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第一篇：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臵。‚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冷战‛意识形态使‚世界面临从未有过的各种力量和事件如此危险的汇合‛，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驱动华盛顿政策的那种疯狂已经变得多么危险‛。

第二篇：美国对华战略 学习心得

美国对华战略学习心得

环科1201 任钦凯

这几周我们学院就“美国对华战略”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相关内容，我对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策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常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某种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围堵也好，西化分化也罢，总之不断投棋布子、谋篇布局。美国人自己说起来则常常自嘲：美国哪有什么战略？还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总统一换，推倒重来。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美国这样的大国肯定有战略。不仅有，美国政府还最爱公布战略。比如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每四年公布一次《国家安全战略》。各部门还有国防、军事、反恐、网络空间、阿巴地区等等各种战略报告。类似“重返亚太”这类战略，在各种官方讲话、文件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关于美国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其一，美国政府的战略就是这些公布出来的“阳谋”吗？是否还有其他秘而不宣的阴谋？第二，美国政府的这些战略是一以贯之、行之有效，还是虎头蛇尾、自娱自乐？

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美国政治的几个特点：一是三权分立，政治主体多元化；二是决策较为开放透明；三是两党轮流执政。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大致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美国政府公布各项“阳谋”是真战略，一方面向选民交代本届政府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府内部“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美国是一个比较难保密的国家，所以在战略层面要想形成什么惊天阴谋而不为外界所知不太容易。美国政府当然也有秘密行动，但是这种“阴谋”在局部的战术层面比较可行，在战略层面很难做到。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两党轮流执政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美国政府战略的连贯性相对较差。美国没办法像中国那样制定管几十年的“三步走”战略，连五年规划也做不了。就拿美国对华战略来说，每个新总统上台基本都要折腾一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再走向成熟。当然，美国战略讨论有其基本范围，两党虽然有各自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次序，比如民主党重价值观念、倾向多边主义；共和党重利益、重自由贸易，相对倾向单边主义，但这些不同都在美国战略的基本范围之内，可称之为“大稳定、小摇摆”。

现在，在中国媒体、网络甚至学界当中，常有人以某个“惊天大阴谋”来串联、解释美国的各种战略，以单一原因解释复杂现实，把本来未必有关系的各种事态联系起来。比如说美国的各种战争不是为了石油，就是瞄着欧元；美国的战略部署不是在地图上画圈圈，就是在大国间打楔子。这种“阴谋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上非专业性的表现，是因为没能理解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认知心理学研究显示，以本民族为中心视角，夸大对手的敌意和能力，是人的常见心理偏差，美国对越南战争中北越意图的判断、对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能力的判断，都反映了这种认知偏差。今天在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不合实际的判断都很普遍。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扭转这一局面，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战略，其重要性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三篇：新疆宗教演变史专题

三、新疆宗教演变史（上）

前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要系统研究和正确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

历史上，新疆宗教始终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这种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外来宗教传入前的新疆宗教

新疆流行的是由远古先民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以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这一阶段从远古至公元前4世纪外来宗教传入。

1、原始宗教

远古时期的新疆居民，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他们相信人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而且灵魂是不死的。他们还相信万物皆有灵魂，相信超自然力量，认为大自然的后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大自然，并把这种超自然力量神格化和人格化。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通过各种形式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动植物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图腾崇拜也十分盛行。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都以虎、豹、狮子、狼、骆驼等动物，甚至以太阳、树木等为图腾。新疆的远古先民也崇拜生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对祖先的崇拜。

2、萨满教

原始宗教进入晚期阶段后，逐渐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这一时期的原始宗教被称为“萨满教”。据史籍记载，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新疆的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宗教。各民族不管历史上宗教信仰如何变化，不管其接受的新宗教排他性强弱，萨满教或渗入到新的宗教中，或以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形式存在下来。如维吾尔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萨满教遗俗。如朝拜麻扎时在麻扎周围插木杆，并在其上挂羊头、羊皮、布条；在古尔邦节和朝拜麻扎时集体跳萨满舞；民间尤其是南疆农村，仍然盛行“巴合西（即萨满）”跳神治病，等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也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萨满教的遗存和习俗。

三、新疆宗教演变史（下）

二、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一千多年。

2、祆教

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政权专门设置了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的管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都曾经信仰过祆教，至今这些民族还保留着祆教拜火的习俗，祆教的重要节日努鲁孜节已成为这些民族的传统节日。

3、佛教

公元前1世纪，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和田地区。经过各地统治者几个世纪的大力推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佛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大型佛事活动频繁，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唐代，南疆地区的佛教已经开始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直到11世纪初，佛教仍然是南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佛教传入并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随之形成。新疆佛教在佛经翻译、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继佛教之后，又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传入新疆，加入到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之中。

4、道教

公元5世纪左右，中国内地盛行的道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到来传入新疆。但当时在新疆的传播范围不广，主要盛行于汉人比较集中的哈密、吐鲁番等地。清朝时期，由于信仰道教的湘军大批进入新疆，道教才广泛传播到新疆各地，当时，道教的宫观几乎遍布天山南北各主要城市。、摩尼教

公元6世纪前后，产生于波斯的又一宗教――摩尼教经中亚传入新疆。信仰摩尼教的中亚商人和移民，在从阿勒泰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许多聚居区。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在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其主体迁入新疆，并在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弘扬摩尼教教义和文化。直到回鹘人改信佛教后，摩尼教才逐渐在新疆消失。

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也传入了新疆。景教是中国对基督教的一个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的称谓。景教在新疆早期传播情况不详。唐宋时期，景教在吐鲁番地区十分盛行。元代，随着大量畏兀尔人接受景教，景教在新疆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直到清代，伊犁地区还有景教的活动。

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文献残卷

（三）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演变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斯兰教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式微。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1、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当时，统辖新疆南部至中亚一带的喀喇汗王朝的王室成员萨图克布格拉汗率先接受了伊斯兰教，后夺取政权后并利用权力开始在喀喇汗王朝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经过同于阗佛教王国历时40余年的战争，灭亡于阗，把伊斯兰教推行到今和田地区。于阗灭亡后，喀喇汗王朝又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圣战”。这次战争虽然对高昌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未能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吐鲁番地区。此后，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无暇对周边非伊斯兰地区发动“圣战”。直到14世纪中叶以前，以阿克苏、库车为界，一直维持着南部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部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2、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14世纪中叶，统治新疆的地方政权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首先强迫王公贵族和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之后在伊斯兰上层势力的配合下，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其后裔是伊斯兰教更加狂热的推行者，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民众接受伊斯兰教，并对吐鲁番、哈密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不断发动所谓“圣战”。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哈密已取得主要宗教的地位，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后，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也随之形成。

（四）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发展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历经6个世纪的传播后，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这一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继续保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原来主要在维吾尔等民族中流行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随之逐渐消失。从明朝起，随着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由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在新疆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北疆地区的主要宗教。17世纪后期，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藏传佛教的势力，击败了自己的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并灭亡了叶尔羌汗国，足见当时藏传佛教势力之大。清代，随着信仰道教的大量清军、汉族商户和百姓的到来，已衰落了的道教开始复兴。当时，大型的道教宫观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带有我国多神崇拜的道教庙宇，如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娘娘庙等等，却遍布天山以北和东疆各地。在南疆地区，道教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喀喇沙尔等地，都建有数量不等的道教宫观。当时新疆道教的宫观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从18世纪后期起，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中国又称基督教）相继传入新疆。东正教是随着俄罗斯人陆续迁入新疆而传入的，此后也主要在俄罗斯族中流行。基督教和天主教则是由一批西方的传教士传播到新疆。到民国初年，基督教和天主教已传播到全疆各地，在天山南北各重要市镇，如乌鲁木齐、伊宁、喀什、哈密、莎车、绥定、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两教的教堂。

伊犁发现的元代基督教文物

（五）新疆宗教演变史的特点与启示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王侯群像

1、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不断在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2、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信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民族宗教信仰的不断改变，也是导致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原因。

3、宗教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必须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

凡是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宗教是没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的消失就是不能与新疆的社会相适应的结果。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传入新疆后，就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与新疆社会相适应，逐渐演变为带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佛教和伊斯兰教，才成为新疆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

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

4、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对新疆宗教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这两种宗教的支持分不开的。西辽和蒙古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一时期新疆各种宗教的发展和兴盛。不管实行怎样的宗教政策，都包含着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5、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始终是新疆宗教历史的主流。

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但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在同其他宗教并存的几个世纪里，没有再发生过冲突，一直是和谐并存的。多种宗教在新疆不仅能够和谐并存，而且能够相互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别点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等。

但“三股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却罔顾历史事实，不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而且极力破坏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历史传统，甚至大肆鼓吹极端思想，破坏和诋毁新疆传统的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包括广大信教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认清其本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第四篇：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

当我上这节形势与政策的课的时候，我觉得不以为然。因为个人认为，西方再怎样渗透，也抵不过我们中国多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上完这节课，我感到再小的一件事也是一种潜而默化的渗透。很多外国的文化输入我国，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信息网络等媒体。无时无刻的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英雄主义的电影无时无刻改变我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那么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起源，怎么渗透我们。这是我现在想讨论的议题。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

近几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企图让我们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利用我们执政党内少数党员和政府中少数公务员的工作失误、少数分子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添枝加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企图使大众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三是利用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无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四是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五是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企图搞乱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六是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西方国家通过与我国经济交往挟带意识形态“私货”，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以达到“以接触促演变”的目的。七是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信息网络等媒体输出文化产品，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策略，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信任的丧失和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而这一切，恰恰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这种变化趋势虽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荣辱不分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还有一些人极力散布“淡化意识形态”，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挑战。我国正在丧失自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滑坡。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但长期形成的这种独特文明并没有得到世界各个民族的完全认同。这既为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和宗教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用统一文明凝聚国人思想提出了难题。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则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剧变，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整个世界也是一场灾难。

我们必须从提高综合国力、掌握国际文化竞争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勇于面对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国际国内形势，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维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

编撰者：关荣昌

班级：英语（英法双语1303班）

第五篇：新疆宗教演变史(概述)

新疆宗教演变史概述

新疆的原始宗教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不管历史上各种宗教如何演变,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疆宗教发展和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新疆流行的是由远古先民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以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这一阶段从远古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外来宗教传入。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一千多年。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式微。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这一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

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发展、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类还没有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前,不可能产生宗教观念,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在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后,随着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不断加强,人类的大脑也发育成熟起来,逐渐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使宗教的产生成为可能。抽象思维能力是宗教产生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能力人类就同动物一样,就不会产生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宗教活动等等更无从谈起。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就有了宗教,或必然要产生宗教,而只能说抽象思维能力使宗教的产生有了可能。宗教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指那些导致宗教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是人类在自然力量的压迫面前软弱无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幻想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这种生产力水平使人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种自然力量,因而对原始人来说,这种自然力量就成为某种为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神秘的强大力量。比如,下雨是一种极其常见的自然现象,雨水充沛就会草木茂盛,果实累累,给原始人提供丰足的食物；但倾盆暴雨却会造成洪水泛滥,毁坏一切甚至夺去人的生命。大火可

以吞噬森林、草原,烧死动物,威胁人的生命,但是也会给原始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些被烧死的动物成为他们不需要经过艰苦的狩猎即可得到的美味佳肴。再如天气,有时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有时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日有升落,月有圆缺,动物有生死,植物有枯荣……这些自然现象对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现代人来说不难解释,但是对远古时期的原始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是不可捉摸也不能抗拒的,对此他们既感到困惑不解,又感到神秘莫测,更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就想象在大自然的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并幻想这种超自然力量具有人格特点,人如果触怒它,就会受到它的报复和惩罚；讨得它的好感,就会得到它的恩赐。原始人为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恩赐,便采取巫术、法术、咒语、祈祷等各种方式,试图去影响超自然力量。这样就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念和行为。

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一种宗教形态,它是自发产生的。新疆的原始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原始宗教产生的过程。根据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产生了灵魂和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观念是远古时期人们由于不了解自己身体构造及各器官的功能并受梦中景象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以为,思维和感觉不是人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又可以离开身体的精神体在活动,这种精神体他们视之为‚灵魂‛。原始人不仅相信人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和活动的灵魂,而且灵魂是不死的,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过着同现实世界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埋葬死者的同时,也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随同死者一起埋葬。

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万物有灵观念,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等。原始人相信超自然力量,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大自然,并把这种超自然力量人格化和神格化。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通过各种形式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

在罗布淖尔发现的一处氏族社会的墓葬,该墓葬的突出特点是坟墓的地表立有七圈环列木桩,圈外是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其状恰如一轮华光四射的巨日,表现了当时的罗布人对太阳的崇拜。在富蕴县唐巴勒洞中,有一幅彩绘岩画,上部是两个同心圆,分别代表日、月,旁绘彩云,下部是一个形状怪异的人头像。类似反映日月崇拜的岩画,在新疆各地都有发现。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表明了他们对太阳的崇拜。乌孙人也崇拜太阳,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太阳的活动。匈奴人不仅崇拜太阳,还崇拜月亮和星辰。他们认为太阳和月亮代表着光明,经常与代表黑暗的恶魔进行斗争。所以每当日蚀或月蚀发生时,他们就认为是太阳和月亮受到了恶魔的围困,于是就击鼓鸣金,大呼小叫,以吓跑恶魔,拯救太阳或月亮。匈奴的首领单于每天早、晚都要走出营帐,祭拜太阳和月亮。军事行动要先看星月,‚月盛则议战,月亏则退兵‛。他们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即使在多次改变宗教信仰后,也一直延续下来。至今,维吾尔族人仍然非常忌讳面对太阳或月亮吐口水或大小便,认为这是对太阳和月亮的不敬,是一种罪过。

在自然崇拜中,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对天的崇拜较为突出。突厥语和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匈奴的首领单于自称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匈奴人也称自己是‚天之骄子‛,认为自己有上天佑护。

突厥人也十分崇拜天神,认为天神腾格里是主宰一切的神。维吾

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里也经常提到腾格里,如‚腾格里给你大地‛、‚愿腾格里梦中启示,我们应验‛等。甚至乌古斯可汗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他‚祈祷腾格里‛时,随蓝光从天而降的。随着对腾格里信仰的发展,腾格里逐渐被用来指一切崇高的神灵,除天神腾格里外,还有地--水腾格里。

山神、水神也是新疆古代先民崇拜的诸多自然神灵之一。新疆多高山大川,巍峨壮丽的天山和阿尔泰山都被视为‚腾格里山‛,他们认为天山、阿尔泰山即为苍天的化身或天神所居。对水的崇拜,来源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古代维吾尔人认为水是神圣的,所以,人们常常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与我国傣族的泼水节相似。与水相连的河、泉等也同样受到崇拜。至今新疆各地的许多泉,特别是一些温泉,仍然被人们视为‚圣泉‛而加以崇拜。

新疆的原始居民也崇拜动植物。古罗布人崇拜麻黄草和小麦,死后要把这两种植物随葬。以牧猎为生的居民多崇拜动物,对狼尤为崇拜。农耕居民则崇拜老鼠。古代于阗人就对老鼠崇拜有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崇拜老鼠的盛况。于阗人对老鼠的崇拜源于一个古老传说,据说鼠神曾帮助于阗打败入侵的匈奴,于阗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自此以后,于阗‚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欲求福佑。‛人们在行经老鼠洞时,都要下马到洞前礼拜致敬。奉献给老鼠的祭品,有各种美味隹肴,甚至还有衣服、弓箭、鲜花等。他们认为,‚若无享祭,则逢灾变‛。20世纪初,在于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了一块彩绘木板,画面是一‚奇异的鼠头神像‛。这是古代于阗崇拜老鼠的有力证据。

图腾崇拜也十分盛行。据《山海经》等古文献记载,周穆王在西

域会见的西王母,‚蓬发戴胜‛,‚虎齿豹尾‛。这个西王母可能就是当时活动在昆仑山一带的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古代新疆的许多民族除虎、豹外,也以狮子、狼、骆驼等动物,甚至以太阳、树木等为图腾。如突厥、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回鹘（今维吾尔族）等都以狼为图腾,回鹘的图腾还有狮子、骆驼、树等。在维吾尔族关于其族源的神话传说中,第一位首领卜古可汗就是由树所生。现代维吾尔族人虽然不再把树视为其民族的图腾,但他们对树依然十分崇拜。凡百年以上的大树,都认为其有‚神性‛,在这样的树下不可便溺,否则就会招致噩运。

在原始宗教盛行时期,人们希冀通过对生殖的崇拜以求得人类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最初,自然界中凡是能大量繁衍后代的动物,如鱼、青蛙等等,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希望能像被他们崇拜的对象那样,大量繁衍后代。当人们粗知生殖的道理后,就开始了对生育的直接承担者--女性及其性器官的崇拜。新疆就出土有女性特征鲜明的陪葬木偶。突厥语族的古代居民崇拜的地神‚乌麦‛,就是女性神。实际上,‚乌麦‛就是女性生育孩子的胎盘。继女性崇拜之后,男性及其性器官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在新疆各地出土的大量女性木偶,男性石祖、木祖以及反映生殖崇拜的岩画,忠实而形象地记载了新疆古代居民对生殖的崇拜。

进入父系社会后,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出现,人们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祖先的崇拜。匈奴人每年都要集体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突厥人不但重视对氏族或部落祖先的祭祀,个人对自己祖先的祭祀也十分隆重。据《隋书》记载,突厥人死后,‚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死者埋葬后,还要‚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

其生时所战阵之状。‛古代维吾尔人认为,‚家堂坟茔乃人之根本,且有默佑之灵‛,故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

新疆的萨满教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开始迈向阶级社会时,以自发的自然灵力崇拜为重要标志的原始宗教即进入晚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还保留着早期阶段的许多明显特征,但已经渗入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并且有了职业的神职人员和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简单教义以及一定的宗教仪式。这就是萨满教,萨满教并没有‚始祖‛或‚创始‛之说,它是原始宗教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萨满教的得名是由于这种宗教在说满--通古斯语的各族中比较流行,而满--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由此就称这种宗教为萨满教。

萨满教的思想信仰是建立在复杂的灵魂观念上的,万物有灵和泛神思想是其信仰的核心。萨满教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都有灵魂,包括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风霜雨雪等都有神灵,因此都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萨满教认为人也有灵魂,人死后灵魂并没有消失,而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并且还经常照看着人世间的部落和子孙。其后,这种思想发展成‚三魂论‛,即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一是‚生命之魂‛,系生命之神赋予,同人的生命共始终,人死亡生命之魂即永远离开躯体而消失；二是‚思想之魂‛,是人在清醒时的思想和梦中所见人死后思想之魂不消失,它只是暂时远离身体和其他灵魂交遇,需请萨满将它送入阴间,以免在世上作祟,伤害人畜；三是‚转生之魂‛,系转生之神所赐予,人死后按其生前品行,或转世为人,或投身动植物,妇女不育,孕妇流产,认为她们是没有转生之魂,或该魂被攫所致。上述三种魂形状似人,分量极轻,人们只能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三魂论‛是

萨满教用来解释人的生老病死等各种生理现象,体现了当时人们力图合理地解释生命奥秘的愿望。

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信仰萨满具有超自然异能,可臻于疯狂,与精灵直接交流沟通。萨满是作为氏族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理人而出现的,是氏族成员与鬼神之间的中介,在氏族或部落中享有特殊地位。萨满在过去常是氏族或部落的酋长,后来则由具有一定超能力的人担任。成为萨满的人,大抵有如下经历,即长期重病不愈或突患疯癫症。这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认为祖神或已故萨满看中了他们,其灵魂‚附‛在了他们身上。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为本氏族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为氏族成员治病,求儿求女,占卜凶吉等。后来,萨满开始逐渐参与氏族、部落重大事务。

据史籍记载,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在这些民族中曾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由于笃信萨满是神灵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凡涉及本民族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军事行动,首领都要事先征求萨满的意见,由萨满占卜吉凶,征求神意,然后才能决定是和是战。军队出动时,萨满要为本氏族获胜祈助神灵。

乌孙人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自己的巫师,萨满巫师的形象被刻画在岩洞上。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山里发现的康巴勒洞窟里面,画有人面神形图。在阿勒泰市区旁将军山的岩画上,也刻画有与这种人面神形图完全一样的形象,戴着一顶尖形的帽子,与史书记载的萨满装束十分相似。

萨满巫师在突厥人中的地位很高。据传说,突厥先祖泥师都就是一位‚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的萨满。萨满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

事,可汗都要听从萨满的意见,由萨满预卜凶吉,决定取舍进止。可汗登基,要由萨满充当神的使者,代表神意,授权新主。

有关新疆古代居民信仰萨满教的历史记载还有很多。总的来说,萨满教在新疆古代先民中流行的时间相当久远,在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一直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其信仰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之间,长期支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人类总是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分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追求。随着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兴起,原始的萨满教观念及其祭祀仪式逐渐被这些宗教所取代。但是,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宗教,它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或渗入到新的宗教中,或以习俗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民间,萨满依然十分活跃,只是他们不再是‚萨满‛,而是演变为‚巴合西‛（哈萨克语称为‚巴克思‛,女巫师称‚库什娜西‛）。

哈萨克族巫师以天鹅皮制成神帽,插上猫头鹰羽毛,头上留一束头发。在哈萨克族人中,巴克思一般被认为是博学之士、诗人、乐器演奏家、吟诵史诗的歌手、部落氏族的谋士；在跳神时,他们用库布兹琴伴奏歌唱,兴奋时即发表吉凶预言。在战争时,他们在军队首领身旁,演奏库布兹,歌颂英雄祖先,激励士气,并施巫术作法。平时则为人占卜、跳神、行医。有些巴克思也被称为‚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他们身上都带着占卜用的40颗石子,以占卜、治病、跳神为生。我们不难看出,在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里保留了许多萨满教的遗俗。

在维吾尔族民间,巴合西主要是为人跳神治病,原来由萨满司职的行巫术求雨、消灾、占卜、祭祖等活动,在南疆一些地方则是由谢

赫、海兰达尔或迪瓦纳等主持的。这些人实际上是身兼伊斯兰教苏非道人和萨满巫师双重身份。在宗教信仰上,他们满足了一部分穆斯林因萨满教而遗留下来的一些旧观念和祭祀方面的要求。在祭祀时,扮演了萨满角色。当然,这种现象在新疆并不具有普遍性,仅存在于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牧区。

萨满教遗留最典型的例子是麻扎朝拜。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村,麻扎朝拜是比较普遍的一种习俗。麻扎为阿拉伯语,意为‚墓地‛。麻扎朝拜的本质是祭祀祖先和亡灵的多神崇拜现象,可以视为萨满教的一种遗留,而与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无关。它是因苏非派的流传和倡导而发展起来的。在麻扎朝拜里,可以看见大量的萨满教和其他旧宗教的遗留。比如,立高杆、挂旗幡、挂牛马尾、在树杈上拴布条、供野羊角等,这些都是原先突厥和回鹘人遗留下来的祭天祭祖的风俗。人们在祭祀结束后跳的‚萨玛哈舞‛,这种舞蹈的动作与萨满跳神的动作十分相似,是模仿萨满而形成的一种有祭祀意义的舞蹈。

在被朝拜的麻扎中,还有很多麻扎的名称是以动植物命名的,如白杨树麻扎、桑子麻扎、胡杨麻扎、蛇麻扎等等。和田有一座名叫‚科克马里木‛（波斯语,意为蛇山）的麻扎,该麻扎位于一座土山上,下临墨玉河,据传说,这里原是古代拜水的地方,所谓‚蛇‛,也就是汉族传说的龙。这些麻扎显然是古代动植物崇拜的残余。

在南疆还分布着许多有关妇女的麻扎及其传说,如‚阿吉阿娜‛（朝觐者之母）麻扎、‚其切克阿娜‛（水痘母亲）麻扎、‚阿娜江‛（母亲）麻扎、‚克孜勒阿亚里热木‛（红妇女）麻扎、‚苏提帕西木‛（牛奶之王）麻扎等等。喀什、和田地区还有不少命名为布维玛利亚木（传说是沙图克〃布格拉汗的妻子或孙女）的麻扎。其中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的布维玛利亚木麻扎最有名气。来自南疆各地的妇

女们到这里朝拜、许愿、点油灯、念经祈祷。麻扎墓旁有六七个大小不等的石头,求生育和怀孕的妇女们抚摸这些神石,并抬起来从左到右绕墓三圈,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求子、顺产的目的。每周二在该麻扎举行一种被称为‚布维赛显比合尼木哈提米斯‛的祈祷活动,意为‚星期二圣母祈祷仪式‛。这些朝拜活动都反映了早期生殖崇拜和乌麦女神崇拜的遗留。

民间的祈水仪式也多在麻扎举行,这类麻扎分布较广,多位于山口、河谷、沙漠地带。人们相信麻扎的神灵有此神通,只要虔诚念经祈祷,就可求得雨水、获得丰收。

从麻扎朝拜的形式和内容不难看出,它是维吾尔族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与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圣人崇拜相结合的产物。麻扎朝拜盛行不衰的原因,除了萨满教在维吾尔族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外,还在于苏非派在新疆长期的流传。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教派,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能够容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前就已有的传统习俗和信仰观念,并使之与伊斯兰教义教法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些带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信仰。按照正统派的信仰主张,伊斯兰教完全是‚一神论‛的,‚除安拉之外,别无神灵‛；对于任何人物（包括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以及动物和有形之物的崇拜,都是非信仰的、禁止的。但苏非主义的理论基础便是建立在以‚万有单一论‛为核心的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上,并不排斥一些民间固有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苏非派传播的地方,许多民俗和传统信仰便容易保存下来。维吾尔族的情况便是如此。祖先崇拜以及各种自然崇拜,都被苏非派所容纳吸收,并以麻扎朝拜的形式得到提倡。现在我们在麻扎上看到的各种朝拜、祭祀活动,显然与伊斯兰教正统主义的信仰是有所区别的,但却是一部分穆斯林宗教生活的组成部

分。

在哈萨克族民间,也保留有大量的萨满教遗俗。哈萨克族的求雨仪式名为‚塔萨特克‛,于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由聚集的人们捐献牲畜,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祭祀时,大毛拉用白色大布将《古兰经》悬挂于一高木架上,然后站在《古兰经》下摊开双手,向腾格里和真主祈祷,念诵降雨的祷文。人们则按照对腾格里或真主的虔诚,凑一点作为布施的现金,然后分吃作为祭品宰杀的牲畜,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以这种方式祈祷求雨。

在哈萨克等民族中流行的‚巴塔‛、‚40支蜡烛‛等习俗,也反映了萨满教的遗存。巴塔,意为‚祝福‛、‚祈求‛,在哈萨克族日常生活中运用十分广泛。如在殡礼仪式中诵念的‚加纳扎巴塔‛、为亡魂诵念的‚伊斯兰教经文巴塔‛、每日五次礼拜诵念的巴塔；在婚礼、节日、宴会前后、布施、为准备过冬而宰杀牲畜时诵念的巴塔；人们远途旅行、英雄出征时,须接受德高望重的长老的巴塔；由于一定的原因,须为儿童做专门的巴塔,祝愿他们长寿、幸福,或祈求圣人施予恩惠等等。

‚40支蜡烛‛的习俗是原始萨满教信仰在哈萨克族中的遗存。哈萨克族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在40天之内要回家探望妻子儿女,故人死后的40天内,每天黄昏降临时,要将毡房门敞开,在门框右方点上蜡烛,并铺上白毡,供放一碗饮料（如马奶等）。同时,家里人还要祈祷祝福,点蜡烛的40天内,每天1支,有时7支,蜡烛是用浸过油的棉絮或蓝布缠绕芨芨草制作的,长约一尺。点40支蜡烛的目的,是替死者驱魔,在40日之内保持死者生前住所的清洁,使死者的灵魂感到满意。

萨满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遗存,反映了这种原始的宗教形

态在新疆地区长期流行并与其他宗教交融、吸收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萨满教逐渐让位于古代人为宗教,这是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但是,由于萨满教的长期流行,特别是它是一种人们初始的、原生的宗教思想意识,许多观念和习俗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成为一种积淀十分深厚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因此,不会随着新的宗教的流行而完全消失。这些观念和习俗也必然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其他宗教里,形成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地区化、民族化的特点。这是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留存有大量遗俗的根源。

佛教传入新疆与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传入新疆的，也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曾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1、祆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无文字记载。1978年以来在乌鲁木齐和伊犁州都出土了祆教的文物——高方座承兽铜盘。据考证，这两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铜盘，与中亚发现的祆教祭祀台形制相似，是祆教徒专门用来祭祀圣火用的，这表明祆教传入新疆应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祆教的传入路线是由波斯沿丝绸之路北道经中亚传入新疆。

2、史籍对这一时期祆教在吐鲁番的流行情况也有记载：‚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佛教在这里仅处于‚兼信‛的地位，反映了祆教的盛况。

3、宋朝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祆教日趋衰落。祆教虽然作为一种宗教在新疆消失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却在曾经信仰过它的民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祆教的重要节日诺鲁孜节，现在仍是曾信仰过祆教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在这些民族中，敬火拜火的习俗也大量保留下来。

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古代印度产生的一种宗教，它的创始人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来佛教徒所尊称的释迦牟尼。佛教在其产生后的几个世纪里，只是在本土流传。后来被立为印度国教后才开始传入与印度毗邻的国家和地区。

根据《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等汉、藏文献记载，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七八十年代。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于阗（今和田地区）。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今喀什地区）。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

佛教在新疆的迅速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佛教传入前后，新疆正处于奴隶制的发展阶段，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各霸一方的奴隶主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互相攻伐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而匈奴贵族集团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汉朝政府驱逐匈奴使各族人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劳动人民的苦难。因此，佛教传入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无力摆脱现实苦难的情况下，只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对佛教的信仰上。奴隶主贵族也希望借助佛教来消除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对佛教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大力扶持，从而使佛教在各地迅速兴起。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佛教已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佛寺、佛塔林立，僧侣成群；于阗、龟兹（今库车）、疏勒、高昌（今吐鲁番）等佛教中心相继形成；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兴盛，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鸠摩罗什等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

公元5至7世纪，由于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和各割据政权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发生，新疆社会长期陷入**，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佛教寺塔的建筑，千佛洞的开凿，大规模佛事活动的频繁举行以及僧侣队伍的不断扩大，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人们从对佛教的信仰中既没有得到生活的改善，也没有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逐渐失去了对佛教的热情，佛教在新疆开始趋向衰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传入新疆的，也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曾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祆教的传入改变了新疆单一宗教的格局，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正式形成。继佛教之后，道教、景教、摩尼教又相继传入新疆。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因其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道教

形成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道家学说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当时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流传。哈密和吐鲁番是新疆进出中原地区的咽喉，从汉代起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原文化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北魏以来，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麹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后来，随着信仰道教的汉人的不断迁入，道教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唐朝统一新疆后，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当时，在佛教盛行的哈密地区，道教的宫观同佛教的寺庙数量相等，可见道教势力的强大。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特点。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正是道教能够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建。公元6世纪前后，随着中亚摩尼教徒不断来新疆经商或定居，摩尼教随之传入。隋唐时期，来新疆的中亚摩尼教徒与日俱增，他们在阿勒泰、吐鲁番、罗布泊等地定居下来，在当地形成了摩尼教徒聚居区。由于他们聚族而居，不积极传教，所以摩尼教当时在新疆居民中没有得到广泛传播。9世纪中叶，曾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迁入新疆，才使摩尼教迅速传播开来。

回鹘人聚居的高昌，是摩尼教东方教区主教驻节之地，也是新疆摩尼教的中心。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文书看，当时在高昌、交河、唆里迷（今焉耆）等地，建立了大量摩尼教寺院和宗教组织，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僧侣队伍，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和佛教徒一样，高昌的摩尼教徒也十分重视石窟的开凿和绘制宣扬摩尼教教义的壁

画，近年来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了30多幅摩尼教的壁画以及文物和遗址。后来，随着回鹘人改信佛教，摩尼教逐渐衰落。但直到宋代，吐鲁番、和田等地仍有摩尼教徒在活动。

景教是中国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世纪。初期主要流行于吐鲁番地区。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景教迅速传播到新疆各地，进入其在新疆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新疆伊斯兰教中心喀什噶尔，成为景教25个行教区的第19教区和主教驻节之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路过新疆时，看到沿途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轮台、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都有景教的教堂或景教徒。同一时期的其他外国旅行家，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一时期信仰景教的畏吾尔人很多，以致一些旅行家说，‚在所有畏吾尔（一作畏兀儿，蒙元时期对回鹘的汉文译写）的城市中，都有聂斯脱利派教徒‛，‚畏吾尔人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徒‛。当时还出现了马可斯等十分著名的景教人物。在前往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朝拜途中，因遭遇战争停驻叙利亚。不久，马可斯就被马拉加城景教大总管委任为驻中国‚总主教‛，后又被任命为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景教文献有许多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其中回鹘文的景教‚赞美诗‛，是专供回鹘景教徒新婚夫妇举行婚礼时唱诵的。元代以后，除伊犁地区外，景教在新疆已基本消失。

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传入，使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这些宗教都没有能够取代佛教的地位，所以这一时期新疆仍继续维持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这两个事件大约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这时已传入新疆。

随着于阗王国的灭亡，佛教也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西部至南部地区成为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长期的战争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南疆地区社会的发展。

伊斯兰教，中国旧称‚大食教‛、‚天方教‛、‚回教‛、‚清真教‛等。公元七世纪初由麦加古莱什部落人穆罕默德创立于阿拉伯半岛。基本教义由信仰、宗教义务和善行三部分构成。信仰包括六个方面，故称‚六大信仰‛，即信仰安拉为唯

一、至上的主宰，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仰安拉派遣的天仙无处不在，信仰《古兰经》为天启经典，信仰后世生活和末日审判，信仰一切皆由安拉前定。

宗教义务有五项，称为五项宗教功课，又简称‚五功‛，即念诵作证词以表白自身信仰，按照教法规定做礼拜、斋戒、缴纳天课、朝觐。

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是《古兰经》和‚圣训‛，《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以安拉的名义颁布的言论汇集，‚圣训‛是穆罕默德本人及其认可的门弟子的言行录。这两部经典是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伦理、哲学及各种社会思潮和学说的经典根据和理论基础。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统治集团开始了对外的军事扩张。伊斯兰教也就随着阿拉伯军队传播到被征服地区，成为世界性宗教。

公元7世纪后期，阿拉伯军队开始入侵中亚。随着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在阿拉伯势力崩溃后，中亚相继出现了几个由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其中，与新疆毗邻的萨曼王朝就是这样一个由当地塔吉克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大约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即唐末至五代初。当时新疆地区共有三个地方政权：于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是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建立的政权。由于喀喇汗王朝与萨曼王朝相邻，它因此成为萨曼王朝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首要目标。9世纪中叶以后，萨曼王朝就不断发动对喀喇汗王朝的军事‚圣战‛，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片领土。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被萨曼王朝攻陷，驻守怛逻斯的副汗奥古尔恰克被迫迁往喀什噶尔。不久，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争夺王位失败的纳斯尔王子潜逃到喀什噶尔向奥古尔恰克寻求庇护。奥古尔恰克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矛盾，不但允许纳斯尔在喀什噶尔避难，还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行政长官。纳斯尔到阿图什后不久，就利用他和奥古尔恰克的特殊关系，施展了‚牛皮巧计‛：他对奥古尔恰克说，‚请您赐给我一块牛皮大的地方，让我建立一座清真寺，以便‘在里面祈祷自己的主’。‛为了进一步笼络纳斯尔，一贯敌视伊斯兰教的奥古尔恰克同意了他的要求。纳斯尔回到阿图什后，立即宰杀了一头黄牛，把牛皮割成细条连结起来，然后用这条牛皮绳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立了一座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纳斯尔不仅建造了清真寺，还把喀喇汗王朝的一名重要成员萨

图克〃布格拉汗发展成为穆斯林。萨图克原是喀喇汗王朝大汗之子，幼时丧父，后随叔叔奥古尔恰克生活。相传奥古尔恰克曾答应等萨图克长大后就把权力移交给他。但在他长成后却没有兑现诺言，萨图克对此十分不满。后来他常常去阿图什打猎，在这里认识了纳斯尔并成了朋友。不久，萨图克就在纳斯尔的说教下秘密加入了伊斯兰教，还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王室成员。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这两个事件大约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这时已传入新疆。

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后，一边暗中跟着纳斯尔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知识，一边秘密在汗族成员特别是青年中发展信徒。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他25岁时终于利用由其信徒组成的3000名骑兵，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推翻了其叔父的统治，夺取政权，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可汗，也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位地方政权的穆斯林首领。

萨图克〃布格拉汗执政后，立即宣布伊斯兰教为合法宗教，并号召和鼓励人们改宗伊斯兰教，但终其一生也未能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喀喇汗王朝全境。伊斯兰教历344年（公元955年／956年），萨图克在喀什噶尔去世，葬于其入教之地的阿图什。其墓至今尚存。

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后，其长子穆萨（全名穆萨〃阿尔斯兰汗〃本〃阿不都〃克里木，突厥语名巴伊塔什）继位。他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先内后外的政策。首先在副汗的辖区内继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接着就发动了对‚不信真主‛的巴拉沙衮大汗的‚圣战‛，一举占领巴拉沙衮，灭掉了大汗。穆萨

自此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大汗，喀什噶尔也随之成为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把伊斯兰教势力作为重要依靠力量的穆萨〃阿尔斯兰汗，为了迅速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喀喇汗王朝全境，在继续强制推行的同时，与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密切配合，发起了一场伊斯兰教宣传运动。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的《全史》记载，公元960年，20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如以每帐3至4人计算，在这一年接受伊斯兰教的仅突厥人就有60至80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可以认为，经过这场宣传运动，伊斯兰教已为喀喇汗王朝的绝大多数居民所接受，并已取代佛教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主要宗教。就在这一年，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新疆地方政权中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就此出现在历史上。

萨图克〃布格拉汗父子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遭到佛教及其他宗教信徒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强制改宗伊斯兰教的暴动。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对喀喇汗王朝的做法也十分不满，所以对喀什噶尔等地佛教徒的反抗给予了支持。962年，穆萨〃阿尔斯兰汗以此为口实，发动了对于阗王国的军事‚圣战‛。战争初期，由于于阗得到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和吐蕃的支持，占据了优势，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但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呈拉锯状态。其间，穆萨〃阿尔斯兰汗去世。其子阿里〃阿尔斯兰汗继位后，继续同于阗进行战争。998年，双方在今英吉沙与疏勒交界处展开激战，可汗阿里〃阿尔斯兰汗阵亡，喀喇汗王朝大败。999年，喀喇汗王朝消灭中亚的老对手萨曼王朝后，将中亚的军队调往新疆，投入同于阗的战争。这支生力军的参战，使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于阗城下，经长期围困后

于1006年攻陷于阗城，于阗王国灭亡。

于阗国灭亡后，于阗的佛教徒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同伊斯兰占领者展开了激烈战斗。在今策勒县达玛沟一带，佛教徒同伊斯兰占领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地因此有了一个‚乌尊塔特‛（意思是‚长期坚持异教的地方‛）的地名。从中亚带兵参加于阗战争的四个伊玛目，就是在策勒一个名叫波斯坦的地方被当地佛教徒杀死的，当地现存的‚四伊玛目麻札‛，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于阗佛教徒的反抗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关于这场战争，至今和田民间仍有‚百年战争‛之说。

随着于阗王国的灭亡，佛教也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西部至南部地区成为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长期的战争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南疆地区社会的发展。

在喀喇汗王朝同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中，由于高昌回鹘支持于阗，因此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喀喇汗王朝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人恨之入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词典》中，就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所以，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于阗王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的军事‚圣战‛。

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高昌回鹘的‚圣战‛。他率军从八拉沙衮（在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一带）出发，越过伊犁河，攻入高昌回鹘境内。高昌回鹘出兵迎击，打退了入侵之敌。1017年，高昌回鹘发兵30万，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

距八拉沙衮8日路程的地方。正在患病的阿赫马德〃托干汗不得不抱病组织人马进行反击，打败了因长途奔袭而疲惫的高昌回鹘军队。阿赫马德〃托干汗又亲自率军追击，并再次攻入高昌回鹘境内。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战斗十分激烈。《突厥语词典》收录了多首有关这次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反映战斗激烈、残酷场面的，也有描述伊斯兰入侵者对高昌佛教文化进行毁灭性破坏情况的。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给战马佩上记号，向着回鹘地区的塔特（指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向着盗贼和恶狗，像飞鸟一样飞速进发。‛

攻入高昌回鹘境内的这支喀喇汗王朝军队，对被视为‚盗贼和恶狗‛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我们进行夜袭，我们四周包围，我们斩去其额发，我们砍杀孟拉克（高昌回鹘地名）人。‛

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所到之处，像在于阗一样，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对回鹘佛教寺院也进行了大肆破坏：‚我们如潮水而至，攻陷了大小城池，佛像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

高昌回鹘对入侵的喀喇汗王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正当战争进行中，阿赫马德〃托干汗病情加重，喀喇汗王朝不得不撤兵罢战，对高昌回鹘的这次‚圣战‛无果而终。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不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喀喇汗王朝因此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西喀喇汗王朝之间以及两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无力再发动对外的军事‚圣战‛。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一次传播高潮也就此结束。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特别是于阗王国灭亡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南疆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地区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并存格局的形成

12世纪初，契丹人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西辽统治下的中亚和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情况复杂，其中伊斯兰教是信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这一特点决定了西辽的宗教政策。契丹人信仰佛教，但却有着对其他宗教信仰都能容忍的传统。为了维护其统治，西辽统治者没有把自己所信仰的佛教定为国教，也没有强制推行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而是采取了对各种宗教不加歧视、一视同仁的宗教宽容政策。蒙古统治时期，继续实行与西辽相同的宗教政策。宗教宽容政策的实施，使新疆这一时期的各种宗教都空前活跃起来。佛教随着契丹人重新回到了不久前被伊斯兰教逐出的各个地区。在西辽直辖的地区，都出现了契丹人修建的庙宇。这些庙宇采用汉族风格的绘画作为装饰，富丽堂皇。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及天山以北各地，佛教依然十分盛行。

近代考古发现，在西辽统治时期，其境内的摩尼教和景教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种宗教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是景教。在吐鲁番发现的用叙利亚、粟特和突厥语编辑的景教文献的片断和碑文，以及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景教文物，表明景教在这个佛教中心也有了重大发展。景教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它的总主教伊里亚斯在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喀什噶尔建立了景教的总教区，其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信奉景教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在成吉思汗灭乃蛮后，率其部众投奔西辽，进一步壮大了景教在西辽的力量和影响。

在佛教、景教等其他宗教向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发展时，伊斯兰教也在利用西辽的宗教政策向非伊斯兰地区传播。在喀喇汗王朝

对高昌回鹘的武力传教活动失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伊斯兰教始终未能越过库车、拜城一线，东传至高昌回鹘境内。西辽建立后，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的壁垒自然消除，伊斯兰教得以顺利东传，不久就越过边界，和平地传入高昌回鹘境内的阿克苏、库车，后又陆续传入焉耆、吐鲁番、昌吉一带。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变化是失去了官方宗教的地位。伊斯兰教虽然得到了西辽统治者的尊重，但它已不再是官方奉行的国教，由原来的独尊地位降为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政治地位的这一变化，导致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变化。一是广大穆斯林拥护西辽的统治，伊斯兰教上层更热心为西辽统治服务。他们为西辽代收贡赋、监视民情，维持地方治安，甚至出现了在清真寺中以西辽统治者的名字念呼图白的罕见的现象。二是随着其他宗教的冲击和世风日下，一些穆斯林的信仰不再那么虔诚，甚至发生动摇，改信了其他宗教。《真理的入门》的作者玉格乃克就感叹道：‚清真寺变成废墟无人礼拜，冷落荒凉‛，‚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异端邪说却猖獗风行‛。就在伊斯兰教出现衰落迹象之际，随着蒙古统治者的皈依，它又迎来了传入新疆后的第二次传播高潮。

成吉思汗在攻占西域后，把新疆分封给了他的次子察合台，新疆从此进入了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一直信守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和法令，为保证能够公平对待各种宗教，察合台蒙古人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事物总是在变化的。蒙古人所统治的西域，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蒙古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而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蒙古百姓，他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也是穆斯林。所以，无论蒙古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人民，在同穆斯林的长期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蒙古

人统治西域一个多世纪后，中亚的一些蒙古人包括蒙古贵族，开始接受伊斯兰教，成为第一批蒙古族穆斯林。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蒙古统治集团和部落首领为争夺权力常常干戈相见，武装冲突乃至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一些蒙古贵族为利用伊斯兰教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臵成吉思汗的政策和法令于不顾，接受了伊斯兰教。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蒙古群众，则希望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来寻求新的精神寄托。

察合台汗国同中亚蒙古汗国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兵连祸结，战乱频仍。同中亚不同的是新疆佛教仍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伊斯兰教对蒙古人的冲击和影响不像对中亚各民族那么大。所以直到14世纪初，新疆地区还没有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但是情况不久就发生了变化。

察合台汗国经过长期**后，到14世纪初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察合台汗国辖地主要在新疆。1347年，东察合台汗国的杜格拉特部首领播鲁只把流落在民间的据说是成吉思汗七世孙的秃黑鲁帖木儿扶上了汗位，定都于阿力麻里。在秃黑鲁帖木儿正式登位前，播鲁只把他放在阿克苏进行监护。在此期间，秃黑鲁帖木儿遇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其先祖被流放到新疆的苏非派传教师谢赫贾拉里丁与额什丁和卓父子。在他们的说教下，秃黑鲁帖木儿答应接受伊斯兰教，由于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他要求在他登上汗位并掌握了最高权力后再正式公开信仰和举行入教仪式。秃黑鲁帖木儿登位时，谢赫贾拉里丁已经在阿克苏去世。几年后，额什丁和卓才得知秃黑鲁帖木儿称汗的消息，便按照原来的约定，前往阿力麻里去见秃黑鲁帖木儿汗。秃黑鲁帖木儿汗遵守诺言，由额什丁为他举行了入教仪式，并取了一个‚艾布伯克里〃穆罕默德‛的教名，正式成为一

名穆斯林。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新疆地区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

把秃黑鲁帖木儿汗扶上汗位的杜格拉特部是察合台蒙古中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他们让年仅18岁的秃黑鲁帖木儿当察合台可汗，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察合台汗国的实权。秃黑鲁帖木儿汗当然也不愿当傀儡，为了摆脱杜格拉特家族的控制，他采取了许多策略和措施，接受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迅速壮大以他为核心的这股宗教政治势力，秃黑鲁帖木儿汗入教后，就在额什丁和卓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始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迅速取得重大的成果。察合台汗国的全部王公贵族很快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久，阿力麻里的16万蒙古人集体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接着，他们开始向各地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传教师。这些传教师在大力宣传伊斯兰教的同时，还与各地统治者一起，采用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接受伊斯兰教。派往为库车的是名为‚库车伊斯兰教社团‛的传教组织。该社团进入库车后，一方面在当地修建清真寺，开设经文学校，培养宗教职业人员，建立宗教法庭，散发《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典籍；一方面采取宣传和强制两种手段推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教师深入到各地宣传伊斯兰教，并以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名义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教。与此同时，他们还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对接受伊斯兰教的人给予种种优待，对拒绝者则施以各种方式的惩罚。在此情况下，库车的大多数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库车伊斯兰教社团‛不仅对库车的佛教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也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拆毁佛教寺院庙宇，捣毁佛像，焚烧佛教经典文献，屠杀佛教教徒，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库车佛教文化被破坏殆尽。佛教僧侣或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或

逃往异国他乡，或抗拒被杀。继于阗之后，新疆的又一个佛教中心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清洗中湮灭了。

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察合台汗国群雄争权，硝烟再起。其继承人也里牙思火者汗被蒙古贵族袭杀。在长期**后，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幼子黑的儿火者被杜格拉特部拥立为汗。黑的儿火者汗执政后，很快就恢复了由于统治集团内争而停顿下来的传教活动。这次传教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新疆地区仅存的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吐鲁番。传教的方式采用了许多伊斯兰统治者惯常使用的武力方式，即伊斯兰‚圣战‛旗号下的军事征服。1392年，黑的儿火者汗亲自带领伊斯兰军队进攻吐鲁番。由于有当地伊斯兰教教徒做内应，佛教教徒的反抗很快就失败了。黑的儿火者汗一举攻占吐鲁番城，接着又占领了哈剌火州。吐鲁番陷落后，狂热的伊斯兰士兵对这里的佛教教徒进行了血腥屠杀，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近代考古发现，在一些佛教寺院遗址里，无数被撕得粉碎的古代文献浸泡在被屠杀的僧人的血泊中，经过几百年，已凝结成硬如石块的东西，旁边还杂有缺头断足的尸骨。而地下挖掘出的古代文献往往带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有的是被有意撕毁的，有些则明显是被焚烧过的。而这些被烧剩的残卷，正是当时伊斯兰占领者放火焚烧寺院时，寺院房屋或院墙倒塌被压在下面才幸而保存下来的。

吐鲁番被并入伊斯兰势力范围后，新疆的佛教势力只剩下哈密最后一块地盘。1399年，黑的儿火者汗又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当时，哈密还臵于明朝的控制之下。驻守哈密的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明军给来犯的伊斯兰军队以沉重打击。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黑的儿火者汗以及额什丁和卓家族的阿布纳赛尔丁和卓均被明军打死。对哈密的这次‚圣战‛也就此以失

败告终。

继黑的儿火者汗之后的穆罕默德汗，是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中一个极端狂热的伊斯兰教推行者。据穆斯林史书《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穆罕默德汗执政后即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按时礼拜，违者严加惩处。惩罚措施极其严厉，其中包括用马掌铁钉入犯者的头颅骨。在此残忍手段的强制推行下，察合台蒙古人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些蒙古人成为穆斯林后，在同当地维吾尔穆斯林的长期交往和互通婚姻中，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逐渐维吾尔化，最后都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了。

在黑的儿火者汗进攻哈密失败后，吐鲁番的伊斯兰统治者又多次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与驻守哈密的明军反复争夺哈密。伊斯兰教虽然没有以武力攻占哈密，但是佛教势力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削弱。在明朝军队退出哈密后，佛教势力更是急剧衰落。到16世纪初，佛教势力已基本退出了哈密。以哈密佛教势力的退出为标志，伊斯兰教在经过大约六个世纪的传播后，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和卓势力的兴衰及历史教训

随着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以和卓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在新疆逐渐兴起。‚和卓‛也写成‚霍加‛、‚和加‛、‚火者‛等，原来的意思是‚主人‛、‚显贵‛，后来专门用来指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穆斯林也称为‚圣裔‛（圣人的后裔）。伊斯兰教中关于‚圣裔‛的说法很多，也很复杂，这主要是因为真正的‚圣裔‛并不多，那些为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自称‚和卓‛的人不得不编造家族的历史。这些和卓虽然是假的，但是一般穆斯林群众却很难识破，这种伪造的身份也就为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在中亚伪造和卓身份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村子全村人都是和卓，村名也叫‚和卓村‛，所以有人说中亚的和卓多如牛毛。由于和卓太多，不可能都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所以这些假和卓们便纷纷离开中亚去谋求发展。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这个新开辟的伊斯兰地区就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理想之地。特别是在额什丁和卓家族取得成功后，中亚的和卓便如过江之鲫纷纷来到新疆。在新疆获得成功的和卓家族先后有三支，最早崛起的一支就是额什丁和卓家族。

额什丁和卓的先祖原是中亚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个苏非派教团的首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被流放到新疆喀喇昆仑山一带，后来移居到位于罗布泊地区。这是一个介于和阗与吐鲁番之间的重镇，也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作为被流放者，他们来到新疆后一直比较安分。但是到额什丁和卓的父亲谢赫贾拉里丁时，他开始在罗布泊地区传播苏非派教义，招收门徒弟子。但信者不多，弟子也只收了十几个。贾拉里丁遂决定离开罗布泊地区去阿克苏发展。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该和卓家族的命运，也对新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拉里丁父子在阿克苏遇到秃黑鲁帖木儿汗。秃黑鲁帖木儿汗利用额什丁和卓家族推行伊斯兰教，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额什丁和卓家族则借助秃黑鲁帖木儿汗的权力扩大了伊斯兰教特别是苏非派的传播范围，从而扩大和巩固了该家族的宗教地位和影响。秃黑鲁帖木儿汗以额什丁和卓引导其入教和传播伊斯兰教之功，不仅聘任他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和顾问，而且封其为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世袭罔替。

额什丁和卓获封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除大力在一般群众中发展信徒外，尤其重视吸收统治集团的成员。许多王公大臣、部落首领纷纷效法秃黑鲁帖木儿汗，拜倒在额什丁和卓门下，成为该和卓家族的门徒。额什丁和卓家族还十分热衷于宗教教育和苏非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库车期间，兴办了瓦里耶经文学院，这所经文学院成为传播苏非主义和培养苏非派骨干力量的中心。由此，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到南疆各地，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一支宗教政治势力。

随着额什丁和卓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也越来越多。在这些特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特权是对汗位继承和任命大臣的‚认可‛权。这项权力规定，察合台汗国在确定汗位继承人和任命大臣时，必须征求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开创了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干预政治乃至控制政权的危险先例，其危害性以后便逐渐显露出来。

在经济方面，额什丁和卓家族通过汗的赏赐、占有瓦合甫（宗教寺产）地和水利设施、信徒的捐献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大量聚敛财富。成为察合台汗国最大的宗教封建主。宗教地位的巩固，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政治特权，而是要求控制汗国的实际权力。他们利用‚教长认可‛和推荐大臣的特权，积极参与朝政，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甚至发展到随意废立可汗。但在同世俗统治集团的斗争中，额什丁和卓家族最后遭到失败，并走上了衰落之路。

继额什丁和卓家族之后兴起的是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势力。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再次陷入**。1514年，察合台后王赛德汗在叶尔羌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在长期的**中，拥兵自重的察合台诸后王和蒙古贵族在互相攻伐中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削弱，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却趁机发展起来，使世俗统治者更加依赖于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和维护统治。于是上至可汗下至各部落首领，几乎无不聘请著名苏非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在这种背景下，叶尔羌汗国建立伊始，就把聘请宗教导师的做法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这就是‚宗教导师制‛。按照这个制度，每一位汗都要聘请一位苏非做自己的宗教导师。叶尔羌汗国的宗教导师制吸引了大批的和卓从中亚来到新疆，并围绕导师职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防止和卓以势干政，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者不再从额什丁和卓家族中聘请宗教导师，而是聘请那些从中亚来到新疆不久，虽有一定声望但缺乏社会基础的和卓当宗教导师。阿不都〃拉失德汗聘请了中亚塔吉克人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作为宗教导师。由此，叶尔羌的王公贵族和百姓也都跟着阿不都〃拉失德汗成了这位和卓的门徒。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也取得了许多经济特权。随着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迅速成为继额什丁和卓家族之后在新疆兴起的第二支和卓家族势力。但是，由于当时叶尔羌汗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汗权巩固，特别是阿不都〃拉失德汗对和卓干预朝政保持高度警惕，使该和卓家族始终没有能够像额什丁和卓家族那样得以操纵叶尔羌汗国的朝政。后来，该和卓家族的地位被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家族所取代。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原名阿合买德〃卡桑尼，乌孜别克族人，中亚最大的苏非主义组织‚纳合西班底派教团‛的首领。为了扩大纳合西班底教团的势力，他亲自来到叶尔羌汗国。由于当时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

族正处于鼎盛时期，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自感难以取代其地位，只好在发展了一些信徒后返回了中亚。

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去世后，他的两支后裔进入新疆。这两支后裔来到新疆后，为争夺叶尔羌汗国的宗教领导权，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清代文献又称‚白帽回‛、‚黑帽回‛，或‚白帽回子‛、‚黑帽回子‛。民族文字资料中称为‚阿克塔克‛（白帽派）、‚喀喇塔克‛（黑帽派），或‚白柳派‛、‚黑柳派‛，‚白旗派‛、‚黑旗派‛等等。这些名称都是人们根据两派的外在特征所起的，而不是本派的自称。按照苏非派教团名称的一般规则，两派的正式名称应为‚伊禅卡朗派‛、‚伊斯哈克派‛。至今，以这两个名称自称的教团‚伊禅尼耶‛和‚伊斯哈克耶‛，仍是新疆地区两个重要的苏非派教团。

白山派和黑山派为了争夺宗教统治权，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他们不仅挑起穆斯林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各自对世俗统治者的影响，不断挑动统治集团的内争。由此，激化了宗教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结果，使双方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这也加快了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速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发展到17世纪后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并不断发生流血暴力冲突。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反复斗争和相互残杀，不但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也使两派和卓势力元气大伤，迅速地衰落下去。

1755年，白山派的后裔大、小和卓发生武装叛乱，大和卓波罗尼都被派往南疆，利用其影响去招抚维吾尔族人，以实现对南疆的和平统一；其弟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管理‚回务‛。波罗尼都受命后，即同清朝使者一起，率领由清军、准噶尔人和山地居民组成的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前往南疆。波罗尼都以清朝政府委派的官员与和卓的双重身份招抚维吾尔族人，各地不满黑山派和卓统治的维吾尔族人纷纷归顺。黑山派和卓虽然进行了抵抗，终因众叛亲离而失败。黑山派和卓家族中，除阿布都拉和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脱逃外，其余全部被杀。黑山派和卓势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波罗尼都收复南疆后，立即宣布天山南路从此进入‚可汗秦（指清朝皇帝）的时代‛。不久，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当时已归附清朝的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小和卓霍集占不念清朝解救之恩，反而‚率众助逆，以与勤王之台吉、宰桑战‛，参与了叛乱。在平叛清军即将抵达伊犁时，霍集占怕清朝政府追究，潜往南疆。他一入南疆，即提出‚收罗和城，可以自立‛的分裂主张，煽动波罗尼都背叛清朝。1757年，霍集占杀害清朝政府派往南疆进行招抚的官员阿敏道，正式发动了叛乱。1759年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终于平息了这场历时两年四个月，波及南疆大部分地区的叛乱。

19世纪上半期，在浩罕汗国等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和卓后裔，先后发动了‚张格尔和卓之乱‛、‚玉素甫和卓之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和卓之乱‛等多次叛乱。这些以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为目的的叛乱，不仅根本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也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也就注定了这些叛乱必然失败的命运。

清朝平定和卓后裔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社会稳定，维护了各族人民包括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消除了和卓势力，消除了危害新疆社会的一个毒瘤。

和卓家族势力兴衰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非正常发展乃至恶性膨胀，必然导致其侵夺世俗权力；一旦他们夺取权力，则必然建立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把社会拉向倒退；这种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给各族人民包括穆斯林群众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深重的苦难；在他们失去权力后，必然利用其宗教影响，以百倍的疯狂来夺回失去的权力，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这也是17世纪至19世纪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自汉代新疆归属中国版图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新疆没有发生过利用宗教反对中央政府，进行分裂活动的事件。所以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宗教问题一般不直接处理或干预，而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政权自行处理。清朝统一新疆后，鉴于叶尔羌汗国时期宗教上层势力不仅长期干预世俗政权，甚至取而代之，建立政教合一的和卓政权，造成社会长期动荡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宗教上层利用宗教危害国家的统一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维护新疆社会的稳定，决定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下，对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清政府的政教分离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干预司法。清政府规定，凡是有阿訇身份的人，一律不得在政府任职，更不能当官掌权。只准许阿訇念经礼拜，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允许干预行政事务。如阿訇的弟子中有在政府当差或当官的，也不允许再兼任阿訇，以防止阿訇利用亲属参与或干预行政。对属于宗教上层人士的大阿訇，则规定要由地方行政长官‚遴选保举‛，以保证对宗教上层的控制。在和卓统治时期，政教合一，宗教上层权力很大，干预政治问题十分突出。如每年开斋节的第一天，阿訇就趁阿奇木伯克（地方行政长官）赴礼拜寺礼拜之机，对阿奇木伯克的政绩进行评议，‚以为贤者留之，以为某事无道，某某事尤无道，则与回众废而杀之‛。这就是说，宗教上层对政府事

务有评判的权力，并且对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政府官员有生杀大权。正是这种权力使他们控制了各级政权。在政教分离政策实施初期，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在叶尔羌官员控告阿奇木伯克时，第一个署名的就是阿訇。清政府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乾隆皇帝过问此事，他再次明确规定，今后政府的一切事务只能由阿奇木伯克处理，‚阿訇不得干预‛，并要求新疆官员让所有百姓都知道这一规定。

在防止宗教干预司法方面，清政府针对过去政教合一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新疆统一之初，清政府只是规定谋反、谋叛等重罪，必须按照清朝的法律处理，宗教不得干预。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则可由宗教法庭依照伊斯兰法律和民族习惯法处理。后来逐渐把刑事施法权收归政府，规定在刑法方面必须执行清朝的法律。宗教法庭继续予以保留，但只负责处理民事案件。清朝在新疆司法制度上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司法双轨制，虽然这一改革不够彻底，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对于刚刚摆脱和卓政教合一统治的新疆社会来说，还是比较稳妥和有效的，对于保证实现新疆的政教分离和防止宗教干预司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其二是政府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伊斯兰教内部因不同的观点历来就分为许多派别。而教派斗争也几乎贯穿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新疆白山派和黑山派就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流血冲突。但是，不管教派矛盾多么尖锐，只要没有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它仍然只是宗教的内部问题。所以清政府要求各级官员不得介入教派之争，在选拔官员时不得以教派划界，而要以政治态度为取舍标准。对于白山派和黑山派，清政府认为他们‚原无分于种类‛，后来虽然‚自分种类‛，但那也只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他们

拥护清朝的统治，无论是白山派还是黑山派，都应当一视同仁，立有战功或政绩的，皆予以重用。即使是白山派的和卓，如额色尹、图尔都、鄂托兰珠和卓等，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并在平叛中立有战功，清政府按功行赏，照样给他们封公晋爵。黑山派中有反对清朝统治的，照样予以严惩。如黑山派阿訇孜牙墩就因率众暴动而被凌迟处死。白山派和卓张格尔叛乱后，一些新疆官员要求改变对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态度，在黑山派中选拔伯克。道光皇帝认为这样会使两派‚更相猜疑，别生衅端‛，危害清朝的统治，因此予以否定。后来随着和卓后裔的不断叛乱，清朝政府才改变了这一政策开始支持黑山派，压制白山派，并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两派矛盾，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同时，清政府还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清政府认为，阿訇作为‚掌教之人‛，为穆斯林群众‚素所遵奉‛，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此十分重视对阿訇的挑选和任用。规定阿訇要由各庄伯克从通达经典、诚实公正者中挑选，再由阿奇木伯克报请驻扎大臣批准。当选阿訇还必须定期拜访驻扎大臣。如发现被保举阿訇既不知经典，又不可靠且剥削穆斯林群众者，要即行革除和惩治，保举该阿訇的阿奇木伯克也要一并受到惩处。

严厉查禁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谋逆‛活动。清朝统一新疆后，逃亡到中亚的白山派和卓后裔，穷困潦倒，又不甘心于失败，便不断派人潜入新疆刺探情报，联络和煽惑白山派信徒，进行反对清朝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时敛取钱财，为叛乱活动做准备。清政府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饬令地方官员严加查禁和打击，一旦查获审明，‚首从各犯‛均‚全行正法‛。自乾隆以来，清政府多次破获此类案件，沉重打击了利用宗教进行的‚谋逆‛活动。

禁止‚习念黑经‛。所谓‚黑经‛，是指《古兰经》等伊斯兰教正式经典之外的经典，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主要是指苏非主义（即苏非派，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新疆又称‚依禅派‛，回族称‚门宦‛）的经典，以及和卓、教主等伊斯兰教上层伪造的所谓经文。嘉庆十六年（1811年），就破获一起以和卓后裔名义‚捏写回经，妄添不法语句‛的案件。伪造经文，借以蒙蔽、煽动穆斯林群众，是和卓等伊斯兰教上层和不法之徒惯用的伎俩和手段，危害极大。为防止和卓和不法之徒以‚黑经‛煽动群众起来反清，清政府不仅对‚捏写黑经，妄添不法语句‛者严加惩处，而且规定‚禁止莫洛回子习念黑经‛。‚莫洛‛即‚毛拉‛，清代在新疆地区主要是指具备初步宗教知识而又能读写的青少年，也包括一般有文化的穆斯林。‚回子‛是清代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称谓。规定要求各地如发现有违禁者，在查明审实上报后，要根据‚习念黑经‛时间长短，给予‚发遣、枷责‛等处罚。同时还规定，各地驻扎大臣要在每年年初，把这一规定张榜布告，晓谕百姓，并严行禁止。

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的政教分离政策和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目的无疑是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但也是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力和职责。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虽然不够彻底也不够全面，比如保留宗教法庭为宗教干预司法留下了空间。但是，由于它是根据新疆的实际，因地、因时、因俗而制定的，所以有较强的针对性。政教分离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政权与教权长期纠结的症结，基本实现了两者的分离，无论是对新疆社会，还是对伊斯兰教的正常发展，客观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对于防止利用宗教煽动反对清朝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发展

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继续演变。原有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已消失无存，佛教、道教在一度衰落后有所复兴，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又先后传入新疆，加入到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中来。

伊斯兰教作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一是传播地域广大，遍及南北疆。二是信仰民族多。清朝时期，随着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迁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七个民族。由于历史上这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乃至民族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佛教在伊斯兰教的排挤下一度衰落，不见了昔日寺院林立、僧侣成群的盛况，信仰者只是在家中烧香拜佛，从事一些简单的佛事活动。但清朝统一新疆，特别是驱逐阿古柏匪帮后，随着内地信仰佛教的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佛教在新疆又逐渐复兴起来。在汉人较集中的哈密、巴里坤、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奇台、昌吉、伊犁等天山北坡各地，都重新建立了佛教的寺院。甚至在伊斯兰教势力强盛的南疆地区，也出现了佛教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前，新疆共有汉传佛教寺院20余座。

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融合当地的苯教而形成的具有藏族特点的佛教。

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史无明载。唐代，吐蕃屡入新疆，与唐朝、大食争夺西域。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文化遗存，但毋庸臵疑的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在新疆的长

期活动，必然把这一宗教带入新疆。近代以来在和田地区发现的藏传佛教的‚欢喜佛‛塑像，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藏文佛经，马面观音、十一面观音等壁画，有人认为是10世纪至11世纪藏传佛教的文物。但这一时期吐蕃早已退出新疆，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文物应属唐代遗存。时间约为唐朝中晚期。这一时期，应是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

有关藏传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从藏传佛教文物的分布可以推断，在和田、吐鲁番这些吐蕃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藏传佛教比较流行。吐蕃退出新疆后，藏传佛教也随之日趋式微。但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阗李氏王朝的宗教战争期间，原为政治对手的于阗和吐蕃，由于都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出于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的目的，双方抛弃前嫌，加强了联系，斯坦因认为，吐蕃还通过奠居在拉达克及西部领土的显然属于突厥种的首领来支援于阗。这种密切联系，必然扩大藏传佛教在于阗的影响，促进该教在于阗的流传。

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藏传佛教在新疆也有所复兴。蒙哥汗时期，就有许多维吾尔族人信仰了藏传佛教。当时途经此地前往蒙古的法国小教友会修士威廉〃鲁不鲁克，对维吾尔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就作了详细的记述：‚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为一个团体……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手里总是拿着一串念珠（有一二百颗念珠），如同我们带着我们的念珠一样。他们经常重复地说这句话：Onmanbaccam（唵嘛呢叭咪吽）。‛他还详细描绘了维吾尔族僧侣的服饰，焚烧尸体及将骨灰埋在‚金字塔的顶上‛的习俗，以及同他们进行的关于上帝、灵魂等问题的辩论。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新疆虽有流传，但信众不多，影响不大。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勃兴，是与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联系在一起的。

卫拉特蒙古原来信仰萨满教。明初，藏传佛教曾一度传入，并为一些上层贵族所信奉和推崇。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其首领也先为提高卫拉特蒙古喇嘛的地位，还亲自代其向明朝皇帝‚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等。但在西迁至西北地区后，由于受到东蒙古的阻碍等因素的影响，藏传佛教日趋式微。16世纪后期，卫拉特蒙古的一些贵族重新认识到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再次提出接受藏传佛教的要求。土尔扈特部首领赛音特勒斯墨尔根特穆纳诺颜提出信奉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的教派——格鲁派（黄教）的建议。卫拉特蒙古贵族与格鲁派上层的结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萨满教最终被排斥，藏传佛教成为卫拉特蒙古各部共同信奉的唯一宗教。

1640年，在卫拉特—喀尔喀蒙古王公会议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察津必齐克》）。在该法典中，专谈藏传佛教的条文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条文以法律形式规定喇嘛教为全蒙古所有汗国和公国的正式国教‛，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独尊地位。该法典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以保证僧侣来源。为保证僧侣队伍的稳定，对破坏戒律擅自还俗的僧侣，规定没收其一半的牲畜和财产。法典还赋予僧侣种种特权和法律保护，如规定；‚掠夺属于僧侣的爱玛克者，科以铠甲百领、骆驼百头、牛千头的财产刑‛；向僧侣征用大车者，处以罚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赋役者处以罚马一匹的财产刑；詈骂、殴打僧侣者，处以罚马一匹至九九的财产刑，等等。

清代迁入新疆的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后来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近代以来，蒙古各部落纷纷新建、重建或扩建寺庙，寺庙数量急剧增加。到解放前，藏传佛教寺庙已有近百座。新疆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如昭苏圣佑庙、巴伦台黄庙等，大都是近代所建。

道教的情况与佛教大体相同。它也是随同内地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而得以复兴的。由于当时进入新疆的军民以信仰道教者居多，所以道教在新疆取得了比佛教更大的发展。当时，大型的道教宫观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带有我国多神崇拜传统的道教建筑，如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娘娘庙等等，却遍布天山南北，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据《三州辑略》记载：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的道教宫观，如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龙王庙、真武庙、文昌庙、魁星阁、财神庙。巴里坤会宁城：万寿宫、关帝庙；汉城：万寿宫、城隍庙、关帝庙等等，多达百余座。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在北疆地区发展之迅速。

道教不仅在北疆地区迅速传播，在南疆地区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据《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都建有万寿宫、关帝庙。有些地方还同时建有其他的道教庙宇，如乌什除万寿宫、关帝庙外，还有山川社稷坛、马祖殿、火神殿各一座；哈密有文昌宫、火神庙、财神庙、无量庙、罗真庙、城隍庙等。

由于各地政府的支持，道教在新疆获得了重大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清朝灭亡而失去官方支持的道教，从民国时期起便逐渐趋于衰落。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是中国对基督教‚新教‛的专称。基督教是近代传入新疆的西方宗教之一。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喀什瑞典耶稣教（即基督教）堂设于疏附县北关，男教士三人，女教士四人‛。这是关于基督教传入新疆最早的汉文记载。但据西方基督教会本世纪初的一项调查，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瑞典行道会的传教士到达南疆地区，在那里同其他传教士一起传教近四分之一世纪。1892年，行道会进入喀什，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到1921年，在南疆地区已形成四个传教中心：喀什、叶城、疏勒和英吉沙，有传教士7人。这项调查还附列了新疆基督教的传教点和各传教点设立的时间：喀什，1892年；叶城，1895年；迪化，1908年；疏勒，1909年；英吉沙，1912年。以上各传教点，除迪化是内地会的传教点外，其余均为行道会建立的。

上述两种记载大体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在19世纪末，首先由瑞典行道会传入南疆地区，继由内地会传入北疆地区。

1889年，英籍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来华。在内地活动几年后，于1905年前后来到乌鲁木齐，设福音堂于北大街（后移至库后巷），吸收了16名男女加入基督教。胡进洁为了传教方便，着汉人服装，并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他的传教范围很广，除乌鲁木齐外，还去过南疆的库车、焉耆等地。胡进洁不仅在汉族、维吾尔族中传教，也积极在蒙古等民族中发展信徒。盛世才统治时期，胡进洁被以英国间谍之名关进监狱，长达13个月之久，致使他曾一度精神错乱。胡进洁在新疆的长期传教活动中，虽然也发展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入教，但人数很少，发展缓慢。在胡进洁之后，相继又有马慕洁、马尔昌等外国传教士来新疆传教。这些早期来新疆的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在所到之地开办圣经训练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学校等，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引人们入教。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早期传教活动，虽然把基督教传播到了天山南北各地区，但信徒不多，影响不大。盛世才统治时期，取缔了一切教会，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被捕入狱，或被迫离开新疆，教堂被改作他用，教产被没收，基督教受到传入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批来自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新疆。这些传教士于所到之处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发展信徒，建立教会。这一时期，进入新疆的基督教的传教差会，除原有的内地会、行道会外，还有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安息日会、信义会、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循道公会等。继外国教会之后，一些内地教会的传教士也开始来新疆传教。1948年，山东济南和潍县两地灵修院的传教士和信徒10余人来哈密传教。他们一方面积极在哈密传教，一方面派人前往巴里坤、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吉木萨尔、喀什等地发展信徒。次年，他们在哈密新城修建了一座教堂，将其教会组织定名为‚基督教西北灵工团‛，下设布道、灵育、医药等7个部，并且创办了《西北灵工》和《灵工通讯》两个刊物，在新疆和内地发行。西北灵工团共发展信徒103人，成员主要是职员、军警、医生和职业教徒。

天主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称：耶稣定居印度时，曾到处讲道，‚文献多次记载，他经常返回喀什。‛他还认为，距喀什6英里的马利亚墓的墓主马利亚，可能就是《新约圣经》中《腓力比书》所说的，在耶稣受难后坚持不背叛他的三位同名马利亚的妇女之一，并称‚这座位于喀什的马利亚墓葬完全可能具有真实的背景。‛这只是他个人的推测，学者一般根据元

代新疆已有也里可温教，推断当时天主教已传入新疆。但也里可温教并不单指天主教，所以天主教传入新疆的时间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进入新疆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鄂氏于1603年到达新疆莎车，在该地逗留了一年。他能讲流利的波斯语，精通伊斯兰教教义。在新疆的一年间，他带着另外几个天主教徒到过叶城、和田、喀什和哈密等地，除了发现一张内容为基督教的画之外，没有发现这些地区还有基督教徒。对鄂氏在新疆是否进行过传教活动，是否发展过信徒等情况，史载阙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随着英美等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殖民化进程，开始了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天主教在新疆的大规模传播晚于内地，大约在清末民初。最先来新疆传播天主教的是德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天主教士石天基在绥定（今霍城县）设教堂。3年后，又有法国天主教士梁萌德在宁远县（今伊宁市）小东梁设教堂。大约与法国传教士同时，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斯的荷兰传教士，受某天主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他先去了蒙古，不久就来到喀什。据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到过喀什的外国人对这位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就专门介绍过这位传教士，称他是一位懂多种语言、知识渊博的人。1900年斯坦因来新疆考古探险时，在喀什也经常见到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斯坦因给亨氏的评价是‚慈善的神父‛，说他‚总是带来许多新闻和传闻，从这些常与原始材料相左的信息中无成见地搜集一些情报，或许会给因投入缺乏一份当地报纸而遗憾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斯坦因还谈到在喀什有一个以G〃李盖提传教士为首的瑞典传教团。这表明

当时在喀什除荷兰传教士亨德里克斯外，还有一个瑞典天主教传教组织。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不断到来，到民国初年，在全疆各地的重要市镇，如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莎车、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天主教堂。盛世才统治时期，天主教同基督教一样，一度受到沉重打击。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外天主教传教士又纷纷来到新疆，使新疆天主教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些传教士中，既有真正热心于传教事业的神职人员，也有以传教为掩护的间谍。这些间谍以传教为名，建立秘密组织，把一些亲信教徒发展为侦探，加以训练后，派往各地搜集情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天主教堂大肆从事间谍活动，广泛搜集有关新疆的军政情报，还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间谍活动损毁了天主教的形象和声誉，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新疆当局的惩处。

东正教是随俄罗斯人传入新疆的。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忍受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的俄罗斯人，陆续迁来新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随着俄罗斯人的到来，东正教也随之传入新疆。当时进入新疆的都是普通的东正教信徒，没有神职人员。近代以来，随着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俄罗斯传教士开始进入新疆，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开设教堂。到‚十月革命‛前，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都建立起了东正教教堂。俄罗斯传教士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和主持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他们在其他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当时，来新疆的俄罗斯人很多，其中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国籍，数量达到万余人。由于这些俄罗斯人都信仰东正教，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东正教徒已有万余人。‚十月革命‛后，各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大量进入新

疆。还有一些我国原来在俄罗斯已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工，也携家来新疆定居。这些华工有的已信仰东正教，他们的家属都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也随着这些俄罗斯人和华工的到来而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一些仇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官、地主、贵族和传教士来新疆后，仍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苏反共活动，因而受到当时还亲苏亲共的盛世才的打击，东正教也受到牵连，教堂被封闭。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反苏反共分子被逐渐清除、盛世才的统治结束后，东正教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新疆宗教演变史的几点启示

一、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不断在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世俗政权宗教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二、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这些民族进入新疆后，自然就会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带到新疆来。

古代中亚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就把他们信仰的祆教率先传入了新疆。在新疆定居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广泛分布于从阿勒

泰、伊犁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从而也把祆教传播到了新疆各地。在新疆鄯善吐峪沟，至今还分布着许多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坟墓，并出土了祆教的文物。粟特人改信摩尼教后，不仅把摩尼教传播到了新疆，还传播到了远离新疆的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让生活在那儿的回鹘人信仰了摩尼教，并使之成为回鹘人的国教。

唐代，吐蕃人进入新疆后，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到了从南疆到北疆的许多地区。后来，随着吐蕃人撤离新疆，藏传佛教也在新疆一度消失了。直到17世纪，进入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该教才再度兴盛。

新疆道教则是由中原地区信仰道教的汉族带入新疆的，由于其他民族信仰道教的不多，所以道教传入早期主要流传于哈密和吐鲁番这两个汉族集中的地区。

除了多民族的原因之外，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对新疆宗教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摩尼教虽然很早就传入新疆，但影响却不大，当840年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迁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后，摩尼教在新疆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景教的情况和摩尼教差不多，传入新疆早期也没有大的发展，但随着大量维吾尔族人改信景教，使新疆景教一度十分繁盛。在维吾尔族人大量改信伊斯兰教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也逐渐由佛教为主要宗教演变为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并最终形成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三、宗教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和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

宗教与时代相适应，不只是社会对宗教的要求，更是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历史证明，只有那些能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宗教，才能生存和发展。如当代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能由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无疑是因为这些宗教能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凡是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宗教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这些古代的世界性宗教，由于不能与不断变化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最终被社会所抛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宗教不仅要与时代相适应，也要与变化了的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任何一种宗教，在传播到一个新的地域或民族后，在排斥这个地区或民族原有宗教的同时，必须吸收融合原有宗教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其地域的和民族的特点。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就吸收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佛教，所谓‚中国佛教‛，就是说它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藏族原有的苯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佛教不杀生，佛教徒也不吃肉和葱韭，但历史上新疆的佛教徒既吃肉也吃葱韭，这就是新疆的佛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就一直在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与新疆社会相适应，逐渐演变为带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点的新疆伊斯兰教。新疆历史上曾经长期流行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因此受波斯文化影响很大，所以新疆伊斯兰教的大量宗教术语采用的是波斯语而不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语言阿拉伯语，胡大、古尔邦、肉孜等等；伊斯兰教禁止真主之外的任何朝拜，而新疆的穆斯林从接受伊斯兰教至今一直都朝拜被称为‚圣地‛、‚圣墓‛的麻扎；伊斯兰教是禁酒的，但从《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新疆著名穆斯林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新疆穆斯林喝酒和酒馆的记述，《福乐智慧》还专设一章论述‚侍酒官应具备的条件‛，《真理的入门》的作者玉格乃克为‚酒馆周围兴隆繁盛，清真寺无人礼拜冷落荒凉‛的社会现象而感慨和不满。历史上新疆穆斯林女性戴面纱的不多，所以19世纪俄国的哈萨克军官瓦里汗诺夫在喀什噶尔看到这一现象时，就发出了新疆穆斯林女性是‚亚洲最自由的女性‛的感慨。具有上述特点的伊斯兰教，既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也不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就是我们新疆各族穆斯林一千多年祖祖辈辈信仰和奉行的新疆伊斯兰教。

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宗教，才是有活力的可以持续存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回归到宗教初始的状态，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的，因此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宗教极端主义否定传统的新疆伊斯兰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这是对新疆传统伊斯兰教的恶意诬蔑，是别有用心的，其罪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传统伊斯兰教，来灌输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主张。

四、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对新疆宗教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这两种宗教的支持分不开的。如佛教虽然晚于祆教传入新疆，但由于得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便迅速超过了新疆原有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教以及祆教的影响，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并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西辽和蒙古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