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历史沿革

第一篇：第二课 历史沿革

第二课 历史沿革

一、原始社会时期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地处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省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青岛也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

据考古发现，在7000多年前的白石村文化（同于北辛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开始在这里过着定居的氏族生活，这个时期已是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度的社会。青岛地区已经发现属于白石村文化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即墨，又以即墨北阡遗址（即墨金口镇北阡村）最为有名。

大汶口文化是继白石村之后，在青岛地区出现的一种古老的物质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青岛地区共发现了19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莱西、平度、胶州、胶南、即墨等地均有分布，其中以胶州三里河遗址的地层关系和文物特征最为明显。

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因首次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遗存，所以又称龙山文化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青岛地区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十余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城阳、即墨、胶州、平度、莱西、胶南等地都有分布。

【阅读】三里河遗址

说起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的发现，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61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刘敦愿先生看到一幅高凤翰的画（清代摹本），十分感兴趣。画中有一件陶鬶，其旁有诗，其中两句为“田夫掘出说前朝，老夫拾来插瓶供”。刘先生十分喜爱考古和文物，画中陶鬶和题诗引起了他的思索：高凤翰老家在胶州市，莫非那里有一处古文化遗址？于是刘先生不辞艰难，在胶州市三里河村一带进行了野外调查，采聚到许多史前时期陶片及一些陶器，证实此地为一处史前文化遗址。

遗址位于山东胶州市城南的三里河村前河旁的一块高地上，南北长２５０米、东西宽２００米，总计面积约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在此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１５７０平方米。从发掘的情况看，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在地表面还可以拾到商代的陶片，遗址可能原有商代遗存。但为后代破坏掉了。此两次发掘的主要遗迹为房址、灰坑、墓葬。

三里河遗址中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如房址柱洞的建筑技术和方式、灰坑的形制特征及典型陶器变化都能找到相同或沿续的痕迹。另外在墓葬习俗上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如都有拔牙和头骨变形的埋葬现象，都有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都有墓主人手握獐牙或蚌器的现象等。尽管如此，两者的社会构造应该是不同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可以分明地见到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大汶口文化有些墓中无随葬品或只有很少随葬品，而随葬品最多的墓中却达60余件。猪是财富的象征，很多猪可能已是私人的财产，随葬猪下颌骨的墓只占少数，但有一墓随葬下颌骨达37块。可见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的贫富悬殊非常之大。而在稍后的龙山文化墓葬，这种差距明显缩小，随葬品最多的一墓只有26件。这种变化大致反映了社会内部结构的调整。大概到了龙山文化的前期，战争活动更加频繁和激烈, 为了保护生存地界, 除了壁立城墙, 更重要的是加强内部团结和战斗力，因此个人的生活财产必须呈平均状态，将大汶口文化晚期所产生的私心膨胀的社会心理压抑下去，以图达到集团社会的稳定。从三里河龙山文化墓葬，我们便可见到这种相对平衡的社会状态。尽管如此，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进步不言而喻。比如陶器制作已经普遍使用上了轮制，并且还出现了快轮制陶。蛋壳黑陶更是龙山文化制陶工艺精湛绝伦的明证。并且在龙山文化地层中还发现了两件铜锥形器，经鉴定为黄铜，内含有铁、铅、硫等杂质，是用木炭还原的方法得到的。三里河龙山文化发现铜器并非孤例，在山东地区其他龙山文化及中原龙山文化中多次发现了铜渣和小件铜器，甚至在河南王城岗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了青铜容器残片。铜器的存在，是衡量中国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三里河龙山文化已发育得相当先进。

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东夷氏族创造的又一种古老文明，是以1959年发现于平度东岳石村而命名，是夏代山东地区的夷人文化遗址，静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并经校正，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岳石文化最明显的进步是进入青铜时代。

二、古代社会时期 夏商时期，青岛境内建立了莱国，为东夷古国。西周时期，青岛境内建立了夷国（今蓝村）、莒国（都城计斤，今胶州）等诸侯国。东周时期，即墨（今平度古岘镇）为齐国第二大城市，东部统治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北上迁都琅琊。

秦统一六国后，分置天下为三十六郡，琅琊郡的郡治琅琊、胶东郡的郡治即墨均位于今青岛境内。其中，琅琊是全国三十六郡城中唯一的滨海港口城市，秦始皇曾三临琅琊，命徐福率船队从琅琊起航出海求仙药。胶东郡辖即墨、不其（今城阳区内）、长广等县。

汉文帝十六年始置胶东国，定都即墨，历代胶东王墓所在的平度六曲山古墓群，是山东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王陵。

西晋，不其城（今城阳区）成为长广郡的郡治，法显印度求经回国，于崂山登陆，由长广郡太守李嶷接入不其城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不其城为东青州的州治。

唐朝，密州板桥镇（胶州）成为著名贸易港口，设立了北方唯一的市舶司（海关），宋朝更是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为四大市舶司，是唐宋时期中国北方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板桥镇的海外交通自唐代开始繁盛，高丽（今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使臣、商贾、僧人常由此登岸至中国内地，唐朝使臣也常由此前往高丽等。宋朝时期成为中国北方唯一通商口岸，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有高丽、日本、南洋、印度、波斯等。

元朝时期未解决海路运粮困难，开凿胶莱运河，连通胶州湾和莱州湾。明朝时期为防止倭寇入侵，在胶州湾地区设立鳌山卫、灵山卫，鳌山卫辖浮山所（今市南区东）、雄崖所（即墨丰城镇），灵山卫辖夏河所（胶南琅琊镇）、王徐寨所。

清朝，胶州为山东三大直隶州之一，平度州为散州，隶属于莱州府。

三、近代社会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胶州湾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优势及丰饶物产尤令西方列强馋涎，“每艳称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据载，清咸丰十一年(1861)，英舰“多布”号进泊胶州湾，其后英舰出入一直未断。19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了对山东的调查活动。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实地考察山东半岛后，提出选择青岛作为“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为激发德国对远东的军事野心并进而攫取胶州湾作为殖民地的扩张政策作了重要提示。1891年李鸿章亲临勘察后，认为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环山蔽海，实为一大要隘，奏请清政府批准胶澳设防。是年6 月14日，清政府内阁明发上谕，允准在胶州湾设防，是为青岛建置之始。

1897年11 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占领青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胶州湾事件，开凭借武力“租借”中国沿海港口之先。康有为藉此上书光绪，引发戊戌变法。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11月，宣布青岛为自由港，德国侵占青岛后，设置了胶澳总督府等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以胶澳总督为最高长官，使青岛成为德国海外殖民地中唯一直隶德国海军部的军事殖民地。

辛亥革命后，一些清朝遗老、封建贵族逃亡青岛，在胶澳租借地策划、参与了癸丑复辟和丁巳复辟活动，使青岛成为民国初年复辟清朝的大本营。

20世纪初始，随着青岛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地位不断提高，各国在青侨民持续增长，美、英、俄、德等国先后在青设立领事馆，加速了西方文化在青岛的传播和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成为亚洲唯一战场，11月，日英联军占领青岛。1919年，巴黎和会将青岛租界主权让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索。1922年12月，中国收回青岛，设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后改胶澳商埠局），下辖青岛市，直属北洋政府。

1929年7月，国民政府接收青岛，设青岛特别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沈鸿烈以东北海军司令兼任青岛市长，1932年正式担任青岛市长，主政六年，抓教育、建学校、定规划、兴建设、促民生、斗日寇，奠定了青岛发展的坚实基础。

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直属民国政府。

1949年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青岛改为山东省辖市，辖市南、市北、台东、台西、四沧、浮山、李村7市区和崂山郊区。8月22日，中共青岛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制定了建设新青岛的方针和任务，青岛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篇：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

中秋节

粥饮食。”

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2-5] 发展

中秋节赏月的风俗，据历史学家推断，最初是古代宫廷文人兴起，然后扩散到民间的。早在魏晋乐府《子夜四十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描写道：“ 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中秋节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就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间才开始盛行过中秋节的习俗。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梦梁录》说：“此际金凤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围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烧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新编醉翁谈录》记述拜月之俗：“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眼眼饰之，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朝；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盛行不衰。“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唯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同时这五百多年中还推出“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卖兔儿爷”等节庆活动；其中的赏月，吃月饼、团圆饭等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2] 假期

2008年开始中国大陆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如当天与周 节日别称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2]

风俗习惯 传统活动 祭月、赏月、拜月 吃月饼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

月饼

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

 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7]  玩花灯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花灯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10]

 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中秋宴俗

古时中国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

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嫦娥奔月

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没有外出。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持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已逃走，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嫦娥，这时他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思念妻子，便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17] 吴刚折桂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每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17] 玉兔捣药

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之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17] 诗词 民谣

关于中秋节的民谣、童谣众多，如《拜月娘》、《椅仔姑》、《中秋拜月歌》、《拜月娥》、《全家拜月》、《中秋夜》、《月姐姐》、《月光光》、《月饼》；台湾民谣《中秋旅思》、《月夜思乡》、《煎熬》等。谚语

中秋月饼

八月十五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十五吃月饼——节日的美食 八月十五办喜事——人月共团圆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⑴。又疑瑶台镜⑵，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⑶，桂树何团团⑷。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⑸？ 蟾蜍蚀圆影⑹，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⑺，天人清且安⑻。阴精此沦惑⑼，去去不足观⑽。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白话译文

小时候我不认识月亮，将它呼作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境，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接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出现了。传说月中有白兔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又传说月中有一个大蟾蜍，是它蚀得月亮渐渐地残缺了。以前有位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落了，只留下了一个，才使得天人都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便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摧人心肝啊！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乐府诗。“古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一昏暗局面。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第三篇：中央大学历史沿革

留学360韩国部翟青老师介绍，中韩两国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往来非常方便。韩国又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非常广泛。韩国中央大学是韩国一所名牌私立大学。目前，中央大学整体综合竞争力排名全韩前十名（2015），以表演系、电影系、摄影系和新闻系最负盛名，在全韩国高校同专业学科中均排名第一。其中，戏剧电影系和尖端影像研究生院是全韩国最高的戏剧表演和影视艺术研究学府之一，培养出了众多顶尖的演艺界和文化界人士。韩国排名第九的大企业斗山集团2008年起作为中央大学的财团以后，学校做出了重点发展扶持理工科专业的战略性调整，大幅度的财政支持也使得中央大学的综合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中央大学的雏形由任永信女士于1918年4月1日创立，时称“中央幼稚园”，当时是一所保育学校。1946年7月8日，保育学校扩展，开设其他学科，并改名为“中央女子专门学校”，1947年4月10日再改名为“中央女子大学”。1948年5月25日，学校改变政策，容许男生报读，并改名为“中央大学校”。1953年5月28日，中央大学的地位得到韩国政府认可，升格为综合性大学。1972年6月16日，大学与徐罗伐学院合并，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央大学现有在校生336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6400余名，专任教授1300余名。学校现有铜雀、钟路和安城三座校区，下辖12个单科大学和17个研究生院。

历史沿革

韩国中央大学（Chung-Ang University）创立于1918年，是韩国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之一，其历史、传统、规模等排名在韩国均享有极高地位。学校现下辖12个单科大学以及17个研究生院，在校生336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6400余名，专任教授1300余名。中央大学根据韩国法律成立了“中央大学法人”基金会，旗下除中央大学以外，还拥有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和两所附属医院。

中央大学在韩国共有首尔铜雀、首尔钟路和京畿道安城三座校区。其中，铜雀和钟路校区合称首尔第一校区，距离首尔一个小时车程的京畿道安城校区为第二校区。首尔铜雀校区面向汉江，旁有青山围绕，正可谓是依山傍水。学校正门就是充满着现代建筑气息的R&D研究大楼，侧旁是1938年建造的欧式风格的中央大学创始人纪念馆。由韩国著名建筑大师金仁哲设计建造的中央图书馆等建筑与优美的自然风景相辅相成。《我的女友是九尾狐》、《韩版恶作剧之吻》等韩国多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地都选在了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始建于1918年4月，当时的雏形是建立在首尔市钟路区仁寺洞的中央教会幼稚园。当时创办幼稚园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孩子的同时，把民主意识传播到家长中去。1922年起,又建立了以女性为对象的师范教育专业。1933年，韩半岛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学校在政治和经济上遇到重重困难。年仅34岁的任永信女士毅然出资接收了中央保育学院并出任校长，并于1938年在黑石洞校址盖了第一栋校舍建筑-“永信馆”。1948年，学校面向社会所有人群招生，不再局限于性别。1954年，学校已成为拥有4个单科大学、19个专业和研究生院，师生达2, 850名的初具规模的综合大学。此后又不断增设专业并建立附属小学、中学、高中等。1978年又设立大学附属医院-诚信医院,逐渐形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型大学。

1979年中央大学在安城建立了新校区。1982年3月正式命名为首尔铜雀和钟路校区为第一校区，安城校区为第二校区。为了两校区能够均衡发展，校方在安城校区投入大量资金，陆续建了教室、实验室、研究室以及运动场、学生宿舍等大批设施。

1960年，以韩国学生为主导的韩国民众抗争结束了李承晚（韩国第一任总统）的独裁统治。这次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民主运动由中央大学学生率先开始，抗争中6名大学生流血死亡，成为众多大学中牺牲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任永信女士为了纪念死去的大学生，在学校建立烈士纪念碑，并提词“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活（Live in Truth ,Live for Justice）”。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中央大学的学校精神，通过追求正义和真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德才兼备，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贡献的优秀人才。

为提高大学之间的竞争力，韩国国家教育资源部和舆论媒体每年对大学实施综合评价和排名。在综合测评中，中央大学连续六年被评为教育改革最优秀大学。由《中央日报》2012年对全国204所大学进行的综合测评中，中央大学不仅被评为综合实力前十的大学之一，而且新闻系、戏剧系、电影系和摄影系，在全韩国同专业学科中，均排名第一；药学大学排名第四。其中，作为综合大学电影教育的代表，中央大学尖端影像大学院是亚洲第一个拿到招收MFA（艺术硕士学位）资格的研究生院，是全国综合大学中影视艺术教育与研究最高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教学机构之一。此外，在韩国统一举办的全国司法考试和CPA考试中，中央大学学生的合格率为全韩大学第五位。

中央大学的重点目标是实现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和校园建设世界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世界名牌大学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现与世界40多个国家的230多所大学签署了校际交流合作协议。学校每年派遣约400名交换学生到国外大学就读，同时，也接纳约200多名外国学生来中央大学就读。中央大学未来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在2018年，即建校100周年时争取进入世界100强名牌大学的行列。[1]

创办期（1918-1945）

中央大学的创办始于1918年4月，建在首尔市钟路区仁寺洞的中央教会幼稚园。该幼儿园最早于1916年由基督教传教士筹办，后政府出资运营，使其隶属于中央教会。当时创办幼儿园的目的，不仅在于教育孩子，而且通过孩子的教育，把民族意识传播其家长中去。为此，中央

幼稚园于1922年起，以女性为对象正式设立了师范教育专业。当时经由中央幼儿园培养的幼儿教师，派往咸兴，会岭，釜山，马山，全州，安阳，天安，沙里院，密阳等全国各地从事教育活动。此后，中央幼儿园便升格为中央保育学院。因当时韩半岛正置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中央保育学院不仅在经济上遇到诸多的困难，而且在政治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压力，步沥维艰。中央保育学院于1933年由任永信女士出资接收，并任该院校长。此后，她在黑石洞一带购置房地产，中央保育学院搬迁至黑石洞校址。任永信女士在美国设立的Pffifer财团得到财源资助，于1938年在黑石洞校址盖了第一栋校舍建筑-“永信馆”。1945年中央保育学院改名中央女子专科大学。[2]

发展为综合大学的过渡期（1946-1979）

1945年中央女子专科大学的成立为1948年转为男女共学的正规大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韩国建国初期的任永信，不仅担任中央大学的学长兼财团理事长，而且作为执政民主党议员，韩国曾派遣她常驻联合国韩国代表。期间她不仅为韩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为学校的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中央大学于1950年举行了第一届学士学位授予仪式，而且在战乱的1951年-1953年在釜山临时校区，举行了第2，3，4届学士授予仪式。1954年学校重返首尔校区。此时学校已成为拥有4个单科大学，19个专业和研究生院，师生达2，850名的初具规模的综合大学。此后在前世纪60年代起又不断增设专业，增设附属小学，中学，高中等。1965年1月增设了商经大学，药科大学，扩大到6个单科大学，而到1968年已拥有文科大学，理工大学，师范大学，法科大学，政经大学，经营大学，农科大学，药科大学等8个单科大学；1971年12月又设立医科大学；1978年设立大学附属医院—诚信医院，逐渐形成了一所名付其实的综合型大学。[2]

设立第二校区与增设研究生院（1980-1990）

1979年中央大学在安城建立了新校址，1981年在安城校区增设了外国语大学，社科大学及家政大学等。1982年3月正式命名：首尔校区为第一校区；安城校区为第二校区。为两校区的均衡发展，在安城校区，于1982年10月把艺术大学的音乐学科升格为音乐大学；1983年9月把农科大学发展为产业大学；1984年10月新设建设大学及研究生院等，安城校区拥有7个单科大学的规模。后陆续建了教学用教室，实验室，研究室，办公室以及运动场，学生宿舍等大批新的设施。而且12个研究生院中，其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建起来的。[2]

强化教育理念，稳步提高期（1990-）

在扩大学校规模的基础上，自1990年起学校开始进入了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期。国家主管教育部门为提高办学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引进竞争机制，鼓励大学间公平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面对严峻形势，学校制定了“中央大学长短期发展规划（1993年-2002年）”：调整机构，提高教学质量，改善行政办事效率，实行业绩工资制，树立学校各项工作为学生，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等，为此各部门开始实行了自我评价制度。后来根据国家教改有关规定，学校又设立了”推进教改自我测评委员会”，更为有效地进行了规范化的自我评价活动

中韩两国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往来非常方便。韩国又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非常广泛。这就使得中国学生在韩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比留学其他国家适应得更快。

第四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任总部主任。1922年7月迁到北京后，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余万人。会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并由它负责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其中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规定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法和步骤。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工人5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全总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选出全总第二届执委会委员25名，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选出全总第三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17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项英当选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长。1926年9月，全总在汉口设办事处。1927年2月，全总机关由广州迁到汉口，在广州设办事处。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0余万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词。选出全总第四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20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李立三当选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9月，全总机关秘密迁到上海。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全总第五届执委会委员27名，候补执委18名，项英当选委员长，林育南当选秘书长，罗登贤、罗章龙先后担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33年初，全总领导机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瑞金。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1934年10月，全总领导机关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随红军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全总西北执行局，刘少奇、刘长胜先后任委员长。

抗日战争时期，工会一部分人在敌后领导抗日运动，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1937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康生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1939年，刘少奇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1940年，邓发任书记，张浩、崔田夫任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1945年5月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邓发任主任，崔田夫任副主任，李颉伯任秘书长。1946年刘宁一任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工人283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祝词，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六届执委会委员53人、候补执委20人；常委15人、候补常委6人；陈云当选主席，李立

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副主席。李颉伯、许之祯、赖若愚先后担任秘书长。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全总机关1948年12月迁到沈阳，1949年3月迁到北平。

1949年5月30日，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总名誉主席。全总六届三次执委会议决定，从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起，将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为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830人，代表全国1020万名工会会员。刘宁一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赖若愚作工作报告，刘长胜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七届执委会委员99人、候补执委42人、主席团成员24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宁

一、刘长胜、朱学范当选副主席，刘少奇继续担任全总名誉主席。推选赖若愚、刘宁

一、许之祯、陈少敏（女）、李颉伯、刘子久、栗再温、董昕为书记处书记。1955年8月，张维桢任书记处书记。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正式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代表全国1630万名工会会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长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报告。赖若愚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八届执委会委员136人、候补执委69人、主席团成员31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长胜、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女）当选副主席。推选赖若愚、刘长胜、许之祯、栗再温、董昕、张维桢、张修竹、顾大椿、康永和、郗占元为书记处书记。

1958年5月赖若愚逝世。1958年8月，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刘宁一为主席，李颉伯为副主席。1962年11月，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马纯古为副主席。推选张天民、狄子才为书记处书记。1963年12月，全总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推选黄民伟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顾大椿、康永和为副主席，推选赵国强、王志杰、王家扬、栗树彬、陈宇为书记处书记，邵井蛙、李春明为候补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总及其所属各级工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封存全总金库，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活动。随之，各地工会也被造反派组织的工代会代替。197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的通知，先后恢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工会组织和活动。1977年11月，在全总机关建立了领导小组，逐步恢复了全总与各产业和地方工会的联系，并为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名工会会员。马纯古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九届执委会委员193人、候补执委85人、常务委员29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学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刘玉娥（女）、章瑞英（女）当选副主席。推选马纯古、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章瑞英（女）为书记处书记，邢方群、齐平、韩西雅、王家宠为候补书记。从此，工会工作全面恢复，中国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9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李望淮为书记处书记，张维桢为全总顾问。1979年10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顾大椿、金直夫、蒋毅、邢方群、齐平为书记处书记，穆其彬为候补书记。1979年11月，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顾大椿、金直夫为副主席。1980年4月，全总九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张祺、乌兰（女）为书记处书记。1981年10月，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张祺为副主席，推选王家宠、穆其彬、陈用文、刘实为书记处书记，王永成、蒋永清、王申详、王繤为候补书记。王崇伦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齐平、蒋毅、王家宠为常务书记。

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代表全国7693万名工会会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顾大椿致闭幕词。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届执委会委员241人、候补执委83人、主席团成员34人。倪志福当选主席，顾大椿、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王家宠、蒋毅当选副主席。推选倪志福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陈秉权、刘实、王申详、王繤、张富有、李雪莹（女）为书记处书记。

1984年12月23日至27日，全总十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陈俊生为副主席。1984年12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五次主席团会议推选陈俊生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方嘉德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11月，全总十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陈秉权为副主席，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李容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1988年10月，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万绍芬（女）、郑万通为副主席。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代表全国9336万名工会会员。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厚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一届执委会委员229人、主席团成员27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当选副主席。推选朱厚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8.10-1989.12），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方嘉德、张富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

1989年12月，全总十一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于洪恩、杨兴富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推选于洪恩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9.12-1991.12），杨兴富、薛昭軻（女）、张国祥为书记处书记。1991年12月，全总十一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张丁华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代表全国10176万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前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主持大会，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二届执委会委员241人、主席团成员34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丁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江家福、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兴富、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肖振邦、李永安、单亦和为书记处书记。

1995年12月，全总十二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倪豪梅（女）为副主席，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推选倪豪梅（女）为书记处书记。1996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推选李永海为书记处书记。1997年12月，工会总十二届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徐锡澄为副主席。1997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推选徐锡澄、纪明波为书记处书记。

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52名、特邀代表207名，代表全国8913万余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三届执委会委员258人、主席团成员37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俊

九、卢展工、李奇生、刘珩、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尤仁、王东进、徐锡澄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卢展工、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徐锡澄、纪明波、周玉清、苏立清、董力为书记处书记。10月26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工会十三大代表并进行座谈。

2001年6月，全总十三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推选孙宝树为书记处书记。2002年1月，全总十三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为副主席。2002年12月，全总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尉健行不再担任主席职务的决定，选举王兆国为主席。

2003年9月22日至26日，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698名、特邀代表252名、列席人员23名，代表全国1.34亿名工会会员。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王兆国作工作报告。温家宝作经济形势报告。王兆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四届执委会委员167人、主席团成员39人。王兆国当选主席。副主席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张俊

九、孙宝树、周玉清、王东进、苏立清、张榕明（女）、王瑞祥、徐振寰、陈秀榕（女）、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主席团委员为王玉峰、尤仁（蒙古族）、白录堂、刘文、刘玉明、汤维英、阳安江、买买提江·艾买提（维吾尔族）、杨衍银（女）、宋大涵、张立军、张宏遵、张鸣起、张春生、张秋俭（女）、陈豪、陈希明、陈荣书、赵永金、祝晏君、贾艳敏（女）、郭永平、黄四川、黄燕明、阎启俊、散襄军、董力；书记处第一书记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书记处书记为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徐振寰、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张鸣起、张秋俭（女）、陈荣书。

2008年10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全总十五届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王兆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由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组成。孙春兰、乔传秀、徐振寰、马培华、孙宝树、陈秀榕、黄丹华、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尔肯江·吐拉洪等12位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兰翠等54位同志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席团成员产生后，接着举行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书记处书记：孙春兰为第一书记，乔传秀、徐振寰、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王瑞生、李世明、喻红秋为书记处书记。

全总机关内设15个部门和机关党委。15个部门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教育部、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集体合同部、民主管理部、保障工作部、劳动保护部、经济技术部（加挂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牌子）、法律工作部、女职工部（加挂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财务部、国际联络部、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还有离退休干部局、事业发展部。

有10个全国产业工会，其中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为驻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为不驻会全国产业工会。还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

全总直属单位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人日报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全总文工团、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职工交流中心、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职工之家、全总机关服务中心、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

中国工会已同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性工会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

第五篇：烟台历史沿革

烟台历史沿革

国土资源网(2005年3月16日

16:57)

烟台市因有烟台山而得名。烟台山原无名，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53.5米，占地7.07公顷，因位置在北海岸，当地人称“北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袭扰，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 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熨斗墩，亦称狼烟墩台、烽火台，发现敌情，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当地有人称“熨斗山”“烟台山”。

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今烟台山西部建成海关码头，东海关在熨斗墩上建灯楼和旗杆，指挥进出码头船只。此后，又称烟台山为“拉旗山”。

1905年，烟台山建起灯塔，命名为“烟台山灯塔”。此后其他名称逐渐消失。到20世纪30年代，统称为烟台山，成了烟台市后来的标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芝罘岛、商埠区（东至今广东街，西至今海防营，南至所城，北达海岸）改为原福山县所辖的芝罘区、烟台区。这是首次以烟台山命名的行政区。1913年，烟台区改为原福山县烟台特别区，亦称烟台警察特别区。1934年春，山东省政府建山东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管辖。1945年8月24日，烟台第一次解放，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

商代西周时称东夷。春秋时，为**、牟、莱族移民区，属东莱地。秦时地属齐郡县。汉时，先后属青州东莱郡县地和牟平县地。自三国后多为变化，至元、明、清、民国属福山县。1934年，改为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始独立行政建置。1938年为日本侵占。1945年8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属胶东行政区。1947年10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1950年5月，属文登专区；9月改为省辖市。1958年6月，改为莱阳专区辖市。10月18日，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为烟台专区辖市。直至1983年11月，组建地级烟台市，原烟台市改为芝罘区。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因胶州湾入口处北侧的小青岛得名，该岛对岸的原青岛村、青岛口、青岛山一带均沿用青岛之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翌年，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移驻胶澳。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澳，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从此，胶澳沦为殖民地，山东也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9年，由于青岛主权问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国政府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辟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区域与德胶澳租界地相同。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同年7月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改称青岛市。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改属山东省省辖市。1981年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4月，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6年10月15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4年2月，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烟台风物志纷繁多样的烟台古钱币 作者:佚名 时间:2008-6-4 0:0:0

钱币知识 太平天国

当远古人类只会用大自然现成的石块应用于生产生活时，货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交换的需求，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中介物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演进，一般等价物逐渐固定，货币才正式跃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

在胶东大地，出土了大量先秦时期的贝币、刀币以及秦以后的各类铸币。与此同时，铸钱模具钱范、冶炼炉的发掘出土也极大丰富了烟台地区的冶炼铸造史。

贝币的流行一时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品除去消耗的几乎没有剩余。当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产品数量增加，除了人们消耗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交换就开始了。

为了方便交换，参加交换的人们把自己的产品先换成大家共同需要的产品，然后再用它来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这种共需产品就成为一般等价物，固定下来以后便成为实物货币。

胶东半岛因其地利富产渔盐，食盐作为人类的必需品自然地成为胶东地区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实物货币也和海洋有关，那就是“贝”。

烟台博物馆考古研究员侯建业介绍说，“虽然烟台本土也有很多种贝壳，然而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并非本土产物，而是一种产自南洋的特定海贝。它小巧美观，夏商时期的奴隶主甚至将这种海贝作为贵重的装饰品。” 由于这种海贝产地遥远数量不多，后来便出现了石贝、骨贝、玉贝、金贝等仿制贝。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岛南长山岛王沟村发掘东周墓群时，在十号墓中发现了50枚真贝。经青岛海洋研究所鉴定，认为其属于海南贝，产于广东沿海。长岛出土的真贝体形较大，长3厘米，最宽处为2.7厘米。在蓬莱村里集墓群中，还出土了一种“滑石贝”，都是按照海南贝的大小、形状磨制，数量比较多。

侯建业介绍说，海贝作为货币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时代流行。到了商末至西周时期，贝币渐渐被青铜货币所取代，沦为不太贵重的装饰品。

金属货币的出现

实物货币虽然出现早期给人们的交换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货币有了更高的要求———容易保存、方便分割，金属货币开始出现。最早流行的金属铸造货币———刀币形状与工具刀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用它作为流通货币。

1972年，海阳行村镇汪格庄村北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窖藏，长宽不足1米的土坑中放置了刀币等古钱币共计两三千枚。考古人员证实此处为东周遗址，钱币排放整齐并且有覆盖物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有意埋藏的。这批刀币中包含有齐之法化、齐返邦之法化、节（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众多类别。（返邦、节墨、安阳均为古代胶东地名）

据介绍，齐国的刀币刀身有一定弧度，刃部凹陷弯曲。其中“节（即）墨之法化”刀体重大，通常18厘米左右，最宽处可达到3厘米，是齐国铸造发行较早的一种刀币。

1956年，招远曲侯屯出土了160多枚刀币。比较特殊的是，这些刀币有的从背部直接向前部斜直切去，形成尖细的头部。“考古人员注意到这些刀币刀尖部分的长短、宽窄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有剪损的铭文，有的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小额交换而被分解后的刀币。”侯建业说。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统一了货币以及度量衡。圆形钱币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制，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并影响到相邻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蓬莱兴无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铜钱窖藏。在离地表深30厘米的窖藏中，发现的钱币总重300多公斤，包括了西汉至金代的6万多枚钱币，令人叹为观止。汉代沿用到唐代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布泉”、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都在此处窖藏中有所发现。

铸币工艺大幅提升

到了元朝，非金属货币的纸币成为基本货币制度，政府开支、税收用纸币，民间交易也用纸币。明太祖颁行的大明宝钞就是一种政府发行并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无限额，难以流通。

为了推行纸币，明朝政府曾经禁止金银流通，多次停止铸造铜币，但是民间交易中私用白银、铸币的情况却屡禁不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纸币流通已经名存实亡。

明代称本朝官炉所铸的铜钱为“制钱”，以此来区别以往流传下来的钱币，清朝沿用了这一传统。虽然明代的制钱铸造较少，但是铸造工艺大大提高。

明嘉靖时期开始用黄铜铸钱，黄铜和锡的熔铸比例为10：1。为抑制民间私自铸币，嘉靖年间开始铸造金背、镟边等钱币。“金背”是用经过4次精炼的合金铜铸造的制钱，有着黄金的金属光泽。“镟边钱”是用镟车削磨铜钱的外缘使其外侧光滑、轮廓周正，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清朝建立以后，货币大量使用满文，用来记录钱币的铸造地点。

出土钱币丰富多样

宋代商品经济开始出现，铸钱数量为历朝之冠。蓬莱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铜钱，大部分都是北宋的钱币。由于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货币制度，宋朝时期铜钱和铁钱同时使用，还有铅钱、纸币等币种。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都是宋朝钱币均为铜钱，考古人员推断在宋朝烟台属于铜钱行用区。

和出土的唐朝货币多以“元宝”命名不同，烟台芝罘区出土的明代铜钱主要有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万里通宝、崇祯通宝等。“明代的铜钱之所以不像以前一样叫‘元宝’，可能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考古人员这样推测。

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在烟台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国外的货币。在烟台发现最早的外国铸币是越南在公元984年开始铸造的“天福镇宝”，发现最多的则是日本1625年开始铸造的“宽永通宝”。这些货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外形均呈现为中为镂空方洞的圆钱。

尽管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存在时间较短，然而在烟台还是发现了不少当时发行的“太平天国”和“太平圣宝”钱币。

铸钱模具———钱范

金属钱币的铸造离不开浇筑的模具即钱范，钱范的材质有陶土、石头、铜等。

胶东半岛矿藏资源丰富，铜矿尤为突出，牟平、福山、招远等地目前仍是重要的产铜基地，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烟台发现了早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铜器。距今4500年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冶炼铜块，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出土过青铜锥，烟台与铸币的渊源在这些出土文物中逐渐明朗。

“这些遗迹及其出土文物说明胶东地区的青铜生产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优越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铸造金属货币必不可少的基础。”侯建业解释说。

福山区三十里堡村古遗迹还出土过汉半两钱石范、三铢钱石范。据介绍，三铢钱为汉武帝时期铸造，发行的时间比较短，在胶东地区发现三铢钱的石范证明三十里堡在当时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铸币地点。

除了钱范，胶东地区也发现了诸多冶铸遗址。在牟平的冶头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熔炉群的残迹，单行排练的熔炉有长期使用的迹象，这些熔炉都有着圆坑形的炉膛以及斜坡式的出液口。这里同时出土的有西汉、新莽的货币以及汉代的半两钱范。冶头村南的“铁官山”还发掘了4.5万平方米的遗迹，发现了众多铸币遗物。

今天的冶头村，北有牟平铁厂、南有孔辛头铜矿。从汉代至今，这里的人们借着大自然慷慨赋予的资源继续着熔炼、铸造的传统。这也让我们看到，虽然胶东文明相对于中原文化稍显孱弱，然而正是这微弱的文明之光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了中原文明的过去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