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第一篇：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抗战中期（1939—1941年）美国对华援助初探

抗战中期，苏联在继续援华的同时，为预防纳粹可能的侵略，迫切地与日本谋和；英国援华脚步徘徊；法国维希对日退让；德国停止援华行动。

中国政府、各党派和人民苦撑待变。

此时，美国为了其远东和全球利益挺身而出，为中国坚持抗战注入了强心剂。

一、对日禁运

随着美国民众逐步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美国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思潮有所削弱。1939年春夏，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人赞成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并抵制日货。6月16日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显示，同情中国者为74%；赞同不买日货者为66%，反对者为34%；赞同对日禁运军用品者为72%，反对者为28%（《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1939年7月，美国政府鉴于其在国会内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未获成功，又考虑到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士气的不利影响，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于远东局势的态度，鼓舞中国人的抗日士气。美国政府选择了预告废除日美商约这一方式。此举将为美国日后对日本经济进行制裁铺平道路，同时也向日本发去明确的信息：如果它一意孤行，半年后就将失去美国重要物资的供应。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日本驻美大使，声称：“在最近几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在审查美国与外国签订的商业和通商的 1

有效条约?在这一调查过程中，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赫尔通知日方，要求终止这一条约，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日美商约的废除，消除了美国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国民党方面深感振奋。中央社发表评论说，“我国朝野对于罗斯福总统采取此种断然措臵，莫不钦佩其高迈之认识与果敢之决心，日寇在过去两年间所受打击，以此次为最重大，其将成为致命之打击。”蒋校长称赞美日商约的废除是“总统和国务卿的伟大而辉煌的举动”，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达成之时，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减轻了中国自卷入冲突以来所面临的极严峻的危机”。

此后，美国逐步扩大对日本“道义禁运”的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原料。12月上旬，美国政府又将“道义禁运”的范围扩大到制造飞机所用主要金属铝、镁、钼等，并禁止提供生产航空汽油的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利用这一时机迫使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日本要求，切断滇越铁路；同时向英国施压，要求封闭滇缅公路。

1940年7月2日，美国政府颁布第一道禁运令，将下列三种物资列入需申请许可证的范围：

（一）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

（二）非常时期战略物资，包括铝、镁等原料；

（三）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但对日本至关重要的石油和废钢铁并未包括在内。

在日本压力下，英国于7月中旬宣布关闭滇缅路。为了抵消 2

这一事件的消极影响，罗斯福于7月25日又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但是，普通汽油不在其列，而以日本的工业能力，将其加工成航空燃料并非难事。列入禁运清单的废钢铁也并非全部，而只限于第一号高熔点废钢铁，这一类别只占日本废钢铁输入量的15%。

8月，日本威逼法国同意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北部、让日军使用飞机场及向日军提供其所需要的资源等无理要求，并在边境地区越境挑衅，施加军事压力。中国外交部在得知日、法正进行谈判的消息后，指示胡适敦促美国政府，“催禁全部废铁与普通汽油，并采取其他更有效之行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美国也感到事态严重，有必要对日本予以警告。8月和9月中，美国多次对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无理要求提出警告和抗议，但日本臵若罔闻。9月22日，软弱无力的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随之，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北部。鉴于此，9月26日，美国宣布对废钢铁实行全面禁运。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新的政策纲要，决定强化南进姿态，并不惜对英美一战。日本要求与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在印支建立海、空军基地，实即对印支实行军事占领。日本限期要求法国答应其要求。法国被迫同意。7月25日，日军进入印支南部，南进姿态昭然显示。

在日本出兵之前，得到日方通报的美国曾向日本提出印支中立化的建议，并将此事与石油禁运挂钩，但日本拒绝了美方的建议。7月26日，美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8月1日，美国事实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对此，英国与 3

荷兰积极配合。英国同时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国的资产，并废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和日印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取消了当时仍有效的与日本的石油合同。日本资源短缺，石油80%以上依靠进口。美、英、荷等国所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对日本是一个致命打击，迫使日本在或停止战争或孤注一掷中做出选择。

二、经济援助

1940年中，美国逐渐加大其对华援助的力度。4月，中美达成新的借款合同（中美间最早的借款合同达成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被称为“桐油借款”）。合同规定：到1941年6月30日前，美方将向中方提供2000万美元的借款，中方则以出口4万吨锡为担保。此次贷款史称“滇锡借款”，其条件较桐油借款更为有利，年利率由4.5%降至4%，还本期由5年延长为7年。这笔借款虽不能用于购买武器，但可以用来购买军需物资（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10月，中美又达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中央银行提供贷款，年息4厘，以钨砂运销美国所得收益为担保（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与前不同的是，该合约赫然列有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出现的签约人，以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中央银行和资源委员会作为签约的一方。这就是说，中国政府这次公开成了受款对象，从而使这笔贷款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

1940年11月30日，即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及日汪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当天，美国政府宣布对华提供1亿美元 4 的巨额贷款。这一贷款分为两部分，一半为金属贷款，一半为平准基金贷款。1941年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中央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中国则向美国出售钨、锑、锡等矿产。4月1日，中美签订《平准基金协定》，宣布为稳定币值、促进两国贸易，美国财政部将向中方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炉边谈话，认为，对日本最有效的牵制是继续援助中国。1月，他派遣白宫高级顾问居里赴华，帮助中国解决经济问题。

三、军事援助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对战争形势将产生重大影响的《租借法案》。国会对此法案辩论了两个月。3月8日，参议院终于以60票对31票通过《租借法案》。随后，罗斯福正式签署这一法案。3月15日，罗斯福发表演说，赞扬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他表示，中国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援助。

1941年4月，罗斯福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他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宣称“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1941年7月，美国军方考虑派遣一个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考察与了解中国对于军事物资的实际需要，监督援华物资的运输、交付与使用。这一军事代表团还将充当国民政府的顾问，“协助一切，有如以前德顾问团之职务”。

8月，美国正式宣布派出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设有一处五科，5

计有参谋处、人事行政科、情报联络科、组织训练科、供应科、作战计划科；各科之下，按需要联合设股，计分空军、步兵、工兵、通信、交辎、兵工、化学兵、野炮兵、高射炮兵、装甲车队及杂项等11股。该代表团以陆军少将马格鲁德为团长，史称“马格鲁德使团”。该使团的使命虽不如中方所期望的那样担任更为重要的顾问角色，其主要工作为主管援华租借物资事宜，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在双方高层军事当局之间进行沟通的任务，密切了中美军方的联系。

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活动中，还存在着非官方的渠道，其活动后来在官方的默许和支持下颇有成效。美国来华空军志愿队的建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1940年秋，为征雇美国空军人员来华作战，中国政府派遣原美国空军军官、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陈纳德及航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赴美活动。

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允许美国现役军人退出航空部队，加入志愿航空队，协助中国抗日。

7月10日，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队队员离美赴华。在这前后，罗斯福又批准了志愿队的第二批成员，限其于11月赴华报到，内有100名驾驶员以及机枪手和空中报务员等。

8月1日，中国政府发布命令，正式成立由陈纳德担任指挥官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该大队由美国志愿人员和中方人员共同组成，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

第二篇：美国对华战略 学习心得

美国对华战略学习心得

环科1201 任钦凯

这几周我们学院就“美国对华战略”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相关内容，我对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策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常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某种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围堵也好，西化分化也罢，总之不断投棋布子、谋篇布局。美国人自己说起来则常常自嘲：美国哪有什么战略？还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总统一换，推倒重来。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

美国这样的大国肯定有战略。不仅有，美国政府还最爱公布战略。比如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每四年公布一次《国家安全战略》。各部门还有国防、军事、反恐、网络空间、阿巴地区等等各种战略报告。类似“重返亚太”这类战略，在各种官方讲话、文件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关于美国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其一，美国政府的战略就是这些公布出来的“阳谋”吗？是否还有其他秘而不宣的阴谋？第二，美国政府的这些战略是一以贯之、行之有效，还是虎头蛇尾、自娱自乐？

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美国政治的几个特点：一是三权分立，政治主体多元化；二是决策较为开放透明；三是两党轮流执政。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大致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美国政府公布各项“阳谋”是真战略，一方面向选民交代本届政府要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府内部“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美国是一个比较难保密的国家，所以在战略层面要想形成什么惊天阴谋而不为外界所知不太容易。美国政府当然也有秘密行动，但是这种“阴谋”在局部的战术层面比较可行，在战略层面很难做到。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两党轮流执政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美国政府战略的连贯性相对较差。美国没办法像中国那样制定管几十年的“三步走”战略，连五年规划也做不了。就拿美国对华战略来说，每个新总统上台基本都要折腾一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再走向成熟。当然，美国战略讨论有其基本范围，两党虽然有各自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次序，比如民主党重价值观念、倾向多边主义；共和党重利益、重自由贸易，相对倾向单边主义，但这些不同都在美国战略的基本范围之内，可称之为“大稳定、小摇摆”。

现在，在中国媒体、网络甚至学界当中，常有人以某个“惊天大阴谋”来串联、解释美国的各种战略，以单一原因解释复杂现实，把本来未必有关系的各种事态联系起来。比如说美国的各种战争不是为了石油，就是瞄着欧元；美国的战略部署不是在地图上画圈圈，就是在大国间打楔子。这种“阴谋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上非专业性的表现，是因为没能理解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认知心理学研究显示，以本民族为中心视角，夸大对手的敌意和能力，是人的常见心理偏差，美国对越南战争中北越意图的判断、对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能力的判断，都反映了这种认知偏差。今天在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不合实际的判断都很普遍。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扭转这一局面，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战略，其重要性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三篇：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解析

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解析

◆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该战略已获立法机构配合，也吸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将涉华事务作为部门资源优先配置方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阳

目录

目录.................................................................................................................................................1 导语.................................................................................................................................................1 1.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形成............................................................................................................1 2.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考量............................................................................................................2 3.越来越多机构加入这一战略当中............................................................................................3

导语 自 2017 年 12 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大国竞争的时代已重新来临”以来，美国确定了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基调，“全政府对华战略”逐渐成为华盛顿热词。

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该战略已获立法机构配合，也吸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将涉华事务作为部门资源优先配置方向。开启对华调查、出台对华限制政策的节奏随之明显加快。

1.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形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是反映美国政府战略思维的两份重要文件，清晰表明美国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并沿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措辞，称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

在上述两份文件从战略层面定义了华盛顿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之后，美国国会接过接力棒，从法律层面将这一战略转化为操作方案。

2018 年 8 月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生效的《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该法案在文本中强调，美国国会声明，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优先项”，需要融合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和军事等多重国家力量，以保护和加强国家安全。

时隔不到一年，今年 5 月 20 日，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系统阐述全政府对华战略，标志着这一战略正式形成。

2.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考量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称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方面的挑战，表示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国体制存在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采取“全政府”方式，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以及学术界。

方针声称为了更好应对中国，美国社会各界力量应与政府合作。此外，方针还称美国将积极与盟友合作，尤其是印太地区盟友，以寻求共同应对中国。显然，美国希望能够在国内进行反华动员，并在其盟友间建立一个反华联盟。

方针细化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的对华战略，表示对华策略要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列举了美方将“坚持原则”的一些地方，包括“对冲中国叙事，抵制所谓中国削弱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根据中方实际行为进行回应，停止配合中国进行只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等。

这份文件回顾了美国政府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以来在对抗中国方面的种种措施，并再次阐释美国对于美中关系的定性和认识。概括来说，就是从美国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里没有按照美国设想发展，因此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战略。

由此可见，中美矛盾冲突升级，背后存在着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且面临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事实也表明，美国的不安情绪已转化为对抗行为，如经贸摩擦、打压中国驻美媒体，以及进行所谓科技脱钩等。可以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相应激进措施。

3.越来越多机构加入这一战略当中 记者梳理发现，美国立法和行政分支内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加入到这一战略当中，涉华工作在各政府部门也吸引更多资源投入。

在立法分支，今年 5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宣布成立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为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中持对华相似态度的议员提供协调机制，但这一小组没有实际权力。麦卡锡在“中国工作小组”成立时说，这一小组“旨在加强国会应对来自中国的跨部门威胁的能力”。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美中委员会）是 2000 年在美国国会的要求下创立的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监控、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进行报告。美中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在其 2019 年的报告中，美中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限制一些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股市，加强对大学研究工作的监管以防止学术间谍活动等。该委员会还建议美国国会采取措施确保从中国进口的药品和制药原料的安全。

在行政分支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历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在国安会中主要负责对华政策的是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廷杰。波廷杰此前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对华态度相对强硬，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据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不少强硬举措都与国安会有关。

美国国务院在中美摩擦中扮演十分显眼的角色，近年频频出台反华政策，包括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限制中国外交官、媒体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禁止部分中国学者、学生赴美，并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网络中清除等。

2018 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呼吁美国国防战略“紧急进行大幅度调整”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 7 月 8 日的一次表态中列出国防部今年十大工作目标，其中 俄罗斯有关的计划”，第七项是“让中国成为国防部焦点”。埃斯珀还发表题为《美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应对中国》的署名文章称，美需建设一支与中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力量，还将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

司法部 2018 年 11 月 1 日启动所谓“中国计划”，力主加大对涉华案件的调查力度，以体现司法部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优先。隶属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7 月 7 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表示，联邦调查局“平均每 10 个小时就启动一项新的涉华反情报案件调查”，并且“在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 5000 个案件中，有一半与中国有关”。

美国国土安全部 7 月 24 日宣布在部内成立“中国工作组”。此外，美国国务院出台的限制中方人员的签证政策，也由国土安全部负责执行。

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则是由国会议员和行政分支官员联合组成的一个独立工作机制，创立于 2000 年 9 月，主要工作内容是“跟踪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出具报告”，对华立场较为负面，不少美国对华负面政策和立法背后都有这一委员会的影子。其现任联席主席之一是共和党鹰派反华参议员卢比奥。

第四篇：美国大学对华扩招 中国学生如何选择

从前留学海外是件难事，很少人能做到。我们那时候来美国读书，即便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签证官还常刁难，以至于如何寻求签证都成了一门学问，叫“签经”。这个经是新兴学科，四书五经里都找不到的。

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生源国。2009-2010学年，中国赴美学生增长近30%，在美学生近12.8万。今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美方承诺对于中国学生的留学提供签证的各方面便利条件。由此可见，日后中国学生的选择会逐步拓宽，来美国留学将越来越容易，就如选择国内大学一样。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美国经济低迷，而中国很多家庭有条件送独生的孩子出来读书了。美国各大学甚至设立专门的招生人员，远赴中国招生，中国留学生一下子又成香饽饽了。也可以说，这是美国向中国学生“扩招”。在这种扩招之时，中国学生当作何选择呢？我想任何一个考虑留学的人，都应该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留学？

首先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出来留学？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得到什么？在目前的生活阶段，这个选择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看法与一些批评“小留学生”的作者恰恰相反，我觉得要么早出去，要么别出去。我觉得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选择非常简单，因为到哪里不是重新开始？再说趁着年轻时候精力旺盛，一鼓作气把博士或者其他所需的学位拿下，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这一点和美国人没有可比性，他们五六十岁开始都可以，因为他的根就在这里，也无需考虑签证啊、以后的工作签证配额啊之类的问题，所以一切都很容易，但是很多方面的小问题，就可能拖中国人的后腿，使得我们人生的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很多人在等绿卡期间，没法换工作，只好忍气吞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法挑三拣四。美国社会很自由，但是对于美国人自己来说，更自由一点。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出来读书。如果有留学的想法，那么最好趁早一点，本科后或者工作一两年后就出来。我当年在国内读完了研究生，然后又工作了好几年，又有了孩子，然后出国，换了各专业读，就觉得很累，劲头也不大。如果回头重来一次，我会选择本科后尽早出国读书，而不是拖到三十多岁。或者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心别出去了，否则得不偿失。—— 当然，这只是我基于自身阅历的一点笼统看法。

很多人出去读书，是因不满现状。当然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你一味只想“离开什么”，但不知道“追求什么”，出来读书照样陷入茫然。最终决定我们人生道路宽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对于未来的认识。如果只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换个环境，未必就万事大吉，毕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另外，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不要以同学为参照系，而应该以自己的现状为横轴，以未来的理想为纵轴，这样去画出自己的坐标来。有的人不出国，在国内已经有了好的事业和家庭基础，出国留学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周期比较长的博士学位。如果爱好做学问，不喜欢某个专业，仅仅因为好申请、好拿奖学金就来读，会读得很痛苦。另外，博士一般培养学者、教师，如果指望以后当教授，那么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博士经历之后，如果留在美国发展，还要等工作签证、绿卡、以及这一期间长达六七年等候终身教授评选的阶段。和这一切相比，不妨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条路，会不会喜欢，还是利用国内现有条件，继续发展更为有利？当然，也可利用过去的经验化作财富，经过留学，实现职业的升华，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这种选择，不会有固定答案，大家应该根据自身实际，分析留学一切有形无形的损失和收益。

第二，要不要来美国留学？

美国人出国，很少说“出国”，而说去具体哪个国家，比如法国还是德国还是韩国，但是我们则笼统地说“出国”。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选择也已经很多，去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各个地方都有，“出国”的标签已经过时，也毫无意义，因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差距太大。

所以，大家应该想清楚，去美国是不是上佳选择？各个地方，尺有其短，寸有其长，例如，去英国学时比较短，一般很快就能拿到学位，但是多半情况下得自己筹资。去欧盟，可以体验文化的多元，还可轻松游历多个国家。我有朋友甚至说他周末的时候会跨越国境去打八十分。和这些地方相比，是不是来美国最适合自己呢？美国社会包容性比较强，且日后有移民的可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打算，比如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你以后没可能连根拔起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辈子，那么未必就得来美国。

来美国读书，一个人需要非常独立。除了平时的学习和课程安排需要各自计划之外，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需要一步步克服。举个简单的例子，和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出门没车，寸步难行。来了之后得学会开车，你还得买车。另外，美国社会不会对新来的人区别对待，平时大家不把你当外人，但这说明他们只会用对待自己国民一样，甚至更苛刻的条件来要求你，比如你去申请信用卡，人家不会体谅你是外国人，在美国毫无信用记录，故而特别优惠，银行会对你一视同仁，你需要一切从头来，得依靠自己事先用那种小额储蓄式的“信用卡”，慢慢积累信用。诸如此类很多小小的困难需要克服，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步步过来，遇到困难的也不止你一个，也无需因此而被吓阻。

第三，来美国留学要读什么专业？

一个最容易的答案是什么专业好申请？但很多时候，这问题短视，而且没多少实用价值。更为关键的是问题是：一生当中，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别人没有办法替代自己回答。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其它一切都水到渠成。

这一点或许很难回答，但或许很好回答。说很难，是因没有人能预见未来，一步到位地定好自己的目标，以后再作调整甚至再三调整是正常情况。说容易，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活动，能给你提供最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和他人说的那种“可复制的成功”无关。人和人不一样。比如所有人都在说提升领导力，让人以为，在职场，好像只有做领导才行。有人根本不是这块料，跑到那样的位置上做得很累。人的才能和喜好本来就有差异。有人喜欢给人出谋划策，但是实施不行，那么他在顾问的位置上更开心。有的人喜欢推销一切，你让他在营销和销售的位置上他如鱼得水。聪明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地方行，哪些地方不行。

如果无法决定到底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可以问一下自己：过了20年、30年后，我希望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很多选择看起来并不难，因为有些职业你可以一眼看到底，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比如在美国高校当教授，你几乎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图景，精确到每一年，比如前面几年熬终身教授，熬到之后如何做研究，学术服务或者教学，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看看做着同样职业的某些人，从他们身上去看这一行做下去是怎么回事。

更不要以“热门专业”为立足点，决定自己申请学校和专业的标准。当年，计算机热门，中国学生一窝蜂去读计算机，毕业后正好遇到网络泡沫。后来金融热门，大家又一窝蜂去读金融，结果毕业了正好遇到华尔街的冬天。如上所述，热门专业未必一定都适合你。套用肯尼迪的一句话：不要问你去什么热门专业，而要问什么专业里你会成为热门。

第四，选定来美国留学的专业后如何申请？

申请学校就好比公司包装上市，投资者看的是你包装出来的一个“故事”。人们希望看到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背景？这个背景经过我们这个专业的训练，是否有助于他（她）达成他的愿望？所以除了考出托福、GRE等等之外，应该在找人写推荐信，和自己的个人陈述上多下功夫。诚然，日后我们的志向、市场行情等等都有可能改变，但是一开始的基本想法，这个你可以有。你不但有，还要真心有，你如果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别指望别人能听。

申请美国学校，很多人是同时申请很多所，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最终会录取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从一开始就必须有条理，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按照截止日期，将各项工作倒推回

去。选好学校好，应该清楚地知道各个学校的要求，然后挨个去准备。此事也可利用技术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申请文书等等。比如可以利用电子日历，记录各个学校的报名截止日期。利用Diigo等工具，储好各个专业申请的网址，标出其要求，甚至可以列出大的表格出来，好好管理。

以上一些仅作笼统建议，希望有助于各位家长和学生选择时的思考。总体上说，出来读书，学习专业知识、技能和态度是其一，另外也可借此机会，深入地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后者对于我们的人生，一样大有价值。国与国之间，这种平民的接触和交流越多，就不会稀里糊涂地崇拜，也不会稀里糊涂地憎恨。最终可能有人入乡随俗落地生根。也有可能“因不熟悉而结婚，因熟悉而分手”，生活久了，知道了对方的弱点所在，对于别国，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终于有了清醒认识，继而灭绝了崇洋媚外之心，铁了心回国发展，我看也是一收获。

第五篇：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臵。‚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冷战‛意识形态使‚世界面临从未有过的各种力量和事件如此危险的汇合‛，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驱动华盛顿政策的那种疯狂已经变得多么危险‛。