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日 期: 2008-8-6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来 源: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计划、政府举办、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施行的是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的免费高等教育。1977年高考的恢复直接改变和推动了随后整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当时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人才支持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国民收入普遍很低，高等教育肩负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尽快弥补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特殊的历史使命，而主要由政府财政经费支撑的免费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

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和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大，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调配转向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方式，原有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不再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l984年中央政府把教育

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体系中的基础性改革，它的改革成效将制约着其他一系列改革，以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政府间高等教育投资责任的变革

从国家财政投资体制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改变由国家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收人和支出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各省“分灶吃饭”的中央与地方分级负责的新财政体制。为了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l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意图。随着中央对办学和投资责任的不断下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并最终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资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家机构改革和财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发生了-些调整，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的同时，财权财力的层层上移。

(二)政府拨款模式的变革

高教投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投资的数量和结构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转变上。l985年以前，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事业费是按照“基数加发展”的模式拨付的。1985年，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与“基数加发展”的旧模式相比，“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总体上更加有利于经费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学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经费管理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高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拨款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有明显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开启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1991年年底“211工程”方案上报国务院并着手实施。这不仅被认为是在高等教育界开启了政府目标管理方式之先河，而且也是“综合定额”之外政府加大对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的专项投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继此之后，一些重大的专项资助陆续启动，例如1998年开启的“985”项目等等，表明政府对高校投人的专项资金力度不断被强化。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院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开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需要提供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机会。然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机制。

1984年，国家决定招收一定数量的委培生和自费生。l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的人民助学金制度，并提出了在学杂费和培养费方面进行改革的思想。l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正式宣布将“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作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投资体制。1994年，国家在37所高校实行招生并轨改革试点。l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实行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的制度。至此，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的私人补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实行成本补偿、收取学费的同时，为了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不会由于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也经历了一个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形成了以“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以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

(四)高校自筹性资金的拓展

鼓励高等院校通过自身优势自筹资金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等等。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则更加明确地将学费、校办产业、高新科技企业、社会服务、社会捐资助学、金融信贷手段等作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之外的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措施。

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收、自筹活动，挖掘和利用了在人才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和经费来源渠道，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活动促进了高等学校自身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改革。

(五)民办高校投资体制的发展

利用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与公立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利用市场机制举办民办教育，吸纳国家财政以外的资金投资办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地方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开始“松绑”。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确立并形成了高等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使民办教育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

从民办高校的投资体制上看，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则依赖银行和个人贷款或母体企业和股市上的经费支持。政府对民办高校实行直接减免税政策或者其他扶持政策。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民办高等教育初步实现了对以国家包办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是一个有效的缓解。

(六)高等学校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既有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投资体制的改革，也有在院校层次上实施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1980年以前，高等学校的经费均由国家财政统一计划拨款，学校在年终决算后需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这导致高等学校不仅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教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1980年财政部召开全国文教行政财务会议，强调全面推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办法，各个高等院校按照国家下达的年度预算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学校结转下年度支配。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以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发生了变化。1998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公共财政改革，它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和运作发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90年代末财政改革对于高等院校内部财务管理的影响完全是不同的；是在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部门对高校财务管理的直接控制的同时，高等院校在内部财务管理方面的自治和自主权限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成效

(一)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了经费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探索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体制。l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将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写入法律，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的合法性。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筹资的多元化格局中，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内、外拨款；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学生或者家庭缴纳的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集资办学经费；建立教育基金；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所取得的收入；学校贷款和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等，简称为“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支撑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来源到多渠道经费筹措格局的转型，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得以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校生人数的持续增长。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1999年以来规模的急速扩张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国仅用不到l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许多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实现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正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种扩张成为可能。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推动了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变革一方面促使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资金总量不断增加，支持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催生了在多渠道投资架构基础上的一些新的办学模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省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扩大，省会城市的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地级中心城市举办的高等学校也逐渐增多。这一发展进程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的布局已经逐步下移，地级城市兴办高等学校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投资体制的改革还直接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除了以各级政府为办学主体的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外，出现了完全市场化的各类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以及政府、高校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高校的办学模式等新的高等院校类型(如独立学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形式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办学的合作者多种多样，有境内的国营与民营企业、民办学校、社会和学术团体、科技开发公司等，也有境外的优质大学、国际组织等。而办学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经费来源多渠道既有通过融资手段筹资，也有靠企业投入经费，还有依靠学费滚动发展等，但都不依靠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善了社会资源分布的公平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筹措渠道向多渠道转型，除了是为应对高等教育旺盛需求下的高等教育经费紧张外，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为了实现更大的高等教育财政公平。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实施的是严格的高考选拔制度，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决定。而高考成绩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富裕家庭的孩子较之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较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因此前者在高考竞争的起跑线上往往处于优势。如果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承担，那么只能是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教育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穷人在对富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进行补贴。

实行多渠道筹措经费后，当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保持不变时，学生生均公共资源的占有量将减少，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导致公共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中配置的结构性公平；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一定时，学生生均公共教育资源占有量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总资源可以减少，政府便可以将更多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因此，多渠道筹措经费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布。

(五)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

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使得经费总量增大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经费建立和完善各种学生资助体系，使得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样可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前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在考虑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并没有定论，但是多数实证研究一致的结论是，如果不考虑质量这一因素，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得更多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等。

(六)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赋予了高校发展的自主权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开始改变高等学校过去由于在经济上主要依赖财政从而在办学上过于依赖政府的状况，为高等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具有了经济基础和激励机制。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等学校，已经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政府的习惯，开始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成为了融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高校也开始改变过去隔离于社会的象牙塔作风，更加灵活、更加主动地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加强科研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而且，高校一旦与社会和市场接触更加紧密，问责意识与项目管理意识都会无形中得到提高；就有动力改变自身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使得高校在资源投

入相同的情况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不同产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使得总的产出效益提高。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在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大部分省市区财政都没有达到这一标准，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分级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一方面促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条件的极其不平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比较充足，办学条件相对较好；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高教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相对较差，有些高校的基本运转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的加强，来自中央的专项补贴性的转移支付经费大大增加。由于专项的转移支付比例过高，相关制度不正规、不透明，它的后果就是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利很大，决策受非制度化的人为影响过大，极易导致“寻租”行为。

(二)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由于政府拨款的相对不足等多种原因，高等学校的学费水平不断上涨。从90年代中期，学费就开始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而且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但是，一个时期以来高校收费水平及其上涨速度不仅使居民普遍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更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社会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经济状况处于劣势家庭的子女的升学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费水平的制定不再单纯是一个依据培养成本进行科学核算的技术问题，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高等教育收费机制的改革正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来自各方面的社会压力。

(三)高校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加剧

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生规模的超常规快速扩张，原有渠道的资金来源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对包括大量新建教学设施在内的资金需求。在政府拨款不足、经费供求缺口日趋扩大的状况下，许多高校被迫选择借贷筹资，既包括从外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包括来自高校内部不同项目之间的内部债务。负债运作是近年来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筹资行为，成为继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之后，高等院校筹措资源的第三个主要渠道。虽然负债融资作为在原有财力有限的条件约束下高等教育非常规发展的特殊的资金融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经费不足的困境，为高等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撑，但与此同时，部分高校通过各种外部或者内部债务来维持学校的经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后续财务运作的风险。而还款期的进入使得风险压力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

(四)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能力建设不容乐观

除了以上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三大主要渠道外，其他渠道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不容乐观。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总盘子里，来自校办企业和高校的社会性服务收入的比例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一直徘徊在1％左右。而社会捐集资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和捐集资收入的比例都停留在l％的水平上。总体而言，我国高等院校在除政府和学费两个主渠道外的筹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1998年开始的高校财务制度改革，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倡导的简政放权、发挥地方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高等教育分权化体制改革的走向表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现行的财务管理方式是财政部门对高等学校采取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同的管理方式，即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际上，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成功的必备条件要求预算具体、准确和完整。但是由于高校运转，特别是科研活动的成本行为和财务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预算很难做到充分的准确、完整，存在众多不可预计性，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因此过度强化预算的刚性管理，有违高等院校发展的自身规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财政改革的结果是，高校正在失去利用短期资金沉淀综合协调和规划教育发展的能力；减弱了高校与包括金融在内的机构合作融资的基础；造成了资

金支付的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请如年底盲目突击花钱，浪费既有资源等等一系列问题。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巩固和加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体制改革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继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高等学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权，扭转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事权和财权弱化的被动局面，实现高等教育经费事权和财权的真正统一，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和有效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已经成为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应该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加大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继续对发展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途径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度保障，以保证高教发展得到必要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应该调整财政拨款结构，适当降低目前专项补贴偏高的比例，增加综合定额类一般性拨款在高等教育财政总投入中的份额，增强拨款程序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确保高校能够获得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稳定的财源。应该更多地发挥高校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坚定地走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道路，构建一整套基于社会参与、民主管理、能够追究和问责的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的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和完善鼓励民办高校发展的机制，切实解决多样化带来的民办学校产权问题，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优惠和投资支持力度，促使公办和民办高校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应该认识到，只有切实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我约束、社会参与评价相互结合的有效机制，高等教育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这已经是为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第二篇：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

1．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包含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两部分。其中，教育机构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指各级以及各类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内部的管理机构；而教育实施机构则主要包括各级别及各类别进行教育实施的学校。而教育规范则指建立起来并且整个教育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措施及方案等。各类教育管理机构与各类别的规范结合因此形成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

2．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指的是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的改革，也就是是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机构职责权限制度的改革。如果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进一步延伸，其外延是指各级别各类别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各级别各类别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而该改革则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及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

(一)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彻底改造旧高等教育体制的任务，实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主权及全国高等教育的统一领导。1958年，教育部着手进行高等学校管理权限下放工作，提出根据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在宏观上缺乏统筹规划和控制指导，高等教育出现了盲目性的发展，呈现出了教育“大跃进”。1961年国家调整了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格局。然而1966年到1976年，国家再次将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致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出现无序发展的状态。为此，自1977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强调集权为主，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的体制。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始动期

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

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观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可大致 1

划分为以下几个阶

1．启动阶段(1985--1991年)。

《决定》的出台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仅仅局限在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划分的框架内，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置于改革的中心，高校办学的主体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突出了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此启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总结、调整、局部推进阶段(1992--1997年)。

1993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步骤，并就高等学校招生就业制度、财政拨款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总体要求。1995年，党和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将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3．加大力度、加快发展、全面推进的新阶段(1998年至今)。

党的“十五大”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加大力度、加快进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阶段。自1999年开始，高等学校连续三年扩招，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发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强音，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

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

(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随着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推进、办学渠道的拓宽、新教育资源的增加，我国进行了多种模式、多种机制的高等教育办学试验。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突破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办、民办高等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1993年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进展非常顺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与建立对家庭贫困大学生“奖、贷、助、补、免”为主体的助学保障体系同步进行，使改革平稳推进。至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约1800亿元，其中，政府财政

拨款约占49％，其他来源约占51％，形成了多方位的资金筹措渠道，使高校教育经费短缺的局面有所改善。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实行的“3+X”模式，突出了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彻底摆脱了“统一分配”的模式，试行“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新格局。

四、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教育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

1．教育运行机制尚不成熟

现阶段，我国各类别的教育运行机制并未完全成熟。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而相关的师资队伍尚待建立，相关的教材、实习实训基地还不健全，并且培养模式以及教学计划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脱节。因此，虽然高等职业教育连续几年进行扩招并达到了大众化的教育水平，却并没有为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作好准备，因而高等职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2．教育经费筹措仍面临困境

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力度，但是财政的教育投入占全国GDP总值的比例一直很低。并且，随着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财政性投入却并未实现同步增长。从总体上说，对一些地方院校来说，提高收费成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却造成了部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同时，教育经费问题更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

3．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相偏离

整个教育体制以理论教学为主，并未与整个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高等院校为例，有些以学科分类为线索设置专业和课程，而相关的课程与社会实践脱节严重，偏离实用性以及社会对人才素质整体需要。近几年来，纵使很多高校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却是单纯地进行教育灌输知识却忽视了能力培养，这导致了很多学生高分低能问题的出现。

五、十二五期间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我国教育发展已经经历了十一五发展的阶段，“十一五”规划纲要表明，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三大主要任务。然而，鉴于我国目前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阶段，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势必要进一步加强。“十二五”阶段，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科学规划教育发展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科学规划国家教育发展，遵循分类清晰、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原则，从而形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协调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逐步从农业大国向新型工作大国转变，并且逐步向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迈进。因此，对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而言，人才培养必须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在力发展应用型、自主创新型人才，从而建立拥有自主技术与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2．建立教育的有效竞争机制

政府必须打破教育独家垄断格局，从而保证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平竞争的教育供给机制。该做法的意义在于：1）强化教育与科研院所、企事业机构的联系；2）增加非政府部门与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比例；3）加强私立或民办学校的作用，从而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3．继续加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

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是保证其发展的基础与手段。因此，我国还应继续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使教育事权与财政权相匹配，从而实现教育公平。为实现该目标，我国必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而使每个公民都能够享受教育的权利。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我国应进一步协调教育的管理体制与公共财政体制。也就是说，中英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投资的责任，并实现相对集中的公共财政机制，然而，教育的管理工作由地方负责。与此同时，针对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教育投入问题，国家必须建立经费转移的制度。

4．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模式

我国应该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的模式，可初步采取一年多次高考的制度以及学分制的学位管理机制。教育人才的培养应该兼顾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

才，而在实践中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应该适应人才培养的目标，即拥有两种培养潜质的人才都有机会被高等教育录取，而不能局限于参加高考的高中生。

5．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将将教育权、行政权与学术权力分离，从而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教育行政的职责主要应体现为：确立国家教育的资源布局，制定国家公共教育发展规划，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建立教育市场规范化管理体系。而对于教育行政机构与办学主体间的关系，不能够为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应为服务与被服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第三篇：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张元坤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湖北武汉430060）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日益明显，高等教育体制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自1999年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和改革，为高教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在以往改革的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对改革我国高校考试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等制度，有如下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高考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制度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体制则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三十年前，恢复高考、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重新启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三十年后，继续改革、完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既是一项突出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需要。基于这一战略性考虑，仔细反思、规划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从1999年以来①，我国在高等教育考试科目、高考形式、保送生制度、考生录取手段、报考对象、高校收费、毕业生就业等等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和改革，为高教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以往改革的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对改革我国高校考试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等制度，有如下思考，内容如下。

一、改革高考录取制度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几乎各项事业的管理模式都有了质的变化，唯独高考招生的管理方式基本没变。即使在个别地区有所改善，也仅仅是增加了高校的一点自主权。僵化的高考招生模式的核心，是完全以一次高考总分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除个别保送生、特长生），这种科举式做法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及素质教育相距甚远。因此，我建议：

1、在落实以上改革、使高校成为能够自主负责、自主办学机构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国家除组织统一的资格考试之外，录取标准、人数由各校自主规定。但其录取应该考虑到平等、公开，照顾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等原则，1

接受教育主管部门与社会的监督。从长远看，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选择不同的生源，因此，逐步扩大高校自主考试录取权是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势。

根据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录取为主，高校自主考试录取为辅，逐渐扩大高校自主考试录取权的基本原则，可以采用以下具体的操作方案 :

一是高考内容的改革，应当突出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普通高校考试录取，以着重考察学生的学术发展潜力为主。在现有的高考科目基础上，分文理两类，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再另外指定其他考试科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参加不同高校指定科目的考试，增加学生与高校间的双向选择机会；二是逐步试行计算机网上阅卷和实行网上录取，有利于公平公正且大大节省人力物力；三是探索一年两次高考的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其改革的原则，是要有助于高校选拔高质量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2、改革录取模式，向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倾料。目前我国的教育在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要改革当前高考的录取模式，应适当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倾斜，增加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

在国家教育政策向义务教育倾斜，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前提下，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使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而不仅仅是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

2、充分、合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加大招收走读生的力度，走学校后勤社会化的道路，逐渐实行教学与管理的分离；

3、加大远程高等教育的力度②。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展远距离教育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高等教育的普及。

三、改革贷款还贷制度

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贷款还贷制度在调整高等教育地区不平衡和就学人口不平衡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解决贫困学生学费交纳和日常费用开支等困难，保证其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但目前我国的助学贷款还贷制度，在政策和实施上，都存在着很多漏洞和不足。因此我建议：

1、进一步积极鼓励各大商业银行对学生实行贷款外，同时建立国家助学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风险担保;

2、丰富学生的贷款种类，建立国家贷学金制度。国家助学基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考虑除国家助学贴息贷款提供风险担保外，还可以直接发放国家贷学金；

3、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诚信系统，加强大学生信用意识教育和信用指导。另外，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依照法律，对恶意欠贷者，给予严厉的惩罚；

4、制定有差别的还贷制度，对于愿意到大中小城市的第三产业、社区服务岗位、中西部贫困地区、国家、省级贫困县、农村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可减少其还款或取消其还款，以此作为鼓励。

四、解决高校扩招后就业问题

进一步深化就业制度的改革仍然是一个重大任务。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坚持市场导向，破除一些体制性障碍，努力建立比较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探索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有效机制，调动各方面包括毕业生本身的积极性，以引导正确的就业方向，使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能得到大学生，也使大学生能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去，充分发挥大学毕业生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好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

1、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一方面可以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指导》等课程供大学生选择。同时以“互动”、“互补”、“互融”三原则作指导来进行课堂规划，使大学生认识到自身缺点和不足，扬长避短，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社会职业技能。此外，还可以开展大学生就业援助计划，邀请社会成功人士、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作客大学，为大学生开设讲座，进行亲身交流指导；

2、不断调整社会产业和职业结构，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无论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为高校毕业生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政府应积极引导本科生、研究生到大中城市的第三产业工作，特别是到城市社区服务岗位就业；

3、改变高校毕业生和家长的就业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趋势下，大学毕业生首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精神贵族。因此，在新的就业压力形势下，高校毕业生首先必须树立普通劳动者的正确的就业观。

4、改革专业与课程结构，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高等教育必须加强和革新与职业界及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必须对劳动市场和新的就业领域和形式的出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改革专业与课程结构；让学生和教师有更多地利用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劳动者一起学习的机会，增强高校毕业生对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5、培养毕业生的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不应仅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加大毕业生就业市场管理力度，克服关系就业，用人庸俗化的影响，力求减少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户籍管制的影响；

6、据有差别的贷款还贷制度，对到中西部中小城市的第三产业、社区服务岗位、军队、农村基层岗位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酌情减免其还贷数额，并对其提薪、晋级等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到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到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工作的高校毕业生，除了免除其还贷、享受提薪、晋级等相应优惠政策外，国家可实行月补贴制度，毕业生除了每月的固定工资以外，可另外获得国家专项补贴。

五、改革高校评估制度

建立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评估系统，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重要环节，为此我建议:

1、建立评估中介机构，不断提高评估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评估所、本科高职教育评估中心，逐步建立政府、高校和社会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评估，推动学校转变教育观念，明确办学思想，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独立运作的中介性评估机构，是国际高等教育的通行做法，它在政府和高校间起缓冲作用；

2、建立分层、多元的评估体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建立有针对性的评价、认可机制；

3、制定相应规划、政策、工作重点。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要建立国际认可并实现这一质量保证机制的有序转换，必须制定出建立健全这一机制的分步实施规划，根据不同学校群体，确定出不同工作重点;同时，对这一体系的分工，人员素质要求、招聘、培训，评估专家的条件、使用、待遇、评估收费、国家补助、评估结果发布、使用、奖惩等方面制定出明

确的政策；

4、研评价体制改革。从以行政评价为主转变为同行评价为主，取消各级行政部门的学术评奖，鼓励各种专业学会开展各种学术评奖。

5、一步加大高校评估制度的透明度，真正的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总体来说，二十多年来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多有创新之处，不乏理论意义，但也存在目标偏移、对象模糊、路径不明等弱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应坚定不移地定位于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21世纪对全球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未来人类的发展将比今日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随着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质量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持续、有效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①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②我国的远程教育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电视大学的建立, 开创了国际上应用电视媒体实现远程高等教育的一代先河。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面向全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使我国远程教育抓住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机遇, 为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第三次是在世纪之交。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为远程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国际教育发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朱先奇.《制度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叶忠.论当前我国大学生资助制度的功能[J].教育与经济.2000.作者简介：张元坤（1991—），男，河南永城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学号2009301580316，研究方向水利类。

第四篇：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

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投资项目将主要集中在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上，这些项目往往是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瓶颈的重点项目。如何加快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速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当前政府部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当前我县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情况来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前期工作不充分。一是某些项目单位在思想观念上对前期工作不重视，不舍得花钱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二是某些咨询单位在编制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等过程中工作不细致，导致可研报告、初步设计方案做得不深不透不全面。

2、部门协调不够顺畅。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牵涉的部门多，环节多，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政策规定、在前期工作中信息不对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现象依然存在。

3、建设资金缺口大。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对我县产生较大影响，加上土地出让金政策的调整，我县预算外收入建设资金将大大减少。

4、建设用地指标少。自2003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行最严厉的土地政策，紧把土地这道“闸门”，造成项目用地紧张，工程实施艰难。

5、政策处理难度大。重点工程在涉及土地征用、拆迁等政策处理过程中，少数群众甚至是个别群众因政策处理方案不接受，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提出无理的要求导致土地无法征用、工程停工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除了项目单位自身原因外，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有着重要关系，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协调一致才能解决好。

一、突出“一个理念”谋划项目。各部门都要牢牢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将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促进浦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上来，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共同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为了将我县的“十一五”规划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建设项目，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部门的资源和优势，做到选项准确、准备充分、论证科学，形成“建设一批、申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突破“两个瓶颈”争取项目。制约投资项目推进的两大要素瓶颈是资金和土地，而要切实推进项目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突破这两个要素瓶颈的制约。一是要千方百计突破资金瓶颈。要敢于负债，善于融资，创新运作模式，建立政府与金融部门的良性互动体系，拓展融资渠道；二是千方百计突破土地瓶颈。继续做好土地征用、土地整理工作，加大清理闲置土地和盘活存量土地的力度，大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充分利用各类扶持政策，通过省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以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争取，向上争取土地指标。

三、围绕“三大环节”服务项目。一是围绕前期工作服务项目。项目前期过程中，涉及建设、国土、环保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涉及项目的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服务意识，实行“一次性告知”、“一站式

服务”，甚至要做到“主动服务”。二是围绕在建工程服务项目。项目实施后要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督管理，杜绝分包、挂靠等各类不规范行为，确保设备到位，技术到位，管理到位，保证工程进度。三是围绕竣工投产服务项目。项目建成后，政府不能撒手不管，而要帮助解决竣工投产后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促使项目早日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建立“四项制度”确保项目。一是建立县级领导联系负责制度。进一步完善县领导联系重点工程制度，由联系领导协调落实各相关配合部门的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重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建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采取“6+X”的项目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建立督察通报制度。实行“一月一督察，一季一通报”的办法，每月对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督察，每个季度在媒体上将重点工程进度情况进行通报。四是建立项目奖惩激励制度。针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等、靠、怕”(等待国家计划安排、靠政府出面、怕花钱和麻烦)思想，要建立奖惩考核制度，对那些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不作为的部门和单位则给予通报批评。(作者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

第五篇：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继续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建立、健全之中；政治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都在继续深化之中。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从教育创新的角度论述了继续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培养大批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断造就大批具有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而“进行教育创新，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教育体制”。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正处于变革的过程当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合作成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日本、南非、巴基斯坦、印度、法国、智利等13个国家的前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和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探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问题。经过两年的研究，专家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前景》的报告。报告力图从公共政策决策者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提出21世纪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景。“报告”指出，“体制是焦点”，应该“使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能够具有多样性”，为此，高等教育体制必须形成以下的核心特征：充足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督；明确的层次区分——给予高等教育机构以足够的空间发挥其各自的特长并服务于不同的需求；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日益开放——鼓励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共享并且加强与社会对话的能力。这个“报告”分析的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和核心特征，但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总趋势。纵观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将主要围绕七个方面继续深化与扩展。

一、继续促进合并院校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

几所院校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并，这是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办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院校合并不是我们首创，不过这样大的规模，确实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绝大部分的合并院校都是在最近几年里完成组建工作的。有不少学校连“五个统一”都还未实现，更不要说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了。这就是说，继续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持改革之路，以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校园里如果没有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影响，相互贯通，没有长时间的交融和积淀，是很难形成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的。学生不在这种氛围里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和教养，就不大容易有很高的素质。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学科的日益综合化，近二三十年来，高等学校自身走向综合与集成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工学院改为工业大学，进而改为综合大学就是这种趋势的初始呈现。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大量的工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等通过合并组成20多所新大学，使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的数量由原来的十几所迅速扩展到了现在的37所。这一调整使澳大利亚高等学校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大量单一的专业教育，改变成为系统、全面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所有学校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任务。澳大利亚大学科学研究水平迅速提高，并在材料、矿业、冶金、生物等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

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对我们更具有启发意义。大家都知道，哈佛是一所包括法、商、医等11所学院在内的综合大学。但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许每所学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负责自己预算的制定和资金的筹措。不过，自尼尔L.陆登庭于1991年担任校长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努力把这11所互不联系的学院组成较为统一的大学。陆登庭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式所必须进行的改革。首先，现在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把各学院组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实体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资金。其次，是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鼓励各学院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促使进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面临挑战的五个主攻领域（环境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保健、职业道德和价值、智能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热点学科领域。这位校长还认为，主攻这些目标会增强美国在世界新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也将有助于维护哈佛大学作为国家领头大学的威望。陆登庭的这种改革，获得了哈佛大学多数教授和学生的好评与认可。哈佛大学的这种改革，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

通过合并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在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日本文部省2001年6月11日颁布的“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提出要通过“促进重组与合并”等的改革措施，扶植30所优秀大学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要大幅度削减目前的99所国立大学，其措施是：（1）根据不同大学和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重组合并，大幅度减少国立大学数量；（2）将医科院校等单科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并考虑其移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3）推动大学和院系实行区域间的重组合并，等等。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至2001年年底，“决定合并”的国立大学有12所；“正在研究合并”的国立大学有22所、公立大学有8所；“决定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国立大学有36所、公立大学有24所。累计占66％的大学在重组、合并问题上出现动荡。私立大学将台并纳人视野的有12所，占4％。近年来，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走上合并的道路。促进学校合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财力不足，有数以百计的高等学校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源严重不足，因而要求合并。根据专家们研究，一所私立大学不亏不盈的基点是1800名左右的学生，目前美国有844所私立大学少于

1800名学生。二是为了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实力。

我国合并院校深化改革的方向，主要也是这几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学科融合，提高办学效益，增加办学实力。

二、继续加强院校合作办学，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院校之间的合作办学，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蓬勃兴起的一种改革模式。较早的如北京市东北片的几所学校(对外经贸大学、中医药大学、化工大学等)，广州市石牌片的几所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大、师大等)的合作办学。它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学校各自以独立法人身份，通过协议，就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等若干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方面进行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模式既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又不涉及隶属关系、投资渠道等外部关系，简易可行，是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推进的改革模式，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推动下，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开展了紧密合作的全新办学模式。两校成立了由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任组长，南开、天大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副组长的本科教学合作办学协作组，制定教学合作方案，并在两校本科教学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要充分实现本科生教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两校本科生跨校选修学分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两校分别建设两校共同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工程训练基地，面向两校师生开放，并组织开展两校学生共同参加的教学活动。两校还共同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专业。2001学年各为对方开设l0门公共课，3年内两校互相开设的公共必修课、选修课达到l00门以上。同时，两校加强选修课建设，实现两校的选修课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并实现学生任意选修，两校互相承认学分。两校还在本科教学领域实施全新的办学模式改革，共同制定适应新的办学模式的相关制度。两校在培养研究生、攻读第二学位等方面也进行合作。在2002年研究生招生中，天大、南大互相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两校学生可跨校选修第二专业或第二学位，并获得另一校的学士学位。为使教学改革顺利进行，两校还根据需要互聘教师任课，并共同设立l0个研究项目。

许多城市纷纷登台的“大学城”，又为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据《文汇报》2001年10月12日报道，由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建设的上海松江大学城，总面积达

4600亩，已有上簿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等3所社会声誉较高、学科类型接近的高校率先入驻大学城办学，5500名新生成为第一批受意者。大学城多校共享，没有任何围墙分隔。各校区以教学、科研为主，建造教学、行政、实验楼，而生活区都集中建在共享地带，提高设施利用率。在上海市教委的领导下，大学城已建立教学协作组，负责实施教学资源共享。各校实行统一的以学分计量、以选课制为核心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可以跨校选课，教师互聘挂牌上课，各校还将开设跨校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士学位、专升本，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自主选择发展的空间。大学城内各校的学科结构调整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保持各校优势特色的前提下，少数完全重复的专业和差别较小的同类专业将逐步得到调整。

截至l999年底，全国计有317所高等学校开展了校际闻的合作办学，形成了227个合作办学体，总计571校次。但是，这种合作办学仍有待于继续扩大和深化，以求获得更大的实效。

这种合作办学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并且出现了各具特点的不同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合并部分课程模式。据美国《商业周刊》2001年4月30日一期报道，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协议合并商学院部分课程。这两所大学的办学思想不同，又相隔遥远，曾相互争夺生源、师资和公司客户。但现在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难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作出的求生存战略——使两校的优势得以互补，使之共同发展。哈佛在综合管理和领导角色研究方面名扬四海，而斯坦福在创新、电子商务和培养企业家方面声名鹊起。两校利用强强联合的魅力和名气，开设两校现在都没有开设，但都在探索开设可能性的MBA课程。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评论说：”联合顺理成章，因为两校侧重知识领域的不同方面。”IBM全球管理开发经理说：“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再加上它们的名牌效应，那是不可战胜的。”据预测，这项联合计划意味着有l亿美元以上的收入。

跨校、跨区、跨领域的合作学程模式。《时代周刊》2001年10月15日一期又以《EMBA国际新趋势》为题发表文章说，由于时代快速发展，“危机管理”如今在商学院流行，推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原来只是部分校长的个人尝试做法，推动一年来竟成为EMBA(高级主管工商硕士班)的国际主流，衍生出跨校、跨区、跨领域等各式合作学程。该刊认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之所以能够跃入全球十大EMBA学程排名，均是得利于跨校合作。这两所管理学院，前者走出欧洲大陆，与新加坡大学合设亚洲分院；而后者是经由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的鼎力协助下完成的。

相互开放专业和学科供学生选择的模式。日本国立大阪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从2001年4月1日开始的新学期起，进行学科互补和学分互换的合作办学新尝试。两校分别向对方开放一定数量的专业和学科供学生选择。大阪大学开放的学科有美术史、国际法、宏观经济学和现代生物学等77个学科；大阪外国语大学开放20个语种专业及可进行相关语言文化研究的91个实习和研究项目。此外，两校二年级以上学生，每年还可在对方学校选学10个学分，毕业前可选满30个学分。与此同时，日本40所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校长组成的“大阪府大学校长会”研究如何实施在日本尚无先例的大规模国立、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学分互换的问题。

联合授课与交流学生的模式。据《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2月18日报道，为了能够通过联合授课和体育文化交流与广泛的学生进行交流，利用插班生和学士入学制度改变学习方向，并发展不同学科间的共同研究，东京都内的五所单科色彩很浓的名牌大学决定联合办学。这五所名牌大学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感到，在研究和教育领域越来越高水平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研究学问的对象过于狭窄就成了一个弱点。因此，他们认为，为了在世界性的大学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保持各大学独立性的同时进行联合，以实现“综合化”，这才是上策。对这种合作办学，日本文部省一位官员给予高度评价：“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将成为大学经营的重要课题。联合的构想成为国立大学的样板。”

台湾掀起互采学分、共用资源的合作办学热潮。在2002年上半年，台湾也掀起了合作办学的热潮。台湾“教育部“在2001年底，公布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并拨款25亿台币鼓励大学整并，以全面提升大学品质。2002年3月，台湾“清华”、“交大’、“中山”、“阳明”四所“国立”大学合作筹组“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接着，台大、政大、成大、台湾“中山”四所“国立”大学宣布筹组“台湾大学系统”；台湾师大、台北大学、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筹组“台湾综合大学系统”；彰化师大、高雄师大、台北师院、台北市立师院、新竹师院、台中师院、台南师院、屏东师院、花莲师院及台东师院等十所师范院校也进行结盟。各“系统”的合作深度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合作，包括资源共享、师资互相承认，四校同时开课、学生交流选课、共同招生、设置共同校区等，未来还可能成立一个总校区，合作的层面较深。而“台湾大学系统”则只包括资源共享、互相承认部分学分等，涉及的层面较低。推动各院校合作办学的直接动因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对更多元的竞争，国外大学赴台设分校，大陆大学的“磁吸”作用，对台湾高等教育冲击更大；岛内出生率下降，学生来源逐渐枯竭，加上多元化入学方案的实施，学生不再依联考成绩高低的落点选择学校，学生自选空间加大，合作办学互采学分，共用资源，是吸引学生的重要途径。

三、继续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我国把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实施。为此，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深入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仍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变学校的隶属关系，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限，建立起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上面。过去，我国高等学校曾经历过几度“下放”与“上收“的反复，使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作用仅是解决学校的隶属关系问题，都不过是换个“婆婆”而已，而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依然如旧。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改革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必须坚持政府转变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办学自主权的原则．使学校真正成为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在改变领导管理体制之后获得健康的发展。

应该充分认识到，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要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为此。必须使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具有自主决策权。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调节，就是把学校看做是“生产者”，而生产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其生产过程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经济生产实体的自主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了解这种异同，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生产功能的学说，高等学校是有别于经济生产实体的一种非营利组织，它的决策和活动是为了在竞争中企求最大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不是追求获取最大利润。如果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获取利润的话，那么，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则靠的是获取综合效益。维持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产品包括毕业生、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的数量、规格和质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二是需方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出能力，包括学生所交的学费、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团体及个人的资助，以及学生的录取和教职员工的录用等。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个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效率，取决于生产者的决策和活动本身。为此，要提高高等学校“生产过程”的效率就必须使高等学校对生产过程拥有自主决策权。但是，这种自主决策权限又不同于企业。因为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高等学校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综合效益，这种综合效益不能用利润来衡量。而是表现为学校能否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方面需求，所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又是有限度的，需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而且随着高等学校职能的扩大和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必然不断加强。

因此，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1988年6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题研讨。与会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做这样的归纳，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主要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学术上应有充分的自主权，使自己培养的人才和研究的成果及提供的服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波伊尔博士认为，现在需要这样的平衡，即在给大学以充分自主权，使其保持自身学术风格的同时，还要使大学向国家和人民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萨利姆博士强调，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实质上是赋予高等学校更多的责任，大学校长在要求学校自主权的同时，必须考虑向社会和政府承担责任和义务。法国教育部高等教育与研究司司长比肯博士说，高等学校的自主权是有条件的，要实现学校的自主与外界的平衡，需要一定范围内统一的管理。前联邦德国联邦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秘书长波德博士说，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不是建立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而是要受到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引导和协调的影响。因此，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是指高等学校具有能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自我调节的能力，而不是具有在封闭的系统里自我完善的权力。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的过程和经验来看，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大小与下列一些相互联系的因素有关：国家的政治需求程度；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程度；学校之间的竞争程度和文凭的等价程度；政府(国家)间接调控手段的完善程度；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等等。

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对我国来讲，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招生录取、专业设置、用人制度等诸多方面将继续扩大。

四、继续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

加强省级政府对设在本地区的高等学校的统筹决策权，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并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更加优化资源的配置，中央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将因之而不断深化。因而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

加强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权，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化趋势所要求的。世界银行1999年9月5日发表的《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跨入21世纪》认为，以地方化即国家的各城市、省等为主体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增大，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地方化会与日益加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一起，为人类的发展前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也可能导致混乱，加深人类遭受的苦难。主持编写这份报告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化就像一个大浪，它能使国家倾覆，也能把它们推向前进。成功地实现地方化可以创造一种情形，即使得社会中的地方主体和其他群体能够自由地行使个体自治，同时也有动力携手合作。”从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改变了对工业地理和区域经济的理解。在全球化经济中，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国家，而是按照区域的竞争力来进行。全球的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变化着，并越来越集聚于有个性的区域。而区域的崛起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区域特征更加显著。

田长霖教授则论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高等学校的关系。他说，“美国这么强大，但真正有实力、繁华的就是几个地区，旧金山湾区、洛杉矶、波士顿等几个地方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全美国1/3的创新企业在只有170万人口的旧金山湾区”。而“旧金山湾区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就是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世界级的高等学府”。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地方化、区域化的趋势，使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地方化趋势，因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的有力支持。

所谓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趋势，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的权限逐步下移的趋势，即由中央——省——地方下移的趋势。美国高等教育自其建国以来，特别是莫利尔法令颁布之后，是以州政府管理为主的，但近年来又进一步强调要与地方社区相结合。以波伊尔博士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提出要“创建新型美国学院”，就是体现了这种要求。他们所提倡的这种新型学院的基本特征是与地方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波伊尔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高等教育将出现一种崭新的卓越模式，这一模式的学院将丰富院校、复兴社区，并给予服务这一学问以新的尊严与地位。“这一新型美国学院将围绕紧迫的社会问题组织跨学科的研究所。这种学院的本科大学生将参加实地项目，把想法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课堂与实验室的范围将拓宽，卫生所、青年中心、中小学和政府办公室都是学生们的课堂和实验室的一部分。教学人员将与第一线的实践者结成台作伙伴，而这些实践者则可到校园任教并担任学生的顾问。”

前几年，台湾当局也很强调教育的地方化问题。他们明确提出要求：今后台湾各大专学府应与各地的产业相结合。以促进地方的繁荣发展。台湾的“中央日报”于1995年3月13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大学教育应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社论指出：“必须将大学及其所在的地区做有机的结合．使师生与当地民众融合于一，形成‘大学城’，并促进大学所在地区的整体发展。同时亦可解决高等人力的就业问题。”社论还指出，这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本于此一原则，在先进民主国家的大学城，往往会与社区相结合，形成知识、教育、文化与科技的重心。”

1999年底，包括北大、清华、哈佛、MIT等在内的中美两国著名大学校长在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被称为“超豪华阵容”的聚会，在研讨大学的宗旨时，认为“促进学校为社区作出贡献，与社区的价值观相融合”，是其重要的教育原则和价值观。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应强调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但随着21世纪中叶的到来，我国进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那时可能就要强调中心城市的参与办学和管理了。

五、继续加强社会参与办学和管理，加强校企合作

社会力量办学，是“社会参与”最常见的形式。“加强社会参与”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确定的发展战略，国家为此提出了许多措施。这一改革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社会力量办学(即民办教育)将越来越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办学范围将扩展到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各个领域。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有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其他社会团体办学，有企业和公民个人投资或集资办学，有政府部门与企业联合办学，有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等多种形式。国家将会采取制定完备的法规等措施来进一步促进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特别是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与国有企业改革、技术改造、再就业工程和广大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需要结合起来，把重点放在兴办成人教育上。

校企合作办学，是“社会参与”的最重要的形式，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个报告中，是这样分析大学与社会外部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学——宗教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减少；展望未来，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不久，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做的专题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宗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密切，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强大；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则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强大；在行将到来的21世纪，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企业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强有力。

1996年元月，海峡两岸大学校长在台湾举行的“高等教育现状研讨会”上提出，学校与企业紧密联结的产学合作制度，是达到双向参与，共同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学新路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加强“社会参与”管理学校的体制，使之成为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中十分庞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教育与外部的联系，增强了教育和学校的适应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40多所高等学校与

5000多家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与管理，但无论是合作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仍有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原属中央业务部门举办和管理的一大批高等学校．它们和企业有着许多天然的联系和历史的渊源，更应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继续扩大和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进学校不断改革和发展。

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是“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在《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在21世纪，这类教育中介机构将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

社会参与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选民的意愿影响高等教育重大事项的决策。这种形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已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在这些国家，高等学校，特别是公立高等学校，是最大的公益事业，涉及选民税收的相当大一部分钱是用在公立学校上的。因此，对公立高等学校的有关学费、教师工资、基本建设和发展规划、专业建设、经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的管理，都与社会各界、社区有关。政界人士为自身的前途和利益，大都要力争反映选民的意愿。在我国，随着政治法制化、民主化的发展，民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大。

六、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作为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必然要加强对它的宏观调控，其目的是为了使它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对此，著名教育家、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在过去，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有机体，各按其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如今的大学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过去在封建王侯和教会主教的羽翼下，大学被培育成为美丽的花朵。它并不比宫廷中的乐师具有更多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以前，政府对大学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如今却想逐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了。对此，抱怨之类的反抗是没有用的。现在办大学是很花钱的事，如果没有资助者给大学以资助，大学就将失去存在的希望”。法国一位军事家曾说过：战争太重要了，所以战争不能由军人来决定。美国一位科学家引申这句话说：科学太重要了，所以科学工作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决定。我们也可以引申这句话说：教育太重要了，所以教育工作不能完全由教育工作者来决定。

不过，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到21世纪初将建立起科学的分级分工管理制度。

要继续坚持在保证全国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对教育事业实行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这一点对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我国来讲，显得更为必要。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发展规模，经费预算及统筹安排，教育质量、各类学校设置标准和各类证书学位标准等进行宏观管理。说到底，政府主要就是对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结构进行宏观调控，使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整体的综合效益。同时，确保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要加强教育决策咨询系统、信息系统、督导评估系统以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功能。

七、继续优化结构，引导院校正确定位，办出特色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国家开始把这种改革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结合起来，其主要内涵有两项。

其一，是把普通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与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要主动适应成人教育形势变化的要求，既要办好一批基础条件较好、教育质量高、有长期社会需要的成人高等学校，也要打破条块分割、条条分割，促进部分规模小、重复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的调整和合并，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市(地)级教育学院与当地师范院校的合并；管理干部学院有条件的也要与普通学校合并。其二，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概括为“三个三”： 第一个目标，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第二个目标，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同时承担研究生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第三个目标，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在2002年，大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用3～5年的时间巩固和完善，使新体制基本确立。在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进行科学的调整，其根本目的是要促使各个高等学校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使整个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从整体上提高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这样的调整优化，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强。

上述七个方面的改革，都发端于20世纪8090年代，在21世纪仍将继续深化与扩展。这是由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因素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都反映了、融人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在某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引导世界潮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