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时评新闻

第一篇：12时评新闻

十二、时评类议论文

时评类作文本质上属于材料性议论文，但和一般的材料性的议论文又有显著的不同： 1.时评类作文是以时事新闻事件作为阅读材料；

2.时评类作文要求直接对材料中提供的时事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表明看法并展开分析。这就决定了时评类作文的两大特点：旗帜鲜明，就事论事。

【例】每年暑假，各大美容整形机构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整容的小高峰。很多爱美的年轻人为了追求高颜值，甘冒风险，通过整容为自己的未来加分。

一、审题 材料→是什么

↓

事→为什么→怎么做 ↓

理→为什么→怎么做

二、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三、方法 1.旗帜鲜明

是非对错，立场坚定。不要含糊其辞，摇摆不定；也不要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关注时事 2.就事论事

重点剖析，事件本身。不需要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即便举例子也要和事件本身密切相关。3.深入分析

发生原因，产生影响。不要蜻蜓点水，语焉不详。4.时事是源，作文是水。

缺少对时事的充分了解，作文就成了无源之水，要么无从下手，要么隔靴搔痒。

四、注意 1.淡化论据

就事论理类作文因为要证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故此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论据来证明；而就事论事类作文关注点只在“事”上，故此不再强调不同的论据。侧重点就转移到对“事”的分析上。

2.紧扣材料

就事论事，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材料中的“事”来分析“事”，所以全文应该紧扣材料，处处点明、处处照应。就事论事类作文不要求我们过多的引申，也不允许我们过多的引申。

五、练习

1.陈光标在扶危济困、慈善捐赠方面因其慷慨大方，被冠以“中国首善”之美誉。但他的高调慈善引发全球式的激辩。有人称他为“裸体慈善”，也有人称他为“暴力慈善”，还有人认为他就是借慈善“作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从国内多处灾区到台湾，尔后又转战日本，他一路走来一路捐赠。有人戏称为“陈光标满世界撒钱是否想征服全球？”然而，陈光标本人却认为，他希望用高调慈善刺激富人行善之道。时下，陈式“裸暴秀”能否推动公益慈善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褒贬有之，正反难辨。

2.由《新京报》推出的“中国最美50人评选”活动启动已经一周，截至昨日，网络投票已近25万票，李宇春等人继续领跑“选秀美人”的排行榜。身为女性的李宇春的中性打扮和阳刚气派被热捧引发了读者关于“美的标准”的大讨论，读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

第二篇：新闻时评

新闻1：《朗读者》：一个人，一段文，带你邂逅温情 上周六晚，央视一套全新文化类节目《朗读者》首播，带领观众走进了一个慢慢读、细细品的文化空间。

这一次，凭借前不久《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爆红”的董卿，不再只是主持人，而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制作人。

时评：这档节目，没有复杂的形式，只是一个人、一段故事、一段文：演员濮存昕借老舍篇章感念改变自己命运的骨科医生;联想创始人柳传志重读为儿子婚礼亲笔书写的寄语;无国界医生蒋励回忆战火前的坚持与勇敢;“世界小姐”张梓琳分享初为人母的惊喜与感动，96岁高龄的翻译大家许渊冲回忆往事，情难自已，数度哽咽;鲜花山谷里的一对夫妇，半世相濡，对诵情诗„„

这种返璞归真的制作方式，与当下所有国产综艺的法则背道而驰，也不够有“看点”，但却在首播后获得赞誉，在评分网站豆瓣拿到了9.3分的高分，酷云实时收视市场占有率达5.41%，列居同时段全网收视前五。

来自观众的实时反馈更是让人惊喜。有观众发现有趣的细节，通过濮存昕的朗读才知道原来老舍(shě)是念老舍(shè);有人第一次听说许渊冲这个名字，同时为老人桃李满天下的大师风范所折服;而算得上“素人”的鲜花山谷夫妇，更是以真挚动人的情感洗刷了不少观众对爱情的理解。

对董卿来说，这也许已经接近了她当初的设想，“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上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一种最温柔的记忆。”

这种将文学转化成节目魅力的做法，看上去风险极大，但从董卿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也算是有迹可寻。她的父母都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董卿的硕士学位就是攻读华东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她对古诗词的信手拈来，就已经展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2年了，现在可以有契机去做一档真正自己喜爱的节目。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也到了一个扛起文化大旗，承担起文化传播职责和使命的时候。”董卿说。

相较于朗读类节目的“始祖”、英国的《Letters live》，《朗读者》摒弃了用全明星阵容、表演式朗读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从现有节目来看，原先单纯的朗读被拆解为三大部分：嘉宾讲述个人故事、嘉宾朗读、读后专家解读。

“先讲故事后朗读，是希望大家在对这个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对他的朗读会更有代入感，也更能够感同身受，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设定，围绕着董卿对节目“见人见情”的诉求。

据她透露，对于这档节目的形态，节目组最初有很多不确定，“比如，96岁的大翻译家许渊冲是这期节目中文化含金量最高的嘉宾，也是离普通老百姓生活比较远的一位，大家对他很陌生，观众会不会不感兴趣?或者对节目形态看不懂?”

不过，节目的播出效果，让董卿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老先生的讲述引起了最多的共鸣、关注和赞赏，我觉得可能不必太在乎大众是否熟悉他的事情，他的讲述能不能引发我们的共鸣，才是更重要的事。许老先生的情难自禁、可爱和执着，真的是打动了无数人。”

《朗读者》与既有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出现了普通人的身影，而不仅仅是明星和演员的舞台。“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全明星阵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明星已经被过度消费，在他们身上很难或者说比较难捕捉到大开大合的人生故事。”董卿透露，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对鲜花山谷夫妇印象深刻，无国界医生蒋励的经历也打动了很多人，“在普通人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普通人身上，真的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在国内综艺界，文化类节目向来被视作所有节目模式中最难把握、市场前景也相对冷清的门类。从去年上半年《朗读者》开始对外招商算起，这档节目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才最后敲定冠名商和播出编排。

“其实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或者《朗读者》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就开始大火，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董卿直言。

这次首播成功，给了董卿和节目组不少信心，“它是个风向标，让我们看到了在真人秀或者纯综艺节目霸屏的今天，还有文化类节目的可能。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类节目需要更精心的设计。”

《朗读者》，没有花哨的形式包装，没有耸动的节目效果，只有或铿锵或温润的嗓音，流淌出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别样人生。而这，正是现如今这个充满浮躁与喧嚣的社会最需要的。

新闻2：

被评为安徽省劳模不到半个月,石台县七都镇七都村党总支书记钱朝阳,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安徽省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钱朝阳分析,自己被举报是沼气池消化不了猪粪,散发的臭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相关项目没有申请环保“三同时”验收。(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时评： 钱朝阳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惠农生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按照约定,他所在的合作社给贫困户免费发两头猪苗,养大之后再由合作社按市价回收。在七都村,有40个贫困户有养殖意愿且具备养殖条件,他们都获赠了合作社的猪苗。可以说,在当地精准扶贫实践中,这个合作社发挥了带头作用。

致力于带头脱贫,被评为省级劳模,这是“功”;产业发展过程中没解决好环保问题,成了“反面典型”,这是“过”。功过虽不能相抵,但钱朝阳身上一正一反两个标签,值得其他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引以为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也是开展扶贫工作需要贯彻践行的重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已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算好“经济账”的同时,也要算好“环保账”。

一段时间以来,为尽快完成脱贫任务,一些地方出现了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有的地方在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忽视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有的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板结、重金属超标;有的地方不顾水资源短缺的现实,大规模发展耗水产业。此外,还有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竭泽而渔”的苗头——当地有限的资源往往被当成“摇钱树”透支使用。

扶贫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环保账”,否则势必会影响脱贫实效与长效。一方面,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使能富一时,以后也难免得花大力气重新治理环境,从前这种亏我们已经吃得不少了。另一方面,如果发展扶贫产业之时不重视环保,可能会让一些贫困户在脱贫同时又因环境污染而染上重病,甚至可能因病返贫。这种脱贫,价值又有多大?

精准扶贫,一定要坚守“绿色本金”,不能急功近利,不能顾此失彼。诚然,脱贫攻坚任务重、压力大,但不能成为不要绿水青山的理由。因此,职能部门有必要科学调整脱贫考核体系,适当增加扶贫工作中的环保权重,引导地方扶贫工作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环保效益、长远利益。绿色发展不仅要“记在心上、写在纸上”,更要“抓在手里”。地方在发展扶贫产业时,一定要把环保纳入统一规划,提前考量,不能上马“利在一时,病在千秋”的落后产业。

其实,钱朝阳去年就已经意识到污染问题,他购买了3台臭氧机,试过各种除臭剂,但效果不明显。那段时间,他只能用防渗膜将猪粪闷着。这也提醒我们,对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扶贫产业和脱贫大户,还需要及时推出以奖代补、部门帮扶、技术支持、社会捐助等措施,以多元投入机制,帮助相关企业和个人切实整改到位,让脱贫致富的成色更足。

新闻3：11月7日，立冬。中国电影却迎来了发展的春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时事评论：将于2017年3月1日施行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创作、摄制，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以及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它的通过意味着，电影产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而通过简政放权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通过正向倡导为从业者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是明确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这一系列重大利好，必定会为电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送来“春风”。

从2003年开始启动电影立法，到2015年10月30日首次将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再到酝酿出台的三次审议，一部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决心和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电影全年票房还不足10亿元人民币。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电影年票房已达390.48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变化尽管有价格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电影更多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比票房数字更振奋人心的，是整个电影产业的不断攀升。从改革前的电影院门可罗雀，到现在全国近4万块电影银幕、255条农村数字电影院线、5万支农村电影放映队；从过去谈中国电影导演必提“第五代”“第六代”，到今天的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新的技术专家等创作新力量集群式涌现；从过去的“墙里开花墙外不香”，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进入海外主流电影市场„„观众的认可，电影人才梯队的完善，全社会电影文化的提升，乃至更多的中国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无一不是中国电影产业生机活力的佐证和美好未来的象征。

“最关键、最需要、最有利”——一位从业40年的老电影人在仔细研读过电影产业促进法后如此评价。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中国电影，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面临着百年来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市场的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从市场份额到价值观念的挑战；以法律保障和促进国产电影的发展，以法律维护文化安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行业的呼声——电影产业促进法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而政府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禁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众等，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将进入“最有利”的发展时代。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也将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酝酿了13年、承载了几代中国电影人梦想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终于开花结果，人们更期待着，这部法律从“纸上”落到“地上”，护航文化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新闻4：在祖传苗医传人、北大专家、养生保健专家、御医世家传人兼风湿病专家、祖传老中医、蒙医第五代传人等多重身份中变换,3年内做过9种药品和保健品广告。近日,“知名假药广告表演艺术家”刘洪滨火遍网络。而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大学等均称查无此人。此事曝光后,网友们指出,像她一样的表演艺术家至少还有三个,这四人堪称虚假医药广告圈的四大神医(6月22日红星新闻)。

时评：所谓的专家或神医不断变换各种身份,冒充各种领域的专家,以电视访谈的方式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向不知情的消费者推荐假冒伪劣药品、保健品,让很多对电视台及访谈节目非常信任的中老年群体上当受骗。可以说,这些“神医”的行为相当卑劣,但其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发布者等推手们更该严惩。如此方能做到源头治理,让各大“神医”销声匿迹。

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变相发布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电视台等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药品、保健品广告。药品、保健品广告不得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不得利用代言人作推荐或证明。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应由相关部门先行审查,否则不得发布。

由此可见,这些“神医”及相关电视广告罪行累累,几乎触及了广告法的全部红线。但要说这些“神医”有多么神通广大,以致能在全国多个省份的电视台表演“访谈节目”,恐怕稍有常识者都不会相信。从报道可知,很多中介公司或者电视购物公司与地方电视台签订协议,然后再雇佣“神医”、主持人、话务员相互配合表演,对一些假冒药品、保健品进行吹嘘、包装、宣传、推销。这一过程中,甚至是客串健康顾问的话务员连公司卖的“具体是什么产品自己也不清楚”。

也就是说,那些“神医”和其他演员不过是提线木偶而已,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才是最关键的“导演”和元凶。见钱眼开的地方电视台同样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骗人舞台。具体而言,关于医疗、药品、保健品广告的规定以及该产品是否取得批号,广告主、经营者不可能不清楚。那么,广告主或经营者就是明知故犯,其行为就不仅是虚假广告那么简单,更可能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没有审查相关资质或者对违规广告视而不见的电视台,无疑充当着帮凶角色。

按照相关规定,对此类行为,监管部门可对广告主、发布者、经营者处以最高200万元罚款,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这些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一步而言,这种赤裸裸的、假到不能再假的广告难道不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吗?要知道,这种经过策划、包装,“演员”角色齐全的“访谈节目”,与猖獗的电信诈骗套路何其相似。

监管部门不能继续选择性失明,对招摇过市的“神医”和虚假广告漠视不管,任其行骗。既要对“神医”追责,更要深挖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和发布者,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还应构建信息共享的黑名单体系和协同配合机制,让违法者一处受罚、处处受限,避免出现一人身兼9个“专家”在各个电视台客串的乱象。这样才能净化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在真实的信息中独立自主地判断产品优劣,不被虚假广告所迷惑。

新闻5：近日，北京某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物业公司认为“摩拜单车”在停车场乱停乱放，影响了其物业管理秩序，因此起诉摩拜，索要管理费用。据悉这是因共享单车停放混乱而致的首例民事诉讼。

时评：这不禁令人联想起目前一线城市的部分地区已单车“成灾”，尽管各地也出台了一些共享单车管理规定，但收效不大。然而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一则消息。据媒体调查，2016年近20个品牌共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2017年预计投放总量将接近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如果它们被丢弃在各个角落，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一方面，是共享单车急速扩张，据调查，平均每15秒即可组装一辆共享单车；另一方面，是共享单车即将因维保、回收难题而“撞墙”。据测算，平摊下来每辆自行车维修保养成本约1000元，这甚至要超过一辆新车的价格。由于单车所含最有价值的回收物——废钢铁价格便宜且量少，回收企业对共享单车兴趣不大。而留给单车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并不宽裕。虽然如北京、杭州要求共享自行车连续使用3年即强制报废，但很多自行车显然就要提前报废。

因此，以方便出行、价格低廉、创新型经济等面貌问世的共享单车，在尚未探索到盈利模式前，就已经给社会管理造成困扰，甚至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或产业，除了考虑盈利和收益，该怎样评估环境危害，防止环境污染？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提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一制度的内核简单来说，即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拿共享单车为例，单车生产前其生产者就有责任了解并解决当单车废弃后，如何从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角度，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废弃单车的问题。

思路既有，只差落实。共享单车从一降生就身披创新的光环，推动了城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当前既已面临维护和回收等问题，则理应当仁不让，从自身做起探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其他行业做出表率，推动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认识的提升。倘如此，相信大众仍将对共享单车热烈欢迎，继续抱有宽容，并积极参与到环保流程中去。

新闻6：

父亲节，就是在朋友圈一片晒父亲热浪中，北京房山区一位伤透心的91岁老父亲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告上法庭，只为他们能常回家看看，照顾自己。

时事评论：“常回家看看”孝道入法三重难

杨老汉的诉求很简单，“一是弄点饭，二是弄点药，跟我发脾气不行”。他说，除做饭外，其实还是想多看看子女，攥着每月7000元的退休金，他并不差钱，缺的是子女的陪伴。

对父母的赡养可以分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对于不缺钱的杨老汉，他需要的是精神赡养也就是常回家看看，还有基本的生活照料。

“常回家看看”已经入法五年，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条文之中。可是，五年下来，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一是孝道入法，难在执行。为了让法律能落地，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这一内容，各个地方纷纷出台配套的地方条例进行了强化，其中除了鼓励性的规定之外，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创新举措。

比如，《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就规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员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履行探望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这一生效判决，相关信息将会归入信用平台，对当事人的买房、贷款等经济活动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可现实中，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毕竟少之又少。

二是孝心入法，清官也难断家务事。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在调解过程中，因为年事已高，虽不能完全听清楚3个儿子的话，但杨老汉能从他们的表情、手势中感觉到，自己有些“不受待见”。“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道德良知，更是感情的自然流露。道德缺失，靠法律弥补是没有前途的。对于不孝者，强制手段也强制不出他们孝敬父母的热忱。

在问题的背后更有生活的压力。当一个常识性的人伦行为变成大众普遍关注问题，其背后必然折射的是社会的无奈以及亲情教化的缺位。

三是，我们在感恩父爱如山的恩情同时，也在反思如何去做一名父亲，如何做家长。有心理学研究指出，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很早就相对固定下来了。此外，早在10到11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就已完成了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转变。所以，他律道德强制不出孝心，自律孝道在儿时就已定型。亲情教育才是王道。

杨老汉说：“我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这种悲凉让我想起朱自清《背影》最后一句“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如何从传统的孝道理念转化为现代孝道文化，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又要义务对称，“孝”与“慈”相辅相成。只是无论作为子女，还是家长，都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新闻7：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时评：严惩失信才能让诚信发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

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也守护着社会的和谐运行。而要维护信用体系，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正是目前对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的一份文件。

近年来，公众对“诚信滑坡”颇有怨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失信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老赖”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制造资不抵债的表象；有的“老赖”通过假离婚、假合同转移财产，以各种方式干扰、阻碍执行。不久前发生在山东曹县的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就是“执行难”的一个缩影。

限制“老赖”入党、录用为公务员、担任国有企业高管，限制“老赖”坐飞机、坐高铁、领取政府补贴、从事食品药品行业，限制“老赖”子女上高收费学校……随着此次《意见》的出台，一张针对“老赖”的天罗地网正越织越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正在建立健全。违法背信行为不仅在当下受到制裁，更会在个人信用上留下难以去除的污点，对就业、升学、贷款等重要事项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这也是世界各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许多人感慨，在一些国家，开证明不用盖公章，签个名就行；下馆子不用开发票，有收据就行；买车票不用找黄牛，网络预约就行……事实上，这些国家普遍诚实守信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失信惩戒机制。如果不对挑战社会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不仅是胜诉当事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

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光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行动。此次出台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由中办国办印发，本身就表明了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的重视。只有联合起来，补齐短板、形成合力，对“老赖”处处设限，真正戳到“老赖”的痛点，才能改变过去失信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和“破窗效应”的出现。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失信惩戒机制的加快推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对个人和单位产生重要影响，越是这样，越需要法治保障，越需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要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实施；法院要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机制，确保名单信息的准确规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所谓“扬善必须抑恶”，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必能发挥牵引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浓郁起来，让人人守信成为闪亮的国家名片。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新闻8：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后，上海市不再实行70周岁以上沪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原社会保障卡副卡(敬老服务专用)的使用期截止到6月25日。也就是说，6月26日起，原持有敬老卡的沪籍老年人，乘坐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都需买票或投币上车。

时事评论：在“闻老色变”的舆论场上，这则消息带来了太多联想，有人理解成上海对老年人终于“不爱了”。比如有年轻人就讲：早就应该这么做，省得老年人天天和我们抢座位。这种异样解读，让人不是滋味。看新闻要有系统眼光，不能只知其一，更不能只看标题。完整地看这则新闻，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上海取消老人免费交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而且取消是在实施之后。今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明确，上海对老年人实施真金白银的补贴。根据新的补贴方案，只要具有上海户籍，并且年龄在65周岁以上，就可以每人每月享受75-600元不等的补贴。这一综合津贴制度已经从今年5月1日起实行。从中不难看出，不是说上海对老人“不爱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从过去的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制度，变成了面向老年人的货币化补贴制度。货币化补贴，覆盖了老年人的出行、营养等需求，更加方便老年人选择。就拿出行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交通出行也有着新的需求，也有一些新潮的老人想试试网约车。过去免费的只是公共交通，现在老年人直接拿到补贴，则可以选择网约车了。由此可以看到，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满足了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

特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前舆论场出现了一股不好的倾向。一直以来，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老人，都是一幅面慈心善的形象，可一段时间以来，老年人的既有形象被无情地解构。其由来，是从当年“彭宇案”开始的，而后随着多起“扶不起”新闻的发生，加剧了部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傲慢与偏见。再后，随着众多“公交让座冲突事件”的发生，以及广场舞带来的群体隔阂，导致误解越来越深，一句“不是老坏人而是坏人老了”更是带来了模式化的轻佻解读。

在传统道德语境里，尊老是一个永恒话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尊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弱。社会是接力发展的，谁也不能逃脱岁月的洗礼，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尊重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尊重明天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只有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尊严，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和谐和幸福才有实现意义。

这种对老年人的关爱，是社会的义务，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年来，在关爱老人上，已经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包括很多城市实行的老年人免费乘车，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些人性化的成果，只应加强，不应搁置。但有必要指出，关爱老人不是静态的，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需求在不断变化，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应该跟上这一变化。上海从实物化转向货币化，给老年人发放真金白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到，取消免费交通并非“不爱了”。事实上，站在政府的角度，对老年人的关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甚至提高了含金量。这也是想要提醒年轻人，不要进行错误的解读，尊老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也应该成为年轻人的自觉。

新闻9：“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最近，一台放满面包、任何人都能免费拿取的保鲜冷柜，在温州迅速走红。“爱心冰箱”又叫“分享冰箱”，几年前从欧洲开始风行。它主张居民将家中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冰箱或冷柜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年9月底，上海出现了国内第一台“爱心冰箱”，随后贵阳、扬州等地也陆续出现。这种做法，有人赞扬，也有人对食物的品质和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时事评论：“爱心冰箱”分享的是可贵的慈善

基于在国外的见证与经历，国内出台了第一台“爱心冰箱”，主张居民把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的冰柜或者冷柜中，供需要有帮助的人。如此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解决了每个家庭食品超量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给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尤其是城市流浪人员或者乞讨人员以帮助，在避免资源的浪费的同时，变相实现了第二次分配。作为一种舶来品，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公众所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许并没有想象中严重。

温州版的“爱心冰箱”，目前还是一己之力——蛋糕店的老板没有把当天未销完的蛋糕用于第二天销售，而是放在“爱心冰箱”中，供人免费拿取和分享。相信出于安全风险的考虑，其对蛋糕的质量将会进行严格把控，这样的付出，需要相应的成本作为代价。不过，若是没有其他人的共同参与，这个“爱心冰箱”仅具样本价值，也没有普世的意义。不过，作为在当地“开先河者”，“爱心冰箱”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形式上的倡导。即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分享，并实现触手可及的善意。

最好的慈善应是最容易实现的慈善，“爱心冰箱”所体现的意义，最大之处在于，一是实现起来并不困难，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极容易做到。二是可以长期坚持与实施，无论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都很容易坚持下来。只要家中有没有变质的多余食物，那么都可以将其放入“爱心冰箱”中供人分享。三是避免了资源的浪费。食物消费有一个即时性，若是在当时没有被吃掉，那么就会成为“剩余食物”。不过，放入“爱心冰箱”则不同，所面临的群体和受众更多，需求也更为广泛，可以解决个体或者家庭不能实现的消耗。

慈善除了救危济困之外，还有实现资源共享。“爱心冰箱”则恰好实现了两者的结合，也为社会普适和共同参与的慈善搭建了一个平台。事实上，实现共享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国外，还有大件产品的集中摆放场所，一些家庭把自己不需要，但质量又很好的家具或者家电等物品放于其内，以供需求者进行选用，从而让物品找到了好的归属。这种做法，既免去了家庭处理的烦恼，又解决了另一方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大家都如此做之后，社会的参与度与公众的支持度，就会实现大面积的增长。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个体之间有好东西应当分享，社会成员之间也应如此，这便是所谓的共享。时下提倡“共享经济”，其实也应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建设的准则。“爱心冰箱”平台虽小，不过却传递出分享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其应得到提倡与弘扬的主要原因。因为“爱心冰箱”的模式既可以复制，也可以进行无限化的扩大，并通过习惯的培养与巩固，带来个体观念与社会价值的转变。当每个人都有了“爱心冰箱”式分享的追求与坚持，那么基于慈善的社会道德，也会实现整体的提升，“虑及他人”的价值传承与实现也会更有张力。

新闻10：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内最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2015年，园区成为首批国家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地区，组建了江苏省首家国家级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在这里，原先要跑到多个部门才能办的业务现在一枚印章就能办好。园区充分用好“互联网+”，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老百姓不由称赞。

时评：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养老保险，不用再跑到市里，真是方便！”近日，在河南省新郑市孟庄镇的便民服务中心，59岁的陈子立对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第七督查组说。

改革赞不赞，群众说了算。在河南多地，由于市县乡村数据信息的上下联动，原本村民要去县里、市里办理的业务，如今在家门口的乡级便民服务中心或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就能办结；税务系统、工商系统、公安系统均开发和应用了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上办理业务系统，大大节省了办事者的时间和精力，群众纷纷对“放管服”改革拍手称赞。

让“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目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大力推进，是其背后的重要支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信息在跑网路时，可能会遇到红绿灯。

第七督查组发现，在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虽然国家、省、市、县四级发改委审批系统已经纵向连通，但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横向互通并不完善，致使信息交互共享程度不够，网上审批操作的应用性、便捷性就打了折扣。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同样面临相似问题。为了方便群众办理，郑州市各级政务大厅采取房管系统和国土系统工作人员合并办公，或二人合坐一桌，或二人对桌而坐，从而实现“一口受理”。但是仔细一瞧，二者登记的信息多有重复，原因就在于部门的信息交互共享设了个红灯，影响了办事效率。

可见，“互联网+政务”能突破传统行政方式的局限，却也会受到行政组织结构的制约。对政务信息共享而言，上下联动相对容易实现，横向流动就要面对体制机制和利益的藩篱。部门之间不设红灯，是关键所在。

当前，仍有个别部门常用“维护信息安全”和“技术不能突破”来做挡箭牌，但从事多年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技术人员却非常肯定地表示，信息共享与安全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应该是共生共存共赢的关系；信息共享完全可以通过端口开放和对接，或者软件更新，或者加设信息交互共享平台来解决。其实，如果信息在更大范围互联互通，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还能够大大提高各个部门的业务受理效率，从而解决一些部门放权之后“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的难题。

政务信息的纵横联通，存在“能不能做”的现实条件限制，但更多是“愿不愿做”的主观考量。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本身就是冲着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障碍去的，整合部门利益、释放制度红利，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协同，也需要改革者敢于担当、勇于亮剑和善于创新，在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在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信息共享已经在路上，大势不可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破除各种共享障碍，才能让“放管服”改革的红利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位公民。

第三篇：20140413新闻时评

新闻时评 二选一

第一篇：文盲母亲苦练打字 一条短信让儿子泪流满面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学生朱猛飞正在上课，手机突然振动。他掏出手机一看惊呆了，“儿子，在干什么？天气冷了，要多加点衣服。”简短的16个字，朱猛飞反复读了好几遍。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是母亲给他发的第一条短信。

“母亲小学没念完，拼音不会读，这16个字，不知道花了她多长时间才写出来的。”朱猛飞深受感动，于是写下了千字“感恩书”，回忆母亲一路来照顾自己的点点滴滴。读完这篇千字 “感恩书”，学院副院长张爱凤也深有感触，她说文章中朱猛飞对母亲的愧疚和感恩，让自己很是感动。“一条短信的故事，是一个鲜活的感恩教材，值得所有大学生去学习。”

第二篇：藤县女孩不幸去世 家人捐出器官

一朵尚未盛开的鲜花凋谢了，一个热爱漫画的20岁女孩离开了她所深爱的世界和家人。临走之前，她的家人作出重要的决定：让女孩的器官留在世上，帮助那些还有机会重见阳光的不幸的人。

江玉凤是藤县大黎镇来历村人，她喜欢漫画、活泼爱笑。2012年被发现突患脑瘤。家人坚决不放弃对她的治疗，感动了众多梧州市民，家境贫困的她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资助：经常有陌生人偷偷地为玉凤交上医疗费，远方的朋友寄来牛奶、蛋白粉等营养品，还有更多的乡亲们来到玉凤的病床前，塞上几十元、一百元„„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已经在床上昏迷了数天的玉凤停止了呼吸。虽然生前她未能留下遗言，但年过6旬的父亲江业盛决定，捐出女儿的器官，回报社会对他们一家的无私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可能她第一次复发就没救了。女儿一分钱还没挣，她一直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名字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么做也算是回报社会了。”当日凌晨，江玉凤的肝脏、一对眼角膜和双肾被取出。次日中午12时，玉凤的告别仪式进行之时，两台肾移植手术、一台肝脏移植手术先后完成，3个危重病人因此获得新生。

第四篇：20140317新闻时评

新闻材料1

18岁广西上林县女孩石芳丽在北京一家服装店打工。2014年2月13日9时40分许，石芳丽骑电动车经过燕郊一个路口时，不小心撞倒了将76岁老人韩健。当时她的手机、钱包都没带，扶起老人后，吓得一边哭一边大声向路人求救。经诊断，韩大爷右侧第二至第六根肋骨骨折、下颌开放伤，还有轻微脑震荡，完全恢复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事发后，石芳丽不断责备是自己的过错，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她的父亲石永强也赶到医院交了一万块钱住院费，并承诺负责相关费用。

两天后，石芳丽辞了工作，带着为数不多的工资来到医院，哭着请老人收下赔偿金，并打算陪护老人直到他康复。

因为女孩的诚信与善良，感动了韩大爷一家人。韩家商量决定，不再向石芳丽追责和索赔。获知石芳丽一家经济困难，韩健还让家人帮她找工作。韩健的儿子韩雪峰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帮石芳丽找工作的信息，在韩家的热心帮助下，石芳丽已获得了一份到高尔夫球场做球童的新工作，月薪4000元左右，3月份就能正式入职。石芳丽对记者说：“我将用一颗感恩的心做好这份工作。”

新闻材料2：中国男性平均身高低于日韩，代表疾呼增强学生体质

中新网北京2014年3月6日电(记者 陈建)近几年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韩国排第18位，平均身高1.74米；日本第29位，平均身高1.707米；中国男性排名第32位，1.697米。7岁到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龄男孩矮2.54厘米。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吴正宪3月6日列举上述数据并呼吁，尽快建立针对校园学生意外伤害的安全保护法规，激发学校让孩子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确保学生增强体质。

吴正宪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在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列举了两组数据：

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现在学校近视眼、肥胖的孩子还在增加往上涨。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只有一成学生合格。

近几年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韩国排第18位，平均身高1.74米；日本排29位，平均身高1.707米；中国男性排名32位，1.697米。7岁到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龄男孩矮2.54厘米。

第五篇：新闻时评(一)

高三阅读材料·新闻时评

（一）其一：“人人自危”不是规避道德义务的借口

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

一群人看着老人死在自己面前，无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动听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复活不易；二是屡见不鲜的好心无好报，更灭了众生心中那一点善念——譬如9月4日《扬子晚报》消息说，江苏镇江六旬老人杨老先生晨练时帮扶醉酒男子，不想男子误以为杨老先生要偷自己东西，随即与他人一起将老人暴打至重伤，生命垂危。帮人、救人，似乎已经不单单是物质风险这么简单的事情，似乎无以复加的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会道德行为。

事实上，所谓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是打破旧道德体系、从而重塑道德的过程。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候，是不存在救不救老人的问题的，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熟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约束每个个体、不可能不讲道德，因为任何不道德行为都会被批评、被揭发，道德的它律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识你”；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际流动的增强，陌生人社会则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约束，大家对面不相识，即便见死不救，没人认识你、批判你，道德行为完全依赖自律，所谓“人心不古”，此为原因之一。

那么，人人自危的逻辑成立吗？对于本来就不准备帮助别人的人来说，“自危”不过是标榜自己道德优秀的“皇帝的新衣”，因为即便道德行为不存在被讹诈、被误解的风险，它也一样不会产生道德行为；对于心存善意、乐于助人的人来说，“自危”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成本，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支付成本，比如扶老人过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比如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风险、甚至报警或打个120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恻隐之心大过了风险考量，因此你还是要伸出一双手，扶危济困；对于犹豫不决、想做好人又担心好人难做的人来说，“自危”之下，起码还有次优选择，比如拍照录像、自证清白，或者找三两路人、以示见证——总之，眼睁睁看着老人惨死街头，很难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过。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吁求道德，却又用所谓“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义务；我们渴望道德，却又在实践道德行为前放大了若干极端的风险成本——其实，最安全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这样的道德现实，果真是我们所欲所求？（江苏 邓海建）

其二：查奥数班反被驱赶证明利益链不斩不行

西安市7部门联合检查奥数班时遭遇尴尬，60多名小学生齐声将检查人员往门外轰赶。为什么赶检查人员？一名学生答道：“我不喜欢，但我们都想上好学校。”让人心酸。他们不是对奥数情有独钟，是逼不得已才钻进了名校与奥数培训班共同设的套。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奥数加分政策，但孩子想要进名校，仍要过奥数这一关。因为很多名校的入学试题中都有奥数题，没学过奥数的根本无法通过考试。想进名校，就必须报名参加奥数班的培训。这也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上奥数班受罪，却不得不咬牙交钱参加培训的原因。有关部门取缔奥数班的行动等于断了这些学生进名校的路，学生和家长能不反感吗？

名校之所以热衷于奥数，除了可以借此抬高入学门槛，显示自己高质量外，还因为很多名校都与奥数培训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另外，教育部门的一些官员都能从奥数班拿

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因此，深受公众痛恨的奥数班才能在有关部门的一次次禁令下顽强的生存下来。

要让奥数不再“绑架”学生与家长，光取缔奥数班没用，必须同时对名校下手，禁止其在入学考试中再出远远超出小学数学课难度的奥数题，让小学生不用上奥数班也能考上名校。对取缔奥数班不力的教育官员必须严厉问责，才能真正斩断奥数班背后的利益链。

（江苏 杨国栋）

其三：给父母洗脚，是愚教不是愚孝

曾经亮相央视《百家讲坛》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近日做客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谈及时下中小学喜欢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学习感恩，她表示反对，称“小学生给父母洗脚，不就是把我们推倒的东西又捡起来了吗？这种愚孝，已经在鲁迅时代被推翻，为何现在还要去捡起来呢？孝道本身是什么？洗脚就是尽孝吗？我不这样认为。”（8月21日《广州日报》）

说实话，对眼下一些学校蜂拥出现的洗脚感恩教育，我也很反感。孝道原本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情感，教育形式一旦简单化、平面化，就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容易成为舆论的笑点。现在，这种呆板的模仿，惹来高校教授的痛批。可冠之以“愚孝”的帽子，似乎又言过其实了点。

父母年纪大了，弯腰不方便，子女打来热水代为洗脚，又或者父母在外劳累了一天，子女打来热水让他们泡脚解解乏，这其实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亲情流露。如果硬要说这是愚孝，那不如说看着父母拖着蹒跚的步伐自己打水，然后艰难地弯腰洗脚，又或者对劳累一天归来的父母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抚慰，更是一种不孝。

蒙曼更该知道，鲁迅那个时代批“愚孝”，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那时的鲁迅，为了反对僵死的封建礼教传统，可以将一些孝道的具体表现形式，诸如《二十四孝》里提到的那些，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而推翻“孝治天下”的封建文化。但如今的时代，这样的背景已不复存在，倒是家庭关系的松散和亲情的淡漠，越来越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以鲁迅反愚孝来反对洗脚，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不仅错误理解了孝，更错误理解了鲁迅。实际上，鲁迅自己就是个孝子，尤其是生活上，对母亲的照料相当细心。

包括孝道、感恩教育在内的国学教育，如今确实相当流行，但由于未能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中小学开展这类教育也确实一直浮于表面。但批评这种教育形式是一方面，探讨我们是否需要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精华则是另一方面，而不能因为教育形式的刻板，则连一些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东西也一并摒弃。这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倒像是为了迎合某些世俗口味而故作犀利之举。

回到洗脚和孝道这件事上来，洗脚和孝道应该提倡的对等的尊重，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把洗脚当感恩教育唯一形式的僵化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为父母洗脚本身。而就像鲁迅知道他那个时代需要什么，该抛弃什么一样，现在的学者也该知道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别在浮躁的观点传播和浅阅读中，放弃了对前人思想内涵的探索，更放弃了对时代内在的思考和自身内涵的追求。（湖北 丁寅）

其四：“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

暑假之际，家长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而这些“补”都表现在了

人民币数额的不断增加上。孩子暑假比上学还烧钱，当家长的个个直喊“伤不起”！在9月开学来临时，不少家长晒出账本，孩子的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家长都盼望快点开学，结束这烧钱的暑假。（8月21日重庆晚报）

与“每周一歌”一样，放暑假的惯例早已约定俗成。不仅中国放，外国也放。美国从6月中旬开始放暑假，学生可以享受2-3个月的假期，我们满打满算大约才两个月放假时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比咱们有钱，可人家既没有晒暑假账的“爱好”，更没有暑假“烧钱”的痛感。同为暑假，差距咋就那么大哩！

“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表面看，无疑学生家长莫属。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姜你军”、“豆你玩”横行，工资却原地“踏步”，多数家长挣钱不易。按说，暑假应该是家长喘口气的时候，毕竟孩子休闲在家花钱有底。不曾想，如意算盘居然打错了，暑假消费开支大多上万元，最多花了4万余元。多少家庭会“无所谓”？多少家长“不受伤”？

其实，“烧钱”的暑假谁最“伤不起”？恰恰不是学生家长，而是学生自己。一来，家长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极大导致了孩子高消费理念的膨胀。二来，暑假本是孩子休整、发展个性的大好时机，获得放松、快乐和休息的“季节”。可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给孩子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暑假，俨然成了“第三学期”，而过度的“进补”孩子能不得“肥胖症”、“厌食症”吗？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暑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段宝贵的幸福时光，更是一段难得的心理缓冲和释放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一场“烧钱”嘉年华；作为家长，只要为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则足矣，不必事事钱上前，更不能拼命吃河豚玩“烧钱”游戏。现实一点，理智一点，节省一点，无论有钱没钱，“烧钱”的暑假谁也“伤不起”！(江苏 陈文祥）

其五：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该回家卖红薯

河北省盐山县设立了一个名为“县长特别奖”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的必须是“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在下一为这些单位相关负责人或个人的一位子女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8月28日《北京晨报》）。

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奖项怪异，奖品更怪异，居然是安排获奖者子女到事业单位工作。原本需要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岗位，在这里竟然变成了县长大人随意授予的私人奖品。而且，因为是“县长特别奖”，除了县长大人的意愿之外，当然没有任何硬性的评奖规则，可能跟谁关系好给谁，也可能谁官大给谁，更可能谁付的“拍卖款”高给谁。换言之，“县长特别奖”的全部规则就是：县长负责给官员子女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官员负责巴结讨好县长，全心全意为县长服务。

看一下盐山县2010年“县长特别奖”的获奖者：获奖单位是县公安局和县商务局，获奖个人是县国税局局长、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盐山中学教研处主任和孟店乡东帽圈村党支部书记。无一例外，全是官员，而且基本都是一把手——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突出贡献”，原来官越大贡献就越突出。于是，这六家单位的高层都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县长特别奖”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吃香喝辣的事业单位就业。不出几年，县里各单位主要官员的子女就业问题就能全解决了。

最近，事业单位专招官员子女的“萝卜招聘”新闻可谓比比皆是，有的专门为子女量身打造奇异的招聘条件，更多的则大搞暗箱操作走形式，为了应付上面和下面，可以说想尽了

招数，但总归还是偷偷摸摸地走后门；与之相比，盐山县就技高一筹了，只胡乱设一个奖，就光明正大地将领导子女们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排排坐分果果，今年这些单位明年那些单位，今年一把手明年二把手，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高明哉？只是人家不屑于偷偷摸摸地走后门，略施小计就大摇大摆地走前门。

绝对的权力造就特别的奖项，私下的利益交换变成公开的集体腐败，盐山县的“县长特别奖”不仅是官员谋私安排子女就业的登峰造极之作，更是集体疯狂徇私腐败的恶劣典型。这位县长大人设下一个特别的奖项就随意封赏群官，将紧缺的公共资源尽数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当官只为官做主，设“县长特别奖”的县长请趁早回家卖红薯。（湖南 舒圣祥）

其六：税收在“规定”之外还该有“伦理”

这几天“月饼税”和“婚前房产证加名税”成为热点。有评论说，这听起来就很荒唐，这是见缝插针，与民争利；税务部门则说，这是老百姓不明真相，大惊小怪——中秋节发月饼属于员工福利，早在1998年，国税局就出了一份文件，规定“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至于武汉市对婚前房产证加名按“赠与行为”对待，按加名方取得房产份额征收4%契税，做法也“合乎国家相关规定和法律条文”（综合近日扬子晚报、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

既然能找到法律依据，人家这税似乎也就收得。而民众持有不满，除了当下整体税负较重、纳税人享受权益不足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收税不确定感”——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哪些环节“有些部门”还可以见缝插针地坐地收税；可不可以收税、按怎样的比例收，解释权又到底在谁手里。前些天南京推出“房产证加名税”，比例3%，舆论哗然；现在武汉推出比例4%，也“合法合理”：相互效仿，又能奈何？所谓“月饼税”也一样，1998年就“可以收”，但税务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征税，一直到了200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财政“钱紧”，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各自下发了一份文件正式开收……收，还是不收，这成了一个具有可塑性的选题，甚至“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给出一份答案！

既然地方税务部门拥有如此多的解释权，甚至下个文件就成为“收税权”，民众自然忧虑：地方财政可能经常缺钱，地税部门压力永远都是巨大，这种压力会不会转换成对民众的压力，成为无孔不入、甚至重复建设的“征税”？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称，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而GDP的同比增长仅为9.6%，征税又一次跑赢了GDP，谁来遏制这种不匹配的增收游戏？

税收不能成为橡皮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弹性”刺激着民众的神经：同样是福利纳税，那些享受了最多福利的官员们是否“被纳税”了？同样是所得税，为什么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而大量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逃之夭夭？同样是纳税人，普通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是否享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样是纳税人，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要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怎么征收、怎么使用，都充斥了不确定性。

税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严肃对待的公共事务。谁可以被授权、应该怎么确定收税范围、怎样监督使用、怎样向纳税人负责，都是一连串需要理清楚、讲明白、宣讲透明的重要命题，大家不能容忍它神神秘秘地被视为专业性机构的专业性行为——可以被选择性使用，可以被选择性解释。

重塑税收伦理，时不我待，这也是理顺民心的重要内容。刚性的税收政策，尽量让利于民，给民众一个弹性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弹性的税收条款，总是与民争利——唯有如此，纳税人的尊严与权利，才可以被充分地保障。(陕西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