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篇：PPP模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

浅谈PPP模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

前言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及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按照“纳瑟姆曲线”规律，当前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城镇化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巨大，仅仅依靠财政投入难以满足。此外，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出发，以政府为单一投资主体模式往往存在效率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模式创新，激发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为民资参与城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

可见，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央对PPP进行明确定位并启动立法工作，PPP的春天已经到来。

一、PPP的内涵

（一）概念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也称3P模式，即公私合作模式。关于PPP的概念，尚无统一说法。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欧美委员会等机构、专家都对PPP的概念有所表述。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将PPP理解为：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的管理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其一，PPP的本质是一种合作关系，是民营部门与公共部门合作的结果；其二，它是一种管理模式而非单一的融资模式。可以发挥民营部门的资本、管理与技术优势，使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

（二）特征

PPP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具有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三个重要特征。其中，伙伴关系是首要特征，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是维持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是由伙伴关系衍生出来的特征。

第一，作为首要特征的伙伴关系是其合作本质的具体体现。合作关系的核心在于共同的目标，即在某个具体项目上，以最少的资源提供最优的产品和服务。民营部门实现在一定约束之内的利益最大化，公共部门实现公共福利提升的目标。

第二，PPP项目的公益性决定了利益共享特征，即对项目产生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的共享。政府部门节省公共资金投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民营部门取得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提高企业知名度，并开拓投资领域。

第三，PPP模式中的风险分担主要表现为考虑双方风险的最优应对、最佳分担，尽可能做到每一种风险都能由最善于应对该风险的合作方承担，进而达到项目整体风险的最小化。

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引入PPP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投入以形成有效供给的公共产品。有必要通过PPP模式引入民营部门参与，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提高供给效率和分散风险。

（一）弥补巨额资金的供需缺口

1、我国未来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测算，在未来20年内，要将4-5亿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至少需要投入40-50万亿的巨额资金。

2、传统地方政府主导的融资模式存在局限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主要有：地方税和中央转移支付、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及中央代发地方债。这些传统的融资模式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难以为未来的城镇化提供持续的、充足的资金供给。首先，地方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不能满足地方城镇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其次，土地财政融资模式可持续性差。土地融资存在很多问题：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一次性的土地批租收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助长了地方政府政绩激励下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通过推高地价获得城镇化建设资金的同时也推高了房价。第三，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较大债务风险隐患：一是融资主体的设立与运作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二是融资状况不透明，责任主体模糊；三是信用膨胀，负债率高；四是地方债发行规模有限，短期内不宜大规模推广。因此，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利用PPP模式引入民间资本，不失为

缓解此矛盾的有效途径。

（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和管理模式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低下。一是城市公共设施内部投资结构不协调，政府的资金分配比例不合理。二是资源浪费严重。首先，由于缺乏长远的统筹规划，存在大量重复、盲目建设，造成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基础设施利用不充分并存的现象。其次，有的项目建设质量不达标，难以达到正常的使用要求，常常要返建或返修，带来了巨大资金浪费。三是，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一方面，由于低估项目预算，忽视配套资金，使许多在建工程由于缺乏资金而明确。另一方面，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制造建设繁荣的假象，人为拉长建设战线和周期，不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和信用，也影响其他项目的开展。

而在PPP管理模式中，政府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民营部门更多地负责项目和服务的具体生产与经营，政府公共部门主要负责项目和服务标准的制定以及生产经营过程的监督。因此，提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三）分散公共设施供给的整体风险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由于其投入巨大、影响范围广泛等原因，其生产与经营过程存在着诸多系统性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完工风险、技术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及环境保护风险等）。这些风险如果由公共部门独自承担，必将加大其压力和负担。所以，利用PPP模式引入民营部门参与，通过

科学的风险分担机制，可将不同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受此风险的一方，从而分散和降低项目和服务的整体风险。

三、利用PPP的保障措施

在利用PPP机制有效促进我国城镇化进行中，除了根据城镇公共设施的不同形态和不同特点选择合适的PPP具体模式以外，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PPP模式的有效运行。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私营部门进入城镇化公共设施领域的基本依据。为保障PPP机制的良好运行，还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合同法》等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为PPP模式在城镇公共设施中的有效运用提供更加全面、详细的法律依据，为各参与方的权责划分、风险分担以及纠纷处理提供指导。

（二）完善政策扶持措施

为了更好地引导私营部门参与城镇公共设施建设，国家需要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多方面为私营部门参与PPP项目给予政策扶持，增加城镇公共设施PPP项目的吸引力。

（三）加强全面综合管理

城镇公共设施的PPP项目涉及的利益实体较多，时间跨度较大，没有严格的管理贯穿始终是难以奏效的。从国外经验看，英国、美国等PPP推行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PPP管理制度。对PPP项目，要从横向管理（合同管理、绩效监控和关系管理）和纵向管理（招标筹备期）、工程建设期、项目运营期和项目交割期）两个维度加强管理。

（四）建立PPP专业组织机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也应在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研究建立中央和地方级别的专业PPP单位，帮助公共部门设计和实施PPP项目，为推广PPP提供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的组织保障。

第二篇：钱学森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钱学森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个人与社会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相互区别，不能等同。个人与社会相比较，社会起着根本的，决定的作用。但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所有个人及其集体努力的结果，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构成社会的集体运动及其发展，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杰出人物的作用相对于这种必然性来说，是一种偶然性，但它又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历史人物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的行为、思想有着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和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钱学森反映时代要求，代表进步阶级或阶层利益，对社会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他始终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此外，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第三篇：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二）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问题

一些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够协调，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还有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指标，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城市规划和管理脱节，市政工程缺乏统筹规划和建设，综合管理能力滞后，影响城市运行效率，一些城市“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比较突出。

（三）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已超过1亿人，但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很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也很突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工作刚刚起步，养老保险尚未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很多录用农民工的企业都没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其录用的农民工提供法定的保险。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广大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欠帐，虽然降低了目前的企业运营和城市发展成本，但是将构成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压力。

（四）城镇化的多头管理问题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的政府部门从各自的职责范围和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对城镇化的过程进行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城镇化的进程涉及许多领域，但在统一市场的框架内，具有区域整体性的特征，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管理模式不符合城镇化这一特征的要求，不利于统一的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在实施中难以形成合力，影响城镇化进程健康高效地发展。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资源、环境和体制约束等客观原因，也存在认识不足、管理不当的主观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体形态、空间布局三个基本问题，还缺乏全面把握和有效指导，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视。

第四篇：PPP：城镇化投融资的模式创新

PPP：城镇化投融资的模式创新

2014-01-04 券商资产管理业务交流平台

核心提示：PPP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不仅具备管理的一般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还具有其它管理模式所不具备的职能：扩量融资、利用新技术，以及特别值得强调的机制创新的职能。

21世纪经济报道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以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到47％。显然，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此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合理解决资金投入问题是保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仅依靠政府财政收入远远不够。

PPP：新型公共事业管理模式

关于公私合作伙伴（PPP）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我们根据人们对PPP的认识，并结合公私合作伙伴及其管理模式作出这样一个定义：所谓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通过这种合作和管理过程，可以在不排除、并适当满足私人部门的投资营利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PPP的运行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伙伴关系是PPP第一大特征，其独特之处是项目目标一致：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多的产品或服务。

利益共享是PPP的第二个特征。PPP中需要对民营部门可能的高额利润进行控制，即不允许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超额利润。共享利益在这里除了指共享PPP的社会成果之外，也包括使作为参与者的私人部门、民营企业或机构取得相对平和、稳定的投资回报。

PPP的第三个特征是风险分担。公共部门尽可能大地承担自己有优势方面的伴生风险，而让对方承担的风险尽可能小。与此同时，民营部门会按其相对优势承担较多的、甚至全部的具体管理职责，而这个领域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正是管理层“道德风险”的易发领域。PPP管理模式中，更多是考虑双方风险的最优应对、最佳分担，而将整体风险最小化。

PPP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不仅具备管理的一般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还具有其它管理模式所不具备的职能：扩量融资、利用新技术，以及特别值得强调的机制创新的职能。

机制创新职能的主要指向，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促进机制转换、制度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益提升。机制转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公共部门由传统的计划向市场转换；二是私人部门由市场逐利向计划靠拢。这种“双转换”可以形成一种新型的激励机制，进而达到制度创新的推进、改革的深化和资源配置效益的提升。

当前我国开展PPP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早在上世纪末就有通过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的项目，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采用了该模式，但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关于PPP的相关法规，主要来自于国务院及各部门根据国务院制订的管理办法，同时，各地也根据各地情况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由于PPP项目的复杂性及长期性，这些办法不足以支持PPP项目的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

缺乏专门管理机构。由于PPP项目更多涉及财政资金的未来支出，有必要由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PPP项目的实施，以防未来财政风险的无限扩大。

风险转移的目标没有充分实现。我国开展的PPP项目，很多经营性项目都有财政补贴，虽然名义上是采用了PPP模式，但并没有将经营风险完全转移，政府在许多项目中负责“兜底”。

项目运营周期较短。当前我国实施的一些PPP项目（如BT项目）运营期通常只有3-5年，不仅没有解决政府财政融资问题，相反被私营部门增加了一部分成本。这与采用PPP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项目多集中在用户付费项目。PPP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解决财政资金困难问题，在用户付费项目中，完全可能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市场化方式解决问题。

财政部门监督和约束力弱。我国PPP项目一般由各部门安排，与财政没有必然联系，在需要融资时还要求财政部门出“安慰函”。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在PPP项目中财政部门有一票否决权是不一致的。

总之，如果我们不对当前使用的PPP模式及时规范、加强监督和有效控制，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城镇化投融资中的公私合作形式

首先，就基础设施而言，选择公私合作管理模式应根据基础设施的不同形态来确定。

对于已有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通过出售、租赁、运营和维护合同承包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向民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证，由民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民营企业可以直接向使用者收费，也可以通过政府向使用者收费。通过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与运营效率。在出售和租赁的形式中，还可以为政府置换和融通资金，从而支持和从事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建和改造现有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租赁－建设－经营（LBO）、购买－建设－经营（BBO）、外围建设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加快提升基础设施的功能和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速度，也可为政府新建其它基础设施筹集一定的资金。

对于新建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采用建设－转让－经营（BTO）、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为新建基础设施融入民间资本，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

其次，在公用事业领域，特别是在污水处理、自来水、煤气、电力和热力供应等方面，一般可通过使用者付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使投资者能够收回投资并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

而在公共服务方面，为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公私合作的模式来提供。其要点是：政府公共部门确定所需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具体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提供价格可通过公开招标价格听证会或双方议价等方式形成。

公私合作模式需政策配合完善法制体系。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部委发“通知”，指定“政策”的方式来规范，其法律效力较低，而PPP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对项目公司、招投标和税收优惠等问题做出特别的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PPP立法与一般法规必然存在一些冲突。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做出的规定，只能适用于一部分行业，且都是从自身管理角度出发，很多时候不能相互衔接，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方式来保证在PPP项目中的各方利益不受损害，特别是公众利益，同时要明确PPP应用的领域与方式。

加强机构建设。我们可以在财政部下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公私合作项目的相关工作，并下设PPP项目采购、合同管理指导的经济咨询机构，利用现有行业部委下属的具有专业知识（比如交通、污水处理等）的技术咨询机构，满足PPP模式在各行业的应用需求。

明确政策指导。建议出台支持运营周期长的PPP项目政策，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降低政府在PPP项目中的成本和风险。针对项目本身经济性的强弱采用不同的激励政策。

提高项目开发和储备能力。在设立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同时，建议该部门同时负责PPP项目的开发与储备，依据“物有所值”的理念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一个项目是否能够采用PPP模式。

促进能力建设。PPP项目涉及金融、法律、会计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需要一大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并加大相关专业人才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力度。

完善并加强合同管理。在我国现有的合同管理政策中，包括《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示范文本》等，虽然对相应的定价、风险、标准等做出了规定，仍然存在诸如价格调整、风险控制等方面出现不少问题，希望能尽早完善并规范化管理。

提升监管管理力度。我们应当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监督举措，在招投标阶段、运营阶段和资产转让阶段都应有相应的监督管理依据与措施，可参考英国的做法。

加强风险管控。凡是PPP项目都属于政府投资公共项目，特别是私人融资项目，虽然在有产出后才向投资者付款，但是，未来每年支出的现值总额便是政府的或有债务。如果PPP项目规模过大或总额过大，则可能给政府带来财政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财政部门在PPP项目立项上应有否决权，以此防范项目带来的财政风险。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由作者与孙洁合作完成。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发表于《新金融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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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浅析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姓 名：崔肖南学 号:081702040班 级：08金融班

【摘要】： 民间金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既有现实的问题还有理论上的问题。它的发展既能为金融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开启状态。民间金融从现阶段来看还是有着很大的缺陷,我国现代民间金融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区别于国有金融制度的一种金融制度,这种金融的产生由于先天的原因而有着自身特有的缺优点,恰是这种特性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但同时也加大经济的风险隐患。民营经济在经济中占得比重越来越大,导致民间金融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民间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间金融融资金融体制经济发展

近年来，民间金融正以一种不容忽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目前，粗略估算，民间金融的规模已过万亿。民间金融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的注意。

一、民间金融对经济金融的正面作用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会扰乱正规金融市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对民间金融的不断深入调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我国的民间金融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金融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培育社会信用，缓解农村金融资源的匮乏，与正规金融形成互补，为金融创新积累经验，等等。

(一)民间金融支持了中小企业融资

融资难一直是近年来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大问题。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中小企业选择民间金融进行融资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正规金融出于成本考虑，以及“规模歧视”和特有的“所有制偏见”，倾向于给资金需求规模大、实力强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产少，其融资行为具有贷款数额小、抗风险能力弱和负债能力有限等特点，这使得中小企业处于国有商业银行青睐的主要客户群之外。因此，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得到所需款项。

而民间金融的特点恰好适应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最合适的金融制度安排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正规的中小银行和民间金融。根据国际金融公司2001年的调查，我国中小企业60%的融资来源于企业自身积累，外部融资只占了40%，而在这些外部融资中，民间金融所占的比重最高，占到了50%以上。民间金融内生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之中，内生于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这种内生性也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中小企业的各方面信息，也就决定了它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相互之间的适应性，以及其巨大的发展潜能，因而具有相对的交易成本优势。可以说，中小企业选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重要融资途径，是金融主体自身内在的要求，也是中小企业在外部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二)民间金融对企业的信用强化效应

在我国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下，政府信用错位使得政府成为整个融资活动的实际上的最后承担人，企业信用被极度弱化。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信贷行为进入一个怪圈。国有企业缺乏资金，自身可能又不满足银行的获贷条件，于是向政府求救→政府出于“国有企业情结”，便出面向银行协调→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以及对政府信用的信赖，便贷款给企业，这也使得企业缺乏强化自身信用的动机→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缺乏激励机制，获贷后往往并不能实现发展和收益，有时甚至是投资失败→贷款没有收益和实现增值，国有企业自然无力偿还部分或全部银行贷款→银行不能顺利收回或者无法收回放贷资金必然产生坏账，银行收益和资产质量恶化。

由于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的行为是授意于政府，再加上我国国有银行本身就存在着信用弱化，银行信用的保障也有赖于政府，最终政府不得不以政府信用来支撑银行信用。政府的影响贯穿融资活动的整个过程，政府信用错位导致银行信用弱化。在政府、银行、企业三者的利益互动中，国有企业自然会产生“赖账”行为，企业信用也随之而丧失，而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拥有独立产权的民间信用实践了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的强化对企业信用形成了“硬约束”，使企业信用得到强化。

(三)民间金融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

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做了很多尝试。例如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但是以国有金融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业的改革步伐远远赶不上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有银行改制步步遇阻的情形相比，民间金融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展现出金融市场的新气象。在这样的形势下，民间金融的发展为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机构格局，有助于构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产权结构和促进原有金融机构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多层次、多种所有制、富于竞争性的金融体系，自然也就有助于整个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二、民间金融对经济金融的负面作用

虽然民间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不容忽视的是，民间金融也给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调控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培育社会

信用方面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的存在也给经济、金融活动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着较高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民间金融天然的“草根性”和便利性，既是它的优势所在，也蕴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的借贷行为是建立在一种非制度信任基础之上，正是由于非制度信任，有些在正规金融制度下得不到资金支持的单位和个人，从民间金融机构得到了资金，但这恰恰也增加了民间金融的风险。

此外，虽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比，一些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要低得多，资产质量也比较优良，但不容忽视的是民间金融机构整体中仍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已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经营得道、资产质量非常好，但是由于其天然的信用弱势性，如规模小、资金少，没有政府信用做担保，一场挤兑就能够让这些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条谣言就可能毁了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民间金融机构。而且由于民间金融处于一种地下状态，使得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对其进行监管，在经营管理上也没有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呆账准备金的严格要求，使得监管当局无法保护有效的存款者和经营良好的民间金融机构。因此，民间金融的金融风险较高，这种风险一旦大规模爆发，将给经济带来很大问题。

(二)形成资金体制外循环，弱化宏观金融调控的效果

民间金融的存在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受到民间金融的高利率吸引，大量资金流出银行体系，形成资金的体制外循环，使得金融信号部分失真。国家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民间金融规模和动态，无法获得完整权威的统计数据，影响国家对金融运行状态的判断，同时也干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

在民间金融渠道流通的货币量处于政府监控之外，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货币供应量产生重大影响，冲击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效力。如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当局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紧缩措施以减少流通领域的货币量，收缩流动性，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主要原因就是虽然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但是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增加了，原本正规金融提供的部分资金转由民间金融来提供，货币供给量并未按照预期数量减少甚至根本没减少。民间金融的活跃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影响货币乘数的波动，弱化了政府调控的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民间金融的存在，使得大量的资金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形成资金暗流，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

(三)易发生纠纷，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由于民间金融活动大部分在法律规定之外进行，其权利义务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从而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非正式的民间金融通常比较隐蔽，而且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规支持，民间融资参与者较多，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监管难度大，一旦发生问题可能造

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安定。典型的事例就是，2002年月底，温州泰顺县查封的一处大肆吸储放贷的非法典当机构，其贷款都是只凭一纸借款契约或借据进行的，没有正规的借贷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担保措施，为纠纷的发生留下重大隐患。据调查，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冲击了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业务

同处于一个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必然会有业务上的重合。在浙江有些地区，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部门的存款额，直接冲击了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业务。此外，由于民间金融的贷款利率较高，如果政府对非正规金融不加任何限制而任其发展下去，对于一些既有正规金融贷款又有民间金融贷款的企业来说，他们在还款时会先考虑偿还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这也间接加剧了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风险。

三、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有些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如非制度信任基础。但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与我国金融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密切相关。也许合理的金融制度设计也无法完全消除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干扰，但政府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不足以及其在此基础上所设置的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大大加重了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所以减轻民间金融的负面影响要先从转换政府的观念做起。

(一)转换观念，区别对待不同形式和性质的民间金融

过去，政府对民间金融往往不是强迫其完全正式化就是简单禁止，事实证明这显然不是对待民间金融的最好做法。在正确认识民间金融的基础上，政府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能，改变过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状态。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致力于制定公正合理的制度，确立有效的竞争规则，健全法律体系，同时要给予经济主体充分的选择权利的自由，保持其活力，让市场机制在推动非正规金融业的发展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二)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

我国民间金融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其处境却相当尴尬，甚至不被法律所认可。由于民间金融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其所进行的活动既未纳入监管范围，也不受法律保护，不利于其健康发展。从国外的经验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要积极鼓励正常的民间金融活动，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

民间金融愿不愿意合法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政府如何来合法化民间金融。如果金融监管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政府很好地约束了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也都会乐意接受这样的合法化。反之，如果金融监管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意义不大，民间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显然是拒绝合法化，而继续采取“地下”的生存方式。

在用法律规范民间金融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合法化的目标是使民间金融规范化，并在合法化的过程中不要丢掉民间金融的特点。民间金融应是民间的，政府应最大限度地退出民间金融领域。只有这样成长起来的民间金融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三)健全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

实现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必须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具体的说这些制度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与贷款担保制度、征信制度、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证存款人利益，当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时，保险机构可以要求其退出存款，把银行经营不善引起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有利于增加民众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心，增强民间金融的信用基础。

征信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完善社会化信用服务体系，可以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牵头，各金融机构参与，并联合政法、工商、税务、不动产管理等部门组建征信公司，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将企业和个人的信息收集组合起来，并记录金融交易中当事人的信用状况，随时向客户提高不良信用客户信用记录，披露信用不良的黑名单，提高失信成本，有利于减少金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于整个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可以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及时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则有助于解决传统金融体制中的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使得金融市场“进得去，出得来”，有效促进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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