量来的更残酷。可我是个不服输的人，从小的座右铭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也一直相信，坚持到最后，一定有奇迹会发生！坚持站在队伍中等候面试。终于到我了，我与面试官交谈的气氛也很轻松快乐，就在我以为真有奇迹要发生，我会顺利通过这次面试时，被委婉告知，“虽然你很优秀，可是，我们还是觉得男生更适合这个岗位”。这个经历在我读凌老师的文章之前，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企业，这个拥有着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中国企业500强、工程机械行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最强企业、福布斯“中国顶尖企业”，中国最具成长力自主品牌、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标志性品牌、亚洲品牌500强等若干个头衔的大集团怎么可以有性别歧视？

现在，我释然了。性别问题，就如同人的外貌，自己的父母家庭一样，是无法选择的。人生而不平等，先天的因素是使得人存在差异，如果我们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空谈平等，这绝不是社会正义价值的精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可如果我们将目光专注于这些差异上，那么人与人又是无法定位与同一水平线上，就像你一生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树上不会掉下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平等从何而来？人天然的不平等，决定了后天的“能力”，“能力”影响你的社会分工和职务。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有美丑，高矮，胖瘦等外观上的差别，也有贫穷富贵等身份上的差别，这些都是自然的不平等。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生，柏拉图认为，有些人生来适合当统治者，另外一些人生来适合于从事手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是一些人的天然职业，脑力劳动天生宜于贵族，彼此绝对不能改变。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第22条规定，“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收特殊保护”。所以，三一重工那个岗位，又苦又累，女生体力不如男生，女生又有很爱干净，怕影响皮肤，根本无法坚持更好的完成工作。这个社会赋予女性美丽优雅与温顺的气质，正如这个社会赋予男性吃苦耐劳与霸气的气场一样，在婚姻中，女人要承担家务主要工作，男人则是承担起养家主要责任。社会分工中，每个人应当担任哪种行业和职务，是取决于秉性，由先天决定的。能力分有和没有，能否去做这个工作，从事什么什么职业；也分强与弱，能否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工作，获取更高的职位。这样也就有了学生与老师，社科院的所长与研究员不同的；大学里讲师与教授，社会上平民百姓和成功人士，商场精英与政界高官。

如此，是不是在招聘会上，等待应聘的队伍永远是按照211 985博士生排前列，普通高校本科在中间，专科，自考，技校毕业的永远在吊车尾这样的顺序排列？是不是有能力的毕业生可以不愁工作，在应聘过的公司中去挑一个，轻松入职；没有能力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就处处碰壁，坐等啃老？是不是能力强的员工不愁升职，3年内可以买房配车，出席高等酒

会，能力弱的员工到退休还是一个部门小经理，每天挤公交车，勉强省出房子的首付，30年还没有还清房贷，每天买菜还要为了那一角钱与菜农争的脸红脖子粗？如果无法平等就业，岂不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翁更富，穷人更穷？

这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是不公平的，要寻求真正的平等，就应该对弱势群体给与特权，对能者精英有所限制。

如何实现平等就业呢？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第一，政府以身作则，从行政机关单位以及大型企业作起。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不胜数，多是僧多粥少，招收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从简单的要求学历，专业，年龄，到现在要求户籍，身高，性别，无传染疾病等，这些都是就业歧视，应废除这些就业歧视，在其他各行各业的用人单位中起带头表率作用。

第二，完善立法。在出台《就业促进法》基础上，应进一步针对就业歧视制定并完善专门的部门法，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在就业领域上，使得一些或明显或隐性的就业歧视问题可以依法解决，让劳动者在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行使劳动平等就业权利。，第三，完善法律监督体系，让司法维护正义，制定并实施详细严格的惩处措施，让劳动者在受到就业歧视后，有法可依，有处申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总的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让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提高的用人单位求职者素质，逐步实现平等就业。

第四篇：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

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

[论文摘要]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健词，它引起了法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思考。这种现象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中的不足之处暴露无遗，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应是中国法学界和有关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规滞后。《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劳动法》在实践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维权意识。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也显露了法律不足之处，劳动者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为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针对就业歧视，应当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劳动法》在其健全方面进行必要修改。如《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应当加上“民工”，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加上禁止“户籍劳动歧视”；劳动保障条款亟待修改，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国务院应以宪法的原则，规定和《劳动法》相关制定劳动就业的行政法规，相关部门如劳动保障部门应以宪法，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关于劳动就业方面的规定，制定出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应当根据本地劳动市场实际情况，针对劳动就业突出问题制定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应呼吁弱势群体积极维护自已的合法权利。只有通上述行政机关的立法和劳动者共同努力，约束歧视者的行为，实现对公民平等就业权的有效保障，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

[关健词]

民工荒

就业歧视

合法权益

平等就业权

农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然而，出乎经济学家意料的是，认为“至少50年不会退潮”的中国民工潮，截至2004年为止仅仅25年，就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这种明显的“退潮”征兆。针对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的差别待遇而提出，消除歧视。根据我国《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的劳动者都应平等的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劳动者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受到各种歧视待遇。鉴于上述内容，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了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这样也不利于人口的流动。

有专家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用”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主体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用法律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民工雇用法》。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传统，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

二、反对户籍劳动歧视，完善《劳动法》部分条款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根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已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极大地浪费劳动力资源，使其不能优化配置。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认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①”劳动。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从人口的发展周期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来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长达“至少50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与国际标准相比，“很低”——是欧美的1/30—1/50，是中国台湾的1/30左右，这被称为中国参与国际大分工的“比较优势”。说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政策到目前刚好到显效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大洪指出，由于人口的更新换代，老一辈的民工已经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民工虽然仍没达到发达国家高素质程度，但是，与他们父辈相比，中国的新一代民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会继续接受廉价劳动力的命运。

新一代民工关心则是争取话语权，包括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权，法定的劳动保障权，岗位培训权，他们进城的目的，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升级为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融入当地城市，他们的求职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工作环境好，待遇高的企业，而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要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当现有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暂时的不就业。报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最终就酿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以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动力，劳方处于弱劣势，老一辈民工唯命是从，因为他们的工资养活一家三口甚至四口，还有子女的学费。一家人的生计都掌握在他自已手中。唯恐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他们默默忍受了长期加班加点，劳动强度大，公司制度苛刻，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职工缴纳社保等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不敢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他们社会地位，财力，文化程度相对于雇主都处于劣势，今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对煤矿伤亡一人可赔偿20万元，农民工工资长期拖欠，讨要无果，温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拖欠工资，不仅出现在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还有政府单位。地方出台政策，强制企业给员工交纳三险，不拖欠工资，尤其在建筑市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果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和民工工资，可能被逐出当地建筑市场，还有不良记录。企业工会形同虚设，不能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现在各行各业“跳槽”比较严重，一方面说了人才流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说明劳资双方关系矛盾突出，对于不满意的企业，他们已经敢说“不”，通过辞职换单位，来表达自已的不满。

近几年，劳动部门和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缴增，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工人已经觉醒，争取自已的合法权益，提高待遇，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款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认就XX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认为一定的行为，也可认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司，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款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XX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平等保护，消除歧视

制度性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方法和劳动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劳动关系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就是所谓体制内的职工；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确立，大量体制外职工出现了，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职工以及大量流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为了降低这部分员工的用工成本，对其实行差别待遇。“临时工”意识。在不给民工入劳动保险的单位，有大多数领导认为，民工是临时工，他们是来打工赚钱的，发生工伤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情，风险应当共担，不应该由企业独自承担。针对这些体制外职工的规定，从而化这种制度性歧视。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要，应当将那些“比例过高，难以实现”的劳动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形成一个企业可以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标准，这样，企业就没有必要区分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职工，对劳动者一视同仁了。同样是鲜活的生命，同样遭遇伤亡事故，但根据受损害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的身份不同，所采取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这就使其所获赔的金额悬殊，更具体地说，因为生命是无价的，这种损害赔偿全是以劳动力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即一个人因为受到侵害可能使劳动能力受损或丧失而给自已或家属带来经济损失，这是一种劳动力价值而非生命价值，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确定赔偿额时，可对人的理解是：人只是劳动力，人死了，等于死了一个劳动力。死了一个劳动力，就按照一个劳动力可能取得的收入赔偿。一个农村劳动力和一个城市劳动力，一般情况下，取得的收入是有差别的，因此，当其受到侵害时，所获得的赔偿金也应当有差别，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乡差异”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两点：

1、不利于法律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外来人员为了城市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他们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医保，子女教育权利最近几年来，大中城市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和民办中小学，方便外来人员子女就近上学。外来人员要在城市中立足发展，需要花费几倍于当地人的代价。

2、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相对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民多一些社会保障，比如，城市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于农民来说，一旦遭遇人身损害，使劳动能力受损或丧失，由于获得的赔偿少，必然会使自已甚至全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成为贫困人口。这种“城乡差异”工伤赔偿标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显然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农民工也应当列为城市的失业人员，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居民一样，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民工的子女在当地城市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交纳借读费，择校费，建校费等项目繁多费用，否则，就只能失学，这也违背了“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曾有专家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工一年获得的薪酬平均在8000元左右，剩余的1.7万元都留给了城市。他来是因为自已的梦想而来的，对城市充满憧憬。长期以来，出于城市既得利益阶级的自我保护需要，始终对那些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势头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员怀有成见——“遣送站”、“暂住证”（《行政许可法》出台以后，两者都与法规相悖而取消），户籍已经出现“松动”，政府在制度政策安排，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分配方面，为迎接这个庞大群体的和谐融入，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创造和谐社会，立法机构亟待解决外来人员就业平等，子女教育社保等问题。这个庞大群体生活就业状况也直接关系我国“三农”建设。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强调公平和谐社会，城乡之间户籍壁垒，社会壁垒，经济壁垒，文化壁垒全面拆除，社会公民劳动就业条件一律平等，没有城乡歧视，男女之别，《劳动法》逐步完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五、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现行《劳动法》更急修改，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由于民工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耕种土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相应把他们所面临的劳动风险，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传统的家庭体系和土地体系已经难认再为民工提供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必须将这些“农民工人（民工）”纳入“成市工人”相同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中。将来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对此做出规定。思考与建议

曾有专家认为中国也有必要仿效美国设立一个独立性的保护公平就业机会的委员会，从而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遭受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研究并对公平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之雇立或社会团体维护公平就业政策，提供各机关团体或民众认有关就业歧视资询服务和法律援助。令人值得欣慰的是辽宁将出台就业规定，招聘禁止有性别和年龄歧视。河南已经出台了“务工人员进城开通绿色通道”，户籍管理政策改革，实行城乡一体化，外来进城从业人员享有和城市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劳动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录公务员和工作人员时，不得进行户籍和地域限制，不得对外来人员从业设置，任何歧视性登记项目，取消对外来从业人员及其用工单位的不台限收费。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城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免费的外来人员开放，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要积极开展，外来从业人员就业服务，进一步做好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工资指导价位和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等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对于加强城镇化建设，构筑和谐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劳动者的就业平等权得到保障，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应呼吁弱势群体（被歧视者）正确认识自身权利并积极主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保障就业平等，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求职者，自身权利维护的意识。许多人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默默接受了歧视性的用人标准，自动放弃了追求平等的机会。

二、应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体系，约束歧视者行为，确保劳动者有平等的就业权。目前，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人们对于消灭歧视行为不知所措，就连国家招考公务员，以地域限制，年龄限制，性别限制等等，公民依法与国务事务管理是宪法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我国法律虽然原则上规定了就业平等，但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认支配，对侵犯就业平等的情况也未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因而目前关于就业平等权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虽然出台过相关政策法规，操作性也不够强，而且司法机关缺乏认识。劳动者（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地位低，在社会上缺少法律援助，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处于“卖方市场”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动力，劳方处于弱势，因此应尽快建立积极主动的制度和法律，同时，司法机关也负起应有的责任。

三、明确政府责任。政府在立法的同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平等就业，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来负责相关事务。

四、企事业单位应尽可能的建立一套适合本单位的合理有效的能力测试系统，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所带来的对劳动者的歧视。

注释：①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无限供给”经济理论。参考文献：贾俊玲《劳动法学》中央电大出版，2003年1月。

张兴华，“对外来工的政策歧视，效果评价与根源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11月。郭正模，“劳动歧视”问题初探

《经济科学》

1999年第2期。曾恂，“美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启示”《南方经济》

2003年第5期。

张昕,《中国劳动保障报》2004年10月12日

第3版总第316期

李凌云《工会理论研究》2004年4期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11月11日

劳动部

第五篇：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

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

甘肃省静宁县细巷乡人民政府魏齐富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们探讨平等的宪法依据。

平等是作为人所应当拥有的一种资格，而平等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依法所应当享有的一种原始权利。平等不仅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格尊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不被排挤和歧视。而平等权作为一种原始权利，基于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和地位更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因为只有通过平等权的实现才能保障平等的客观存在，平等权也是公民实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法律例证，因为这种例证它证明的不仅是公民的生存状况，更有效的证明应当是公民基于生命的最初意愿-----平等而且享有尊严和保障地位的存在着。这种理解，更加有助于我们廊清迷雾，准确把握平等及平等权的内在意义和原始意义。

平等必须通过平等权的实施来实现，而这种实现的途径不能仅限于宪法的文字规范，当然，文字规范是得以实践的唯一合法根据，我们的平等需要宪法规范性文件加以载明并宣告，但不停留于此，它必须长途远行。

从宪政言，享有平等和行使平等权的宪政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还包括各种社团，但主要是对于公民言平等和平等权的。这里有一个前置，即只要是一国合法公民，则毋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地位、出身背景、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贫富状况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国家元首、普通民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干部、群众、妓女、乞丐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其行为合法、非法、守法、违法都必须依据法律享有平等和平等权。

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平等在宪法实践中却被无情地践踏，任何一个非眼盲的公民都能读懂立在施行宪政面前的国情，这个国情，是一种对宪政最蛮横、最无知的刁难。

平等权的行使和平等的实现，必须有真正体现平等的良性法律来保障，必须有真正能够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来保障，这种保障，必须有能够权衡把握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法官来操作。

但是，我国的司法系统却由一些什么样的人把持：文盲、小学生、中专生。这些半路出家而成的司法者对法律、对公正、对公平、对法律精神、对法律原则的理解和认同不过是白纸画圆圈，生搬硬套。但为了遮司法系统的羞，这些非法律专业的文盲、小学生、中专生花几千元都获得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甚至有的还获得法律硕士学历，对此我们并无可厚非，只承认现如今的司法者经济能力均有所提升，他们占据司法维护公正保护正义这个稀缺资源，不愁没钱使用。而法律大专和本科以上具有法律意识和法律思辩能力并且能够权衡把握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政法院校毕业生却在司法系统无立足之地，甚至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原有的正义和公正却被涮得干净，这不仅让人想起“新警察和老警察”这个笑话，但这个笑话却又是活生生地戕害着这个社会的平等和阻挠平等权的正常行使。这又不仅让人想问，我国的宪法给了我们每个公民平等及平等的权利，但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我们的平等及平等权又如何去实现？

历来的宪法教科书上讲：平等作为权利，是与义务相伴随的。而我要说：平等作为权利，是一种对世权，即绝对权利，不存在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作为绝对权，只需享有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不须考虑对他人的义务有无。因为绝对权对于每个公民言，都是如此，更无因义务的不履行而影响他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所以，对于宪法规定的平等权，每个公民只需积极主张，才能保障和维护作为共和国公民依据神圣不可侵犯和亵渎的宪法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也才是一个宪政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宪政意识和宪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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