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 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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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美国对华战略 学习心得

美国对华战略学习心得

环科1201 任钦凯

这几周我们学院就“美国对华战略”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相关内容,我对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策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常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某种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围堵也好,西化分化也罢,总之不断投棋布子、谋篇布局。美国人自己说起来则常常自嘲:美国哪有什么战略?还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总统一换,推倒重来。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美国这样的大国肯定有战略。不仅有,美国政府还最爱公布战略。比如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每四年公布一次《国家安全战略》。各部门还有国防、军事、反恐、网络空间、阿巴地区等等各种战略报告。类似“重返亚太”这类战略,在各种官方讲话、文件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关于美国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其一,美国政府的战略就是这些公布出来的“阳谋”吗?是否还有其他秘而不宣的阴谋?第二,美国政府的这些战略是一以贯之、行之有效,还是虎头蛇尾、自娱自乐?

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美国政治的几个特点:一是三权分立,政治主体多元化;二是决策较为开放透明;三是两党轮流执政。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大致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美国政府公布各项“阳谋”是真战略,一方面向选民交代本届政府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府内部“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美国是一个比较难保密的国家,所以在战略层面要想形成什么惊天阴谋而不为外界所知不太容易。美国政府当然也有秘密行动,但是这种“阴谋”在局部的战术层面比较可行,在战略层面很难做到。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两党轮流执政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美国政府战略的连贯性相对较差。美国没办法像中国那样制定管几十年的“三步走”战略,连五年规划也做不了。就拿美国对华战略来说,每个新总统上台基本都要折腾一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再走向成熟。当然,美国战略讨论有其基本范围,两党虽然有各自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次序,比如民主党重价值观念、倾向多边主义;共和党重利益、重自由贸易,相对倾向单边主义,但这些不同都在美国战略的基本范围之内,可称之为“大稳定、小摇摆”。

现在,在中国媒体、网络甚至学界当中,常有人以某个“惊天大阴谋”来串联、解释美国的各种战略,以单一原因解释复杂现实,把本来未必有关系的各种事态联系起来。比如说美国的各种战争不是为了石油,就是瞄着欧元;美国的战略部署不是在地图上画圈圈,就是在大国间打楔子。这种“阴谋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上非专业性的表现,是因为没能理解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认知心理学研究显示,以本民族为中心视角,夸大对手的敌意和能力,是人的常见心理偏差,美国对越南战争中北越意图的判断、对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能力的判断,都反映了这种认知偏差。今天在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不合实际的判断都很普遍。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扭转这一局面,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战略,其重要性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二篇: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解析

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解析

◆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该战略已获立法机构配合,也吸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将涉华事务作为部门资源优先配置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阳

目录

目录.................................................................................................................................................1 导语.................................................................................................................................................1 1.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形成............................................................................................................1 2.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考量............................................................................................................2 3.越来越多机构加入这一战略当中............................................................................................3

导语 自 2017 年 12 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大国竞争的时代已重新来临”以来,美国确定了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基调,“全政府对华战略”逐渐成为华盛顿热词。

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该战略已获立法机构配合,也吸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将涉华事务作为部门资源优先配置方向。开启对华调查、出台对华限制政策的节奏随之明显加快。

1.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形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是反映美国政府战略思维的两份重要文件,清晰表明美国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并沿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措辞,称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

在上述两份文件从战略层面定义了华盛顿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之后,美国国会接过接力棒,从法律层面将这一战略转化为操作方案。

2018 年 8 月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生效的《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该法案在文本中强调,美国国会声明,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优先项”,需要融合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和军事等多重国家力量,以保护和加强国家安全。

时隔不到一年,今年 5 月 20 日,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系统阐述全政府对华战略,标志着这一战略正式形成。

2.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考量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称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方面的挑战,表示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国体制存在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采取“全政府”方式,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以及学术界。

方针声称为了更好应对中国,美国社会各界力量应与政府合作。此外,方针还称美国将积极与盟友合作,尤其是印太地区盟友,以寻求共同应对中国。显然,美国希望能够在国内进行反华动员,并在其盟友间建立一个反华联盟。

方针细化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的对华战略,表示对华策略要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列举了美方将“坚持原则”的一些地方,包括“对冲中国叙事,抵制所谓中国削弱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根据中方实际行为进行回应,停止配合中国进行只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等。

这份文件回顾了美国政府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以来在对抗中国方面的种种措施,并再次阐释美国对于美中关系的定性和认识。概括来说,就是从美国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里没有按照美国设想发展,因此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战略。

由此可见,中美矛盾冲突升级,背后存在着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且面临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事实也表明,美国的不安情绪已转化为对抗行为,如经贸摩擦、打压中国驻美媒体,以及进行所谓科技脱钩等。可以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相应激进措施。

3.越来越多机构加入这一战略当中 记者梳理发现,美国立法和行政分支内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加入到这一战略当中,涉华工作在各政府部门也吸引更多资源投入。

在立法分支,今年 5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宣布成立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为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中持对华相似态度的议员提供协调机制,但这一小组没有实际权力。麦卡锡在“中国工作小组”成立时说,这一小组“旨在加强国会应对来自中国的跨部门威胁的能力”。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美中委员会)是 2000 年在美国国会的要求下创立的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监控、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进行报告。美中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在其 2019 年的报告中,美中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限制一些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股市,加强对大学研究工作的监管以防止学术间谍活动等。该委员会还建议美国国会采取措施确保从中国进口的药品和制药原料的安全。

在行政分支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历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在国安会中主要负责对华政策的是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廷杰。波廷杰此前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对华态度相对强硬,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据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不少强硬举措都与国安会有关。

美国国务院在中美摩擦中扮演十分显眼的角色,近年频频出台反华政策,包括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限制中国外交官、媒体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禁止部分中国学者、学生赴美,并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网络中清除等。

2018 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呼吁美国国防战略“紧急进行大幅度调整”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 7 月 8 日的一次表态中列出国防部今年十大工作目标,其中 俄罗斯有关的计划”,第七项是“让中国成为国防部焦点”。埃斯珀还发表题为《美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应对中国》的署名文章称,美需建设一支与中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力量,还将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

司法部 2018 年 11 月 1 日启动所谓“中国计划”,力主加大对涉华案件的调查力度,以体现司法部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优先。隶属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7 月 7 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表示,联邦调查局“平均每 10 个小时就启动一项新的涉华反情报案件调查”,并且“在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 5000 个案件中,有一半与中国有关”。

美国国土安全部 7 月 24 日宣布在部内成立“中国工作组”。此外,美国国务院出台的限制中方人员的签证政策,也由国土安全部负责执行。

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则是由国会议员和行政分支官员联合组成的一个独立工作机制,创立于 2000 年 9 月,主要工作内容是“跟踪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出具报告”,对华立场较为负面,不少美国对华负面政策和立法背后都有这一委员会的影子。其现任联席主席之一是共和党鹰派反华参议员卢比奥。

第三篇:美国大学对华扩招 中国学生如何选择

从前留学海外是件难事,很少人能做到。我们那时候来美国读书,即便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签证官还常刁难,以至于如何寻求签证都成了一门学问,叫“签经”。这个经是新兴学科,四书五经里都找不到的。

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生源国。2009-2010学年,中国赴美学生增长近30%,在美学生近12.8万。今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美方承诺对于中国学生的留学提供签证的各方面便利条件。由此可见,日后中国学生的选择会逐步拓宽,来美国留学将越来越容易,就如选择国内大学一样。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美国经济低迷,而中国很多家庭有条件送独生的孩子出来读书了。美国各大学甚至设立专门的招生人员,远赴中国招生,中国留学生一下子又成香饽饽了。也可以说,这是美国向中国学生“扩招”。在这种扩招之时,中国学生当作何选择呢?我想任何一个考虑留学的人,都应该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留学?

首先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出来留学?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得到什么?在目前的生活阶段,这个选择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看法与一些批评“小留学生”的作者恰恰相反,我觉得要么早出去,要么别出去。我觉得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选择非常简单,因为到哪里不是重新开始?再说趁着年轻时候精力旺盛,一鼓作气把博士或者其他所需的学位拿下,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这一点和美国人没有可比性,他们五六十岁开始都可以,因为他的根就在这里,也无需考虑签证啊、以后的工作签证配额啊之类的问题,所以一切都很容易,但是很多方面的小问题,就可能拖中国人的后腿,使得我们人生的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很多人在等绿卡期间,没法换工作,只好忍气吞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法挑三拣四。美国社会很自由,但是对于美国人自己来说,更自由一点。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出来读书。如果有留学的想法,那么最好趁早一点,本科后或者工作一两年后就出来。我当年在国内读完了研究生,然后又工作了好几年,又有了孩子,然后出国,换了各专业读,就觉得很累,劲头也不大。如果回头重来一次,我会选择本科后尽早出国读书,而不是拖到三十多岁。或者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心别出去了,否则得不偿失。—— 当然,这只是我基于自身阅历的一点笼统看法。

很多人出去读书,是因不满现状。当然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你一味只想“离开什么”,但不知道“追求什么”,出来读书照样陷入茫然。最终决定我们人生道路宽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对于未来的认识。如果只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换个环境,未必就万事大吉,毕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另外,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不要以同学为参照系,而应该以自己的现状为横轴,以未来的理想为纵轴,这样去画出自己的坐标来。有的人不出国,在国内已经有了好的事业和家庭基础,出国留学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周期比较长的博士学位。如果爱好做学问,不喜欢某个专业,仅仅因为好申请、好拿奖学金就来读,会读得很痛苦。另外,博士一般培养学者、教师,如果指望以后当教授,那么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博士经历之后,如果留在美国发展,还要等工作签证、绿卡、以及这一期间长达六七年等候终身教授评选的阶段。和这一切相比,不妨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条路,会不会喜欢,还是利用国内现有条件,继续发展更为有利?当然,也可利用过去的经验化作财富,经过留学,实现职业的升华,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这种选择,不会有固定答案,大家应该根据自身实际,分析留学一切有形无形的损失和收益。

第二,要不要来美国留学?

美国人出国,很少说“出国”,而说去具体哪个国家,比如法国还是德国还是韩国,但是我们则笼统地说“出国”。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选择也已经很多,去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各个地方都有,“出国”的标签已经过时,也毫无意义,因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差距太大。

所以,大家应该想清楚,去美国是不是上佳选择?各个地方,尺有其短,寸有其长,例如,去英国学时比较短,一般很快就能拿到学位,但是多半情况下得自己筹资。去欧盟,可以体验文化的多元,还可轻松游历多个国家。我有朋友甚至说他周末的时候会跨越国境去打八十分。和这些地方相比,是不是来美国最适合自己呢?美国社会包容性比较强,且日后有移民的可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打算,比如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你以后没可能连根拔起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辈子,那么未必就得来美国。

来美国读书,一个人需要非常独立。除了平时的学习和课程安排需要各自计划之外,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需要一步步克服。举个简单的例子,和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出门没车,寸步难行。来了之后得学会开车,你还得买车。另外,美国社会不会对新来的人区别对待,平时大家不把你当外人,但这说明他们只会用对待自己国民一样,甚至更苛刻的条件来要求你,比如你去申请信用卡,人家不会体谅你是外国人,在美国毫无信用记录,故而特别优惠,银行会对你一视同仁,你需要一切从头来,得依靠自己事先用那种小额储蓄式的“信用卡”,慢慢积累信用。诸如此类很多小小的困难需要克服,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步步过来,遇到困难的也不止你一个,也无需因此而被吓阻。

第三,来美国留学要读什么专业?

一个最容易的答案是什么专业好申请?但很多时候,这问题短视,而且没多少实用价值。更为关键的是问题是:一生当中,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别人没有办法替代自己回答。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其它一切都水到渠成。

这一点或许很难回答,但或许很好回答。说很难,是因没有人能预见未来,一步到位地定好自己的目标,以后再作调整甚至再三调整是正常情况。说容易,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活动,能给你提供最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和他人说的那种“可复制的成功”无关。人和人不一样。比如所有人都在说提升领导力,让人以为,在职场,好像只有做领导才行。有人根本不是这块料,跑到那样的位置上做得很累。人的才能和喜好本来就有差异。有人喜欢给人出谋划策,但是实施不行,那么他在顾问的位置上更开心。有的人喜欢推销一切,你让他在营销和销售的位置上他如鱼得水。聪明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地方行,哪些地方不行。

如果无法决定到底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可以问一下自己:过了20年、30年后,我希望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很多选择看起来并不难,因为有些职业你可以一眼看到底,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比如在美国高校当教授,你几乎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图景,精确到每一年,比如前面几年熬终身教授,熬到之后如何做研究,学术服务或者教学,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看看做着同样职业的某些人,从他们身上去看这一行做下去是怎么回事。

更不要以“热门专业”为立足点,决定自己申请学校和专业的标准。当年,计算机热门,中国学生一窝蜂去读计算机,毕业后正好遇到网络泡沫。后来金融热门,大家又一窝蜂去读金融,结果毕业了正好遇到华尔街的冬天。如上所述,热门专业未必一定都适合你。套用肯尼迪的一句话:不要问你去什么热门专业,而要问什么专业里你会成为热门。

第四,选定来美国留学的专业后如何申请?

申请学校就好比公司包装上市,投资者看的是你包装出来的一个“故事”。人们希望看到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背景?这个背景经过我们这个专业的训练,是否有助于他(她)达成他的愿望?所以除了考出托福、GRE等等之外,应该在找人写推荐信,和自己的个人陈述上多下功夫。诚然,日后我们的志向、市场行情等等都有可能改变,但是一开始的基本想法,这个你可以有。你不但有,还要真心有,你如果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别指望别人能听。

申请美国学校,很多人是同时申请很多所,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最终会录取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从一开始就必须有条理,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按照截止日期,将各项工作倒推回

去。选好学校好,应该清楚地知道各个学校的要求,然后挨个去准备。此事也可利用技术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申请文书等等。比如可以利用电子日历,记录各个学校的报名截止日期。利用Diigo等工具,储好各个专业申请的网址,标出其要求,甚至可以列出大的表格出来,好好管理。

以上一些仅作笼统建议,希望有助于各位家长和学生选择时的思考。总体上说,出来读书,学习专业知识、技能和态度是其一,另外也可借此机会,深入地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后者对于我们的人生,一样大有价值。国与国之间,这种平民的接触和交流越多,就不会稀里糊涂地崇拜,也不会稀里糊涂地憎恨。最终可能有人入乡随俗落地生根。也有可能“因不熟悉而结婚,因熟悉而分手”,生活久了,知道了对方的弱点所在,对于别国,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终于有了清醒认识,继而灭绝了崇洋媚外之心,铁了心回国发展,我看也是一收获。

第四篇: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一).

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一)

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战略和技术策略的主要变化

大幅度转让技术取代逐步进入式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是与其进入中国市场同步进行的,采取了十分谨慎的策略。通常的做法是:先设立企业(小规模的),向所投资企业适当转让生产应用技术;然后再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新产品的生产,相应加大技术投入,并不断地投入动态技术。最后,在中国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在中国市场占有了相当的份额后,开始设立R&D中心,从事既满足中国市场也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五成以上,主要涉及机械、电子、能源、交通、信息、化工等领域。中国几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都是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而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中又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

资料显示,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中60%以上采用的是近三年的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投入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企业约占一半,申请的专利数约占高新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的2/3,在高新技术出口和机电产品出口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例如,在中国投资取得成功的通用电气、摩托罗拉、IBM、朗讯、杜邦、宝洁、英特尔、西门子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都在加大。

自觉的技术投入正取代被动的硬性技术

我国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市场换技术。因此,我国政府以往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有强制性的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这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投入是一种被动的硬性要求。我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鼓励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政策措施,如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先进技术型企业,设备进口可以免征进口环节的税收,所得税可以延长三年减半征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承诺,目前我国取消了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强制性要求,也放宽了专利技术的保护期,知识产权将得到更加有效地保护。因此,跨国公司从竞争的内在需求出发,都自觉主动加大了对中国技术的投入,加快了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步伐,这在汽车、家电行业表现的最为突出,几大汽车厂商都开始将最新的车型投放到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对其在华设立的企业的技术投入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普遍认为,中国技术产业与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在未来10至20年间,其发展速度将难以估量,这使得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转让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直接投资经营模式崭露头角

当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投入明显加快,并开始注重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入世带来的市场开放,促使跨国公司加快了在华设立R&D中心的进程,表现有:设立R&D中心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外商在中国设立的R&D中心已达400余家,其中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的有34家。对R&D中心的资金投入明显加大。许多跨国公司增加了在R&D中心的投资,并进口了许多最先进的设备。基础研究在加大,R&D中心的技术成果更加明显。

传统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一般都是凭借自己独特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来建立市场竞争优势的,因而在新技术的研制和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也拥有绝对的垄断和所有权。同时也由于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应,要求研究机构之间位置相近,因此R&D机构一般位于决策机构的母公司。因此,设立R&D中心和增加R&D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一个范例。R&D中心所研发的技术大都是和生产相连的应用技术,R&D中心以发展为主,纯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多,一般来讲,这种基础研究大都在跨国公司的本部的R&D中心来进行。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R&D机构在中国的发展与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呈正相关,且主要是为本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服务。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跨国公司已开始将一部分基础研究放在中国的R&D中心来进行。这表明,部分跨国公司已将中国当作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来看待。

技术投入与产业结构转移齐头并进

从技术投入方面来看,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区别是,跨国公司一般不会通过技术转让将最先进的技术卖给中国,而且也不追加动态技术。而外商直接投资则不同,外国投资者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而且要不断地追加动态技术。所以说,只要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具有一定规模,其投入的技术都是最好的、最先进的,如果这一产品是面向国外市场则对技术的要求就更高。

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争夺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间进行,从目前来看,美欧日占了世界技术贸易额的97%,少数进入发展中国家也是集中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是跨国公司最为看好的市场。

发展配套生产与技术投入密切结合

当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与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各种科研技术合作,由跨国公司出研究经费,大学等科研机构具体进行研究,通常这种研究课题都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课题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产权也都属跨国公司所有,跨国公司再将这些成果拿回去继续进行研究。用这种方法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廉价的科研力量,同时也不担心技术泄密。当然,对高校等科研机构来说也不失为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初始过程。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另一做法是对内资企业进行技术扶植,通过OEM、ODM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不过多地投资设立企业,而是寻找内资企业作为供货商,对一些内资企业进行技术支持,使其达到所需的技术标准,采购其产品进入其全球生产系统,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在其对华投资中加大了配套生产项目。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表示,不光是要在中国建整车厂,还要将所有的零部件配套厂都带到中国。

对最先进技术的控制力增强

目前世界处于高科技迅猛发展时期,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早已将生产重点转移到高科技领域,并积极探索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模式,以便进一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跨国公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技术的竞争,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大都是专有技术,因此如何控制和对技术保密就成为跨国公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规律可总结为: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越是要对企业控股,愈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跨国公司愈是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此外,跨国公司在中国采用的技术主要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这些技术多是围绕着其在中国设立的企业来进行的,通常来讲在独资企业和外方控股的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转让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国内领先的。

目前的资料显示,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技术的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控股的合营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大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的技术,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都选择独资企业的原因之一。资料表明:2001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占60%以上,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5%以上。近年来这一趋势愈加明显。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障碍和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虽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差,知识产权的纠纷时常发生,这其中有恶意的明知故犯,也有因无知造成的严重后果。比如每年猖獗的盗版软件对中国的正版软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亿元以上。

因此,跨国公司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最担心的还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企业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困扰。此外跨国公司在设立合营企业的过程中往往也担心中方合作伙伴会侵犯其知识产权,如在技术转让协议中往往对专利的保护期争执不下。

我国鼓励政策尚不到位

我国政府在态度上是鼓励外商投资设立R&D中心,但实质性的鼓励政策不多,如所得税就没有特殊的减免优惠,而R&D中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也很难计算其投入产出。因此对跨国公司的R&D中心和其他企业一样收税,对跨国公司设立R&D中心没有起到鼓励和刺激的作用。

基础环境达不到要求。R&D中心对基础环境往往要求较高,这已不简单的是办公条件完善和舒适的问题。R&D中心的研发活动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球24小时研究活动不间断的,这就有大量的信息数据要传入传出,其对通信线路要求很高,如果R&D中心的办公地点很难保证、通信条件达不到要求就会推迟跨国公司设立R&D中心的计划,在客观上削弱我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努力。

通过风险投资等新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严重不足。我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晚,规模小,水平低,风险资本严重不足,风险投资人才匮乏,缺少创新机制,风险投资主体单一,政策扶植力度不够,因此,通过风险投资等新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还有相当多的困难。尽管我国已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风险投资企业,但投资条件设定的太高,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

加大对跨国公司技术引进的措施

如前所述,尽管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战略有上述的变化与改进,但仍看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转让到中国的技术还有许多限制,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如计算机、微电子、核能技术等,跨国公司在华的一些投资项目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与控制。因此,我国应有相应的对策改进对跨国公司的政策,以吸引其增加对在我国的技术投入和高新技术的投资比重。具体对策有:

进一步开放市场,按照WTO原则调整我国相关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政策转向灵活、务实、自由化。自由化范围非常广泛。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报告中1991-1997年期间政府有关FDI(The foreign trader direct investment即外商直接投资)的895项规章变化中,94%是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包括更自由的准入,较少的业绩要求,更多的剌激措施,更多的部门自由化,对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护。而各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更开放的发展战略。

配套措施在于降低关税,取消配额,汇率自由化、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对国内市场的管理等。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力度加大,但开放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大量的一般性竞争性行业如机械制造、轻工、纺织、服装、家电等我国应实行充分的竞争策略,将这些行业完全放开市场,由企业去充分竞争。应进一步向外商开放竞争性行业,取消股权比例限制、布点限制,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特别是鼓励跨国公司转让高新技术,由于中国全面放开了这些市场,也不可能形成一家跨国公司对某一行业实行垄断经营,从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要形成多家跨国公司间竞争,迫使每家跨国公司必须投入最新的技术,否则,就将失去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

认真落实已有的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加入WTO之后,关税成为惟一合法的调控手段。我国可灵活利用关税政策,使之与产业政策以及引资政策相配合。通过差别关税促进跨国公司投资项目布局的合理性。从1999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了许多鼓励政策。现在的问题,一是政策的落实还存在很大的偏差。二是鼓励政策还不到位。因此,我国逐步调整产业和税收政策,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把外资重点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产业等领域,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积极支持跨国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在创业板上市,为其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创造更多融资渠道。此外,应积极发展配套产业使跨国公司技术引进的链条延伸,带动一些重要的配套行业发展,以有利于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鼓励跨国公司设立R&D中心。一般而言,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主要有两种动机:

市场驱动或需求驱动

市场驱动或需求驱动因素促使R&D实验室进入东道国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定制出地方化的产品,所以干脆将R&D中心搬到中国,实现“科研——生产”一体化策略,为当地市场发展新产品;为母国在东道国的生产、销售、服务提供便利。

技术适应和供给适应

技术适应和供给适应因素促使R&D实验室进入东道国的目的在于:开发R&D人力资源(如科学家、工程师、软件程序员);发展新的科学和技术;为更广泛的客户提供新产品;监控

第五篇: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抗战中期,苏联在继续援华的同时,为预防纳粹可能的侵略,迫切地与日本谋和;英国援华脚步徘徊;法国维希对日退让;德国停止援华行动。

中国政府、各党派和人民苦撑待变。

此时,美国为了其远东和全球利益挺身而出,为中国坚持抗战注入了强心剂。

一、对日禁运

随着美国民众逐步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美国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思潮有所削弱。1939年春夏,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人赞成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并抵制日货。6月16日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同情中国者为74%;赞同不买日货者为66%,反对者为34%;赞同对日禁运军用品者为72%,反对者为28%(《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1939年7月,美国政府鉴于其在国会内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未获成功,又考虑到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士气的不利影响,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于远东局势的态度,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美国政府选择了预告废除日美商约这一方式。此举将为美国日后对日本经济进行制裁铺平道路,同时也向日本发去明确的信息:如果它一意孤行,半年后就将失去美国重要物资的供应。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日本驻美大使,声称:“在最近几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在审查美国与外国签订的商业和通商的 1

有效条约?在这一调查过程中,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赫尔通知日方,要求终止这一条约,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日美商约的废除,消除了美国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国民党方面深感振奋。中央社发表评论说,“我国朝野对于罗斯福总统采取此种断然措臵,莫不钦佩其高迈之认识与果敢之决心,日寇在过去两年间所受打击,以此次为最重大,其将成为致命之打击。”蒋校长称赞美日商约的废除是“总统和国务卿的伟大而辉煌的举动”,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达成之时,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减轻了中国自卷入冲突以来所面临的极严峻的危机”。

此后,美国逐步扩大对日本“道义禁运”的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原料。12月上旬,美国政府又将“道义禁运”的范围扩大到制造飞机所用主要金属铝、镁、钼等,并禁止提供生产航空汽油的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利用这一时机迫使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日本要求,切断滇越铁路;同时向英国施压,要求封闭滇缅公路。

1940年7月2日,美国政府颁布第一道禁运令,将下列三种物资列入需申请许可证的范围:

(一)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

(二)非常时期战略物资,包括铝、镁等原料;

(三)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但对日本至关重要的石油和废钢铁并未包括在内。

在日本压力下,英国于7月中旬宣布关闭滇缅路。为了抵消 2

这一事件的消极影响,罗斯福于7月25日又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但是,普通汽油不在其列,而以日本的工业能力,将其加工成航空燃料并非难事。列入禁运清单的废钢铁也并非全部,而只限于第一号高熔点废钢铁,这一类别只占日本废钢铁输入量的15%。

8月,日本威逼法国同意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北部、让日军使用飞机场及向日军提供其所需要的资源等无理要求,并在边境地区越境挑衅,施加军事压力。中国外交部在得知日、法正进行谈判的消息后,指示胡适敦促美国政府,“催禁全部废铁与普通汽油,并采取其他更有效之行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美国也感到事态严重,有必要对日本予以警告。8月和9月中,美国多次对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无理要求提出警告和抗议,但日本臵若罔闻。9月22日,软弱无力的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随之,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北部。鉴于此,9月26日,美国宣布对废钢铁实行全面禁运。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新的政策纲要,决定强化南进姿态,并不惜对英美一战。日本要求与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在印支建立海、空军基地,实即对印支实行军事占领。日本限期要求法国答应其要求。法国被迫同意。7月25日,日军进入印支南部,南进姿态昭然显示。

在日本出兵之前,得到日方通报的美国曾向日本提出印支中立化的建议,并将此事与石油禁运挂钩,但日本拒绝了美方的建议。7月26日,美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8月1日,美国事实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对此,英国与 3

荷兰积极配合。英国同时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国的资产,并废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和日印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取消了当时仍有效的与日本的石油合同。日本资源短缺,石油80%以上依靠进口。美、英、荷等国所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对日本是一个致命打击,迫使日本在或停止战争或孤注一掷中做出选择。

二、经济援助

1940年中,美国逐渐加大其对华援助的力度。4月,中美达成新的借款合同(中美间最早的借款合同达成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被称为“桐油借款”)。合同规定:到1941年6月30日前,美方将向中方提供2000万美元的借款,中方则以出口4万吨锡为担保。此次贷款史称“滇锡借款”,其条件较桐油借款更为有利,年利率由4.5%降至4%,还本期由5年延长为7年。这笔借款虽不能用于购买武器,但可以用来购买军需物资(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10月,中美又达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中央银行提供贷款,年息4厘,以钨砂运销美国所得收益为担保(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与前不同的是,该合约赫然列有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出现的签约人,以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中央银行和资源委员会作为签约的一方。这就是说,中国政府这次公开成了受款对象,从而使这笔贷款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

1940年11月30日,即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及日汪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当天,美国政府宣布对华提供1亿美元 4 的巨额贷款。这一贷款分为两部分,一半为金属贷款,一半为平准基金贷款。1941年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中央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中国则向美国出售钨、锑、锡等矿产。4月1日,中美签订《平准基金协定》,宣布为稳定币值、促进两国贸易,美国财政部将向中方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炉边谈话,认为,对日本最有效的牵制是继续援助中国。1月,他派遣白宫高级顾问居里赴华,帮助中国解决经济问题。

三、军事援助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对战争形势将产生重大影响的《租借法案》。国会对此法案辩论了两个月。3月8日,参议院终于以60票对31票通过《租借法案》。随后,罗斯福正式签署这一法案。3月15日,罗斯福发表演说,赞扬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他表示,中国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援助。

1941年4月,罗斯福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他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宣称“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1941年7月,美国军方考虑派遣一个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考察与了解中国对于军事物资的实际需要,监督援华物资的运输、交付与使用。这一军事代表团还将充当国民政府的顾问,“协助一切,有如以前德顾问团之职务”。

8月,美国正式宣布派出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设有一处五科,5

计有参谋处、人事行政科、情报联络科、组织训练科、供应科、作战计划科;各科之下,按需要联合设股,计分空军、步兵、工兵、通信、交辎、兵工、化学兵、野炮兵、高射炮兵、装甲车队及杂项等11股。该代表团以陆军少将马格鲁德为团长,史称“马格鲁德使团”。该使团的使命虽不如中方所期望的那样担任更为重要的顾问角色,其主要工作为主管援华租借物资事宜,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在双方高层军事当局之间进行沟通的任务,密切了中美军方的联系。

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活动中,还存在着非官方的渠道,其活动后来在官方的默许和支持下颇有成效。美国来华空军志愿队的建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1940年秋,为征雇美国空军人员来华作战,中国政府派遣原美国空军军官、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陈纳德及航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赴美活动。

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允许美国现役军人退出航空部队,加入志愿航空队,协助中国抗日。

7月10日,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队队员离美赴华。在这前后,罗斯福又批准了志愿队的第二批成员,限其于11月赴华报到,内有100名驾驶员以及机枪手和空中报务员等。

8月1日,中国政府发布命令,正式成立由陈纳德担任指挥官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该大队由美国志愿人员和中方人员共同组成,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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