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早朝制度xsh5086200

第一篇：古代的早朝制度xsh5086200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明朝最勤奋的皇帝应该是亡国君崇祯皇帝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崇祯雄心壮志,立志做个中兴之主,每日批改各地周折到凌晨1,2点是很常见的,每日早朝必到.比明朝开国皇帝老朱还要勤奋,可是崇祯志大才疏,虽然勤奋但是还是逃不了亡国的命运.古人太阳下山就要回家睡觉，在有些朝代有宵禁，晚上不能出门，所以一般在酉时和戌时就上床了。而在寅时（八小时是满足了的）就起床，趁天蒙蒙亮时开始务农工作，早朝那么早就是因为古人的作息时间跟现代人不一样。此外，古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四五点时一顿，下午四五点时一顿，这是跟农业习惯相适应的.戏文中常说：朝臣代漏五更寒。意思是说，大臣们每天早上五更天就得上朝，等着朝见皇帝。五更天时天应该还没亮，相当于现在几点钟呢？现代人上班，机关一般早上8：00，商场一般9：00，楼下卖包子的，天不亮就上班了。古代的王公大臣四更天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五更天以前就的乖乖地站在朝堂下等候皇帝临朝，可见，那时候的王公大臣的日子也不咋地。我就纳闷儿了，皇帝老子为什么要把上班时间定得那么早呢？他自己不是也睡不成懒觉了吗？

五更天相当于清晨的5点到7点，至少我知道在清朝的早朝时间是这样的（因为清朝的历任皇帝大都比较勤奋），都要五更上朝，那时皇帝和大臣确实比较辛苦，有的家住的远的担心迟到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其实早朝制度也不是绝对的，要看皇帝自己是否亲政和勤勉。最著名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23年没有上朝，虽然他不来，但是政务还要办，大臣们还是要来的，只不过我想时间可能不会那么早了。

九年教育,六岁苦读,今世进士尽是近视.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还有，时间表也可能因为国家是在和平时期或处于危急状况而有所改变[1]。夏天的时间表和冬天的时间表也会有季节性的差异。并且，即便正常的时间表也不能永远同样严格忠实地遵守。一个懒惰的统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日夜不休地工作。记录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开始描述讨论时间表的正常实施情形。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时期，官员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参考《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15。

[2] 例子见《汉书》卷46，页11下；卷50，页12上；又见《后汉书》卷74，页3下。

[3] 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123，页37下—38上，载梁刘孝绰“旬假”诗；又载隋江总诗，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总原仕于陈，但这首诗可能在隋代时作。

[4] 《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82，页1518—1521；《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3]。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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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页351—353。

[2] 《说文》对“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定义“吏以铺时听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参见《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下，页6643下—6647上。

[3] 《后汉书》卷106，页12上。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1]。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4]。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5]。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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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83，页4上—5上。

[2] 《太平御览》卷634，页2下。

[3]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页732—735。

[4] 《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4上。

[5] 《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1]。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2]。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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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43，页1235—1236；《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92，页1上—6下。

[2] 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遗》，页736—749。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1]。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2]。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一个地方衙门，就像皇帝的宫殿，在前面有大门和庭院，两侧有警卫和属僚用的小户间，大堂相当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来执行仪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当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后殿)，主要用来完成每日的职务。在一个小衙门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为签押房。这个私人的办公室或事务室，官员可以用来阅览公文，也可以和他的亲信幕僚商谈，无论是在上午例常的办公时间，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时刻。皇帝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指定一个内殿或事务室，虽然不称为签押房。衙门后面的部分，用作长官家庭的住所，相当于皇帝后妃的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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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卷5，页115—116；《大清会典事例》卷296，页l上—2上。

[2] 皇帝可以要求官员在丁忧结束以前回复原来的职位，称为夺情起复(或简称起复)，但只有在军机紧急时才能如此。大致说来，唐、宋时期使用这个方法要较后代为多。

[3] 地方政府衙门的肄筑设计图常见于地方志。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1]。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2]，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州县事宜》要求他们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3]。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頫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在赵孟頫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4]。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5]。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6]。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7]。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朝会的日子和时间的规定，见各朝的法令，如《唐会要》卷24，页455—458。清代朝会的简略叙述，见震钧《天咫偶闻》(1907)卷1，页2下—4上。

[2] 宦海指南本，页9下—10上。

[3]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2卷(1941)10期，页73—74。

[4] 《元史》卷172，页6上。

[5] 大庭修，“汉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升进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2卷(1955)3号，页14—28。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Vol．I(1955)，p．47。

[6] 《通制条格》卷14，页5。

[7] 《唐全要》卷82，页1516。

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号[1]。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2]，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 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3]，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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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梦溪笔谈》(《四部丛刊》本)卷23，页5下—6上。

[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十四，页41下。

[3] 《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页6。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1]。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2](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3]。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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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的学生必须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试，《唐令拾遗》，页274—276。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国子监学生的例假(《南痈志》卷9，页4；《国子监志》卷43，页21上)。

[2] 《全后汉文》卷47，页1上—8上。

[3]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1937)，页815。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1]。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2]。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3]。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4].

第二篇：古代礼乐制度

古代礼乐制度6篇

古代礼乐制度1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总的来说，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

礼乐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在要求。用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用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也只有当礼乐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才能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有礼，人心和乐，才能成就新时代的“礼仪之邦”!

古代礼乐制度2

历史的长河总是滚滚向前进的，在13世纪曾经雄霸天下，傲视群雄的蒙元帝国，终于在14世纪滚滚的农民起义当中，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势力从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称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试图纠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来，前代的话，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为明显与致命的弊端就是关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元朝的统治者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深重程度丝毫不比元朝统治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逊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当中，多次涌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权臣，数量之多，危害之大，远胜于历朝历代。且对皇帝来讲，手底下有这么些个权臣在侧，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蒙元帝国的浮雕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元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将相权分割成无数块，使其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将裁决大权交给皇帝，皇权得到加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元朝人，特别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废弃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经验，而去另辟一条新的道路——废除三省，保留中书。

传统的中枢权力结构

自唐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结束，曾经三省长官彼此牵制，互相制约的情况的确不复返，彼时唐宋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终结。仅仅只有一个中书省便直接等于给予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好机会。

有鉴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王朝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这些统治者，被宰相操纵成一个可怜的橡皮图章。朱元璋的办法是一劳永逸的将宰相制度废除，胡惟庸则作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替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

杀了胡惟庸，废了宰相，朱元璋还立下祖训：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说恢复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谋反罪当场诛杀这位奸臣。

明朝的皇权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元璋用自己强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无数条人命，贯彻落实了自己加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拦这一目标的，立斩不饶。

朱元璋执政时期，朝臣们更像是他的奴仆们。对于奴仆，没必要给予好脸色和好待遇，他们之间的关系贴近私人隶属，嫌弃大臣上的奏章字数太多，听烦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实际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蚂蚁。

为奴为婢的大臣

唯唯诺诺的大臣与杀伐果断的君主，是这一时期，洪武年间朝堂上的常态。更不要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还试图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获取臣下他们最隐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够蹲在房梁上，将这个大臣吃的.菜肴，都画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视皇权，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权上，自己说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权独尊。

大明的永乐皇帝作为朱元璋的亲生儿子，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虽然说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对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强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权独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画像

所以永乐皇帝不但恢复了老爹曾经的锦衣卫坐探，而且还特别新设了东厂，皇帝对朝臣们依旧是像对待奴婢一样。以身犯险亲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胆敢阻拦，这还是他父亲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权独尊的做法。但此时已然有一些变化：与父亲朱元璋不一样，永乐皇帝，并没有朱元璋那种勤政的活力，很多时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处理任务，他觉得很烦。

影视作品当中的内阁官员

于是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内阁制正式形成。内阁制随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极速发展，仅仅十数年之后，就开始在民间有“权比宰辅”的说法，不过对此内阁成员们倒没有哪个不开眼到直接奏请皇帝恢复宰相制度，他们低调的行使着自己的顾问权力——唤作“票拟权”。

古画当中的大明官员

时移岁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内阁的“阁老”们虽无宰相之名，却都大有宰相之实，皇帝反而成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六部，越来越多地被内阁班子明里暗里把控着。而如果翻阅从永乐正式启用内阁制度到嘉靖年间的历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话，会发觉一个极为诡异的情况正在发生：除了永乐与嘉靖，中间的皇帝竟然一个赛一个的短。

历代大明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短命

暴毙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风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连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细看他的两次鬼门关遭遇：皇帝所处的卧室突然起火，怪异的是，皇宫侍卫宫娥宦官若干人，竟然无人敢救驾，最后还是发小去救的人;一帮宫女打算刺杀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寝宫附近居然没有一个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为宫女打了死结并没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据内阁制的发展轨迹——永乐以后，内阁职权渐重有目共睹，虽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书，也始终不曾成为中央一级的法定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但是从最初只是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机构，一跃而成为权比宰辅的存在，仅仅花了两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杨辅政，距离永乐设置内阁仅仅过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统、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阁老们的任命方式再度发生较大变化：永乐时的阁臣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仁宣时期，阁臣也大多数由皇帝特简任命，在正统以后，越来越多的阁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简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举的德高望重之人，这无疑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这种无视皇帝中旨的情况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谓“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

自有了渐渐形成定制的廷推选任后，曾经的那种以特简入阁的方式也就逐渐为士大夫们非议，且为舆论所不容，接受特简的大臣，基本都会遭受朝臣的鄙视，鲜能久安于位。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如果对照此时明帝国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风寒，太医们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难看出，在文官集团的飞速膨胀下，当年朱元璋绞尽脑汁斩杀的宰辅结构再次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皇权的衰变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了。

古画当中的内阁官员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权的空虚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教科书当中说的有明一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与明朝中后期皇权的衰变并不矛盾，因为君主专制的深度和皇权集中的程度较之前代，确实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变得有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高度的集中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晚明的时候，天启皇帝落水死亡，崇祯皇帝则为财政所困，背后反应的都是大明皇权的衰败。

历史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

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古代礼乐制度3

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的定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古代礼乐制度4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小编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为礼乐

学界认为礼乐生成于夏商，确立于周公制礼作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国家首要大事祭祀仪式中所用的乐当然是为礼乐，而且祭祀仪式中所用礼乐是礼乐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讲还是因为除了祭祀仪式之外，在“国之小事”等多种礼仪场合所用的乐也是礼乐。这些礼不是国之大事之礼，然而，不管国之大事还是国之小事，既然都纳入国家礼制系统，则应视之为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礼乐制度的确定期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礼乐制度的演化期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礼乐制度的定型期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礼乐制度5

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体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过自己的小日子，整个天下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伟大的周公，用这套理论维护了周朝近8的统治，也为后来震古铄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看上去严丝合缝、间不容发的理论，到了春秋时期怎么就轰然坍塌、支离破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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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乐制度6

礼乐制度的解体或消亡时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为礼乐制度的持续发展直至随封建社会解体而或称消亡、或称被民间礼俗变化接衍的时期。

首先，从宋至清一直延续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礼及其用乐制度，而且不断有人对此进行新的诊释，诸如《五礼通考》等著述的存在，显示对既有理念的认同。

第二点是为鼓吹乐在发展中的变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属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乐，在宋代曾一度归至教坊，一段时间之后又将教坊回归太常管理，这是管理机构所产生的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太常，则说明对于鼓吹乐的性质还是被认同为礼乐者。

第三点是关于鼓吹乐自身的变化，宋金时期，从西域传人一种新的吹奏乐器开始广泛应用于鼓吹乐队中，这就是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金口角”、“苏尔奈”、“喇叭”的唢呐。这种乐器的出，丰富了鼓吹乐队领奏乐器，在既有笙管笛组合的基础上延展出唢呐、笙、笛领衔之乐队多种样态与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是对唢呐进人鼓吹乐队主流的生动写照。

持续发展中的第四点亦非常重要，那就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吉礼用乐的乐曲全貌，以乐谱记录的形式而存在，这在既有礼书中如此全面记录吉礼乐曲尚属首次。

随着大清帝国的解体，历经三千余载、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乐制度在国家意义上得以寿终正寝。这种礼制下的礼乐经历了确立、演化、定型、持续发展直至消解四个阶段，在成就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化，但不管怎样讲，毕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文明之中。

第三篇：古代礼乐制度

古代礼乐制度范文4篇

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体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过自己的小日子，整个天下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伟大的周公，用这套理论维护了周朝近___年的统治，也为后来震古铄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看上去严丝合缝、间不容发的理论，到了春秋时期怎么就轰然坍塌、支离破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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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合集2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小编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为礼乐?

学界认为礼乐生成于夏商，确立于周公制礼作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国家首要大事祭祀仪式中所用的乐当然是为礼乐，而且祭祀仪式中所用礼乐是礼乐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讲还是因为除了祭祀仪式之外，在“国之小事”等多种礼仪场合所用的乐也是礼乐。这些礼不是国之大事之礼，然而，不管国之大事还是国之小事，既然都纳入国家礼制系统，则应视之为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礼乐制度的确定期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礼乐制度的演化期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礼乐制度的定型期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礼乐制度合集3

礼乐制度的解体或消亡时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为礼乐制度的持续发展直至随封建社会解体而或称消亡、或称被民间礼俗变化接衍的时期。

首先，从宋至清一直延续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礼及其用乐制度，而且不断有人对此进行新的诊释，诸如《五礼通考》等著述的存在，显示对既有理念的认同。

第二点是为鼓吹乐在发展中的变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属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乐，在宋代曾一度归至教坊，一段时间之后又将教坊回归太常管理，这是管理机构所产生的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太常，则说明对于鼓吹乐的性质还是被认同为礼乐者。

第三点是关于鼓吹乐自身的变化，宋金时期，从西域传人一种新的吹奏乐器开始广泛应用于鼓吹乐队中，这就是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金口角”、“苏尔奈”、“喇叭”的唢呐。这种乐器的出，丰富了鼓吹乐队领奏乐器，在既有笙管笛组合的基础上延展出唢呐、笙、笛领衔之乐队多种样态与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是对唢呐进人鼓吹乐队主流的生动写照。

持续发展中的第四点亦非常重要，那就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吉礼用乐的乐曲全貌，以乐谱记录的形式而存在，这在既有礼书中如此全面记录吉礼乐曲尚属首次。

随着大清帝国的解体，历经三千余载、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乐制度在国家意义上得以寿终正寝。这种礼制下的礼乐经历了确立、演化、定型、持续发展直至消解四个阶段，在成就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化，但不管怎样讲，毕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文明之中。

礼乐制度合集4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总的来说，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

礼乐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在要求。用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用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也只有当礼乐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才能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有礼，人心和乐，才能成就新时代的“礼仪之邦”!

第四篇：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

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完善当今检察制度

行政管理082班 刘耀 5302108074 [摘 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它对完善我国当今检察制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古代监察制度 当今检察制度 完善 改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概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因素和监察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即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第二阶段，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第三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建立阶段。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第四阶段，隋唐时期，是监察制度完善的阶段。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使监察制度更趋完善。第五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监察制度畸形发展的阶段。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监察官员的地位。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发展变革，可以看出监察制度最根本是为了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点。

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均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无论中国那一个朝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三、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当今检察事业。

1、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的身份保障，完善当今检察官的监督身份特权。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对于现今中国检察官的监督权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职能不能发挥，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监察的身份保障来完善当今检察事业的监督权。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

2、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垂直管理，完善检察机关管理体系。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都是从上到下垂直管理。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

3、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对中央地方的控制，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权。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的设置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很重视“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制约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4、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体制，对御史监察官的选任严格完备的制度，完善检察官的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再者对监察官的考核实行“凭实绩黜陟“，即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在检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检察官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检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同样，在这一方面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5、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内部监督制度，制定完善的内部检察监督机制。现今的检察机构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宋代的《监司互监法》、元代的《宪台格例》、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等。监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确地行使职权,同时也对监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督察、同级检察院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内部完善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宋史·刑法志》。

2、《明史》卷73《职官志二》。

3、《日知录》卷9《部刺史》

4、《中国监察制度史》邱永明，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年。

5、《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王汉昌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6、《唐大诏令集》卷100《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

第五篇：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

目录

摘要：......................................................................2 关键词：.....................................................................2 Abstract:...................................................................2 Keywords:..................................................................2 一．古代秘书管制时代.........................................................2 二．秘书选拔的历史演变过程...................................................3

（一）原始社会时期.......................................................3

（二）奴隶社会时期.......................................................3

1.夏代时期...........................................................3 2商朝时期...........................................................3 3西周时期...........................................................4 4春秋战国时期.......................................................4

（三）封建社会时期.......................................................4

1秦代...............................................................4 2汉代...............................................................4 3三国时期...........................................................5 4魏晋南北朝时期.....................................................5 5隋、唐时期.........................................................5 6宋朝时期...........................................................5 7元朝时期...........................................................5 8元朝时期...........................................................5 9 明清时期...........................................................6

3.结论......................................................................6 注释：......................................................................6 参考文献.....................................................................6

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

摘要：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的秘书活动，上可追溯到三皇五帝，下可查询到明清两代。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和演练，从出现到初步形成、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总管这几千年的的秘书活动，虽然它们在每个朝代的称谓和职位都不尽相同，对机构的设置也不尽一致，但是其具有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辅助君主政令顺利地颁布。而每个朝代对于秘书的选拔制度也是不相同的，条件及要求都有每个朝代自己的特色。本文通过例举我国古代对秘书选拔制度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虽然这些都只是古代旧社会选拔秘书官员的方法，但其中也有着它独特的精华所在。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秘书人员的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古代秘书 选拔制度 政策措施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our secretary work is also a long history.China's ancient Secretary activ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Sovereigns, can quer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wo generations.Chinese ancient secretary work experience of change and dril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re to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development, mature stage.Duct that thousands of years of secretary activities, although they are in every dynasty titles and positions are not the same,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consistent, but the common purpose of its is to assist him smoothly promulgated decree.And every dynasty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is not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each dynasty own characteristics.In this paper, by the example of ancient China's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although these are ancient old social selection Secretary officials, but it also has its unique essence.Have a certain guiding role the Secretary of our social work.Keywords: Ancient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Policies and measure

一．古代秘书管制时代

国家的产生和公共事务的发展促进了相应的秘书职位和人员的出现，但是，我国古代秘书史上的秘书工作到底是从哪个时代开始萌生的，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起源于夏代的奴隶社会，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秘书的工作起源于尧舜时期。

在我国，“秘书”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而最初的含义是指物不像今天一样是指人。根

据古典记载，皇宫里藏有一些有神秘色彩的书籍，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宫禁里的秘籍，因为是宫禁内收藏的各种经典文献，因而一般不予公开，故称为“秘书”。第二类是指谶纬图箓，也即是一种在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预算吉凶的隐语。

到了东汉后期，“秘书”不再只是指物，也指机构和人员，古代的秘书工作者，被成称为“史官”、“御史大夫”、“尚书”、“长史”、“主簿”等。但东汉末年那段时期比较例外，魏王曹操为削弱当时位高权重的皇帝身边的秘书机构--尚书台的势力，曾设秘书令，以“典尚书事”，这样，秘书令不仅具有原先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收发奏章、草拟和上传下达的职责。①②

到了清朝末期，我国的秘书工作真正名实相符。辛亥革命后，秘书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一：秘书一词已完全摆脱了“图书”的含义，从原先指物转变为特指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或职位。其二，对秘书人员所有的旧式称谓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各级政府部门中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或相关职位均以“秘书”相称。

秘书一职的出现，说明了我国历代君主都懂得秘书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秘书的选拔上，不同朝代的君主对人才的选拔制度是不同的，这不仅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学时才能。秘书人员的选拔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体现，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二．秘书选拔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因为其原始、粗糙以及简陋的生产工具，加上及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在那个时期里面就没有阶级和国家。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之后，便产生了小规模的组织，虽然氏族规模比较小，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公共事务要处理，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因此，就产生了秘书人员。而那时候的秘书人员的工作任务就是会务活动和传达活动。传达活动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食将首领的意图传达给下面；另一方面是将民众的意见传达给首领。

这个时期的秘书人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管理者既从事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又从事管理活动中的秘书活动，管理者即氏族首领兼职秘书，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第二种是由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长老来长官火、天时以及调节纠纷等事务，这些长老经常帮助首领处理公务。第三种是专门承办秘书活动的人员，这些人员有着一定的职务，他们是由民众选举或者是禅让而产生的。

（二）奴隶社会时期 1.夏代时期

到了夏代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因此，社会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国家必须设立一批专事国家事务的官吏来操纵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我国最早的秘书也就因此产生了，但是那时把这一类官员称为“史官”，秩宗和太史令则属于秘书官职。

秩宗是传说中尧舜两人都设置的一种官职，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司典宗教祭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秩宗是史官在宗教活动中的另一个身份，因此，这种官职的选拔方式也和史官一样，通过世代相袭的方式来进行继承。

太史令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国君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记录国君的言行，起草和保管文书，掌管典志；有的还对民情进行了解，向君王提出建议，协助君王制定相关的法令。史官的职位大多数是由贵族时代相袭，他们是知识的垄断者，普通老百姓的子弟因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作为具备高文化和业务知识的史官一般不会在普通老百姓家庭中产生，也不会从白丁中进行选拔。

2商朝时期

商朝是在推翻夏朝之后强盛起来的朝代，国家机器和国家管理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并且逐步建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一套内外职官体制。官职可分为：政务官、事务官、武官和史官。史官则主要从事秘书工作。商朝的史官分为两类，史类秘书和巫类秘书史类秘书。史类秘书要求会制作和保管重要公文，记录君王的言行、宫廷大事、观察天象、记录历法以及保管档案典籍等。无泪秘书则是神权和政治的历史产物。他的主要工作是专门处理人和神灵和先祖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史官本身会占卜、解释卜词，或者是有能力长官商王朝的祭神和祭祖典礼等事务。

由此看来，巫类秘书和史类秘书在工作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的却是身兼两职，也并未做到严格的划分。而且，在选拔方面也是采取世代相袭的方式，但是和夏朝比起来，史官需要具备的能力增多了。秘书官吏必须具有文字、军事、政治、天文以及占卜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从以上可以看出，商朝的秘书官吏已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企已经形成了一支专职秘书工作的队伍。3西周时期

在西周时期，我国奴隶制度逐渐开始瓦解，封建制度逐渐开始产生。这种过渡的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开始由神权向人权进行转变。在这时期，国家机构不断在发展，形成了以卿为首的政务部门“卿事寮”和以太守为首的事物部门“太史寮”，太史寮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秘书处。在王宫里还设置了专门记录国王言行的左吏和右吏，专门保管君王的印章。还设置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秘书，也即是专门为王后掌管礼仪和文书的女史。③ 4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和社会最**的时期，在这几百年的大变革中，各国竞相变法图强，战争的纷乱使得各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秘书官吏主要有御史、主书、尚书和掌书等。因为在这个奴隶时期都有着“亲贵和一”的正字色彩，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秘书选拔上也是通过世袭相承的形式，但是与前面朝代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选拔方式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三）封建社会时期 1秦代

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这个时期承办文书为主要任务的人员被称为“史”，这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这个时期对于秘书的选拔也是通过世袭相传的形式，他们的后代从小就被送到专门的学校进行学习。秦朝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史的后代是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2汉代

西汉时期，御史仍旧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秘书机构。但是在这个时期里，御史有了更多的权利。这个时期的秘书官职主要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配的副职御史中丞、下隶御史、令曹、书曹和印曹等等。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已经呈比较稳固的态势，因此，在选拔秘书人员的时候不再采取“亲贵和一”的方式，而是注重人员的业务能力，选拔方式则主要采取的是察举、征召和辟除等方式。

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抓紧发展成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并且地位逐渐得到提高。这时的尚书台不仅仅要办理文书和传达皇帝下达的诏令，还可以为皇帝出谋划策，直接对政务进行参与。因此，在选拔尚书台人员的时候就非常严格，需要进行严格的考试。这些人员必须年满17岁，要能背诵9000字以上的籀书，并且还要考察大篆、小赚和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 4

年底，需要先在郡一级考试，合格之后转移到京城，再由太守进行面试，当中优秀的人则被派到尚书台和御史府担任尚书令史一职，掌写文书。而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郎中，对其选拔的要求则更高，一年之内为见习官员，一年之后被升为尚书郎，协助诗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之后才能被升为尚书传郎。3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群雄纷争，政局很不稳定。而三国时期的秘书官制，开始的时候是沿袭汉代的制度，但是因为混乱的政局和官制，因此，从事秘书工作的则基本上是尚书丞进行管理。地方上的秘书就主要是别驾、治中、长史、主簿、司马、阁下书佐等。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混战以及纷乱割据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王朝的交替更换也很频繁。但是吗，在这样的时期里，中国古代秘书进行了一个大转折点，从原先的指物，转变成指人。

这一时期，秘书写作已经发展成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在选拔秘书的时候，要求其精通于业务的能力。往往是以察访的方式进行评定，并从中选拔出秘书官吏。因为在这一时期里，文虎工作在继承了秦朝、汉朝的制度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令、符、启和笺等公文文中；并且规定了新的公文体式；不仅如此，对公文的书写材料也进行了改革，规定公文一律采用毛笔在纸上进行书写。5隋、唐时期

隋唐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虽然只是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朝政，但是它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些时期都是唐朝繁荣昌盛的时候。唐朝皇帝非常重视秘书官员，为了避免宰相的权利过于膨胀，皇帝在选择秘书人员的时候通常选拔身边品位较低且资历尚浅的小臣来作为皇帝直接服务的秘书官员。

唐代开始的时候重用的秘书官员是中书舍人，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以翰林院学士代替中书舍人进行秘书活动。这个时期，对秘书官员的选拔是比较全面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进行筛选，包括身材相貌、口才、书法文理以及对政事的判断能力等，不仅要求他们具备高文化水平，对书法有着一定的造诣，在写作和治理公文有着较强的能力之外，还要口齿清晰，擅于辞令。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必须有参政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要清洁自守，不结党营私；要有强烈的保密意识。

唐代以科考成绩的好坏为主要评定人才的根据，打破了以往用人的制度，大大扩宽了选人用人的范围，激励世子们发愤图强，充分体现了“任人唯贤”的思想，保障了统治阶级的有效运行。6宋朝时期

宋朝时期的秘书活动沿袭了唐朝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建朝之后，强化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机构较为庞大。为了维持起正常的运行，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职或者兼职的秘书工作人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制度。

宋代通过专门的考试来选用秘书，宋哲宗时期就专门设置宏词科，专美对朝廷所需的文字秘书进行选拔，严格规定只有取得进士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报考。而且，要求报考的人必须博览古今，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只有拥有这些功底，才对其进行公文写作的能力测试。不仅如此，对考试的内容也有限制，考生必须以制、诏、书、表、露、布、檄、等十二种文体各做应用公文两篇，合格之后才能准予考试。7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对秘书的选拔方式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增设了很多秘书机构，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时期对秘书人选拔的要求是品行必须端正，办事小心谨慎，必须精通业务的办理，有实际的工作经验，还需要有可靠的人进行担保。除此之外还有规定，上级机关的秘 5

书人员必须是依次从夏季官衙中挑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人。8元朝时期

元代是以蒙古族为主题的封建王朝，各级官员大多是由蒙古族人进行担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懂文墨，在政务的处理方面也就处理得不好，而且有很多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利徇私舞弊。元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秘书人员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对秘书人员进行严格的选拔。规定，必须选择言行举止符合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有较强的办事能力以及奉公廉洁的人。这样的选拔制度，保证了秘书人员的素质处于一个普遍较高的水平。明清时期

到了明代，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秘书人员的选拔也必须是从科举出身的人中进行筛选。中央秘书机构和各部门的秘书由进士通过管选，进入翰林院时候才能进行职位担任；地方的秘书则由贡士和进士进行担任。在选拔秘书的同时注重其具备的处理实际业务的能力。

清代秘书选拔中以军机章京的选拔最为典型。选拔的条件有以下这些：首先是品德要良好，相貌要端正；其次是要精明能干；第三是拟稿要迅速，字迹要端正；第四是要聪明敏锐，为人小心谨慎；第五是不用高官的子弟。军机章京有着庞大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事务，队伍的规模，效率之高以及素质的优质是历代以来最为罕见的。

3.结论

古代的秘书活动经历了几千年的变革，对秘书的选拔制度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行完善。不同的朝代在沿袭前面朝代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变，对选拔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以至于对秘书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选拔的手段不断在变革中进行提高和成熟，秘书机构也在这不断变化的选拔中逐渐得到完善。因此，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02-01，期刊，整理自第二页。②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2010-04-18，期刊，整理自第三页。③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2008-12-01，期刊，整理自第五页。

参考文献

[1]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02-01，期刊。[2]网晋卿，《我国古代秘书监制度》，高校图书馆工作，1985-07-15.[3]任雪浩，李伟华，刘新钰，《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制度探析》，兰台世界，2009-08-01，期刊。[4]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2010-04-18，期刊。[5]李春燕，《浅谈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沿革》，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6-15，期刊。[6]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2008-12-01，期刊。[7]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1-10-15，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