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第一篇：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监察制度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对维护政治秩序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阶级关系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特别是后2000多年封建政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密不可分。但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本文就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形成诸问题谈一些认识。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

监察是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在其政权内部设立的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权力行使的监督，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人们熟知的监察部门对贪污受贿的查处，其实只是监察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一样，政权组织形式不一样，阶级利益不一样，监察制度的形式也各有差异。监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阶级性和阶段性，是我们看待分析监察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前提。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任何时期，国家公共权力行使都出现过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据《史记》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时代，其政权中担任“工师”一职的“共工”这个人就很“淫辟”，后被流放到幽陵之地。在舜的时代，长期担任“缙云”官职的家族中，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饕餮”之徒。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奴隶制时代，腐败更是汹涌如潮水。夏王朝的第二代国君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以至丧失王位。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是大家熟知的暴君。商代纣王也是一个“好酒淫乐”的暴君。西周幽王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引起社会动荡，以致西周灭亡。可见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受贿谋私、贪婪奢靡等腐败现象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出现。春秋时期，腐败以及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情况，在《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鲁国大夫臧文仲由此还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规律。

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容忍无所顾忌的贪婪。有文献记载了自传说时代到商周时期惩处腐败的许多事例，如尧舜时代将所谓“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晋国司寇羊舌鲋（字叔鱼）因贪渎而被其兄叔向判处死刑，叔向因此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西周有《吕刑》，春秋时有《刑书》、《刑鼎》，其中都有涉及腐败惩处的内容。但是，腐败的出现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并不意味着监察制度产生。由于奴隶制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化管理队伍，因此有政治监督而无行政监察，有道德劝谏而无制度监督措施，监察制度非常粗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这是十分正确的。那时，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制度既无产生的政治基础，也无社会经济基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

监察是针对行政的一种监督措施。监察的产生及其制度化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分化、政治分化较高的基础之上，即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形成以后。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体的井田制彻底瓦解，地主制经济蓬勃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必须从单个地主那里游离出来，形成集中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以中央集权官僚制替代宗法血缘等级分封的世卿世禄制，以法治替代礼制，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方式。战国时代各国大都选择了这种国家治理方式，建立了区域性的中央集权，以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官吏任用选拔方式。

这种管理形式下，地方是中央行政的一个区域，地方服从中央，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全国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范围内，而不能各自为政。执行政令的是各级官僚，官僚的选拔不再依靠人的血缘身份而是依靠才能，各级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力，从国家获得俸禄，权力及身而止。这种国家治理的行政方式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这支官僚队伍能够有效执行中央政令，如何保证被赋予官吏身上的行政权力不被滥用。

战国时代官僚制产生初期，种种腐败问题就颇为严重。一是权力腐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西门豹治邺的黑色幽默故事。“西门豹为鄴令，清克洁欲，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鄴。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鄴，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这个黑色幽默说明贪污腐败在魏国的盛行。商人吕不韦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将子楚扶上秦国王位。秦在统一过程中，通过贿赂六国重臣而亡其国。这些都是典型事例。二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战国官僚主要出身于游士和军功，怀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情感。他们奉行“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的从政观，信奉“……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生活理念，鼓吹“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的价值观，形成了当时官场上“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的亡国之风。

这种价值观下，官吏失职、渎职、怠政、贪污腐败等利己主义作风必为常态。此形势下，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中央集权，都必须强化监察以维护权威。因此，战国时期的监察从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个方向发展起来。首先是以加强君主专制为中心的监察。申子、韩非等一些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君主要以“术”来监察官僚是否执行政令，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这种强化君主个人以权术方式来监察的法家思想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官僚制兴起，而监察制度又不完善的表现。其次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性监察。战国时期，对官僚制下官吏行政的道德素质也有要求，如湖北云梦秦简的《为吏之道》；对官僚行政不作为的“上计”考核制度出现，如秦国、齐国等。

但是，这些还不能说是完善的监察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是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而在秦汉时期出现的。秦汉的监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制度内涵。

首先，完整监察系统的出现。秦汉在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不仅中央有了主要监察官，在地方也形成了以刺史、督邮、廷掾为中心的州郡县监察体系，涵盖了中央监察、区域监察和层级监察多项内容。

第二，监察从君主的“术”中分离出来，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秦汉监察的理性化发展程度提升，监察虽然仍是在君主专制控制之下，但与战国不同，君主一般不再以“术”的方式直接插手对官僚的监察，而由专门的监察系统监察。从汉代开始，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甚至不在一地办公，监察的独立化程度明显加强。汉代行政过程中，监察的介入程度已较深入。汉武帝时，巡视监察制度创立，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监察制度与监察内容的完善。汉初惠帝时，形成了《御史九条》和“监者二岁更，常以中月奏事也”的监察条例和监察管理方式。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六条问事》的监察法规，确立了不得干预行政的指向性监察内容法规。与此同时，汉代在监察官的选任、任职回避、政治待遇以及监察内容、时间和处理方式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定。

综上所述，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后来的监察制度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与调整。

对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的认识

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起源早、设计严密，体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

第一，监察制度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职能的需求。我国监察制度起源并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生与确立时期。这个事实说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虽然严厉惩处腐败，但其产生与腐败现象的出现并不同步，监察与行政还有更为深刻广泛的联系。

第二，监察制度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要求，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的反映，不是超然于社会之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通过对封建官僚队伍的监察，以达到控制和压迫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政体设计。因此，仅仅把古代监察制度看做对封建官僚的管控是不全面的。

第三，以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失职渎职等为代表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于封建时代各个王朝。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权力制衡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运行上发挥出重要功能。我国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2000多年，某些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若干文明发展高峰，与监察制度的整体较完善，与某些王朝对监察制度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第四，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在监察形式、监察内容上多所创设，形成了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监察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崇尚刚直高节，鄙视贪婪丑恶，是我国历史廉政文化、廉洁文化形成的重要政治因素。因此，古代监察制度的方式、监察文化的内涵，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我们应当充分吸取古代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为推进当下廉政建设提供历史智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卜宪群）

第二篇：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

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完善当今检察制度

行政管理082班 刘耀 5302108074 [摘 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它对完善我国当今检察制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古代监察制度 当今检察制度 完善 改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概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因素和监察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即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第二阶段，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第三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建立阶段。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第四阶段，隋唐时期，是监察制度完善的阶段。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使监察制度更趋完善。第五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监察制度畸形发展的阶段。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监察官员的地位。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发展变革，可以看出监察制度最根本是为了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点。

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均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无论中国那一个朝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三、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当今检察事业。

1、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的身份保障，完善当今检察官的监督身份特权。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对于现今中国检察官的监督权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职能不能发挥，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监察的身份保障来完善当今检察事业的监督权。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

2、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垂直管理，完善检察机关管理体系。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都是从上到下垂直管理。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

3、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对中央地方的控制，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权。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的设置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很重视“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制约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4、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体制，对御史监察官的选任严格完备的制度，完善检察官的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再者对监察官的考核实行“凭实绩黜陟“，即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在检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检察官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检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同样，在这一方面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5、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内部监督制度，制定完善的内部检察监督机制。现今的检察机构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宋代的《监司互监法》、元代的《宪台格例》、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等。监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确地行使职权,同时也对监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督察、同级检察院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内部完善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宋史·刑法志》。

2、《明史》卷73《职官志二》。

3、《日知录》卷9《部刺史》

4、《中国监察制度史》邱永明，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年。

5、《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王汉昌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6、《唐大诏令集》卷100《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

第三篇：试论我国低保义工制度：起源、特点及发展趋势[定稿]

试论我国低保义工制度：起源、特点及发展趋势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魏冠伦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自从上世纪末国务院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低保义工明确进行法律界定以来，各地区也纷纷制定了本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享受者从事义务劳动的规定并付诸实施。本文从我国低保义工制度的起源、实施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三方面分析评价我国的城市低保义工制度的合理性，为完善有关制度提出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低保义工制度 起源 发展趋势

一、我国城市低保义工制度的含义与起源

城市低保义工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指国家规定处于就业年龄内且具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就业的公民，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同时，应当参加街道或者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义务劳动。

低保义工最早出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政府实施了“社区工作项目”、“为救济金工作”的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我国，低保义工制度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不仅直接管理了企业的经营，而且对于由于待业、病休、退休等原因具有劳动能力但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公民提供全方位、普遍的、低水平的社会救助。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往这种社会救助机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如缺乏激励性，无法调动低保对象劳动积极性，易产生“低保懒汉”；骗保、人情保、关系保等极大浪费了国家的税收资源，阻碍了国家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福利刚性使得待遇支出不断增加，财政不堪重负。1999年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首次将低保义工制度纳入了法制化轨道，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应对象从事社会公益劳动，并在深圳、重庆、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试点工作。2005年，广州市出台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在全国首先大范围推行该制度，率先建立了地方低保义工制度。此后，湖北、重庆、辽宁、江西、北京等省市也先后建立并推广具有本地特色的低保义工制度，使我国的低保义工制度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我国低保义工制度实施的现状

总体上看，我国低保义工制度已经呈现出规范化、专业化的特点并且在不断得到完善。但与此同时，现行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同区域的低保义工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容易导致不公平、灵活性较差和奖励机制匮乏等，需要进一步地加以修正。

（一）制度运行逐步规范化、专业化、人本化

低保义工制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保障，更体现在各地区具体规定和实施管理的科学和有序。仅以最先实施该制度的广州市为例，其对于低保义工制度的对象年龄做出了明确规定（女18至50周岁，男18至60岁），每周参加劳动的时间制定具体下限（每人每周不少于三个半天，计10.5小时），并列举了如全日制在校生、照顾重病人等免除参加义务劳动的4种情况。除此之外，制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也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人性化趋向，即充分考虑低保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特殊情况，体现了社会救助事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公益低保制度主要是在基层以街道和居委会作为基本单位实施执行，街道和居委会对低保义务劳动进行直接管理和登记，组织低保对象参加义务劳动。

（二）部分地区的制度规定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性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低保对象的数量、待遇比如然存在差异，因而地区的低保义工制度的规定也各不相同，这也导致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低保义工制度比较健全，而中小城市的低保义工制度的规定比较粗略模糊，导致中小城市低保对象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尊重，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而且也与低保制度以人为本，缓解低收入者贫困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四川省平江县城的低保义工制度设计时，就对低保对象的年龄、低保对象个人、家庭状况（身体健康、上学等因素）缺乏明确规定，容易造成有些中小城市的低保对象在不适宜参加义务劳动也必须参加公益劳动，出现劳动积极性下降、思想波动等问题。这不仅对保障来自低保义工制度不完善地区的低保义工的基本权利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会形成阻碍。

（三）制度执行灵活性欠缺和奖励机制匮乏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低保义工制度都只有一个地方法规或政府文件来进行规定，第一个施行该制度的广州市在2006年公布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之后至今6年并没有根据该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加以修订完善，民政部门也没有发布更具体的指导性文件，导致出现低保对象劳动积极性不高、制度执行形式化、效力不高、与劳动者寻找工作、就医等时间冲突的问题。此外，在一些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以下建立低保义工的地区，政策的制定就缺乏科学性、周密性和灵活性，忽视了低保对象个人健康权、受教育权的尊重，制度规定不够具体细致导致执行中缺乏灵活性。比如四川省平江规定：“男性未满60岁，女性未满55岁，身体条件允许的低保人员都要参加公益性劳动。”首先，对低保对象的年龄规定缺乏周密性。只有年龄上限没有年龄下限 忽视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象主要是具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参加劳动或收入未达到低保线的成年人，忽视了低保对象因上学就业、照顾幼儿、病人等的特殊情况无法劳动的情形。其次，参加低保公益劳动对象因上述特殊情况无法就业的，在提供证明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延缓或择日劳动。另外目前低保义工制度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是对低保对象的界定。具体来说，在统计有职业的低保对象的时候不仅仅要将其在正式部门取得的工资收入，而且也要将通过个体经营和非正式部门取得的收入纳入到动态审查的范围中来，从而合理确定参加低保公益劳动的人数。

建立低保义工制度的城市之中大多规定了故意逃脱低保公益劳动的处罚措施，但缺乏对于优秀低保公益劳动人员的奖励措施。例如《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第九条，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人员无正当理由每月两次不参加公益劳动，经批评教育无效的，不参加劳动条件的低保人员的低保条件将会被取消，低保申请将被拒绝。相反，对于低保劳动者应当奖惩并举，侧重于教育和鼓励。对低保公益活动优秀义工进行表彰，不仅有助于实现低保对象接受救济权利与劳动义务相统一，而且对于满足低保劳动者的精神需求，实现其尊重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人生追求具有极其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各地亟需完善低保义工奖励制度，以提高义工们的工作积极性。

三、我国低保义工制度的发展趋势

根据我国城市低保义工制度现阶段的运行特点，我认为未来我国城市的低保义工制度应该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一）合理界定公益活动的内容，促进低保义工制度法制化规范化运行

低保义工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民政部门等需要认真研究到底哪些劳动属于公益性质劳动，哪些属于私人性质劳动，对在社区企业从事生产性公益劳动创造的价值应如何分配让利于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真正做到低保资金与收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防止低保义工制度变成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在此基础上，要出台专门的法规保障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低保义工制度中诸如低保义工的年龄、条件、免除或暂缓劳动的特殊情况等原则性规定的一致性，同时赋予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制度中公益劳动的时间、地点、奖惩的自由裁量权。国家法律因其强制约束力的存在，能够有力保障规章制度的顺利实施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还只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这一部规定低保义工制度的法规，强制力不足，还没有专门的《低保公益劳动法》出台，也使得目前我国各地区自愿建立的城市低保义工制度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西藏、内蒙等边远地区仍然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制度来促进低保对象从事社区公益性劳动。

（二）注重对低保义工的心理疏导和个人信息保护

低保义工的敏感程度比较高，自尊心较强且易受伤害。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低保义工心理咨询疏导制度，对低保义工工作中出现的心理波动进行疏导和安慰。在《生存与发展：城市低保对象的政策诉求》一文中第35页AL5案例中有这么一段话：“有时候我忙让娃代我去参加一下社区义务劳动，娃死活也不肯去，说院子里的其他娃都笑他，也不大和他玩了”这生动说明了低保义工心理的脆弱性。由于目前低保义工都是按照居委会为单位在本社区劳动，笔者认为要尽可能减少低保公益劳动对低保义工心理上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培养足够的社区低保义工心理咨询师，定期帮助低保义工化解心中的困惑和苦恼。此外，笔者认为可以对低保公益劳动参加对象在其他社区进行公益服务和劳动的可行性与效果进行一定的探索试点，这样不仅可以保护低保对象的个人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助于保护低保义工们的隐私权。

（三）加强城市低保义工制度中的奖励和激励设计，提高低保对象劳动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各个城市低保制度大部分都只有惩罚措施，即对低保对象逃脱义务劳动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措施，导致低保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不强，敷衍了事等问题。根据弗鲁姆的期望理论，目标效价是人们对实现目标有多大价值的判断。要提高劳动者对于义务劳动的重视程度，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目标效价。例如采取通报表扬、津贴补助等方式对高质量完成劳动的低保义工进行奖励。此外，有关部门需要借鉴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着力满足低保对象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高层次的需要，注重对低保义工进行精神激励和心理辅导，引导他们自觉地追求社会肯定，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尊严，使他们真正热爱劳动。

参考文献：

[1] 张公诸。质量管理学[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http://www.xiexiebang.com2011（8）：125-126.

第四篇：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

及其现实意义

何 涛

中国古代的政治，具有较高程度的完善性特点。其政治思想、政治机构设置及其结构，使中国具有相对长期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中，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的绵延、发展，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思想宝库，搜检这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千年的中国旧官僚政治中大凡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实践，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

在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廉政观念开始萌芽，最初表现为“重民”、“仁政”、“尚贤”等与廉政有关的政治思想以及用“君子”、“小人”、“礼”、“义”、“信”、“忠”、“仁”、“正”、“俭”、“廉”、“勤”等规范对统治集团成员的从政道德修养进行品分评价。在这方面，墨家是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的学派，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 ；法家则较早地把廉德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者，政之本也。” 作为立国的四维之一，廉政，是维系政权兴衰存亡的生命线，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大凡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求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奉法尽职；而大多数的执政者尤其是坐享其成的统治者，往往是虑不及此，故奢侈荒淫，政治黑暗，法纪松弛，官场腐化。政治廉洁或是政治腐败，必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世风崇尚节俭或奢靡，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兴旺或衰落。诚如《汉书》所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亦如《晋书》所日：“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

首先，要求官吏以廉洁作为从政的志向之一。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就提出“九德”，作为当时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德目，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据《周礼》记载，周公规定从六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辨。”这也是较早的考核官吏方面的廉政措施。孔子主张： “欲而不贪”，“见得思义”。孟子则明确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廉洁自律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也说：“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一个官员在为官居仕的过程中，必须从廉政出发，方可勤政。

其次，廉政之德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西山政训》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道理是这么讲，绝对没错。然而，从古到今，要求每一位官员真正能够做到“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做得好的事。这正如揭奚斯所说：“夫今之所谓善政者，亦日廉而已矣。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则不匮。然天下皆知廉之为贵也，而莫知为之。” 当今之世，亦是如此，否则，何来“五十九岁现象”之说? 最后，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内容上不单是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养民”，给人民带来“丰财”。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将廉政范畴赋以功利主义的政治内容，他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 ‘若廉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又说：“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 这就将廉政的目的在内容上作了拓展，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国强民，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廉政对各级官员来说，绝不仅是一种从政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官僚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从秦汉开始，历代执政者为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断汲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径。汉代的陆贾在其《新语·至法篇》中曾向刘邦提出“廉鄙异科”的政治建议。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是为了达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禄制度，以纪律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并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这三个方面都突破了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搞廉政建设的局限性。它通过有软有硬、有予有夺、有恩有威的规章和法制，力图把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正是由于历史上诸多“王安石”的努力，古代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才得以逐步健全和 完备。历代王朝政权，在政治体制上还专门设置了察廉之官。《通典》官制中有廉访使、廉使之类官名，宋代改走马承受官，为廉访使者，元代置肃政廉访使者，分察各道，明清改为提刑按察使。从实际效果来看，察廉官的活动对历代王朝各级官吏的操行确实起到了重大的威慑作用。在我国古代，为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还有一套奖惩办法做保证。《国语》日：“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古代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说：“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在我国古代，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如汉代法律规定，贪污者、受贿者、私自挪用官钱者，皆处“弃市”，即死刑；《唐律》规定，受贿罪“一尺杖～ 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所以，《汉书·贾谊传》中说：“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在对贪污腐败之徒严惩的同时，要对“清官”、“廉吏”进行一番褒奖，以励廉风。守廉洁的士大夫称为“廉士”，对于“廉士”、“廉吏”，或颁布特诏，褒扬勉励；或特许“奏事不名，入殿不趋”；或恩准丧事逾制破格，恤典格外从优；或画像立祠，宣示于众，以彰有德，等等，让其作为楷模典范，流芳百世，而且赐廪养亲、赐金银、赐宴，甚至优先晋阶、增秩、赐爵等。如在明朝万历年 间，首辅张居正引荐以清廉著称的二十五名官员，俱由皇帝亲自特加奖赏，各赐金银若干并赐宴款勉。

廉政之风的倡导和实行，必然要求执政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论语·颜渊》说：“子日：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实践证明，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历代执政者之所以强调官吏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廉制贪，其本身也是执政者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在社会可供分配财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少贪一点，就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就能多得一点。这“一点”具体体现了老百姓的切身经济利益和“实惠”。这就是古往今来，“清官”以及“清官戏”为什么会经久不衰，并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广泛拥戴、深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刻的廉政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表述阶段，停留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口头上和奏折中。那些有作为、有见识的执政者和那些中下层清廉官吏将这些思想、理论付诸于实践，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并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二、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制度建设

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的分权制衡理论的出现，在职官设置上，形成权力的分散与相互制约，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无不体现着古老的分权制衡 思想，虽然其所针对的只是普通官员而并非专制君主，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于加强古代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推动的了古代的廉政建设。

其次，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

第三，选拔官员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以促进廉政。孔子提出“ 举贤才”的思想；孟子认为实现“仁政”有赖于选贤，“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汉统治者认为选官应以德才兼备作为标准，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 治国之器，国之针药”，汉代选拔官吏以荐举和考试相结合，实行察举制度；隋唐直至清末选官以科举为正途，但科举中有“孝梯廉让”科，任人提倡“清廉守节”。

第四，严惩贪污、受贿性质的犯罪，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尤以法家为盛。战国时李埋在其编纂的《法经》六篇中，规定有承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惩治读职罪的法条。明初，朱元璋订《大浩》四编，规定对守财不枉法者也处以凌迟，还自创“ 剥皮实草”之刑，凡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捉至“ 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摆于官府公座旁，以诫后继官员。

三、正确评价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为：通过改善统治政策和规范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政权自身调节的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对清明，从而有利于阶级矛盾趋向缓和，为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在有关廉政的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操守气节的清官廉吏。忠贞耿直、屡屡犯颜直谏的唐代魏征；执法铁面无私的宋代包拯；敢于抗言上疏的明代海瑞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首先，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保障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监察制度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为了维护封建特权、皇权，封建统治者不愿将其监察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其次，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遭到各种干扰和破坏，使其难以充分发挥促进廉政建设的实际效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现实，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稳定的法治秩序。新王朝建立之初，鉴于旧王朝灭亡的教训，往往重视对吏治的整顿，各项廉政思想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继任的统治者对于吏治的管理明显比其祖辈放松了很多，直至自身也让农民起义推翻。

四、古代廉政思想对当前中国廉政建设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要让官员清醒的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官员的行为要对人民负责，改变以往的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想的影响，让官员真正作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当人民主权的思想根植在每一个官员的心中，腐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次，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想通过高薪养廉的方式只会增加反腐败的成本而对于廉政建设起不到多大作用。虽然在治理腐败过程中道德的约束力有限，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对于预防腐败的发生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第三，“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揭露的腐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凡落马的官员均与情妇、金钱有着必然的联系，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

2009年3月15日

第五篇：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

目录

摘要：......................................................................2 关键词：.....................................................................2 Abstract:...................................................................2 Keywords:..................................................................2 一．古代秘书管制时代.........................................................2 二．秘书选拔的历史演变过程...................................................3

（一）原始社会时期.......................................................3

（二）奴隶社会时期.......................................................3

1.夏代时期...........................................................3 2商朝时期...........................................................3 3西周时期...........................................................4 4春秋战国时期.......................................................4

（三）封建社会时期.......................................................4

1秦代...............................................................4 2汉代...............................................................4 3三国时期...........................................................5 4魏晋南北朝时期.....................................................5 5隋、唐时期.........................................................5 6宋朝时期...........................................................5 7元朝时期...........................................................5 8元朝时期...........................................................5 9 明清时期...........................................................6

3.结论......................................................................6 注释：......................................................................6 参考文献.....................................................................6

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

摘要：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的秘书活动，上可追溯到三皇五帝，下可查询到明清两代。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和演练，从出现到初步形成、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总管这几千年的的秘书活动，虽然它们在每个朝代的称谓和职位都不尽相同，对机构的设置也不尽一致，但是其具有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辅助君主政令顺利地颁布。而每个朝代对于秘书的选拔制度也是不相同的，条件及要求都有每个朝代自己的特色。本文通过例举我国古代对秘书选拔制度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虽然这些都只是古代旧社会选拔秘书官员的方法，但其中也有着它独特的精华所在。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秘书人员的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古代秘书 选拔制度 政策措施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our secretary work is also a long history.China's ancient Secretary activ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Sovereigns, can quer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wo generations.Chinese ancient secretary work experience of change and dril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re to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development, mature stage.Duct that thousands of years of secretary activities, although they are in every dynasty titles and positions are not the same,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consistent, but the common purpose of its is to assist him smoothly promulgated decree.And every dynasty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is not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each dynasty own characteristics.In this paper, by the example of ancient China's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although these are ancient old social selection Secretary officials, but it also has its unique essence.Have a certain guiding role the Secretary of our social work.Keywords: Ancient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Policies and measure

一．古代秘书管制时代

国家的产生和公共事务的发展促进了相应的秘书职位和人员的出现，但是，我国古代秘书史上的秘书工作到底是从哪个时代开始萌生的，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秘书工作起源于夏代的奴隶社会，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秘书的工作起源于尧舜时期。

在我国，“秘书”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而最初的含义是指物不像今天一样是指人。根

据古典记载，皇宫里藏有一些有神秘色彩的书籍，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宫禁里的秘籍，因为是宫禁内收藏的各种经典文献，因而一般不予公开，故称为“秘书”。第二类是指谶纬图箓，也即是一种在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预算吉凶的隐语。

到了东汉后期，“秘书”不再只是指物，也指机构和人员，古代的秘书工作者，被成称为“史官”、“御史大夫”、“尚书”、“长史”、“主簿”等。但东汉末年那段时期比较例外，魏王曹操为削弱当时位高权重的皇帝身边的秘书机构--尚书台的势力，曾设秘书令，以“典尚书事”，这样，秘书令不仅具有原先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收发奏章、草拟和上传下达的职责。①②

到了清朝末期，我国的秘书工作真正名实相符。辛亥革命后，秘书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一：秘书一词已完全摆脱了“图书”的含义，从原先指物转变为特指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或职位。其二，对秘书人员所有的旧式称谓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各级政府部门中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或相关职位均以“秘书”相称。

秘书一职的出现，说明了我国历代君主都懂得秘书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秘书的选拔上，不同朝代的君主对人才的选拔制度是不同的，这不仅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学时才能。秘书人员的选拔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体现，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二．秘书选拔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因为其原始、粗糙以及简陋的生产工具，加上及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在那个时期里面就没有阶级和国家。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之后，便产生了小规模的组织，虽然氏族规模比较小，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公共事务要处理，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因此，就产生了秘书人员。而那时候的秘书人员的工作任务就是会务活动和传达活动。传达活动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食将首领的意图传达给下面；另一方面是将民众的意见传达给首领。

这个时期的秘书人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管理者既从事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又从事管理活动中的秘书活动，管理者即氏族首领兼职秘书，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第二种是由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长老来长官火、天时以及调节纠纷等事务，这些长老经常帮助首领处理公务。第三种是专门承办秘书活动的人员，这些人员有着一定的职务，他们是由民众选举或者是禅让而产生的。

（二）奴隶社会时期 1.夏代时期

到了夏代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因此，社会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国家必须设立一批专事国家事务的官吏来操纵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我国最早的秘书也就因此产生了，但是那时把这一类官员称为“史官”，秩宗和太史令则属于秘书官职。

秩宗是传说中尧舜两人都设置的一种官职，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司典宗教祭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秩宗是史官在宗教活动中的另一个身份，因此，这种官职的选拔方式也和史官一样，通过世代相袭的方式来进行继承。

太史令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国君处理国政的机要秘书长，记录国君的言行，起草和保管文书，掌管典志；有的还对民情进行了解，向君王提出建议，协助君王制定相关的法令。史官的职位大多数是由贵族时代相袭，他们是知识的垄断者，普通老百姓的子弟因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作为具备高文化和业务知识的史官一般不会在普通老百姓家庭中产生，也不会从白丁中进行选拔。

2商朝时期

商朝是在推翻夏朝之后强盛起来的朝代，国家机器和国家管理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并且逐步建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一套内外职官体制。官职可分为：政务官、事务官、武官和史官。史官则主要从事秘书工作。商朝的史官分为两类，史类秘书和巫类秘书史类秘书。史类秘书要求会制作和保管重要公文，记录君王的言行、宫廷大事、观察天象、记录历法以及保管档案典籍等。无泪秘书则是神权和政治的历史产物。他的主要工作是专门处理人和神灵和先祖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史官本身会占卜、解释卜词，或者是有能力长官商王朝的祭神和祭祖典礼等事务。

由此看来，巫类秘书和史类秘书在工作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的却是身兼两职，也并未做到严格的划分。而且，在选拔方面也是采取世代相袭的方式，但是和夏朝比起来，史官需要具备的能力增多了。秘书官吏必须具有文字、军事、政治、天文以及占卜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从以上可以看出，商朝的秘书官吏已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企已经形成了一支专职秘书工作的队伍。3西周时期

在西周时期，我国奴隶制度逐渐开始瓦解，封建制度逐渐开始产生。这种过渡的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开始由神权向人权进行转变。在这时期，国家机构不断在发展，形成了以卿为首的政务部门“卿事寮”和以太守为首的事物部门“太史寮”，太史寮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秘书处。在王宫里还设置了专门记录国王言行的左吏和右吏，专门保管君王的印章。还设置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秘书，也即是专门为王后掌管礼仪和文书的女史。③ 4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和社会最**的时期，在这几百年的大变革中，各国竞相变法图强，战争的纷乱使得各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秘书官吏主要有御史、主书、尚书和掌书等。因为在这个奴隶时期都有着“亲贵和一”的正字色彩，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秘书选拔上也是通过世袭相承的形式，但是与前面朝代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选拔方式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三）封建社会时期 1秦代

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这个时期承办文书为主要任务的人员被称为“史”，这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这个时期对于秘书的选拔也是通过世袭相传的形式，他们的后代从小就被送到专门的学校进行学习。秦朝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史的后代是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2汉代

西汉时期，御史仍旧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秘书机构。但是在这个时期里，御史有了更多的权利。这个时期的秘书官职主要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配的副职御史中丞、下隶御史、令曹、书曹和印曹等等。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已经呈比较稳固的态势，因此，在选拔秘书人员的时候不再采取“亲贵和一”的方式，而是注重人员的业务能力，选拔方式则主要采取的是察举、征召和辟除等方式。

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抓紧发展成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并且地位逐渐得到提高。这时的尚书台不仅仅要办理文书和传达皇帝下达的诏令，还可以为皇帝出谋划策，直接对政务进行参与。因此，在选拔尚书台人员的时候就非常严格，需要进行严格的考试。这些人员必须年满17岁，要能背诵9000字以上的籀书，并且还要考察大篆、小赚和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 4

年底，需要先在郡一级考试，合格之后转移到京城，再由太守进行面试，当中优秀的人则被派到尚书台和御史府担任尚书令史一职，掌写文书。而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郎中，对其选拔的要求则更高，一年之内为见习官员，一年之后被升为尚书郎，协助诗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之后才能被升为尚书传郎。3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群雄纷争，政局很不稳定。而三国时期的秘书官制，开始的时候是沿袭汉代的制度，但是因为混乱的政局和官制，因此，从事秘书工作的则基本上是尚书丞进行管理。地方上的秘书就主要是别驾、治中、长史、主簿、司马、阁下书佐等。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混战以及纷乱割据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王朝的交替更换也很频繁。但是吗，在这样的时期里，中国古代秘书进行了一个大转折点，从原先的指物，转变成指人。

这一时期，秘书写作已经发展成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在选拔秘书的时候，要求其精通于业务的能力。往往是以察访的方式进行评定，并从中选拔出秘书官吏。因为在这一时期里，文虎工作在继承了秦朝、汉朝的制度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令、符、启和笺等公文文中；并且规定了新的公文体式；不仅如此，对公文的书写材料也进行了改革，规定公文一律采用毛笔在纸上进行书写。5隋、唐时期

隋唐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虽然只是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朝政，但是它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些时期都是唐朝繁荣昌盛的时候。唐朝皇帝非常重视秘书官员，为了避免宰相的权利过于膨胀，皇帝在选择秘书人员的时候通常选拔身边品位较低且资历尚浅的小臣来作为皇帝直接服务的秘书官员。

唐代开始的时候重用的秘书官员是中书舍人，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以翰林院学士代替中书舍人进行秘书活动。这个时期，对秘书官员的选拔是比较全面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进行筛选，包括身材相貌、口才、书法文理以及对政事的判断能力等，不仅要求他们具备高文化水平，对书法有着一定的造诣，在写作和治理公文有着较强的能力之外，还要口齿清晰，擅于辞令。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必须有参政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要清洁自守，不结党营私；要有强烈的保密意识。

唐代以科考成绩的好坏为主要评定人才的根据，打破了以往用人的制度，大大扩宽了选人用人的范围，激励世子们发愤图强，充分体现了“任人唯贤”的思想，保障了统治阶级的有效运行。6宋朝时期

宋朝时期的秘书活动沿袭了唐朝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建朝之后，强化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机构较为庞大。为了维持起正常的运行，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职或者兼职的秘书工作人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制度。

宋代通过专门的考试来选用秘书，宋哲宗时期就专门设置宏词科，专美对朝廷所需的文字秘书进行选拔，严格规定只有取得进士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报考。而且，要求报考的人必须博览古今，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只有拥有这些功底，才对其进行公文写作的能力测试。不仅如此，对考试的内容也有限制，考生必须以制、诏、书、表、露、布、檄、等十二种文体各做应用公文两篇，合格之后才能准予考试。7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对秘书的选拔方式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增设了很多秘书机构，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时期对秘书人选拔的要求是品行必须端正，办事小心谨慎，必须精通业务的办理，有实际的工作经验，还需要有可靠的人进行担保。除此之外还有规定，上级机关的秘 5

书人员必须是依次从夏季官衙中挑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人。8元朝时期

元代是以蒙古族为主题的封建王朝，各级官员大多是由蒙古族人进行担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懂文墨，在政务的处理方面也就处理得不好，而且有很多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利徇私舞弊。元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秘书人员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对秘书人员进行严格的选拔。规定，必须选择言行举止符合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有较强的办事能力以及奉公廉洁的人。这样的选拔制度，保证了秘书人员的素质处于一个普遍较高的水平。明清时期

到了明代，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秘书人员的选拔也必须是从科举出身的人中进行筛选。中央秘书机构和各部门的秘书由进士通过管选，进入翰林院时候才能进行职位担任；地方的秘书则由贡士和进士进行担任。在选拔秘书的同时注重其具备的处理实际业务的能力。

清代秘书选拔中以军机章京的选拔最为典型。选拔的条件有以下这些：首先是品德要良好，相貌要端正；其次是要精明能干；第三是拟稿要迅速，字迹要端正；第四是要聪明敏锐，为人小心谨慎；第五是不用高官的子弟。军机章京有着庞大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事务，队伍的规模，效率之高以及素质的优质是历代以来最为罕见的。

3.结论

古代的秘书活动经历了几千年的变革，对秘书的选拔制度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行完善。不同的朝代在沿袭前面朝代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变，对选拔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以至于对秘书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选拔的手段不断在变革中进行提高和成熟，秘书机构也在这不断变化的选拔中逐渐得到完善。因此，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02-01，期刊，整理自第二页。②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2010-04-18，期刊，整理自第三页。③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2008-12-01，期刊，整理自第五页。

参考文献

[1]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02-01，期刊。[2]网晋卿，《我国古代秘书监制度》，高校图书馆工作，1985-07-15.[3]任雪浩，李伟华，刘新钰，《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制度探析》，兰台世界，2009-08-01，期刊。[4]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2010-04-18，期刊。[5]李春燕，《浅谈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沿革》，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6-15，期刊。[6]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2008-12-01，期刊。[7]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1-10-15，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