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运动与经济发展理论探究论文

第一篇：马克思资本运动与经济发展理论探究论文

1资本是一种运动

1.1资本运动是再生产连续进行的决定性条件

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要连续不断地进行，资本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发生停留，如果停留在货币形式上，就无法购买到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就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如果停留在生产资本形式上，就无法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就不能转化为商品资本；如果停留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就无法继续购买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就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所以，无论资本在哪个阶段发生停留或阻碍，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只有保持资本运动的连续性，然后才会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1.2资本运动是保存资本价值的决定性条件

对于资本来说，保证其价值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地运作，资本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使用价值，并且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若商品卖不出去，那么商品的资本无法转换，也就导致商品的资本无法转换为货币资本，资本的运动也会停止，这样也就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破坏，并且资本价值也会部分或全部地丧失。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不运动，还会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蒙受价值损失。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新的同类性质的廉价商品出现了，这时，虽然库存商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变化，但它的价值却减少了。同时该状况也就意味着价值是资本所获得，利用自身的运动来保持其独立性。

1.3资本运动是增大自己的决定性条件

资本价值之所以增大，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的生命活力就是劳动。从资本价值的增大来看，资本吸收剩余劳动越多，资本的生命力就越强。可见，资本运动的速度越快，资本的生命力就越旺盛。相反，资本运动就会停止，资本的生命力就会结束。

2加快资本运动的作用

2.1加快资本运动，可以减少流通资本的占用量

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必须不间断地进行，这样产业的资本也会有一部分加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另外一部分则是在生产领域。企业的资本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在生产领域进行停留，同时也要在相关的流通领域停留。并且为了保证生产不会流通中断，那么要将这两部分的资本在生产领域以及流通领域进行全面地分割，分割的比例必须相同。同一资本不同时处于流通领域以及生产领域。企业的生产时间固定，那么资本的周转时间将会随着流通时间而变化。若是企业的流通时间一定，那么资本周转会随着生活时间而变化。可见，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流通资本的占用量就会减少，从而企业资本的占用量也会减少。

2.2加快资本运动，可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资本运动的快慢，能够影响到资本潜能的发挥，影响到其作用能力的大小。资本的职能是自身价值的增大，但这种职能的完成，却离不开各种职能形式的资本。如果没有货币资本的职能，就不能购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如果没有生产资本的职能，就不能生产出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如果没有商品资本的职能，就不能实现包含在商品资本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运动时间的长短，能够影响处在各种职能形式上的资本潜能的发挥，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影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资本运动越快，发挥潜能的机会就会越多，它的使用效率就会越高，同一生产规模所需要的资本就会越少。

2.3加快资本运动，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企业的利润率是企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在企业资本占用量一定时，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大了，企业的利润率就能提高；反之，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企业的利润率就会降低。同理，如果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变，而占用的资本量增大了，它的利润率同样会下降；反之，企业的资本占用量减少了，其利润率就会提高。加快资本运动，就能从两个方面促使企业利润率的提高。一是可以减少企业资金的占用量；二是相对定量的资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利润就是由于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将一些价值进行转换，资本的运动速度越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能够更加吸引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以此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2.4加快资本运动，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在企业的资本中，其中可变资本是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部分，对于该部分的资本价值主要是由劳动者在生产的过程中将其重新生产出来，以此来成为工资补偿基金。但是在生产之后，该部分创造出的工资补偿资金主要是存在于产品的形式上。只有在该部分商品的价值充分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进行工资的支付。因此，企业资本运动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同一劳动报酬资金发挥作用的程度。企业资本运动速度越快，等量的劳动报酬基金重新支付的次数就越多；反之，则相反。劳动报酬基金在生产出来之后，如果不能及时地实现在货币形式上，企业必然要追加可变资本，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如果企业没有追加的可变资本，工人就不能顺利地实现再就业。因此，在那些资本运动快的企业，同量的劳动报酬基金吸纳的就业人口就多；反之，吸纳的就业人口就少。

3加快资本运动的途径

3.1实现生产手段的现代化

对于不同企业来说，产品的生产时间主要决定于新技术、新工艺，以及产品的性质等条件。这些条件会随着生产力而不断发展。如果企业能积极地采用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不断地改善操作方法，改进生产的工艺流程，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期间以及劳动对象受自然力作用的时间就会缩短。同样，对旧设备和旧机器进行技术改造，也能有效地缩短企业的生产时间。当然，伴随着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会引起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但从长远看，却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商品占有率，为企业争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3.2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

目前，在自然条件以及物质条件相近的状况下，其管理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样企业在进行资本的运动时对企业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经营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资本运动速度快，经济效益就高；经营管理水平低的企业，资本运动速度慢，经济效益就低。因此，应当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劳动组织，加强专业化协作，合理使用资本，克服原材料和工时的浪费，从而缩短生产时间，加快资本的运动。同时，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仅不需要追加资本，而且还可以调动企业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各种潜力。

3.3合理储备生产资料

马克思指出“：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产品的生产时间还应包括生产资料的储备时间。生产资料储备量会影响生产时间的长短，从而影响资本运动的速度。生产资料储备如果过多，就会形成积压，延长生产时间，延缓资本运动速度；生产资料储备如果过少，那么将对生产过程的连续没有保证，企业必须要根据一些资料的更新时间以及与市场的距离来决定生产资料的准备情况，交通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要能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进行，同时也要适当地缩短生产时间。

3.4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

在企业的资本运动时间中，流通时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是由购买的时间以及销售的时间构成，并且销售时间起决定性意义。售卖时间又包括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和待销售的时间，前者取决于产品生产地和销售地之间的距离，后者则取决于市场的供需状况。显然，流通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资本的运动速度。为了加快资本的运动，必须加强市场调研和预测，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诚然，有了适销对路的商品，还要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这对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运动，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篇：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力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他们也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不是没有曲折,不会永远持续增长,因为它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的牵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层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刻原因,而且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说,马克思甚至还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开出了解救“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一个“药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会导致社会的疏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和金钱交易,两极分化令社会涌现大批无家可归的贫困者。这种赤裸裸的疏离和剥夺也会使社会中各成员起来进行斗争,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制度,这也是马克思开出的最为激烈和彻底的一个“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共产党宣言》)。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荒谬性,甚至已超越了金融领域。马克思的第三个“药方”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最后,在第四个“药方”中,马克思呼吁世界各经济体,为了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钩心斗角。但与此同时,新的变革却必须从各国内部做起。因各国国情不同,变革的措施也要考虑客观实际,但变革的决心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制度层面建立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形成安全的屏障,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对等单元进行调控。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以防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竞争方向迈进。三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要积极建立有效的监督、调控、预防和警戒措施,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一些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垄断行业,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

第三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参考论文)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罗永平罗忠民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原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精神生产”问题，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不仅有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的促动，更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响，还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启发。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家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直接把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劳动不仅包括农业劳动、商业劳动，还包括工业劳动，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缺陷 但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的“劳动”概念没有包括精神劳动，忽视了精神生产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认为精神生产者的劳动由于其产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来用于交换，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对此他的继承者萨伊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财富狭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质所体现的价值上，而在他看来财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属于生产性劳动；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是生产性劳动。但萨伊又扩大了生产性劳动的外延，照他的说法，赌徒的赌博，妓女的卖淫也是生产性劳动了。

对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进行彻底批评和实质超越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针对斯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是唯一的生产力，忽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愤怒地指责道：“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2］P126进一步李斯特从经济学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产”问题。首先，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

其次，阐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过来，物质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产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

1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2］P140再次，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间、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总和的状况，如果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滞阻”，而如果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盲目发展精神生产力，就会导致精神产品“过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2］P141最后，具体分析了教育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是继承、讲授、传播“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别强调：“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2］P12

3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失误和缺陷。首先是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产的全部意义，只看到了精神生产对增加财富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生产对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没有看到精神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静态的论述，导致对精神生产庸俗、肤浅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精神生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围和不同性质；没有看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甚至对抗性；对精神生产主体及其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加区别地把一切精神生产者都视为“生产劳动者”，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绝非完全是“生产劳动者”，有的纯粹是“消费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精神生产力”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新哲学”的指导下，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6-1845.3)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萌芽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他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从“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揭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从“绝对精神”出发，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无主体”的精神劳动的错误，阐述了其人本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首先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忽视精神生产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别强调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他从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其次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生产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科学等，后者主要生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如各类物质商品。［2］P168

第二阶段(1845.底-1846.夏)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面创立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从自己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错误，系统地制定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精神生产是人的“真正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扬弃了仅从“类”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产分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会生产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纳入到生产领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浑然一体，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7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劳动形式才正式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了尖锐对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旧式的分工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才会消失，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精神生产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辩护。

第三阶段（1848.1-1875.5）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进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首先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对抗性、职业性、雇佣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点。其次进一步阐述了精神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产品的具体形态，而是取决于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3]P144［5］P37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精神生产进行发明和创造，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质保证；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创造，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可以被物化、能作为商品独立存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精神生产，一类是不可以被物化、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效益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反作用，但无论是“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发展状况，预测了精神生产的地

位和趋势，揭示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往往是“异化”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精神生产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后，固然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开战”，解放物质生产力的任务，但同时也提出了“精神可以变物质”、向科学技术进军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产”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及精神生产作用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异常复杂，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唯心主义错误，导致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使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出现了严重失衡，既严重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使精神生产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因此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应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产（力）的矛盾。前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后者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基于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把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地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要做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力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原始社会以“自然化的生产力”为主，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力为主，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力为主，当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被更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这就是“文化生产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货币是“社会形式发展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他指出：“所以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体制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必由之路。正如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一样，人们也不能孤立地进行文化生产，人们的文化生产活动总是受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文化体制总是同一定的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体制就会成为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第三，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有机的统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渗透”和“反作用”，任何违背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平衡与协调，单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强调社会效益，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广阔领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划地为牢，文化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国内影响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文化生产力的基础工程。一切文化都离不开文化劳动者的创造、掌握和传播，因此，文化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组织拓展文化人才视野，构建文化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体系，开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设人才的核心队伍和后备队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全文化人才成长的使用和激励体制。

第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的和创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的继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又是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总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明确文化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社会主义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四篇：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理论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包含多种体育运动项目的国际性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776年），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19世纪末由法国的顾拜旦男爵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1896年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断过三次，分别是在公元1916、1940和1944年），会期不超过16天。由于1924年开始设立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习惯上又称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已经成为了和平与友谊的象征。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传入和在中国的传播途径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现代的西方体育文化，它是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传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①教会组织；②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现代西式学堂）。中国开展体育活动最好、最早的大学是圣约翰大学。

二、早期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

1904年中国的报刊曾报道过第三届奥运会消息。

1906年中国的一家杂志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

1908年伦敦奥运会后，天津一家报纸再次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还提出要争取这一盛会在中国举行。天津体育界人士用幻灯展示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著名教育家中国奥委会第一任主席张伯苓先生提出：“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

国能在奥运会上夺得一块金牌？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到2008年，张伯苓先生的梦想才得以全部实现，所以说举办奥运会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口号的鼓舞下，在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1913年开始举办的远东运动会(最初名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的先驱，中国是发起者之一。在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表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

1922年，我国的王正延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31年，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由此开始。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本不想派选手参加，仅由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而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为了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竟然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州国”选手参加奥运会。举国一片哗然，刘长春也予以拒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决定，刘长春、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刘长春执旗前导，沈嗣良、宋君复以及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6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于希渭因日方阻挠破坏，未能成行。刘长春在100米、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的第五、六名，未能取得决赛权，但他以我国第一位参加奥运

会的选手而留名于中国奥运会史。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了140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等7个项目的比赛。另外，还有11人的武术表演队和34人组成的体育考察团。其中篮球比赛胜过法国队，撑竿跳选手符宝卢取得复赛权。中国武术队的多次表演轰动了欧洲。

1945年二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份准备在战胜国开奥运会，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确定参加1948年奥运会。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我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等5个项目的比赛，但没有一人进入决赛。奥运会结束后，代表团在当地华侨总会的帮助下，解决了路费，运动员才得以返回祖国。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重拾尊严，重获尊重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中国正式接受邀请较晚，只派出了40人的代表团，可当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只有吴传玉参加了百米仰泳比赛，但是将五星红旗升起在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就是新中国的骄傲。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50届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接受中国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但是，与此同时，以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为首的少数人的操纵之下，却又将台湾所谓的“中华奥委会”继续保留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成员名单上，继续

搞“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在以后的20余年里，中国都无法参加许多国际体育比赛。为了打破这层坚冰，中国团结第三世界的体育力量，开始了漫长的破冰之路。第一个突破是在1962年夏天。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运会，拒绝了台湾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为此，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消了印度尼西亚的会员资格，禁止其参加奥运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GANEFO)。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派出了一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在本次运动会上，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之后，在1966年11月，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举行，此外，中国也承办了几个单项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第二个突破口是被广为流传“乒乓外交”。由于文革，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和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在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位置被台湾占有。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的支持下，一个名叫“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机构成立，在其中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合法的席位。这是在“两个中国”的斗争中，中国赢得的又一大胜利。乒乓球和体育为中美最后建交拉开了序幕，也为中国最后成功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9年，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关于解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得

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让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10月25日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这一著名的名古屋决议指出：中国奥委会在参加奥运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席位，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出现。中国的一国两制最初是在奥运会上实现的，也称“奥运模式”。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这项体坛盛事。开赛第一天，射击选手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勇夺得冠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而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中国女选手杨扬又为中国队实现了在冬季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

1988年在汉城举行的第24届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445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300名，他们参加除曲棍球、马术两个项目以外的21个大项的比赛。此外，由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的30名中国代表担任了裁判、技术代表等职务。中国台北由140人组成的代表团也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90名，参加12个项目的比赛和3个项目的表演赛。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只获得5枚金牌、11枚银牌、12枚铜牌，不仅远远落后于苏、德、美等体育大国，甚至不及同处亚洲的韩国。在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遭遇寒流，引发了国人的思考。

1992年7月25日至8月9日，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在此次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共获得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3人2次创2项平1项世界纪录，7人9次创7项奥运会纪录。在参加第25届奥运会170个体育代表团中，中国列第4位，这是中国体育从未有过的辉煌，这次全面历史性的超越，将载入中华体育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队的崛起也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走向辉煌。

四、举办奥运会，走向更高的舞台

2001年北京时间7月13日22：10，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开幕，2008年8月24日闭幕。主办城市是中国首都北京，参赛国家及地区204个，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共有6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北京奥运会。本届北京奥运会共创造43项新世界纪录及132项新奥运纪录，共有87个国家在赛事中取得奖牌，中国以51面金牌居奖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第五篇：马克思论文——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看待森林环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森林所具有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吸毒、除尘、杀菌、净化污水、降低噪音、防止风沙、调节气候以及对有毒物质的指示监测等作用。于是不少人开始到大自然中去感受大森林的乐趣，去领略大森林对人体的各种益处。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也成为了现如今全球共同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而如同经济的发展一样，环境的保护也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不应拔苗助长。下文，就将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来考虑森林环境保护这一重大的全球问题。

森林是地球之肺，森林是众多物种繁衍生息的地方，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森林的重要性。当你步入苍翠碧绿的林海里，会骤感舒适，疲劳消失。森林中的绿色，不仅给大地带来秀丽多姿的景色，而且它能通过人的各种感官，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和改善机体的机能，给人以宁静、舒适、生气勃勃、精神振奋的感觉而增进健康。森林是陆地生态环境的主体，是大自然的调节器。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森林锐减、土壤退化与沙漠化、物种灭绝、大气质量恶化、水质污染和淡水资源匮乏，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尤其是森林的兴衰，对其它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或者恶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丰茂的森林在水土保持、物种繁衍、大气净化、积蓄水资源等方面都能作出巨大的贡献。因此，保护森林对于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实，森林是人类最早的家园。我们远古的祖先，当他们从猿进化成人以后，曾经长期在森林中栖居，以野果为食，以树叶为衣，钻木取火，用树枝削制武器和工具。他们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与繁衍，森林庇佑着人类，养育着人类，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物质条件。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早已经离开森林，也结束了与森林相依为命的岁月，建立了集中居住的城市和村庄。然而，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依然与森林密不可分。

森林给人类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木材资源。在人类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木材一直是重要的能源和主要的建筑材料。木制的车辆，木制的船只，是最常用的的交通工具；木制的农具，木制的弓箭，使人们在耕作和狩猎中如虎添翼；以木材建造的住房，不仅使人类从穴居的洞窟中走出，有了更为舒适的家，而且长期以来，木材一直是人们建造房屋乃至高楼大厦不可或缺的材料。我们日常所用的纸张，也是由木材粉碎做成纸浆加工制造的，以下是森林的几大重要作用：

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森林的树冠像一把把张开的伞，既可以减缓降雨对地面的冲击，又可以截留大量雨水；地面的落叶、树枝、果实等能减少地表水的流失，增加渗入土壤中的雨水；而树木盘根节错的根系又能保护土壤免遭雨水冲刷。

森林可以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在田间营造的防护林带，可以将风的速度降低25%以上，对农作物的有效防护距离可达到树高的23倍。同时还能使田间水分蒸发减少，空气的相对湿度提高。种植防护林和固沙植物，目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防止沙丘流动、抵制沙漠化的主要手段。

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改善环境。1亩森林每天能产生氧气48.7公斤，满足65人呼吸的需要。树木还能吸收二氧化硫、氟化物等有毒废气，1公顷柳树林每月能吸收60公斤二氧化硫；1公顷云杉每年可以阻挡和吸收32吨空气中的烟尘，松林每年吸收36吨，而水青冈、槭树、橡树的混合林每年吸收烟尘多达68吨。

森林是生命的庇护所。我国的长白山林海中，在高大挺拔的东北红松和长白美人松的荫庇下，生长着数不清的奇花异草和各种动物，已经鉴定的高等植物就有1200多种，走兽50多种，飞禽230多种，鱼类和爬虫300多种。而热带雨林中的物种更为丰富，是地球上拥有生物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生态系统。森林以它丰富的营养，适宜的环境，养育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生物种群，保持微妙的生态平衡。

然而，素有“绿色金子”之称的森林正在急剧减少，一片一片的绿色正从地图上被抹去，代之而起的是褚褐色和土黄色。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170年以后，地球上的森林将荡然无存。那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找不到一片郁郁郁葱葱的林木，他们只能从文字记载或者图片资料上认识森林，那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呀。

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形成与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量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是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沙尘暴作为一种高强度风沙灾害，并不是在所有有风的的地方都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贫穷的西北人民还想靠挖甘草、搂发菜、开 3

矿发财，这些掠夺性的破坏行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沙尘暴灾害。裸露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

我国是森林覆盖率较小的国家，解放之后又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毁林高潮，原本为数不多的森林遭到进一步的破坏。目前我国的森林总面积虽然居世界第６位，但由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森林覆盖率只有12％，居世界第 12０位；人均森林面积1.8 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8%，居世界第121 位。环境与人类生活因此，对于我国人民来说，保护森林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是关于森林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森林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分析，那么，怎么进行环境的保护、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依然享受森林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们必须让森林环境可持续性的存在下去，那么也就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谈谈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可持续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阐述了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这个定义从不同的方向来理解即有不同的解释。对一个国家而言，可持续发展包括政治、经纪等等方面，既包括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对一个人本身而言，可持续发展包括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人际关系的可 持续发展，人与大自然共存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人类的自觉和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每个关系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自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经典作家对其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做了详细阐述。

一，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马克思指出：“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这为我们提供了循环经济中的“量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我们可以利用科技的进步，提高制作技术，改进生产流程等一系列方法节省

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使用量，并给其他生产环节提供材料。另外，利用生产废料再进入生产环节中，可以对人类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足够的资源空间和自然条件。

运用到森林环境保护，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其一，当我们生产中必须用到森林中的天然材料，比如树木、各种植物时，应该不断提高制作技术，用有限的材料尽量多的生产出所需产品，如纸张的生产。其二，废料的再利用，这点甚至比前一点更加重要，因为原料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创新技术、争取用旧、废材料来生产新的产品、如现在很流行的再生纸，就是一个有益于森林环保的有效措施。

二.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思想。

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在满足必要的需要的基础上，不做过度消费，消费观念要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可吸收、可补偿、可适应的基础上。

为了一时的方便，大肆砍伐森林树木制成一次性筷子；为了个人的奢华享受、大肆猎捕森林内珍稀动物，以求其毛皮、不顾后果的砍伐珍惜树木、致使很多植物物种也如同动物一般，走向了濒临灭绝的境况。这些都是人类由于个人的自私、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现在森林物种锐减、覆盖率下降、原始森林面积更是大大收缩。

以上介绍了一下可持续发展观并且结合它发起了对于森林环保的探讨，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提高产品制造水平，用尽量少的原材料尽可能多的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其次，多做科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产品的回收再利用，争取做到零损耗；寻找新材料、替代现有珍惜原材料。再次，杜绝使用各种一次性物品，增加物品的循环使用率；最后，个人控制自身奢侈心里，拥有绿色、健康的消费心理，时刻要有环保意识。

以上是我个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可持续发展观对森林环境保护的一些探讨与建议，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得出了一些现在为之有效的处理方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注环境就是关注我们自身，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应该时刻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行动指南，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