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与前景20150522（最终五篇）

第一篇：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与前景20150522

《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与前景》

2015年5月22日 厦门大学法学院

简介：主持人：刘连泰教授

评议人：朱福惠教授 主讲人介绍：

董和平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广辉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进元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国华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夏正林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声明：本文仅以会议记录方式作简要记录，仅作学习资料供大家参考，谢谢！

主持人刘连泰教授：

司法改革历来被诉讼法垄断，事实上，司法改革是宪法问题，不是诉讼法问题。随后主持人介绍各位主讲人（此处省略）

董和平教授：

这是个热点话题，又是个沉重话题。改革的目的：为了达到司法公正（引用总书记的讲话）为何改革？存在4个问题：（1）司法行政化：无职业信仰、职业自豪感；（2）司法地方化：列举我国分地区按级别现存的司法体制；（3）司法政治化：领导干部、政党部门介入司法；（4）舆论绑架司法。其中，对“司法行政化”问题，董和平教授谈到了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独立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四中全会均提到这个问题。

董和平教授在“司法地方化”问题上作延伸：①地方法院与地方人大的关系；②法院系统内部上下关系；③司法人员案件处理效力及员额制，涉及人员进入机制、各部门的关系；④员额与案件压力过大之间的关系；⑤如何终审追究责任问题；⑥司法人员职业素养、法治信仰以及法律思维的培养；此外，还提及到司法机关人、财、物问题。

王广辉教授：转型时期的目标

王广辉教授的思路：“原问题” →中央实权→制度安排 1.根源：司法的认识不到位，忽略了与立法、行政的差别 2.财政：司法不独立

3.去审判的行政化：省以下统管解决地方化、行政化问题。

王教授特别强调，此处的行政化问题仅仅是指审判的行政化。司法本属中央实权。中央实权应当中央来管，实际上，去行政化这个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会留尾巴。试想，如果地方化，那么各省高院和省检将集权化→名存实亡。所以，建议将各省划分为中央司法区，与省无直接关系。

汪进元教授：司法民主的问题

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司法为民，司法便民” 中国的民主用显微镜看→细枝末节 中国的民主用望远镜看→登高望远 人民主权在司法领域的表现：

（1）法官遴选的民主化：美国、瑞士选举产生，日本每7年通过人民确定（2）人民陪审与司法结构的民主化（汪教授认为这个问题是司法民主的核心问题）

人民陪审制构成了二院制度→犹如国会的上、下议院 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陪

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如何实施？增加员额不少于未来要增加的2/3；产生方式：抽签决定；法官遴选问题：法官遴选委员会

（3）司法公开（执行信息公平，反馈）（4）可选择的多元纠纷机制

江国华教授：

司法立宪主义：08年提出

“宪法司法化”，法院离宪法越来越远。呼吁司法要回到宪法上来→司法立宪主义

司法立宪主义的基本要素：

一、（1）司法独立属于原宪法的范畴→先于文本存在 以1215年英国大宪章、1787年美国宪法为例

（2）效力上：优位于宪法文本

二、司法立宪是宪法保留事项：排除立法权作用

三、宪法的修改有限制和边界

四、司法人员的遴选

用司法立宪看待司法改革？

（1）改革的正当性问题（谁有权改革？司法改革的依据？司法改革改什么，边界？改到哪里去？目标是什么？要不要人民、人大、专家参与？）（2）改革的必要性（3）改革的可行性

最后认为：1.依法改革；2.解释宪法，正本清源，“司法权是国家权不等于中央性”，强调人民法院只对法律负责；3.制定新的法律

夏正林教授：

社会公正的底线→与百姓个人密切相关→形象关系到法治形象 问题：1.审判压力大，登记立案也解决不了问题

2.员额制（动机好），但百分比问题以及院长角色问题值得深思 夏教授谈吐诙谐幽默（故只顾着认真聆听，忘记认真记录，此处省略）

记录人：小猴子不读书

第二篇：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世纪末,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由此, 司法改 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 即人、财、物, 基本来自于司法体制以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费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或不应)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 外部资源的供给, 既不充分, 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任免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的实际状态,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机构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磋商。司法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 自洽机制不能形成, 这是当前司法机构抱怨最多的现实。

简略地说,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在于: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这种表达或认识, 与以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丰富社会主体物质生活为主导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契合。

我认为,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略为:围绕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保护社会成员 正当权利的要求, 合理界定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这一内容的关键是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作出这种概括的理由是:(1)司法体制的核心是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当界定这种权力关系是创设合理的司法体制的关键所在。(2)根据法治国家政治建构的要求, 中国社会中现实权力结构关系整体上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 司法在政治建构中的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司法的定位正体现于界定司法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中国司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至少是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都同司法与其他主体权力边界不清, 或权力关系不合理相关。重新合理配置权力是解决中国司法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司法描绘成不受政党任何影响的领域。然而事实上,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美国法官的任命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党派背景。据统计, 从克利夫兰到卡特共17位总统中, 有13 位总统任命本党成员为联邦法官, 本党成员的法官占他们任命的联邦法官总数的90 %以上, 其余4 位所任命的本党成员占任命总数的80 %以上。在依照选举程序而选举法官的情况下, 法官的产生仍然有深刻的党派背景。美国学者曾揭露道:在“ 党派选举” 的州,“ 法官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或候选人而选出的”;在“ 非党派选举” 的州,“ 不管选举过程和政治如何, 法官仍然可以带着一个政党所主张的社会准则来到司法机构”。不仅如此, 控制或制约司法机构往往正是美国两党激烈竞争的目标。参见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57 页。

1.司法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

司法与执政党关系的总体原则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两者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不容置疑、不容更易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被普遍认同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理想化的法治国家中法律至上地位的相容性、协调性问题。在总的原则上, 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是明确的。“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 这不仅是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尊重, 而且也是执政党在处置司法关系上所作出的一种政治承诺。但是,在具体运作层面上仍然需要讨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1)执政党如何在实施其政治领导过程中维护司法的应有权威, 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2)司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尤其是不损伤法律基本原则)贯彻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体现执政党对社会过程 的控制与领导的愿望。(3)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司法实施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常规性的领导。(4)在执政党的总体方针、政策体现于各级党组织、以及党的领导干部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的情况下, 司法如何既能做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又能辨识进而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干预。相关制度设计的重心似应集中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建立和巩固向司法机构灌输执政党的方针政策,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司法渗透和影响的常规渠道;另一方面, 为司法机构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当干预, 维护法律基本原则(包括程序上的规则)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2.司法与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的权力关系

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 下同)是司法机构外部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 相互间权力关系的 内容也最为丰富, 因而在司法改革中, 司法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最值得审视。调整、完善或重构两者之间权力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立法权是否由人大独享, 司法机构(特别 是最高审判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立法权应否被承认。这一问题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 法解释与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各自范围及地位如何界定;二是司法判例可否作为法律渊源之一。(2)中国应否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亦即司法(当然仅指特别司法审判机构)能否获得评价某些立法合宪性的权力。(3)现行司法人员的任免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更进一步说, 司法机构自身任免司法人员的权限可否相对扩大;而应由人大任免的, 在方式上(如人大任免同级司法机构人员)是否应作一定改进。(4)如何改善人大对司法机构的监督;人大对个案监督是否正当和必要;如果个案监督正当和必要, 个案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应如何设定。

3.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

在现行体制下, 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在一定范围内, 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制于司法评价。二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于同级政府;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着同级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丰寡。三是司法是政府实现其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或重要手段, 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不能直接支配司法行为。

4.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现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根据“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这一富有理想 化色彩的原则而设定和构造的。不仅如此, 意识形态或主导政治理念还赋予每一司法机构某 种特别的优势;同时, 每一司法机构也在不断张扬和强调这种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重视, 特别是谋求在司法机构之间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境况下, 体现司法机构权力关系的 具体制度, 往往只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的一种演绎, 而无论“独立” , 还是“制约” , 抑或“配合” , 尤其是“独立”、“制约”以及“配合”三者之间的协调都未能很好地得到展示。纯粹从司法技术角度看, 现行司法机构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检察机关的权力界 定上。具体说, 检察机关集部分侦查以及控诉和法律监督权力为一体, 这一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及相互配合原则所要求的平衡。

5.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司法机构内部权力关系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其一, 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 在各司法机构内部, 不同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司法机构内部权力调整的制度性障碍较少, 因而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在司法机构内部权力的调整过程中, 较为明确的取向是权力下放, 亦即上级司法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司法机构(包括权力行使的部分范围划给下级);〔11〕在司法机构中, 上一职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一职级。〔12〕这一取向形成的主要理由和原因是:(1)司法行为的层次较多, 会影响司法机构的整体效率;(2)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行为受到的上级干预过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3)下放权力有助于明确和落实司法机构的内部责任;(4)法治国家的普遍实践是突出司法机构成员在作出司法行为时的作用。

早在1997 年1 月29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的讲话中就提到司法腐败的问题, 并作出“ 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 是最大的腐败” 的论断。但真正将司法改革提上日程的, 是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此后, 关于司法腐败、司法改革的话语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各级领导的讲话中。

(1)司法权行使的地方化。从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制定开始, 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 司法已与行政辖区相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各级法院不仅被冠以“ ……省高级人民法院”、“ ……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基层人民法院”的头衔, 而且由于法院 的人事任免、经费开支均掌握在地方党政机关手中, 地方法院实际上也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已经潜伏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制度根源,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全国经济一盘棋和地方利益的相对淡化, 司法机构的地方化设置只是“虚假的地方化” , 不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实行分税制后,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形势下, 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地方化变成了真正的地方化, 而中央的集权和统一化成为虚假的②。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2)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

前文已提到,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本身即不合理———因为上诉、再审程序已为上级法院的监督提供了合法渠道, 再明文规定这种监督关系, 纯属多余。司法实践中, 这种监督还包括案件请示之类的非程序性监督③ , 就更有违法官独立的要求了。这实际上是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等同于不同级别行政机关的关系加以处理了。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 司法部门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另一方面, 也与现行法院组织制度过分强调法院和法官的行政等级不无关系。

(3)法院内部关系的官僚化。

在我国法院的审判活动中,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法院内部严密的级别划分的依托下, 导致了法院内部在司法决策上的严重官僚化。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决策, 但在过分强调级别的氛围下, 不同行政级别的法官———从院长到普通审判员, 其决策权并不是同等份量的。这种官僚化的决策模式对司法活动的弊害极其明显。首先, 集体决策本身即不符合司法活动的性质, 既不必然导致公正, 更是绝对的不效率。其次, 这种模式下, 决策权的分配极不科学。一方面, 法官级别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其判案水平的高低———事实上, 我国的法院院长经常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①;另一方面, 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 行政级别高的法官通常承担较多的行政事务, 因此相对地疏远一般司法活动, 对其所要参与决策的案件也常常知之甚少。但在具体案件中,恰恰是这些在“能力”和“信息”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法官行使着更多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模式是反理性的。当然, 这种体制的形成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建国初期, 尤其是1952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旧的司法人员被彻底清除后,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已很难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支持。这时, 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独立判案, 尚不失为一种减少错案的途径。另外, 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法律也很粗略, 一般来说,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社会阅历、处事经验已足以应付审判活动的需要。在这方面, 较高的行政级别恰恰是“比较出色”的标志, 因此, 由较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领导”司法活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 司法决策中的官僚化是我国大众化法官与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我们前文所阐明的, 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这种模式本身也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

第三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立案审查变立案登记制

发表时间:2014-10-29 8:25:50 内容来源:新京报 浏览:3 上传:0 作者: 全文(共2页)

■ 说明

司法不公问题十分突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强公共利益保护

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冤假错案

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三）推进严格司法。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机关要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说明

跨行政区划设法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第四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课程前言

大家好，下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老话题，说这个话题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个问题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些基本要求和内容，今天我们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为基础和结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介绍关于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

我们讲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改，即原因；第二，改是要达到什么目标，改来改去想干吗？它要达到目标是什么；第三，改哪些内容，我们就讲这三个问题。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因

（一）司法欠缺公平正义

现在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体制为何要改革？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这是第一次讲到了一个标准问题。什么标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在2013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有一个讲话，也重复了这个话，他说：“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两次讲话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司法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就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3年1月和2月两次场合习近平就讲这句话，这说明现在的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至少没有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不然为什么会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之所以要成为司法的一个价值所在。打官司法院是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的也不讲公正，那留它干吗。所以，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希望司法是最公平的地方，所以法院的徽章标记，全世界法 1

院的门口都是天平，拿着公平的一把剑，眼睛蒙着，它看不见，这才能显示公平。习总书记讲的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人民群众没有感受到司法的公平。

那你这么说了，司法认为自身是公平正义的，如最近查出来的很多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当中，它都是经过了合法程序，一个人被判了刑，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过了两天，他就出来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种理由，减、假、保就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你看这是不是不对？他说没有，我们都是经过考核给了分，然后监狱、监狱管理局、检察院、法院，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参与了的，怎么会存在问题？我是公平正义的，减刑也是按程序做的，但观察者（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那为什么减、假、保出来的当官的比例多呢，为什么有钱的人多，为什么老板多，为什么官员多？那些不是老板、不是官员的人为什么就出来得少？所以最近新闻媒体上讲，有多少个官在牢房里面服刑的这些官，以及减、假、保出来的现在又重新被收了回去。这是没感受到，你说你公平正义，但老百姓说没感受，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你既不公平也不正义，这就是问题。

（二）司法公信力不足

那到底它正义不正义呢？我们来看，习近平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作说明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这里面有三个命题，中央领导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一，群众对你有意见，而且还比较集中。我们先不说你有没有问题，我们先说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么多意见难道你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你做得天衣无缝，你说你做得很好，我说我的件件案件都很公平正义，可群众对你的意见比较集中，“两会”的时候为什么有几百张弃权票对检察院和法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司法的公信力不足，习近平讲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XX有关，他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公信力不足”，你让别人相信你，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你，不信你就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不是老百姓个别人的感受问题，既然意见比较集中就说明公信力不足，公信力不足你还在那儿叫唤说自己怎么地公平正义，那就有问题了，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这种公信力不足，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也有关，所以才要改。所以具有这三层意思，第一，大家的意见比较大；第二，公信力不足；第三，在公信力不足当中存在各种原因，但与体制机制也有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司法的关键。

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要改成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目标？还是这句话，总目标是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2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总目标里，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你改来改去别改成资本主义的了，必须坚持道路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看它的三个目标。

（一）公正

第一，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怎么改？如果改来改去，离个目标越来越远的话，或者原地踏步，那改革是失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内容都要围绕着如何增强司法的公正性来的。比如你这个法官，你怎么去裁决，比如说你抓一个人，公安机关抓一个人（犯罪嫌疑人），那你怎么去收集证据，那你会不会受到左邻右舍的影响，先入为主，把他认定为是个罪犯？这是公正性的问题。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你能否做到你的公正性，不受别人的干扰，着力地作出判断，依照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所以改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去地方化”，何为去地方化？法院、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管理要归省上统一进行管理，县上不能管，市上也不能管，要将司法跟地方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一个派出法庭在乡里面，它是要审案件的，但乡党委、乡政府给它的要求是法院、法庭，你到我这儿来，你要配合我的工作，要围绕着乡党委，乡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搞，这是冠冕堂皇的，他怎么会围绕着乡长的工作来搞，乡长说把那个农民的房子拆了，法院上去把那房子拆了。有一个游客发生纠纷了，乡长说这个事情需要处理，公安局上去，公安局上去就把他逮了。这是你替我分忧，司法替乡政府、乡党委分忧，这样一种体制和做法长时间下去会把乡镇的司法机构变成乡党委、乡政府的看家护院的走狗，怎么可能有公正？它就成了乡党委、乡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一个附庸，一个“儿子”或“孙子”，那又如何谈得上公正？你应该是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去服从乡党委、乡政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谈什么公正，所以这个改革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绝不是一句空虚的话，这个制度上是需要进行动的。

（二）高效

第二，高效。对于中国的司法机构而言，当前的高效有一些是明确的，所有司法案件的办理都有一个期限，多少时间之内完成，你别小看它，世界上有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于法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案件你拿过来，你爱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你什么时候审查都可以，中国是有的，这个制度我们比欧洲国家有些制度还要好，要保证高效，我跟你限制个时间，你得把案子给我结了，你拖上个三年、八年，人都已经拖没了，有一句话叫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这个正义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至少它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制度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高效里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做到能够终结纠纷和案件。就一定有一个结点，我们一审、二 3

审、申诉、信访来回转，这谈何高效！一个案件十几年在这儿转，它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或退出机制非常地脆弱，这是不行的。这是目标的第二，必须要做到高效，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了。

第三，有些案件简易的，速战速决，不要都按着规矩来拖得很长，没有必要。当事人也清楚，原告也清楚，被告也清楚，大家都认可这个事情了，能简则简，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上至公堂，都要摆在一个大法庭去开决，其实这种例子，我们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争议，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对事实没有什么疑问，剩下的就是对责任的归属和法律的问题的争议，在这时候一个司法机构能够很快地作出一个决断以满足社会运转的需求，这是第二个高效的目标。

（三）权威

第三，权威，要确立法治的权威，就必须确立司法的权威，因为司法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但很遗憾，这么多年来，法院、检察院越来越没有权威了，司法的公信力正在不断地丢失，今天我们不是去讨论司法公信力的丢失问题，但这个事实我们要假定，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前提，所以它的权威性不够，说的话也没人听，有的听，有的没人听，如果你说的，你判的满足他的需求，他就说这个法院是个好法院，法官是个好法官，但如果你判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那你就是一个贪官，法院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就接着告，一直告到满足为止，这个制度必须改，这样的话，司法就没有权威了，你让一个没有权威的机构来解决法律纠纷，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我讲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学老师评职称的时候，他从副教授评为教授，然后教授委员会通过了，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学校就应该发文，结果学校没发文以前说有人举报，说他以前填的一些工作量是假的，然后学校就去调查，调查了以后认为这个举报是属实的，因此学校就把他的教授资格给当住的。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以后，那学校再重新要发一份文件，我们靠文件来认定教授的资格，这个制度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模式，现在学校就不发这个文件，文件里面没有这个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就不干，他就到法院去告，法院认为学校这个认定是错的，所以法院让原告赢了，让这个被告（学校）输了官司，输了以后我们现在不要去讨论这个案件对与错，查得准还是不准，这些事情我们没法了解，我们只说一个问题。法院既然已经作了决定，那这时候它就应该生效了，它生效了以后生效了法院就应该服从，但学校不理法院，高校是一个厅局级，而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他甚至连个科长、科级都不是，所以这个法官更没有办法跟学校对话，它就不理他，不执行判决，一直拖下去，那这样的法院、这样的司法，在一个学校里面尚没有如此高的权威，它怎么去驾驭社会，驾驭国家机关？这种现象是不能发生的，因此我们的改革一定要有助于提升司法的权威性，说的话要管用，这就叫权威，当然权威是多方面的，从制度上来讲有权才有威，你要不给它一个权力，它没有一个终结点，4

它说完了以后后边还有人说话，这就不管用了。法院判了以后，信访还在后边管，那你法院顶什么用？什么制度上给它一个权力，一个终结纠纷的权力，这是第一，有权才有威；第二，法院要具有公信力，你不具备公信力谁听你的？权威要从公信力里边出来，所以这个制度建设里面，它是环环相扣的，你怎么样保证你的裁决是公平正义的，这是司法体制改革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

三、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1、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第三，该改什么问题？改哪些方面？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其中了。第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首先是体制问题，体制里面包括第一项，推动省以下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这是“去地方化”，法院不要成为县、乡、市，当地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把人财物要统一归到省上去？为什么要把人财物归省上统一管理？是为了让它同当地的党委政府适当地保持距离，如果一套检察院，一套法院，完全的吃喝拉撒都靠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它能不听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的话？是捏着它的命脉的，你发工资得我管，你的基本建设得我管，你的车辆的配置的钱归我出，办公楼的建设也是归我。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不批你的办公楼，你就建不成。人家国家机关都在发这个费用，那个费用，那法院、检察院你就不给你发，那你这个检察长、法院长能干得下去吗？领导又不喜欢，群众又抱怨，那是两头受夹板气，所以我们不是说要让它脱离地方，而是要适当地保持距离，保持这个距离让它能够做到公平正义。这是人财物拉出来，不要再归县上、市上管了，更不要归乡上管，直接挂到省上去，由省上统一管。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二，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是管理体制的，管辖制度的错位管辖，错位管辖是指我们现在的司法管辖的区域制度和行政区划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一个区的行政区划，一个县的行政区划，一个省的行政区划，一个乡也是个行政区划，那法院、检察院，它也和这个体制完全融合，省法院对应的是省这个行政区划，市法院、市检察院对应的是市的行政区划，区法院、县法院对应的也是，乡镇也对应的是这个，完全重合，完全重合，这个制度我们实行了几十年，但存在着一些问题。它跟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它就越来越成为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它越来越它的话，所以案件放在它这儿，它就没有办法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区政府的案子，区法院怎么 5

审？你让一区法院去审一个被告是区政府的案件，这就不好审了。另外一个，它当然不会把党委作为一个被告，如果区党委或书记打过招呼的案件，在本区域内它怎么审，所以，给它实行错位管辖，当然需要探索，怎么个错位才合适。比如像金融机构那样分大区，比如像有人提出那样，我们搞巡回法庭，我管一片，我和你错开，你这个县，县法院和县政府不完全在同一个区域，是否可以？我几个县归这个法院管行不行？或者说省法院派一个巡回法庭管这一片，那我就不归这一片的市、县管了。这也是能够增强司法适当独立性的一种制度性改革。24:45

3、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保障制度。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人员管理制度。当年公务员法制定的时候，我们把公检法司都列为了公务员，即“大公务员”，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司法里的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过分强调了它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它的特殊性，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怎么来改？让法官的管理制度不能完全按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比如一个案件的裁决，在行政机关一个事项是逐级请示的，在法院我们也是这种方式，现在也是这种方式，那这就不适合他。一个法官的晋升、录取、考核和一个政府官员的录取、考核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体现司法人员管理制度的特点，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司法改革的体制问题。

（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1、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第二，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完了就要运行，这个运行，如何运行？第一，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是我们当前案件处理当中、运行机制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法律，这个案件最终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如果这个案件疑难、复杂、重大，它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去作出决定。实际运行当中，岂止是审判委员会，我们还有法官，法官上面还有合议庭，合议庭上面还有庭务委员会、庭务会议，还有庭长、副庭长，然后还有主管副院长、院长，法院外面还有政法委、政府、党委、上级法院等，所以各个都能够影响了决定这个案件，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审者不判案，判者不审案”的现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案件是谁审理的，谁对事实、谁对案情、谁对当事人最了解？是这个案件的三个法官，他会调查事实，他会询问当事人，他会跟律师对话，他会去收集证据，执政，这个过程没有比这三个人更了解，这是审理者。但在这个案件最后拍板的是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是院长、副院长、各庭庭长，是大官。这些一、二十 6

个人又不审案件，他就坐在那儿听汇报，“你说这个案件怎么回事？”然后他再问一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说：“我看就这么定吧。”这就是典型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制度就应该被改掉。所以改成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制，法官和三个人组成的合议庭，你们三个人定这个案子，你定你就有权力，把这个权力给了你怎么体现？很简单，院长就不要再签字了，副院长就不要再签字的，庭长就不要再签字了，你就管好行政事务，案子上的事情由三个法官自己定，他们签发这个案件就可以打印，对外就发生效力。当然，还有第二个内容，不要看把这个权给了法官，但是你是否有负责任？出了事唯你是问。这是第一。

2、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第二，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管理。不要小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规定上而言，要划分为两部分。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我们的法律从来规定的上下级法院都是审级监督关系，什么叫审级监督？只有在案件的审理上你才能够监督他。你们是审理上、案件处理上的级别，而不是行政级别。因为这个法院是由地方人大产生的，和上级法院没有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从来没有变过，称为“审级监督”，比如这个案件你处理了，如果当事人不上诉就是我们说了算，上级法院也无权过问，如果当事人要上诉到你那儿去了，你有权决定这个案件的处理，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各审各的案件，在审理级别上的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事实上早都不这样了，已经加了很多内容。它的审级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了一个上下级领导关系，比如上级法院管下级法院的人事，一个直辖市的法院、省市级法院几乎统管了全直辖市各个区县法院领导人的任免，我光通过这个人事任免权，我就能够控制你，那就把上下级法院变成了一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不仅仅是审级监督了。这是第一。第二，上级法院开会、发通知、提要求说哪类案件我们不要接，哪类案件，我们必须加大处理，这不是审级计监督关系，这是我立规，你们去执行，比如我们规定，凡是房屋拆迁的案子，法院都不要受理，这是上级法院规定的，下级法院一听就都不受理了。这是事实上存在的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和法律上规定的审级监督关系已经失之千里了，法律没动，实际已经动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要正本清源，要回来，回到法律上来，所以他讲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最高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省级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是审案件的，最高法院除了少量的案件的上诉审以外，主要是搞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省法院就是审级监督关系，不要自己也造一部分司法解释出来，现在很多省法院给自己造一批司法解释出来，按照法律规定，省法院就没权作司法解释，这个职能定位就存在问题。第二，要规范上下级审级监督关系，我们现在的做法，它违反了法律，它不规范，要把它纠正过来，有相当的 7

难度。因为让尝到甜头，得到权力的上级法院，你对它一规范，它的权力就没那么大了。那能否做到？可以拭目以待。

3、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第三，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的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这是讲了一个司法公开问题。司法文明也好，司法规范也好，我们一直说它有一个核心的关节点是司法公开，对社会公开，对当事人公开。当事人能够监督到你，你作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给有拿出来，这就叫公开。你认定它偷鸡摸狗的证据是什么？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不能说，一方面认定你有问题，一方面我不告诉你认定的理由，认定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它要推行全过程（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司法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怎么公开？它侧重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全程录像，这个资料必须保留，录制资料，你审一个人，讯问一个人，开一个庭，这个过程必须要录制下来，而且这个资料要保留，不能说你录下来以后，你有选择性的，我录这儿不录那儿，这就成了PS，都是唬人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所有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都要公开，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你可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但是这个法律文书是要公开的。第三个，法律文书是要讲道理的，你得把内心认定的依据说出来，我才能够监督到你，在过去说这个人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你根据什么来说明民愤极大，你总不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叫民愤极大。

4、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

第四，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这是现在社会诟病比较多的问题，已经判刑入狱的人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现在讲的是两点，一点要严格规范其程序，其实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的减、假、保的程序就规范制度要求和操作过程而言，表面上的程序和制度没有大问题，它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比如这个人被判刑入了监，那他是需要打分的，他在一天、两年、三年，每个月每天他的监管人员都要对他以量化的分数进行评价，比如给他分配的活，他有没有如期完成，他要是完成了，给他加两分，如果他活没做完，那就给他减一份，他是这样来的。比如有人想逃跑，有人想打架，然后他报告了，有一个好的表现，加两分。比如这个地方出灾害了，比如出现地震了，他帮着去救伤员，抢救物资，这就会加分。我们现在对于入监的犯人在制度化管理方面已经非常细了。

所以，严格规范减、假、保外就医程序，程序问题其实最核心的是在后面这句话，要强化监督。程序如果仅仅从字面来看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还存在这些问题？比如打分，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守了规矩，那应该加两分，你抢救了人，应该加两分，你检举了他人的问 8

题，应该加两分，他是这样来的。但如果有人要造假，如果那两分、三分、三分不是这么来的，是因为这个人入了刑以后他找了关系，他使了银子花了钱，然后有人做通了工作，在他服刑的监狱里面给他的分数这么加上去了，那怎么办？比如他有钱，这个活他干不完，他让别的犯人给他干，然后他买他的劳动成果，我就是一个大爷，我不能干这么多活，到你这儿就是来改造的，改造的我也干不了，那就谁帮我干我给钱，有人就去干。其他的犯人，没钱的就跑去干，那干完了以后算我的，所以他的分就会加到他的名下。所以这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他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如果他这个材料一开始就是造假的，然后他从监区报到监狱，从监狱报到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时候，你们那一堆法官坐在那儿顶什么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程序严格不严格？程序绝对严格，那要上会，要说意见，要说理由，要符合制度，领导要签字，张

三、李

四、王五都要过一遭，它严格地按程序走，但你就无法发现他的造假。所以，程序是表，问题的核心，里在于要监督，核心的问题是要监督。

那怎么监督？牢房是别人进不去的，公众监督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说老百姓监督，老百姓不可能跑到牢房里面去。那谁才能监督？检察院。所有的大的，对司法，对人犯的监督，对劳改场所的监督是检察院的职责，检察院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监督出来？因为有一些检察院满足于形式，满足于材料上的审查，而不就地去调查核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司法体制改革在这个减、假、保的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多官员提前出来，出了这么多有钱人提前出来，这种丑闻难道是程序问题？不是，是真假的问题。只要审判机关、监督机关、管理机关实地去核实，实地去观察，实地去了解，实地去调查，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就能从根子上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减、假、保的这套程序有没有人去真正实现有效监督。所以，程序建设不等于仅仅是一个过程建设，一个步骤建设，那这样是没有实际价值的，问题是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它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另外一个，如果上边有人干预，有人要给这个人减，那你上了会以后告诉我怎么通，领导把下边的办事人员叫去说，这个人明天就要开会了，这个人的材料要上会，那你写个报告，给会上报告一下，意图是把这个人要减刑或保外就医，难道这个下属以后能够顶着干吗？你能回去查他法律，这个人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干。那不是，一定会听领导，你就按这个写，你写完了以后给你的领导看，领导也同意，然后最后到真正发指示的大领导那儿，那当然，本来就是他的意图，这套程序也是假的，谁来监督？它是用行政背后后台运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讲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这么两大方面，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权力运行，我就讲这些。

总结

我们归纳一下，关于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改，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公平正义的欠缺，公信力不足，所以这些不足和缺陷一定程度上和制度有关，所以才需要改制度，这是第一；第二，改的目标，改来改去，我们最后衡量达到什么目标？也要看目标来衡量，一个目标是公正，这是最核心的，第二个目标是高效，不能变成拖拖拉拉的一个事情，第三个目标是权威，司法能够取信于民，这是权威的本质；第三，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第二个，司法权力在运行过程当中的改革，比如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如规范性和监督性的问题。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这些，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五篇：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浅析

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提案演讲稿

------经济法1216班胡煜欣

各位亲爱的到场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今晚，能够有幸站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倍感荣幸。首先，我想说的是自己并没有资格，没有足够的阅历和经验去评论有关司法体制相关问题以及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联系。站在这里，我仅仅说一下自己对于司法，以及它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和自己对于司法体制的展望。

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在我国历史由来已久，并在历史上一直是代替司法权、立法权统一行使其职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舶来”的权力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才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由于历史发展的缺陷与后天发展的不良环境，司法与行政在中国其实不像西方现代各国那样成为与一对相互制约的权力，行政权的独大占用过多的资源，导致司法权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对其制衡，而最终的结果是行政权越发强势，司法权愈发软弱，集中体现在行政司法化和司法权不够独立两个方面，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现行体制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一)司法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机关在内部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并且在体制上没有完全实现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分立，从而呈现出的一种行政化倾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司法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化的司法行为模式，这种式样，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亦即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我国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现实中表现为法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并由其任免，法官由同级党委极其人事组织部门考察和管理。法院在接受党委、人大领导的同时又要上级人民法院的垂直领导，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加上法院内部要接受审判委员会的领导，使法院基本上成为一个半行政化的机构，事事报批，时时待命，在重大案件的审判上不敢负责，推卸责任，缺乏创造性。

其次，法官制度的行政化。法官作为司法机关中依法履行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司法机关中处于重要地位。司法公正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取决于法官在案件审

理中是否正确地适用了法律。法官素质的高低、法官制度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的法官制度构建于建国初期，但是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党政干部制度的模式来设置的。司法机关依然实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人员参照政府公务员来管理，法官也如同政府公务员一样，实行着“职位制和品位制相结合，以职位制为主”的职级制度和工资制度，使得法官也有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之分，同为法官，可地位并不一定平等，甚至还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在法官的补充和选任方面，也是行政意味浓厚，虽然近年来在学历和知识层次上法官的门槛逐渐增高，但是法官的选拔却依然和公务员以及其他行政领导干部一样，必须经过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审批。可以说，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机关起，就已经完全的被“行政化”了，法官在这种体制环境下，“独立”显然是很难实现的。

(二)司法不够独立

司法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具体而言是法院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权力，其核心是审判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本质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主动性、倾向性、应变性、传授性、先定性、主导性使得行政机关当然形成了层级化、高效化、核心化、强力化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方式，而这种体制显然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不相适应，再加上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设置，司法机关在承担着司法职能的同时还履行着部分行政职能，从而使司法机关的独立受到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无独立的司法资源。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赖以运行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行政机关掌握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是使行政权得以渗入司法审判的深层次因素，司法机关在这种状况下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这种明显带有行政化倾向的司法权难以保证法院审判的公平、公正。

其次，由于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和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导致司法权在我国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权力独立行使，无法发挥对行政权的制衡作用，而更多的是受到行政权的干涉，被行政权所牵制，无法发挥司法权应有的维护公平与正义，保证法律的权威不被侵犯的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出现行政代替司法裁判的现象，司法的最终裁判职能被行政所代替，行政权成为一把掌控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万能钥匙，哪里有问题，行政权就出现在哪里，如果政府能很好的作为人民的公仆而服务，这样一种行政权必将造福于人类，但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将被滥

用，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各尽其责，各守本分，达到相互制约与平衡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司法权不够独立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制度上的失衡，而且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三、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具体措施

针对前述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改革措施：?

（一）理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体制?

地方各级法院是党和国家设在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国家的司法机关，不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为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应落实法院在国家机构中“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法院系统应实行人、财、物条条管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然后法院内部则逐级由上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级法院党组。法院的组织人事和对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领导工作由各级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党组和党委负责。地方党委对设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有监督指导的权利。地方党委不能领导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预法院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否则以违反党纪论。同时，法院党务与审判业务要脱钩，在组织上不能将党务和审判业务混为一体，管党务的不能管业务，管业务的不能管党务，这样可以防止或至少减弱因上下级法院党组的领导关系对审级独立的影响；?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现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任命制，二是选举制，三是任命加选举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应统一行使，具体可采取选举加任命制，即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提名，提请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级法院院长提请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则从法官中产生，法官按照法定标准，通过国家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受罢免。?

（三）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

对外不能独立的法院和法官难保司法公正，而将诺大、独立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无能，甚至腐败的法官无异于灾难！?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和腐败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首先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分离，归由法院系统。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勤务人员，由法院直接向社会招聘；另一类即为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由国家向社会公开招考，符合法定条件的，由人大任命为法官。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从下一

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产生。以后的升、降、免职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办理。同时，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法官任职条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层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四）改进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财政上受制于人有碍司法独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种诉讼费用和实际执行费，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应改为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国家财政统一负担，根据人员、案件数量等因素，按定额直接划拨至各级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创收，不收取任何费用。对诉讼费用，法院只负责计算数额后，交由国家有关收费部门负责收取，上交国库。?

（五）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根据“谁也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当法院或法官本身违反法律时，就产生了一个谁来裁判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准司法权，一是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案件组成特别法庭依法审理。二是对法院在适用法律可能损害立法权力的情形下，根据当事者或其它关系者的申诉，纠正错误的司法解释，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六）改革现行的执行制度?

执行职能和审判职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职能，执行职能从其本质上说是不符合司法权性质的，而将这样一种职能附加于法院就会使法院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只应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如果承担执行职责，那么执行结果势必会影响裁判的效力，进而使人们对法院的公正权威发生质疑，使司法权力受到损害，因而应将执行从人民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此设立专门的执行警察。?

（七）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机制?

建立严格的审判责任制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要一改过去审与判、权与责相分离的状况，真正做到谁审案，谁判案；谁判案，谁负责就必须彻底摒弃现行的院、庭长层层把关，签批案件的用行政手段管理审判的传统模式，还权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7页《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法官对案件的具体处理无须事先报院、庭长审核同意，除须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由院长签发的法律文书外，所有案件的处理一律由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自行裁决，所有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签发。要逐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同时还要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制，从严惩处违法违纪审判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