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华文学校

第一篇：关于对华文学校

关于对华文学校、文峰小学进行区一级评估的通知

西乡、观澜街道教育办、有关学校：

根据华文学校、文峰小学的申报，经过我室审核、专访，决定于2008年6月10日—6月13日对西乡街道华文学校、观澜街道文峰小学进行区一级评估。请有关学校做好迎评准备，抽调参加评估的工作人员准时到评估组报到。有关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评估时间和评估人员 1．评估时间

华文学校：6月10日下午-6月12日下午 文峰小学：6月11日上午-6月13日上午 2．评估组人员 领 队：王熙远

组 长：刘树人（华文学校）

叶 峰（文峰小学）

（1）华文学校评估组成员：黄其昌、杨穗龙、黄新萍

陈炳涛

（2）文峰小学评估组成员：钟文忠、黄炯标、侯光文、黄俊峰

联络员：陈晓霞（华文学校）27750412 魏 忠（文峰小学）27785006

二、工作要求

1．依据《广东省民办小学督导评估方案》、《广东省民办高完中学校督导评估方案》进行评估，评估中注意实效，注重指导，确保评估质量。

2．评估人员要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关于廉正建设的有关规定，严守纪律，依法督导，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确保督导评估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

3．被评估学校要积极配合开展工作，接待从简。在评估结束后如实填写《区教育督导室评估工作意见反馈表》三天内交至或邮寄我室（邮编：518101，地址：宝安区宝民一路一号教育督导室主任收）。

4.评估组组长全面负责评估活动，于评估结束后10内将评估意见和相关资料报送我室。

三、评估工作内容、日程安排 第一天：

1．评估组集中，阅读有关评估资料；实地察看学校校舍、教学设备设施、校园文化及校容校貌；

2．召开办学董事会和学校行政座谈会，由校长作简要自评报告并对办学董事会和学校行政进行访谈；听取街道主管部门对学校的推荐意见；

3．召开家长、学生座谈会；教师谈话；各指标组查阅学校有关资料。

第二天：

1．上午听课、巡堂；观看广播操；

2．下午检查教师教案、学生作业；观看第二课堂活动； 2 采集信息；统计评估信息；评估组集中分析、讨论各指标组评估意见，各指标组写出反馈意见初稿。

第三天：

评估组对照评估标准进行评分；各指标组整理评估意见并交给评估组副组长；召开评估总结会：各指标组反馈评估意见；被评学校校长作表态性发言；领导讲话。

宝安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二ＯＯ八年六月五日

第二篇：对华战争读后感

告别文明演进的血腥之路----读《对华战争》有感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明演进之路充满血腥与暴力，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列强的种种对华战争无不是人民颠沛流离、死伤无数为代价的。战争对于个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来说都是灾难。曾经辉煌耀眼、不可一世的中国经历几千年风雨洗礼走到了近代，却经历了一个类似于难产的过程，在痛苦中孕育希望，在血腥中孕育生机。从客观的角度上说，不可否认，列强的对华侵略之路也是中国文明演进之路，然而很不幸的是，这条路是一条血腥残暴之路。以至于站在21世纪新起点的我，不断思索我们究竟应该走上怎样一条文明演进之路。

文明演进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文明歧视。文明歧视应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只要存在文明间的差异以及文明间的碰撞，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明歧视。正如《对华战争》提到“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的疯狂镇压的暴动。但是了解历史真相的人都知道，文明歧视不过是列强侵略、发动战争的幌子，为了所谓的正义性和符合宗教教义，侵略者用文明歧视的借口为自己披上一件伪装的羊皮，开始了狼本性的血腥侵略。几十年前，中国和西方也有过互相瞧不起的阶段，尤其是在特殊年代意识形态区分盛行的时候，中国曾一度排斥甚至歧视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与希望。又如今日之美国，种族歧视仍是美国社会的顽症之一，黑人文化似乎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总是处于被白人文化压制的状态。几十年前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虽然存在文明歧视，但是已经与中国近代的文明歧视本质不同，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苏冷战，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和近代列强侵华那样处心积虑地利用文明歧视发动战争，攫取一小部分当政者的利益。对比起侵略和武力血腥手段客观带来的文明演进，当今的我们已经进步太多太多了。放下武器，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演进。

今天人们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人们不会选择暴风烈雨式革命或血腥残暴的战争，人们更多是寻求改革，以牺牲最小的代价追求进步。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教训，虽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极大促进了文明演进，但资本家、殖民者双手沾满了鲜血，成了一个个血淋林的身躯，那一个时代的人，又背负了多少罪恶感呢？相比之下，改革，作为一种缓慢渐进的手段，减少了很多无谓的牺牲与罪恶，是当下所需。

从《对华战争》可以看出，列宁是很重视民生的人。当然，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列宁重视的可能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民生。“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他能体会人民的疾苦，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在文明演进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也是民生问题，文明演进最终受益人都是具体的个人，如果用血腥暴力的手段推进文明进步，对民生就是极大的破坏，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许多人的利益，这本就是违背初衷的。庆幸，我们这个时代呼吁的是改革，而不是战争。每每看到社会的一步一步改革，比如依法治国、二胎政策、高考改革，我都暗自欣喜，我知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演进，尽管起初它可能备受争议，但是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的步伐会走得更坚实。

列宁发表《对华战争》时处于“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的时期，他的批判与逆行需要勇气。这也让我想到历史学者徐中约的一句话：“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新闻媒体，到底应当充当什么角色呢？被当权者操控？被成为奴隶？不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修为的社会，新闻媒体应当是事实的发声人。它的本质是客观真实独立，不应该成为掩盖真相、发布谎言的工具，而应该是实事求是、揭穿谎言的独立体。即使在当今中国，也还不能做到这点，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新闻界或其他行业更多像列宁一样的人揭穿谎言，拨开真相，我们都不想生活在充满谎言的社会。

从列强的对华战争走到今天，我们正告别文明演进的血腥之路，寻求文明演进的和平之路。不求每个人都是***，只希望每个人如詹天佑所言：“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第三篇：教会学校对华影响资料

传教士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最好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1875年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教育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首先，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2]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3]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训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1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教育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至于这些办报洋人的文化侵略行为，许多官学者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却很少具体指出侵略的内容。最多的说法是指责洋人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播科学的幌子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洋人传播了文明与科学，但他们坚持认为洋人主观上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脱离具体事实强行以所谓的主观意图进行定性的方法是一些官学者惯用的手法，也不奇怪，只知道恭顺权力、没有博爱意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基督徒传播福音时所怀有的高尚信念。这里我要声明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许多信教者特别是基督教教徒们的善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被我们称作先行者的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创办者，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不管怎么说，洋人在中国办报传播了先进的文明，掀起了荡涤愚昧的启蒙浪潮，用张之洞的话说，使得中国的“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在洋人的示范和带动下，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纸，洋人的文化“侵略”被“汉奸”们发扬光大了。愚昧的中国开始走向文明。

（二）传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之时 ,大都豪情万丈 ,认为自己担负着“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拯救世人于万恶之中 ,为基督征服中国”[1]常熟高专学报

2001年05期

刘鹏飞

略论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自养探讨

王丽红;周广;;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史哲》 1997年02期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吴梓明

陶飞亚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土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四篇：对华战争读书报告

《对华战争》 读书报告

《对华战争》是列宁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政论。这篇杂文写于1900年，时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沙俄联合其余七国攻打北京城，除此之外还单独出兵攻打我国东北三省，对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长达数年之久。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俄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剿灭行动。除此之外，还不顾当地政府反对，派兵进驻库伦、伊犁等地。它还以莫须有的借口，出兵攻打东北三省，企图将之划为自己的殖民地。

这篇文章写于沙俄对华战争将要结束的时期，列宁总结这次数年的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沙俄的这次对华战争最终伤害的不是清政府的正规军队，而是镇压了清朝的农民起义，伤害的最终是无辜的中国人。接下来列宁提出了三个问题：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接着列宁又说，沙俄统治者以“平定暴动，制服叛乱者”为借口，所谓的“毫无私心”为“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鬼话，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战争依旧是战争，这次战争体现出来的，仅仅是沙俄帝国可笑的贪婪，以及那些想要在中国大发横财的贵族资本家们的无耻。主战派说，战争是因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而事实上，引起中国人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他们利用传教或者通商的伪善，以“租借”的方式向中国扩展殖民地，牟取暴利，让中国人感到被欺骗，这点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战争，使得国库空虚，他们更需要更大的殖民掠夺来填补缺口。所以沙俄的对华战争，根本不是任何“毫无私心”的争议行动，相反，恰恰就是一场充斥了伪善与欺骗的侵略。对于这场战争，沙俄政府不仅粉饰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封杀媒体，真相在民众面前成了谜底，不能揭开。这次战争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不过是国库迅速空虚，国家债务压在广大民众身上，赋税，劳役，饥荒，死亡。这些难免遭到民众的不满，所以他们意图掀起民众对中国人的愤恨，以此转移对政府的愤恨。最后他号召，作为劳动人民先进代表的工人阶级，应该起来反对那些把民众的仇恨转移离开真正敌人的人，而这个真正的敌人就是沙俄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推翻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考虑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新的政府。

我十分赞成的观点，是说沙俄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利益。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殖民地作为资金来源，于是将魔爪伸向中国，“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然后，列强开始瓜分中国，这就是所谓虔诚的基督徒“毫无私心”的正义行为？他们掩盖战争的目的，反而说中国人憎恨中国人，列宁批驳这种观点，他指出，中国人憎恨的只是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其他欧洲国家侵华获得了大量殖民地和财富，于是沙俄羡慕的也想要从中国掠夺来一些财富。究其根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而是掩藏在借口下的，想要从中国掠夺殖民地和财富的贪婪。

另外，列宁说，发动对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苦难，对本国劳动人民也是百害而无一利，唯一能获得好处的是那些贵族，资本家，以及一些大发战争横财的人。这一点我也很是赞同。战争造成的国库空虚，国债增加，千万家庭因壮丁被拉去上前线而破产，而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权利却日益增大，饥荒和死亡时刻威胁着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战争带来的是深重的苦难，是家园的破败，是亲人分离，是动荡的生活，中国人遭受到帝国主义，遭受到沙俄资本家的压迫。无论中俄，战争带给民众的只有痛苦的磨难，而对于资本家，对于贵族，战争打开了销售产品的窗口，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却分毫与底层民众无关。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贵族却享受着丰厚的利益。这场对华的侵略，处处透露着不公平。

而引起我质疑的也有一点，列宁说，沙俄在战争同时毒害人民政治意识。我觉得这话严重了。既然沙俄的根本目的是从中国掠夺经济利益，那么政府的一切做法都应该是威力掠夺更多利益，那么进行思想控制就显得多此一举。这一观点的提出应该是列宁处于自身无产阶级出发，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召开人民带便大会，推翻当时的沙俄政府，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新政府。

列宁的这篇《对华战争》于今世社会也有很大的意义。当年列强将丑恶的战争美化成毫无私心的行动，当今社会别有目的的人也是如此，费尽心机掩饰。统治者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而弄虚作假，现今以个人私利为目的的也是如此。时代在变，做法却一样。这篇文章也大可解释大多战争发动的原因-----无非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大到国家间战争，比如美伊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无非都是为了利益。事实的真相如此，历史却在不断前进。

第五篇：对华西村的启示

对华西村的启示

华西村位于江阴市的东南部，1961年建村至今，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以一村之力创造了中国农村的奇迹。面积从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人口由1000多人增加到3.5万人，村中别墅成群，家家存款百万，人人安车代步，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被称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一分五统”更成为共同富裕的典范。

看过华西村的短片，感触良深。其中最主要的感受有：

一、要长远规划，确立长期行为。

二、要积聚财力，建设精品景观。

三、要综合管理，推动景区创新。

四、要加强协作，同打旅游品牌。

总之学习华西村新经验，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发展新阶段确立更高目标追求，创新发展思路；学习华西村新经验，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好地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学习华西村新经验，就是要坚持“两手抓”，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和谐；学习华西村新经验，就是要坚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表率作用；学习华西村新经验，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才优先，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努力做到量才适用、人尽其才。典型引路，经验示范，崇尚先进，学习先进。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把深入学习华西新经验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齐心协力打好转变发展方式这场硬仗。让我们通过广泛宣传华西新经验、扎扎实实学习华西新经验、结合实际推广华西新经验，营造学先进、争先进、创先进的浓厚氛围，为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