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水系与诗文化----抚河的文学表达
水系与诗文化
抚河的文学表达
起先我是要先介绍抚河的，我想，若非为江西抚州人是嫌少知道此河流的。抚河是我家乡的一条河流它发源于武夷山脉西麓广昌县驿前乡的血木岭，也就是江西的石城县，广昌县，与宁都县之间的荣华峰东侧的里木庄山谷。上游由多个小河流汇合而成。向东北流经广昌县，再北流至南城县、抚州市临川区，然而在抚州市下源村附近纳入宜黄水和宝塘水之前称为盱江，之后才称之为抚河。鄱阳湖我想大家皆知一二吧抚河则便是鄱阳湖水系的主流河之一。
蜿蜒起伏，萦绕羊城共缠绵。临川才子，璀璨耀千年。
四渡典故，滴水育先贤。迎东风，碧波锦画，朝霞映白练。
这一首词我不知作者是谁，何时写于？但此词确实简单生动的描绘了抚河的模样临才子与四梦还有美的朝霞很是让我喜欢。就我读高中时，曾有人的一句话让我很是感动，他说“来到临川我本是不愿的，但这里的夕阳太美现在舍不得回去了”。闲时我亦会望向天空，我去的地方虽不多但昆明我想天还是少有的美丽，却不知为何还是觉得自家的天更为好看些。那时不懂义无反顾的只想逃出去，现在却甚是喜欢那个我要逃出的地方。回过头才发现最是怀念的还是家里的河家里的气息，还好我是可以回去的为此我常欢喜着。
我想很多人是知道王勃的“落霞与孤鹜起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样的美的句子，虽是南昌鄱阳湖的景色但你要是去过抚河的话即使是看不到孤鹜起飞的美色但那落霞与河柳交映斑驳的影子晃动在沙岸与河面上时你也会不觉得有什么遗憾的了，要知道那秋色却是一出的。
若是知抚河的，想必也是知文昌桥的吧，若是不知文昌桥的也
想必定知“上文章，前黄昏”的联子吧？文昌桥是我那里的一座老石桥了到今的话前前后后快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你可别看他老至今还是我们通往抚州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呢！他横跨着抚河的两岸摇摇欲坠又顽强的坚持了这么多年虽像个奄奄一息的长龙静的卧在抚河之上但我从不害怕他会有一天倒下。
在文昌桥上还有许多的传说。其一便是那对联的来历了。话
说知文昌桥者便知其联者，上联乃“上文章下文章，文章桥上晒文章” 下联是“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里度黄昏”外地人是鲜少其妙处的，且道我与你慢慢分析来。要说起此联子来历就不得不提临川四才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和艾南英了。相传啊，四才子为考刚上任的抚州知府于黄昏时袒胸露腹横卧文昌桥上随口吟道上联：“上文章下文章，文章桥上晒文章”知府亦非愚昧之人偶受一摆渡人的启发回头方才复道：“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里度黄昏”的句子。想必大家乃是迷糊到底妙在何方呢？此听我道来，此“章”非章而是抚州谐音的“昌”字“上文章下文章”也就是文昌桥上下之意而“文章桥上晒文章”指的是四才子袒胸露腹横卧被晒于文昌桥之意了，而下联“前黄昏后黄昏”便是知府于文昌桥上见抚河前后都映照着夕阳如两个黄昏般“黄昏渡里度黄
昏”这个黄昏渡是抚河文昌桥下的一个渡口的名字‘黄昏渡’而‘度黄昏’便是在黄昏里的摆渡人了。你说此联好不好妙不妙？后来他在任职间尽量造福百姓又是一段佳话了。
说道渡口据清同治九年的《临川县志》载，从文昌桥到温家圳，抚河有许多的渡口，虽后来随着交通的发展渐渐的消失匿迹了但那些曾今轻吟它们的诗篇还有那深厚的感情世世代代都是难以忘怀的。
“西津西望绿冥蒙，流水花林秋映空。三峰忽自飞灵雨，凌乱
金光日气中”《津西晚望》汤显祖
这便是抚河上游的西津渡了，看着诗你能想象当初它的美丽
么？一副雨后秋景图，忽晴忽雨的阳光下朦胧飘渺，那时的西津渡美的像个天堂，而如今却是几块石一堆沙土。不得不有些许的伤痛那是多少文人曾今赞美的地方啊！还有瑶湖渡的“金提斜照落，瑶水暮风旋”当然还有黄昏渡的：“寒江风急白沙飞，偶上沙堤历翠微。坐羡征帆腾逆浪，翻惊莺鸟下斜晖。千嶂树色围村屋，百里山光照客衣。莫听舟人讼风伯，兴来随处是渔帆。”黄昏渡寂静幽深的景色仿佛才是昨天看到的诗画！李绂的诗则又是一种意境：“谁将行处艇，载我别时愁。白日寒山外，黄昏古渡头。岸迥双树正，村逼一林周。犹有孤鸿急，翩翩逐远游。”这是忧伤的黄昏渡好似忧伤的文昌桥。
宋临川才子谢逸尝云：“临川其俗风流儒雅，喜气而尚气，有
晏元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所以有太多的诗词来不及列举抚河的美抚河的故事。因为抚河才孕育了这样的文学之美。
不仅如此由抚河流域孕育出来的临川地区还形成了特有的‘临
川文化’，如果把“临川文化”的文化现象比作一幕又一幕的话剧，那么抚河便是那些话剧的舞台和活动背景了。
“才子之乡，文化之邦”是临川自古以来的特色“烟波楼阁春如
海，明日临川更绝伦”是那时的寄望“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是那时的荣耀。王勃亦在《滕王阁序》中赞叹到“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样的诗句来。如此想临川的泥土都似乎混有文学的儒韵之气。《牡丹亭》《邯郸记》《紫钗记》《南柯记》我不知道他们成了都少人的梦。我想大家颇有研究此便就不好妄自菲薄了。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
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
冯小青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临川是个很美一直以来被抚河滋润着像谢灵运笔下的“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就是对临川古郡秀山丽水的抒情写意还有令人一提的便是临川八景了：
东城早春 西园秋暮 江岸水灯 金堤风柳 客船晚烟 戍楼残霞 市桥月色 莲塘雨声
元朝散曲作家盍西村对应此八景还分别作了如下的八首曲:
【越调】小桃红 东城早春
暮云楼阁画桥东，渐觉花心动。兰麝香中看鸾凤，笑融融，半醒不醉相陪奉。嘉宾兴浓，主人情重，合和小桃红。
【越调】小桃红 西园秋暮
玉簪金菊露凝秋，酿出西园秀。烟柳新来为谁瘦?畅风流，醉归不记黄昏后。小糟细酒，锦堂晴昼，拚却再扶头。
【越调】小桃红 江岸水灯
万家灯火闹春桥，十里光相照。舞凤翔鸾势绝妙，可怜宵，波间涌出蓬莱岛。香烟乱飘，笙歌喧闹，飞上玉楼腰。
【越调】小桃红 金堤风柳
落花飞絮舞晴沙，不似都门下。暮折朝攀梦中怕，最堪夸，牧童渔叟偏宜夏。清风睡煞，淡烟难画，掩映两三家。
【越调】小桃红 客船晚烟
绿云冉冉锁清湾，香彻东西岸。官课今年九分办，厮追攀，渡头买得新鱼雁。杯盘不干，欢欣无限，忘了大家难。
【越调】小桃红 戍楼残霞
戍楼残照断霞红，只有青山送。梨叶新来带霜重，望归鸿，归鸿也被西风弄。闲愁万种，旧游云梦，回首月明中。
【越调】小桃红 市桥月色
玉龙高卧一天秋，宝镜青光透。星斗阑干雨晴后，绿悠悠，软风吹动玻璃皱。烟波顺流，乾坤如昼，半夜有行舟。
【越调】小桃红 莲塘雨声
忽闻疏雨打新荷，有梦都惊破。头上闲云片时过，泛清波，兰舟饱载风流货。诸般小可，齐声高和，唱彻采莲歌。
这些曲调我不曾有听过但这些景在我小的时候却是看过嬉闹过的。“莲塘雨声”最是深刻，一到夏季我与伙伴们便是要拿来荷叶遮雨的雨声滴在荷叶上莲塘里的雨像是个个在跳舞般我们看着总是异常的开心。“市桥月色”小时少看因乡下的桥虽多但多的是木桥我看到的想必是“小木桥月色”了定时不比“市桥月色”的差权当我也算是看过了吧。“客船晚烟”这是我最想见的却是从未见过，如我这般年龄时渡口便是早已消失了。八景独此一景消失了便只能在诗文中感受他曾今的美丽了。我想抚河的美是与他的诗文一样多姿而他的诗文亦如抚河一样悠长。如此的多情的河流才能有这样的诗文啊！
专业：11级新闻一班
学号：20112114085
姓名：许玲
时间：2012 六月二号
第二篇：文学风格与文化
文学风格与文化
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
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文学风格与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说明地域风格及其成因，必须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文学风格与流派文化
包裹在个人风格外面的，还有流派文化层。流派是一个伸缩性颇大的概念。严格地说，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主动参加过一个明确的流派，但宽泛地说，又可以把大部分作家纳入已有的、相关的风格类型，从而认为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前者是自然形成的，既无组织，也无纲领，甚至可能是跨时代、跨国界的。如豪放派和婉约派就是跨时代的，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就是跨国界的。后者是以结社的形式出现的，有组织，有纲领，甚至有刊物和出版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同一个流派的作家，既有个人的独立风格，又有流派的共同风格。因此，所谓流派风格，是指一些在思想感情、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创作主张、取材范围、表现方法、语言格调方面相近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共同特色，是一种群体文化的表现。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地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它一般由地域的语言，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地域的习俗，地域的性格，地域的审美理想，地域的艺术等特点融合而成的。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地域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地域风格。
此外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风格。比如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在古希腊神话中则流传着《伊利昂记》，《奥得修记》；西方国家则流传着亚当和夏娃得故事，马克*吐温写了一本书叫《夏娃日记》，他之所以不写《女娲日记》，《盘古日记》，是因为它生活在美国，他所了解的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和宗教传说。又比如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一定又很多有关释迦牟尼的故事，像印度的神话中，《勇敢的拉曼南达》，《坚贞的乌玛》，都是很美的故事。
宗教和传说对作家的文学风格影响也很大，比如说《西游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取得印度佛教的真经，所以它带有很浓重的佛教思想和神话色彩。又比如说《简爱》，里面出现了很多基督教术语，夏洛蒂就曾在序中说：“习俗并不是一种美德，伪善也不是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责骂后者，揭去法利塞人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又比如《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的瑰宝，里面多次出现伊斯兰教利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安拉”一词，又如日本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被称作日本的“红楼梦”，很能够体现日本的民族文化。
地域的习俗，比如中西方的婚礼。在中国，无论是电视里，电影里，书本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结婚总少不了一句话：“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而在西方则是丈夫牵着妻子软乎乎的小手，走进庄严的教堂，在牧师面前，彼此宣誓深爱着对方。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民族文化一般由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的神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习俗、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思维、民族的审美理想、民族的艺术、民族的科学、民族的历史等特点融合而成的。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的同一性一目了然，从作品的风格特征上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作品与另一国家的事实上鲁迅本人就是最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鲁迅是把民族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是最懂得国民性的弱点，并在予以鞭挞的同时，高扬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他也是彻底风格化的。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他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作品区分开来，把一个民族的作品与另一民族的作品区分开来
如20世纪末才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描写的是民主改革前藏民族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疏于管辖的土司制区域所发生的继承权之争和霸权之争。这个民族题材本身就具有独特性，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制度、宗教、法律、风土人情、教育礼仪、器物用品，都与汉民族不同，与其他少数民族乃至拉萨地区的藏族也大异其趣。千年以来形成的原始的神秘文化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镂刻在上至贵族下至自由民和农奴的心灵里，造成了特有的心理定势和文化模式。小说中侧重描写的麦其土司一家，经堂里的壁画表明是从风与大鹏鸟的巨卵而来，至少在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西藏过来。而有书说，黑头藏民是从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作为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法事和仪式，在仪式中喇嘛们要进行鼓乐和神舞表演；他们有精通占卜术和巫术的神巫，在一次“罂粟花战争”中，为汪波土司效力的大批神巫聚集在一起，对麦其家实施诅咒，而麦其家的门巴喇嘛则头戴巨大的武士头盔，背插令旗，指挥山岗上的响器、火器一起作法，使吉祥的白云击退夹杂着闪电、冰雹的乌云，使自己的罂粟地免遭袭击，并且回敬汪波土司土地一场冰雹；他们相信天人感应，当人违背天理时，天会进行惩罚，麦其土司在自己的领地上初种罂粟那年，作为土司权力象征的稳固大地却发生了动摇，田野上所有的地方都给动物占据了，以至被罂粟撩起情欲的麦其土司找不到可以野合的地方，小孩们唱起了不祥的古老歌谣：牦牛的肉已经献给了神/牦牛的皮已经裁成了绳/牦牛缨子似的尾巴/已经挂到了库茸曼达的鬃毛上/情义得到报答，坏心将受到惩罚/妖魔从地上爬了起来/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凡此种种描写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到故事的情节结构之中，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却非刻意地魔幻荒诞。事实上，作为作品的主角，就是一个富有灵性的“聪明的傻子”，他有预感，常常未卜先知，却大智若愚。但他不是天神下凡，他同样有七情六欲，为不能继承土司王位而怅然若失，甚至在下意识中有弑父弑兄的情结，但他错过了机会。他开明，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着眼于未来，是草原上未能继承王位却受拥戴的真正的土司，但是历史的进程已经敲响了农奴制的丧钟。显然，这样的刻画是极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小说的显在意义是历史和现实的“尘埃落定”，而其潜在的含义却是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的错位。“我在哪里？”“我是谁？”这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命题，使这部民族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带有哲理色彩的智者风格洋溢于整部作品，当然也流动于叙述语言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乃是民族风格得以发扬的必由之路。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风格的概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格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风格；另一方面，风格又是时代的风格，是某一时代所普遍采用的艺术语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时代文化一般是由时代的语言的新变化、时代的新风尚、时代的新信息、时代独特的心理、时代崇尚的艺术趣味、时代的新的审美理想、时代新的科学特点融合而成的。“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波兰思想史家符·塔达基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1886—1980）所说：“这些风格并不是从一代人向又一代人过渡着的，它们是与生活与文化一道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并成为时代的表现。这些风格的变化时常是急剧的，时常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 文学的时代风格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文化逻辑、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时代风格总是与个人特点纠结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共性的概念，则是从理论上忽略了同时代各个作家的个性以后，从历史、社会的高度进行扫描得出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它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然。先秦诸子散文那种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的特点，正是那个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所留下的印记。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对时代精神的发现、强调、放大和风格化。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志深而笔长”、“梗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即建安文学的时代风
诗人往往会受到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影响。杜牧生于京兆，天子脚下，气势不凡。因此在古迹的雄伟与首都的气势双重熏陶下，杜牧的诗中有一种北方的豪气与壮阔，高朗洒脱、英俊秀爽。后来杜牧屡次迁职南方，尤其是到了“扬一益二”的扬州，这座江南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氛围和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这使得杜牧这位北方游子充分领略了与中原不同的江南风情。“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正是杜牧诗风的又一特色——隽永艳丽。南北方迥异的地域文化共同塑造了杜牧，可以说杜牧是南北诗风成功融合的典范。
诗人的风格不能独立于当时之外，要受到当时文学流派的影响。任何诗人的风格都有对前人继承的影子。杜牧的诗深受李白、杜甫的影响。因为他的才情、禀性与李白相似，所以诗风就有相近的地方。但是在古诗方面，杜牧更偏向于杜甫的风格，深沉而博大精深。因此杜牧的诗中既有李白的豪放飘逸，又有杜甫的沉雄壮大。另外，中唐时代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也是杜牧学习的对象。杜牧曾说过“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并提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的观点，可见他受韩愈影响颇深。韩愈惯用虚字，杜牧也常用虚字；韩愈诗风冷僻、拗中取奇，杜牧标新立异、措词拗峭。因此杜牧的诗歌中带有明显的“昌黎之风”。
鲁迅先生深受浙东地区土性艺术思维的影响，表达着不同于郁达夫、茅盾、朱自清等浙西作家忧郁、轻灵、浪漫的创作个性而呈现出刚韧、质朴、务实的艺术风格。在地域文化务实精神的影响下，鲁迅先生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浙东的乡风民俗，娴熟地展示了故土的人情风貌，精练地刻画了家乡的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着作者的艺术思维,丰富着作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先生又立足于开放精神，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由此深挖开掘，对社会痼弊展开反思，并引发出了对整个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先生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发起人，他并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停留在对一隅之地的风俗习惯的描绘和方言土语的使用上，而是把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角度把地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表层现象与国民性格的深层底蕴相结合，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把对现实的白描转化成一种对人性的深邃思考。在对地域风俗的描写上，鲁迅先生受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受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着力揭露社会假、丑、恶的一面，从哲学的高度对乡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民俗“祝福”在鲁迅笔下是富人地主家才能享受的特权；祥林嫂被“抢婚”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意志的扼杀；短衣帮们站着喝酒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人民的歧视；代表着封建迷信思想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者的鲜血„„在这里，鲁迅先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促使他致力于国民性再造，他把对乡风民俗的描写，与启蒙的宗旨，深邃的思想，精粹圆熟的艺术融为了一体，构筑了一个对旧中国儿女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复杂感情的艺术空间。
第三篇：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要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书写中国经验让作家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
文化上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
张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上来源于此。文学是砥砺精神的事业。文学作品追求以精神的力量征服人、感染人、塑造人，首先要求作家在内心深处对本民族的文化高度认同，建立强烈的文化自信。
充分挖掘民族优秀文化资源
刘跃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三个“更”字，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犹如满天星斗，百川归海，形成了共有的文化血脉。周秦起自西陲，协和万邦，融合南北，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时代。汉唐盛世，万邦朝奏，疆域辽阔，汇为一统。康乾盛世，乾隆皇帝秉承康熙旨意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在各种文明交往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已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簇簇中外文明交流与碰撞的火花，缔造了一段段东西文化友谊的历史佳话。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华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充满自信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把精华积淀下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黏合剂。“先哲留嘉谟，后人当勉就。”在追寻“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当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当代社会脉搏，牢固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建新的文化形态，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张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艺工作者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少数创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资源视而不见，反而对西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邯郸学步，迷失自我。文学自强，根本上是精神的自强，具备刚健自信的内在气质。
白烨：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愿景、文化繁盛的伟业、精神自强的达成，都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文学息息相关。文化自信关乎文学自强，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作家经由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并通过讲述故事来反映现实。讲述故事的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他在故事讲述中的思想取向，以及故事本身的精神含量，这也内在地决定了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故事究竟讲得怎么样。
作家贾平凹曾谈到，置身于当下中国的时代氛围与文化环境中的作家，必然会有中国心、中国味、中国腔。而直面我们的现实，思考面临的问题，讲述当下的故事，就是在向人类提供中国经验。贾平凹虽然是由长篇小说《带灯》的写作来谈个人创作体会，但他由此感觉到的、领悟到的，既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对于自己国情和自己文化的清醒认识，又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诠释了文化自信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
对于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认知现实、把握生活，需要一定的文化自信在背后起主导作用。我们的社会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还会善恶并存、美丑混杂。面对这样一时氤氲不明的状况，就需要写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用崇高的理想情怀和坚实的人文精神拨云见日、去伪存真、介入生活、反映现实，并引领人们在生活中向善和向上。
文学写作，既贵在创新，又讲究个性。而无论是创新之追求，还是个性之探求，都需要在艺术的形式与风格上，继承和发扬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更需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去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要实现这一切，创作者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信，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文化自信的具体践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信地书写中国经验
张江：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被不断夯实和加强。这里有一个对中国经验的逐步发现和认知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经验独特价值的显现过程，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构过程。文学上的文化自信，包含在整体的文化自信之中，它与中国经验构成了互为助力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学之“钙”，强健着文学的筋骨；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文化自信，辉煌屹立的文学高峰，必然进一步夯实和强化文化自信。
贺绍俊：21世纪前夕，学者季羡林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季老的预言表示怀疑。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创造的成绩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经验也成为人们热烈研究和探讨的专用名词，中国经验仿佛一再地为季老的预言提供证明。中国经验是当代文学最生动、最新鲜的写作资源，作家们也在以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国经验，揭示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而在这种书写中，作家们的文化自信心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诗人梁平就以“三十年河东”为题写过一首充满激情的抒情诗。诗人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最具典型性的塑造崭新中国形象的元素，让这个崭新的中国形象站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涵上。因此，诗人不仅关注特区建设、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百万大裁军、香港回归、三峡工程、航天事业等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把目光投注在流行时尚、央视春晚、志愿者行动等文化现象上，从而对中国经验作出了一名诗人独特的理解，比如他将特区建设比喻为“一部真实的中国版的《老人与海》”，就在政治和经济的解读之外，对特区做了文化的解读。诗人之所以能够酣畅淋漓地泼洒诗意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就在于他内心充溢着的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中国崛起后，不少外国人也来到中国寻求发展，孙颙的长篇小说《漂移者》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马克。全球化时代兴起的移民文学主要描写的就是由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人物形象。孙颙在认识中国经验时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语境的新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冲突和对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孙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马克如何改变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主动去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学习如何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展国家中生存和发展。
中国经验也将文化自信注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中，使现实主义更加充满生机。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客观反映现实，而是处理现实经验的眼光和能力，当我们的现实主义有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心时，我们不仅讴歌真善美理直气壮，而且也有了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假丑恶。中国经验必将为人类文明添加精彩辉煌的一笔，对此当代作家应该充满自信心。
文化自信是文学创新的驱动力
张江：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学创新。那些模仿国外作家作品的做法，说到底，是骨子里缺乏自信。中国文学的创新，最大的源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前，这场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波澜壮阔的成就。这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创举，完全可以在作家书写的过程中转化为文学的创新。我们目前缺乏的，是发现的能力、转化的能力。
徐兆寿：在中国历史上，两次西学的融入都带来文化上的震荡、迷失与自我否定，最后又是回归自我，找到文化基因中蓬勃的生命力而重塑自我。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自信，它也是文学创新根本的驱动力。但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也非你想拥有就能拥有的。中国人过去的文化自信来自每一个中国人自信为世界的中央之国，自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有如唐玄奘觉得中国人缺乏生死之教，到西方去取经，以此弥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但一说起“东土大唐”还是自信满满，而西方世界则是妖怪丛生、蛮荒无稽的边缘地带。中心还在中国，所以就有了自在、自主、自由的精神主体。
100多年来，我们丧失了这种中心地位，缺失了精神主体，我们的文学愿景常常是到非自主的西方世界去拿一个奖牌，以此确立自己的自信。它的背后是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不自信的背后是两个维度的缺失，一是对中国5000年文化基因的否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本我；二是对当代中国国力的不自信，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学缺乏钙质，这个钙就是不自信。那么，如何确立文化上的自信呢？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国力的强大仍然是最大的自信源泉，也就是说，仍然要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国力。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要解放传统文化，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同时，要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完成《史记》中所说的集百家之长，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人类文化的集大成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终极性的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有了自在的、自足的文学创新，就像李白在完全的自足中挥就千古绝唱一样。
张江：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精神依托，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学始终浸润在中华文化之中，它每一个辉煌的高峰，都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和润泽。当代中国实践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也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第四篇：陶渊明诗与菊文化
陶渊明诗与菊文化
学生姓名：王静
学号：20057021047
院系： 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章宗文
职称：讲师
摘要：中国的菊文化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的推进而逐渐有了越来越丰富饿内涵。在菊文化发展过程中，陶渊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诗中的菊花意象，更是丰富和提高了菊花的美感。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为中国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型。他爱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悠然自得生活的写照，在他的诗中，菊是他反复吟咏的对象，菊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优美意象。
关键词;菊花;仕隐;菊诗
Abstract ：Tao Yuan-ming i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terati,a destination for the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living and an ideal type of person.He Ai-ju,“Picking chrysanthemums under Dongli nanshan leisurely see” is his laid-back portrayal of life,where ju is the object of his repeated chant,he became the embodiment of chrysanthemum has become a symb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high feelings is far image.Chrysanthemum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to form,when we look at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rysanthemum development,at the Tao Yuan-ming to a kind of high.Ju Chinese people love to be reflected here.Key words：Chrysanthemum;Shi implicit;Ju Poetry
前言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菊从最初的药用花卉，到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的观赏花卉，其文化意蕴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对菊的吟咏、赞叹之中，历代文人常借菊抒怀，或比颂高洁，卓而不群；亦或坚守气节，不屈不挠；有抒发友谊，怀思亲友；也有慨叹迟暮，感伤孤独。从而使菊成为不同境遇中的文人的象征，赋予了菊丰富的文化内涵。
两千多年以来，儒道两种人格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多怀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尽管世事维艰，文人心中也有隐退的志愿，但是，那种达观乐天的胸襟，开朗进取的气质，使他们始终不肯放弃高远的目标。所以历史上就有了这些隐逸之士，有了这些咏菊的诗人。咏菊之人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的屈原，他的《离骚》里就有对菊高洁品性的赞颂。菊在魏晋文人笔下成为高洁不俗、特立高标的象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使菊独步古今的人物，那就是被钟嵘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在《饮酒》诗中以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菊赋有有了无穷的美感，并让千古以来的 文人雅士无限向往。在陶渊明深情地吟咏过菊花之后，千载以下，菊花更作为士人双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现在诗中画里，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与诗人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相契合。因而对菊花的欣赏，俨然成为君子自得自乐、儒道双修的精神象征。在历代文学作品里写菊的诗，我们也能经常见到，纵观中国菊文化的发展，我们难以统计菊究竟抚慰了多少失落文人的心灵，但是那种临菊咏怀时的宁静，却是历千年而不变，在今天依然让人向往追崇。
一、中国菊文化的发展
（一）菊花与诗人
菊作为一种多年生的草本花卉，其花期晚于众卉，独荣于万物萧疏的深秋，有着傲寒凌霜、卓而不群的禀性气质。在以物比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古代文人常将菊比作具有高洁德操的君子。屈原则是赋予菊高洁内涵的第一人，《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现出诗人对自己美好德操的培养，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在《九歌·礼魂》中，又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将兰与菊并称，因其共有的禀赋，被文人寄予了崇高的精神品质。汉魏以来，文人雅士认同了屈原对菊的精神品质的赞颂，并进一步加以阐述。东晋卢谌在其《菊花赋》中赞之曰:“何斯草之特伟，涉节变而不伤。超松柏之寒茂，越芝英之众芳。”南朝卞伯玉的《菊赋》曰:“不履苦而渝操，不在同而表淑。伤众花之飘落，嘉兹卉之能灵。振劲朔以扬绿，含凝露而吐英。”菊在魏晋文人笔下成为高洁不俗、特立高标的象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的被钟嵘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陶渊明，就是这样用菊来彰显其高洁不屈的人格魅力的。《晋书·阮籍传》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陶渊明就处在这样一个晋宋易代之际，曾先后三次入仕，又三次辞官。虽怀有大济苍生、匡时济世之志，但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最终归隐。在归隐田园的生活中，菊成为诗人生活中的伴侣和精神世界的寄托。诗人种菊，食菊，赏菊，颂菊:“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托物言志，以物缘情，既赞菊花的品格，亦隐喻自己的情操。诗人作为一个怀有“修齐治平”之志的中国古代文人，辞官归隐实属无奈之举，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于是，菊又成了诗人寻求平静心态，遗世忘情的最好慰藉:“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一），而《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联，更是将诗人悠然的心境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虽然陶渊明以菊入诗的只有6首，但由于其高洁脱俗的人品与菊的品性是如此相似，其诗更是达到了一种很高的人格境界，使菊被赋予了隐逸的意蕴，并得到后世文人的广泛认同。此后，菊花作为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意象，与隐逸文化结下了千古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页.[唐]房玄龄.晋书选译·魏晋南北朝[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页.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页.不解之缘，成为隐士的象征。
（二）菊诗
菊作为一种诗歌意象，是从浪漫作家屈原开始的。《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诗人要餐食秋菊飘下来的花瓣，而且要用各种香花香草来修饰仪容，他有爱美的天性，他十分注重自己人格的修养，菊意象给楚辞的创作增添了绰约的风姿和芳悱的情韵。大凡抒写高洁的人格和孤芳自赏的情操，历代诗人莫不以屈氏为先导，借秋菊春花来比兴来托喻。陶潜“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是写远离官场、退隐田园的乐趣；杜甫“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是倾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杨万里“菜子已抽蝴蝶翅，菊花犹著郁金裳。”（《梦种菜》）则反映出心境的宁静和乡间的野趣，等等。可见，菊意象一旦与文人士子的创作生活联系在一起，便显示出独特的风味和深邃的内涵。细加分析咏菊之作的内容，不难看出，历代咏菊诗作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六朝是滥觞期，唐朝是发展期，宋朝是顶峰期，明清则是延续期。历代文学名家莫不与菊花结下不解之缘，咏菊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符号抒写着诗人们的情感、信仰和审美心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人文风光。真正可以称得上咏菊文学典范之作的是东晋田园作家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后人往往为之顶礼膜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作抒写一种远离尘世的平静心境，诗人采傲霜秋菊，与秀美庐山悠然心会，遗忘世情的隐逸之怀跃然纸上。心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物我两忘，深融无迹，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陶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今古独步的偶像。而“秋菊”、“东篱”、“渊明”、靖节“、“南山”、“柴桑”等意象也频繁地出现在后世的创作中，如“渊明何处饮，三径冷香中”(王十朋《菊》)；“爱花千古说渊明，肯把秋光不似春”(高翥《菊花》)；“可怜陶靖节，共此一倾杯”(党怀英《西湖晚菊》)；“柴桑人去已千年”(元好问《野菊庄主闲闲公命作》)等等。特别是在宋代，随着陶渊明地位渐渐提高，对于菊的描述也成为了当时文人认为的风流向慕。“有宋一代，是陶渊明的人格被推崇到极境，陶诗被推崇到艺术顶峰的时代。”因此可以说，一部宋人咏菊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宗陶效陶文学史。像苏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朱熹等文学大家，莫不以崇尚陶氏为己任。如苏轼诗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陆游诗曰:“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陆游《晚菊》）等等。咏菊题材在词作中的范例，当推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秦惠兰.菊文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页.自此，菊花又与宋词的婉约之美结合在一起。之后诸代文学中，大多沿袭高洁志向的象征，将菊视为花中知己以抒己怀。
二、陶渊明的坎坷人生
（一）归隐
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替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魏晋知识分子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逃避现实，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陶渊明以其平淡自然质朴的风格开辟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对自然的追求和理解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实，让后世惊羡不已的许多作品均产生于归隐之后，可以说，归隐将他推向了文学的殿堂，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而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和动机也是后人迷惑、探求的，到底上什么原因让他舍弃来自不易的彭泽令，而去过清贫的生活呢？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时所作，以示其归隐决心的。正文前的序言交代弃官的原因，因“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维持生计而出任彭泽令，不久“眷然有归欤之情”。“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以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原拟庄稼成熟再“敛裳宵逝”，后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其实，陶渊明归隐田园，是在现实沉浮中权衡利弊后的无奈只举，黄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碧溪诗话》卷八）。他的归隐是社会、阶级、思想潮流等诸多因素共同的结果。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清的。
（二）诗酒菊
高僧慧远大师在庐山成立白莲社，邀陶渊明加入，陶渊明说：“贵社禁酒，如允饮酒，则入社。”慧远破例答应了；不过陶渊明还是未加入，但与慧远经常来往。为一己之私破佛门之戒，陶渊明虽醉酒，却不醉心！陶渊明不只爱酒，更爱菊花，所以家里有自产的佳酿菊花酒；将菊花与酒结成一体，既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也满足他的精神升华。他的《饮酒》其一诗中说：
秋菊有佳色，衰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可见酒和菊花都是他的生命里不可或缺之物；在精神层面上，他爱菊，是认为秋菊足以自况其高洁的人格。陶渊明的诗作中，出现最多的植物名称，就数菊了。“秋菊盈园”、“松菊犹存”、“芳菊开林耀”、“秋菊有佳色”、“采菊东篱下”等等诗句，在在说明他对菊花的钟爱。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因“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而感欣慰；他在《和郭主簿二首》中，赞美菊花有如松树一样凌霜雪而不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他在千古名作《饮酒》中，因采菊而入忘我之境：”结卢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三）菊花知陶心
有一年，陶渊明在重阳节那天，闲居无事，看见秋菊盈园，想喝酒却没酒，独自空对着菊花丛，心有感触，便写了《九日闲居并序》诗，以寄情怀：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袪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相传他的亲友听说他无聊，就三三两两来看他。后来相因成习，每逢秋菊盛开，亲朋好友就到陶渊明家中作客赏菊，他就做点心、烧菊茶款待众人。等亲友要离去时，又采菊相送，忙得不亦乐乎，往往让他不能到田里耕作。因此他很希望菊花在某一天全开，客人在同一天全来；于是便对着菊园祝祷说：“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奇怪的是各色的菊花果真一同盛开，客人们也都在那天一起来了。众人赏花饮酒、尝饼作诗，都夸菊花有真情，不负陶公心，相约年年重阳都来赏菊，就形成了后来国人重阳赏菊的习俗。这一天，人们喜开菊花宴，醉饮菊花酒，既与陶渊明神交，又可祛病延年；从此重阳节又多了一个“菊花节”别称。在国人心目中，菊花几乎成了陶渊明的象征，反之亦然；在花的国度里，十二个月的当令花花神是谁，往往各有所爱，但九月菊花花神的归属，始终非陶渊明莫属，可见古来国人对他的敬爱，既崇高且一致，几乎已可用“偏爱”来形容；反之，或许也是对陶渊明的钦慕，国人爱乌及屋，对于九月的当令花，千百年来菊花总是第一选择。
“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颜延之在《陶征士诔序》中，为陶渊明的思想品格，作出这十二个字的赞语；亲友们赞赏他勇于活出自己的精神，以“靖节先生”的谥号尊他；他的诗文《靖节先生集》充分反映了农民的苦与乐，也彰显了他的志节与天真。
三、陶潜菊
在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中写到菊的只有6处，即“秋菊盈园”、“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芳菊开林耀”(《和郭主簿二首》其一)、“采菊东篱下”(《饮酒》其五)、“秋菊有佳色”(《饮酒》其二)。田园的本体状态，与诗人摆脱了功名利禄的高洁情怀完美地融合，宁宙的浩气融入诗人的胸怀，诗人的人格理想注入田园的物象，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菊花的高风亮节已与陶渊明的高洁品德完美地叠合到一起，陶渊明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也成了陶渊明安贫乐道，孤高无尘的象征。《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高洁的菊花，悠远见南山，自由的飞鸟，构成恬静的意境，衬托出诗人“清风高洁”的品质。因采菊而入忘我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难
怪苏轼云：“因采菊而见山，意与境会，此句最有妙处。”难怪此句千古传唱至今。曾有记载陶渊明每饮酒，必将菊花数瓣洒入酒中，有时再加上些许茱萸，谓之其 丁福林.陶渊明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宋]苏轼撰、[明]茅维编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页.中香醇，自得其味，且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可谓深谙健身之妙。
《归去来兮辞》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句，陶渊明盛赞菊乃真君子，有冷淡之趣，有隐逸之风，不慕荣华，不与桃李争辉，不与群芳斗艳，酷爱霜秋，独居深山野外，只在严冬献身于自然。
《和郭主簿二首》中，陶渊明赞美菊花有如松树一样凌霜雪而不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百花之中最有个性，不怕天寒地冻，开得最久的花便是菊花。这也是陶渊明卓尔不群的品质象征。
陶渊明的生命，宛如一阵从他的桃花源里吹出的率直自在之风，丰美了中国人文思想的内涵；他的理念，像秋季里一盅温暖的菊花茶，呵开了人们被僵锢的本性，激发出生命的喜悦与尊严。这位“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九月菊花花神，果真一如菊花，千余年来，香传至今。参考文献：
[1]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2]丁福林.陶渊明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3]房玄龄著，杜宝元译注.晋书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8.[4]秦惠兰、黄意明.菊文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6.[5][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晋]葛洪.西京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8]萧统.陶渊明集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9.[9]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1][宋]苏轼撰、[明]茅维编.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第五篇：文学与文化类毕业论文题目
对外汉语系毕业论文题目
外国文学类
1.《荷马史诗》中原始战争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原始战争的比较
2.但丁的作品如何体现了他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的特点。
3.《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性格矛盾是如何体现的？
4.荒诞的喜剧色彩和严肃的悲剧色彩在《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5.试从答尔丢夫的形象分析伪君子之伪在何处。
6.结合《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对比之特点，分析论述为什么美就在丑的旁边？ 7.于连的反抗给了你什么启示？
8.《高老头》一书是如何揭示金钱对人心的腐蚀的？ 9.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
10.“打不败”的精神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11.格里高尔·萨姆莎的遭遇说明了什么？
古典文学类
论《诗经》的妇女形象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
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讽刺艺术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
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
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红楼梦》中的服饰研究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从《桃花扇》中李香君形象看明末清初文人思想转化 《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 《红楼梦》贾雨村形象的文化寓意
中国现当代文学类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周作人、曹禺等作家作品研究 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张爱玲、朱自清等作家作品研究 沙汀、艾芜、胡适、徐志摩、无名氏、钱钟书、梁实秋等作家作品研究 古龙、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青年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妇女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爱情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战争题材小说研究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鲁迅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 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形象分析 《伤逝》的主题分析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关《围城》主题或艺术特点的研究
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作家心理、创作特点、作品主题、作品艺术成就等）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特点 萧红作品中的景物描写特点
论丁玲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闻一多诗歌的唯美主义特征 《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 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 穆旦诗歌的悖论特征 苏童、余华、莫言小说研究 余光中诗歌、散文研究 张恨水、金庸、古龙小说研究 白先勇小说研究
梁实秋、钱钟书小说研究
当代重要文学流派研究（包括革命样板戏、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当代重要作家研究（包括赵树理、孙梨、汪曾祺、张炜、铁凝、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王蒙、王安忆等）论张洁小说的艺术特色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某位女作家为例 任选当今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
任选当今一个小说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
任选当今一个诗人的作品进行论述 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试论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 “寻根小说”论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余华论
朦胧诗研究
样板戏研究
都市小说研究
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
《我与地坛》中的情感、思想或艺术特点研究等
文学理论类
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
论美在文学作品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试析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读者阐释与作品意义生成 叙事文本细读
中国文化类
《大学》文本与朱子之格物说 心与理——以阳明学为中心 朱子论未发已发 “五常”的现代诠释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张载哲学为中心 论“诚”——《中庸》管窥
德与位——《论语》中所见君子与小人之辨 聂双江的动静观
王阳明的“四句教”与王龙溪的“四无说” 张载的气论
朱子理一分殊说析论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五四”语境与中国的自由主义 简论“慎独”
中西文化比较及跨文化交际类
试析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 试析东西方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
试析中西文化差异对对外汉语教育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试析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障碍及其克服 试论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试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负迁移与适度文化移情 试论文化多样性视域下对外汉语教育的价值取向 试论中西文化比较中的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 试析网络广告与跨文化沟通
试析跨文化沟通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试论文化差异对跨文化沟通的影响
试析从孔子学院看汉语言文化推广的模式与效果 试析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从中西思维图式差异视角试析跨文化交际教学 试论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模式 试析高校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 试析跨文化沟通中的深层语言障碍问题
试论媒介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媒介形态关系分析 试析跨文化沟通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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