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沿革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沿革
时间:2009-09-03 10:13
来源：国新办网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大陆最南部，南临南海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从考古发现的百色古人类遗址可知，早在70万年前广西就有原始人类生息了。距今5万年左右的“柳江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1万年前的“麒麟山人”已学会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岩人遗址则说明距今约1万至6000年前，广西古人类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今广西地域主要分属于桂林郡和象郡，这是广西最早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版图。为了解决秦军的粮饷运输，在今兴安县境内开凿了人工运河——灵渠；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汉初，代行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国，今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大部分隶属于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苍梧广信(今梧州)成为交趾刺史部9郡的行政中心。西汉时，合浦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瓯骆越人从战国时开始绘制的左江崖壁画约完成于此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先属吴，其后归于晋及不断更替的南朝宋、齐、梁、陈各政权。唐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这是广西最早成为一级独立政区。唐代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桂布”名闻遐迩；桂、邕、柳、容等重要市镇兴起；修筑了沟通桂江和柳江的著名水利工程相思埭；广西出现了第一个状元赵观文和颇负盛名的诗人曹邺、曹唐。五代十国时期，楚与南汉长期争夺广西，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宋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广西之名始于此；宋代，先后发生了区希范起义、侬智高起兵反宋、李接起义等反抗宋王朝的事件；而交趾上层统治者则于熙宁八年(1075)大规模入侵广西，仅邕州(在今南宁)屠城被害人数就达5万多人；宋代邕州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永平寨(在今宁明县)及钦州3大博易场成为西南民族集市或与交趾等地贸易的国际市镇；有色金属锡、铅的产量居于全国前列；梧州元丰监成为江南六大铸钱监之一；纺织品尤其是苎麻织品质量上乘，左右江出产的緂布色彩丰富，是最早的壮锦及当时的上品衣料。元朝统治广西基本上着重于军事控制，在各主要隘口附近派驻屯兵，实行军事性质的屯田；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
明初改广西行省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朱元璋分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于洪武五年(1372)开始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进犯我国东南沿海，田州土官妻瓦氏夫人率一支由壮族子弟组成的俍兵赴前线抗倭，屡败敌寇，战绩显赫。明朝是封建社会广西经济开发最有成效的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已开始种植双季稻，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细致；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性建筑有容县真武阁、合浦大士阁等。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的差距日渐缩小，各州县包括土州土县都办起了学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如“兄弟尚书”蒋冕、蒋昇，军事家袁崇焕等。然而终明之世，土官对朝廷的叛乱和土官之间的纷争不断爆发，土地和食盐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赋税徭役苛重，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规模较大的各族农民起义有大藤峡瑶民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其中大藤峡起义绵延不断达200年。清初，广西兵祸连年，先是桂林成为南明永历政权驻地和瞿式耜、大西军李定国抗清斗争的中心；不久又爆发了平西王吴三桂等叛乱的“三藩之乱”，主持广西军务的孙延龄起兵从乱；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才真正归入清王朝的版图。清代广西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日臻成熟，各种陂、堰、塘、渠的修建和水翻筒车普遍使用，许多山区亦开辟出梯田、冲田等等，例如令人叹为观止的龙胜龙脊梯田，始造于元代，历明至清才完成；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村圩市，城镇商业的繁荣以梧州为冠。全省各地皆设书院和义学；方志的编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省志楷模”；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桂剧、彩调剧等民间戏剧已十分流行。清中期以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发展迅速，频频起义，标志着一场大风暴的即将来临。
先秦以前，广西为百越民族聚居地。秦汉以降，汉族人民和苗、瑶、回等少数民族因军事、经济、避乱、仕宦、谪迁等原因源源不断地迁入广西。移民不仅是古代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有效途径，也构成秦汉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广西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农作物的新品种等，将汉族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传播到广西。例如隋桂州总管令狐熙、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容州刺史韦丹、宋广西转运使陈尧叟等一批杰出人物来桂任职，就实行过不少发展生产、缓和民族矛盾的改革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唐代开始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宋代沿袭；元以后称为土州土县；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土官在辖境内拥有统兵治民的大权，无异于土皇帝；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已趋腐朽，于雍正年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流；土司制度最后于民国17年(1928)才在广西完全终结。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广是受鸦片走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同时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广西人民推向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广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调赶往广州前线支援，广西前后共调集兵力数千名，还调集大炮、火炮及铸炮工匠赴粤增援，珠江口海面防御工事“排链”所用的参天大木也选材自广西。广西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两万多广西各族儿女汇集桂平金田，誓师起义，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封王建政，颁行各种制度；继而挥师北上，东下江南，建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与此同时，以天地会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反清起义也在广西勃然兴起；其中尤以1854年在灌阳建立的升平天国、1855年在浔州(今桂平)建立的大成国、1860年在新宁州(今属扶绥)建立的延陵国3个农民政权最为引人注目。随着外国洋教势力在广西的发展，近代广西民教冲突不断，其中1856年的“西林教案”引发了中法两国的外事交涉，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广西各族儿女奋起抗击法国的觊觎和侵略，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由广西子弟组成的黑旗军在越南屡创法军，取得著名的纸桥等大捷；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陆路战场，老将冯子才率部痛歼进犯的法军，取得了号称我国近代“中西战争第一大捷”的镇南关大捷；法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巴黎，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中国近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使北海、龙州、梧州成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攫取开矿、航运和修筑铁路等特权，把持海关，操纵金融；随着自然经济被破坏，广西的近代化伴随着半殖民地化进程在血与火中生长。在世纪末变法维新的呼声中，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进行变法维新宣传，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开风气之先；1895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反对签定对日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广西有99名举人参加了这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桂西南边境地区先后发动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廉上思起义等3次武装起义，而云南河口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也有不少广西籍同盟会员参加，广西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为辛亥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的广西籍学生160多人直接参加了首义；在广西的革命党人则组织了柳州、浔州(府治今桂平)起义，广西随之宣布独立。然而，广西的军政大权却被陆荣廷所篡夺，形成了独踞一方的旧桂系军事集团；旧桂系贪婪残暴，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二次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终于在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中宣告崩溃。广西平定后，孙中山曾出巡广西，督师整军，计划经桂林出师北伐，但因陈炯明的掣肘而夭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西各城镇的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广西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促进了广西人民的新觉醒，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的地方组织首先在梧州建立。与此同时，曾为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借助广东革命阵营的力量，统一广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统治。随后，新桂系与国民政府达成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归属国民政府领导。在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暴中，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广西正式形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新桂系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且屡挫强敌，成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然而，“四一二”政变中，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使广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工农运动转入低潮。
由于北伐战争中新桂系势力的迅速扩张，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矛盾，1929～1930年，蒋桂连年混战，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破坏，但客观上也为广西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通过对其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成功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注意到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分歧，从1934年就开始了对其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在城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普遍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日，新桂系联合广东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在对事变表示支持和肯定的同时，向李宗仁等表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地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各族青年纷纷应征入伍；广西当局两个月内就装备了4个军、48个团开赴前线，动员之迅速为全国少有。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全国和广西各抗日战场，到处都有广西子弟兵浴血沙场。1938年10月后，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沦陷区大批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同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八办”又是中共在广西的公开机关和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它的建立对争取广西当局开放民主、宣传动员国统区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西南、南洋等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集抗日物资，起过重要作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3次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1939年和1944年，广西曾两度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广西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第一次沦陷期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和战时工作团深入桂南各县发动群众，掀起民众支前参战的热潮；第二次沦陷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保卫家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实地说，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在推动广西近代工矿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然而抗战胜利后，新桂系积极追随蒋介石，全力转入了反共内战，在广西实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暴政，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势力和人民民主运动。随着内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陷入了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当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以反“三征”为口号，相继在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城市，则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斗争。1949年1月蒋介石一度引退，为挽救国民党的失败，美国支持的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谈判，企图实现“划江而治”；但随着人民解放军4月渡过长江，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各地游击队开始向盘踞城镇、交通要隘、据点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解放广大农村，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作战；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则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迎接解放。10月，新桂系白崇禧集团在湖南衡阳地区被解放军击溃，5个兵团17万余人狼狈逃回广西，企图长期经营广西老巢，负隅顽抗。11月7日，人民解放军集中二、四野战军45万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在广西人民群众和各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广西战役。12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广西全境解放，广西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篇：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
中秋节
粥饮食。”
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2-5] 发展
中秋节赏月的风俗，据历史学家推断，最初是古代宫廷文人兴起，然后扩散到民间的。早在魏晋乐府《子夜四十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描写道：“ 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中秋节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就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间才开始盛行过中秋节的习俗。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梦梁录》说：“此际金凤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围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烧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新编醉翁谈录》记述拜月之俗：“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眼眼饰之，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朝；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盛行不衰。“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唯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同时这五百多年中还推出“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卖兔儿爷”等节庆活动；其中的赏月，吃月饼、团圆饭等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2] 假期
2008年开始中国大陆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如当天与周 节日别称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2]
风俗习惯 传统活动 祭月、赏月、拜月 吃月饼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
月饼
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
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7] 玩花灯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花灯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10]
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中秋宴俗
古时中国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
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嫦娥奔月
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没有外出。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持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已逃走，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嫦娥，这时他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思念妻子，便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17] 吴刚折桂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每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17] 玉兔捣药
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之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17] 诗词 民谣
关于中秋节的民谣、童谣众多，如《拜月娘》、《椅仔姑》、《中秋拜月歌》、《拜月娥》、《全家拜月》、《中秋夜》、《月姐姐》、《月光光》、《月饼》；台湾民谣《中秋旅思》、《月夜思乡》、《煎熬》等。谚语
中秋月饼
八月十五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十五吃月饼——节日的美食 八月十五办喜事——人月共团圆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⑴。又疑瑶台镜⑵，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⑶，桂树何团团⑷。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⑸？ 蟾蜍蚀圆影⑹，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⑺，天人清且安⑻。阴精此沦惑⑼，去去不足观⑽。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白话译文
小时候我不认识月亮，将它呼作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境，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接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出现了。传说月中有白兔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又传说月中有一个大蟾蜍，是它蚀得月亮渐渐地残缺了。以前有位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落了，只留下了一个，才使得天人都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便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摧人心肝啊！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乐府诗。“古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一昏暗局面。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第三篇：广州历史沿革
传说广州最早的地名为“楚庭”(或“楚亭”)。现在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下，尚有清人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古之楚亭”四字。不少史籍将“楚庭”视为广州的雏型，是广州最早的称谓，距今已有2847年。“楚庭”又与一个古远的传说相连，传说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色羊，拿着一茎六穗的优良稻谷种子，降临“楚庭”，将稻穗赠给当地人民，并祝福这里永无饥荒。说完后，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五只羊则变成了石头。当地人民为纪念传播优良谷种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观，传说五仙观即为“楚庭”所在。由此，广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别名。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泛指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称为南越(又称南粤)。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在主帅屠睢率领下首次进军岭南，但秦兵最终被当地越人击败，屠睢被杀，赵佗等收拾残部北逃。稍后，秦朝派遣任嚣、赵佗等率兵再次分兵数路挺进岭南，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旋即建立政权，设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同时建立番禺(今广州)等县。南海郡含今广东大部，郡治番禺，首任郡尉任嚣，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的行政区，亦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从此，广州进入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秦代的广州城。因秦将任嚣主持修筑，故名任嚣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城址在今广州市区仓边路一带。
秦末，中原**，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划地为王代替了中央集权。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乘中原楚汉相争之机，派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疆土“东西万余里”，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今越南北部。是为今岭南地区第一次建立古都政权。
汉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杀国王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联络东越(今福建境内)发兵反汉。次年，汉武帝调集大军10万分兵数路进军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冬，两支主力部队抵达番禺外围，攻破设置在石门一带的防线后，两军汇合一起从东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城，捕杀吕嘉和赵建德，南越各地守将纷纷降汉。历经五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汉武帝进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国土地划分为9郡。从此，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东汉时岭南隶属交州管辖，州治设在广信。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略定岭南。步氏来到南海郡治番禺，见巨海浩荡，原野殷阜，大为赞赏，认为其自然、经济和政治条件均适合设立州治。于是报请孙权批准，修筑城廓，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州治由广信东迁于番禺。
后梁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立国，国都广州。国号初名大越，年号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立国后，承袭唐朝典章制度，并大体沿用唐代官制。升广州为兴王府，在粤东和粤北增置一府四州。启用幕府士人分领诸州，刺史不用武官，从而摆脱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弊。仿唐制开科取士，扩大地方士人的仕途。大规模铸铜、铅两种“乾亨重宝”。这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促进了岭南地区商品流通。积极开展对外商务活动;又与邻国创造良好外交关系。南汉历四主55年。南汉国的建立，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三年(1646)，朱元璋后代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史称“南明”政权，仅存在40天。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市政厅成立，下设公安、公用、财政、卫生、教育、工务等6个局。孙科为第一任市长。是为广州建市之始。此前于1918年10月成立广州市政公所，开始进行现代的市政设施建设。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
1945年9月16日，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第21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分别签字。广州宣告光复。这是近百年来广东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9年10月14日18时，解放军占领广州各重要机关，歼灭国民党残敌2000多人，解放广州的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在府前路市政府大楼前台举行了隆重的进城阅兵式。
广州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揭开了广州人文史的初页。广州又称为羊城、穗城。传说古代有5位仙人，骑五色羊，羊衔谷穗，降临广州，把谷穗赠与百姓，祝愿这里“永无饥荒”。如今，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像已成为广州的象征。
广州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期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唐代，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中央王朝首先委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到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一段较长时间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广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英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所以，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
广州历代名人辈出，代代相传。秦朝任嚣，汉朝赵佗，清朝学者屈大均，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思想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孙中山等，为广州名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州的文物古迹众多。截至2010年，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22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3处。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清朝的陈家祠、余荫山房等。近代革命历史纪念地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广州还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古以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明、清历代都有评选“羊城八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日新月异。1963年、1986年，广州两次重新评选“羊城八景”。2001年8月，广州又举办“新世纪羊城八景”评选活动。2002年7月26日，评选揭晓，新八景为云山叠翠、越秀新晖、珠水夜韵、古祠留芳、黄花皓月、天河飘绢、莲峰观海、五环晨曦。2010年1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组织“羊城新八景”评选活动，至2011年5月18日，评选结果揭晓，新入选的“羊城新八景”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
第四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任总部主任。1922年7月迁到北京后，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余万人。会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并由它负责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其中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规定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法和步骤。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工人5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全总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选出全总第二届执委会委员25名，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选出全总第三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17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项英当选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长。1926年9月，全总在汉口设办事处。1927年2月，全总机关由广州迁到汉口，在广州设办事处。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0余万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词。选出全总第四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20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李立三当选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9月，全总机关秘密迁到上海。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全总第五届执委会委员27名，候补执委18名，项英当选委员长，林育南当选秘书长，罗登贤、罗章龙先后担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33年初，全总领导机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瑞金。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1934年10月，全总领导机关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随红军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全总西北执行局，刘少奇、刘长胜先后任委员长。
抗日战争时期，工会一部分人在敌后领导抗日运动，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1937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康生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1939年，刘少奇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1940年，邓发任书记，张浩、崔田夫任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1945年5月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邓发任主任，崔田夫任副主任，李颉伯任秘书长。1946年刘宁一任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工人283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祝词，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六届执委会委员53人、候补执委20人；常委15人、候补常委6人；陈云当选主席，李立
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副主席。李颉伯、许之祯、赖若愚先后担任秘书长。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全总机关1948年12月迁到沈阳，1949年3月迁到北平。
1949年5月30日，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总名誉主席。全总六届三次执委会议决定，从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起，将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为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830人，代表全国1020万名工会会员。刘宁一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赖若愚作工作报告，刘长胜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七届执委会委员99人、候补执委42人、主席团成员24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宁
一、刘长胜、朱学范当选副主席，刘少奇继续担任全总名誉主席。推选赖若愚、刘宁
一、许之祯、陈少敏（女）、李颉伯、刘子久、栗再温、董昕为书记处书记。1955年8月，张维桢任书记处书记。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正式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代表全国1630万名工会会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长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报告。赖若愚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八届执委会委员136人、候补执委69人、主席团成员31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长胜、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女）当选副主席。推选赖若愚、刘长胜、许之祯、栗再温、董昕、张维桢、张修竹、顾大椿、康永和、郗占元为书记处书记。
1958年5月赖若愚逝世。1958年8月，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刘宁一为主席，李颉伯为副主席。1962年11月，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马纯古为副主席。推选张天民、狄子才为书记处书记。1963年12月，全总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推选黄民伟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顾大椿、康永和为副主席，推选赵国强、王志杰、王家扬、栗树彬、陈宇为书记处书记，邵井蛙、李春明为候补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总及其所属各级工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封存全总金库，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活动。随之，各地工会也被造反派组织的工代会代替。197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的通知，先后恢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工会组织和活动。1977年11月，在全总机关建立了领导小组，逐步恢复了全总与各产业和地方工会的联系，并为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名工会会员。马纯古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九届执委会委员193人、候补执委85人、常务委员29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学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刘玉娥（女）、章瑞英（女）当选副主席。推选马纯古、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章瑞英（女）为书记处书记，邢方群、齐平、韩西雅、王家宠为候补书记。从此，工会工作全面恢复，中国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9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李望淮为书记处书记，张维桢为全总顾问。1979年10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顾大椿、金直夫、蒋毅、邢方群、齐平为书记处书记，穆其彬为候补书记。1979年11月，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顾大椿、金直夫为副主席。1980年4月，全总九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张祺、乌兰（女）为书记处书记。1981年10月，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张祺为副主席，推选王家宠、穆其彬、陈用文、刘实为书记处书记，王永成、蒋永清、王申详、王繤为候补书记。王崇伦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齐平、蒋毅、王家宠为常务书记。
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代表全国7693万名工会会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顾大椿致闭幕词。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届执委会委员241人、候补执委83人、主席团成员34人。倪志福当选主席，顾大椿、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王家宠、蒋毅当选副主席。推选倪志福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陈秉权、刘实、王申详、王繤、张富有、李雪莹（女）为书记处书记。
1984年12月23日至27日，全总十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陈俊生为副主席。1984年12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五次主席团会议推选陈俊生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方嘉德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11月，全总十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陈秉权为副主席，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李容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1988年10月，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万绍芬（女）、郑万通为副主席。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代表全国9336万名工会会员。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厚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一届执委会委员229人、主席团成员27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当选副主席。推选朱厚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8.10-1989.12），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方嘉德、张富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
1989年12月，全总十一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于洪恩、杨兴富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推选于洪恩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9.12-1991.12），杨兴富、薛昭軻（女）、张国祥为书记处书记。1991年12月，全总十一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张丁华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代表全国10176万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前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主持大会，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二届执委会委员241人、主席团成员34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丁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江家福、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兴富、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肖振邦、李永安、单亦和为书记处书记。
1995年12月，全总十二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倪豪梅（女）为副主席，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推选倪豪梅（女）为书记处书记。1996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推选李永海为书记处书记。1997年12月，工会总十二届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徐锡澄为副主席。1997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推选徐锡澄、纪明波为书记处书记。
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52名、特邀代表207名，代表全国8913万余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三届执委会委员258人、主席团成员37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俊
九、卢展工、李奇生、刘珩、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尤仁、王东进、徐锡澄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卢展工、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徐锡澄、纪明波、周玉清、苏立清、董力为书记处书记。10月26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工会十三大代表并进行座谈。
2001年6月，全总十三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推选孙宝树为书记处书记。2002年1月，全总十三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为副主席。2002年12月，全总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尉健行不再担任主席职务的决定，选举王兆国为主席。
2003年9月22日至26日，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698名、特邀代表252名、列席人员23名，代表全国1.34亿名工会会员。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王兆国作工作报告。温家宝作经济形势报告。王兆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四届执委会委员167人、主席团成员39人。王兆国当选主席。副主席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张俊
九、孙宝树、周玉清、王东进、苏立清、张榕明（女）、王瑞祥、徐振寰、陈秀榕（女）、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主席团委员为王玉峰、尤仁（蒙古族）、白录堂、刘文、刘玉明、汤维英、阳安江、买买提江·艾买提（维吾尔族）、杨衍银（女）、宋大涵、张立军、张宏遵、张鸣起、张春生、张秋俭（女）、陈豪、陈希明、陈荣书、赵永金、祝晏君、贾艳敏（女）、郭永平、黄四川、黄燕明、阎启俊、散襄军、董力；书记处第一书记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书记处书记为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徐振寰、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张鸣起、张秋俭（女）、陈荣书。
2008年10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全总十五届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王兆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由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组成。孙春兰、乔传秀、徐振寰、马培华、孙宝树、陈秀榕、黄丹华、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尔肯江·吐拉洪等12位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兰翠等54位同志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席团成员产生后，接着举行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书记处书记：孙春兰为第一书记，乔传秀、徐振寰、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王瑞生、李世明、喻红秋为书记处书记。
全总机关内设15个部门和机关党委。15个部门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教育部、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集体合同部、民主管理部、保障工作部、劳动保护部、经济技术部（加挂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牌子）、法律工作部、女职工部（加挂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财务部、国际联络部、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还有离退休干部局、事业发展部。
有10个全国产业工会，其中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为驻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为不驻会全国产业工会。还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
全总直属单位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人日报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全总文工团、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职工交流中心、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职工之家、全总机关服务中心、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
中国工会已同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性工会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
第五篇：烟台历史沿革
烟台历史沿革
国土资源网(2005年3月16日
16:57)
烟台市因有烟台山而得名。烟台山原无名，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53.5米，占地7.07公顷，因位置在北海岸，当地人称“北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袭扰，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 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熨斗墩，亦称狼烟墩台、烽火台，发现敌情，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当地有人称“熨斗山”“烟台山”。
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今烟台山西部建成海关码头，东海关在熨斗墩上建灯楼和旗杆，指挥进出码头船只。此后，又称烟台山为“拉旗山”。
1905年，烟台山建起灯塔，命名为“烟台山灯塔”。此后其他名称逐渐消失。到20世纪30年代，统称为烟台山，成了烟台市后来的标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芝罘岛、商埠区（东至今广东街，西至今海防营，南至所城，北达海岸）改为原福山县所辖的芝罘区、烟台区。这是首次以烟台山命名的行政区。1913年，烟台区改为原福山县烟台特别区，亦称烟台警察特别区。1934年春，山东省政府建山东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管辖。1945年8月24日，烟台第一次解放，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
商代西周时称东夷。春秋时，为**、牟、莱族移民区，属东莱地。秦时地属齐郡县。汉时，先后属青州东莱郡县地和牟平县地。自三国后多为变化，至元、明、清、民国属福山县。1934年，改为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始独立行政建置。1938年为日本侵占。1945年8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属胶东行政区。1947年10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1950年5月，属文登专区；9月改为省辖市。1958年6月，改为莱阳专区辖市。10月18日，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为烟台专区辖市。直至1983年11月，组建地级烟台市，原烟台市改为芝罘区。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因胶州湾入口处北侧的小青岛得名，该岛对岸的原青岛村、青岛口、青岛山一带均沿用青岛之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翌年，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移驻胶澳。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澳，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从此，胶澳沦为殖民地，山东也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9年，由于青岛主权问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国政府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辟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区域与德胶澳租界地相同。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同年7月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改称青岛市。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改属山东省省辖市。1981年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4月，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6年10月15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4年2月，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烟台风物志纷繁多样的烟台古钱币 作者:佚名 时间:2008-6-4 0:0:0
钱币知识 太平天国
当远古人类只会用大自然现成的石块应用于生产生活时，货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交换的需求，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中介物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演进，一般等价物逐渐固定，货币才正式跃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
在胶东大地，出土了大量先秦时期的贝币、刀币以及秦以后的各类铸币。与此同时，铸钱模具钱范、冶炼炉的发掘出土也极大丰富了烟台地区的冶炼铸造史。
贝币的流行一时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品除去消耗的几乎没有剩余。当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产品数量增加，除了人们消耗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交换就开始了。
为了方便交换，参加交换的人们把自己的产品先换成大家共同需要的产品，然后再用它来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这种共需产品就成为一般等价物，固定下来以后便成为实物货币。
胶东半岛因其地利富产渔盐，食盐作为人类的必需品自然地成为胶东地区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实物货币也和海洋有关，那就是“贝”。
烟台博物馆考古研究员侯建业介绍说，“虽然烟台本土也有很多种贝壳，然而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并非本土产物，而是一种产自南洋的特定海贝。它小巧美观，夏商时期的奴隶主甚至将这种海贝作为贵重的装饰品。” 由于这种海贝产地遥远数量不多，后来便出现了石贝、骨贝、玉贝、金贝等仿制贝。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岛南长山岛王沟村发掘东周墓群时，在十号墓中发现了50枚真贝。经青岛海洋研究所鉴定，认为其属于海南贝，产于广东沿海。长岛出土的真贝体形较大，长3厘米，最宽处为2.7厘米。在蓬莱村里集墓群中，还出土了一种“滑石贝”，都是按照海南贝的大小、形状磨制，数量比较多。
侯建业介绍说，海贝作为货币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时代流行。到了商末至西周时期，贝币渐渐被青铜货币所取代，沦为不太贵重的装饰品。
金属货币的出现
实物货币虽然出现早期给人们的交换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货币有了更高的要求———容易保存、方便分割，金属货币开始出现。最早流行的金属铸造货币———刀币形状与工具刀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用它作为流通货币。
1972年，海阳行村镇汪格庄村北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窖藏，长宽不足1米的土坑中放置了刀币等古钱币共计两三千枚。考古人员证实此处为东周遗址，钱币排放整齐并且有覆盖物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有意埋藏的。这批刀币中包含有齐之法化、齐返邦之法化、节（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众多类别。（返邦、节墨、安阳均为古代胶东地名）
据介绍，齐国的刀币刀身有一定弧度，刃部凹陷弯曲。其中“节（即）墨之法化”刀体重大，通常18厘米左右，最宽处可达到3厘米，是齐国铸造发行较早的一种刀币。
1956年，招远曲侯屯出土了160多枚刀币。比较特殊的是，这些刀币有的从背部直接向前部斜直切去，形成尖细的头部。“考古人员注意到这些刀币刀尖部分的长短、宽窄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有剪损的铭文，有的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小额交换而被分解后的刀币。”侯建业说。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统一了货币以及度量衡。圆形钱币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制，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并影响到相邻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蓬莱兴无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铜钱窖藏。在离地表深30厘米的窖藏中，发现的钱币总重300多公斤，包括了西汉至金代的6万多枚钱币，令人叹为观止。汉代沿用到唐代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布泉”、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都在此处窖藏中有所发现。
铸币工艺大幅提升
到了元朝，非金属货币的纸币成为基本货币制度，政府开支、税收用纸币，民间交易也用纸币。明太祖颁行的大明宝钞就是一种政府发行并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无限额，难以流通。
为了推行纸币，明朝政府曾经禁止金银流通，多次停止铸造铜币，但是民间交易中私用白银、铸币的情况却屡禁不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纸币流通已经名存实亡。
明代称本朝官炉所铸的铜钱为“制钱”，以此来区别以往流传下来的钱币，清朝沿用了这一传统。虽然明代的制钱铸造较少，但是铸造工艺大大提高。
明嘉靖时期开始用黄铜铸钱，黄铜和锡的熔铸比例为10：1。为抑制民间私自铸币，嘉靖年间开始铸造金背、镟边等钱币。“金背”是用经过4次精炼的合金铜铸造的制钱，有着黄金的金属光泽。“镟边钱”是用镟车削磨铜钱的外缘使其外侧光滑、轮廓周正，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清朝建立以后，货币大量使用满文，用来记录钱币的铸造地点。
出土钱币丰富多样
宋代商品经济开始出现，铸钱数量为历朝之冠。蓬莱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铜钱，大部分都是北宋的钱币。由于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货币制度，宋朝时期铜钱和铁钱同时使用，还有铅钱、纸币等币种。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都是宋朝钱币均为铜钱，考古人员推断在宋朝烟台属于铜钱行用区。
和出土的唐朝货币多以“元宝”命名不同，烟台芝罘区出土的明代铜钱主要有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万里通宝、崇祯通宝等。“明代的铜钱之所以不像以前一样叫‘元宝’，可能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考古人员这样推测。
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在烟台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国外的货币。在烟台发现最早的外国铸币是越南在公元984年开始铸造的“天福镇宝”，发现最多的则是日本1625年开始铸造的“宽永通宝”。这些货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外形均呈现为中为镂空方洞的圆钱。
尽管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存在时间较短，然而在烟台还是发现了不少当时发行的“太平天国”和“太平圣宝”钱币。
铸钱模具———钱范
金属钱币的铸造离不开浇筑的模具即钱范，钱范的材质有陶土、石头、铜等。
胶东半岛矿藏资源丰富，铜矿尤为突出，牟平、福山、招远等地目前仍是重要的产铜基地，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烟台发现了早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铜器。距今4500年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冶炼铜块，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出土过青铜锥，烟台与铸币的渊源在这些出土文物中逐渐明朗。
“这些遗迹及其出土文物说明胶东地区的青铜生产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优越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铸造金属货币必不可少的基础。”侯建业解释说。
福山区三十里堡村古遗迹还出土过汉半两钱石范、三铢钱石范。据介绍，三铢钱为汉武帝时期铸造，发行的时间比较短，在胶东地区发现三铢钱的石范证明三十里堡在当时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铸币地点。
除了钱范，胶东地区也发现了诸多冶铸遗址。在牟平的冶头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熔炉群的残迹，单行排练的熔炉有长期使用的迹象，这些熔炉都有着圆坑形的炉膛以及斜坡式的出液口。这里同时出土的有西汉、新莽的货币以及汉代的半两钱范。冶头村南的“铁官山”还发掘了4.5万平方米的遗迹，发现了众多铸币遗物。
今天的冶头村，北有牟平铁厂、南有孔辛头铜矿。从汉代至今，这里的人们借着大自然慷慨赋予的资源继续着熔炼、铸造的传统。这也让我们看到，虽然胶东文明相对于中原文化稍显孱弱，然而正是这微弱的文明之光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了中原文明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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