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演讲稿

第一篇：时评演讲稿

10月7日，山东青岛，游人在青岛市乐陵路92号的“善德活海鲜烧烤”门前“参观”拍照。近日，位于山东青岛市乐陵路92号的“善德活海鲜烧烤”排档宰客事件发生后，引起青岛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除了对善德成烧烤店罚款9万元、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外，还对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对该区物价、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当日，不少游人专程来到青岛宰客饭店参观，对有关部门采取的有力整治措施表示赞同。附近居民惊叹这里一夜之间成了“旅游景点”。青岛宰客事件是怎么回事呢，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肖先生称，10月4日到达青岛后，他们选择了“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就餐，在吃饭前，曾详细询问过菜价，向老板确认过大虾38元究竟是一份还是一只，肖先生称当时老板说的是38元一份。但吃完饭后，老板却称大虾价格为38元一只。

另一位有相同遭遇的朱先生提供的手写账单中可见，“蒜蓉大虾”的价格共计1520元，加上其他菜的消费，共计2175元。

此外，网友还提供了一份“善德活海鲜烧烤”的价目单，该价目单显示，“海捕大虾38元”，旁边没有标明计价方式是按“一个”还是“一份”

有网友说：这两天的青岛大虾事件我没有发表过评论，因为我觉得8万一辆的进口汽车卖30多万，800元的种殖牙卖3万元，1600元的赫赛汀卖2.6万，印度售千元格列卫在中国卖1.146万，6千的进口支架卖3.8万„ 对比一下，一只大虾卖38元已经不算什么了

还有网友说：宰客行为各地都存在，此事的核心是公安、物价部门都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干预，致使事态升级，否则就是普通的宰客不成反被罚而已。但当地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被免职相当冤枉。根据当事人描述，自始自终，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公安、物价部门，都从未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当然，市场监管部门的确有事前巡查监管的职责，但具体到这起事件，人家的菜单白纸黑字就是“海捕大虾 38元”，你去查多少次都看不出问题，而且人家平时做本地人生意也是按38元一盘收费，根本没问题，说白了这就是老板临时起意即兴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哪里有什么责任？

如今有些商家利用漏洞骗钱，表面是正当经营，负责人也没办法及时发现并进行惩处，并且这家“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的店主罚款9万后收工走人，哪天在另一个地方又开一家店继续宰客，事情不断持续下去，无法得到制止。青岛的大虾，绑了31米绳的蟹，用木头假造的椰子，山东的注胶虾。。种种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还给顾客一个知情权？

第二篇：新闻时评

新闻1：《朗读者》：一个人，一段文，带你邂逅温情 上周六晚，央视一套全新文化类节目《朗读者》首播，带领观众走进了一个慢慢读、细细品的文化空间。

这一次，凭借前不久《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爆红”的董卿，不再只是主持人，而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制作人。

时评：这档节目，没有复杂的形式，只是一个人、一段故事、一段文：演员濮存昕借老舍篇章感念改变自己命运的骨科医生;联想创始人柳传志重读为儿子婚礼亲笔书写的寄语;无国界医生蒋励回忆战火前的坚持与勇敢;“世界小姐”张梓琳分享初为人母的惊喜与感动，96岁高龄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回忆往事，情难自已，数度哽咽;鲜花山谷里的一对夫妇，半世相濡，对诵情诗„„

这种返璞归真的制作方式，与当下所有国产综艺的法则背道而驰，也不够有“看点”，但却在首播后获得赞誉，在评分网站豆瓣拿到了9.3分的高分，酷云实时收视市场占有率达5.41%，列居同时段全网收视前五。

来自观众的实时反馈更是让人惊喜。有观众发现有趣的细节，通过濮存昕的朗读才知道原来老舍(shě)是念老舍(shè);有人第一次听说许渊冲这个名字，同时为老人桃李满天下的大师风范所折服;而算得上“素人”的鲜花山谷夫妇，更是以真挚动人的情感洗刷了不少观众对爱情的理解。

对董卿来说，这也许已经接近了她当初的设想，“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上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一种最温柔的记忆。”

这种将文学转化成节目魅力的做法，看上去风险极大，但从董卿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也算是有迹可寻。她的父母都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董卿的硕士学位就是攻读华东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她对古诗词的信手拈来，就已经展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2年了，现在可以有契机去做一档真正自己喜爱的节目。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也到了一个扛起文化大旗，承担起文化传播职责和使命的时候。”董卿说。

相较于朗读类节目的“始祖”、英国的《Letters live》，《朗读者》摒弃了用全明星阵容、表演式朗读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从现有节目来看，原先单纯的朗读被拆解为三大部分：嘉宾讲述个人故事、嘉宾朗读、读后专家解读。

“先讲故事后朗读，是希望大家在对这个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对他的朗读会更有代入感，也更能够感同身受，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设定，围绕着董卿对节目“见人见情”的诉求。

据她透露，对于这档节目的形态，节目组最初有很多不确定，“比如，96岁的大翻译家许渊冲是这期节目中文化含金量最高的嘉宾，也是离普通老百姓生活比较远的一位，大家对他很陌生，观众会不会不感兴趣?或者对节目形态看不懂?”

不过，节目的播出效果，让董卿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老先生的讲述引起了最多的共鸣、关注和赞赏，我觉得可能不必太在乎大众是否熟悉他的事情，他的讲述能不能引发我们的共鸣，才是更重要的事。许老先生的情难自禁、可爱和执着，真的是打动了无数人。”

《朗读者》与既有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出现了普通人的身影，而不仅仅是明星和演员的舞台。“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全明星阵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明星已经被过度消费，在他们身上很难或者说比较难捕捉到大开大合的人生故事。”董卿透露，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对鲜花山谷夫妇印象深刻，无国界医生蒋励的经历也打动了很多人，“在普通人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普通人身上，真的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在国内综艺界，文化类节目向来被视作所有节目模式中最难把握、市场前景也相对冷清的门类。从去年上半年《朗读者》开始对外招商算起，这档节目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才最后敲定冠名商和播出编排。

“其实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或者《朗读者》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就开始大火，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董卿直言。

这次首播成功，给了董卿和节目组不少信心，“它是个风向标，让我们看到了在真人秀或者纯综艺节目霸屏的今天，还有文化类节目的可能。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类节目需要更精心的设计。”

《朗读者》，没有花哨的形式包装，没有耸动的节目效果，只有或铿锵或温润的嗓音，流淌出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别样人生。而这，正是现如今这个充满浮躁与喧嚣的社会最需要的。

新闻2：

被评为安徽省劳模不到半个月,石台县七都镇七都村党总支书记钱朝阳,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安徽省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钱朝阳分析,自己被举报是沼气池消化不了猪粪,散发的臭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相关项目没有申请环保“三同时”验收。(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时评： 钱朝阳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惠农生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按照约定,他所在的合作社给贫困户免费发两头猪苗,养大之后再由合作社按市价回收。在七都村,有40个贫困户有养殖意愿且具备养殖条件,他们都获赠了合作社的猪苗。可以说,在当地精准扶贫实践中,这个合作社发挥了带头作用。

致力于带头脱贫,被评为省级劳模,这是“功”;产业发展过程中没解决好环保问题,成了“反面典型”,这是“过”。功过虽不能相抵,但钱朝阳身上一正一反两个标签,值得其他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引以为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也是开展扶贫工作需要贯彻践行的重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已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算好“经济账”的同时,也要算好“环保账”。

一段时间以来,为尽快完成脱贫任务,一些地方出现了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有的地方在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忽视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有的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板结、重金属超标;有的地方不顾水资源短缺的现实,大规模发展耗水产业。此外,还有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竭泽而渔”的苗头——当地有限的资源往往被当成“摇钱树”透支使用。

扶贫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环保账”,否则势必会影响脱贫实效与长效。一方面,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使能富一时,以后也难免得花大力气重新治理环境,从前这种亏我们已经吃得不少了。另一方面,如果发展扶贫产业之时不重视环保,可能会让一些贫困户在脱贫同时又因环境污染而染上重病,甚至可能因病返贫。这种脱贫,价值又有多大?

精准扶贫,一定要坚守“绿色本金”,不能急功近利,不能顾此失彼。诚然,脱贫攻坚任务重、压力大,但不能成为不要绿水青山的理由。因此,职能部门有必要科学调整脱贫考核体系,适当增加扶贫工作中的环保权重,引导地方扶贫工作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环保效益、长远利益。绿色发展不仅要“记在心上、写在纸上”,更要“抓在手里”。地方在发展扶贫产业时,一定要把环保纳入统一规划,提前考量,不能上马“利在一时,病在千秋”的落后产业。

其实,钱朝阳去年就已经意识到污染问题,他购买了3台臭氧机,试过各种除臭剂,但效果不明显。那段时间,他只能用防渗膜将猪粪闷着。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扶贫产业和脱贫大户,还需要及时推出以奖代补、部门帮扶、技术支持、社会捐助等措施,以多元投入机制,帮助相关企业和个人切实整改到位,让脱贫致富的成色更足。

新闻3：11月7日，立冬。中国电影却迎来了发展的春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时事评论：将于2017年3月1日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创作、摄制，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以及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它的通过意味着，电影产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而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通过正向倡导为从业者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是明确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这一系列重大利好，必定会为电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送来“春风”。

从2003年开始启动电影立法，到2015年10月30日首次将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酝酿出台的三次审议，一部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决心和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电影全年票房还不足10亿元人民币。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电影年票房已达390.48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变化尽管有价格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电影更多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比票房数字更振奋人心的，是整个电影产业的不断攀升。从改革前的电影院门可罗雀，到现在全国近4万块电影银幕、255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5万支农村电影放映队；从过去谈中国电影导演必提“第五代”“第六代”，到今天的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新的技术专家等创作新力量集群式涌现；从过去的“墙里开花墙外不香”，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进入海外主流电影市场„„观众的认可，电影人才梯队的完善，全社会电影文化的提升，乃至更多的中国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无一不是中国电影产业生机活力的佐证和美好未来的象征。

“最关键、最需要、最有利”——一位从业40年的老电影人在仔细研读过电影产业促进法后如此评价。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中国电影，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面临着百年来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市场的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从市场份额到价值观念的挑战；以法律保障和促进国产电影的发展，以法律维护文化安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行业的呼声——电影产业促进法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而政府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禁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众等，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将进入“最有利”的发展时代。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也将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酝酿了13年、承载了几代中国电影人梦想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终于开花结果，人们更期待着，这部法律从“纸上”落到“地上”，护航文化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新闻4：在祖传苗医传人、北大专家、养生保健专家、御医世家传人兼风湿病专家、祖传老中医、蒙医第五代传人等多重身份中变换,3年内做过9种药品和保健品广告。近日,“知名假药广告表演艺术家”刘洪滨火遍网络。而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大学等均称查无此人。此事曝光后,网友们指出,像她一样的表演艺术家至少还有三个,这四人堪称虚假医药广告圈的四大神医(6月22日红星新闻)。

时评：所谓的专家或神医不断变换各种身份,冒充各种领域的专家,以电视访谈的方式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向不知情的消费者推荐假冒伪劣药品、保健品,让很多对电视台及访谈节目非常信任的中老年群体上当受骗。可以说,这些“神医”的行为相当卑劣,但其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发布者等推手们更该严惩。如此方能做到源头治理,让各大“神医”销声匿迹。

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变相发布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电视台等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药品、保健品广告。药品、保健品广告不得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不得利用代言人作推荐或证明。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应由相关部门先行审查,否则不得发布。

由此可见,这些“神医”及相关电视广告罪行累累,几乎触及了广告法的全部红线。但要说这些“神医”有多么神通广大,以致能在全国多个省份的电视台表演“访谈节目”,恐怕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相信。从报道可知,很多中介公司或者电视购物公司与地方电视台签订协议,然后再雇佣“神医”、主持人、话务员相互配合表演,对一些假冒药品、保健品进行吹嘘、包装、宣传、推销。这一过程中,甚至是客串健康顾问的话务员连公司卖的“具体是什么产品自己也不清楚”。

也就是说,那些“神医”和其他演员不过是提线木偶而已,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才是最关键的“导演”和元凶。见钱眼开的地方电视台同样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骗人舞台。具体而言,关于医疗、药品、保健品广告的规定以及该产品是否取得批号,广告主、经营者不可能不清楚。那么,广告主或经营者就是明知故犯,其行为就不仅是虚假广告那么简单,更可能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没有审查相关资质或者对违规广告视而不见的电视台,无疑充当着帮凶角色。

按照相关规定,对此类行为,监管部门可对广告主、发布者、经营者处以最高200万元罚款,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这些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一步而言,这种赤裸裸的、假到不能再假的广告难道不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吗?要知道,这种经过策划、包装,“演员”角色齐全的“访谈节目”,与猖獗的电信诈骗套路何其相似。

监管部门不能继续选择性失明,对招摇过市的“神医”和虚假广告漠视不管,任其行骗。既要对“神医”追责,更要深挖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和发布者,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还应构建信息共享的黑名单体系和协同配合机制,让违法者一处受罚、处处受限,避免出现一人身兼9个“专家”在各个电视台客串的乱象。这样才能净化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在真实的信息中独立自主地判断产品优劣,不被虚假广告所迷惑。

新闻5：近日，北京某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物业公司认为“摩拜单车”在停车场乱停乱放，影响了其物业管理秩序，因此起诉摩拜，索要管理费用。据悉这是因共享单车停放混乱而致的首例民事诉讼。

时评：这不禁令人联想起目前一线城市的部分地区已单车“成灾”，尽管各地也出台了一些共享单车管理规定，但收效不大。然而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一则消息。据媒体调查，2016年近20个品牌共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2017年预计投放总量将接近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如果它们被丢弃在各个角落，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一方面，是共享单车急速扩张，据调查，平均每15秒即可组装一辆共享单车；另一方面，是共享单车即将因维保、回收难题而“撞墙”。据测算，平摊下来每辆自行车维修保养成本约1000元，这甚至要超过一辆新车的价格。由于单车所含最有价值的回收物——废钢铁价格便宜且量少，回收企业对共享单车兴趣不大。而留给单车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并不宽裕。虽然如北京、杭州要求共享自行车连续使用3年即强制报废，但很多自行车显然就要提前报废。

因此，以方便出行、价格低廉、创新型经济等面貌问世的共享单车，在尚未探索到盈利模式前，就已经给社会管理造成困扰，甚至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或产业，除了考虑盈利和收益，该怎样评估环境危害，防止环境污染？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提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一制度的内核简单来说，即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拿共享单车为例，单车生产前其生产者就有责任了解并解决当单车废弃后，如何从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废弃单车的问题。

思路既有，只差落实。共享单车从一降生就身披创新的光环，推动了城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当前既已面临维护和回收等问题，则理应当仁不让，从自身做起探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其他行业做出表率，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认识的提升。倘如此，相信大众仍将对共享单车热烈欢迎，继续抱有宽容，并积极参与到环保流程中去。

新闻6：

父亲节，就是在朋友圈一片晒父亲热浪中，北京房山区一位伤透心的91岁老父亲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告上法庭，只为他们能常回家看看，照顾自己。

时事评论：“常回家看看”孝道入法三重难

杨老汉的诉求很简单，“一是弄点饭，二是弄点药，跟我发脾气不行”。他说，除做饭外，其实还是想多看看子女，攥着每月7000元的退休金，他并不差钱，缺的是子女的陪伴。

对父母的赡养可以分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对于不缺钱的杨老汉，他需要的是精神赡养也就是常回家看看，还有基本的生活照料。

“常回家看看”已经入法五年，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之中。可是，五年下来，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一是孝道入法，难在执行。为了让法律能落地，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这一内容，各个地方纷纷出台配套的地方条例进行了强化，其中除了鼓励性的规定之外，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创新举措。

比如，《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就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对当事人的买房、贷款等经济活动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可现实中，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毕竟少之又少。

二是孝心入法，清官也难断家务事。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在调解过程中，因为年事已高，虽不能完全听清楚3个儿子的话，但杨老汉能从他们的表情、手势中感觉到，自己有些“不受待见”。“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道德良知，更是感情的自然流露。道德缺失，靠法律弥补是没有前途的。对于不孝者，强制手段也强制不出他们孝敬父母的热忱。

在问题的背后更有生活的压力。当一个常识性的人伦行为变成大众普遍关注问题，其背后必然折射的是社会的无奈以及亲情教化的缺位。

三是，我们在感恩父爱如山的恩情同时，也在反思如何去做一名父亲，如何做家长。有心理学研究指出，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很早就相对固定下来了。此外，早在10到11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就已完成了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转变。所以，他律道德强制不出孝心，自律孝道在儿时就已定型。亲情教育才是王道。

杨老汉说：“我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这种悲凉让我想起朱自清《背影》最后一句“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如何从传统的孝道理念转化为现代孝道文化，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又要义务对称，“孝”与“慈”相辅相成。只是无论作为子女，还是家长，都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新闻7：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时评：严惩失信才能让诚信发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

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也守护着社会的和谐运行。而要维护信用体系，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近年来，公众对“诚信滑坡”颇有怨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失信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老赖”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制造资不抵债的表象；有的“老赖”通过假离婚、假合同转移财产，以各种方式干扰、阻碍执行。不久前发生在山东曹县的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就是“执行难”的一个缩影。

限制“老赖”入党、录用为公务员、担任国有企业高管，限制“老赖”坐飞机、坐高铁、领取政府补贴、从事食品药品行业，限制“老赖”子女上高收费学校……随着此次《意见》的出台，一张针对“老赖”的天罗地网正越织越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正在建立健全。违法背信行为不仅在当下受到制裁，更会在个人信用上留下难以去除的污点，对就业、升学、贷款等重要事项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这也是世界各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许多人感慨，在一些国家，开证明不用盖公章，签个名就行；下馆子不用开发票，有收据就行；买车票不用找黄牛，网络预约就行……事实上，这些国家普遍诚实守信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失信惩戒机制。如果不对挑战社会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不仅是胜诉当事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此次出台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由中办国办印发，本身就表明了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的重视。只有联合起来，补齐短板、形成合力，对“老赖”处处设限，真正戳到“老赖”的痛点，才能改变过去失信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和“破窗效应”的出现。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失信惩戒机制的加快推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对个人和单位产生重要影响，越是这样，越需要法治保障，越需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要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实施；法院要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机制，确保名单信息的准确规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所谓“扬善必须抑恶”，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必能发挥牵引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浓郁起来，让人人守信成为闪亮的国家名片。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新闻8：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后，上海市不再实行70周岁以上沪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原社会保障卡副卡(敬老服务专用)的使用期截止到6月25日。也就是说，6月26日起，原持有敬老卡的沪籍老年人，乘坐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都需买票或投币上车。

时事评论：在“闻老色变”的舆论场上，这则消息带来了太多联想，有人理解成上海对老年人终于“不爱了”。比如有年轻人就讲：早就应该这么做，省得老年人天天和我们抢座位。这种异样解读，让人不是滋味。看新闻要有系统眼光，不能只知其一，更不能只看标题。完整地看这则新闻，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上海取消老人免费交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而且取消是在实施之后。今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明确，上海对老年人实施真金白银的补贴。根据新的补贴方案，只要具有上海户籍，并且年龄在65周岁以上，就可以每人每月享受75-600元不等的补贴。这一综合津贴制度已经从今年5月1日起实行。从中不难看出，不是说上海对老人“不爱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从过去的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制度，变成了面向老年人的货币化补贴制度。货币化补贴，覆盖了老年人的出行、营养等需求，更加方便老年人选择。就拿出行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交通出行也有着新的需求，也有一些新潮的老人想试试网约车。过去免费的只是公共交通，现在老年人直接拿到补贴，则可以选择网约车了。由此可以看到，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满足了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

特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前舆论场出现了一股不好的倾向。一直以来，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老人，都是一幅面慈心善的形象，可一段时间以来，老年人的既有形象被无情地解构。其由来，是从当年“彭宇案”开始的，而后随着多起“扶不起”新闻的发生，加剧了部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傲慢与偏见。再后，随着众多“公交让座冲突事件”的发生，以及广场舞带来的群体隔阂，导致误解越来越深，一句“不是老坏人而是坏人老了”更是带来了模式化的轻佻解读。

在传统道德语境里，尊老是一个永恒话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尊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弱。社会是接力发展的，谁也不能逃脱岁月的洗礼，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尊重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尊重明天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只有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尊严，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和谐和幸福才有实现意义。

这种对老年人的关爱，是社会的义务，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年来，在关爱老人上，已经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包括很多城市实行的老年人免费乘车，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些人性化的成果，只应加强，不应搁置。但有必要指出，关爱老人不是静态的，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需求在不断变化，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应该跟上这一变化。上海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给老年人发放真金白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到，取消免费交通并非“不爱了”。事实上，站在政府的角度，对老年人的关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甚至提高了含金量。这也是想要提醒年轻人，不要进行错误的解读，尊老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也应该成为年轻人的自觉。

新闻9：“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最近，一台放满面包、任何人都能免费拿取的保鲜冷柜，在温州迅速走红。“爱心冰箱”又叫“分享冰箱”，几年前从欧洲开始风行。它主张居民将家中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冰箱或冷柜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年9月底，上海出现了国内第一台“爱心冰箱”，随后贵阳、扬州等地也陆续出现。这种做法，有人赞扬，也有人对食物的品质和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时事评论：“爱心冰箱”分享的是可贵的慈善

基于在国外的见证与经历，国内出台了第一台“爱心冰箱”，主张居民把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的冰柜或者冷柜中，供需要有帮助的人。如此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解决了每个家庭食品超量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给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尤其是城市流浪人员或者乞讨人员以帮助，在避免资源的浪费的同时，变相实现了第二次分配。作为一种舶来品，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公众所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许并没有想象中严重。

温州版的“爱心冰箱”，目前还是一己之力——蛋糕店的老板没有把当天未销完的蛋糕用于第二天销售，而是放在“爱心冰箱”中，供人免费拿取和分享。相信出于安全风险的考虑，其对蛋糕的质量将会进行严格把控，这样的付出，需要相应的成本作为代价。不过，若是没有其他人的共同参与，这个“爱心冰箱”仅具样本价值，也没有普世的意义。不过，作为在当地“开先河者”，“爱心冰箱”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形式上的倡导。即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分享，并实现触手可及的善意。

最好的慈善应是最容易实现的慈善，“爱心冰箱”所体现的意义，最大之处在于，一是实现起来并不困难，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极容易做到。二是可以长期坚持与实施，无论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都很容易坚持下来。只要家中有没有变质的多余食物，那么都可以将其放入“爱心冰箱”中供人分享。三是避免了资源的浪费。食物消费有一个即时性，若是在当时没有被吃掉，那么就会成为“剩余食物”。不过，放入“爱心冰箱”则不同，所面临的群体和受众更多，需求也更为广泛，可以解决个体或者家庭不能实现的消耗。

慈善除了救危济困之外，还有实现资源共享。“爱心冰箱”则恰好实现了两者的结合，也为社会普适和共同参与的慈善搭建了一个平台。事实上，实现共享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国外，还有大件产品的集中摆放场所，一些家庭把自己不需要，但质量又很好的家具或者家电等物品放于其内，以供需求者进行选用，从而让物品找到了好的归属。这种做法，既免去了家庭处理的烦恼，又解决了另一方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大家都如此做之后，社会的参与度与公众的支持度，就会实现大面积的增长。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个体之间有好东西应当分享，社会成员之间也应如此，这便是所谓的共享。时下提倡“共享经济”，其实也应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建设的准则。“爱心冰箱”平台虽小，不过却传递出分享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其应得到提倡与弘扬的主要原因。因为“爱心冰箱”的模式既可以复制，也可以进行无限化的扩大，并通过习惯的培养与巩固，带来个体观念与社会价值的转变。当每个人都有了“爱心冰箱”式分享的追求与坚持，那么基于慈善的社会道德，也会实现整体的提升，“虑及他人”的价值传承与实现也会更有张力。

新闻10：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内最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2015年，园区成为首批国家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地区，组建了江苏省首家国家级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在这里，原先要跑到多个部门才能办的业务现在一枚印章就能办好。园区充分用好“互联网+”，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老百姓不由称赞。

时评：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养老保险，不用再跑到市里，真是方便！”近日，在河南省新郑市孟庄镇的便民服务中心，59岁的陈子立对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第七督查组说。

改革赞不赞，群众说了算。在河南多地，由于市县乡村数据信息的上下联动，原本村民要去县里、市里办理的业务，如今在家门口的乡级便民服务中心或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就能办结；税务系统、工商系统、公安系统均开发和应用了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上办理业务系统，大大节省了办事者的时间和精力，群众纷纷对“放管服”改革拍手称赞。

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目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大力推进，是其背后的重要支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信息在跑网路时，可能会遇到红绿灯。

第七督查组发现，在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虽然国家、省、市、县四级发改委审批系统已经纵向连通，但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横向互通并不完善，致使信息交互共享程度不够，网上审批操作的应用性、便捷性就打了折扣。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同样面临相似问题。为了方便群众办理，郑州市各级政务大厅采取房管系统和国土系统工作人员合并办公，或二人合坐一桌，或二人对桌而坐，从而实现“一口受理”。但是仔细一瞧，二者登记的信息多有重复，原因就在于部门的信息交互共享设了个红灯，影响了办事效率。

可见，“互联网+政务”能突破传统行政方式的局限，却也会受到行政组织结构的制约。对政务信息共享而言，上下联动相对容易实现，横向流动就要面对体制机制和利益的藩篱。部门之间不设红灯，是关键所在。

当前，仍有个别部门常用“维护信息安全”和“技术不能突破”来做挡箭牌，但从事多年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技术人员却非常肯定地表示，信息共享与安全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应该是共生共存共赢的关系；信息共享完全可以通过端口开放和对接，或者软件更新，或者加设信息交互共享平台来解决。其实，如果信息在更大范围互联互通，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还能够大大提高各个部门的业务受理效率，从而解决一些部门放权之后“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的难题。

政务信息的纵横联通，存在“能不能做”的现实条件限制，但更多是“愿不愿做”的主观考量。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本身就是冲着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障碍去的，整合部门利益、释放制度红利，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协同，也需要改革者敢于担当、勇于亮剑和善于创新，在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在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信息共享已经在路上，大势不可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破除各种共享障碍，才能让“放管服”改革的红利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位公民。

第三篇：时评作文

1.当街摔童的戾气从何而来

日前，一个母亲手推载有两岁孩子的童车，经过大兴区庑殿路一个公交车站时，因为停车问题与驾车俩男子发生争执。突然，其中一人竟然将熟睡的女童抱出来，举过头顶狠狠一摔，然后扬长而去。这令人发指的一幕过后，留下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卷起了人们群起声讨的怒潮。

又一个不幸的孩子受到伤害。两年前，一个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曾让全社会为之揪心。那时，“路人的冷漠”让人们陷入深深的反思。而今天，那残害孩子的重重一摔，让公众在震惊、愤怒、痛惜之余，也在经历新的拷问：是什么把人性之恶放大到如此地步？是什么把人的行为推到如此极端的境地？

回顾摔童事件的起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没有什么巨大利益纠纷，只不过是我过个路、你停个车之类的小纠纷。就这么点小事，竟然就让一个大男人极其凶残地去伤害一个婴儿。这种丧尽天良的恶行，照见了个人品质之卑劣，据说摔童者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今年刚刑满释放，看来是没有改造好的害群之马。

然而，更让人们担忧的是，当街摔童的悲剧，从小到大，从口角到伤人，其发酵的过程中，涌动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戾气。有句话说，冲动是魔鬼。原本是停车过路的小问题，你让一让，我等一等，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却不想成为一次情绪化的宣泄、极端化的冲撞，甚至在冲动恶魔、歹毒意念的牵引下，有人丧心病狂地把毒手伸向了无辜的孩子。这种践踏法律、毫无底线的恶行，与此前东北盗车杀婴案等丑恶现象如出一辙，理应依法从重严惩。

当街摔童的案例固然极端，但其中折射出的戾气之害却有普遍性。想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上车占座、电梯拥挤引发的打斗，到并线超车导致的斗气驾驶；从“多看了一眼”带来的纠纷，到网上动辄恶语相向的谩骂攻讦，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透过这一幕幕，好勇斗狠、怨气冲天、毫不容人，戾气的火星何尝没有弥散在社会空间之中？各种人际紧张和冲突又何尝不在积累着安全的风险？而这些成人社会的负情绪，又何尝不在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伤害着孩子们？

昨天，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在全国范围部署夏秋社会治安整治工作，保持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的严打高压态势。守护平安，亮出法治利剑当然很有必要，但也不能忽视，驱除内心的阴霾、追求心灵的安适，同样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安宁的重要基础。(陆文江)2.中国游客被妖魔化是一堂启蒙课

近来出现了一个似乎总在“惹是生非”的群体，那就是“中国游客”。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写上“到此一游”，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地上打架，在德国高档的酒店里大声喧哗„„

这个群体最近又有了新的“骇人”之举，竟然将脚伸进了法国卢浮宫外的水池。据说，以高端优雅自居的法国人喜欢用“新富”这样的词汇描述中国人，以表现其对“暴发户”的嘲讽：你们有钱但是缺乏品位。显然，最新发生的“水池泡脚”事件再一次损毁了中国人的形象。但按照卢浮宫方面后来的说法，“水池泡脚”其实是常有的现象，而且“西方游客尤其多，中国游客倒并不常见”。很多国人于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人家也这么做了，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但无论如何，在卢浮宫前泡脚总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行为。我们并不能因为西方人这么做了，就认为它是合理的。

其实，在中国游客惹下的是非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算得上是“文明的冲突”。就像在鸡犬相闻的村庄里，常常可以听见某位妈妈站在屋旁呼唤孩子回来吃饭，这样的情景总会让人们心中泛起温馨。但这事如果发生在都市里，那就会被视为大声喧哗的不文明行为了。同样，国人在就餐时喜欢热闹的场面，但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显得有些嘈杂，这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

有些是非只不过是个案，它们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的游客身上。但经过炒作放大之后，这些是非被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似乎只有中国游客才能做得出来。例如，中国游客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地上打架一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偶发事件。打架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只不过这次发生在几个相互并不熟识的中国游人身上，相信没有人会将打架列为中国游客的“恶习”。

如今，国人普遍开始注重礼仪并相互监督。有媒体甚至为中国游客列出了“四宗罪”，那就是吵闹、不守规矩、随意拍照和不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但与此同时，“中国游客”似乎正在被妖魔化。但凡发生在中国游客身上的“糗事”，都被肆意炒作，并汇集塑造成中国游客的集体形象。

一方面，这种自我反思给中国游客上了一堂集体启蒙课，知道如何入乡随俗，既不妨碍他人自由，也为自己创造一个祥和顺畅的旅程。另一方面，自我妖魔化“中国游客”只会给国人带来一种“文化自卑感”，仿佛中国人在素质上注定远逊于西方人。而对于西方那些炮制所谓“黄祸论”的别有用心者来说，妖魔化“中国游客”似乎又提供了新的佐证。

中国游客大规模涌向世界各地不过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当初，日本游客也曾到欧洲商场抢购奢侈品而被诟病。如今，日本游客以安静、守秩序著称，连续多年成为最受欢迎的游客。这就说明，游客素质的提升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有过程，更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磨合。(赵海建)3.坚守“七条底线”，弘扬网络正能量

日前，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网络空间的“七条底线”，成为了与会者的共识。这“七条底线”分别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8月15日人民网）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正悄然地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诚然，网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方便，但网络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对人们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是蒙蔽了很多人是双眼，让很多人失去理智，频频出现假信息的“一窝蜂”事件，扰乱社会正常的秩序，也打乱了网络的和谐、健康环境。此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的“七条底线”，这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极力称赞和支持。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因为身份有一定隐蔽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过于畅所欲言，随意发布虚假信息，不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至于因网络假信息引发的公众事件频频发生。而这些事件大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发布信息者根本事件发生的不在现场，没得任何信息来源，甚至只为提升个人微薄人气，这严重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作为社会公民，我们都应该知法、懂法、守法、护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论是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都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反之，不遵守者都应该首要相应的处罚。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发挥好了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平台，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惩处丑恶，可也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发布虚假信息，迷惑群众，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是损毁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发挥网络正能量，杜绝网络歪风邪气，让我们的国家、公民都能有一个良好、健康的信息环境。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最忌讳的就是虚假信息，因为虚假信息更容易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影响了人们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让人们失去理智，对错误信息的事件进行批评和指责。因此，作为公民，我们在遵守“七条底线”的同时，还要提高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而相关单位应该对违背“七条底线”的人进行处罚，让更多的人引起重视，让全社会共同参与到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中。

“七条底线”既是一种网络约束，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遵守，并带动身边的人一起遵守。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定能打造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也定能维护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方沫）

4.有必要反思“秦火火”为何能“火”

前天，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拉开序幕。北京警方打掉一个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2名成员被警方抓获。

铁道部向“7·23”动车事故意大利遇难者赔偿近两亿元、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李双江之子并非其亲生„„这些耸人听闻的“热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后，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也就“火”了起来。火起来的他们利用虚拟空间的种种漏洞，不但让自己成了网络名人，而且所在的公司也是名利双收。

说起来“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的牟利手段很简单，也很常见：利用一些凭空杜撰的、能引起轰动效应的谣言，制造网络热点话题，谋求出名；所供职的公司以非法删帖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牟利；为牟取更多营销利益，作为网络推手，策划炒作凤姐事件、干露露事件„„玩火者必自焚，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利用恶俗、无底线的炒作赚取利益，这些终将受到法律的追责。然而，在今天，我们似乎也很有必要追问一下，“秦火火”为什么能火起来？

正如“秦火火”、“立二拆四”自己所说的，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这样，才能将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夜之间摧毁。而他们的信条则是“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这一方面表明网络世界对于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法律界定，让“秦火火”得以用一个谣言来终结另一个谣言；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真实信息的欠缺透明、公开也给了网络谣言得以滋生的土壤，有些时候，正是政府部门的出言不当、对事实真相的捂着盖着藏着，把网民逼进了网络谣言的陷阱，让网民很容易被“忽悠”。

此外，网民的猎奇心理也进一步助推了“秦火火”们火爆网络。像凤姐事件、干露露事件之所以能迅速“火”起来，与网民的每一次点击、转发和评论都脱不开关系。明知道是恶俗、色情的炒作，为何还甘于做传播者？难道仅仅是因为转发评论不用负责任？恐怕不仅于此。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律。这是“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被抓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网络毕竟不是法外之地，超出边界必然受到法律惩罚。但若想净化网络，仅此还不够：其一，“秦火火”、“立二拆四”因为造谣传谣被抓了，那些其他造谣传谣的普通网民或者网络“大V”是否也应该同样受到法律问责？据“秦火火”初步交代，他们和某些“大V”达成了协议，互相帮转微博，警方已表示将进一步查清。这其实也在警示网民，网络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其二，“秦火火”、“立二拆四”所在的尔玛公司雇用网络水军炒作非法牟利，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某些地方的评奖评优中，也不时出现网络水军刷票的情况，有的甚至明码标价，这是否也应该受到追究？(李龙)5.消解“读书无用”在于“上下通畅”

每到一年开学季，“读书无用论”总能死灰复燃。“读4年书8万，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来回16万，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说这话的是成都女生玲玲的父亲。在开学日，家住成都的玲玲，却在为上大学的事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玲玲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表示收废品都比大学毕业后赚的多，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意“学费打水漂”。

读书有没有用？这是一个伪问题，读书当然有用。从经济的角度，总体而言，教育的程度和收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教育投入也被认为是最高效的投资。读书在丰富知识、提高修养、增加认知度和幸福感方面的价值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试看古往今来，才俊人士又有几个是没有读过书的？

读书有用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曾几何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甚嚣尘上，让“读书无用论”敢于“摆事实”。不错，我们八卦“北大才子卖猪肉”之类热点题材，又有多少人享受着“术业有专攻”带给我们的便利？别说你用的不是智能手机啊。

俗话说，数字最有说服力。据一份去年的大学生收入报告显示，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初始工资为2719元，69%毕业生起薪不到2000元，而农民工月均收入已突破2000元大关。也许上面的数字已经能说明问题。再加上，某些“拼爹”又挤占了部分公共资源。无怪乎，一些人对上学心灰意冷。但我们更应认识到，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工作，跟“这些”关系又有多大？看看近年某些高校的“花边新闻”，我们只能说，打铁还得自身硬。

确实，学费越来越高，连恋爱成本都要计算在内，家长不肉疼才怪——反正毕了业也是个打工的命。表面上看来只是“教育投资”收益问题，其实暗含更多，比如教育的公益性，就业的公平性等。不能让读书成为奢侈品，更不能“龙生龙凤生凤”——阶层间需要无电阻流通，不需要绝缘体。

就算抛开种种不得意，我们也要重新认识教育。姑且不论读书的价值能够体现在经济上、功名上，仅就个人生活而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谋生本领、待人接物、判断能力、思维能力一般都要高于常人，长期来看，更有发展前途。书读得好不一定就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是人才市场化的必然现象。但一个人读书会比不读书更有前途。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个别受教育较低的人更成功，比如飞黄腾达和富足，但这仅仅代表人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今天，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大学生一时不如意，就怀疑教育的价值；更不能因为某个没有或很少读书的人比读书人更富有、更有社会地位，就否认读书的价值。系统的教育不是短期的培训，好比一把利刃，系统培训是锤炼，短期培训的打磨，没有基础何来发展？当然，我们在解构“读书无用论”的同时，也要反省自身。看看，我们有没有给年轻人留下足够的上升渠道，有没有为困难人群获得充分的教育留下足够的资源，等等。当前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当下该做的是，降低大学费用，提高学生素质，根据市场调整专业方向，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才是正途。（孙连宇）

6.鲁迅不可以退出语文教材

在现代文学史里，作家是有座次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很严格，轻易不能随便搬动。

动辄给人排座次，估计是宋元时勾栏说书人那会儿兴起的，如《说唐》以力量值排隋末十条好汉。第一名好汉的李元霸个子虽小力气最大，他挥舞一双重达八百斤的大铜锤，在说书人嘴里打得十八路反王、几十万人马灰飞烟灭。这种江湖好汉的座次排名方式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纯以蛮力取胜，跟作家财富榜有异曲同工之糟。

排在现代作家座次榜上者，在现代文学史里长期享着荣华富贵。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在编写教材时事先就要定好什么人可以占多少篇幅。如鲁迅可以占三章，老舍占一章，沈从文、萧红等可只占一节两节，张爱玲等根本就不能存在。文学史教材反映了现实，真个是等级森严，一点都乱不得。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把沈从文、张爱玲排在那么碍眼的位置，让国内某些读者看起来多少有些肉跳。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时，还请专家逐章逐节地加以删节，勉强“维护”了国内文学等级制度的森严。

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者们一直很维护作家等级制度，鲁迅等“六大天王”的作品长期占据了教材的很大分量。现在老“天王”的位置被新“天王”占了——很多“天王”的名字连我这样的资深文学工作者都从未听说过，多是“心灵鸡汤”教材体写作之辈，谈不上有多少文学价值，孩子们却被迫一年年地学习这些在教材里的霸王。

鲁迅文章被人教版七年级教材替换，这样的事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是说原来的教材比新修订的好，而是“排座次”的观念在作祟。教材编写环境如果正常，现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应该纳入平等的考量。

语文教材体现的是教育思想，文学性考量从来退居三线。因此，即便小说已经成了文学中的最大类，可选入教材的作品太多了，如法国儿童文学大师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样不朽的杰作，如老舍的《猫城记》这样的本土名作，随便选入一二章，都是美妙的。但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却是所谓“记叙文”“议论文”之类的东西占据着最大篇幅。鲁迅过去被选入教材里的作品大多不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只是编写者用来体现某个单元的中心思想的道具而已。教材编写者把自己杜撰出来的标准理解用来压制学生的自由阅读个人感受，人为地把文章弄“深刻”了来吓唬学生。

鲁迅的作品是第一流的，语言也是第一流的。过去我支持减少他的作品数量，但全面退出则让人“惊诧”——那些“篡”了他的位子者，不仅不高明反而很糟糕。除读者熟知的《百草园》《故乡》《社戏》等散文外，鲁迅杰出的作品集《故事新编》里很多精彩篇目如《眉间尺》等，都可以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里。教材编写者也不必弄块叫做“深刻”的石头来给学生使绊子，而显示自己的高级地位。中小学生完全可以兴致勃勃地读完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个故事。教师也不必装出高深的面目来告诉学生们非要以某种标准理解鲁迅。

鲁迅的全面退出，是教材编写者的怯懦和无品，也寓示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混乱仍需漫长的沉淀才能成新的价值。□叶开（上海作家）

7.《爸爸去哪儿》背后的教育困惑

湖南卫视近期推出的综艺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火爆荧屏。电视里，明星父亲化身超级奶爸，单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陌生的村庄，开始72小时的郊野生活。这档节目充分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在父母无暇照顾孩子的当下，这档奶爸带萌娃的“人在囧途”，引发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

每个人，最初都是孩子。成年人通过这档节目找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并重新发现了父爱；为人父母者透过这档节目，重新开始审视自身的责任，并重新发现了那个未曾完全了解的孩子。这样一个重新发现彼此的过程，有惊喜，有欢笑，有逃避，有勇敢，父母子女之间感觉到了心灵的靠近。

虽然父母子女在这短短72小时的冒险内，惊喜地发现了彼此，获得了短暂的心灵靠近，但这种发现恰恰证明了，现代父母与子女之间或许已经在时空与心灵上隔阂了太远。一档亲子电视节目，让人拥有瞬间的感动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间，父母能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常常陪伴，彼此了解，彼此感受。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父亲教育缺位的传统困境下，年轻父母没时间或不愿意陪伴、了解孩子，正在成为一种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今年初的《小儿难养》到最近的《爸爸去哪儿》，“辣妈”“奶爸”“萌子”开始成为电视荧屏的新宠，育儿题材扎堆，亲子话题热议，这背后反映出初为人父母的80后，对亲子教育的困惑，对事业与家庭平衡的诉求。

在现实生活中，80后父母们既需要面临工作、生活压力下无暇陪伴孩子的无奈，又延续着传统文化中亲情缺席的困惑。湖南卫视公布的收视数据就显示，《爸爸去哪儿》首期核心观众群女性观众占比近2/3，25岁至34岁群体的占比也高达36%。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有天晚上，年轻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在家中看电视上的“爸爸带孩子”，而自己的丈夫也许还在单位加班，也许在外应酬，也许只是待在卧室里打游戏、玩电脑——他们的孩子依然延续着没有父亲陪伴的故事。事实上，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母亲身上，在不少现代家庭，养育孩子的职责主要推到上一代老人身上，妈妈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也较低。

“爸爸去哪儿”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困惑：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父母去哪儿了？父母又将指引孩子们去哪儿？一个孩子，要健康平安地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首先必须跟着父母的脚步前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现代教育的共识，或许也是诸多亲子节目能获得火爆收视、赢得共鸣的真正原因——父母去哪儿，孩子就会去哪儿；孩子去哪儿，社会就会去哪儿。(李妍)

8．给“为老不尊”者划一条规制的底线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在朋友圈里流行甚久,似乎略显过时的段子,却被近来几则“为老不尊”的新闻再次变成舆论热点。唐山老人的广场舞打扰到附近学校,高中生站立抗议,却遭到了老人的羞辱；广东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更有甚者,西安一位老人因为女孩不肯为其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

在国外,用来称呼老人的英文单词是senior。这个词的本义是资深的、高级的。而孔子理想中的人生境界也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则从欲,不逾距!”可见,人活到一定年纪,眼界应该更为开阔,心境应该更为豁达,不但在年纪上资深,在看待人生百态,对待周围人时,也应该多一分谅解,多一分宽容。

可看看我们周围的个别老人,公交地铁上,抢座的气力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被让座时,一副理所应当的架势,从他们嘴里说句谢谢比登天还难。跳广场舞时,为了占跳舞的场地,左三层右三层,给私家车贴条,对前来相劝控制音量的人恶语相向。更别提那些摔倒被扶时,讹诈好心人的了。

有人将少数老人“为老不尊”的根源归结为他们的成长年代,“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他们是喝着狼奶完成启蒙和基础教育,得到的是一种丛林里比划谁的拳头大的价值观。”于是乎,坏人变老后,我们周围遭遇到的就不再是儒雅的senior,而是疯狂的lower(低级的)。

如果说曾经的政治运动,让人性中最为恶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那人格形成时期,造的恶难道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当周围的环境时移世易,不再是上纲上线的斗争,不再是尔虞我诈的人性之恶,在此后的许多年间,社会进步又对他们的性格矫正起了哪些作用呢?

发展中的中国,最大的改变是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过去乡里乡亲,谁不认识谁呢?就像《白鹿原》里写就的乡土中国,一纸《乡约》比村民们不知道的朝廷法律更管用。在一个举目望去,人人相熟的社会里,道德目光的规范力量无比强大。而随着人口大量迁徙,陌生的城市里,人们也就不拿面子当回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公交车上抢座的路人,都是只见一面的缘分,打过这一架,我们不用再相见,于是撕破脸皮成了常态,自我利益最大化成了一些人行事的基本准则。

人性本善说和人性本恶说,其实都在强调教化和社会规范的力量。要改变少数人“为老不尊”的现实,检讨曾经的道德沦陷,全民疯狂的运动,反思历史,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当下的环境。实现“为老者自尊”,一方面要创造出自尊的条件,一方面要对不自尊者进行惩罚。

吐痰、吵架、骂街、打赤膊、不排队、高声喧哗、攀折花木、不走人行横道,这些常见的不自尊行为,能否呼吁全社会进行谴责?能否动用适当手段,加以惩处?将救人诬为撞人的,能否引入强有力的刑事处罚措施,不再是教育一下敷衍了事?

如果“为老不尊”者,缺乏道德底线,那么就要由社会给他们划出一条底线。如果“为老不尊”者,没有禁忌没有界限,那么就要由社会让他们在道德、法律的规制下,有所敬畏、有所畏惧。(刘晶瑶)9.惩戒讹人老太护佑良知的种子 “蒋老太摔倒索赔”事件调查处理情况，证明伤者蒋某某系自己摔倒，并认定蒋氏母子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对蒋氏行拘7日，对其子行拘10日，并处罚款500元。

这起儿童扶老太被讹事件曝光后，无数人为之愤怒。警方迅速查明真相，对讹诈做出惩罚，可谓大快人心。从某种意义讲，这是在以法治激励善举，以规则传递文明，是对类似以怨报德的无良行径的最好警示，必将带来善“扬”恶“抑”的结果。

事情已尘埃落定，那三个孩子善良的童心遭受亵渎，那些孩子家长遭受老太及家人的纠缠骚扰，想来仍令人揪心。不过，此事也有太多令人欣慰之处，比如，很多目击民众纷纷出面作证，警方查实证据还原真相，给予这种恶行及时惩罚，都让人看到这个社会的温暖一面，让人感受到法律制度的激励价值。

真善美总是在与假恶丑进行较量，遗憾的是，有时真相被蒙蔽，善心被侮辱，美好被污染。此前很多事例表明，在面对这类讹诈行为时，法律制度的激励功能常常失灵，有时甚至形成反向激励。当年的南京彭宇案，就曾有人感叹“让社会道德倒退30年”；前段时间，汕头两名高中生护送骑车摔倒老人回家，反遭诬陷。此类事件表明亟须一次法治纠偏，来荡涤这种丑恶现象的负面影响。

年逾70的蒋老太终因敲诈受到惩罚，她并不值得同情，而且应该谴责。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社会有这样的老人，就改变敬老爱老的传统伦理。现在，法治能以积极作为传递正义，使良善精神得到辐射，也会催发人们去固化内心的善良和传统伦理，护佑良知的种子。

法治应该通过激励生活，最大程度释放文明。此次惩戒达州老太，就是对以往法律失灵进行的一次纠错，就是法治在传统文明方面释放出的制度善意。期待以此为契机，能通过法治手段让那些讹诈者都为自己的无良行径支付沉重代价，而不是逍遥法外，或者简单道歉了事。只有这样，法治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慑力和约束力，来传递更多惩恶扬善的价值能量，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被更多善良的阳光普照，让施善者安全、放心地伸出援手。（单士兵）10.尊重春节传统不等于因循陋习

家住山西晋中的詹女士今年春节过得很不愉快,本来应该合家团圆的春节,却因“除夕不能回娘家”的陋习,离婚的她带着孩子在宾馆过了一个除夕。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过年***俗不但没能增加年味儿,却给很多人带来了烦恼。(2月6日《京华时报》)

写春联、贴门神、包饺子、舞狮子„„这些传承千年的春节习俗,都能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传递春节特有的温情。与此同时,诸如女儿不准回娘家过除夕、初五不许走亲戚、正月里不能理发、农村赌博等很多地区春节期间的“传统习俗”,则在割裂家庭温情,约束人们行为,影响社会风气。

眼下,不少人都在抱怨春节越过越没劲,“守住年味”的呼声日渐高涨。不过,守住年味并不等于一味地因循陋习,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缺乏正能量的落后民俗说不。“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娘家过年”,本身就是旧社会对女性在人格上的一种歧视,且有悖于新时代“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规定；至于初五走亲戚会破坏财运,“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等民间说法,更是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完全没有科学理论依据。对于这样的春节陋习,公众应该主动移风易俗,摒弃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过年内容,有关部门也应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指出陋习的荒谬,卸掉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的思想包袱。

事实上,作为一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春节习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看春晚、短信拜年、旅游过年、电子鞭炮等为节日注入新元素,成为新民俗。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专家高巍就指出,“昨天的时尚是今天的民俗,今天的时尚就是明天的民俗,今天我们很多尝试性的东西,如果能够被更多的人认可、遵守,必将成为明天的民俗,成为时代所赋予的新民俗。”在欢度春节时,人们不妨多多尝试新的过年方式,丰富节日内容,用时尚元素占领节日阵地。

与那些旧时代的“余毒”相比,春节赌博忙暴露出节日期间文化娱乐的贫瘠。现在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不是体现在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不少农村楼房越盖越高,公路越修越宽,但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严重匮乏,精神生活十分贫瘠。外出农民工见惯了城市的繁华,过年回到家乡便觉得无所事事,于是赌博找乐子就成了另类的年文化。如果农村能拥有规范的文化书屋和体育活动场所等公共文娱设施,当地政府在农闲时节和春节等传统佳节组织开展小型多样、健康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农民就会很自然地离开麻将桌、步入文化园,涌进健身场。

春节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除旧布新的同时,不妨盘点一下还有多少过年陋习在因循守旧。最好让这些越来越跟不上时代节拍的节日元素,也能早日“辞旧迎新”。只有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春节才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荡漾出浓浓的中国味。张枫逸

11.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奇迹，也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辉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才能引领思潮、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在追逐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强大？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社会激发起强烈的共鸣。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对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关注更甚以往，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归属感尤为强烈。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构建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体现了为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就更强软实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三个“倡导”的指导要求，正对应这三个层面的时代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共鸣的原因所在。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失去了理想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外部要求，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丢失了主导价值，没有了明确准则，冲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就是在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生奋斗的梦想之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是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才能产生凝聚力、焕发战斗力，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活动，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联系起来，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不断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不仅为国家发展助力，更为民族进步铸魂。（人民日报评论员）

第四篇：2018时评高考

2017年高考“时评类”作文写作指导 【解读特点】

“时评类”作文是一种新材料作文，这种作文选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题目材料，要求考生贴紧材料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写作上，往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要求针对时事热点话题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认识见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说理性。◆ 时评的基本特征

讲究“时效性、针对性、准确性、说理性、思想性”。尤其要注重准确性和说理性。“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略称，指对新近发生的一件事发表自己看法的文章，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的文章样式。它的特点主要是从具体的事件，联系到它产生的原因，探索其性质和意义，或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扎实而评（事实性）。新闻事实是时评成败的关键，是时评可信性的源泉。(2)应时而作（时效性）。应时而作，体现了时评对新闻事件的敏锐反应能力。(3)凭理而断（评析性）。凭理而断，指的是对新闻事件清晰的

等等，论据就不新颖，就做不到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时代性（时代精神）和历史性（有新因素的历史素材）相结合，点（详写事例）和面（略写事例）相结合，叙议相结合，论据就不能为论点服务。

④论证方面，论证时必须叙议结合，即结合事例进行分析。一般可以有以下几种分析方法：因果分析法，假设分析法，条件分析法，意义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辩证分析法。做到叙议结合的论证才是有力的论证。

⑤语言方面。作为中学生这个特殊年龄阶段的群体，要有一种青春的气势，褒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结构：

“时评类”作文从本质上说，属于议论文体。在写法上应遵循一般议论文的写法，要有明确的观点、充分的论据、精炼的语言、合理的论证及严密的逻辑性。

注意：（即使是时评类作文，也要有规范和清晰美观的结构，除非你对的的字体卷面及语言有着绝对的信心，或者作文能保证一定的高度与深度。否则就规规矩矩地写作）◆写作模式：

“时评”也属于议论文，那么时评写作的基本思路就和一般的议论文的写作思路基本一致。它的基本思路是：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样做）

1、开篇引用材料的新闻报道内容。（引）

2、对报道内容进行一些解析作为过渡。（点）

3、从多个角度分析新闻，或阐释其意义，或剖析其谬误。（议）

4、联系社会现实的类似现象，挖掘现象背后的根源。（联）

5、最后从多个层面提出若干个解决问题的“合理化建议”。（结）

即：引——点——议——联——结。除了“联”，驳

第五篇：光明日报最新时评

光明网9月最新时评文5篇，多读多记写作有话说！

1、道歉、真相和规则意识，一个都不能少

2、起诉讹人者，了断个人恩怨也是捍卫公道人心

3、抑郁症不是猥亵丑行的挡箭牌

4、单田芳去世，但评书艺术不会衰亡

5、批评滴滴、自如，不是为了回到黑车、黑中介时代

1、道歉、真相和规则意识，一个都不能少

【阅读提示】中国游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 文化和旅游部高度关注道歉、真相和规则意识，一个都不能少

光明网评论员：中国游客曾先生及父母赴瑞典旅游，却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事，引起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和驻瑞典使馆高度关注在瑞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已就此事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而瑞典当地警方回复称，此案的调查工作已交由检方负责。

围绕此事的舆论争议相当激烈，它很大程度源于前后的信源变化。以曾先生为第一视角的初始版本提到，曾先生及父母凌晨抵达当地预定酒店，未到入住时间，请求旅店让他们付费在大厅椅子上休息被拒，被要求“立刻滚出去”。警方前来执法，曾先生说明父母身体情况并出示服用的药品，依然被“拖出酒店，扔在地上”，并被带到了“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坟场”。

这个最初的版本，隐去了冲突的前因后果和细节，建立起了一个中国游客外国无故受辱、被歧视的信息模型，也引发了很多对瑞典警方的批评。

不过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舆论出现了一定的“反转”。比如下午入住是当地的惯例，大堂区属于酒店空间，有权拒绝曾先生一家三口的请求，并要求离开；“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坟场”也存在夸大，实际离市中心五六公里，不是荒郊野岭，而是世界文化遗产，附近的教堂也接待收容。而流出来的现场执法视频中，两位瑞典警察将家属抬出酒店，但未见有殴打。除了呼天抢地的喊叫外，曾先生在一段视频中，还存在故意摔倒的嫌疑。

新曝光的细节，让一些支持者转而批评当事人。不过目前整个事件的细节依旧不算清晰，流出的视频只是片段，曾先生和酒店如何交涉也是未知。但论情论理，曾先生父母年迈、身体有疾，哪怕举止过激，警方完全可以提供更人道的安置措施，努力平息事态，而非激化矛盾。后续的反转，固然能分担瑞典警方的部分责任，但受到批评依旧不算太冤。

这两年国人出国游变得普遍，在海外发生纠纷的案例也变多了。出现摩擦往往是对国外的规则和文化缺少尊重所致，比如公共场所吵闹喧哗，违反规定拍照、饮食等。这些行为在国内一些场合可能会被默许，但放到海外，未必会被纵容。而且，置身海外非但不会让国人被区别优待，负面行为举止还可能被放大。此次网友倒戈，也颇有倾泻这种不满的因素在其中。

所谓入乡随俗，就是需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规则，并对违反规则的后果有基本的预判。从这点上来看，当事人违背酒店意愿逗留，在视频中还吵闹叫嚷，属于过度维权。而且事后刻意隐瞒甚至刻意夸大部分信息，以此来换取网友的支持，此等逻辑其实是裹挟舆论。如果真心想诉诸公义，寻求妥善解决，那就应该完整呈现信息。所以本次**也提醒广大中国游客，走出国门，特别是在规则意识强、执法刚性不留情面的地方，更得有规则意识。

这里要重申一点，公民海外遇到纠纷，国家不是遮羞布，也不会不讲是非，一味偏袒护犊。但是具体到这起事件，对权力寄予更高的要求，也应该是基本的评判逻辑。鉴于此，瑞典警方仍然应该为处置不人性承担责任。目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官网已经发声，要求瑞典警方对事件进行彻查，及时回应当事中国公民提出的严惩、道歉、赔偿等 要求。完整的真相需要尽快水落石出，给受到刺激的当事人以及关心此事的中国网友一个交代。

2、起诉讹人者，了断个人恩怨也是捍卫公道人心

近日，一篇名为“越觉得幸运，越感到生气（扶老人被讹的网友准备起诉了）”的网帖在网上引发关注。发帖人是浙江金华32岁的滕先生，他在帖中讲述了自己出于好心扶起一名骑车摔倒的老人，被路人指责，被对方报警称其为肇事者，由此陷入一起双方交通事故调查。最终，交警找到事发地点附近的民用监控拍下的事发经过，确认老人的摔倒与滕先生无关。滕先生称，自己终于清白了，并决定起诉老人及指责他的路人。

又见“扶老人反被讹”的狗血剧情，所幸在交警的调查确认之后，当事人迅速证明了清白。参照过往案例，事已至此，本该告一段落才是。只不过，在本案中，深感委屈的滕先生被老人家属的某些言行彻底激怒，因而最终决定要提起诉讼讨回公道。事实上，在民间司法实践中，“起诉讹人老人”的先例并不算多。也正因为此，此事的后续走向才变得备受关注。

滕先生不无后怕地表示，“讹人的成本太低，扶人的成本太高了。”其实，非但是亲历者有此痛彻体悟，就连普通民众、专业人士等也都有此共识。既有的行政、司法体系，无法给被讹者提供便利的救济和补偿，无法向讹人者施以必要的追责与惩戒。尽管“好人法”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挺好人的作用，但“惩罚坏人”的解决方案，却一直未能成型。现实中，社会更多诉诸于舆论动员甚至网络暴力来给讹人者施压，这显然并非合理的解决路径。

为什么起诉讹人者的案例会如此之少？其中，固然有当事人基于时间成本、诉讼费用等实际因素的权衡考量，但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整个的社会文化、司法文化不鼓励类似的诉讼。在不少人的认知中，某些讹人的老人纯属于是“一时糊涂”，年轻人既然证明了清白没受大损失，就不该与老年人一般见识。而就在本案中，办案民警也曾对滕先生耐心说服教育，劝其放弃起诉。其给出的理由是，“个人觉得有点过了”。可以想见，有此想法者并不在少数。

被讹者起诉讹人者，过分吗？尊老爱老是一回事，是非对错则是另一回事。让作恶者付出足够代价，这是捍卫公序良俗的最好方式。滕先生之所以选择起诉，很大一部分乃是因为“气不过”，这实则表明其诉讼初衷还很朴素。尽管滕先生无意被塑造成某种类型化诉讼的先行者，但我们客观上的确应该看到此事的标杆意义。本案最终如何判决很重要，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案件审理中举证陈述、诉辩交锋等一系列程序流程。这些都具有关键性的范例价值。

若是恶人得不到惩罚，则好人终将变成冷漠的一群人。通过一场诉讼让个体间的是非恩怨得到了结，以一个有说服力的判决来打捞公道人心——让“家里没矿”的年轻人也敢扶老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来得更有效。（然玉）

3、抑郁症不是猥亵丑行的挡箭牌

近日，一则名为《我辛辛苦苦的考大学，摸了一下女生就全没了》的网帖引发热议。据称，今年5月，广东省江门市某大学的学生黄某，偷进女生宿舍实施猥亵后，被校方勒令退学。之后，他写下上述网帖称：“我读了十几年书，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摸了女生一下就没了？我不能接受……”并称自己抑郁，有自杀倾向。9月10日，记者致电该大学党委宣传部，得知目前校方正就此事进行调查，如果此事属实，将会对黄某严肃处理。

随着网帖的发布，黄某的渣男形象呼之欲出：猥亵女生的丑行，不仅践踏道德底线，更涉嫌违法犯罪，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岂料他非但不认错、反省，反而以“患抑郁症欲自杀”为由，博取舆论同情。有网友称，这是抑郁症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黄某是否患抑郁症并有自杀倾向目前无法确认，但即使情况属实，也不能成为猥亵女生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拿抑郁症为丑行辩护，法律也不答应。精神健康状况和个人品 行是两码事，有病就要治，不能拿此为自己的品行问题开脱。而假如所谓的抑郁和自杀纯属借口，黄某此举更显荒唐，徒增笑耳。

读了十几年书，考上了大学，却毫无廉耻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大学校园本应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地方，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大学校园更是一个洋溢阳光的地方，容不得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现在警方还没有对黄某此事作出处理决定，学校也尚未定性，但无需讳言，无论是校外人士还是校内师生，谁打猥亵的歪主意，必然都要受到社会谴责和法律惩罚。

此事引发争议后，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建议校方和相关部门直面问题、站稳立场，依法依规处置，别被所谓的“患抑郁症欲自杀”说法所困扰。期待校园里，再无如此恶劣之事。（陈广江）

4、单田芳去世，但评书艺术不会衰亡

9月11日下午3点30分，一代评书艺术家单田芳与世长辞，享年84岁。听单田芳评书的人，上到胡须尽白的老人，下到牙牙学语的孩童，囊括几代人。大家集体怀念这位逝去老人，也足以证明单田芳的评书影响力之大。古人讲，“凡有井水处，皆有歌柳词”，化用此句说“凡有华人处，皆听单田芳”，并不夸张。

通过自传和采访，可以知道单田芳的人生经历，充满跌宕起伏与苦难往昔。单田芳1934年出生于曲艺世家，“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灾难频发。1954年他得以登台表演评书，之后定居辽宁省鞍山市，却紧接着遇上文革。单田芳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可他不论经历何种现实磨难，都能淡然处之，并始终保持对艺术的追求和人生的平常心。听单田芳的评书，几乎听不到他在评书表演里直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但他说书时刚勇而不失淡然的语言风格，已经在向听众们传达自己的人生哲学。

在曲艺文化中，单田芳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他的去世，容易被解读为评书艺术大势已去的标志，甚至是评书艺术走向衰亡的分水岭。对于此种类似“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说法，笔者不赞同。何况很多放在老艺术家身上的“大师”光环，都是他人安上的。出色的艺术家，谦虚和低调的姿态是其一贯的风格。

关键在于，我们要从逝去的艺术家身上汲取他们的优秀精神，比如单田芳在评书艺术中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一生只做好一件事的专注，以及不慕名利的人生观念等。

评书这类依托于传统平台的艺术形式，真实处境如何？很多年轻人对此兴趣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用“后继无人”来形容评书艺术，确实有些夸张。评书如同相声表演一样，原本是街头和茶楼之间的表演形式，后来随着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得到更多的普及。但是，现代休闲娱乐方式愈发多样化，评书、相声已不再是很多人的唯一娱乐选择，听众喜欢评书的程度被稀释了。可艺术形式和艺术载体的关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些知名的音频APP上，单田芳评书的下载量依然惊人。这说明，若利用好网络媒介，评书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只不过，评书“新人”们和今天的听众们，很难再找回单田芳那代评书艺术家，一个人、一套桌椅、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就能畅谈古今中外，历史风云的快感了。这种相对静态的艺术形式，虽不如今天诸多娱乐方式那么多彩、热闹，却拥有独到的质朴美感和透彻的生命强度。

我们怀念单田芳，正是因为明白这样的艺术感染力很难被复刻，好在他的表演和音容，已经存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也因为影音记录，永远不会消失。或许，这也是后人对逝去的老艺术家们的唯一慰藉吧。（黄帅）

5、批评滴滴、自如，不是为了回到黑车、黑中介时代

9月8日起，滴滴暂停提供深夜23:00-5:00时间段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服务，进行安全大整治。据媒体报道，就在滴滴暂停深夜服务的第一天，各地的乘客就感受到了深夜打车出行难的痛苦。

很多网友分享了滴滴停运第一夜的打车经历，出租车漫天要价、强行拼车、拒载，黑车暴增等等。在北京三里屯，23点刚过，就有黑车司机在路边开始大喊：“今晚没有滴滴！早上车早回家！”有乘客亲身经历平时50元不到的车程，开价150，砍价后120。

滴滴安全大整治，乘客就陷入打车难，固然与当前网约车市场滴滴一家独大，其他网约车平台难以填补滴滴暂时退出而出现的供求缺口有关，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现象。但滴滴整改，承担代价的也不应该是普通消费者。

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网约车这一新业态在满足民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方面的巨大价值。在大城市，出租车的运力难以满足民众的出行需求，其服务水平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在某一领域公共服务缺位，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而互联网企业找到了民众需求的痛点，利用互联网，用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解决了这些痼疾。就出行领域而言，滴滴一停运，就重现打车难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在网约车快速发展并成功改变民众的出行习惯、改善民众出行体验的同时，传统出行行业，并没有太多的进步。从网友分享的打车经历来看，谁都不愿意回到出租车拒载，黑车横行的时代。

近来，一些互联网平台暴露出了由于快速发展而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发了民众对这类以创新模式改变生活的互联网公司的质疑和批评。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出行领域，在租房领域同样如此。自如等长租公寓，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挤压了黑中介的生存空间，节省了租房者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降低了租房被黑中介坑的风险成本，同时在提高租房者的居住体验上带来了不少进步。但是其商业模式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比如近期爆发的甲醛超标问题，对租户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迫切需要平台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整改，但同样，对于租房者来说，谁也不愿意回到黑中介时代。

衣食住行是民生大事，不管是网约车出行，还是大城市租房，抑或是其他民生领域，便捷、高效都是民众的需求，但在便捷、高效之上，安全无疑是最低的底线。民众针对滴滴、自如等企业的质疑与批评，企业必须照单全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舆论场上一些非理性、情绪化的声音，诸如一些自媒体以及网友，一见企业出事，就喊出“xx去死”，仿佛这些曾经服务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互联网平台，都只是做在一件事情，那就是裹挟着资本的力量无恶不作一般。对于这类情绪化的声音也应该积极引导，而不是任其蔓延。一些自媒体缺少把关人，在评论公共话题时不需要承担任何言责，充满戾气，并不利于营造一个良性互动的舆论空间，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舆论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忽视用户安全导致的各类问题，企业必须承担责任，没有辩驳的余地，也无可推卸。但是批评这些企业，批评它们存在的问题，不是要彻底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不是要回到黑中介、黑车时代，而是为了鞭策这些企业守住底线，不断改进服务，为我们带来更安全、更便利的消费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