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力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他们也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不是没有曲折,不会永远持续增长,因为它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的牵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层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刻原因,而且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说,马克思甚至还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开出了解救“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一个“药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会导致社会的疏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和金钱交易,两极分化令社会涌现大批无家可归的贫困者。这种赤裸裸的疏离和剥夺也会使社会中各成员起来进行斗争,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制度,这也是马克思开出的最为激烈和彻底的一个“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共产党宣言》)。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荒谬性,甚至已超越了金融领域。马克思的第三个“药方”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最后,在第四个“药方”中,马克思呼吁世界各经济体,为了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钩心斗角。但与此同时,新的变革却必须从各国内部做起。因各国国情不同,变革的措施也要考虑客观实际,但变革的决心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制度层面建立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形成安全的屏障,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对等单元进行调控。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以防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竞争方向迈进。三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要积极建立有效的监督、调控、预防和警戒措施,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一些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垄断行业,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
第二篇：凯恩斯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差异
凯恩斯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内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发展，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这一矛盾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产生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引起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关系失调。而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成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普遍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源于消费与投资两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结构，只要通过政府积极而主动的经济扩张政策，自由放任的资本注意就能转化为可调节的资本逐一，经济危机就可以医治。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要调控经济，并提出应对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即危机发生时，政府调控的着力点不是刺激生产，而是通过制定公共开支计划，增加就业，减税等形式扩大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心理因素，他认为其根源在于三大基本心理法则，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虽然两者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成因问题上都提到了有效需求不足，但两人分析的层次和深度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是：在资本注意生产过程中，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劳动人民的相对贫困这一制度内生的对抗性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把造成经济危机的一切直接原因都看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各种层次上的具体表现，而基本矛盾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相始终。而凯恩斯绕过生产过程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流通领域中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使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销售出去，解决之道是由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扩大需求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消除经济危机，他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的天性，没有进一步追溯危机成因的深刻制度基础。就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路径而言，马克思重视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把危机看成是资本生产过程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凯恩斯分析的重点则在流通领域，对资本的本性并不关注，比较而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做出的解释更为深刻，也更具有实质性。
第三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参考论文)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罗永平罗忠民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原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精神生产”问题，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不仅有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的促动，更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响，还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启发。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家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直接把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劳动不仅包括农业劳动、商业劳动，还包括工业劳动，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缺陷 但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的“劳动”概念没有包括精神劳动，忽视了精神生产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认为精神生产者的劳动由于其产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来用于交换，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对此他的继承者萨伊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财富狭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质所体现的价值上，而在他看来财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属于生产性劳动；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是生产性劳动。但萨伊又扩大了生产性劳动的外延，照他的说法，赌徒的赌博，妓女的卖淫也是生产性劳动了。
对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进行彻底批评和实质超越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针对斯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是唯一的生产力，忽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愤怒地指责道：“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2］P126进一步李斯特从经济学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产”问题。首先，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
其次，阐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过来，物质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产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
1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2］P140再次，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间、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总和的状况，如果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滞阻”，而如果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盲目发展精神生产力，就会导致精神产品“过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2］P141最后，具体分析了教育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是继承、讲授、传播“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别强调：“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2］P12
3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失误和缺陷。首先是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产的全部意义，只看到了精神生产对增加财富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生产对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没有看到精神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静态的论述，导致对精神生产庸俗、肤浅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精神生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围和不同性质；没有看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甚至对抗性；对精神生产主体及其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加区别地把一切精神生产者都视为“生产劳动者”，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绝非完全是“生产劳动者”，有的纯粹是“消费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精神生产力”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新哲学”的指导下，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6-1845.3)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萌芽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他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从“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揭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从“绝对精神”出发，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无主体”的精神劳动的错误，阐述了其人本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首先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忽视精神生产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别强调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他从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其次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生产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科学等，后者主要生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如各类物质商品。［2］P168
第二阶段(1845.底-1846.夏)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面创立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从自己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错误，系统地制定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精神生产是人的“真正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扬弃了仅从“类”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产分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会生产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纳入到生产领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浑然一体，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7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劳动形式才正式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了尖锐对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旧式的分工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才会消失，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精神生产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辩护。
第三阶段（1848.1-1875.5）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进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首先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对抗性、职业性、雇佣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点。其次进一步阐述了精神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产品的具体形态，而是取决于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3]P144［5］P37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精神生产进行发明和创造，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质保证；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创造，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可以被物化、能作为商品独立存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精神生产，一类是不可以被物化、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效益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反作用，但无论是“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发展状况，预测了精神生产的地
位和趋势，揭示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往往是“异化”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精神生产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后，固然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开战”，解放物质生产力的任务，但同时也提出了“精神可以变物质”、向科学技术进军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产”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及精神生产作用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异常复杂，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唯心主义错误，导致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使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出现了严重失衡，既严重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使精神生产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因此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应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产（力）的矛盾。前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后者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基于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把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地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要做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力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原始社会以“自然化的生产力”为主，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力为主，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力为主，当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被更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这就是“文化生产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货币是“社会形式发展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他指出：“所以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体制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必由之路。正如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一样，人们也不能孤立地进行文化生产，人们的文化生产活动总是受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文化体制总是同一定的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体制就会成为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第三，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有机的统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渗透”和“反作用”，任何违背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平衡与协调，单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强调社会效益，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广阔领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划地为牢，文化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国内影响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文化生产力的基础工程。一切文化都离不开文化劳动者的创造、掌握和传播，因此，文化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组织拓展文化人才视野，构建文化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体系，开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设人才的核心队伍和后备队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全文化人才成长的使用和激励体制。
第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的和创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的继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又是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总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明确文化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社会主义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四篇：马克思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蕴含在他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分析中。因此，必须结合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考察来讨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占有”的含义：事实上的控制。
“土地占有权”即事实上控制土地的权利。控制土地的主体拥有土地使用权，排斥他人的使用权。
土地占有权是土地所有权中的一种具体权利。一般说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必然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拥有土地占有权，则不必然拥有土地所有权。
原始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表现为土地占有权，而不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２．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３．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并由《罗马法》给予了法律意义的确认，个人的土地所有权由此演变为法权。
《罗马法》对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规定：凡是罗马人都有权拥有一份罗马土地；凡是拥有一份罗马土地的人都是罗马人。
《罗马法》第一次将人格权、人权与土地所有权统一起来，从而肯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按照这种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是最基本的人格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充分肯定了《罗马法》这一规定。他写道：人格权表现为物权。这里的“物”首先指的就是土地。
《罗马法》瓦解了原始的土地占有权关系，形成了罗马时代的私人土地权关系。这便是最典型的土地私有制。
这一事实说明，土地私有制并不像卢梭所说那样形成于原始时代，而是形成于罗马时代。
罗马时代土地私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所有权主体：个人；
（２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３）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罗马形式的土地制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末期。
如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二、从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古代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前者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统一的制度，后者是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制度。这是两种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区别。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前者是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后者是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由这种区别，马克思对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做出了下述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幼稚”：不成熟的、落后的；
“崇高”：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不以利润为目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 ”的。
“卑鄙 ”：
（１）主要通过暴力手段形成；
（２）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以利润为目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也许基于如下逻辑：凡是人所创造的物、财富，人对拥有所有权；凡不是人所创造的，人对其不拥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欧洲常识性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也是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的，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理应归劳动者所有，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如他说：自由的小农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虽然“必要”，但也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
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未曾论述过渡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问题，更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从逻辑上讲，国家土地所有制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有必有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一过渡时期，是将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个人，还是由国家占有，在马克思那里都找不到根据。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2．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3．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4．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
（1）《罗马法》对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确认
（2）罗马时代土地私有权关系的特点
第一，所有权主体：个人；
第二，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第三，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二、从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1．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根本区别
2．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3．马克思对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
第五篇：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角度入手研究妇女解放问题，提出关于女权思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呈现热潮，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代表，男女平等、性别意识观念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伴随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创建和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丰富和补充。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品与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妇女解放既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在解放被压迫阶级的过程中，求得妇女的解放，又要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切入，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为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
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586页.)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妇女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61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时代，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思想材料，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历史上所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妇女解放问题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我们会得到两位伟人很多的女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文本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和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二者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神圣家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其中恩格斯写于 1884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代表作。通过梳理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始终是建立在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和对妇女的关 1 注是一致的，这也符合其思维发展从一般到特殊的规律。两位伟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解放是不完整的。马克思脍炙人口的名句:“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7页.）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高远理想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点，其“人类解放”的情怀决定了他必然把自己的视野定位在“千百万的人民大众”身上，也决定了他的目光必然会关注到妇女解放问题。在马克思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面对广阔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258 页.），这也为他思考妇女解放的途径提供了启示。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女权问题的一些观点:“„„家庭的灵魂只能体现为爱情„„”；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255 页.）“„„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两性的极的差别相结合，才会产生人”；“„„男性和女性构成同一个类、同一种本质——人的本质„„”。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355 页.）在《神圣家族》第八章《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中，马克思论述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并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传遍世界。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谈论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68 年 12 月 12 日)中，马克思说:“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 2 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571页.）这是马克思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的意识里，妇女解放始终是和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隐含了“两个基本关系”：妇女与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男性)解放的关系；妇女与人类文明(主要是男性)进化程度的关系。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至此正式成形，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确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全新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涉及到对女权问题的思考。他们第一次提出“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2 页)马克思初步地批判了父权制。在论述决定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工时，马克思提到:“这些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 页.）这里，他只是提到了“父权制”这个概念。“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5页.）马克思认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和同时出现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的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⑤（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36－37 页.）“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页.）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奴隶”地位，初步形成了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女权思想仍然是不系统的，但在创建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 3 出版社, 1957.第42 页.）妇女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男性的解放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84页.）“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是女性、男性、乃至整个人类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是必然要灭亡的，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家庭”、“家庭关系”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他们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极力主张“消灭家庭”。与极端激进派对共产党人的歪曲理解完全不同，他们主张消灭的家庭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消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严重“异化”了的家庭。“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86页.），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代之以消除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⑤（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77页.）“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91页.）。女性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女性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完整的。有学者这样评价《宣言》，说它虽然是具有“先进思想”和“代表社会进步”的男性知识精英的“宣言”，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机制中开妇女解放‘主流化’之先河。”①（转引自.李小江.重读宗师遗产[J].读书, 2003,(08): 第 27－28页.）这样的评价是积极的、中肯的。
从女权主义思想阐发的角度来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女权思想系统化的代表作，被誉为经久不衰的女权主义理论篇章。
《起源》的组织结构除两个序言外，正文共有九章组成，说明了史前各个文化阶段的社会经济概况，分析家庭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形 4 式的特点，考查了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度，并对文明时代作了一般的理论说明。从各章表明的恩格斯对女权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母权制存在过，更重要的在于恩格斯分析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根源和实质，进而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方案。这些思想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章对“家庭”的分析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导师对妇女问题、妇女命运的关注，他们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和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妇女解放的思想正是在他们的人类解放情怀的“摇篮”中孕育、成长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权思想的实际的运思，决定了笔者选择的文本。至此，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权思想主要观点的诠释
在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发展后，我们从内在逻辑来考察其女权思想的内容演进。
（一）妇女社会地位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②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压迫”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的出现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男女是平等的，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 18 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家庭作为婚姻关系的体现，是随着两性间关系禁例的出现、扩大而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几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但是，原始社会初期母权制的氏族组织是以生产极不发达为前提的。因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组织就逐渐不适应了，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现象，是伴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确立而同时出现的。男女两性关系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 5 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320-321页.）可见，两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同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密切关联的。私有财产的发展，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乃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根源。男性凭借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把女性挤到了第二位。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制家庭转变成为“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形成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家庭成为男性压迫、奴役女性的工具。私有制、阶级确立的同时，也就是女性被压迫地位的形成过程。
（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
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历来是女权主义理论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众多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试图给这个问题以解答，马克思、思格斯在分析了女性地位的演变后，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并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实质。
1、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历史自然形成的家庭分工对女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妇女原来从事的家务劳动，日益失去了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一种辅助性、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专事家务劳动，因而她们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男性则因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主要获得者，而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家庭内财产的分配随着家庭内性别分工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了两者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其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性别压迫是同阶级压迫同时出现的。
男性基于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和私人财富的逐步积累，要求由父系嫡系来继承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把自己的财产留给纯血统的后代，对偶婚制家庭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可以说，一夫一妻制是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可见，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具有同步性，男女两性关系的对抗冲突，妇女被压迫、奴役地位的形成，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2、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使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制度产生，男性作为剥削阶级实质上成为统治者，女性则成为男性剥削和压榨的对象。他们掌握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男性之所以能够统治女性，原因正在于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掌握了可以说是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统治自己妻女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0页.）
因此，男性的统治意味着女性的被统治，男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男性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来实行对女性的压榨，女性不仅经济活动被贬低，与政治无缘，而且，精神上受到奴役和压制，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
（三）关于妇女解放道路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之后，对妇女解放的途径作了探讨。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经济、政治、家庭和性爱等各个方面的解放。
1、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便开始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就开始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奴役。因此，妇女要从根本上摆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受歧视、受奴役的地位，只有在消除了产生这种压迫根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一系列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对私有制的批判，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确立时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考察了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 7 一切矛盾的根源。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付诸革命的实践。
在《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在这里，恩格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妇女要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求得解放，就必须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彻底铲除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基。进而，他指出，私有制的消失，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3—7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因此，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
2、妇女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
（1）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父权制最终代替了母权制。至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家庭内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剧，男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因从事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沦为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由于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不能赚钱的，因而，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己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地位的丧失导致了她们在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丧失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政治参与、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权利。恩格斯进而主张，“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2 页.）他认为没有妇女的就业，就不会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 8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参加社会劳动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而只有女性对男性经济上依赖的消失，才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女性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2）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条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有条件的。现代大工业，不仅大规模地使个体家庭解体，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并且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提供物质的、技术的基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始终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消失的时候，家务劳动和其它的社会劳动只有分工不同的时候，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可见，妇女解放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还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总之，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的探讨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广大女性响应号召，冲破各种阻力，勇于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各项活动，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解放，妇女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案设计得以在实践中验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对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制约。可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实现和妇女的解放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为妇女提供的解决方案，即女性能否顺利地、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所提供的条件，是否能进一步转换成为现实，还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私人劳动，至今还难以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这有比现代工业化进程更为复杂的原因。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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