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第一篇：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探析与防范治理

陈金明李卫群

（三峡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 高校本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圣洁殿堂”。然而，近些年来，其腐败现象也呈多发态势。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高校并非“清水衙门”，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二是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三是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四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遏制高校腐败，必须狠抓思想教育、健全制度保障、发挥监督职能、借助改革动力、加大惩处力度等五个关键环节，构筑“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各道防线，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种种诟病。

[关键词]高校腐败标本兼治反腐倡廉监督制约

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因此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最近几年，即使是曾被誉为一方净土的高等学府，其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令人痛心疾首。腐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也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最不和谐的音符，它或将成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最大隐患。因此，作为培养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等学府理应走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前列，起到榜样与示范作用。

一、高校腐败现象蔓延及其原因

2009年9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发生“腐败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捕。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大学腐败案件频频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陕西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湖北高校腐败，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领导因腐败落马，即使用“井喷”形容也许并不夸张。落马的有武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世波、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及原校长刘光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等。如此高校连环腐败案，不能不令人惊愕与反思。

综观高校腐败案件，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案件呈多发态势，且犯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从副厅级到副部级；二是腐败案件体现集体腐败态势，窝案、串案集中，涉案人员增多；三是腐败案件领域相对集中，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为案发重点领域。[1]

高校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这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探寻追踪。

1、高校本身存在腐败的可能与空间

今日之高校已非往日之高校，换言之，在现实社会中，高校已非“清水衙门”，“油水”多多，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其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各地大兴土木，扩建新校舍，发展新校区，建设大学城。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领导，不惜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由于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 1

学腐败案中最多发的领域，且不少都是窝案，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集体犯罪。其二，高校扩招也是年甚一年，在教育资源仍然短缺的情况下，高校招生就是一块硕大的肥肉，这就为主管招生的高校领导留下了极大的寻租可能和空间。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就主要因此而落马。此外，高校在采购和后勤方面也今非昔比，有大量的采购和招标项目，也容易让人心旌摇曳、私欲萌动。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主管领导难免想染指一番。总之，随着高校变成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领域日益拓展，可供调配的资源也日益增多，在监管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集官、学、商于一身的高校领导就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这正是高校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

2、高校领导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本该是一方净土的学府圣地，之所以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关键在于高校领导权力制约的失控和监督机构设置的漏洞。目前，对高校领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更多强调的是上级监督，平行监督和下级监督在高校领导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几乎难以推行。这样就导致对高校领导监管不力。表面上看，高校领导的权力是分散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分管领导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比如分管基建的领导，在基建方面则可一言九鼎，面对高额的腐败收益和低廉的腐败成本，追逐个人利益的掌权者在权衡之后就可能选择腐败。至于学校内部的监督部门，因级别关系，并不能直接干预或监督校级领导，或者根本监督不了自己的校级领导，这就使得少数校级领导有恃无恐、大胆贪欲。可见，“只有在监督主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至少也要与它去限制的权力一样大，并能独立行使的条件下，才能对监督对象的权力实行相应的制约和限制”，否则，将无能为力。而同级或上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往往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介入调查，此时已经晚了“半拍”。因此，治理高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要理顺高校监管体系，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消除对高校领导监管的空白地带。

3、高校极少数领导缺乏自我警醒

高校极少数领导的世界观异化，人生观扭曲，价值观倾斜，思想道德防线溃决，经不起形形色色的各种诱惑，忘记了自己的多重身份。其一，忘记了自己一名高校教师，本应坚守道德底线，遵从法律规范，以身作则、堂堂正正、廉洁自律、为人师表；其二，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员，本应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三，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本应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然而，他们在权力扩张和外界的簇拥下，往往产生种种畸形心理，诸如“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以及自作聪明的抗拒心理等。正是由于种种畸形心理的支配，其贪欲无限膨胀，最终沦为腐败分子。这是高校少数领导腐败的根本内因。[2]

4、社会不良风气助长了高校的腐败

腐败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3]社会风气就像一个大的染缸，其腐败现象必然向高校渗透和蔓延。仅就行政领域而言，目前我国行政制度存在着将行政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割裂的现象，商品交换意识腐蚀着某些公共行政权力的主体，导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行政腐败；此外，由于行政监督机制软弱，制度透明度低，民主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往往被遮蔽，某些人利用权力“寻租”，进行“暗箱操作”，“相机谋私”的机会主义挤兑廉洁公正的行政原则，公共行政伦理发生偏差，个人生活领域也呈现出道德无序的状态。行政制度的德性缺陷为腐败提供了诸多机会，败坏了公共行政的道德形象，也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3]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少数领导难免受其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占据他们的头脑，于是不自觉地在基建、招生、采购和后勤等方面接

受所谓的“潜规则”，并把违法犯罪的权钱交易看作是“正常”的交往活动，这样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贪婪腐败的深渊。

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高校本是象牙塔，承担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崇高使命，为人师表者本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涵养高尚品质、引领道德高标的群体。尤其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将接受高等教育，作为高校领导的教师如何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感染青年、引导青年，将直接影响他们走向社会后的主流思想和思维方式。因此，从这方面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

多年来，作为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等学府，一直享有“圣洁殿堂”的美誉。她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也是我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主战场，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上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对高校领导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导致滋生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地污染了高校的党风、校风、教风和学风，阻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整个社会反腐倡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统一，与党的教育方针相一致，与高校发展相适应，是推动高校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确保高校办学宗旨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得到有效落实的政治保证。[4]

2、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保障

构建和谐校园，既是高校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建设。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塑造和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都需要良好和谐、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作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切实将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正气与风尚，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环境，锤炼一支勤政廉政、德才兼备、高索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树立健康向上、正气昂扬、敬业爱岗、甘愿奉献的良好校风，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保障。

3、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要求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道德规范。高校是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教师的言行举止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教师思想颓废、道德低下、作风不正、行为失范，既有损高校这座神圣殿堂的威严，又有悖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然而，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高校确有极少数身为教师的领导干部不顾道德约束，漠视校纪校规，贪赃枉法、徇私腐败。[5]这些害群之马既违背师德师风之要求，又玷污人民教师之称号，影响极坏。因此，高校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教师，都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小节，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作风树形象，以形象作示范，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维护良好的师德师风。

4、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客观需要

高校大案要案不断被揭露和查处，表明我党反腐败力度持续加大，也说明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高校少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党的先进性要求，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严重败坏党在师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因此，必须不断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构建高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长效机制，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提高高校领导的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三、遏制高校腐败需要标本兼治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遏制高校腐败，必须坚持这五个环节，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实效。[6]

1、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

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主要解决的是主观认识问题，强化的是“不愿腐败”的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道德的约束力量是一种基础性的制约力量，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基础。高校少数领导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往往首先是从思想道德防线发生崩溃引起的。因此，必须紧紧抓住教育这一基础环节，打牢高校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一是加强组织教育。采取正面宣传、典型示范、警示教育等形式，切实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教育。通过教育，让其明了腐败将面临“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的严重后果，使其打消腐败犯罪而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始终做到利剑高悬、警钟长鸣，以防患于未然。二是加强自我教育。高校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慎微”、“慎独”、“自律”、“自省”，自觉用崇高理想鼓舞自己、用坚定信念鞭策自己，从思想上、行动上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既是抵制拜金主义影响的内功，也是克服腐败行为发生的治本之策。三是加强家庭教育。众多生活实例告诉世人，家人不廉自身难廉，家庭教育在反腐倡廉中十分重要。为此，应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的教育，努力使其助廉、促廉、守廉。四是加强社会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面向全社会的廉政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开展一系列教育，让高校领导深谙腐败的“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自由账和健康账”，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提醒高校领导慎微慎初，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份之想，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从而自觉抵制腐败。

2、紧紧依靠制度这一根本保障，构筑高校反腐倡廉的“铜墙铁壁”

反腐倡廉既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能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7](p333)制度建设是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的有力保障。为此，一是要找准问题发生的主要环节，有针对性地通过建章立制加以治理和防范，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二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大力发扬民主，正确实行集中。尤其对高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防止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三是要推行党务、校务公开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做到应公开的及时、全面、准确公开，防止搞形式、走过场，自觉接受高校师生和社会监督。四是要开展决策咨询论证制。建立健全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并严格执行，努力使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严防暗箱操作、少数人从中捞取好处。四是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实践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要通过制度建设，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3、紧紧发挥监督这一重要职能，建立高校反腐倡廉的防范机制

孟德斯鸠曾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高校反腐倡廉，除了进行制度建设外，最关键的还是要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将高校领导置于动态监督的阳光之下。权力不受监督或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高校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一是要教育高校领导增强接受监督的主体意识。高校领导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主体，必须自觉、主动接受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对高校领导的监督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和负责。二是实施监督关口前移，更多注重事前、事中监督，做到全过程监督，避免监督缺位、失控。三是加强对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监督。尤其要加强对主管基建、财务、招生、采购和后勤领导行使和运用权力的监督。四是充分发挥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下级、同级和上级纪检、审计、财务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监督的合力。同时，更加注重教职员工和社会舆论对高校主管领导的监督。

4、紧紧借助改革这一基本动力，治理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源头

为防止高校在基建、后勤、采购和招生等重点领域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高校重大工程项目审批会审制，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二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和完善高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及高校采购等制度，建立健全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推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确保资金使用合理、规范、安全和有效。四是推行“阳光招生”制度，杜绝高校招生过程中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

5、紧紧利用惩处这一有效手段，推进高校反腐倡廉的长远建设

惩处高校腐败分子，既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又是根本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惩处不得力，教育没有说服力、制度没有约束力、监督没有威慑力，治本没有号召力。”因此，应加大对高校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案件的查办力度，确保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总之，遏制高校腐败需要群策群力、标本兼治，通过加大教育力度，构筑“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大源头治腐力度，构筑“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加大监督惩治力度，构筑“不敢腐败”的法纪防线。唯此，才能还高等学府一方净土，才能消解社会对高校腐败的诟病。

参考文献

[1]郑仕宏.浅谈高校廉政建设的形势及对策[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56-158.[2]刘正年.从职务犯罪谈加强领导干部修养的重要性[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4):4-7.[3]王礼鑫,顾智敏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7):91

[3]刘超良、杜时忠.社会风气:在制度德性的变革中转变[J].高等教育研究, 2009(4):20-24.[4]范春梅.浅析反腐倡廉建设在高校健康和谐发展中的作用[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2):76-78.[5]范晓清、韩传国.高校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创新思考[J].孝感学院学报, 2005(1):125-128.[6]唐德祥.坚持五个环节齐抓并重,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J].决策导刊, 2008(1):10.[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作者简介

陈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电话：***，邮箱：chjm@hqu.edu.cn

李卫群（1986-），女，湖北长阳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二篇：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分配资源和协调冲突的权力涉及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中一统到底，整个社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中，因此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旧体制内部孕育，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由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起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分渗透发展。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很不完善，政府管理还起着重大作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市场机制还未全面发生作用，出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价值规律同时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成份比重加大，我国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推向市场，但仍有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仍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配置。计划配置这些垄断性资源，使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实际权力升值。由于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因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仍然免不了介入，权力干涉经济的机会与计划经济体制时相比较，在关键领域里，并未减少许多。在这种条件下，腐败很容易发生。

(四)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备，公民对政府监督的渠道尚未健全和畅通，从而使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可能受到严密的监督制约，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向前推进时，一些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关的规范建设没有能跟上，从宏观到微观，都还未形成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又为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房地产从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土地的批与不批，地价的高低，均由地方官员决定，没有相应的法规约束，随意性很大，曾使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炒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参与这些投机活动的多属国有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外，现有的监督制约措施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如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接受请客、送礼、劳务费、各种实物没有可操作的制约措施，监督制度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及制约力。

(五)思想道德水准的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义到重利，由认为越穷越光荣到认为越富越光荣。市场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它尊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 2 联系起来，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肯定人的劳动价值。金钱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特殊的魅力，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现实性，人人力图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一驱动机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们很容易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

二、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腐败的基本形式大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政治方面的腐败。政治方面的腐败通常表现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背党纪、政纪和法律，如：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个人专断．压制民主，弄虚作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等等。

二是经济方面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经商，吃“回扣”，拿“红包”，等等。

三是作风方面的腐败。这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个方面，工作中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生活中的奢侈糜烂、公款吃喝、沉湎色情等，均属作风腐败。

三、针对腐败问题的社会治理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

2、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

1、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2、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3、健全法制，规范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办事制度公开化、程序化，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便于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

1、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2、加强执政党的监督；

3、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4、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5、加强行政监督。(四)健全法制，依法治腐

1、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监督；

2、强化法律制裁措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五)发展经济，加强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1、大力发展经济，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强思想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三篇：马克思腐败问题的成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反腐败问题的分析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然会有很多方面的缺陷，而在这当中最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在这些年的经济建设中越演越烈。因此我想就这个社会问题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国民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但是一场更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开始了。当然，腐败并非只是在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才出现的，他具有普遍性。他只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而已，反腐败可以说是一场艰辛的战斗，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人和几个人的事情。

腐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说是血的教训。贪污腐败，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批一批的贪官接受了法律的制裁，而一批一批 的贪官似乎又在滋生，难道他们不怕吗?他们不知道贪污就是与民与国家为敌，与法律为敌吗?答案很明白。那又是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呢?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几乎所有的人不爱慕虚富荣，财，权利。这一点无人能够改变。可是腐败的产生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条件，私下认为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其次是人的素质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长期执政的考验。

第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事物既有联系性也有发展性。故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追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当经济建设再遇到现象干扰时，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在搞什么政治运动，但是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的声势，已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期间，正式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是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又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是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注意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把阶级性战役和长期争斗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级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稳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不同时期的腐败行为。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得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展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发展的观点和思路去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从腐败现象与经济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中寻找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必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的实践。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和演化趋向不同。在当今中国，腐败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体制不健全和部分制度缺失，又受到封建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而造成的。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这种影响无论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它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对于反腐败斗争，我们既要看到其必然性和长期性，又要看到其紧迫性和曲折性。腐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腐败斗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着眼于反腐败斗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新的理论成果。

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就是要树立中心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任务和重要目标，就是紧贴中心、围绕中心、服务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政治保证。要将反腐倡廉工作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潮流中去推进、去深化。将反腐倡廉工作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贯穿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全过程，贯穿于改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反腐倡廉工作与中心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两张皮”的观念和做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把反腐倡廉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将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标准。

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清除和防止腐败造成的影响，是确保党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能力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关键时期，许多矛盾的凸显都是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紧密相连的，其中既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又涉及到利益的调整，既涉及到社会的变革，又涉及到文化的变迁。在矛盾的冲突与激荡中，很多问题会以腐败或隐藏腐败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防治，往往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思路和办法，也必须从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客观需要中去寻找，注意在思想观念、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式方法和内容格局上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的进程相衔接、相适应。

必须既立足于反腐倡廉工作现实又着眼于反腐倡廉长远发展去认识和把握反腐败问题，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时强调反腐倡廉工作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保持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又要注重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胡锦涛同志强调，“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决不能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惩治和预防虽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所处的阶段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却具有互为前提性、目标的一致性、手段的共生性、内容的交*性和性质的转化性，是解决腐败问题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因此，用发展的观点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构建一个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的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的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减少到最低程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四篇：假新闻成因与治理

曾收到一个手机段子，题目是《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穿上冒牌运动装出门，街边店里买了两根地沟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和一个苏丹红咸鸭蛋，冲了一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不回家，在单位食堂要了一盘注水鸡肉，一份农药韭菜炒有毒猪血，再来一份翻新陈米饭，实实惠惠吃了个饱，回办公室泡了一杯香精茶叶，浏览了一会儿假新闻。下班后路过菜市场，买了条吃了避孕药的鱼和一斤尿素豆芽，外加两个膨大剂西红柿，回家烧了三个菜，再开一瓶甲醇酒，喝上二两，吃了一个硫磺馒头。饭后散散步，禁不住吆喝，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的小说和光盘，回家津津有味地看到了凌晨一点，然后钻进黑心棉做的被褥，摸着两团硅胶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假新闻被编入了手机段子，这也许意味着假新闻已经由一个行业现象“升格”到了社会现象。仔细想来，假新闻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表现形式多样，生成机制复杂，社会危害广泛且长远。

一、假新闻的判断标准和类型

假新闻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虽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真与假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笔者断定，新闻的历史有多长，假新闻的历史就有多久。那么，真假新闻到底如何认定呢？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也不是无头绪可理。笔者认为，任何命题都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解决“是什么”或者“是不是”的问题；价值判断解决“应不应是”或者“该不该是”的问题。

假新闻的认定首先依据的是事实判断，就是判断新闻本身“有”还是 “无”，即客观上是否存在？如果所谓的新闻事件纯属子虚乌有，则属假新闻无疑。但是，由于时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新闻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认定。比如，新闻的作者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发生的现场，新闻机构又常常远离新闻的发生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认定新闻事实的有和无、新闻要素和细节的有和无或者多与少呢？如果一件新闻的主体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部分细节是失实的（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或失误造成的），那么，这件新闻是不是或者算不算假新闻？

价值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渗透在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并且往往和道德、伦理甚至政治因素掺合在一起，因此，比事实判断更加复杂。比如，同样是假新闻，如何判定制作的主体是故意造假还是无意造假？是好意造假还是恶意造假？是主动造假还是被动造假？此外，策划出来的新闻事件到底是新闻还是假新闻？

由此看来，有了方法，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笔者的倾向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种判断标准或者认识方法不宜孤立地使用，而是应当结合起来。主体应当是细节上的主体，细节应当是主体上的细节。新闻的主体真实，个别或者部分细节失实，则该件新闻不应算是假新闻；新闻的主体失实，则不管细节是不是真实的，也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都属于假新闻。假新闻与失实新闻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新闻的主体是假的，或者制作者有主观上作假的故意；后者新闻的主体是真实的，部分细节或元素是假的，但是，制作者在新闻主体上无主观作假的故意。失实新闻不能算作假新闻。

鉴于以上对假新闻的判断标准和认识方法，我们可以把假新闻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主观性假新闻，即作者故意造假、事实上不存在的新闻。

（二）客观性假新闻，即作者无意造假、受到蒙蔽、但事实上不存在的新闻。

（三）部分策划性新闻，即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经过策划造成事实上存在假象的新闻。

（四）部分有偿新闻，即有一定的事实存在、达不到传播标准、通过付费出笼的新闻。

一些媒体在“愚人节”制作的假新闻另当别论。

二、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假新闻由来已久，其来有因：

1.个人原因

新闻是人制作的，假不假首先与新闻制作者个人的因素关联最大。个人造假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被动造假。即假新闻的制作者本人并无造假新闻的故意，而是受到了一些假象或者相关人员的蒙蔽。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新闻制作者个人的业务素质不高、判断失误造成的。如2007年7月15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情缘”栏目播发的“史上最毒后妈”事件。

主动造假。即假新闻的制作者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目的，知假报假甚至主动参与制作或者导演假新闻。如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播出的“纸箱馅包子”事件，2010年4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搜救犬牺牲”事件、2007年3月5日～9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天网》栏目播出的《揭秘传销》“Ayawawa死亡”事件等。

有时候，新闻制作者麻痹大意或者出于成本控制的需要，或者因为懒惰而篡改、编造、冒用、滥用匿名消息来源的形式，也可能导致假新闻的产生。2011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控烟难控阻力何在》节目中女主角“双重身份”事件。

2.技术原因

有时候，由于某种技术失误或者流程缺失或者疏于审查等原因，新闻的要素如主人公姓名、时间、地点、重要数字等出现了多、少、漏、谬或者张冠李戴现象，造成新闻的主体 失实，也可以构成假新闻。

3.组织原因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存在一些因为组织需要造成的假新闻。这里的“组织”，可以小至企业，也可以大至国家，当然，一些媒体组织自身也可能把假新闻当成吸引眼球、与对手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武器；而所谓的“需要”，也可以是政治需要、战争需要、政绩需要、外交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等五花八门。中国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出现的海量假新闻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炮制出来的。2010年3月14日，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播放的“俄罗斯再次入侵、总统遇刺身亡”假新闻，也是出于某种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制作出来的。

4.市场原因

近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导致了不少副作用，主要是社会诚信和道德水平严重下降，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不仅弥漫整个社会，也侵蚀到了新闻传媒领域。比如，电视媒体对广告利益和收视率的片面追求，进而与员工的绩效和福利挂钩，逼迫一些记者不择手段，制作的节目“三俗”泛滥，直至明目张胆地造假。“纸箱馅包子事件”可以说就是这种社会风气和行业风气的产物。

三、假新闻的危害与治理

假冒伪劣产品轻则伤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重则致人死亡，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和痛恨。而假新闻的制作、传播或者销售对消费者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健康或生命威胁，所以，非当事人很少当回事。其实，和假冒伪劣产品相比，假新闻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慈禧太后曾根据道听途说的假新闻盲目向11国宣战，结果是赔上了十几万人的性命和白银4.5亿两，大清国也从此走上了覆灭的不归之路；袁世凯也曾根据儿子袁克定制作的假新闻悍然称帝，最后众叛亲离，全国共讨之；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批量生产的假新闻更是给错误的路线、政策推波助澜，导致举国皆癫，全民疯狂，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劫难。当然，由于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和媒介管理的日益科学，今天的假新闻已经很难大规模产生，更不能明目张胆地造假，但危害性仍然不可小觑。

1.严重损害媒体的公信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也正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极为重视，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时效性。它们的影响力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公信力的基础上的。比如，1896年，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阿道夫?奥克斯在接办《纽约时报》时确定时报的新闻报道原则为：“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纽约时报》重视新闻，但很少鼓励记者去抢新闻，除非特有把握，一般不第一个报道某件新闻。当然，该报每天要处理近百万字，错误也在所难免，因此，第二版每天专设一个固定的“更正栏”（Corrections）。2003年，该报的一个记者杰森?布莱尔被发现多年在其新闻报道中做假，结果，布莱尔被立刻解雇，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人物也被迫引咎辞职。2003年9月12日，BBC中文网站推出了“BBC新闻

原则”专辑，提出：“作为一家历史悠久而且世界知名的公营广播机构，BBC多年来一直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真实准确作为其新闻编辑原则。”这也是BBC公信力体系的核心所在。每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首先选择并愿意相信BBC。上述两大西方媒体对新闻真实和公信力的重视不但给专注于国内市场竞争的媒体，也给急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媒体带来一个启示：只重视新闻媒体的硬件建设和规模建设而不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徒劳无益的。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声音越大，越让人反感。CCTV制作的五集专题片《揭秘传销》播出后社会反响本来很好，但是，由于伪造了一个死者的“生前照片”，被网友抨击为央视“竟然用假的新闻给百姓洗脑”。诚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权利。假新闻不但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会给有关当事人带来形象、声誉、心理、经济甚至人身的损害。比如，在江西电视台播出“史上最毒后妈”的假新闻以后，本来没有虐待、毒打罹患重病的丁香小慧的后妈陈彩诗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各种指责，身心受到巨大伤害。2002年，辽宁电视台记者周密为了帮助一个生产床垫的商人朋友，串通一名消费者，捏造了一位同行生产的床垫存在所谓“黑心棉”的假新闻并播出，给同行厂家的商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3.严重损害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正像假文凭多了，真文凭的价值会下降一样，假新闻如果大行其道，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也必然会下降。新闻的价值下降，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价值与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下降。长期以来，电视媒体的新闻栏目不冷不热，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的收视率每况愈下，都是新闻的真实性和价值低下的结果。至于南方一些地方打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标语，则不仅是记者的悲哀，更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悲哀。

4.严重损害社会秩序。如果假新闻仅仅是损害有关当事人和当事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就罢了，事实上，一些假新闻还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混乱。比如，央视播出的“搜救犬牺牲”假新闻由于把汶川地震发生的事移植到两年后发生的玉树地震救灾当中，对社会性救灾和捐助工作就有一定的影响。格鲁吉亚“伊梅季”电视台炮制的“俄罗斯再次入侵、总统遇刺身亡”假新闻则使得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

既然有这么多的危害，假新闻的治理自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既然假新闻的生成原因和背景复杂，根治起来也绝非一蹴可就，必须多管齐下，系统综合治理。

首先，治假先治“人”。假新闻是“人造”的，准确地说，世界上没有假的新闻，只有作假的记者或媒体。所以，治理假新闻，关键在治理“新闻人”或治理媒体。如果记者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媒体视真实为媒体生存的基础，即主观上杜绝一切制作假新闻的念头，机制上堵塞一切假新闻产生的漏洞，处罚上杜绝一切制作假新闻的侥幸，则假新闻自然就少了。

其次，治假要“制”法。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传播系统和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真新闻、好新闻褒奖不足，假新闻惩治不力，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惩治。造假的成本低，又可以对后果不负责任，或者只付很小的责任，造假者自然有恃无恐了。据了解，建国以来新闻造假者被判刑的只有“纸箱馅包子事件”的主谋訾北佳一例，但依据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刑一年。但是，这个罪名是否适当，至今在新闻界和法学界还有争议。

第三，治假必依“法”。这一条措施目前基本无从实行，因为中国目前既没有《新闻法》，相关法律也没有处罚假新闻的条文，根本就是无法可依。

第四，治假重“自”治。这里的自治不仅包括新闻工作者的自尊、自重、自爱、自律，而且包括新闻行业（协会）的自律、自治。

第五，治假需“共” 治。这里的“共”治，主要是指假新闻的治理需要新闻消费者（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的参与和全社会的监督。

总之，假新闻的产生由个人、媒体和社会的原因，治理假新闻也需要个人、媒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从观念、机制、制度和法规上加以防范

第五篇：高校腐败问题及其控制对策范文

高校腐败问题及其控制对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腐败成为全世界最为瞩目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中国，腐败也已成为最大的社会污染。作为十分复杂和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它不仅造成各种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而且构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严重挑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和忧虑。高校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特别是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在步入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改革之路后，高校消极腐败现象在数量上和程度上、范围上呈现上升、扩大的趋势。腐败现象在高校虽属极少数，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对高校肩负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高度重视高校腐败问题及其预防、治理等问题研究，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课题和迫切任务。

一、高校腐败问题及其主要表现形式

高校腐败问题主要是指高校中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高校的公共权力包括高校依法享有的普通行政管理权（即作为事业组织所拥有的内部行政管理权）和办学自主权。而办学自主权是高校特有的基本权力，也是高校成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前提，它主要是指高校在法律上享有的，为实现其办学宗旨，独立自主地进行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资格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七项明确的办学自主权，具体包括招生权、学科和专业设置与调整权、教学权、科研与社会服务权、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权、人事权、财产的管理使用权。办学自主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即高校行使此种权力时，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制条件与程序，不得以主观性任意行使，也不得放弃和转让。参见高云华、叶宏开主编《高等学校纪检监察工作研究

（三）》，第１６３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否则，高校办学自主权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基础。

从近几年高校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分析来看，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其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上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数量、范围、程度、严重性相对要小一些。但高校腐败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失范和滥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

（一）招生及教学管理方面。

招生权和教学权是高校享有的最具教育行业特点的办学自主权之一。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考试制度与招生运作规则的改革趋于加大高校招生自主权；高校教学管理制度也在不断的改革以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这对于提高高校办学积极性和办学水平而言十分有利，但同时社会上的消极影响时刻在撞击着招生考试工作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入招生、教学管理领域则必然产生腐败。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招生方面。高校个别招生工作人员在招生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违规招生、收受贿赂（现金、礼品等）甚至索贿和借机敲诈勒索、接受可能妨害招生公正性和规范性的宴请、徇私舞弊等种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在单独招收保送生、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等工作领域，由于涉及到高校、中学、各地方招生主管部门、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关系等多个环节、多种关系，最容易发生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和金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为。而由于这方面的违法违纪行为带有较强的交易隐蔽性，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成为高校腐败问题的一大难点。

第二，学生收费方面。１９９７年，全国完成了高校招生、收费的“并轨”工作。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国家批准的高校收费项目只有学费和住宿费。但实际上有的高校在具体操作中仍然存在变相的“双轨收费”。如在１９９９年高校扩招过程中，绝大多数地方和高校都能正确理解、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实行适当的并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收费标准，但是，在少数地方和高校则出现了高收费、乱收费、“双轨”收费现象。这种现象虽然经过国家计委、教育部、财政部、监察部的共同努力，基本得到了纠正，但招生中“分不够，钱来凑”，以“计划外扩招”高收费，“赞助”与录取名义上不挂钩而实际上挂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第三，教学管理方面。极少数主管领导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任课教师，借为学生转系、转专业、专科升本科、推荐免试读研究生、评奖学金及各种奖励或表彰、考试阅卷等各种机会搞权钱交易、“分数卖钱”等，严重侵蚀和败坏校风和学风。

（二）经济活动方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近年来高校进一步加快了自身改革和建设发展的步伐。高校的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广泛，而且越来越紧密。由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为高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注入了生机。同时，经济活动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使得高校的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漏洞。这些薄弱环节和漏洞使得一些人有机可乘，导致了腐败问题的产生。高校在经济活动中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

第一，基本建设方面。随着高校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对高校硬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建设是近年来高校经费支出最大的项目，不少高校年年都有多个大的或较大的基建工程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维修工程等）开工上马。基建工作专业性很强，与社会的联系紧密而又广泛，涉及工程的勘探、设计、招投标、监理、验收等诸多环节。在基建工程招投标、承发包和验收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个别干部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要贿赂，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在某些高校，“基建部门已成为干部违纪的多发点和纪检监察工作最棘手最艰难的监督范围”。

第二，大宗物资采购方面。高校为了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大宗物资采购活动，包括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各类教材、基建维修材料、取暖用煤、学生食堂的膳食、校医院所需药品药材的采购等。大宗物资采购与商品市场联系紧密，市场经济的千变万化和复杂性使采购面临诸如购货渠道复杂、价格差异较大、质量良莠不分以及厂商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段等因素，个别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拿“回扣”，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在自筹办学经费方面。少数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借筹资办学、办班创收、引入科研经费等工作之便，私设“小金库”，贪污、挪用公款、转移支付致使公款外逃、公款私存侵吞利息、集体截留私分、购买物资占为己有、私订合同逃避财务监督等各种财经违法违纪活动。

第四，校办产业方面。高校校办产业是指由学校创办或参与创办并出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各类经济实体的总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中已办成了一批具有自己特色和一定规模的校办产业。据有关统计，全国高校校办产业２０００年的总产值为３００亿元人民币。校办产业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改善办学条件，增强了高校综合实力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及缺乏经验、管理不善的原因，确有少数人借机贪污挪用、逃税漏税、监守自盗，从中大发横财；也有一些人在校办产业经营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渎职失职、乱拍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最终导致国有、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二、高校腐败问题之原因分析

应该看到，在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社会协调进步、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也明显存在着社会不正之风、腐败问题等不和谐因素，这些负面影响使得高校不可能成为不受污染的“世外桃源”。而且，随着高校推倒“围墙”、开放办学的力度加大，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使得高校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同样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为减少、遏制高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我们必须对当前高校腐败问题的成因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以对症下药、正本清源。除了社会大环境与大气候的负面影响外，高校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不适应。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教育人口，“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国情的最大特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发展到关键时期，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实现经济腾飞，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都会需求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广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非常高，终身受教育的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但是从经济发展需要和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看，应该说，还处在“英才教育”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使得人们希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与现有高校的有限接受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现象；从国家和社会所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与政策支持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物质条件和师资数量与质量均难以支持现有规模的高等教育继续发展。这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供求关系失衡，又加之市场经济交易原则负面性的必然作用，造成有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企图通过搞“钱权、权权”交易进入大学，获取文凭、学历，使得高校腐败问题的发生系数大为提高。

（二）思想认识方面的模糊性与松懈性使然。

高校作为神圣的知识殿堂，“象牙塔”内一度是人间净土。因此，在人们思想认识当中，缺乏对高校腐败问题的警惕性和预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腐败问题不断暴露，“净土论”已无基础，但认为高校同社会上比起来要干净得多的思想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同时，“只要不把钱装进个人口袋就没问题”，“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就不能要那么多条条框框”等模糊认识也有相当大的市场。更有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背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滋生了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等。这些思想认识的模糊性与松懈性，使高校当中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滋生了腐败心理，助长了腐败行为。

（三）管理中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

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水平与教育改革和学校事业快速发展需要的严重不相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验式管理以及管理不科学、不严密、不规范所导致的漏洞和缝隙，使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体制原因与运行机制弊端，造成过度集权、缺乏透明度（暗箱操作）等等；加之制度性因素，如制度安排不合理、不健全；缺乏法制手段和配套措施，为高校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留出了“空间”。

（四）监督不到位，缺乏“发现”机制。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高校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民主监督的强烈愿望，也有进行民主监督的能力，民主监督的基础较好，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方式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监督实际上的“缺位”、弱化的问题与责任主体不到位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缺乏有效的腐败“预警”和“发现”机制，腐败问题不能被发现，也就不能查处；价值对腐败问题的惩处也存在失之过宽、过松的问题，造成腐败成本较小，极少数人敢于挑战监督、铤而走险，结果又往往“有惊无险”。高校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高校腐败问题的控制对策

教育问题牵涉到千家万户，亿万人民普遍关注，高校腐败现象不消除，必将成为“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针对高校腐败问题，国家主管部门和高校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大教育、管理、监督、惩处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为高校反腐倡廉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依然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高校腐败问题的控制对策，以有效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高校的腐败问题。

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说明，反腐败不仅需要“扬汤止沸”，更需要“釜底抽薪”；只有突出治本，双管齐下，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尉健行同志也指出，要在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适时地将反腐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治本上，力求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遏制高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加强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教育，大力提高高校干部素质。

实践证明，通过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高校干部的文化层次和理论水平都比较高，自律意识也比较强，他们的素质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好的。但许多高校干部中存在“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能，轻道德”的问题。当前，必须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三讲”教育和高校领导干部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为指导，要求高校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一把手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中走出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教育，不断提高干部素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防御能力。加强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教育要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不仅要同党员干部的从政道德行为规范结合起来，还要同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同加强各项业务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力度，强化管理体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要从思想道德教育入手，更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入手，以防范和约束滥用权力的行为发生。从近几年高校查办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大多涉及到人、财、物等关键部门，这与一些具体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弊端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源头抓起，大量的工作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关键部门、关键部位的管理，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以减少钱权交易的机会。当前要做的是：在高校管理各环节上查漏补缺，强化、完善责任制，使责任主体到位，形成管理工作中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避免纪检监察与主管部门之间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的不良效应；同时，完善管理制度建设，使制度安排健全、规范与科学，避免给腐败分子“钻空子”、“打擦边球”，力图使制度建设成为腐败分子“无法为，不能为”的坚固堤防，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发生率。

（三）发扬民主，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说到底，就是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而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一要靠机制，二要靠法制。当前，高校在监督机制方面，要在加强内部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方面做文章。应结合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针对一些关键岗位（如招生、基建工程，物资采购、组织、人事、资产管理等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容易一个人说了算的弊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并通过制定严密科学的程序，更好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逐步建立一套有效制约滥用职权行为的制度体系。同时，要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和渠道，积极推行校务公开等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制度，形成专门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协调机制，不断提高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四）建立高校腐败问题的“发现”机制和精确的预警系统。

高校反腐败应以预防、教育与挽救为主线来治理与控制，同时配套以有力的惩戒措施，用以激浊扬清。因此，建立有效的腐败“发现”机制和精确的预警系统十分重要。应在继续做好群众举报和信访工作以外，增设网上纪检监察信箱、干部作风与形象情况报告制度、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干部定期轮换交流制度，并把干部经济责任上的审计制度与行政责任上的效能监察制度日常化、规范化，使高校腐败问题能够及早发现并提出预警，将其扼杀在“苗头”状态和萌芽阶段。同时，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动向，比如高校中科研经费管理失查、失范，开会与出国出访中的公费私用、公款旅游，技术成果转让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学术腐败行为等等虽然数量还较少，但对其发展趋势应有评估预测，以及时控制，早做防范。

（五）加大投入力度，改善教学条件。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国际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有的人往往借口经费投入不足，为集体搞“创收”、筹措经费，以提高人员待遇和解决工作经费缺口为名而违法违纪。为此，要加大投入力度，包括正常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改革福利制度，实行“货币化”福利方式。这样不仅会有众多优秀人才愿意从事教育，而且会在教育领域内部开展竞争，打破吃“大锅饭”、抱“铁饭碗”的秩序，促使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最终使“小金库”一类的问题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总之，高校腐败问题及其控制对策研究意义重大而且现实，它关系到在“穷国办大教育”基本国情特点下“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成败，关系到全民素质与综合国力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对高校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充分重视，加强领导，研究新对策，在党纪政纪处理与道德、舆论谴责而外，强化法制手段，力争达到“法纪使其不敢”、“制度使其不能”、“教育使其不为”的目标，最大限度地遏制高校腐败现象，荡涤“象牙塔”内的污垢浊流，还高等学府“净土”的圣洁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