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差别

第一篇：略论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差别

略论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差别

张光明

2013-1-17 11:14:26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北京 100032)

【摘要】应承认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理论差别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比较。这种分析和比较应当以他们各自的思想主流为依据。马克思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完全是以对资本主义进程发展规律的分析为基础。列宁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策略体系，体现出的是高度强调富有自觉性的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对这种差别，不能简单解释成“经济决定论”和“革命唯意志论”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应当到时代差别中去找。

【关键词】差别；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历史观

【作者简介】张光明，男，1955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2-0022-07

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无理论差别?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从未认真提出过。一个似乎早已不言自明的定论是，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差异。如果说有某些区别，那也只是后者以前者的学说为指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情况对前者作必要发展而已。然而这种看法是大可质疑的。事实上，虽然同为革命导师，马列两人不仅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有差别，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重大区别，忽视这种区别，既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理论特性，而且也妨碍我们深刻了解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和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因此，对这种区别做一番比较厘定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开始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时，应当首先抓住他们的思想主流。无论马克思学说还是列宁学说，都是十分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前后都有改变，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阐述和发挥的主张并非始终一致。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比较研究就应当以他们主要的、一以贯之的、对他们时代和后世的理论和实践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思想为 依据，而不应纠缠在局部的、暂时的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的枝节问题上。

一

按照当前许多人的看法，马克思一生可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段，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中年马克思是科学主义者或决定论者，晚年马克思则重返早年的人道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按照这些人们的意见，马克思一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过程，而他们真称许的往往是早年和晚年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而不是中年的“决定论者”马克思。本文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晚年马克思”同“中年马克思”相比在思想上并无实质变 化，企图在这里面寻找“飞跃”实不可能。①但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确曾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时他从“异化”概念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以“人的本性的复归”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这同后来写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这样一些基本著作时的马克思相比确有很大区别。因此，便产生一个问题：究竟“青年马克思”还是“中年马克思”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基本依据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有一种主张，要求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予以发扬。我不赞同这种主张。在思想史和现 实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的决非早年那个用“异化”概念去批判现存社会的马克思，而是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马克思。如果没有后来这样一个马克思，则“青年马克思”早就湮没在众多对19世纪资本主义持道德批判立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了。在现代，绝大多数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学者，即使是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都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例如，很早以前丹尼尔·贝尔就认为：“虽然所有这些(按：指把“异化”当作马克思学说中心思想的做法)都是一种新鲜的甚至是有成果的批判当代社会的方式，但这却不是‘历史上的马 克思’„„虽然人们可能赞成异化观念，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又把这个观念当成马克思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在进一步地制造神话了。”[1](p235)雷蒙·阿隆也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位技术哲学家，也不是像其他人所认为的主张异化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我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2](p150、153)这两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看法却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本文也正是把作为“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亦即所谓“中年马克思”，当作分析、评价的出发点。

纵览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恐怕很难否定这一事实，即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正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特征。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他们必须首先从事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即劳动，因此他们的彼此关系就不能不自然地和必然地适应他们劳动活动的客观需要。所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p32)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都必须以与这个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不相矛盾为起码条件，不论这些活动看上去与劳动活动有多么遥远，多么远离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当生产力的发展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矗立其上的全部社会关系发生矛盾时，变革的需要便产生了。这种需要会越来越清晰和强烈地在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的意识中表现出来，于是经过一番或长或短、或激烈或缓和、或渐进或突然的斗争，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逐步确立起来。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历史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有规律可循的演进。

当然，当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时，他并不否认而是十分重视和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创造作用。这在后来许多马克思的批评者那里被认为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一致的。他一方面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p532)是人们自己主动创造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在这些活动中便包涵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因此，历史在 马克思看来是一个充满思想、意识、观念和人们的创造活动但又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统一的进程。

由上述方法所决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完全是以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程发展规律的分析为基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应当是设计、规划出来的“理想”，而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客观和自然的发展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即使由于各种相互作用的原因，“理想”在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成熟之前就产生了，也不可能真正改变社会本身的客观发展进程。人 们都熟知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p418)马克思所预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促进工人阶级对这一社会的批判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也将高度成熟，那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社会转变，通过由多数人推动的革命，生产资料将顺利地由资本家之手转归全体工人阶级直接管理的社会所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客观趋势将会使“自由人联合体”在不长的时期内到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虽然十分重视理论和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但同时却坚决反对由一个政党去“制造”社会主义。直到晚年，他还明确表示，革命始终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动，任何政党都不能制造革命。

马克思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但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是，不能为了现实的需要而随意改变马克思的本意，不能把后来的历史经验和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哪怕它们是成功的)强塞给马克思，以致混淆了历史。

二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谙熟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并反复宣讲过这些观点。但列宁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一整套策略体系，却使自己在理论上具有了重要的和独特的品格。

当19世纪90年代前期列宁开始其革命生涯时，他还只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后来的那些思想特点。到了20世纪初，列宁根据自己对俄国社会特殊性的了解，开始形成了一整套后来被称作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体系。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革命理论“灌输”的重要观点。在这方面，他吸取此前由考茨基提出的主张，但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考茨基曾发挥过社会主义意识并非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自发产生，而是从外部由思想家灌输进来的思想。但在考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毕竟与工人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列宁接过了这一观点但予以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工人运动本来是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的，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这些意识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这样一来，意识便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历史运动的原动力的意义。而“自觉意识”的握有者也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了高于“阶级群众”的决定性的重要地位。

进而，列宁自然要赋予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化身——“革命家集团”以极大的意义。他认为一个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家组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是严格选择过的，严格培养的，彼此间具有“充分的同志信任”，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其余一切条件，例如“广泛民主制原则”等等，就都不过是“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5](p418)列宁认为，这样一个革命家集团应当是整个革命运动中关键的一环，它充当着全部事业的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列宁用一句名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主张：“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5](p406)

列宁在“灌输”论和“革命家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他的革命转变论。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5](p528)这意味着，有了“自觉意识”，社会主义者将能够大大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甚至能够自己去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直接把这一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自觉性”使得历史进程大大缩短了，换句话说，当“自觉意识”出现后，先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在变成了为“自觉意识”所追求的理想目标的铺垫。沿着这一逻辑，势必导致历史的跳跃式发展。1905年时，列宁为有别于托洛茨基要求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躁主张，还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合一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基本要点已经完全提出了。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后，面对十分有利的政治形势，列宁便在“四月提纲”中明确地宣布了一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综合以上所说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历史运动的客观性、必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活动固然重要，但却是历史发展本身的产物，事实上是历史客观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手段；而列宁在自己的政治策略主张中体现出的则是高度强调富有自觉性的主观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

那么，列宁是否违反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精神呢?在国外学者中，关于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历史观、放弃了“经济决定论”而走向“革命唯意志论”的批评久已有之。但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不能靠简单的思想对比回答，而要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回答。应该看到，当列宁提出他那些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大胆革命策略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革命方面，而很少书斋式地考虑他的这些策略的哲学含义。但这不是说，列宁就完全置马克思主义于不顾。作为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尽力使自己的策略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依据。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理论变通手段。例如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薄弱的俄国已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经常求助于“时代”这样一个普遍性论据，即通过确认他所处的时代总体上已进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肯定判断来证明俄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论证方式 在20世纪初的国际左派社会主义者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早在1905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物帕尔乌斯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代表托洛茨基，就都曾借助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来论证俄国革命超越式发展的必然性，这在托洛茨基那里甚至被总结为著名的“联合发展规律”。大体上沿着相似的思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和腐朽性与垂死性，在心理上为确信俄国社会主义者有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发起革命打下了基础。在1917年俄国的政治发展中他又使这一思路大大地具体化，制定了先在俄国夺取政权然后引发西 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这一战略使列宁的政治策略理论具有了一种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总体历史观依据，从而也使他自己的革命策略主张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取得了一致。

然而经过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几年努力，预期的西欧普遍革命终未发生，西欧资本主义重新走上稳定的发展道路，而苏联则不得不在被封闭的一国孤立状态下开始试验社会主义。这时候，先前理论中全部潜存着的真实意义方才显现出来。因为到这时俄国已不可能指望从经济发达、无产阶级力量雄厚的西方那里得到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 相应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支持，而只能在本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时除了依靠少数革命家的“自觉意识”及其组织载体之外，便不可能有别的有效手段。这样，苏俄在客观上不能不走上后来它所走的道路，同时也就把列宁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别十分明白地突出了出来。

三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具有怎样的意义?

根本原因应当从时代的差别去找。19世纪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突飞猛进的时代，工艺、技术、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但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着 眼，当时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它显示给人们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由于社会缺少适当的自调节机制，而表现为一种威胁社会自身的绝对破坏性力量。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继承以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给这种批判灌注以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世纪是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思想家都认为运用科学的方法寻找事物的规律性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直接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学说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儿。但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以及其他众多体系的根本 不同在于，它不是从精神生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一方法促使马克思学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细密研究，确信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在最近的将来达到顶点，从而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历史描写为一个合规律的客观发展进程，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力量所在。

无可否认，马克思学说像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也带有它的时代所给予它的优点 和局限。其中一个主要的局限是，它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的自控制、自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在后来的历史中愈益发展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实行自我调节——从“看不见的手”的无意识随机调节到有意识的社会自觉调控——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自身的固有矛盾转变为发展的动力，从而使这一社会具有了比人们的想象更久远的生命力。这一点已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因此，马克思学说后来在预言资本主义灭亡这一点上经常遭到批评。也正因此，它那关于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必然性的理论经常受到指责，被人们嘲笑为早已“贫困”和破产的历史宿命论、经济决定 论。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学说在今天仍能成为社会分析的有力武器。它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不仅可以用来支持它所从属的学说本身，而且还可以用于揭示同一学说中包含的局限和错误。例如，马克思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有重大失误，这是一个事实。但只有当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重新发掘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我们才能对与马克思的预测大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延续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才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样，列宁学说也是它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列宁主义是在20世纪开始的世界整体性、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的时代背景上，西方社会思想与俄国社会思想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俄国无论在地理、社会组织结构还是文化上都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历史上既受西欧的影响，又受东方的影响。俄国之所以能在1861年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决定性原因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刺激。俄国资本主义是一种外诱型的资本主义，其特点是专制国家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强制性地引入资本主义因素来促进经济，促使社会向专制政 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支持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固然能在短期内帮助经济迅速起飞，甚至在工业化的某些方面取得耀眼的成就，但无法有效地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转化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就无法阻止社会思想界对它的强烈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必然从先进的西方社会思想成果那里吸取力量，煅造武器。全部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思想进行对话和做出反应的历史。由此决定，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大大超前于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在知识视野、分析方法和社会批判角度等所有方面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都具有极大优势 的、特殊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19世纪60-70年代民粹派到80-9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发展序列，他们彼此间可以展开激烈争论，后来者可以尖锐地嘲笑和揭露前辈们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进程推向前进。列宁后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进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5](p318)列宁的这段话极其重要，它一方面指出了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之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因这一发展的超前性而具有的思想上的优越感。

正是在俄国社会思想的这一超前发展中，养育了列宁的思想体系。立足于“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基础之上，列宁自然倾向于高扬“自觉意识”的独立性，自然确信“自觉意识”负有对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进行理论“灌输”并对其实行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历史责任，自然要求利用这种思想的和组织的优势去加速落后社会的跳跃式发展，自然认为能动的意志可以克服“客观必然性”的被动局限，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去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是世界整体化时代中俄国社会发展与思想发展的不平衡性，造就了列宁学说的基本特色。

两相比较，列宁学说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意志的作用，从而在20世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功效，作为一种现实斗争武器，它是有力的；而马克思学说则以其深邃远大的哲学眼光，对于历史长期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种种客观趋势具有深刻的透视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它至今是无可替代的。

注释：

①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详细观点，可参看拙作《世界革命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修正主义》(文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由此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侯，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活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侯，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页

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侯（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侯，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恩格斯：《马恩选集》第3卷第355-356页

只是由于自发的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只有意识到，即使最荒唐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的永恒的本质，„„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永远忘记。——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1页

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用皇帝的赦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西尼亚宗教议会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的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恩格斯：《启示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在中世纪随着宗教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崇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侯，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

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

——恩格斯：《马恩选集》第3卷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他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574页

“由此可见，一般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４０１页。

对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恩格斯还辛辣地嘲笑了杜林先生所谓“消灭宗教”的作法，指出：“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6页

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并深刻地指出：“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因为，“只要受资产阶级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末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

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末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

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并进一步指出：“每一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那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官吏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抱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们永远会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必须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意见或者呓语，可以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分散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

我认为有责任在这里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斗争,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只要这种信仰不是靠暴力或者欺骗来进行传播的 ——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第280页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论述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8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1月上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

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页

毛泽东重要论述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邓小平重要论述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

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江泽民重要论述

各级干部一定要牢记，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

江泽民：《以人民群众为本》(1994年1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江泽民：《深入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1995年12月5日），《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页 胡锦涛重要论述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6月30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页

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胡锦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大力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2009年1月13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页

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建立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胡锦涛：《继续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2010年10月1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4—1015页

习近平重要论述

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15日)，《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第6页

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全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四篇：列宁世界历史理论探析

世界历史与时代

——列宁“世界历史”理论探析

丰子义

2013-2-15 20:02:03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08年2期

作者简介：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对于世界历史研究有其重大的理论建树。列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紧紧围绕资本逻辑来分析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研究世界历史是和时代问题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时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制定正确的策略，并根据时代的走向确定具体的发展道路。列宁在对时代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基础上，尤其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这正是列宁世界历史观和时代观的重点和核心所在。尽管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于列宁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但其研究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世界历史和时代仍有其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世界历史 时代 帝国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全球化研究最为广泛深入且有重大理论建树的，应当首推列宁。列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始终注意用唯物史观来观照世界历史，并紧紧围绕资本逻辑来解析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来研究问题，从而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化理论，那么，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是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期的全球化理论。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不是一般地研究世界历史，或者纯粹从史学意义上研究世界历史，而是结合时代特点、世界形势和斗争需要对世界历史予以具体分析的，因而其世界历史理论就体现在有关重大问题的论述之中。有关时代论特别是与此相关的帝国主义论，就构成为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显明特色。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些理论，对于深刻认识今天的全球化和时代问题，也是非常有益的。

世界历史与时代划分

在列宁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时代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是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各种战略和策略的依据。正如列宁所讲：“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判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之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①这就是说，列宁研究时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制定正确的策略，并根据时代的走向确定具体的发展道路。或者说，“国情”的了解与对待必须以对“世情”的判断为前提。

时代的概念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而列宁所讲的“时代”，则是“大的历史时代，并非某些短暂的个别的过程”②。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③，但其总的方向、趋势和总的运动过程是基本确定的，大的历史阶段是可以划分的。

“大的历史时代”的确定，必须借助全球的或世界历史的视野。列宁所讲的时代就是这样。它不是指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情形，也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和个别历史时期，而是就全球范围的整体发展、总体格局而言的。“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④用全球的视野来把握时代，并不是要对世界所有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都作详尽研究才能对时代加以概括、说明，而是指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对时代及其基本特征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判断。因为时代就体现在世界的总体联系之中，时代的基本特征也不过是这种总体联系的反映和表现。实际上，全球化或世界历史的形成，本身就划了一个时代，它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活动和交往不断扩大的结果。在远古时期，人类诞生于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人们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不同的民族和社会不仅没有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因而人类长期处于孤立时代。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人们生产和交往的能力与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因而人类开始步出孤立状态走向相互接触、往来，这就形成了世界上同时存在的几大文明中心。像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东亚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等的同时出现，就标志着多中心时代的到来。从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类历史逐渐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从而形成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经济发展进程，而且对社会形态的演进也产生着重大影响。如果说，在以往社会，某种社会形态在各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和对各个国家的影响程度还是有限的、差异较大的，其基本特征和演进规律只能在少数国家得以典型地表现；那么，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形态的内在逻辑便在各个国家得到了比较透彻的贯彻，其影响对每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巨大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以致影响到各个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与组合，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民族性和国际性日益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来，必然会深刻影响社会形态的内部联系以及生成、演化的机制，进而影响到社会形态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正因如此，列宁在考察时代及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时，始终没有离开全球的视野。

列宁曾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而谈及时代问题，因而对时代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看，列宁主要是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依据以下标准来划分时代的：

一是依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时代的划分或新旧时代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⑤所谓到生产方式和经济中去寻找，最根本的是到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方式中去寻找。列宁明显继承了这一基本观点，坚持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待和划分时代。他十分赞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中所用的题词：“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⑥按照这样的划分，列宁认为，构成俄国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只能是“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⑦，即全国电气化。

二是依据社会形态。在一定时期里，哪种社会形态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区分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在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中，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民族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另一些国家、民族则落在历史发展的后面；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几种社会形态往往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并存。但是，其中必有一种社会形态走在历史的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是区分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列宁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时代的。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列宁主要依据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时代，他重申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思想，并且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骨骼)作为划分国家间不同之处与共同之处的主要标准。列宁还用这样的方法来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尽管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俄国社会不能简单地归于“村社”社会，而实际上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因“村社”特色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⑧

三是依据阶级地位。时代性质的确定与阶级关系密切相关。在阶级社会中，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区分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指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⑨实际上，时代的性质、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就是受该时代历史活动的主体所左右的。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属于时代的中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资产阶级开始走向保守，无产阶级则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新制度的创立活动，因而成了时代的中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时代的主要特征。到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尤为突出，因而列宁又常常将此时期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四是依据历史事件。将具有重大的或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也是列宁的一大理论特色。如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开辟的历史时代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就分别以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中叶的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等历史事件作为基本标志。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从时间上，“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从内容上看，“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完全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⑩具体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也依据重大历史事件，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11)列宁还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12)。

可以看出，尽管列宁划分时代有不同标准，但不管这些标准有什么不同，最终都是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虑问题的，每一种标准都是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来加以阐发和运用的。

确定历史时代这一概念，对于研究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又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恰当地确定历史时代，有助于正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明确历史时代的方位和走向，有助于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潮流和基本趋势，从而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进程；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时代，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从而正确地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正因如此，列宁在考察世界历史及其发展时，始终关注时代问题的研究。

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不仅对时代作过一般概括和描述，而且对帝国主义新时代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这正是列宁时代观和世界历史观的重点和核心所在。可以说，不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很难理解列宁的时代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

在列宁之前，有关帝国主义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由于现代帝国主义首先在英国形成，因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也首先是在英国进行的，而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霍布森为代表的从分配与流通出发的帝国主义论。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霍布森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由垄断产生的，而是由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引起的，其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衡，资产阶级占有的份额太多，从而向外投资，导致帝国主义。只要改进收入的分配，消除分配上的不均，消费不足就可以避免，就不会有资本和生产过剩，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争夺海外投资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帝国主义也就不可能产生。

二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从社会资本生产实现条件出发的帝国主义论。在1914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考茨基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要求各部门比例协调，这种协调不仅存在于两大生产部类之间，而且存在于工、农业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开始是用自由贸易的方法，但由于竞争逐渐激烈，便转而实行帝国主义。因此，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是取代自由贸易的另一种政策，是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对农业区域民族的一种征服。当帝国主义发展到只有一个卡特尔统治的世界时，就进到了超帝国主义阶段。

三是以库诺夫为代表的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考察的帝国主义论。与把帝国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政策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库诺夫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其1915年出版的《党破产了吗？》一书中，他认为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同过去那些发展阶段如大机器工业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从资本主义新的、内部的、金融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发展时期，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真正起作用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原有的工业资本，而是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不过，库诺夫又对金融资本的统治作了不合理的解释，认为作为金融资本统治表现的帝国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那就不能推翻它。工人阶级可以夺取政权，但要使这个政权用于这样的目的：使经济发展的好处不仅对资本寡头政治有利，而且也由国家和工人分享越来越大的份额。

除了上述观点外，比较相近的、较有影响的还有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的帝国主义论。(13)列宁在其研究中，一方面吸收、借鉴了这些思想家的有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重大变革，形成了特有的方法论。

首先，不是从分配或流通领域，而是从生产领域来探寻帝国主义的产生。与霍布森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其垄断的产生不是由于流通和分配引起的，而是由生产中的竞争所导致的集中引起的。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产生垄断；生产中的工业垄断，引起流通中的银行垄断，工业和银行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统治最后导致帝国主义。“生产的集中；由集中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4)帝国主义就是伴随金融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所以，金融资本既不是单纯的工业资本，也不是单纯的银行资本，它既支配工业资本，又支配银行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把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从分配、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显然是抓到了根本。

其次，不是单纯从生产的外部条件或内部条件来研究帝国主义，而是从生产内、外条件的结合上来考察帝国主义的兴起。考茨基等人在研究帝国主义时，虽然不是从分配和流通领域，而是从生产领域出发去探究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但他们又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本身不能为它的扩大再生产提供条件，因而就要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当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扩张时，就产生了剧烈的竞争，从而产生帝国主义政策。显然，这是从生产的外部条件来解释帝国主义的起源。列宁不否认外部条件的分析，但更主要的是从内部条件入手并从内、外条件的结合上来对帝国主义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逻辑运作的产物，而资本逻辑既有它内在的运作机制和内在动力，又离不开适宜的条件和市场，如世界市场、自由贸易。因而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内、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列宁首先从生产的内部竞争讲起，一直讲到国际性垄断及其争夺，从而阐明了帝国主义兴起的原因。列宁认为，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必然造成生产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又必然形成垄断，由于垄断企业的目的是攫取垄断利润，而国内投资市场过于狭小，因而垄断企业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将过剩资本输出到利润率通常较高的落后国家去。这样，垄断资本家也就逐渐组成国际性垄断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最后导致按照新的经济实力不断地重新瓜分世界。

正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认真观察和潜心研究，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已有的理论成果，于1916年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创作，全面阐释了帝国主义理论。

从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入手，列宁提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总的观点。列宁同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个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但要从这一定义中推导出对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还是不够的。因此，“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15)按照列宁的看法，这一定义揭示的就是帝国主义“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

上述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在这些特征中，垄断统治是最根本的特征，它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实质和基础，其他特征都是从这个根本特征衍生出来的，并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正是由于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形成，才使银行具有新作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正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发展，造成了大量剩余资本，使资本输出成为必要；正是资本输出的日益加强和国际垄断的逐渐形成，必然会产生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对世界的瓜分，进而导致各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因此，“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16)当然，垄断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竞争。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只要是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完全消除竞争。“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17)

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侵略和争夺世界霸权。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8)。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等手段进行的对外剥削，特别是对殖民地的瓜分和占领，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本性。“极少数富国„„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19)由于掠夺和侵略的份额只能以实力为基础，而实力又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不可避免地要为夺取世界霸权而不断斗争，以致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20)因而“‘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21)。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和争夺霸权的斗争，必然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讲，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22)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作了深刻的揭示，特别对当时世界历史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作了深刻的揭露。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基本判断，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历史的各种具体现象和问题，从而作出合理性的评价。当然，也应当看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果说，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是被实践所证实的话，那么，他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概括则表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程度估计有些过高，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估计不足。尽管列宁也讲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绝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23)，但基本倾向还是认为资本主义行将灭亡。面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予以具体分析。不过，列宁分析的基本方法、基本观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仍为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关注。

世界历史格局与具体发展道路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化必然深刻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及其未来走向，便成为列宁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格局的判断，列宁是在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根据当时的情况，阐明了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但是，相对说来，这时的不平衡发展还不是十分显著的，而是比较平稳的。一些国家要经过很长一个时期才能逐渐赶上并超过另一些国家。到19世纪末，由于全球化的扩展、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兴起以及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垄断高额利润的驱使，使发展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借助全球化利用当时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促进许多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这样一来，原来落在后面的国家便能很快超过先前的先进国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成跳跃式的不平衡发展。如英国走在各国之先曾花费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德国只用20年就开始超过英国，而美国则用更短的时间超过了欧洲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态势明显增强。

为此，列宁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就开始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4)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又根据广泛的材料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25)。这种不平衡性随着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而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领土而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的重要依据。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造成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而这种薄弱环节则提供了冲破帝国主义战线、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机会。所谓帝国主义体系薄弱环节，一般说来，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里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较强，也不会是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连大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都没有，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起码条件，而往往是那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有一定的大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激烈的国家。正是从这样的薄弱环节出发，列宁开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有的设想，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而后在次年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结论。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以新的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而且为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俄国成功地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一革命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俄国土地上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确实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对于革命的意义，列宁也作过高度评价：“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26)他还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船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27)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同时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指明了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从世界历史和时代的总体联系中来把握一个国家的发展出路，制定相关发展战略，这正是该理论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注释：

①②③⑨⑩《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143、143、143、144页。

④(2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页。

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⑦(26)(2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563、568～569页。

⑧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14)(15)(16)(17)(18)(19)(20)(23)(24)(2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613、651、704、650、578～579、714、653、705、554、689页。

(12)《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具体介绍。

第五篇：《论群众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群众路线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4月12日下午学习材料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

1、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3、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4、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5、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6、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7、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8、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9、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798页

10、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3页

11、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12、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1月—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页

13、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14、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2月14日—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页

15、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8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16、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

列宁：《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1911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17、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年6月13日），《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18、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2页

19、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1914年7月6—13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页

20、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列宁：《致尼·达·基克纳泽》（1916年12月14日以后），《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

21、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17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22、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

列宁：《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5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3、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列宁：《论立宪幻想》（1917年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4、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

列宁：《波拿马主义的开始》（1917年8月11日），《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5、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列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11日），《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26.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1月上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

27、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8.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9.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1月下旬），《列宁选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30.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列宁：《论革命空谈》（1918年2月21日），《列宁选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31.少讲空话，多做实事。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页

32.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页

33.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34.为了执行我们的革命任务，并且使这些任务不致成为空想或天真的愿望，而能真正变成现实（能迅速地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应当把组织工作中的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最主要的任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

35.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507页

36.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页

37、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

38、我们不害怕群众在自觉进行建设时犯错误，因为我们只能依靠群众自己的经验，依靠他们自己动手。

列宁：《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8年11月上旬），《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43页

39.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

40.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1.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

列宁：《在巴斯曼、列福尔托沃、阿列克谢耶夫、索科利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3日），《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42、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43.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我们能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我们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用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列宁：《与燃料危机作斗争》（1919年11月8日和13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44.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45、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46、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47、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

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

48、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

列宁：《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

49.共产主义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致格·雅·索科里尼柯夫》（1922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50、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政论家札记》（1922年2月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643页

51、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5页

52.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最好去掉这些东西，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的、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哪些不应该做（具体地，有例子，有地名，有确切事实），哪些应该做（也要同样具体。）

列宁：《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53.对地方经验，详情细节，实际做法，实际经验的研究要具体、再具体，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既深入县的，也深入乡的、村的；要分析：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为什么（用什么办法）能在极度贫困和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实际的、虽然是不大的改善；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树为榜样。

列宁：《致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