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政策体系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

第一篇：充分发挥政策体系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体系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完善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系统，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4月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支持体系、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绩效考核评估制度等政策制度基本形成。充分发挥政策体系

l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提高全社会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性认识

提高全社会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政府的培育引导作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营造全社会重视、支持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良好氛围，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前提。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构建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亟需引导扶持，在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多路径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多形式提高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科学认识新型经营主体和家庭承包户的关系，家庭承包经营仍将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大量的家庭承包户仍然会长期存在，作为自给性生产的承包农户，同时也为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承包户是其他主体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每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都离不开承包户的支持，而承包?r户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新型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可以为家庭承包户提供生产各环节的服务，从而推动承包户生产方式的转变。然而，随着农村全面改革的推进，小规模农户将逐渐减少，个体农户会逐步成长为家庭农场，这也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由之路。充分发挥政策的扶持激励作用，健全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政策体系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设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财政贴息、涉农补助、财政奖补等形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生产服务性设施、进行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逐渐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按照“谁种出，谁受益”的原则，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优先扶持示范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将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达到要求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奖励。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用电给予优惠用电价格。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形成多元化农业投入新格局。创新金融支农机制，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资金供给。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对符合条件的简化审批流程，确定灵活的贷款期限，对信用等级高的实行优先贷款。扩大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抵押贷款试点范围，推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产抵押担保贷款等信贷产品。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险种，提高保费补贴标准，发展商业性、互助性农业保险，提升风险保障。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营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各级政府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登记管理。建立健全合作社、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备案制度，各级农业（农村经济）部门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时开展指导服务，科学分类建档，建立健全新型经营主体的动态监测和降级退出机制，对新型经营主体要分类进行建档备案，以此作为享受扶持政策的基本依据。对示范作用更加明显的，积极推荐为上一级的示范性新型经营主体，不具备示范性作用的，应考虑降级或退出。强化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依法兴农护农治农，完善相关法规，确保农村改革与立法衔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深化农业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顺综合执法与行业执法职能，加大农业综合执法力度，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诚信守法生产经营。梳理相关部门的涉农政策，增强各项支农政策之间的灵活性、时效性、衔接性，确保各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建立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发挥保险政策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引导作用

发挥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这是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发力点，也是助推农业提质增效、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落脚点。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角度讲，保险政策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引导作用，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多路径提升规模经营水平作为重点内容和主攻方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保险政策，以新理念、新技术，探索新产品、新途径，最大程度提升保险政策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引导作用。发挥“保险+政府”合力，保险收入或理赔由保险和政府共同分担，不仅确保政策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还能够有效撬动社会资源，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开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试点，丰富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工具。运用保险、银行、政府“风险共担”机制，打通金融扶贫链条，解决农村信贷风险高、信贷机构放贷意愿不足导致的“血脉不通”难题.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通过经营权流转等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保障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人才供给

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扶贫、教育、科技等部门培训资源，以种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返乡农民工农村复转军人等为重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培育一批懂生产、会经营、有技能的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广校、农技校、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合作，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设计培训内容、形式，安排培训场地。构建由农业、人社、扶贫、教育部门组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实际的培育制度和培育政策，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适合成人特点的技术技能培训、各种政策扶持等物质帮助，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劳动力给予政策帮扶，加大这些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这一弱势群体尽快脱贫致富。让想务农、有经验的“老农”转变观念提升技能，提高了科学种田的能力和水平，成为稳粮增收的基础力量。让能创新、敢创业的“新农”，将现代经营理念及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引入农业，成为推动种养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力量。让高学历、有情怀的“知农”快速成长，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政府要支持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技术专利、“三品一标”认证、进行品牌创建，通过财政奖补给予适当奖励。加快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应用农业物联网和电子商务。探索通过奖补等方式，引进各类职业经理人，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找准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用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积极做好成果转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新华社，2017.06.21

[2]农业部部长韩长斌解读《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新华社，2017.07.11

第二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培育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36-06

自2007年中央政府颁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以来，经过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快速发展。这不仅使国家忧虑的因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荒芜化和经营粗放化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而且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获得进一步提高。但此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效果发挥。对此，学界及时予以揭示，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各级政府也适时采纳了部分建议，矫正了相关政策。政府和学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格局，对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笔者近年在安徽省、甘肃省永登县和河南省鄢陵县不同时期的调研显示，部分学者提出的、已被各级政府采纳和正在疾呼采纳的一些观点及建议非常值得商榷。本文以上述调研所获资料为主要依据，就这些观点及建议做一深入分析，辨清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矫正，以供各级政府参考。

一、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

在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学界对工商资本创办的农业企业（下文简称“工商资本农企”）的批评最多，以赵俊臣[1]和马九杰[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建言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他们认为此类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中央政府认可他们的这些观点，以致把对此类农企的培育政策从2007年的“支持”修改为2013年的单独探索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再到2014年的不再提及。地方政府遵从中央政府法令，对相关政策也做了如此修改。

但对于上述批评理由，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下[3]，个体小农、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目前也造成了较严重的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如鄢陵县许多个体农民和养殖大户在其承包、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花卉苗木、修建猪鸡舍和餐厅，一些个体农户在其承包耕地上单独建房，有的在其作为股份的承包耕地上合伙共建（小产权）住宅房。在永登县，种养大户和农民合作社在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油葵、食葵、娃娃菜、蚕豆和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地唯一的家庭农场――农杞农场2012年在其租入的230亩种粮水浇地上也并未种粮，种植的全部是枸杞、樟子松和竹柳等。表面上看，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单个的非粮化、非农化农地面积比单个工商资本农企要小很多，但庞大基数加起来的面积就很大，并不少于后者之和。粗略估算，到2013年3月，永登县农地流转面积较大的大同镇、龙泉寺镇和柳树乡3个乡镇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非粮化面积比工商资本农企的非粮化农地面积还要多，前者之和（1624万亩）比后者之和（118万亩）高出05万余亩。可见，农地经营非农化和非粮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种植经济作物和苗木、养殖牲畜及经营非农产业比种植粮食作物、经营农业收益更高，因此所有理性的农地承包者和租入者都愿意选择非粮、非农经营行为，并非仅是发生在工商资本农企身上的特有现象。因此，以非粮化和非农化为理由，在建议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时，还应重视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

二是工商资本农企对所租农地的经营主要是非粮化，但无论是种植蔬菜药材、花卉苗木和青储饲料，还是建筑圈舍养殖畜禽等，无疑都使我国因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大规模农地撂荒和经营不善的状况得到改变，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并为农民提供了农地出让金收入和大量就业岗位。如永登县大同镇许多农户的山旱地，由于雨水缺乏和无法灌溉，长期被废弃，不能创造一点价值；但这些农地后来被东方天润玫瑰种植有限公司、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和介实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租入、复耕，种植玫瑰、药材、蔬菜和葵花等，不仅每亩每年至少为这些农户提供了20～300元不等的地租收入，大幅促进了大同镇农业发展，而且为他们创造了20余个长期工和200余个短期工的就业岗位。这些利好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主流效应。尽管有人批评一些企业为租得农地，与村干部串通，强迫农民出租农地，以致造成了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的现象，但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被不适度挤占的现象却很少发生。因为被大规模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虽然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租入而被大量开发，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对农民的吸纳又造成了大量新的农地被撂荒和经营不善，以致当前仍有大量被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亟待出租，它们足以供工商资本农企和个体农户租入，前者并不需要通过与后者激烈竞争来租入农地。故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非主流效应，所以说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总体效果当前仍是利大于弊。

同时对于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建议，笔者也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一方面，利用工商资本直接创办农业企业，他们的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要被规范、监管，但如果工商资本所有者以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躯壳进入，那么他们的租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是否应受到规范、监管？如果否，许多工商资本就会不再直接创办农业企业，而是借此渠道进入，导致无从监管。如果是，国家需把所有租地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资本来源查探清楚，看其是否为工商资本，否则无法规范、监管。但查探他们资本来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比直接监管他们的非粮化、非农化经营行为为高。另一方面，租地者从金融机构（银行、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及其他工商业者处借贷，进行非粮化和非农化经营，其资本来源的产业属性是否属于工商业呢？如果否，因为这些工商业者提供的借贷资本是非粮化和非农化的租地者维持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租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租地者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就仍会继续乃至会扩大。如果是，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使用，在需付较高借贷利息和土地租金的前提下，租地者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不会以它们来经营利润率较低的粮食种植或农业，而是会停止租地，这样就无法解决我国大规模农地被撂荒问题。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应谨慎接受一些学者提出的“工商资本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的观点以及基于此而提出的“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建议；而应在政策中重新确立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继续把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以培育，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

国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涉及在乡小农者就是对广大农户的规定。在规定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奖励补助、贷款支持、税收优惠、项目倾斜和配套辅助设施用地指标单列等扶持措施时，国家仅在培育政策颁布初期规定对他们实施各种培训，“努力”将其培养为现代农业经营者，此后就不再提及。各级政府在此期间颁布的政策基本与此一致。有些官员说，2007年以后各级政府颁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有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班人的规定是对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定的替代。而这两种规定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在乡农民的农业经营能力，后者是为把未富裕的在乡小农培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者。当前安徽各地农委举办的新型农民培训班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前者而非后者作用对象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家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支持力度很弱。

这一政策使在乡小农的土地经营成本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高。譬如仅就财政奖补来看，2011年永登县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被县政府奖补15万元，平均每亩补贴30元，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经营成本比原来又提高了75%；2013年宿州市按照《宿州市促进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建设市级财政扶持资金实施细则》规定，对连片流转土地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每亩奖补200元，连补三年，相当于此后三年内在乡小农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经营成本又提高了101%。这样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销售非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同质农产品时，有了更多降价空间，在乡小农被迫随之降价，其营农纯收入进一步受到挤压，以至因为不足以支撑其家庭消费支出而经营破产，只能把农地出租给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弱力度的支持也相当于使在乡小农的单位土地纯收益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低。如惠农公司获得的奖补，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纯收益比原来又下降了28%；宿州市家庭农场获得的奖补，相当于三年内其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纯收益直接下降了1265%。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

对于上述诸问题，目前少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培育和扶持建议。相反，贺雪峰等学者却提出了保卫在乡小农的建议[4]。保卫在乡小农的最可行方法是，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降低他们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提高单位土地的纯收益，使所获农业收入足以维持其持续经营农业和家庭消费之需。但即使不考虑二孩、二胎政策的影响，到本世纪中期我国仍将会有2亿多、以分散经营土地的个体在乡小农为主的农民[5]，国家财政很难负担起如此庞大人数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收益补贴。而且这种措施也会扭曲农产品市场，不利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在乡小农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和集约化经营农业。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不对在乡小农进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培育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建议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的教育培训力度[6]，对集约化经营成绩突出的在乡小农依据单位土地的纯收益高于同类经营者平均状况的程度，优先给予不同程度的生产贷款，同时在贴息、税收优惠及项目倾斜等方面予以支持，并对其租地扩大再生产行为予以一定的土地租金补贴，优先协调配套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道路等，以此推进和引导其向新型农业职业农民转化，使其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主要力量。同时鉴于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后，受土地经营规模较小限制，在乡小农的农业生产经营必定会产生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现象，这时国家应发挥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应，促使其向合作化道路上发展，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收益。

三、消减、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

农民合作社自2006年被国家再次立法发展至今，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明确规定要采取安排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放、允许持有和管护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增加发展资金、补助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建和农产品加工业、贷款贴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广泛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和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等措施，扶持其发展壮大。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如安徽省2010年和2012年颁布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和《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分别制定了“扶持措施”和“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环境”一章；合肥市制定的《200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工作方案》，设置了“加大扶持力度”的内容。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加。如安徽省2007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者为5 379家[7]，发展到2012年底已达 293 万家[8]，平均每年增加约4 784家，年增长率接近89%。

对于上述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高建中[9]、秦红增等[10]、廖克勤[11]和彭春凝[12]等从发展影响因素、内部管理尤其是内部利益分配、产品营销和法律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扶持力度及这些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研究在实证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笔者在2009年以来，多地多次对不同规模农民合作社发展进行了调研（如2009年在安徽省颍上、肥西和青阳3县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2013年对甘肃省永登县多家较大规模农民合作社的实地访谈，2014年在安徽省颍上、利辛、??桥和当涂4县做了小规模问卷调查，2015年对安徽省宿州市1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访谈），未见过一件真正的合作社与社员间因公共财产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各级示范社中很多都是挂名合作社。一些学者实证研究引用的合作社不少都是“皮包”合作社[13]，即社长实名、社员挂名。所以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不够。

探究上述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这些扶持使许多企业带头人、农村种养大户和经纪人、村干部看到了政府扶持的带来的好处。他们为得到各级政府培育政策提供的各项奖补、优惠和项目支持，就积极组建了许多自己任社长、向其出租土地的农民及相熟的农民挂名社员的合作社。这有违国家补贴、扶持农民合作社的初衷。

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削减培育政策中对农民合作社的部分扶持内容，即取消对示范社的奖励、贷款贴息和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和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的补助，对初建社的补助，对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等服务的财政资金安排，压缩皮包合作社投机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空间，避免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同时把增加发展资金、税收和贷款优惠、水电非农土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使用优惠、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费减免等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由农民合作社扩展到个体在乡小农，使前者所获政策优惠等于其社员入社前作为个体小农身份所获这些政策优惠的加总，提高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内聚力，促进其健康发展、壮大。此外，可在培育政策中增加“同等条件下，农村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技推广等国家支持和发展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优先委托和安排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示范社承担”和“积极面向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社员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晋升技术职称培训”内容，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与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

家庭农场是国家2012年底才在中央一号文中提出要培育的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且是被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在一起描述的一句话，即“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但农业部在据此一年多后的2014年2月界定其定义时说，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有此类农业经营主体877万个。这比此时被国家扶持发展多年的农民合作社数量（689万家[14]）还多188万个。在此政策公布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做出界定前，姜波[15]、漆彩凤[16]、王振和李凡[17]等学者就调研发现了大量家庭农场，并提出了政府应出台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支持等建议。然而此期间以家庭农场名义营农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在县域内乃至全国都不是很大。笔者在此政策公布前的多年考察中，也仅见过上文所提的农杞农场一家。因此，这些短期内突然大规模出现的家庭农场绝大多数都不会是新建的，只是对某农业经营主体称呼的改换。

事实确实如此。已出台的各级政府家庭农场判定标准显示，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水产养殖数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被作为主要标准。如安徽省《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规定，种植业需“粮油集中连片规模在200亩以上，设施蔬菜（含瓜果）达到20亩以上，露地蔬菜达到200亩以上”，畜牧业需“生猪年出栏达到1 000头以上，羊年出栏达到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50头以上，家禽年出栏10万羽以上”，水产养殖业需“规模养殖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等。许多学者的观点也都与此相同，只是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需达到的规模（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限上有不同意见。如刘奇认为：“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18]由此可说，当前的家庭农场仅是各级政府和一些学者把既往种养大户中其认为生产经营已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的农户家庭划拨出来，冠之以家庭农场的称呼而已。

如此，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在经营方式定位上就无差异了，都是规模经营，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单独进行政策制定和研究。也许一些学者会坚持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因为前者还侧重集约化经营。其证据就是农业部（农经发〔2014〕1号）界定家庭农场定义时规定，“从事集约化农业生产”是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之一；以及许多地方政府把年产值和人均收入状况列为判定家庭农场的标准之一。但农业部并没有把集约化列为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地方政府制定的年产值和人均收入标准也不能体现出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特性。如安徽省规定一般家庭农场的年收入标准：“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其成员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40%以上”，这些收入的实现单纯依靠规模经营就可以，无需集约化经营；《宿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种植行业粮油生产类小型家庭农场的年产值及收入标准：“年产值20万元以上，纯收入5万元以上”，也即每亩土地的最低年产值为2 000元和最低年纯收入为500元，前者是连在乡小农进行小麦玉米轮作都会达到的产值，后者与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基本相同。同时众多国外研究也表明：“历史上，农场规模和类型似乎不是一个决定技术进步和业绩的关键要素”“在表明一种特定类型的农场（小的或大的，家庭农场或公司农场）在结构上优于其他农场这点上，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19]，那么我们又有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绩效上家庭农场优于种养大户、大家庭农场优于小家庭农场，进而制定政策把家庭农场从种养大户中分离出来并予以重点培育以及把其细分为大小不同类型呢？

但既然现在家庭农场被从种养大户中划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那么国家就有必要在关于其的培育政策中把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加以清晰界定，为各级政府培育其廓清方向[20]。毋庸置疑，当前各级政府和学界普遍承认，家庭农场是比种养大户土地经营面积或养殖规模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据此可说，家庭农场建立初期就具备以下能力：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新技术，通过规模经营获得较高资本积累；而种养大户因为由在乡小农直接转变而来，又因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的扩大把其通过多年小农集约经营而积累起来的资本消耗得所剩无几，无力再购买先进机械设备和农业新技术进行集约经营。故国家应把种养大户定位为通过粗放式规模经营来获利的农户家庭，即单个农户无论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多大，只要其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与农民合作社相差不大就属于种养大户。大力积极培育这些种养大户，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应对今后我国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土地大规模撂荒问题。家庭农场虽然也是农业规模经营者，但国家应借助其在资本、机械和技术上的优势，促使其主要进行集约化经营，把其定位为规模经营下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以解决我国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产出率不高问题，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对家庭农场的定位，各级政府应在坚持其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养殖数、水产养殖面积达到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的前提下，制定其集约化经营指标即其土地或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高出种养大户的比例（至少在05以上），作为判定其的主要标准，以促使其向集约化农业方向发展。此外，他们还应取消对其直接进行财政资金奖补的扶持政策，积极实施同等条件下其优先参与、承担农业高新科技示范项目、高新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工程等高新农业发展项目的间接扶持政策，促使其发展成为通过自我积累、逐步扩大、能力不断提升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政府扶持、自我经营能力很弱的家庭农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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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2016年4月28日

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为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升山区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商品化水平，我县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促进规范管理、加大指导服务等措施，有效地提升了各类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促进了特色产业发展和美好乡村建设。

一、我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1、种养大户情况。全县共有种养大户312户，其中粮食种植大户124户，经作种植大户86户，畜牧养殖大户52户，水产养殖大户50户，综合类种养大户220户。其中种植业以水稻、茶叶为主，畜牧养殖以生猪、土鸡养殖为主，水产养殖以流水养鱼为主。经营业主以基层村组干部以及有经验的农户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速度加快，一些有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返乡农民渐成主流。

2、家庭农场情况。自2013年7月我县注册登记全市首家家庭农场以来，截至目前，全县经县农委、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共73家，其中种植业56家，经营耕地、茶园面积1.15万亩；42家养殖业家庭农场中，生猪养殖规模500头以上2家，养殖水面100亩以上6家。全县家庭农场中，达到中型家庭农场认定标准15家，达到大型家庭农场认定标准5家，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9家，2015年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纯收入为21.4万元。

3、农民合作社情况。全县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89家，其

中部级示范社5家，省级示范社2家，市级示范社12家，入社社员2.25万人，联系带动农户5.45万户。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为上联龙头企业、下联家庭农场、基地农户提供了纽带。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情况。截止2015年底，全县共有市级以上（含市级）农业龙头企业34家，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8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25家。2015年全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突破30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5、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情况。截止2015年底，全县建立各类农业服务组织77个，其中农业技术服务型组织16个,农业产业化合作互助型组织8个，农产品销售组织5个，植保服务组织32个，农机服务组织16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加快全县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多元化进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效益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增强，促进了山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营机制的创新，为山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一是加快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新型经营主体的壮大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导致的土地闲臵抛荒问题，保证了“农地农有、农地农用”，避免了农地“非农化”倾向。截至2015年底，全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计流转耕地、茶园5.68万亩，全县耕地流转率在15%左右。其中流转年限5年以上的耕地面积达4.62万亩，占耕地流转总面积的81.5%。规模连片流转有了较快发展，其中50-100亩连片流转面积占24.9%；

100-200亩连片流转面积占9.2%，200-500亩连片流转面积5230亩，占10.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分散的农户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联系起来，将各种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和特色企业集聚，已成为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促进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条件。ₓₓ家庭农场投入资金300多万元，引进标准化大棚设施240余亩，成为了省级标准菜园；ₓₓ葡萄种植家庭农场，投入资金100余万元，完善了农场内葡萄架、喷洒设备、钢管避雨棚等基础设施，为农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条件。ₓₓ茶叶龙头企业以生态茶园改造为重点，有效地推进茶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生产，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合作、监督、激励，以及农产品追溯等问题，目前我县80%家庭农场，实行标准化生产，建立了农场的管理制度、农事记录。ₓₓ生态农业家庭农场200亩水稻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ₓₓₓ等3家农场获得了无公害、有机认证。全县12家企业20余个产品获得“三品”认证，ₓₓₓₓ3个传统产品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

四是促进了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有效地促进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的推广和应用，在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起到了引领作用，成为了现代农业建设的新亮点。生态农业得到快速发展，通过新安源等企业的带动，建成了ₓₓ茶产业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ₓₓ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模式，开展了立体茶园改造，建成了1万亩

多维立体生态茶园示范区；产业融合逐步加快，“互联网+农业”“旅游+农业”得到有效发展，全县各类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1亿元，初步形成了以ₓₓₓₓₓₓ基地等一批宜农宜游产业示范基地。我县被评为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二、我县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做法

（一）以规模经营为导向，着力培育家庭农场。制定了“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指导意见”，对家庭农场资格认定标准、申请注册登记程序进行明确。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服务、规范管理等方式，鼓励青年农民、返乡人员创办家庭农民，加大了注册登记、土地流转、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服务。ₓₓₓₓ渔业家庭农场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县农委积极为其申报有机产品认证，控质量拓市场，该农场已发展成全市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冷水鱼养殖家庭农场，被省农委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二）以产业特色为依托，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围绕“二茶一花一鱼”等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牵头组建、分类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加强内部管理，积极开展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县和省级示范合作社创建活动，着力培育运行规范、机制灵活、管理民主的示范性合作组织。ₓₓₓ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统一农资采购、统一茶园管理、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品牌推广、统一产品销售”的经营模式，开展有机茶园基地建设，目前合作社已有200余户农户加入，基地面积达1.5万亩，被评为部级示范合作社。

（三）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鼓励社会资本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着力培育

和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全县34家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已建立联结基地35万亩，带动农户3.6万户，茶叶、蔬菜、瓜果、农家乐等“一村一品”专业村达到32个。以农业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组织为纽带、专业大户和规模基地为基础，全县先后建成了4家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ₓₓₓₓₓ2个品牌被命名为中国驰名商标，4家企业品牌获得省著名商标，7家企业产品获得省名牌产品。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聚发展，在ₓₓₓₓ等乡镇初步形成了3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逐步实现了基地培育品牌、品牌带动基地的良性发展，我县被评为“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四）以完善机制为重点，改善经营主体发展环境。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形成规模经营体系。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每年安排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鼓励和引导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二是完善科技服务机制，形成科技创新体系。结合基层农技推广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建设，完善了农技服务责任制度，为农业科技示范户“一对一”配备农技服务人员；帮助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与涉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进行对接，建立长期协作服务关系；积极组织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参加省、市、县各类展会。三是完善扶持机制，形成“三农”保障体系。从资金投入、项目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先后出台《农业产业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县财政每年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奖补资金超过500万元；同时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项目资金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设；积极帮助新型经营主体解决“贷款难”问题，2015年全县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信贷资金规模达3.5亿元，三、当前我县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资金短缺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规模快速扩张，但由于原始积累少、流动资金少，也没有什么资产担保，虽然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加大了对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扶持力度，但在融资担保困难、授信额度低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造成信贷融资难，制约了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扩张。2015年据对36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调查，36家企业信贷总需求为4.4亿元，但实际落实金额只有1.8亿元，落实率仅为41%。

二是设施薄弱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障碍。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的土地绝大多数是通过土地流转来的，多为地形地貌条件差、交通不便、水源缺失区域，如ₓₓₓ生态农业家庭农场流转200余亩种粮的耕地均为抛荒山坞田。此类型田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如遇大的灾难，家庭农场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三是市场风险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隐患。家庭农场市场意识相较龙头企业来说相对薄弱，生产品种单

一、规模产量高，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没有稳定的供应市场，往往造成生产发展了，产量增加了，但价格急剧下跌，导致价贱伤农。如今年蔬菜市场价格低，ₓₓₓ家庭农场种植的辣椒、茄子等蔬菜因产量大，而市场营销能力相对较低，在本地市场供应饱和价格低且无法吸纳情况下，开拓外省市场又不成功，家庭农场发展壮大面临困难。

四是人才缺乏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制约。随着农村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人才缺乏成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最大制约。据初步调查，我县50%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领头人综合素质不高，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更显缺乏。尤其在市场营销方面已成为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的一大短板。

四、推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措施与建议

1、加大扶持力度，降低新型经营主体经营风险。加大财政奖补扶持力度，财政支持既是构建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制度体系的保障前提，更是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重点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产品质量认证和优势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和仓储设施建设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撬动社会资金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国家农机具补贴、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等扶持政策。加大涉农项目整合力度，农业项目重点向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特别加大对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且各项扶持措施之间的联动性也应进一步强化，真正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风险防范扶持力度，由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面对的自然风险也随之加大，而目前我县开展了农业政策性保险只涉及水稻、油菜、能繁母猪、蔬菜等产业，因此建议省、市开展家庭农场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鼓励保险机构对家庭农场，单独投保、单独理赔，缩短理赔周期。加大资金信贷扶持力度，鼓励引导金融部门把家庭农场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建议省、市农业部门加强与农村金融机构协调，出台《关于开展信贷合作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每年筛选一批运转正常、效益较好、信誉较高的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授信贷款试点。引导组织具备条件的农业企业分类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中小板、创业板融资,在“新三板”和省区域性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农业板”挂牌。

2、加大服务力度，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水平。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服务发展的原则，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创新土地流转服务。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合同指导、价格协调、纠纷调解等服务体系，引导土地依法、自愿、有偿、平稳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制订并完善一系列土地权益保障措施，确保其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将新型经营主体人才培养作为新型农民培训的重中之重，通过定期开展培训、组织外出考察等方式，不断开拓眼界，全方位提升新型经营主体人员素质。通过地方与高校共建项目扶持等方式，鼓励农业院校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培训。扶持兼业农民成为专业农民、一般农户成为种养大户、城镇居民下乡务农成为专业大户；同时建议省、市有关部门放宽家庭农场准入条件，打破户籍限制，允许与鼓励大学生毕业生、城镇职工创办家庭农场，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后劲。创新经营管理服务。全面加强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合作，建立家庭农场农技特派指导员制度，强化农技服务。积极动员新型经营主体采取产销对接、产品展销展示等方式，开展品牌营销。指导家庭农场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在增强和拓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同时，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农机作业、统防统治、产

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服务等各项生产性服务，重点支持为农户提供代耕代收、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等服务，满足经营主体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3、加强规范建设，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经营能力。一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引导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树立市场意识，加强自身“科技造血”功能，进一步加强相关科技知识的学习与交流，提升技术应用、规模经营、产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能力。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种养业+”，广泛运用集中配送、连锁经营、农超对接、超市直销、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提高农产品营销能力。二是加强标准化建设。指导好新型经营主体完善产品产量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鼓励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三品一标”认证，提升农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建议省、市有关部门对新型经营主体在产地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等方面减免相关费用，并给予奖补。三是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诚信经营，在政府扶持基础上重点加强自身“金融造血”功能，积累资金资本，诚信经营信贷，争取多种方式融资，解决资金制约瓶颈，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

第四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

2013年2月22日

近年来，我县把培育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创新农业经营机制的重要抓手，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种养大户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一、我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截止2012年底，全县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49家，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省级8家、市级1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加工产值达到23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19家，入社社员2.25万人，联系带动农户5.45万户、生产基地12.5万亩，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达到6.84亿元；规模种养大户917户，其中种植业424户，种植面积达到3.6万亩，养殖大户493户，全县畜禽规模养殖比重达61%。新型经营主体的壮大，带动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和城乡一体化发展。201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19.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239元。

我县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从技能培训上入手，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立足提升传统农民、引入新型农民的发展思路，以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农民创业培训项目为载体，以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为重点，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近年来，全县培训新型农民超过1.3万人，培育科技示范户2000余户，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100多名。设立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投资引导资金，鼓励与支持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市级以上农民创业带头人达118人。

二是从土地流转上入手，保障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前提与基础，我县先后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在21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流转合同文本，健全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耕地、茶园、山场等资源要素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目前全县共流转耕地2.5万亩，茶园2万亩、山场10万亩。

三是从优化服务上入手，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我县每年摸排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示范社创建联系帮扶制度，帮助解决在销售渠道、人员培训、内部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截止目前全县市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达到8家，其中省级4家，全国示范社1家；结

合基层农技推广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建设，完善了农技服务责任制度，为农业科技示范户“一对一”配备农技服务人员；建立银企对接工作机制，积极帮助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解决“贷款难”问题，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抵押贷款试点，2012年全县林权抵押贷款达到6041万元，抵押面积3.74万亩。

四是从政策扶持上入手，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我县从资金投入、项目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先后出台《农业产业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县财政每年对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的奖补资金超过300万元；同时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项目资金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地建设；在基础设施、登记税收等环节给予各类新型农业生产主体政策扶持，有效形成了各部门合力推进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发展的整体合力。

二、下步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主要措施

（一）培育“三大主体”，优化农业经营主体结构。一是以提素质、强技能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型农民。结合我县实际，围绕“四茶二花一叶”特色产业，强化技能培训、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土地流转，着力培育一批专业种养大户；鼓励农户以土（林）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或者以林权出资

成立合作农场；积极探索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2013年重点在茶叶、养殖、粮油、蔬菜等产业，选择条件较好的专业大户，扶持建立一批家庭农场；二是以建制度，促规范为重点，着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积极开展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县和省级示范合作社创建活动；以产业链、产品、品牌为纽带，选择1-2个主导产业开展示范联合社的建设，力争2013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8家，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达到10家以上；三是以强实力、增带动为重点，着力壮大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产业和品牌优势，大力引进资金和现代管理技术，着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强强联合，借力发展。围绕我县的“三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化示范区、茶叶茶干产业集聚区），以农业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组织为纽带、专业大户和规模基地为基础，选择1-2个产业开展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建设试点。

（二）完善“三大机制”，增强经营主体发展动力。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县、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开展流转供求信息、合同指导、价格协调、纠纷调解等服务，积极推广委托流转、股份合作流转等方式，重点探索推进整村整组连片流转；完善森林资源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林权有序流转，力争全年土地、茶园、山场流转面积1

万亩以上。二是完善服务指导机制。健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市场营销”等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农技推广责任制度，支持涉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进行对接，建立长期协作服务关系；积极组织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参加省、市、县各类展会，做好“农超对接”工作，鼓励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在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开设农产品专卖店。三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采取订单、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实现融合发展。加强对“订单”农业的指导，推广应用规范的合同文本，提高合同履约率。

（三）强化“三大保障”，改善经营主体发展环境。一是强化政策保障。制定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实施意见，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在技改投入、产品认证、品牌创建、市场拓展等方面奖补力度；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规模基地为重点，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二是强化基础保障。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龙头企业规模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田林网、水利设施、良种良法的集成配套；加大农机具补贴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力度，积极引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引进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合理安排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项目用地，优先保障新型经营主体项目用地需求。三是强化资金保障。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探索设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专项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简化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办理流程。积极探索扩大对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组织的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降低经营主体生产风险。

加快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兄弟区县的好经验、好做法，创新机制、强化扶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培养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五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13年03月17日04:59大江网-江西日报 我有话说

本报特派记者 邱 玥

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紧缺已成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面对新形势，在支持普通农户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同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显得尤为迫切。“目前，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如总体实力较弱、规范管理不够、政策落实不够、人才引进机制欠缺等等。”全国人大代表、省农业厅厅长甘良淼建议，要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力度。

他认为，要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政策要求，尽快将农民合作社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并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管理，切实做好农民合作社发票领用等工作。国家有关登记管理部门，要尽快出台具体的登记管理办法，解决合作社联社登记问题，促进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相关补贴要向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各级财政提供的财政补贴，新增部分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倾斜。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要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持政策，鼓励大学生村官、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领办、创办或加入合作社。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