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2014年)（5篇）

第一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2014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

2014-12-0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014年12月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3项改革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关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关系密切，可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但试点工作中要分类实施。严守

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条件和范围要严格把关，不能侵犯农民利益，同时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关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指导监督，严格把握试点条件。

会议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制度设计。要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发展，加快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关键是要整合用好各类公共文体设施和服务资源，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着力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困难群众等基本文化权益。

会议强调，进行改革试点，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试点的实施条件差异较大，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必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

会议指出，要抓紧制定明年工作要点，特别是要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明确抓落实的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要有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

第二篇：习近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

习近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三条底线

新华网12月2日电习近平2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3项改革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关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关系密切，可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但试点工作中要分类实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条件和范围要严格把关，不能侵犯农民利益，同时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关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指导监督，严格把握试点条件。

会议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制度设计。要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发展，加快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特点，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关键是要整合用好各类公共文体设施和服务资源，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着力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困难群众等基本文化权益。

会议指出，在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有利于调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是为基层公务员办好事、办实事，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坚持好的做法，改进存在的不足，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要继续抓下去，除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全面派驻就是要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派驻监督是中央纪委纪检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派驻机构的主业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要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派驻机构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派驻干部要牢记使命、坚持原则，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党风廉政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匿情不报、不处理就是渎职。

会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这两项改革试点涉及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试点方案先在基础扎实、需求迫切的地方开展试点。这是新生事物，新开门面要站在高起点上，有整体性考虑和系统性设计，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制度。

会议强调，进行改革试点，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试点的实施条件差异较大，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必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

会议指出，要抓紧制定明年工作要点，特别是要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明确抓落实的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要有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第三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底线不能突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底线不能突破

2013年12月05日03:30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15人参与)

三条底线不能突破：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

误读一：

农村土地都可以入市。

文件解读：

不是所有土地都可以入市，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我们所说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主要指内在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的统一，而不是说各种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土地都在一个市场买卖。

记者：三中全会后，一些地方都摩拳擦掌，急于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您怎么看？陈锡文：目前对有关改革部署，不要误读、误判，必须认真学习和全面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这方面改革的要求和部署，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总书记最近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三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记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都可以入市吗？

陈锡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不是所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谓“农地入市”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是误读，是不准确的。“入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却有着明确的前置条件和限制条件，前置条件是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这部分土地才可以，限制条件则必须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是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也就是说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

因此，关于“农地入市”的问题，是有明确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千万不能认为农村土地可以随便使用、随便买卖了。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陈锡文：土地要素市场和其他资源要素市场不同，区别在于土地利用必须按规划分类管理。农村的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不能随意变换用途；城里的建设用地也分为商贸建设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企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按照规划，各类用地的价格是不同的。这么多类别的土地，不可能在同一个市场进行交易。我们所说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主要指内在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的统一，而不是说各种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土地都在一个市场买卖。

记者：推进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有何改进？农民的收益是否会随之增加？

陈锡文：过去在征收农民土地时，长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土地所有权都转为国有；另一个则是征收集体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比较低，农民不太满意。

那么，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恰恰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改进。第一，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不改变所有权就进入城镇建设用地市场，这部分用地仍归农民集体所有。第二，根据《决定》精神，今后应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根据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后补偿标准最高不超出土地被征收前3年年均产值的30倍，同时土地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地不

同情况决定是否提高补偿标准，具体由省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补偿款不够，可以从当地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提取，现在很多大中城市的补偿标准都突破30倍了。

误读二：

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

文件解读：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是经营权，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

记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到底是什么权？这个权又能抵押给谁？

陈锡文：三中全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与过去的规定相比是一个突破。

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允许抵押、担保的，因为抵押、担保实际上就是一种处分权，因为一旦抵押担保，到期无法偿还贷款，那土地就变成别人的了，变成事实上的农村土地买卖。

但是，现实中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又需要资金，商业银行每一笔贷款都必须有有效抵押物，而农民又缺乏，造成了贷款难。所以这次中央就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允许抵押担保，但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这样既能缓解农民的贷款难，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便到期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

至于谁能接受抵押担保的土地？这个关系非常大，我认为只有有资质的银行机构才可以做，一定要避免一般自然人和普通企业法人做这件事，因为这种抵押很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引发高利贷；第二可能引发以抵押担保为名私下买卖土地。抵押担保的是哪些权利、谁有权接收、要避免出现哪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步改革设计中进行很细致的研究。

记者：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会不会造成变相圈地？

陈锡文：工商企业到农村去租赁土地，原有法律就是允许的，但也是有限制，第一不能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改变用途，原来是种地的你不能去盖厂房，第三不能损害农民的权益。而且，这一次三中全会《决定》对什么样的工商资本能下乡，表述得更加明确，限定得也更加严格。首先要适合企业化经营，农民一家一户干起来很难的或干不了的，就适合工商企业来搞，那就可以引进、鼓励；其次，企业进来就是要搞现代种养业，不能搞房地产也不能搞旅游业。

误读三：

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

文件解读：

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记者：三中全会《决定》中，还提出了农民的住房财产权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要提出住房财产权问题？

陈锡文：住房财产权是个新概念。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在于积极探索农民财产权的一种可能实现形式。

记者：农民住房财产权可抵押担保转让，是否意味着农民马上就可以将房子轻松变现？城里人很快就能去农村买房了？

陈锡文：这种情况还不会出现。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慎重稳妥推进，选择若干地方先进行试点，摸索经验。抵押完了还不上怎么办？房子收走了流离失所怎么办？转让在什么范围进行？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经过试点才能够得到答案。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试点必须按照程序依法获得授权，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自行其是、擅自开展。

记者：住房财产权可以转让，是否意味着农民的宅基地也可以买卖了？

陈锡文：宅基地不等于农民住房财产权，这是一个误读。宅基地是我国的特有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自有的土地、自用的建筑”，即只能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申请，用于自住，不能建商业住房。必须遵循一

户一宅原则，宅基地面积由各省级人民政府规定，大小不等。还有一点必须明确，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建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宅基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土地指标有限，很多地方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分过宅基地了，“一户一宅”的承诺难以兑现。此外，由于宅基地的土地无偿使用，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建新不拆旧、违规违章建房等情况。因此，现行的宅基地制度亟须改革和完善，要总结各地经验，逐步向前推进改革。

（原标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不能突破（权威访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第四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农村治理体系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重大。总书记要求农村土地改革“坚守底线，事可先行”，体现了他一贯的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治国理念。基于此，笔者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与农村调研的感受，结合汉海招融网关于土地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谈—下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粗浅认识。

一、农村土地制度底线的形成与坚守的理由

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和党政官员主张彻底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笔者丝毫不怀疑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与官员的主观动机，即他们旨在发挥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既是我们党主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基本制度成果，对此大家没有分歧。然而，土地私有是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的最佳制度安排吗？换言之，只有农村土地私有，市场才能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现阶段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分成了“集体学派”与“私有学派”。本文的观点当然属于集体学派。

“私有学派”否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采用的理论逻辑是把它同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尤其是抓住了产权不清体制弊端大加鞭挞。这颇能博得一些人的赞同。笔者承认，当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实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支撑作用。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作为国家制度，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的。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却是错误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我们党主张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早于计划经济。当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克服小农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千百年难以发展的弊端，通过合作即资源重新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力；二是克服农民分散单干必然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弊端，走共同富裕道路。事实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求，比如，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难以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靠集体经济就做到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解决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方面，集体经济的制度性效果也十分明显。事实

有目共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当然，由于计划经济的干扰，集体经济制度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也是事实。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已经显示了制度优势，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农村改革中，农民抛弃的仅仅是吃“大锅饭”的集体统一经营体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2012年春节期间，笔者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做“百村千户”问卷调查，回收1052份问卷，在“您希望将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选项中，90%以上的农户没有选择“按人平分，私有到户，然后像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土地”。所以，笔者赞同总书记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的主张，是因为他的看法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代表了从事农耕劳作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如果“私有学派”不认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那么至少应该论证以下两个观点的科学性：一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土地私有制具有优越性，能够实现资源离效配置，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是个历史性错误；二是近三十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小规模土地私有妨碍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值得警惕

自三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后，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该制度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统一为农户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但众所周知，2006年农村税费改蕈后，农户不仅不再向集体缴纳任何承包费用，而且承包地转让给其他人经营时租金全部归原承包户收取。这样，不论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还是在法理学意义上，集体经济组织就丧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获取收益。在大多数农村，集体都是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空壳”，无力向农户提供经营服务。正因为如此，农村需要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往哪个方向上改。

“集体学派”反对以改革的名义搞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抱着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左倾”意识形态不放，而是因为这种事实上的土地私有阻碍了农业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土地分割细碎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是因为，几亿农民在比较效益驱动下，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无法兼顾农田的精耕细作。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日本早就出现了，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有了带嘲讽味道的“游玩农业”、“周日农业”等说法，指责那些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农业经营收入

为辅的所谓“第二种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忽视。如果没有私有制对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制度性障碍，日本的农产品自给率还可以提高十个百分点左右。“私有学派”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就可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这其实是出于对自由竞争的迷信，结果只能是重蹈日本覆辙。

三、我国农民新的伟大创造：靠市场机制确权把集体变成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

既然土地集体变成私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抵制；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制度优势，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拥护。事实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眼下一些地方在做土地确权工作，却进展缓慢，激发不出当年农民搞大包干那样的热情。一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新迹象。

与土地确权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近半年来在广东省清远市搞农村综合改革调研，了解到一些当地的农民自发改革案例，深受启发和鼓舞。这里仅举网络上容易搜索到改革基本情况的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一个例子。

叶屋村通过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土地改革”(注：村民就是这样说的)，从2010年起，改变了多年来各家各户土地七零八落的状况，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只承包一块旱地，主要劳动力在家务农的农户可以承包一块水田和一块旱地，总之，各家备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彻底解决。同时，吸收四十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回村务农，所有农户单纯靠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最低人均收入也已经超过了15000元，比改革前多出3—4倍。

叶屋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直接动因就是要由穷变富：村长叶时通作为养鱼专业户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2008年他想到，如果各家各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连片，选好种养项目，收入都能与自己差不多。对于叶时通的想法大家都认同，但要做到集中连片经营，必须调整多年未变的土地承包关系，对此的意见就五花八门了o最大的阻力来自那些人均占有较多土地和较好土地的农户，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经过三十多次各户家长共同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用农村土地改革的常用术语概括叶屋村的经验，也可谓是明确产权的过程：

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不是私人，集体有权调整土地。这个集体不是行政村，更不是乡镇。

其次，明确集体土地的成员权，只有生活在集体土地范围内的人拥有集体成员资格，娶进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获得土地承包权。嫁出去的闺女和过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权。

再次，用地租调节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无偿承包1亩水田和2亩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内部没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体来统一向外出租。

最后，集体租金收入的使用公开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也拿出一些奖励学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体修通机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体修建完善的排灌设施。

叶屋村通过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户分割细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体经济空壳难题。该村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租金既实现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又调节了土地资源在经营者之间的合理配置，反过来帮助了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叶屋，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描述的地主、资本家、工人三者之间你多我少的利益对立关系不见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是继安徽小岗村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又一伟大创造，为农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第五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核心提示：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农村治理体系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重大。总书记要求农村土地改革“坚守底线，事可先行”，体现了他一贯的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治国理念。基于此，笔者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与农村调研的感受，谈—下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粗浅认识。

一、农村土地制度底线的形成与坚守的理由

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和党政官员主张彻底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笔者丝毫不怀疑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与官员的主观动机，即他们旨在发挥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既是我们党主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基本制度成果，对此大家没有分歧。然而，土地私有是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的最佳制度安排吗?换言之，只有农村土地私有，市场才能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现阶段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分成了“集体学派”与“私有学派”。本文的观点当然属于集体学派。

“私有学派”否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采用的理论逻辑是把它同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尤其是抓住了产权不清体制弊端大加鞭挞。这颇能博得一些人的赞同。笔者承认，当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实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支撑作用。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作为国家制度，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的。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却是错误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我们党主张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早于计划经济。当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克服小农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千百年难以发展的弊端，通过合作即资源重新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力;二是克服农民分散单干必然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弊端，走共同富裕道路。事实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求，比如，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难以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靠集体经济就做到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解决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方面，集体经济的制度性效果也十分明显。事实有目共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当然，由于计划经济的干扰，集体经济制度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也是事实。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已经显示了制度优势，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农村改革中，农民抛弃的仅仅是吃“大锅饭”的集体统一经营体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2012年春节期间，笔者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做“百村千户”问卷调查，回收1052份问卷，在“您希望将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选项中，90%以上的农户没有选择“按人平分，私有到户，然后像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土地”。所以，笔者赞同总书记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的主张，是因为他的看法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代表了从事农耕劳作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如果“私有学派”不认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那么至少应该论证以下两个观点的科学性：一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土地私有制具有优越性，能够实现资源离效配置，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是个历史性错误;二是近三十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小规模土地私有妨碍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值得警惕

自三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后，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该制度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统一为农户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但众所周知，2006年农村税费改蕈后，农户不仅不再向集体缴纳任何承包费用，而且承包地转让给其他人经营时租金全部归原承包户收取。这样，不论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还是在法理学意义上，集体经济组织就丧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获取收益。在大多数农村，集体都是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空壳”，无力向农户提供经营服务。正因为如此，农村需要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往哪个方向上改。“集体学派”反对以改革的名义搞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抱着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左倾”意识形态不放，而是因为这种事实上的土地私有阻碍了农业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土地分割细碎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是因为，几亿农民在比较效益驱动下，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无法兼顾农田的精耕细作。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日本早就出现了，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有了带嘲讽味道的“游玩农业”、“周日农业”等说法，指责那些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农业经营收入为辅的所谓“第二种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忽视。如果没有私有制对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制度性障碍，日本的农产品自给率还可以提高十个百分点左右。“私有学派”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就可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这其实是出于对自由竞争的迷信，结果只能是重蹈日本覆辙。

三、我国农民新的伟大创造：靠市场机制确权把集体变成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

既然土地集体变成私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抵制;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制度优势，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拥护。事实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眼下一些地方在做土地确权工作，却进展缓慢，激发不出当年农民搞大包干那样的热情。一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新迹象。

与土地确权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近半年来在广东省清远市搞农村综合改革调研，了解到一些当地的农民自发改革案例，深受启发和鼓舞。这里仅举网络上容易搜索到改革基本情况的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一个例子。叶屋村通过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土地改革”(注：村民就是这样说的)，从2010年起，改变了多年来各家各户土地七零八落的状况，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只承包一块旱地，主要劳动力在家务农的农户可以承包一块水田和一块旱地，总之，各家备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彻底解决。同时，吸收四十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回村务农，所有农户单纯靠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最低人均收入也已经超过了15000元，比改革前多出3—4倍。

叶屋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直接动因就是要由穷变富：村长叶时通作为养鱼专业户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2008年他想到，如果各家各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连片，选好种养项目，收入都能与自己差不多。对于叶时通的想法大家都认同，但要做到集中连片经营，必须调整多年未变的土地承包关系，对此的意见就五花八门了o最大的阻力来自那些人均占有较多土地和较好土地的农户，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经过三十多次各户家长共同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用农村土地改革的常用术语概括叶屋村的经验，也可谓是明确产权的过程：

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不是私人，集体有权调整土地。这个集体不是行政村，更不是乡镇。

其次，明确集体土地的成员权，只有生活在集体土地范围内的人拥有集体成员资格，娶进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获得土地承包权。嫁出去的闺女和过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权。

再次，用地租调节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无偿承包1亩水田和2亩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内部没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体来统一向外出租。

最后，集体租金收入的使用公开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也拿出一些奖励学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体修通机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体修建完善的排灌设施。叶屋村通过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户分割细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体经济空壳难题。该村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租金既实现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又调节了土地资源在经营者之间的合理配置，反过来帮助了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叶屋，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描述的地主、资本家、工人三者之间你多我少的利益对立关系不见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是继安徽小岗村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又一伟大创造，为农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