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201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陕西省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
(2017年4月)
目录 前言
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
二、妇女与经济
三、妇女与教育
四、妇女与健康
五、妇女参与决策管理
六、妇女与环境
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
八、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结束语
前言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与平等的永恒主题,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陕西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政策,编制发展规划,持续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在统计部门对第三轮《陕西省妇女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期统计监测的基础上,陕西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首次发布白皮书,旨在介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与建设法治陕西过程中,陕西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2015年,陕西女性人口1834.73万人,占总人口48.37%。推进陕西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既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体现了陕西的文明进步。
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
建立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是充分利用政府资源,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重要保障。20年来,陕西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不断健全,措施更加务实,作用日益凸显。
不断完善提高妇女地位的政府工作机构。199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共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1993年,陕西省委批准成立“陕西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由一位副省长担任主任。2001年,妇儿工委更名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妇儿工委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和专项工作经费。20年来,成员单位由成立之初的18个增至目前的34个,包括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农业厅、卫生计生委等29个部门和5个群团组织。全省10个设区市、杨凌示范区以及107个县(市、区)政府全部成立了相应机构。基本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协同配合的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组织体系。
制定实施促进妇女发展的省级发展规划。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个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都将妇女发展列入其中,内容不断丰富,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效,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三个周期的妇女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妇女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及保障措施,陕西10个设区市和杨凌示范区以及县级人民政府结合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颁布实施了本地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形成了全省自上而下促进妇女发展的规划体系。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分别建立目标管 理责任制,实施分类管理,将重要指标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建立规划专家指导组,提高规划落实的科学化水平;建立规划评估机制,对规划落实情况进行年度监测评估、中期督导评估和终期总结评估,确保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每五年召开一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妇儿工委全体委员会议,总结交流和研究部署规划实施工作。政府常务会议不定期听取妇女儿童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妇女儿童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突出问题,研究制定策略措施,推动规划顺利实施。建立陕西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及儿童优先评估咨询委员会,为从源头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重视和支持妇联组织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目前,陕西妇联组织体系更加完善,在性别平等的理论研究、宣传倡导、教育培训等方面作用日益突出。
逐步完善性别统计制度。建立妇女发展综合统计制度,将其纳入政府和部门常规统计或统计调查,规范和完善妇女生存发展统计指标和分性别统计指标。逐步建立健全省级妇女状况监测体系,制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各部门综合统计报表和定期报送审评制度。1990年、2000年、2010年开展三期陕西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面客观反映陕西妇女 4 社会地位的状况和变化,为制定促进妇女发展、推动性别平等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二、妇女与经济
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和公平享有经济资源是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陕西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创新中,充分保障妇女经济权益,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陕西省农村贫困人口中近半数是女性。妇女既是脱贫攻坚的工作对象,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在实施全方位扶贫战略中,统筹考虑城镇化、老龄化、市场化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妇女贫困的影响,加大妇女扶贫脱贫力度。在脱贫攻坚战中实施“三秦巾帼脱贫行动”,2015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女性人数24万人,比2011年减少9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女性人数68万人,比2011年减少3万人。各级政府注重脱贫攻坚中发挥妇女内生动力,在各项扶贫政策、资金、措施上同等条件下优先向贫困妇女倾斜,通过扶贫小额贴息贷款、实用技术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妇女改善生存环境,不断提升贫困妇女的发展能力和受益水平。积极开展贫困“两癌”妇女救助、“母亲健康快车”“母亲水窖”等公益慈善项目,帮助患病贫困妇女、贫困母亲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
保障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就业是民生之本。陕西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在《陕西省就业促进条例》中专设“公平就业”一章,强调男女平等就业权利。将“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作为规划主要目标予以推进。加强劳动监察,加大奖惩力度,全面落实《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处级干部和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男女同龄退休、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成长及促进女大学生平等就业等政策及措施,及时纠正和杜绝侵犯妇女权益现象的发生,为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促进妇女就业创业。针对不同妇女群体创业就业中面临的困难,出台支持性政策措施。实施鼓励妇女就业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2009年以来向妇女发放小额贴息贷款120.3亿元人民币,扶植和带动50多万妇女创业就业。大力发展家政服务和妇女手工等行业,为城乡妇女就地就近和转移就业提供服务。开展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扶持行动,组织“创业导师进高校”“四进八送”等活动。充分发挥妇女在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中的重要作用,创建各类创业就业基地345个,由女性创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130个,入社农户10万多户。
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5年,全省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由2010年的43.99%提高到2015年44.7%;城 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由2010年的139.7万增加到2015年的177.7万,增加38万;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已达到37.04%;女企业家群体不断壮大,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比例不断提升。实施“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促进女性在新兴产业就业,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人数不断增加。
提高妇女社会保障水平。妇女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数不断增加。医疗保险已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各类保险待遇标准不断提高。2010-2015年,全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由180.1万人增加到265.3万人,增加了85.2万人,参保职工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标准由3849元提高到6500元,女职工产前检查与住院分娩基本费用实现了生育保险承担。
三、妇女与教育
陕西积极促进教育公平,调整教育结构,坚持贯彻性别平等原则,努力保障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农村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重大项目,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教育资源配置逐步走向均衡化。城市农民工子女普遍获得了义务教育权利,基础教育性别歧视现象基本消除。2015年,男女童小学净入学率均为99.65%。女性接受初中及以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 显著增加。2015年,高中教育在校生女生比例占48.69%,高等教育学校中的女生比例占到51.32%。陕西省主要劳动年龄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5年的7.8年提高到8.57年;设立扫盲教育专项资金,降低妇女文盲人数,2015年,妇女青壮年文盲率为1.12%,比2001年下降18.19个百分点。增加残疾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资源,残疾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不断提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兴建县区职业教育中心,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中的女生比例占到49%,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0%。健全职业教育培训网络,积极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职业农民塑造工程”等举措,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女性、新增女性劳动力、女大学生、进城务工女性、农村女性的培训力度。据不完全统计,2011-2015年,有403.3万人次农村妇女参加实用技术培训,持有实用技术培训等级证书84.2万人次。
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融入教学和科研。推进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党校主体班次,推进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宣传进校园,创设“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培训基地”,开展国策进校园主题教育示范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在党校高校设立女性/性别教 8 育研究与培训基地 9个,开展性别平等理论研究,促进成果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四、妇女与健康
陕西不断完善和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法规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建立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制定、修订并实施《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办法》《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出台一系列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妇幼健康逐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规范服务。把妇女健康指标纳入陕西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把妇幼保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内容,把乳腺癌、宫颈癌医治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体系,提高妇女医疗保障水平。
构建陕西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初步形成了以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各级各类妇产医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为技术支撑的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体系。投入14亿元,建设并运营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截至2015年,全省共有妇幼保健机构117个。完善基层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妇幼卫生年报系统和妇幼卫生监测网络。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增加农村和边远地 9 区妇幼卫生经费投入。加快妇幼卫生人才培养,加强妇幼保健机构人员配备。
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高。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的重大公共卫生政策,每年投入2.9亿元,30万农村妇女受益。率先建立城乡妇女免费基本生育制度,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5.5%;城乡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6%。妇女常见病检查率与“两癌”筛查率逐步提高,妇女常见病免费检查率由2010年的44.12%提高到2015年的53.2%;宫颈癌与乳腺癌免费检查率2015年分别达到15.56%与8.18%。实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阻断重大项目。开展“陕西省妇女健康工程”等妇女健康项目,并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妇女健康促进活动。
妇女生殖保健服务进一步加强。保障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生殖保健服务,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项目”“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等,开展妇女病普查普治。落实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政策,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减少非意愿妊娠。持续打击和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为流动妇女提供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10年达到76.74岁,比2000年73.04提高3.70岁。孕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全省孕产妇死亡率由2000年的68.98/10万下降为2015年的14.50/10万,提前实现规划终期目标。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由2010年的2.61%下降到1.08%,降低了一半左右。
五、妇女参与决策管理
陕西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保障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完善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措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不断提升。《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对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女性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制定三轮妇女发展规划,明确培养选拔女干部的目标指标和工作要求,并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各级女干部的人数和比例。《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明确提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要求各县行政村村委会成员中要有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村(居)民委员会中的女性比例。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提高妇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比例,2015年,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比例为23.95%。注重提高妇女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参 与度,2015年,省级女委员比例为20.22%。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比例显著提高,2015年为641231人,占总数的24.7 %。各民主党派女性成员比例均高于20年前。省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中各配备1名以上女干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数不断增加。公务员中的女性比例24.9%,比2001年提高了13.6个百分点。
妇女广泛参与基层民主建设。2015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22.0%,比2000年提高11.2个百分点,妇女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社区居委会中女委员比例达到46%左右;女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监督,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比例达到26%,与企事业单位女职工比例相适应,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女职工董事、监事所占比例分别为24%和18%。
妇女和妇女组织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支持鼓励妇女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不断拓宽参与的范围和途径。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密切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积极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推动解决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问题。注重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各级女领导干部在决策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妇联组织代表妇女参与立法协商和协商民主,推动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制定和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实施办法中,体现性别平等原则。妇女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妇联组织依托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建立2万多个“妇女儿童之家”,在密切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妇女组织也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六、妇女与环境
陕西重视营造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创造健康安全的自然环境,倡导平等和谐的文明家风,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妇女在社会文化培育、生态环境保护和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
营造尊重妇女和两性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各级党政部门、妇联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升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宣讲国策,发表署名文章,作专题报告,表明促进性别平等的意愿和行动。大力开展妇女先进典型的培树和“国策润三秦”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两性和谐发展氛围。加强对传媒的正面引导和管理,在全国首家制定《关于加强妇女儿童宣传工作的意见》,培训媒体从业者,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完善传媒监管机制,监督新闻媒体和广告经营者严格自律,禁止在媒体中出现贬抑、否定妇女独立人格的歧视现象。大力宣传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贡献。
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重面向妇女群体,满足妇女的精神文化需求。全省范围内免费开放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站等文化场所,不断发展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妇女的文化生活资源更加丰富。妇女休闲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妇女健身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多。充分发挥“妇女之家”的作用,经常开展家庭矛盾调节、心理咨询、培训教育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提高妇女的社区归属感,丰富了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
妇女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截至2015年底,全省县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县镇自来水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6%。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不断提高,农村环境得到综合治理。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在43个县区、333个乡镇、2678个村推进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村容村貌改善工作,受益人口达450万。更多妇女进入环保领域,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妇女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以“妈妈环保”为代表的、以女性为主导的环保组织日益增多。
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陕西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将促进性别平等、家庭和谐等作为主要任务,促进家庭成员的平等发展。新修订的《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 职工产假、男职工护理假及津贴作出明确规定,支持男女平衡工作与家庭、夫妻共担家庭责任。探索开展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完善妇女社会支持系统。实施“关爱女孩行动”,改变传统男孩偏好的文化习俗。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妇女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贫困、丧偶和独居老年妇女得到特殊关照。积极开展“五好文明家庭” 建设和“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宣传倡导文明家风。近20年来,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明显改善。最新一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的自主意识增强,家庭事务决策更加平等;妇女生活方式丰富多元、健康向上;公众的男女平等法律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逐步增强。
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
加快法治陕西建设,积极推进和落实有关妇女生存、发展和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保障机制日趋完善。
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近10年来,陕西陆续制定或修改了陕西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办法以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新修改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性骚扰”的涵义列入其中。持续推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颁布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明确公、检、法等相关方面的责任。
保障妇女权益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省人大常委会重视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督促各级政府部门严格执法。依法查处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全力开展侵害妇女人身权利案件的侦破工作。成立陕西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联席会议,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违法犯罪行为,近5年来,全省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742起,组织妇女卖淫案1308起,强奸案件3259起,特别是先后侦破了一批在省内造成恶劣影响的大案要案,有效遏制了侵害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高发势头。
妇女权益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完善多机构合作的妇女维权机制。全省在121个法院设立了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门合议庭。开展“家事纠纷合议庭”试点工作。不断提高女性陪审员比例,建立妇联干部担任陪审员制度。近5年办理妇女法律援助案件33345件。全省乡镇妇女儿童维权站实现全覆盖。通过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从源头上保障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资源。有效保护嫁城女、农村离异妇女及其子女、入赘婿等人群在征地拆迁安置和集体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了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的工作模式,将家庭暴力的报警投诉纳入基层派出所和110的受理 范围。全面推行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落实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推动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性别平等的法律意识。连续实施6个“五年普法规划”,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其中,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的重要内容。采用多种宣传手段,深入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进家庭的主题活动,努力营造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的社会氛围。针对侵害妇女权益重大事件加强舆情监测和科学研判,及时发声,倡导全社会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开展“建设法治陕西巾帼在行动”等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提高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省、市、县三级妇联组织开通了“12338妇女维权热线”等,多渠道、多层面为妇女提供维权服务。
八、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重视与各国妇女组织、机构、友好人士开展交流交往活动。开展与丝路沿线国家妇女及友好组织的交流与务实合作,为陕西妇女发展拓宽空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积极开展妇女对外交流。举办了东亚和东南亚社会性别论坛、妇女与绿色生活国际文化周等活动。承办了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W20)、中俄妇女文化周闭幕式。组团参加“中 法妇女文化周”、“亚洲政党女性专题会议”、“中非民间论坛”、“全球妇女峰会”等国际活动。省妇联先后在美国和比利时荣获“倡导生态文明、提升绿色经济杰出贡献奖”、“国际教育大奖”等两项国际论坛奖项。
妇女对外合作领域不断深入。开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发展中国家剪纸及民间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实施“赋予西部贫困妇女获得就业机会”、妇女经济赋权、开发妇联组织应对灾害性别战略等合作项目。20年间,省妇联及所属的社会组织先后与联合国多个机构、世界银行、比利时政府、国际计划等30余个组织及机构开展百余个合作项目,涉及妇女与健康、经济、教育、环境、减贫减灾等诸多领域,利用境外资金5.85亿元。
妇女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指尖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妇女创业创新发展论坛与手工艺展览展销”,建立发展战略联盟。与国内外友好组织联建“丝绸之路妇女之家”。组织赴中亚国家开展妇女友好交流系列活动,不断扩大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妇女间的交流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结束语
《陕西省妇女发展规划》实施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陕西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同时,陕西也清醒认识到,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陕西的妇女发展还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性别平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五个扎实”、实现追赶超越的进程中,陕西将继续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健全经济、法律、行政和舆论等政策措施,依法有效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第二篇: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2015年9月)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2015年9月)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9月)
《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23日
版)
目录
前言
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
二、妇女与经济
三、妇女与教育
四、妇女与健康
五、妇女与决策管理
六、妇女与环境
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
八、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结束语
前言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与平等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衡量尺度,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政策,编制发展规划,持续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中国政府特发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国妇女占世界妇女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既体现了中国的文明进步,也是对全球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历史贡献。
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
国家建立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是充分利用政府资源,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重要保障。20年来,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不断健全,作用日益凸显。
不断完善提高妇女地位的政府工作机构。1990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共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由相关政府部门部级领导组成,主任由国务院领导担任。20年来,成员单位从成立初的19个增至目前的35个,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29个部门和6个群体组织。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和专项工作经费。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基本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协同配合的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组织体系。
制定实施促进妇女发展的国家规划纲要。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都将妇女发展列入其中,内容不断丰富,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效,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国务院先后颁布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各阶段妇女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及策略措施,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本地区妇女发展规划,形成了全国自上而下促进妇女发展的规划体系。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分别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将主要目标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并纳入相关专项规划加以落实;建立纲要评估机制,对纲要落实情况进行监测评估、中期督导评估和终期总结评估,确保纲要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妇女儿童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国务院和地方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成员单位的工作汇报,对妇女发展纲要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针对突出问题,研究制定策略措施,推动纲要顺利实施。引导各地积极探索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为从源头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国家重视和支持妇联组织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妇联组织体系更加完善,在性别平等的理论研究、宣传倡导、教育培训等方面作用日益突出。
逐步完善性别统计制度。建立妇女发展综合统计制度,将其纳入国家和部门常规统计或统计调查,规范和完善妇女生存发展统计指标和分性别统计指标。逐步建立国家和省(区、市)妇女状况监测体系,制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各地区各部门综合统计报表和定期报送审评制度。1990年、2000年、2010年开展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面客观反映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状况和变化,为国家制定促进妇女发展、推动性别平等政策措施提供依据。1995年、1999年、2004年、2007年和2012年,分别出版《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8年起,每年出版《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二、妇女与经济
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和公平享有经济资源是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创新中,充分保障妇女经济权益,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中国在实施全方位扶贫战略中,统筹考虑城镇化、老龄化、市场化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对妇女贫困的影响,加大妇女扶贫脱贫力度。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群体,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妇女扶贫项目,不断提升贫困妇女的发展能力和受益水平。贫困妇女数量大幅减少,妇女贫困程度不断降低。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2005年的20.3%下降到2010年的9.8%。建立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贫困妇女的保障力度。2014年,妇女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分别为792万人和1826万人,比2006年分别增加了200万人和1591万人。积极开展“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母亲安居工程”“母亲健康快车”等公益慈善项目,帮助患病贫困妇女、贫困单亲母亲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
保障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促进公平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专设“公平就业”一章,强调男女平等就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订立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作出明确规定,为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制定、修订和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处级干部和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男女同龄退休、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成长及促进女大学生平等就业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及措施,为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促进妇女就业创业。国家针对不同妇女群体就业创业中面临的困难,出台支持性政策措施。实施鼓励妇女就业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2009年以来向妇女发放小额贴息贷款2220.6亿元人民币,扶植和带动千万妇女创业就业。大力发展家政服务和手工编织等行业,为城乡妇女就地就近和转移就业提供服务。开展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行动,为女大学生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见习岗位。实施“阳光工程”,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为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创造条件。全国共建立20多万所“妇女学校”,近2亿人次妇女参加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培训,150万名妇女获得农业技术员职称和绿色证书,创办5.3万个妇女专业合作组织。自2011年启动“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以来,每年新增残疾妇女就业约10万人。
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妇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比10年前提高了25个百分点,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较1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13年女性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到661万人,占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44.1%,比200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中国女企业家群体不断壮大,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实施“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促进女性在新兴产业就业,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55%。
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约占农业劳动力的70%。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推进基层依法自治的过程中,国家落实和完善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各项制度,纠正与法律政策规定、性别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村规民约,确保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明确登记簿和确权证上应体现妇女的土地权益,从源头上保障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资源。
提高妇女社会保障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把生育保险作为独立章节,明确规定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增设“妇女与社会保障”领域,提出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妇女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不断增加。2013年,妇女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4612万和12657万,比2005年分别增加了6743万和7282万;妇女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到7117万,比2005年增加了4844万。2012年4月《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颁布实施,法定产假时间由原来的90天延长到98天,妇女享有生育保障的待遇不断提高。
三、妇女与教育
中国积极促进教育公平,调整教育结构,坚持贯彻性别平等原则,努力保障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实施女童专项扶助政策,保障适龄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14年男女童小学净入学率均为99.8%,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女性接受初中及以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2014年,初中和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46.7%和50.0%;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52.1%和51.6%,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增至36.9%。设立扫盲教育专项资金,降低妇女文盲人数,2013年女性15岁及以上文盲率为6.7%,比1995年降低了17.4个百分点,女性文盲人口比1995年减少了7000多万。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性别差距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6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4年,比10年前提高了1.3年,与男性的差距比10年前缩小0.2年。
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不断提高。国家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政策,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完善助学政策体系,扩大妇女接受职业教育规模。2014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女性规模达到805万,普通中专在校女生达到397万,分别占总数的44.7%和53.0%;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女性规模分别达到346万和2000多万。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和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春潮行动”“阳光工程”等多样化培训,满足不同妇女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2013年,女性参加政府培训机构举办的职工技能培训人数占培训总数的43.0%。
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和偏远贫困地区女童等公平享有教育资源。制定积极政策,开设少数民族专门学校,采取倾斜性定向招生措施,大幅增加少数民族女性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资源。制定贫困女童和女生专项教育计划,确保偏远、贫困地区女生平等享有教育机会。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改善农村女童的学习生活条件。出台专项政策,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创造条件。重视特殊教育,增加残疾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资源,残疾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逐步融入教学和科研。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中引入性别平等理念,一些地方尝试在中小学开设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在一些师资培训计划和师范类院校课程中增加性别平等内容,增强教育工作者的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和管理层的女性比例,女性在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等领域的参与状况明显改善,2014年,高校女教师比例为48.1%,比1995年增长了18.1个百分点。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目前,百余所高校开设了440余门女性学和性别平等课程,女性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不断增多。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支持开展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研究。
四、妇女与健康
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增强疾病防治能力,扩大医疗保障覆盖人口,不断完善和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妇幼卫生保健项目,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建立较为完善的妇幼健康法律政策体系。制定、修订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一系列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妇幼健康逐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规范服务。把妇女健康指标纳入国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把妇幼保健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内容,把乳腺癌、宫颈癌医治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体系,提高妇女医疗保障水平。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医疗机构和相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技术支撑,覆盖城乡的妇幼保健服务网络。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131个。完善基层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为妇女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健服务。建立健全妇幼卫生年报系统和妇幼卫生监测网络。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增加农村和边远地区妇幼卫生经费投入。加快妇幼卫生人才培养,加强妇幼保健机构人员配备。
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高。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规范服务行为,改善服务质量,促进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到2014年,90%的孕产妇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重大项目,5712万名农村孕产妇受益。全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由2000年的72.9%提高到2014年的99.6%,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由2000年的65.2%提高到2014年的99.4%。2009年启动实施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累计为4287万和613万农村妇女分别进行了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救助贫困患病妇女31077人。实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阻断重大项目,为6053万名孕产妇进行检查和治疗。开展“中国妇女健康行动”等不同类型的妇女健康项目,并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妇女健康促进活动。
妇女生殖保健服务进一步加强。保障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生殖保健服务,开展妇女病普查普治,提供青春期保健和老年期保健服务。落实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政策,推进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减少非意愿妊娠。持续打击和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为流动妇女提供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
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10年达到77.4岁,比2000年提高4.1岁。孕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由1990年的88.8/10万下降到2014年的21.7/10万,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城乡和地区间孕产妇死亡率差距进一步缩小,孕产妇死亡率城乡差距由2000年的2.4倍缩小为2014年的1.08倍;2000年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是东部地区的5.4倍,2014年缩小到2.6倍。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
五、妇女与决策管理
中国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保障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妇女参政比例进一步提高,在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增强。
完善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促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措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人数和比例不断提高。各地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和选举法实施细则,普遍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中的女性比例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制定专项规划,明确培养选拔女干部的目标指标和工作要求,并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各级女干部的人数和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30%以上。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到10%以上”“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50%左右”。2013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具体规定,“候选人中应当有适当的妇女名额,没有产生妇女候选人的,以得票最多的妇女为候选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村民委员会中的女性比例。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重视发挥妇女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提高妇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比例。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女代表比例为23.4%,比20年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占少数民族代表的41.3%。注重提高妇女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参与度,重视发挥政协妇联界和女委员作用。2013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女委员比例为17.8%,比20年前提高了4.1个百分点。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比例显著提高,2013年为24.3%,比1995年增加了8.7个百分点。各民主党派女性成员比例均高于20年前。妇女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数不断增加。2013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的公务员中女性比例为47.8%。近年来,地方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
妇女广泛参与基层民主建设。2013年,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22.7%,比200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村委会主任和村民代表中的女性比例也明显提高,妇女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2013年,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8.4%,主任中的女性比例为41.5%。女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监督。2014年,工会会员中女性占38.1%,企业职代会职工代表中女代表比例为29.3%,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女职工董事、监事占职工董事和监事的比例分别为40.1%和41.5%。
妇女和妇女组织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支持鼓励妇女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不断拓宽参与的范围和途径。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密切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积极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推动解决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问题。注重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各级女领导干部在决策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妇联组织代表妇女参与立法协商和协商民主,推动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制定和修订中,积极推动立法体现性别平等原则。妇女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妇联组织依托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建立70余万个“妇女之家”,在密切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妇女组织也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六、妇女与环境
中国重视营造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创造健康安全的自然环境,倡导平等和谐的文明家风,为妇女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妇女在社会文化培育、生态环境保护和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
营造尊重妇女和两性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各级党政部门、妇联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宣传倡导、教育培训、座谈研讨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升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宣讲国策,发表署名文章,作专题报告,表明促进性别平等的意愿和行动。制定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文化和传媒政策,禁止性别歧视。加强对传媒的正面引导和管理,培训媒体从业者,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完善传媒监管机制,监督新闻媒体和广告经营者严格自律,禁止在媒体中出现贬抑、否定妇女独立人格的歧视现象。大力宣传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贡献。妇女在媒体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4年底,持有新闻记者证的女性采编人员比例为44.1%。
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重面向妇女群体,满足妇女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国范围内免费开放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站等文化场所,不断发展数字图书馆,妇女的文化生活资源更加丰富。大力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为妇女文化交流与创新提供了新平台,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女性网民共有2.83亿,占网民总数的43.6%。妇女休闲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开展“亿万妇女健身活动”,妇女健身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有55.2%的女性主动参加体育锻炼。
妇女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改水改厕等与妇女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目标。目前,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由2000年的40.3%提高到2013年的74.1%,农村改水受益人数累计达9亿,改水累计受益率达95.6%,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由2000年的55.2%提高到2013年的76.4%,改善了妇女生产生活环境,减轻了生产生活负担。重视发挥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更多妇女进入环保领域,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女委员、各级政府分管环境的女市长和女环保局长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底,环境保护部机关女干部比例为31.2%。倡导妇女参与节能减排,践行低碳生活。妇女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以女性为主导的环保组织日益增多。
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将促进性别平等、家庭和谐、倡导婚姻自由平等作为主要任务,促进家庭成员的平等发展。一些地方法规对女职工产假、男职工护理假及津贴作出明确规定,支持男女平衡工作与家庭、夫妻共担家庭责任。探索开展妇女与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完善妇女社会支持系统。实施“关爱女孩行动”,改变传统男孩偏好的文化习俗。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妇女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贫困、丧偶和独居老年妇女得到特殊关照。积极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和“寻找最美家庭”等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宣传倡导文明家风。20年来,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明显改善。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夫妻共同决策家庭事务成为趋势,70%以上的妇女参与家庭重大事务决策。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平等分享家庭资源,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由10年前的150分钟缩短到74分钟。
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
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探索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内的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20年间,先后制定和修改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业促进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社会保险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20多部法律法规。31个省(区、市)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立法取得重大进展。29个省(区、市)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2012年颁布实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2015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加强对女性特别是幼女的保护,更加有力地惩处强奸幼女、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保障妇女权益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督促各级政府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201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公安机关坚决打击暴力侵害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2013年,共破获强奸案件25852起,破获拐卖妇女案件4537起。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严厉打击跨国跨区域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妇女权益的司法保护不断加强。法院系统设立专门的妇女维权合议庭、家事审判庭,妥善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保障妇女在情感补偿、财产分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大对猥亵、侮辱妇女,拐卖妇女,收买被拐卖妇女等侵害妇女人身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维护妇女人身权益和尊严。鼓励开展反家庭暴力的基层司法实践,探索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试点法院从2008年的5个省扩展到目前的14个省。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建立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加大家庭暴力事先防范和及时制止力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家庭暴力指导案例,规范以暴制暴案件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增强了法律适用统一性。注重发挥妇女在公正司法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人民陪审员中女性占34.2%;女法官、女检察官比例分别为28.8%、29.3%,比1995年分别增长了12.1%、12.3%。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女律师协会等专业性妇女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妇女权益。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性别平等的法律意识。连续实施六个“五年普法规划”,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其中,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和国家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深入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主题活动,努力营造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的社会氛围。妇联及其他妇女组织针对侵害妇女权益重大事件加强舆情监测和科学研判,及时发声,倡导全社会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开展“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等活动,引导广大妇女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提高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完善多机构合作的妇女维权机制,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2013年、2014年分别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为更多妇女获得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提供制度保障。2014年全国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737个,获得法律援助的妇女达35.2万人,与2000年相比,法律援助机构增长97.7%,获得法律援助的妇女人数增加31万人。支持妇联及其他妇女组织开设妇女维权服务热线、成立维权服务机构等,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与服务。目前,31个省(区、市)的2800多个区(县)开通“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建立妇女维权站、维权岗、家庭暴力投诉站等各类维权服务机构25万个,畅通了妇女维权渠道。
八、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积极履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公约和文书,广泛开展妇女领域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加强与各国妇女组织的友好交往,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和物资援助,在推动全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认真履行妇女领域国际公约和国际义务。积极签署和批准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书,认真履行公约所载义务,在法律、政策和规划制定中体现《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精神和原则,持续消除对妇女各种形式的歧视,依法保障妇女人权,积极推动性别平等。2003年和2012年分别提交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报告,2006年和2014年接受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审议。2013年接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和实践中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工作组访华。积极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千年发展目标,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努力实现各项目标。截至2014年底,提前完成减少极端贫困与饥饿、消除教育中的两性差距、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等目标。
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及区域性别平等事业。高度重视与联合国机构的联系合作,支持联合国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领域的积极举措。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倡议提出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主席声明。参与联合国妇女署规章制度和行动规划的制定,加大合作力度。积极承办和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行动的相关会议、妇女与减灾、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等国际会议。积极促进区域性别平等,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亚太地区开展“提高解决性别问题能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项目。结合担任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主办妇女与经济论坛。在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下,主办东亚性别平等部长级会议。
广泛开展妇女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将性别平等作为国家交流机制的重要议题,在中美、中法、中俄等国家交流机制中,举办不同主题的妇女论坛、研讨会和中外妇女文化周等活动,进一步增强相互间的友谊与互信。20年间,中国妇女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涉及妇女与健康、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妇女与婚姻家庭、反对家庭暴力、减贫减灾等诸多领域。近10年,仅全国妇联就争取了百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在南南合作中注重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技术培训和物资援助,创办中外妇女交流与培训中心或派专家前往指导。近年来,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妇女提供多批小额物资援助,帮助她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更加活跃。2015年,中国有女外交官1695人,占外交官总数的30.7%,其中,女大使12人、女总领事19人、女参赞132人,分别占同级外交官的7.9%、24.4%和30.4%。中国妇女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重要公约的审议活动,担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委员,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等国际公约和文书执行情况的审议中,撰写和递交非政府组织影子报告,并就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对话活动。
结束语
过去20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中国也清醒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妇女发展还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性别平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将继续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健全经济、法律、行政和舆论等政策措施,依法有效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事业取得更大成就。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在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深化和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平等、发展与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推动性别平等进程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推动性别平等进程
——甘肃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分析
甘肃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韩克茵
甘肃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抽样范围、追加样本采集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跟踪性的省情、妇情调查。调查工作自2010年12月1日启动以来,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样本采集、数据录入和汇总分析工作,形成了28万字的《甘肃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总报告》及7个分报告,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本世纪前十年我省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准确有效地把握未来十年促进妇女发展、推进性别平等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一、十年来甘肃妇女社会地位的进步与发展
过去十年,随着我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全省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十年来,我省妇女社会地位状况呈现出八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1.文化程度大幅提高,继续教育机会增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75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性别差距也缩小到0.18年;女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3.2%,比十年前提高了9.74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中,44.0%通过继续教育获得了最高学历;近三年,16.3%的女性有过培训或者进修经历。
2.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保健意识显著增强。与十年前相比,女性健康自评“很好”和“良好”的比例从53.75%上升到62.2%;最近三年,做过全面体检的比例上升到87.8%,比十年前提高了59.9个百分点;80%的妇女在近一年内做过妇科检查;58.3%的女性进行过体育锻炼,其中经常锻炼的占14.3%。
3.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民主意识逐步加强。96.1%的女性关注国内外重大事务;近三年,18.1%的女性给所在单位、社区提过建议,7.6%的女性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54.9%的女党员是近10年加入党组织的,高于男性20.1个百分点;29.5%的女性参加社区/村街文体活动,高于男性4.9个百分点。
4.家庭地位满意度高,重大事项平等决策。81.1%的女性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比较满意”或“很满意”;37.6%的被访者认为在其家庭中夫妻的权利地位平等;由夫妻共同决定或以妻子意见为主,决定生产/经营、投资/贷款、买房/盖房等家庭重大事务的比例都接近七成,分别比十年前上升了21、10.9和9.7个百分点。
5.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受益水平大体相当。城乡女性拥有社会保障的比例分别为养老54.9%、25.5%,医疗94.2%、96.5%。男性上述比例则分别为64.0%、22.9%和92.1%、96.9%,在享有社会保障上男女两性之间差距不大。
6.经济能力不断增强,自主意识显著提高。55.5%的城市女性和83.6%的农村女性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城乡女性拥有存款的比例是分别是 65.3%、42.7%,分别高于男性22个百分
点和15个百分点;女性在就业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明显增强,28.8%的女性通过应聘/竞聘渠道获得工作岗位,高于男性4.3个百分点,比十年前提高了18.85个百分点;自己创业的女性比例也较2000年提高了3.13个百分点。
7.家务负担有所下降,共担理念得到认同。在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和照料孩子方面,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比例分别下降了9.02、5.54、6.7、4.34和10.45个百分点;赞同“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调查者达到了86.1%。
8.妇女法认知度上升,法律意识不断增强。83.3%的女性知道中国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70%以上的调查者认同《妇女权益保障法》维权作用;68.6%的被调查者认为,“在都尽到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女儿应该与儿子平等继承财产”,这一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
二、当前我省妇女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这次调查也发现,目前我省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差距仍然存在,妇女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农村女性受教育状况远不及城镇妇女。尽管十年来适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18岁—24岁年龄组的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较25岁—29岁年龄组提高了2年,且基本上消除了与男性的差距,但是,农村女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只有45.7%,与城镇女性91.9%的比例差距巨大,而且农村女性文盲率至今仍高达24.9%。
二是农村妇女享有的健康服务相对较少。农村35岁以下妇女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时做过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比例分别是58.5%和74.9%,分别比城镇妇女低25和21个百分点。另外,从不做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比例也高于城镇妇女9.4个百分点。
三是劳动就业领域内的性别歧视比较突出。10.3%的女性遭遇过“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待遇。数据显示,2009年被调查女性的平均收入是8631元,低于男性3744元,仅为男性平均收入的69.7%。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因为各种因素离开工作岗位的年龄大大低于男性,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反映出在劳动就业方面还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四是一些女性仍会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近三成女性曾遭受过配偶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侮辱/谩骂、持续几天不理睬、强迫过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其中,有被配偶殴打经历的农村和城镇女性比例高达为20.8%和11.8%。
五是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对于“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传统说法,有67.8%的男性和54.6%的女性表示赞同。同时,女性在工作/学习日、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分别是129分钟和206分钟,比男性多66分钟和101分钟。
六是传统性别观念还在困扰和影响着女性。15.3%的女性“因生女孩被人瞧不起”。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有41.9%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且女性支持该说法的比例要高于男性12.2个百分点。
三、提高甘肃妇女社会地位的对策与建议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差距和妇女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存在,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促进两性和谐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远谋近施、抓根治本,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一要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切实把性别平等原则体现和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尤其要高度重视基本国策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中的体现和反映,从制度安排和决策执行上杜绝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真正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二要认真实施《甘肃省妇女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甘肃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采取有力措施,逐年、逐级、逐层实现妇女儿童发展既定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逐步缩小女性与男性的差距,努力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
三要紧紧抓住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自身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和参与能力相对较弱,这两个影响和制约妇女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持之以恒地开展思想发动、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工作,引导和激励妇女自立自强,扶持和帮助妇女创新创业,从解放妇女思想、提升妇女素质和壮大妇女实力入手,推动解决女性社会生活参与度不高、话语权和决策权不对等问题,不断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四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正确舆论引导作用,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各类先进女性典型,宣传妇女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努力消除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加快推进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努力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促进妇女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五要坚持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加大妇女儿童事业经费投入,不断争取实施“母亲水窖”“春蕾计划”等惠民利民项目,不断推进创业就业、信访维权等工作,为广大妇女享有权利、资源特别是创业、成才和致富提供重要条件和展示舞台,在推动妇女事业的创新发展中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促进男女平等进程。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能否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让我们意气奋发地投身妇女儿童事业,为之奋斗,为之拼搏,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四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
中图分类号:D442.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6)06-0061-04由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承办、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协办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研讨会于2006年11月6-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出席会议。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深入研究农村妇女问题,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创新妇女研究事业”的重要讲话。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陈秀榕在闭幕式上做总结讲话。福建省委、厦门市委、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及厦门大学的有关领导也出席了会议。3位特邀专家分别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与实践”、“从国际视角看新农村建设与性别平等”、“性别差异与扶贫”作了主题报告。围绕“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妇女参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反贫困”、“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创造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4个专题,18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及农村妇女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来自多个学科和实际工作领域的160余位代表依据各自的学科背景、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分组讨论。下面将会议的主要成果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的关系
与会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为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矛盾——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突破妇女发展瓶颈、建立平等、和谐的农村性别关系的重要契机。黄晴宜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艰巨的任务也在农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在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占60%以上。无论从农村劳动力结构上看,还是从增收致富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上看,妇女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在广大农村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充分发挥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保证农村妇女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中平等参与、公平受益。
同时,对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性别平等的实地考察和女村长的实践经验总结也使与会者清醒地看到,新农村建设中妇女参与与受益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她们参与的热情和愿望,更基于妇女的综合素质与实力,也依赖于新农村发展政策中性别视角的体现,而在这两方面目前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差距。必须强调将性别观点纳入新农村发展政策、方案、项目、计划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的主流,将资金、培训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资源向农村妇女倾斜;使农村妇女真正成为农村发展决策的主体和重要力量。
二、关于妇女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与会者同意,保障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性别平等,保障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是建设性别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也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新农村政治秩序建立中的具体体现。村民自治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妇女参政的渠道,为两性的平等参与村务决策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契机,但同时也给男女和谐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妇女在村委会中参与机会不足,村委会性别结构的不合理,当选女性多处于决策的边缘;一些不平等的“村规民约”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仍制约着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
务的管理;有关保障妇女参与农村政治和民主管理的政策法规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农村妇女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仍有待提高等。
针对女性参与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妇联和非政府妇女组织通过项目实践创造了促进妇女参政行之有效的不同模式。大会专题讨论中,湖南省妇联、陕西省妇女研究会介绍了两地推进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经验。湖南模式的特点在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村民自治决策的主流。省妇联在试点的基础上,主动协调,与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联手合作,推动出台了村委会成员和人大代表女性比例要达到30%的政策。2006年换届选举后全省女村委比例达30.1%,选出女村委会主任1015名。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开展的妇女参政项目,将干预目标直接确定在提高女村委会主任比例上,并通过提高相关部门领导的社会性别意识;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提升妇女参选参政的热情和信心;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社区动员,建立妇女参选参政的支持性社会环境等举措推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目标的实现。她们的经验表明,要扩大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影响,一方面要靠法律保障妇女的参政地位,实行倾斜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对农村妇女自身的主体意识、性别意识、参政意识、竞争意识的培养,加强女干部和妇女积极分子的能力建设。
在分论坛的参与式讨论中,与会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促进农村妇女参政的机制,促进妇女参政的目标也尚未充分纳入主流政策中。建议将村委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的规定纳入到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同时,在政策上要有双头战略,既要出台一般政策,也要设计特殊政策。很多学者提出,应从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理论角度深入研究妇女参与村民自治问题,要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推进农村妇女参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强调提高决策者的性别意识。
三、关于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反贫困
与会者认为,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从性别角度关注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与反贫困问题,其目的不仅是要发挥农村妇女作为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高妇女在农村经济发展决策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影响力,促进妇女更加平等地分享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
很多参会者认为,随着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的形成和妇联系统组织的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的展开,社会各界对妇女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因而对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进经济性别平等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新农村发展政策中性别视角的缺失及可能的后果表示忧虑。北京大学的胡玉坤博士在大会发言中从历史和政策的视角探讨了国家、市场与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的相互关系。她认为,虽然农村性别化的家庭经济使妇女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传统上使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机制依旧存在。农村多数地方形成了男性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女性在家承担田间和家务双重劳作的性别分工模式,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日益凋敝的农业的贬低和对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社会价值的漠视。中国农业大学和国家民委联合进行的“入世对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生计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出口补贴和退税的取消、关税配额管理以及单一农产品关税制度直接导致了棉花、大豆、甘蔗和羊毛等农产品主产区价格的下降,造成对以农牧业收入为主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福利的消极影响,形成了女性收入减少、劳动负担加重、劳动时间延长、教育和健康条件恶化等问题。讨论中还涉及到妇女获得培训等发展资源的机会缺乏;农村发展政策中促进妇女发展的倾斜性政策依然不足;妇女参与经济发展仍面临资金困难、信息缺乏、文化阻碍、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
发展农村妇女新型合作组织,发挥妇女在新经济组织中的作用,推动新农村建设是讨论的一大热点。针对妇女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建省妇联课题组提出了制定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做好农村妇女中介组织模式的选择,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的建议。一些专家指出,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预示着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在继续发展培育“妇”字号新经济组织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农村产业化经营中各类新型合作组织中妇女的参与与作用。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认为,留守农民男女性别比是综合反映和影响农村性别关系的重要指标,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状态与趋势,不能胜任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的要求。为此,必须加大转移女性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促进农村男女劳动力合理有序均衡的流动。不少专家指出,扭转农村劳
动力女多男少、转移就业女性滞后的结构缺陷,光靠完善农村发展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完善各项促进农村妇女长期转移的相关配套的政策。上海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引导城郊农村妇女走向传统农民终结之路的做法与经验得到与会者的关注。
在小组讨论中,与会者对农村女性贫困的现状、致贫的原因、缓贫、脱贫的对策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就如何认识社会性别与贫困的多重复杂关系、从社会性别视角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的成效,制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战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建议建立多元的测量农村妇女贫困的指标体系和方法,降低农村金融的信贷门槛,提供针对妇女的小额贷款等。在讨论中,彭珮云同志对女性贫困既是性别问题,又是社会问题的精辟分析,加深了与会者对新农村建设与消除妇女贫困的认识。
四、关于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
与会者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维护农村妇女各种合法权益的途径和制度。
全国妇联权益部邓丽部长在大会专题发言中介绍了2006年全国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抽样调查数据的主要结果。调查反映出目前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16个突出问题,提出应该把维护农村妇女和女农民工权益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妇联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机制,创新载体,进一步发挥妇联组织在维护农村妇女和女农民工权益中的积极作用。其他与会者也通过大量地区性的实证调查研究,反映了当前各地农村妇女——包括留守农村和外出流动妇女——的经济权益、健康医疗、婚姻家庭、人身安全等各方面权益维护的现状和面临的各种突出问题,以及改善其困境的政策建议。
在新一轮的土地承包中出现的农村妇女在承包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土地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分配等方面遭遇到的不平等对待依然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厦门大学蒋月教授通过对厦门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案件的深入分析发现,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受侵害妇女具有法律意识,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绝大多数裁判结果有利于妇女。针对《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后出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不尊重妻子的意愿”等新老问题,提出了完善该法及其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议,包括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机构;规定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程序和条件;规定妇女与男子对所承包土地享有平等处理权;明确妇女在一定条件下有分割家庭承包土地中属于其本人份额的权利等。与会专家学者从国家政策、婚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深入剖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遭受侵害的根源,就各地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有益经验进行了深入讨论。
很多专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留守的中青年和老年妇女承受着较大的生产和生活压力,包括过度劳累、角色焦虑、婚姻压力及性骚扰、性侵害等问题,需要有效的社会支持和法律保障。尹旦萍博士与代表们分享了自己对湖北省恩施市某村29位留守农村老年妇女深入访谈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这一特殊困难群体的生存现状。她们承担了中青年家庭成员外出转嫁的内外无别的劳动,得到的是不对称的收益和单向的牵挂。研究发现,在留守老年妇女家庭中存在着外出务工增强了家庭对老年“留守女性”的赡养能力,增强的赡养能力却并未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的悖论。提出应尽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建立农村幼儿托管机构以缓解农村留守老年妇女的沉重生活压力的建议。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检察院的田微法官则从自己亲身经历办理的有关农村留守女性受到性侵犯问题案件出发,对引发此类案件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村现有文化生活的贫乏和不良文化的泛滥、家庭中男性青壮年的外流,使得留守女性的生存环境安全状况遭到很大的冲击,而未成年女童的家庭监护和自我保护能力欠缺则是导致农村留守女童容易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原因。代表们进一步提出,除了完善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还应该注重规范、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鼓励夫妻共同外出流动,加强对农村女童的健康文明的性教育。
针对一些贫困地区孕产妇保健覆盖率下降、农村妇女妇科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与会者提议,在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增加农村地区妇幼保健的财政投入、提高现有的基层妇幼机构服务能力以及对民众的健康教育投入,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
五、关于创建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
与会者提出,应该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及变化,加强新时期农村和谐文化,特别是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创建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一,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会议认为,应当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加大宣传贯彻和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力度,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具体措施,利用传统的民歌、地方戏、标语、板报、宣传册等各种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转变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性别观念,为农村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骆晓戈教授关于湘西苗族农村妇女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教育民众的个案研究给与会者以启示,许多农村妇女不仅了解乡村文化的人类价值和内涵,她们还在不断地为创造独特的乡村文化、民族文化作着贡献。应重视农村妇女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巨大的潜能,鼓励并组织妇女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第二,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议题主要集中于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培养、女性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实践与研究等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妇女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先进的性别观念,破除传统性别文化观念。有的学者指出,农村女性培训应该注重实用性,考虑女性的实际需求,采用适合女性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应该总结和推广实践中证明效果显著的教育培训模式,注重教材的开发,重视发挥妇联和其它民间组织在农村妇女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提供面向农村大龄女童的培训项目和活动,设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妇女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和保障农村女性的教育和培训。
第三,家庭和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家庭,必须从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做起。家庭和谐不能以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既要防止用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也不能片面强调性别利益损害家庭利益。与会者提出,特别要关注农村的分离式家庭和隔代家庭,关注留守妇女,特别是留守老年女性的家庭地位,倡导尊重妇女、尊重老人的文明乡风。
六、关于妇联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在所有专题的研讨中,特别是有关对策和建议的讨论,都离不开对妇联组织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如,在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讨论中,与会者希望妇联在《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创建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专题中,提出妇联组织要发挥优势,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为切入点,不断拓展、整合、创新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以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为基础,促进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关系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妇女的发展的目标,要求农村妇联组织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一些研究表明,目前农村妇联基层组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存在诸多不相适应,包括村妇代会组织结构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不相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件与所承担的任务的不相适应,村妇代会主任知识结构和引领能力与发动、带领、帮助妇女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等等。大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妇联组织将工作重心下沉,为农村基层妇女服务,成为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农村妇女利益的维护者。提出妇联组织要在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找准工作的切入点,既不能越位代替政府部门,也不能错位代替妇女群众;要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突出工作重点,变劣势为优势,变有限资源为无限资源,使妇联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活”起来。
综上所述,这次会议汇聚了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地域、不同研究对象、不同规模、不同方法进行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多学科的交融、跨学科的研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使与会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的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增强了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实践的意识;也丰富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性别平等领域的研究,为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性别平等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政策参考。
第五篇:共识与差异: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新解读
共识与差异: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新解读
2014-07-0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今年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这样勉励广大青年。而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男女平等是平等的必然要求。培育和践行男女平等价值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学生是学历层次较高的青年,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对我国社会性别意识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今高校学生的性别平等价值取向如何? 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北京市妇联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开展的“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问卷调查,即重点关注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基本认同性别平等价值取向,多数学生不赞同传统婚恋观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对男女平等国家政策有了解,赞同男女两性具有平等的社会价值和权利义务。但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其中最显著的是性别差异和学历差异,男性对男女平等国家政策法律的关注度高于女性,但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学历越高对性别歧视的敏感性越强,但也越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观念与习俗。
因此,在当下中国复杂多元的性别语境下,在国家和全社会运用法律、政策、舆
论等多种手段切实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如何研究和制定提升高校学生性别平等价值取向的政策措施,让先进性别观念在高校学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一个需要特别关切的时代命题。
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3所高校学生进行的“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调查显示,64.25%的受访者对性别歧视有清晰的认知;50.95%认同男女平等;84.45%了解我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54.58%认为恋爱中女生遇到心仪对象应主动表白。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仍然有些数据令人意外,如只有35.0%的男性认同男女平等;在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大学生中,来自城市的比例最低。
高校学生男女平等价值取向与群体差异
——“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调查之新发现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北京市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状况,探求更好地提高高校学生男女平等意识的对策,2013年,北京市妇联设立“性别平等意识调研”课题,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会同北京妇女研究中心、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承办,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13所高校学生进行了实证调研。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2份(出现了没有被抽到的同学认为问卷非常有意义,主动复印填写的情况)。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我们把问卷重点涉及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性别观念认知、政策法律认知、婚恋家庭观念认知,分别与性别、学历、专业、出生地、兄弟姐妹数等被访个人信息进行交
互分类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少选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性别不平等认知
——教育政策不平等。对于高考中出现的小语种等专业按性别划定分数线且男生录取分数线低于女生的情况,25.99%的受访者认为是性别歧视,完全无法接受;41.24%认为是性别歧视,但现实需要,可以接受;32.76%认为不是性别歧视,是现实需要,完全可以接受。分性别看,48.2%的男性认为这不是性别歧视,是现实需要,完全可以接受,女生持这一看法的只占19.9%。分出生地看,选择“是性别歧视,完全无法接受”的,出生城市的群体比例最低。
——就业不平等。对同等条件下是否存在女生更难找工作的问题,15.03%的受访者选择“从不这样认为”,44.57%选择“是有时会出现的个别问题”,40.40%认为“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分性别看,女性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这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而男生这样认为的只占27.0%。分学历看,55.1%的博士研究生认为这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持这种看法的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比例最低。——女性领导少的原因。目前我国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少,对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受访者中,8.70%认为是女性个人原因,42.80%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原因,48.50%认为既有个人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原因。分性别看,14.4%的男性认为是女性个人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女性比例仅为3.9%。50.8%的女性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男性仅占33.2%。
——性别歧视认知。统计发现,受访者中,64.25%对性别歧视有清晰的认知,其余为没有清晰的认知。分性别看,女性对性别歧视有清晰认知的为75.5%,而男性只有50.7%。分出生地看,县镇和城市出生的被访者对性别歧视有清晰认知的比例更高些,而农村出生的群体比例较低。
性别观念认知
——是否认同男女平等。统计显示,受访者中,50.95%认同男女平等,49.05%不认同男女平等,且存在性别、专业、兄弟姐妹数量的差异。分性别看,65.1%的女性认同男女平等,而只有35.0%的男性认同男女平等。分专业看,在认同男女平等的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为人文专业,比例最低的为理工医学专业。
——是否认同男女有别。统计显示,受访者中,9.75%不认同男女有别,43.15%部分认同男女有别,47.10%大部分或全部认同男女有别。分性别看,女性中13.5%不认同男女有别,男性只占5.3%;而男性中58.4%大部分或全部认同男女有别,女性只有37.7%。分学历看,在不认同男女有别的群体中,本专科学生比例最高,博士研究生群体比例最低。从出生地看,不认同男女有别的受访者中,11.5%出生于城市,农村出生的只占7.2%。
——是否认同男性思维能力比女性强。受访者中,68.11%认同“男性思维能力比女性强”,31.89%不认同这一说法。分性别看,女性中36.7%不认同这一说法,而男性中只有26.2%不认同。从兄弟姐妹数量看,独生子女中33.8%不认同这一说法,而不认同的非独生子女只有29.3%。
政策法律认知
——对男女平等是否是基本国策的认识。受访者中,50.73%知道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49.27%不知道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分性别看,55.4%的男性知道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女性知道的只有45.8%,分学历看,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最低。分出生地看,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受访者中,出生地为农村的比例最大;县镇次之;城市比例最低。——对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认知。受访者中,84.45%了解我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
权益的法律,15.55%认为我国目前没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
——能否正确写出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名称。受访者中,23.17%能正确写出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名称,76.83%不能正确写出。分学历看,在能正确写出的受访者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比例最低。分专业看,在能正确写出的受访者中,人文专业和农林专业的比例最高;理工医学专业明显低于其他专业。
婚恋家庭观念认知
——对恋爱中男女AA制的看法。样本中完全赞成AA制的占39.31%,认为男生应主动买单的占31.55%,无法接受的占3.36%,余下的则认为无所谓。不赞成AA制的男生高于女生。学历越高越赞同应由男性买单。
——对恋爱中女生遇到心仪对象应该如何行动的看法。54.58%的人认为女生喜欢就应该主动表白,40.95%的认为可以有追求的行为但应等待男生表白,4.48%认为女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只应等待。男生更赞同女生应主动表白。来自农村的学生更赞同女生应主动表白。
——求偶最看重异性哪一方面特质。受访者中,8.27%的人选择相貌,66.78%选择品性,17.64%选择能力,1.10%选择经济实力,余下的选择其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除品质外,男生更看重相貌,女性更看重能力。
——理想妻子的形象。受访者中,19.29%选择了“事业有成的女强人”,38.32%选择了“温柔完美的家庭主妇”,12.49%选择了“性感迷人的娇妻”,16.90%选择了“迷糊可爱的小女人”,选择“其他”的为12.99%。分性别看,超过一半的男性理想妻子形象为“温柔完美的家庭主妇”,而选此项的女性仅占27.1%。分学历看,选择此项的博士研究生最高。
——如何看待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受访者中,40.48%的人完全可以接受,48.70%的人不太能够接受,10.82%完全无法接受。男性中完全可以接受的比例占54.2%,女性只占29.1%。分学历看,完全可以接受的群体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
——对男性选择做全职家庭“煮夫”的看法。受访者中,19.18%完全可以接受,45.72%不太能够接受,35.10%完全无法接受。在完全可以接受“煮夫”的群体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在完全无法接受“煮夫”的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也是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