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政策解读[范文]
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政策解读
日前,省财政厅、省农委、省扶贫办联合出台《湖南省贫困县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在全省51个贫困县启动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简称“扶贫‘财银保’”)试点。这是省财政厅、省农委、省扶贫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对财政金融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创新。
扶贫“财银保”如何助推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申请扶贫“财银保”?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并以问答形式予以阐述。
一、扶贫“财银保”瞄准扶贫促产业 问:什么是扶贫“财银保”? 答:扶贫“财银保”的全称是“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即:在51个贫困县参与精准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申请用于扶贫产业项目的贷款(不含扶贫小额信贷)时,向保险公司投保,银行以保单作为担保的方式向投保人发放贷款;当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贷义务并在等待期结束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相关约定承担贷款损失赔偿责任的保险业务。
问:参与精准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哪些? 答:经县级扶贫部门认定,投资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产业致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可申请扶贫“财银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问:扶贫“财银保”的实施范围包括哪些地区? 答:扶贫“财银保”的实施范围覆盖全省51个贫困县。
二、扶贫“财银保”聚集资金成合力
问:扶贫“财银保”如何打通财政、银行、保险等各个环节,形成精准扶贫的合力? 答:扶贫“财银保”最大的特点是创新“财银保”政策链。最重要的原则是政府牵线,设立贷款保证保险专项风险补偿金;金融搭桥,保险、银行合作,通过市场化运作提供保险、发放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唱戏,投资扶贫产业,缓解融资困境。最终的目标是撬动银行信贷资金参与精准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问:扶贫“财银保”财政、农业、扶贫、银行和保险的各方职责分工是什么? 省财政厅会同省农委、省扶贫办负责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协调试点县市区政府支持该项目的落地,负责试点金融机构和试点地区的审查、认定及考评;负责组织对试点工作进行监督考核,适时对试点地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考核,确保方案中要求的融资成本、承保条件、办理时效等落实到实处。省农委负责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精准扶贫,指导和监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经营指导,做强做优扶贫产业,提高其经营效益,提升履约还款能力;对试点工作进行监督考核和绩效考核,确保方案中要求的融资成本、承保条件、办理时效等落到实处。
省扶贫办负责审查和认定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格,切实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贫对象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规范帮扶行为,提升履约还款能力;对试点工作进行监督考核和绩效考核,确保方案中要求的融资成本、承保条件、办理时效等落实到实处。
试点银行与试点保险公司共同做好金融服务,按照方案要求,自主选择和审查借款人,并向试点保险公司推荐;依照有关信贷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贷款,且贷款利率不超过央行同期基准利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制度做好贷后管理,防范信贷风险。
试点保险公司与试点银行共同做好金融服务,做好保前审查;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贷款保证保险,且保险费率不高于贷款本息的2%(如遇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另行调整或从其规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制度做好保后管理,防范信保风险。
三、扶贫“财银保”操作简单条件优 问:扶贫“财银保”具体如何运作? 答:经过科学设计,扶贫“财银保”有一套规范的运作机制。扶贫“财银保”办理程序大致有六步,即:第一步,联系试点保险和银行(上门或电话联系);第二步:填写《精准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保证保险资格申请表》,并由当地扶贫部门确认盖章;第三步:准备并提交申请材料;第四步:保险公司和银行进行贷前调查,保险公司和银行对是否同意贷款在30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第五步: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意放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保险公司和银行分别签订《保险合同》和《借款合同》;第六步:保险公司出具保单,银行发放贷款。银行和保险公司不得收取贷款利息以外的管理费、服务费、手续费等其他费用。目前经批准的试点银行是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试点保险公司是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待试点工作进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他银行经批准也可以参与试点。
问:扶贫“财银保”的贷款申请人,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答: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能切实帮助扶贫对象发展,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和经营管理经验,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有抵御产业风险的基本能力,明确扶贫责任和帮带机制并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增收脱贫合同,安排贫困人口就业或承诺一定的固定回报,经当地县级扶贫办审核认可。
2、带动的扶贫对象必须为试点地区认定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带动户数与人数由当地县级扶贫部门认定。
问:扶贫“财银保”的贷款条件怎样? 答:扶贫“财银保”贷款以保单为担保,无需抵押。试点银行及保险公司根据精准扶贫项目实际资金需求、经营管理状况、还款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贷款与否及贷款额度。
扶贫“财银保”贷款期限根据扶贫产业项目生产周期确定,一般不超过1年。对于用途为大型农机具购置、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事林业、果业、茶叶等回收期较长作物种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贷款额度根据带动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户数等因素确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原则上按每帮扶1户贫困户5-10万元的额度申请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户数较多、申请贷款额度超过300万元的,由省级相关单位根据情况予以审查批准。
问:扶贫“财银保”的贷款成本是多少? 答:扶贫“财银保”贷款对融资成本也有控制,由银行贷款利息和保证保险保费两部分组成融资成本。银行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不得上浮。保险费率以保险公司在保险监管机关备案或核准的费率为基础,保费不高于贷款本息的2%,贷款发放时一次性支付。如遇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另行调整或从其规定。四、三大政策配套助推扶贫“财银保”
问:如何鼓励银行和保险公司积极参与扶贫“财银保”,同时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答: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偿机制。
省财政厅和省扶贫办发起设立精准扶贫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为试点业务开展提供风险保障。专项资金按照与贷款金额140的比例进行配置,初始规模总额从财政扶贫资金中安排不低于1000万元,专项资金具体使用按照省财政厅制定的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当贷款保证保险赔付率超出相应阈值时,由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根据赔付率超出的区间范围对保险公司和银行进行补偿。
第二,完善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政策。
对申请贷款保证保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利息和保险费用最高给予80%的补贴,补贴资金可从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中安排。
第三,完善特色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建立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保险奖补机制,支持贫困县在已开展的省级特色农业保险品种基础上,自主选择开展1-2个产业优势明显、农民参保需求强烈的特色农产品作为本地区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保险品种,省财政对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保险保费予以50%的奖补。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保险省奖补的有关政策省里将另行下文确定。
第二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2017年06月12日08:38 农产品期货网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系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形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与农业产业政策结合、与脱贫攻坚政策结合,形成比较完备的政策扶持体系,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完善利益分享机制,更好发挥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增加收入、建设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
(二)基本原则。——坚持基本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又不忽视普通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运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生产要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配置,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优化存量、倾斜增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业,既扶优扶强、又不“垒大户”,既积极支持、又不搞“大呼隆”,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设扶持政策措施,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率先实施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一二三产业融合,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
——坚持落地见效。明确政策实施主体,健全政策执行评估机制,发挥政府督查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形成齐抓共促合力,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基本形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和政策落实与绩效评估机制,构建框架完整、措施精准、机制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二、发挥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引导作用
(四)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支持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鼓励农民以土地、林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依法
组建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发展规模经营。培育多元化农业服务主体,探索建立农技指导、信用评价、保险推广、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公益性、综合性农业公共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农机作业、统防统治、集中育秧、加工储存等生产性服务组织。发挥供销、农垦等系统的优势,强化为农民服务。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建立产业协会和产业联盟。
(五)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路径提升规模经营水平。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提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普通农户连片种植、规模饲养,并提供专业服务和生产托管等全程化服务,提升农业服务规模水平。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群集聚发展,参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及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等建设,促进农业专业化布局、规模化生产。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形成一批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和乡村旅游基地,提高产业整体规模效益。
(六)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扩大就业容量,吸纳农户脱贫致富。总结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经验,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进一步完善订单带动、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防止被挤出、受损害。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户共同设立风险保障金。探索建立政府扶持资金既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竞争力,又增强其带动农户发展能力,让更多农户分享政策红利的有效机制。鼓励地方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数量和成效作为相关财政支农资金和项目审批、验收的重要参考依据。允许将财政资金特别是扶贫资金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后,以自愿入股方式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户共享发展收益。
(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形式提高发展质量。鼓励农户家庭农场使用规范的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记录,提升标准化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引导农民合作社依照章程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成员积极性,共同办好合作社。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大科技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鼓励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按照生产作业标准或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深入推进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示范服务组织、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创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三、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政策体系
(八)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力度,针对不同主体,综合采用直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委托、以奖代补等方式,增强补贴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加工流通、直供直销、休闲农业等,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公益性服务,建立健全规范程序和监督管理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林牧渔和水利等生产性服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服务平台,为周边农户提供公共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创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地方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落实农民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
(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小型项目,优先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作为建设管护主体,强化农民参与和全程监督。鼓励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投资土地整治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建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建仓储烘干、晾晒场、保鲜库、农机库棚等农业设施。支持龙头企业建立与加工能力相配套的原料基地。统筹规划建设农村物流设施,重点支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电商平台基础设施,逐步带动形成以县、乡、村、社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用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按农用地管理。各县(市、区、旗)根据实际情况,在建设用地指标中优先安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用地集约且需求大的地区,适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优先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生产经营。允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法依规盘活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新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奖补。
第三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指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和新挑战,保障农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就是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着力在“统”和“分”两个层次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实现“两个转变”。
专业大户
农机专业服务大户的主要特点:具有强烈的科技兴机理念。具有坚定的依机致富信念。具有优秀的服务农民的品质。
农机大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组织化程度不高,信息来源少 二是文化水平偏低,应用能力差 三是发展极不均衡,行业差距大
加快农机专业服务大户发展对策和建议:
1、统一思想认识,牢固确立农机专业服务大户的主体地位 2、建立扶持机制 3、突出培育重点。4、完善信息服务 5、启动培训工程 6、维护合法权益
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发展的现状
1、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增长
2、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3、劳动者报酬和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
4、各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
乡镇企业发展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资金紧张,融资困难
2、技术相对落后
3、员工素质不高,优秀人才缺乏
4、管理水平不高,效率低下
5、信息化建设滞后
推进新时期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拓宽乡镇企业融资渠道
2、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改善人才管理机制
4、提高乡镇企业管理水平
5、促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
6、乡镇企业信息化建设步伐要加快
7、加强领导,健全监督机制
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分析:土地流转困难;生产资金不足;家庭农场界定缺乏统一标准;家庭农场经营结构单一;家庭农场主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协作互进建设;尽快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促进家庭农场经营结构的多样化;提升农场主的综合素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家庭农场的优势特点
1、家庭农场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
2、家庭农场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农业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克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弊端,商品化程度高,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农产品。
3、家庭农场比一般的农户更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更易于政府监管。推广难题:
1、中国对家庭农场缺乏清晰的定义。
2、难以得到相应的扶持政策,缺乏更新设备和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
3、融资难
4、土地流转不规范,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租地规模。
实施建议:
1、探索建立注册登记制度,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逐步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2、对符合以上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给予政策扶持,同时接受行政部门的管理与监督。
3、加紧落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
4、应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引入事前准入审核、事中监督管理诸机制,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保护流转双方的权益。
家庭农场经营存在的问题
主体地位不明确
经营缺乏统一规划
经营需要政策的扶持
资金来源需要改善
经营风险管理有待提高
经营急需人才
经营缺乏配套措施
对策:
1、政府层面:第一,赋予家庭农场法律地位、市场地位,使得家庭农场“三位一体”。
第二,进行统一规划。
第三,制定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
2、家庭农场行业层面:第一,我国目前已经有农民合作社,这是一种家庭农场抱团的形式,也为家庭农场行业日后行业组织建立的雏形。第二,家庭农场可以成立一些专业的服务性公司。第三,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产业链利润的分享。第四,通过特色化经营和控制同业数量,弱化同业竞争。第五,发展非农业项目。
3、家庭农场层面
第一,强化家庭农场主自身素质。第二,引入技术人才。第三,实现市场化运营。
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之一,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的产业组织形式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㈠是组织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㈡是以种养业为主,深加工不足。㈢是以提供服务为主,利益共享不足。㈣是发展环境仍不宽松,做大做强十分困难㈤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对合作社认识不到位。合作社管理不规范。合作社的社员素质不高。合作社资金运转困难。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要采取切实措施
第一,坚持标准,重视质量。第二,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保专业合作社的各项活动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第三,加强指导,用好扶持政策。第四,加强监督 真正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权力和权利 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权 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的职能
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实体的税费负担问题 解决运作支撑力度不足的问题
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人才缺乏问题 对如何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议
制定激励发展措施
强化规范化建设)强化科技特色
健全部门机制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第四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培育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36-06
自2007年中央政府颁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以来,经过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快速发展。这不仅使国家忧虑的因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荒芜化和经营粗放化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而且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获得进一步提高。但此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效果发挥。对此,学界及时予以揭示,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各级政府也适时采纳了部分建议,矫正了相关政策。政府和学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格局,对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笔者近年在安徽省、甘肃省永登县和河南省鄢陵县不同时期的调研显示,部分学者提出的、已被各级政府采纳和正在疾呼采纳的一些观点及建议非常值得商榷。本文以上述调研所获资料为主要依据,就这些观点及建议做一深入分析,辨清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矫正,以供各级政府参考。
一、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
在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学界对工商资本创办的农业企业(下文简称“工商资本农企”)的批评最多,以赵俊臣[1]和马九杰[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建言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他们认为此类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中央政府认可他们的这些观点,以致把对此类农企的培育政策从2007年的“支持”修改为2013年的单独探索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再到2014年的不再提及。地方政府遵从中央政府法令,对相关政策也做了如此修改。
但对于上述批评理由,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下[3],个体小农、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目前也造成了较严重的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如鄢陵县许多个体农民和养殖大户在其承包、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花卉苗木、修建猪鸡舍和餐厅,一些个体农户在其承包耕地上单独建房,有的在其作为股份的承包耕地上合伙共建(小产权)住宅房。在永登县,种养大户和农民合作社在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油葵、食葵、娃娃菜、蚕豆和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地唯一的家庭农场――农杞农场2012年在其租入的230亩种粮水浇地上也并未种粮,种植的全部是枸杞、樟子松和竹柳等。表面上看,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单个的非粮化、非农化农地面积比单个工商资本农企要小很多,但庞大基数加起来的面积就很大,并不少于后者之和。粗略估算,到2013年3月,永登县农地流转面积较大的大同镇、龙泉寺镇和柳树乡3个乡镇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非粮化面积比工商资本农企的非粮化农地面积还要多,前者之和(1624万亩)比后者之和(118万亩)高出05万余亩。可见,农地经营非农化和非粮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种植经济作物和苗木、养殖牲畜及经营非农产业比种植粮食作物、经营农业收益更高,因此所有理性的农地承包者和租入者都愿意选择非粮、非农经营行为,并非仅是发生在工商资本农企身上的特有现象。因此,以非粮化和非农化为理由,在建议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时,还应重视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
二是工商资本农企对所租农地的经营主要是非粮化,但无论是种植蔬菜药材、花卉苗木和青储饲料,还是建筑圈舍养殖畜禽等,无疑都使我国因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大规模农地撂荒和经营不善的状况得到改变,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并为农民提供了农地出让金收入和大量就业岗位。如永登县大同镇许多农户的山旱地,由于雨水缺乏和无法灌溉,长期被废弃,不能创造一点价值;但这些农地后来被东方天润玫瑰种植有限公司、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和介实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租入、复耕,种植玫瑰、药材、蔬菜和葵花等,不仅每亩每年至少为这些农户提供了20~300元不等的地租收入,大幅促进了大同镇农业发展,而且为他们创造了20余个长期工和200余个短期工的就业岗位。这些利好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主流效应。尽管有人批评一些企业为租得农地,与村干部串通,强迫农民出租农地,以致造成了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的现象,但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被不适度挤占的现象却很少发生。因为被大规模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虽然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租入而被大量开发,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对农民的吸纳又造成了大量新的农地被撂荒和经营不善,以致当前仍有大量被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亟待出租,它们足以供工商资本农企和个体农户租入,前者并不需要通过与后者激烈竞争来租入农地。故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非主流效应,所以说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总体效果当前仍是利大于弊。
同时对于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建议,笔者也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一方面,利用工商资本直接创办农业企业,他们的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要被规范、监管,但如果工商资本所有者以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躯壳进入,那么他们的租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是否应受到规范、监管?如果否,许多工商资本就会不再直接创办农业企业,而是借此渠道进入,导致无从监管。如果是,国家需把所有租地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资本来源查探清楚,看其是否为工商资本,否则无法规范、监管。但查探他们资本来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比直接监管他们的非粮化、非农化经营行为为高。另一方面,租地者从金融机构(银行、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及其他工商业者处借贷,进行非粮化和非农化经营,其资本来源的产业属性是否属于工商业呢?如果否,因为这些工商业者提供的借贷资本是非粮化和非农化的租地者维持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租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租地者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就仍会继续乃至会扩大。如果是,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使用,在需付较高借贷利息和土地租金的前提下,租地者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不会以它们来经营利润率较低的粮食种植或农业,而是会停止租地,这样就无法解决我国大规模农地被撂荒问题。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应谨慎接受一些学者提出的“工商资本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的观点以及基于此而提出的“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建议;而应在政策中重新确立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继续把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以培育,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
国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涉及在乡小农者就是对广大农户的规定。在规定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奖励补助、贷款支持、税收优惠、项目倾斜和配套辅助设施用地指标单列等扶持措施时,国家仅在培育政策颁布初期规定对他们实施各种培训,“努力”将其培养为现代农业经营者,此后就不再提及。各级政府在此期间颁布的政策基本与此一致。有些官员说,2007年以后各级政府颁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有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班人的规定是对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定的替代。而这两种规定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在乡农民的农业经营能力,后者是为把未富裕的在乡小农培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者。当前安徽各地农委举办的新型农民培训班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前者而非后者作用对象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家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支持力度很弱。
这一政策使在乡小农的土地经营成本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高。譬如仅就财政奖补来看,2011年永登县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被县政府奖补15万元,平均每亩补贴30元,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经营成本比原来又提高了75%;2013年宿州市按照《宿州市促进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建设市级财政扶持资金实施细则》规定,对连片流转土地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每亩奖补200元,连补三年,相当于此后三年内在乡小农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经营成本又提高了101%。这样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销售非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同质农产品时,有了更多降价空间,在乡小农被迫随之降价,其营农纯收入进一步受到挤压,以至因为不足以支撑其家庭消费支出而经营破产,只能把农地出租给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弱力度的支持也相当于使在乡小农的单位土地纯收益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低。如惠农公司获得的奖补,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纯收益比原来又下降了28%;宿州市家庭农场获得的奖补,相当于三年内其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纯收益直接下降了1265%。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
对于上述诸问题,目前少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培育和扶持建议。相反,贺雪峰等学者却提出了保卫在乡小农的建议[4]。保卫在乡小农的最可行方法是,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降低他们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提高单位土地的纯收益,使所获农业收入足以维持其持续经营农业和家庭消费之需。但即使不考虑二孩、二胎政策的影响,到本世纪中期我国仍将会有2亿多、以分散经营土地的个体在乡小农为主的农民[5],国家财政很难负担起如此庞大人数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收益补贴。而且这种措施也会扭曲农产品市场,不利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在乡小农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和集约化经营农业。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不对在乡小农进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培育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建议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的教育培训力度[6],对集约化经营成绩突出的在乡小农依据单位土地的纯收益高于同类经营者平均状况的程度,优先给予不同程度的生产贷款,同时在贴息、税收优惠及项目倾斜等方面予以支持,并对其租地扩大再生产行为予以一定的土地租金补贴,优先协调配套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道路等,以此推进和引导其向新型农业职业农民转化,使其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主要力量。同时鉴于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后,受土地经营规模较小限制,在乡小农的农业生产经营必定会产生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现象,这时国家应发挥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应,促使其向合作化道路上发展,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收益。
三、消减、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
农民合作社自2006年被国家再次立法发展至今,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明确规定要采取安排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放、允许持有和管护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增加发展资金、补助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建和农产品加工业、贷款贴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广泛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和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等措施,扶持其发展壮大。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如安徽省2010年和2012年颁布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和《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分别制定了“扶持措施”和“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环境”一章;合肥市制定的《200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工作方案》,设置了“加大扶持力度”的内容。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加。如安徽省2007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者为5 379家[7],发展到2012年底已达 293 万家[8],平均每年增加约4 784家,年增长率接近89%。
对于上述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高建中[9]、秦红增等[10]、廖克勤[11]和彭春凝[12]等从发展影响因素、内部管理尤其是内部利益分配、产品营销和法律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扶持力度及这些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研究在实证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笔者在2009年以来,多地多次对不同规模农民合作社发展进行了调研(如2009年在安徽省颍上、肥西和青阳3县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2013年对甘肃省永登县多家较大规模农民合作社的实地访谈,2014年在安徽省颍上、利辛、??桥和当涂4县做了小规模问卷调查,2015年对安徽省宿州市1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访谈),未见过一件真正的合作社与社员间因公共财产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各级示范社中很多都是挂名合作社。一些学者实证研究引用的合作社不少都是“皮包”合作社[13],即社长实名、社员挂名。所以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不够。
探究上述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这些扶持使许多企业带头人、农村种养大户和经纪人、村干部看到了政府扶持的带来的好处。他们为得到各级政府培育政策提供的各项奖补、优惠和项目支持,就积极组建了许多自己任社长、向其出租土地的农民及相熟的农民挂名社员的合作社。这有违国家补贴、扶持农民合作社的初衷。
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削减培育政策中对农民合作社的部分扶持内容,即取消对示范社的奖励、贷款贴息和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和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的补助,对初建社的补助,对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等服务的财政资金安排,压缩皮包合作社投机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空间,避免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同时把增加发展资金、税收和贷款优惠、水电非农土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使用优惠、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费减免等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由农民合作社扩展到个体在乡小农,使前者所获政策优惠等于其社员入社前作为个体小农身份所获这些政策优惠的加总,提高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内聚力,促进其健康发展、壮大。此外,可在培育政策中增加“同等条件下,农村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技推广等国家支持和发展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优先委托和安排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示范社承担”和“积极面向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社员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晋升技术职称培训”内容,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与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
家庭农场是国家2012年底才在中央一号文中提出要培育的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且是被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在一起描述的一句话,即“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但农业部在据此一年多后的2014年2月界定其定义时说,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有此类农业经营主体877万个。这比此时被国家扶持发展多年的农民合作社数量(689万家[14])还多188万个。在此政策公布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做出界定前,姜波[15]、漆彩凤[16]、王振和李凡[17]等学者就调研发现了大量家庭农场,并提出了政府应出台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支持等建议。然而此期间以家庭农场名义营农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在县域内乃至全国都不是很大。笔者在此政策公布前的多年考察中,也仅见过上文所提的农杞农场一家。因此,这些短期内突然大规模出现的家庭农场绝大多数都不会是新建的,只是对某农业经营主体称呼的改换。
事实确实如此。已出台的各级政府家庭农场判定标准显示,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水产养殖数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被作为主要标准。如安徽省《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规定,种植业需“粮油集中连片规模在200亩以上,设施蔬菜(含瓜果)达到20亩以上,露地蔬菜达到200亩以上”,畜牧业需“生猪年出栏达到1 000头以上,羊年出栏达到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50头以上,家禽年出栏10万羽以上”,水产养殖业需“规模养殖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等。许多学者的观点也都与此相同,只是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需达到的规模(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限上有不同意见。如刘奇认为:“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18]由此可说,当前的家庭农场仅是各级政府和一些学者把既往种养大户中其认为生产经营已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的农户家庭划拨出来,冠之以家庭农场的称呼而已。
如此,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在经营方式定位上就无差异了,都是规模经营,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单独进行政策制定和研究。也许一些学者会坚持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因为前者还侧重集约化经营。其证据就是农业部(农经发〔2014〕1号)界定家庭农场定义时规定,“从事集约化农业生产”是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之一;以及许多地方政府把年产值和人均收入状况列为判定家庭农场的标准之一。但农业部并没有把集约化列为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地方政府制定的年产值和人均收入标准也不能体现出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特性。如安徽省规定一般家庭农场的年收入标准:“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其成员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40%以上”,这些收入的实现单纯依靠规模经营就可以,无需集约化经营;《宿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种植行业粮油生产类小型家庭农场的年产值及收入标准:“年产值20万元以上,纯收入5万元以上”,也即每亩土地的最低年产值为2 000元和最低年纯收入为500元,前者是连在乡小农进行小麦玉米轮作都会达到的产值,后者与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基本相同。同时众多国外研究也表明:“历史上,农场规模和类型似乎不是一个决定技术进步和业绩的关键要素”“在表明一种特定类型的农场(小的或大的,家庭农场或公司农场)在结构上优于其他农场这点上,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19],那么我们又有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绩效上家庭农场优于种养大户、大家庭农场优于小家庭农场,进而制定政策把家庭农场从种养大户中分离出来并予以重点培育以及把其细分为大小不同类型呢?
但既然现在家庭农场被从种养大户中划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那么国家就有必要在关于其的培育政策中把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加以清晰界定,为各级政府培育其廓清方向[20]。毋庸置疑,当前各级政府和学界普遍承认,家庭农场是比种养大户土地经营面积或养殖规模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据此可说,家庭农场建立初期就具备以下能力: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新技术,通过规模经营获得较高资本积累;而种养大户因为由在乡小农直接转变而来,又因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的扩大把其通过多年小农集约经营而积累起来的资本消耗得所剩无几,无力再购买先进机械设备和农业新技术进行集约经营。故国家应把种养大户定位为通过粗放式规模经营来获利的农户家庭,即单个农户无论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多大,只要其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与农民合作社相差不大就属于种养大户。大力积极培育这些种养大户,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应对今后我国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土地大规模撂荒问题。家庭农场虽然也是农业规模经营者,但国家应借助其在资本、机械和技术上的优势,促使其主要进行集约化经营,把其定位为规模经营下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以解决我国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产出率不高问题,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对家庭农场的定位,各级政府应在坚持其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养殖数、水产养殖面积达到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的前提下,制定其集约化经营指标即其土地或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高出种养大户的比例(至少在05以上),作为判定其的主要标准,以促使其向集约化农业方向发展。此外,他们还应取消对其直接进行财政资金奖补的扶持政策,积极实施同等条件下其优先参与、承担农业高新科技示范项目、高新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工程等高新农业发展项目的间接扶持政策,促使其发展成为通过自我积累、逐步扩大、能力不断提升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政府扶持、自我经营能力很弱的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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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_现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_现状
以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深入了解这类农业“精英群体”的现状特征与政策需求,对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2009年4月19日至5月28日,“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研究”课题组的12名研究人员,分赴浙江10个县(市、区)、36个镇(乡)、96个村,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现将此次调研的主要结果反映如下。
一、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特征
目前,我省农业经营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一般的小农经营主体外,出现了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分天下”的新格局。其中,从专业合作社的增长数量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这一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已呈现出超过其他两类经营主体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还探索出了“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符合当地实际需要和产业特点的经营组织形式,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多样化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正在得到不断的发展。调查还表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个体特征、就业及培训经历、土地经营规模及流转、生产技术水平、产品销售渠道、信息服务方式、生产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自身的特征。总的来说,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基本上摆脱了传统分散经营农户的发展困境,而且也展现出了年轻化、知识化、组织化、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信息化、企业化等特征,他们在我省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核心、示范与辐射作用。
二、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需求。
1、关于金融信贷方面的政策需求
(1)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授信担保的政策需求
按照目前的相关规定,农民申请贷款必须要由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或相关部门提供授信担保,而这对于一般的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刚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农业专业大户来说,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农民通过村委会进行贷款担保,或以合作社在上下游生产供应链中的地位、作用、身份等名义提供贷款担保。实际上,从农民的社会信用归属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更加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2)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手续简化的政策需求
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农业贷款手续还显得过于繁琐,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原因,他们的贷款成本很容易因为贷款手续的繁琐而大幅增加。因此,在全省范围内出台简化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手续的扶持政策,对于那些距离县城较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农业生产资金贷款利息优惠的政策需求
调查表明,在绍兴、嘉善、余杭等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地方政府已出台了一些
针对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利息优惠政策,例如县(市、区)财政直接将一笔专项扶持资金划入当地信用社的账户,专门用于补贴农业项目贷款的利息优惠。但是,在松阳、常山、苍南等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区),由于地方财政实力较弱,几乎没有任何用于农业贷款利息优惠的专项扶持资金。因此,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农业生产资金贷款利息补贴的财政扶持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2、关于农业配套设施用地方面的政策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解决设施用地”列为第④、第②和第③位的重要政策需求,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办公管理用地需求
随着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大,日常业务管理、召开会议、产品分级包装、储运、设备安放等方面的业务越来越频繁,并且需要有相应的场地才行。尽管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浙委办[2005]73号),已经要求对合作社的相关配套设施用地需求可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例如,杭州余杭区余杭茶叶合作社的负责人就反映,他们因为无法在茶山上建造用于茶叶包装的临时用房,只能取消了购入数台大型茶叶烘干、包装设备的计划。(2)农机服务主体的农机设备存放用地需求
上规模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或专业大户一般都拥有数十台的农机设备,实践中,这些设备的存放用地问题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进而制约了这类服务主体的发展。例如,成立于2005年的鄞州区五产镇力邦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非常好,但却苦于没有足够的仓储用地而不敢贸然扩大服务规模。据该合作社负责人反映,当地的一些农机具因为没有足够的存放用地,只能露天随意摆放,这就大大地减短了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3)粮食生产主体的粮食仓储用地需求
与农机服务主体的用地需求类似,上规模的粮食生产主体在粮食烘晒期间、粮食销售之前都需要仓储用地,而且,与农机仓储用地相比,粮食仓储用地还需要有防潮、防火、防盗等方面的要求,所以仓储用地的选择余地很小,用地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例如,据苍南县马站镇的粮食种植大户施成钏反映,去年他生产的粮食中有1/3需要长时间的仓储,迫不得已,他只能临时租用了一个大型仓库,增加了5000多元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粮食生产积极性。(4)鲜活农产品生产主体的冷库建设用地需求 种植保存时间较短的水果或养殖海鲜产品的经营主体对于冷库建设用地的需求比较强
烈,但是这类用地比起一般农业配套“临时用地”的审批更难。另外,由于冷库的建设还涉及到用电、用水设施的安排等,各种审批手续也更加复杂。例如,温州的状元杨梅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就反映,由于没有冷库等保鲜储藏设施,杨梅的采摘和销售时间就不得不缩短,进而大大影响到杨梅的销售价格和收入。(5)淡水养殖经营主体的设施用地需求
养殖鳖类、观赏鱼等需要保温、引水等设施的经营主体,对于养殖设施用地的需求也非常强烈,这些设施的建造必然需要硬化一部分河塘水面,而这些做法对于土地管理部门来说都是不被允许的。例如,松阳县老伟甲鱼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扩大养殖规模的过程中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申报、审批,他们还是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批复。
3、关于农业科技推广和疾病防疫技术方面的政策需求
专业大户和合作社负责人分别将“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列为第③和第④位的政策需求,并且特别强调在农业科技推广和疾病防疫技术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扶持政策。而且,提出这方面政策需求的经营主体主要集中在对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水产养殖业和对疾病防疫要求较高的畜牧产业。例如,松阳县的一位养猪专业大户反映,他所在乡镇现在只有一位已经临近退休年龄的老畜牧兽医员,生猪疾病防疫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而由于该镇的养猪大户较多,一旦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建议在养殖规模较大的片区建立疫病信息观察点,定期向上级防疫部门提供信息,以便及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疾病防疫工作。此外,目前的畜牧区还存在一些倒卖死猪、病猪的交易黑市,这些流入市场的坏猪肉很容易引发更多的传染病,并危害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此,养殖大户们还建议上级畜牧防疫部门建立定期低价收购死畜、病畜的制度,并就地集中消毒焚烧,力争将疫病的传播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关于土地流转服务方面的政策需求
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土地流转服务”列为第⑥、第⑥和第⑧位的政策需求。尽管土地流转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样,但是土地流转的纠纷仍普通存在,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5、关于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需求
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农业保险”列为第⑦、第⑦和第⑤位的政策需求。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自然风险较大的粮食作物、投资周期较长的香榧等特种经济作物以及疫病风险较大的畜、禽、水产品等行业,而目前的相关政策只规定了种猪和作物果实可以作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对象并获取政府的相关配套补助资金。对于企业化运作的保险公司来说,农产品保险的回报率太低,甚至存在巨大的亏损风险,所以他们通常都缺乏为农产品提供保险服务的内在动力。我们认为,至少对于粮食、猪肉等重要农畜产品来说,政府应当为其参与农业保险提供必要的扶持政策。
6、其他方面的政策需求
关于特种农产品的专项扶持政策需求。不少经营主体对特种农产品生产很感兴趣,但是却苦于缺乏相关的专项扶持政策。例如中药材,因其特殊的药物用途和生长环境,一些地区的农户在申请组建中药材合作社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工商登记、药品监管、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在对中药材这类特殊农产品的认识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例如,余杭区鸬鸟镇仙佰坑中草药专业合作社和和苍南县玉龙中花材专业合作社都遇到了注册登记、生产许可、产品监测等方面的困难。因此,这类经营主体对于特种农产品的专项扶持政策需求特别强烈。
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零散的政策需求,主要是:(1)农机设备目录更新的政策需求。目前政府提供的可以给予补贴的农机设备购置目录,还无法满足一些在特殊土地类型,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户购买需求。(2)农业用电价格优惠政策需求。在一些农业开发项目中,还普遍存在按工业用电价格收取农业用电费用的情况。(3)农产品税收优惠的政策需求。在与超市或工商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时,农产品的税收优惠范围及具体额度还不够明确,相关政策执行上也存在很大难度。(4)农资价格、品牌、质量等监督的政策需求。农资价格波动较大、农资品牌鱼目混珠、农资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首先,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为我省农业结构的优化、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农民收入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但相关制度与政策的不完善和不到位,对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是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
其次,传统的农业用地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将农产品加工、农产品仓储、合作社办公等用地纳入农业用地范畴,予以支持。
再次,调查表明,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具体身份来源主要涉及五大类,即“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种养能人”、“农村干部带头人”。尽管他们都有条件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他们的个体特征、创业背景以及优势劣势却不尽相同。因此,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中,应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为上述五类群体提供与其相适应的创业条件,并且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1、从长远发展角度看,要重点扶持“年富力强”的经营主体
“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是“年富力强”的农村创业者群体的代表。尽管他们在社 会实践经验、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学习能力,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希望。这类主体的成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最关键的是,他们都还很年轻,再过若干年,当那些年长的经营者不再从事农业时候,他们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因此,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应重点扶持这两类“年富力强”的经营主体,要研究农业进入机制,为他们进入农业提供便利,鼓励他们组建合作社或注册成立公司,并为他们提供物质条件方面的补贴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2、从经济效益角度看,要大力扶持“强效辐射”的经营主体
由于在生产资本、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家”是最有经济带动效应和辐射作用的经营主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投资或开发的项目规模比较大、科技含量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因而对周边农户或相关产业农户的带动效应比较大。因此,从现实经济效益角度看,政府应大力扶持这类经营主体,为他们提供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龙头企业。当然,由于农业投资项目涉及面比较广,与资源环境联系紧密,政府应及时掌握他们的运行情况,在扶持的同时,要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和损害农户利益等事件发生。
3、从社会效益角度看,要积极扶持“土生土长”的经营主体
农村种养能人和农村干部带头人一般是来自于传统农户,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的转型与发展不仅对现代农业发展,而且对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组织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们的出现,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又可以维系一大批农业经营者的热情。因此,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政府应当特别关注这类“土生土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要鼓励他们发展成为特色专业大户,或者鼓励他们组建能够吸纳分散小农的合作社,并为他们提供包括信贷、技术、保险、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