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五一黄金周是最不坏的选择

第一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五一黄金周是最不坏的选择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五一黄金周是最不坏的选择

随着十一黄金周的结束，今年所有法定假日都已全部过完，我们该干嘛干嘛，也不用再期待放假了，专心等着过年吧。心情有点落寞的人们，偏偏遇到多名学者在媒体上呼吁取消十一长假。与此相反，旅游社会学者刘思敏先生，呼吁恢复五一黄金周，赢得赞誉一片。

法定长假，说白了就是人造的旅游节，它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强制性，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就业人群。带薪休假需要劳动者去跟老板谈，批不批的权力在老板手里;法定长假是政府部门跟老板谈，老板不想放也得放。一个是市场语境，一个是法规语境。

带薪休假是强制不来也推广不来的，必须等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水到渠成。相比之下，法定长假是当下保障人们休假权利的最有效方式，在带薪休假成为普遍现实之前，法定长假是最不坏的兜底性替代品。也就是说，等有一天带薪休假已经很普遍了，黄金周当然可以取消，但现在肯定不是时候。

集中休假会有很多的弊端，这毋庸置疑。但就算是有了普遍性的带薪休假，人们的休假选择依然会呈现集中的特点，比如春节，放不放假人们都得回家。哪些季节适合旅游，哪些季节适合休假，到时候没了黄金周，出行一样会相对集中，比如欧美人的休假时间，几乎就差不多。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春节黄金周，不是乱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确实适合出门旅游，或者确实有团圆需求。

很多人说带薪休假是自由的，而黄金周是强迫的。其实，黄金周你一样是自由的。放不放假是法规说了算，休不休假或者怎么休假，却是你自己说了算。放假了你一样可以继续工作，不放假你一样可以跟老板申请休假。自由总是相对的，黄金周所要保障的，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休假权利，具体到每个人自己，完全可以不受黄金周的约束。

有没有得休假，和怎样休假更好，是两个层面的话题。很多人拿后者来批判前者，其实是混淆了问题的实质。长假是有现实需求的，哪怕它有一万种不好，有也总比没有要好。不喜欢长假的人，可以个人“微调”，但不能因此呼吁剥夺他人拥有长假的权利。

旅游经济和休假权利，同样是两个层面的话题。无论你怎样论证取消黄金周更有利于发展旅游经济(其间充斥谬误)，也不能说，只有高消费能力人群的旅游体验重要，普罗大众的休假权利无关紧要。

基于此，非但不应该取消十一黄金周，而且大有必要恢复五一黄金周，或者增设夏季黄金周。因为，黄金周长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倘若出游人数的分子不变，黄金周供给的分母变小了，黄金周自然会更加拥挤。

无论从旅游体验还是从旅游经济的角度来说，黄金周也许不能算是最好的选择，但具体到当下国情，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它让黄金周长假供给，成为所有人都能享有的，一个可预期的确定性事实，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之急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恢复“托儿所”制度是当务

之急

近日，“幼托难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曾经享受着福利性托儿服务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幼托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托管孩子成为职场父母的一大难题。(11月20日《解放日报》)所谓“托儿所”，就是保育婴孩的地方，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都有过上“托儿所”的经历。那时候，孩子的出生率比较高，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到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当时几乎每个单位、每个生产队都有“托儿所”。有小孩子的工人上班时或者农民上工时，只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由专人看管和照顾，下班或放工时把小孩接回家就行了。据《人民日报》报道，到1980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再加上农村打破了“大锅饭”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同时由于工业企业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讲究生产效益，追求利润，这种“托儿所”模式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随着幼儿园的不断增加，“托儿所”渐渐地减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现在，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出生婴儿谁来带已成了问题。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有三年的空白期，这三年空白期如何填补确实是个大问题。孩子父母不可能不去上班在家带三年孩子吧，请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带，这些老人也有可能还在工作，而且存在着带孩子理念等不同的问题。如何提高年轻人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如何把一些老年人解放出来，如何让刚生育了孩子的父母不要有过多的负担，能够安心工作，尽快把已经消失多年的“托儿所”恢复起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

一些机关、企业办“托儿所”表面上看可能会增加单位的负担，毕竟办“托儿所”要提供场地和必要的设备，还要有专人负责照料。但这种投入不是太高，就算增加了单位管理成本，但员工安心工作了，就可以为单位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样也使员工感受到单位的人性化，凝聚起员工爱单位爱岗位的热情，这是无法用金钱买回来的。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规定凡单位有多少育龄妇女就必须办“托儿所”，同时在社区等地也应兴办“托儿所”。并对“托儿所”使用场地、设备等要有明确的标准，定期举办“托儿所”保育员培训，建立一

真正得到实施。

文/胡建兵

套“托儿所”规范管理制度。只有尽快让“托儿所”恢复起来，才能助推“全面二孩政策”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黄金周效应”值得珍惜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黄金周效应”值得珍惜今年由于中秋节和国庆节合并放假，黄金周达到8天，但“高速堵车”、“景区爆棚”和“交通事故频发”却成了这个假期的关键词。多位专家表示，从发挥“社会黄金周”功能的角度，应将长假增至一年三个左右，才能基本满足人们的需求（人民网10月10日）。全国假日办也建议，对五一假期进行调整并适度延长。（《光明日报》10月10日）

从之前的春节、五一和国庆三个长假，到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中秋等“小长假”，再到现在又呼吁恢复五一长假。中国人到底该怎么放假？可能主管部门也无所适从。应该承认，国家法定假日的延长，对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满足民众的休假需求，以及缓解长假期间的交通拥堵，都很有益处。但笔者认为，国家法定假日并非越多越好。

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讲，国家法定假日的延长，必然会对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公司放假，除了零售、旅游、餐饮和客运外，股市将停止交易，期市将停止交割，外贸活动被迫延迟，全国大部分商贸活动将基本停滞；政府机关放假，公共服务的供给就成问题，影响群众办事„„增加法定长假，“黄金周”的负面效应或能得到部分缓解，但其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肯定将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法国是世界上带薪假期最长的国家之一。工薪阶层从1982年开始，便享有每年长达五周的带薪假期；社会党执政时，推行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超过的部分都可以转换成假期，算下来，最长的人一年有长达八周的假期。但一些经济学家也表示，带薪休假时间过长，加重了企业负担，是造成法国近几年经济增长缓慢、国家竞争力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休假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不能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民众的休假、休闲需求。然而假期也并非越多越好。就国家层面而言，生产和消费需要平衡；就个人层面，劳动和休假也需要平衡。就像大家都希望税越少越好一样，如果单从个人需求出发，假期当然越多越好，可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没有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相信许多人（如农民工）有假也不愿休、不能休。若强制推行，只会造成休假权事实上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明显，许多事情往往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以休假制度而论，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纷纷鼓励甚至强制公务员带薪休假，但公务员以外的群体难以落实带薪休假。同样的担心在于，如果缺少经济基础和权利保障，增加假期也只能是“少数人的福利”。所以，满足民众的休假、休闲需求，更应该从保障职工带薪休假权的落实等方面下功夫。

第四篇：湖南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恢复五一长假

湖南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恢复五一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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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建议恢复五一长假为什么获点赞

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法定节假日应由11天增加到13-15天，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或者将新增法定节假日交予各省市自治区自主裁定。

白岩松是中国最著名的男主播之一。他主持的节目因为有思想、有内涵，获得很多人的喜欢。这次，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增加节假日时间，恢复五一黄金周，立马获得网友点赞无数。

这不是没原因的。一个是大家确实喜欢白岩松“仗义执言”的主持风格，另一方面，增加法定节假日的建议，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也比较符合中国人现行的休假需要。

我们的法定节假日一直不曾停下过调整的步伐。从最开始的五一、十一两个长假黄金周，到后来的把清明、端午、中秋等几个传统节日纳入小长假视野，再到后来的继续调整。但是调整过来、调整过去，似乎并没有一次让大家彻底满意;几乎每一次响应舆论的调整，都会面临舆论的新一轮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在这种三番五次的调整中，我们的放假总时间并没有多少变化。调整的实质无非就是把一个篮子里的苹果挪到另一个篮子里，这一个篮子里的苹果多了，另一个篮子里的苹果必定会少;这边满意了，那边必定不满意，而且虽然说是三天小长假、七天大长假，但也是把原本就有的星期

六、星期天挪来挪去，把人的正常作息、工作规律也给倒腾得相当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我们的GDP都已经世界第二了。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下，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生活品质的提高，休假的需求越发地强烈起来。无论是从国家来说、从社会来说，还是从个人来说，我们都开始有条件让自己的工作节奏稍稍放缓，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对休假制度的诟病，更多的原因早已经从哪一天休，演变成了总共休多长时间。白岩松的建议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出了大家日益增长和强烈的休假需求，他也看到了我们对节假日调整来回挪移、总时间却不增加的弊病。让大家多休息几天，影响不了我们的GDP，反而有利于大家调整一下紧张的工作节奏。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假日办也好，还是政策制定者也好，不妨大方一点，不要太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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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登报检查”是滥用职权

贵阳某报经常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没有法律依据。而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执法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并非贵阳市的“专利”。尽管贵阳多个职能部门在处罚当事人、企业后，让他们公开登报检查看似有着“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级指示”的充分理由，但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要知道，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来履行职能，不能突破公权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即对公权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道歉，不能因为有警示意义，就可以扩大处罚权，并以“上级决定”的理由执法违法。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情形。但登报检查不在这7种处罚种类之内。同时，该法还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贵阳多个职能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虽然并不是由职能部门收取600元登报费，但却是由公权驱使，面对新的处罚，受罚者只能被动服从。笔者以为，这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事二罚”。

毋庸讳言，在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违法违章的企业和个人还要支付登报的600元费用，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有关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创设这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明显严重违法。

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并以理直气壮的口吻来应对解释，一方面说明公权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的监督机制成为“旁观者”。像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明确，对偷逃通行费车辆采取登报检查和收取登报费用的行为确无法律依据，要求纠正此类违法行为。然而，直到9月7日的当地晚报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公司还在责成偷逃通行费的驾驶员登报道歉。可见，当监督缺席，公权越界的冲动就仍会延续下去。

当然，不仅存在法制部门监督的缺席，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缺席。譬如，《公务员法》中就有公务员不得执行有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但贵阳有关部门和人员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显然是典型的法盲执法，更背离了公务员职业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规定下级可监督上级的软肋。

其实，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游街示众”、罚款指标、城管打人、土地违法、民生资金成为唐僧肉等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行为，无不是公权监督缺席的产物，同时，公权越界后付出的违法成本极低，几乎为零，成为公权冲动的主要诱因，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监督公权的部门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